民警吳靜深在為溥儀上戶口。吳靜深提供

　　溥儀新生(上)

　　1995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儀的最后一個妻子李淑賢手捧溥儀的骨灰，把他安葬在位于河北省易縣的“華龍陵園”。溥儀的墓碑上只鐫刻著“愛新覺羅·溥儀”六個字。與遙遙相望的光緒皇帝的崇陵相比，他的墓地已經(jīng)是一個普通人的墓地。

　　溥儀的一生，做過皇帝，做過漢奸傀儡，也做過新政權(quán)的階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中，他終于成了嶄新國家里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將告別這個世界時，他感慨道：“改造我這樣一個人不容易，把一個封建統(tǒng)治者變成一個公民，無論什么國家都很難做到，中國共產(chǎn)黨辦到了。”

　　“要放，就先放‘皇帝’”

　　1959年12月4日，遼寧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

　　這一天，氣氛非同尋常。在押的300多名偽滿和國民黨戰(zhàn)犯被集中到戰(zhàn)犯管理所大禮堂中。寫著“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特赦大會”幾個大字的紅色條幅，分外醒目。在眾多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長金源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特赦大會開始。簡短的開場白后，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劉生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單。

　　此時，會場一片寂靜，戰(zhàn)犯們既激動又緊張，每個人都急于想知道這份特赦名單中，是否有自己。

　　“愛新覺羅·溥儀!”

　　聽到自己的名字，溥儀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緩緩地走到主席臺前。他伸出顫抖的雙手，接過特赦通知書，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當溥儀轉(zhuǎn)過身時，人們發(fā)現(xiàn)他早已是淚流滿面。

　　所有人都沒想到，在這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名單中，第一個被特赦的竟然是這個曾經(jīng)的末代皇帝——溥儀。在此前兩個多月的9月18日，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里曾爆發(fā)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那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宣布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的特赦令。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由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特赦一批確實已經(jīng)改惡從善的偽滿和國民黨戰(zhàn)犯的建議。

　　雖然，特赦名單還沒有公布，但歡樂和期盼的氣氛已經(jīng)彌漫了整個戰(zhàn)犯管理所。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現(xiàn)在這份名單中。戰(zhàn)犯們私下互相議論著，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在為自己近來的松懈表現(xiàn)而后悔，有的嘴上謙虛地說自己不夠標準，暗地里卻悄悄整理著衣物。

　　對于能否被特赦，每個人都沒有十足的把握，但他們都覺得，至少自己比溥儀改造得好。一個戰(zhàn)犯還公開說：“除非剩下溥儀，要不剩他就不會剩我。”甚至連溥儀自己也這么認為，他可能會是最后一個被釋放的人。

　　的確，單從勞動改造的表現(xiàn)而言，溥儀并不突出。曾經(jīng)擔任過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長的呂鳳柱至今提到溥儀仍笑言：“那笑話可出老了。”

　　溥儀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連穿衣、疊被這樣的小事也做不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時任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代理所長的金源曾描述過這樣一個尷尬的場面：

　　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隊，(溥儀)最后一個出來，衣服紐扣也扣錯了，褲扣開著。毓喦看他這個樣子，便大聲訓斥說：“溥儀，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儀只好站出隊列系扣子。群臣們見皇上還不如自己，哄堂大笑。

　　當聽到特赦名單那一刻，所有人都吃了一驚，其中也包括金源。

　　其實，戰(zhàn)犯管理所向中央報請的第一批特赦名單中有溥杰而無溥儀。但當金源從北京領回特赦證書時，卻發(fā)現(xiàn)溥杰的名字變成了溥儀。

　　據(jù)說，當年毛澤東看到送來的特赦名單后說：“要放，就先放‘皇帝’，我們共產(chǎn)黨有這個氣魄。”

　　成為普通公民

　　在溥儀接到特赦證書的當天，美聯(lián)社、法新社，甚至臺灣都播發(fā)了末代皇帝被特赦的消息。就在全世界為新中國的信心和氣度驚嘆時，溥儀已經(jīng)和同一批特赦的獄友們踏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車。

　　闊別近35年，溥儀急于想回到那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北京。回想1925年2月23日，他在一幫日本人和遺老遺少的掩護下，偷偷摸摸乘火車逃進天津日租界的情景，簡直恍如隔世。如今，他以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坐上火車準備回家了。

　　平生第一次與老百姓們坐在一起，使溥儀感到既興奮又新鮮。新中國是什么樣?未來的生活又會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聯(lián)翩的時候，車上發(fā)生的一幕給了他最好的回答。

　　一個小姑娘突發(fā)闌尾炎，老師來不及通知她的父母便自己帶孩子坐上火車趕往沈陽的大醫(yī)院治療。乘客們紛紛為她們讓座，乘務員也連忙打電話請沈陽站的工作人員協(xié)助。

　　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記錄了這感人的一幕，并感嘆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在今天也已成為了現(xiàn)實。”

　　1959年12月9日，清晨6點半，溥儀走下了列車。五妹韞馨、五妹夫萬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儉早在站臺上等候多時了。

　　一聲“大哥”，讓溥儀心中五味雜陳。雖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卻從來沒聽到過這個親切的稱呼。那時，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這些弟弟妹妹則是臣服在他腳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儀第一次體會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溫暖。

　　回到北京后，溥儀暫住在五妹韞馨家。兩天后，在妹夫萬嘉熙的陪同下，他來到了位于麻狀元胡同的廠橋派出所辦理戶口登記。接待他們的是民警吳靜深。

　　當年27歲的吳靜深，而今已經(jīng)是一位76歲的垂垂老者。在他位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老人向記者回憶起當年的一幕。

　　“他高個子，穿得很普通，臉挺瘦，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得知來人是辦戶口的，吳靜深拿出戶口登記簿為他登記。

　　“他一說姓名——愛新覺羅·溥儀，我才知道敢情這人是小宣統(tǒng)啊!”

　　雖然深感驚訝，但吳靜深還是一項一項地為溥儀做了登記。吳靜深記得，其中的幾項溥儀不太好回答。

　　問到職業(yè)，溥儀答，剛特赦回來，政府還沒安排。吳靜深在“職業(yè)”一欄里填上無業(yè)。 “文化程度?”溥儀答：“私塾十一年。”當問到婚姻狀況時，溥儀嘆了口氣說：“死的死，離的離。”這該怎么填呢?不得已，吳靜深只得繼續(xù)追問：“最后一個是死了還是離了?”他記得，溥儀小聲回答：“離了。”于是吳靜深在婚姻一欄內(nèi)填上了“離婚”二字。

　　登記完畢后，吳靜深把辦好的戶口本遞給溥儀。溥儀接過戶口本，深深地給他鞠了個躬。這位曾經(jīng)的皇帝，第一次領到了作為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證明。

　　第二天，吳靜深來到韞馨家找溥儀：“對不起了您哪，請您和萬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原來，溥儀上戶口的事引起了上級的重視，公安部派了一名宣傳干部到廠橋派出所，要補拍一張照片，為后人留下這意義深遠的一幕。可巧那天萬嘉熙有事不在，吳靜深只好拉上來串門的溥儉和溥儀一起補拍了一張照片。老人指著站在照片中間的那個人告訴記者：“這就是溥儉。”

　　直到現(xiàn)在，溥儀的戶口登記簿和他辦理戶口時的照片，仍收藏在北京警察博物館里。

　　雖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溥儀卻從來沒逛過北京城。小時候，他生活在四面都是高墻的紫禁城里，走到哪兒后面都呼啦啦跟著一幫太監(jiān);被馮玉祥趕出皇宮，他又火急火燎地逃到天津，最后又在偽滿當了14年的傀儡。對于北京，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如今他終于能以一名公民的身份大大方方地看看北京城了。

　　民族文化宮、四季青人民公社、清華大學、北京電子管廠……特赦回京后的一個多月里，溥儀與一同特赦的戰(zhàn)犯們把北京參觀了個遍。新中國成立十年間，北京的變化，讓這位當年的皇帝贊嘆不已。

　　1963年1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溥儀夫婦。

　　▲在1961年國慶宴會上，溥儀與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馬連良(左二)、京劇演員楊秋玲(左三)、電影演員崔嵬(左五)舉杯共飲。

　　第一份工作

　　回京不久，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xié)會議室接見了溥儀一家。總理問溥儀，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從事哪方面的工作?溥儀說，自己在戰(zhàn)犯管理所的醫(yī)務所幫過忙，對醫(yī)學感興趣，想當個大夫。

　　可周恩來卻不贊成。當時也在場的四弟溥任后來回憶，總理風趣地說：“你就會改藥方，非得給人家治死不可。”聽了總理的話，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儀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來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屬北京植物園參加勞動。行前，周恩來請統(tǒng)戰(zhàn)部常務副部長平杰三轉(zhuǎn)達了幾點意見：“下放勞動一年，講清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禮拜天可以休息。每兩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動。生活困難另外補助……”

　　據(jù)說，有人曾建議安排溥儀到故宮去勞動，周總理不同意，他說：“故宮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來看‘皇上’，怎么辦?”作為一國總理，周恩來為溥儀考慮得不可說不細。

　　對于溥儀的到來，植物園領導非常重視。植物園的老人們回憶，就在溥儀到園的前幾天，時任黨總支書的田裕民專門組織全園職工在食堂開了一次會。

　　植物園退休職工冀緒英記得，田裕民向大家約法三章：第一，溥儀來了以后不能圍觀;第二，對外要保密，不要讓外面的人知道，稱呼他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第三，國家機密不要跟他講。

　　“其實，我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國家機密呢?”提起約法三章，研究員盧思聰感到好笑。

　　但大家對溥儀的態(tài)度還是友好而熱情的。盧思聰記得，當田裕民把溥儀引薦給溫室組的同事們時，這位溥先生站得筆管條直，顯得十分局促，說起話來也很緊張。

　　帶著溥儀干活的冀緒英回憶，開始溥儀總是一聲不吭，開生活會時也只是悶頭做筆記，從不發(fā)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這種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們熟絡后的溥儀總是給人十分隨和樂觀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對他共同的評價。

　　溥儀愛跟年輕人開玩笑，拍人肩膀時也特別使勁。盧思聰記得，一次小伙子們逗他講清宮秘聞，溥儀說自己小時候愛吃春餅，有一回吃多了，兩個太監(jiān)就拎著他的胳膊往地上蹲，說是幫他消化。溥儀講故事時的樣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著暢快地笑起來。盧思聰說，溥儀從不忌諱談清宮的事，但對日本人他卻從來不提。

　　對于溥儀的勞動能力，植物園的工作人員都有思想準備。不過，大家還是沒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會。用盧思聰?shù)脑捳f：“知道他不會干活，但沒想到他那么不會干。”

　　溥儀在溫室的工作就是用膠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幾個大缸都蓄滿水，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會干這個，稍微一干點兒別的準出亂子。”老人們回憶。

　　第一次面對獨立生活，溥儀的糊涂和邋遢更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園研究員董保華記得，溥儀來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見溥儀在他家周圍轉(zhuǎn)悠，一問才知道溥儀晚飯后出門遛彎，走著走著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員范增興則經(jīng)常看到溥儀系錯了衣服扣子便出門。“說他，他也不生氣，哈哈一笑，說：‘我怎么這么笨啊!’”

　　為了幫助他適應植物園的生活，領導特地安排劉保善和劉保安兩個年輕人與他同屋。而今身在華北油田的劉保善，因病已無法接受記者的采訪，但他的兒子劉建軍對溥儀還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時，六七歲的建軍經(jīng)常到父親的宿舍玩，每次溥儀都會找些零食給他吃。在他的記憶里，溥儀一點也不像戲臺上趾高氣揚的皇帝，他只是一個和藹的老頭。

　　不過大家記得隨和的溥儀也有發(fā)火的時候。植物園所在的四王府附近住著很多旗人，一天溥儀剛從公共汽車上下來，站臺上忽然跪倒一片，還口稱“皇上”!溥儀向同事們講了這件事，非常生氣地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還來這一套!”

　　1961年年初，溥儀結(jié)束了在植物園的勞動。植物園給他做出的鑒定中寫道：

　　溥儀要求進步，對自己的罪惡有一定認識。自我改造比較努力，勞動、學習都很認真。他除在溫室勞動外，還主動參加大種秋菜、打野菜、打豬草等義務勞動……總起來說，溥儀的表現(xiàn)是好的。

　　溥儀在植物園學會了如何融入社會，他把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幾乎每個月都要到這里來幾趟，這個習慣一直持續(xù)到他患病前。

　　1964年溥儀隨團到延安訪問，在毛主席住過的棗園窯洞前，他與農(nóng)民高興德交談。

　　回首前半生

　　結(jié)束了在植物園的勞動，溥儀和第一批特赦的七個人被安排到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溥儀被分到北洋組，每天做些史料整理、校正歷史細節(jié)、摘抄卡片、整理目錄的工作。工作雖然繁瑣而忙碌，但他卻樂此不疲。北洋軍閥混戰(zhàn)時期的許多歷史事件他都親身經(jīng)歷，許多歷史人物也都跟他打過交道，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回憶為歷史留下真實的一筆。除此之外，溥儀更大的精力便是投入到《我的前半生》的撰寫中。

　　“我的前半生”最開始是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給在押戰(zhàn)犯們出的命題作文。為了讓他們總結(jié)過去、反省自己，戰(zhàn)犯管理所讓每一名戰(zhàn)犯都寫一寫自己的前半生。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等人的幫助下，溥儀45萬字的《我的前半生》完成了。溥杰后來回憶，這本書是溥儀口述，由他執(zhí)筆寫的，從家世、出身，一直寫到1957年。

　　初稿寫成后，有關(guān)部門油印了60冊，報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和統(tǒng)戰(zhàn)部等一些部門的領導看過后，很感興趣。統(tǒng)戰(zhàn)部第一副部長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領導同志。”

　　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都收到了十六開本用大字號印制的《我的前半生》。由于本身是認罪書，書中有很多檢討式的語言，而且全書僅憑記憶寫成，很多地方與史實也有出入，因此大家看完后并不滿意。毛澤東曾指出，書中檢討的部分太多，溥儀把自己說得太壞了。

　　1960年1月，公安部下屬的群眾出版社又印制了一批《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于封面是灰色的，俗稱“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書的責任編輯王蘭升老先生向記者回憶，“灰皮本”剛印好從新華印刷廠送來時，他們發(fā)現(xiàn)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錯了，“溥儀”竟然成了“傅儀”。于是，群眾出版社緊急動員職工，用小刀把“亻”刮掉，再蓋上“氵”。

　　該書前言寫道：

　　他(溥儀)在本書中所涉及的歷史事實都還沒有核對，他所提出的論點也有很多不妥和錯誤的地方。我們除了個別錯字和標點符號外，對文章內(nèi)容未加改動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內(nèi)部參考。

　　與此同時，公安部領導決定讓群眾出版社幫溥儀好好整理一下這本書。這個任務落到剛從公安部調(diào)到群眾出版社的李文達身上。李文達雖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愛好寫作，他與人合作的《雙鈴馬蹄表》據(jù)說是新中國反特小說的開山之作呢!

　　此時，溥儀還在植物園勞動。接受了這個工作，李文達便住進植物園附近的香山飯店。溥儀每天上午勞動，下午便到香山飯店與李文達修改書稿。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來，而是在原稿基礎上刪繁就簡，加以潤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語言，增加一些生動的細節(jié)，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內(nèi)容補上。

　　每天下午，溥儀和李文達討論書稿，晚上李文達則拿著鋼筆、剪刀、糨糊在書稿上修修補補起來。

　　忙活了三個月，在原稿基礎上修修補補出來的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來了。比起“灰皮本”來，文字有所縮減，條理也順暢了，但還是不令人滿意。看來領導和李文達都低估了修改的難度。很多史實溥儀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單從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難捕捉全貌，必須重新查資料，尋訪當事人，李文達萌生了另起爐灶的念頭。

　　1960年7月，按照溥儀提供的線索，李文達和溥儀開始收集資料，尋訪當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給他們配了幾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蘭升。

　　王蘭升說，那時溥儀每周都要來出版社好幾趟，跟編輯們講述細節(jié)，探討書稿。“皇帝”所到之處總能引起不小的轟動。王蘭升記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來了，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溥儀來了，他們都是來看“皇上”的。但在王蘭升眼中，溥儀就是個普通人，一身中山裝，戴副近視鏡，跟誰都客客氣氣的。他們都叫他“老溥”。

　　在王蘭升看來，溥儀是個感情豐富的人。有時候回憶往事，講到傷心處甚至就哭起來了，對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惡也毫不掩飾，可以說改造得非常徹底。與溥儀相比，倒是一些伺候過溥儀的老太監(jiān)的言行不太讓人接受。王蘭升記得，一次他們到太監(jiān)聚居的興隆寺采訪，有個太監(jiān)聽說他們是來調(diào)查溥儀的，趕忙跑過去說：“萬歲爺還活著?萬歲爺怎么樣了?回去您跟萬歲爺說我是他身邊的小太監(jiān)×××。”

　　經(jīng)過三個寒暑，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訪了數(shù)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終于寫成了。第二稿共50萬字，分三卷，印成十六開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見。歷史學家翦伯贊、法學家梅汝璈、文學家老舍……都在他們征詢的范圍內(nèi)。

　　意見反饋回來后，大家又對書稿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刪掉了10萬字。那么，這一稿究竟刪掉了哪些內(nèi)容呢?2006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為人們揭開謎底。

　　全本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節(jié)，坦白了溥儀作偽證的經(jīng)過。據(jù)說當年有人認為，這部分內(nèi)容不宜公開，以免“供給反動派以偽造歷史、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材料”，“國際影響必定是極壞的”。一些關(guān)于溥儀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讀者不快的情節(jié)也刪掉了。另外，當時溥儀與李淑賢新婚不久，書中寫到與前妻李玉琴離婚時，過于動情，溥儀擔心會引起李淑賢的不滿，所以也刪掉了。還有就是給溥儀拔得過高的地方也刪了，比如王蘭升告訴記者，書中原來有篇文章叫《中國人的驕傲》，這對于溥儀未免過譽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這本書被譯成英、德、日等文字對外發(fā)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人們不但被書中溥儀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所吸引，更贊嘆于一個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國改造成一名公民。

　　據(jù)說，毛澤東在駛往外地的列車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說：“這本書改得不錯嘛!”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書的作者賈英華，上世紀60年代經(jīng)常到慈禧寵愛的女官裕容齡家玩。他記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齡半臥在躺椅上，指著桌子上擺著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說：“你們不懂，一個皇帝能變成這樣，不容易喲!”

　　1965年，國民黨政權(quán)前代總統(tǒng)李宗仁回到祖國，溥儀也到機場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對溥儀說：“您的大作，我在國外就拜讀了，對我啟發(fā)很大。”

　　最后一段婚姻

　　1962年4月30日，位于南河沿的文化俱樂部大廳里喜氣洋洋，一對新人要在這里舉行婚禮。新郎是曾經(jīng)的末代皇帝溥儀，新娘是朝外關(guān)廂醫(yī)院的護士李淑賢。來自統(tǒng)戰(zhàn)部、全國政協(xié)的同志，以及溥儀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參加了溥儀的婚禮。溥儀身穿筆挺的中山裝，鄭重地拿起提前擬好的發(fā)言稿，發(fā)表了長長的致辭。溥儀說，之所以選在這一天舉行婚禮，是因為第二天是勞動人民的節(jié)日。

　　就這樣，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開始了。

　　其實，溥儀早就想找個伴侶，開始一段新生活。主動給他介紹對象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就連毛澤東也非常關(guān)心他的個人問題，在接見溥儀時毛澤東風趣地問：“你還沒有結(jié)婚吧?‘皇上’不能沒有娘娘喲，你可以再婚嘛!”

　　但找一個合適的伴侶對于溥儀而言并不容易。剛剛回京三個月，七叔載濤就給他介紹了位張小姐。這位小姐穿著入時，還熱情地請溥儀跳舞、抽煙。但當溥儀知道她父親以前是醇親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時，兩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稱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歲還是單身。此時，她也對溥儀產(chǎn)生了興趣，又是請他吃飯，又是約會，令溥儀不勝其煩。

　　一位過去的隨侍想“攀龍附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溥儀，也被溥儀拒絕了。他說：“他們要嫁的是那個‘皇帝’，不是我這個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來了，跟清貴族沾邊的溥儀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個新社會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

　　這些日子里，不少人為我找對象。屈指算，已然說了七八個對象，還沒有看好。等我說妥了對象，一定告訴你。

　　可見，溥儀想找一個合適的對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這天同為文史專員的周振強拿著一張照片來到辦公室，說是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托他給照片上的女子介紹個對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賢。看了照片溥儀很感興趣，當他得知李淑賢還是名護士時，就更滿意了。

　　幾天后，在周振強和沙曾熙的引薦下，溥儀和李淑賢見面了。

　　晚年，李淑賢向曾經(jīng)是她鄰居的賈英華回憶，聽說老沙給自己介紹的對象竟是“小宣統(tǒng)”，李淑賢嚇了一跳。她本來不打算見，但在老沙的再三勸說下，她還是懷著姑且一試的心理去了。

　　令人遺憾的是，因為身體原因，沙曾熙老先生不能接受記者的采訪，但在前兩年的一次電視采訪中，他曾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那次約會的情景。沙曾熙回憶：“李淑賢告訴溥儀，自己是1925年生人，今年37歲。溥儀說：‘你很年輕嘛，我今年55歲了，我們年齡相距這么大，是不是會影響以后談到婚姻?’李淑賢說：‘主要看感情，年齡不是主要的問題。’”

　　就這樣，兩個人的感情，進展神速。不久，溥儀就成了李淑賢家的常客。起初，院里的人不知道溥儀的身份。直到有一次，他到鄰居李大媽家閑聊，大家才知道他原來是“小宣統(tǒng)”。結(jié)果，鄰居們都擁來看“皇上”。后來，他索性叫李淑賢帶著自己去各家串門。令李淑賢感到吃驚的是，溥儀跟誰都能聊一陣兒，大人小孩都喜歡跟他打招呼，大家都說他沒架子。

　　對于李淑賢，溥儀更是百般呵護。有一次，他們約在全國政協(xié)門口見面，可陰差陽錯地走差了。跑了一大圈，溥儀才找到李淑賢。一見面，他竟激動地把李淑賢抱住了。溥儀率真的行為引來行人的注目，他自己也咧著大嘴笑得像個孩子。

　　在李淑賢的印象里，談戀愛的幾個月里，溥儀只發(fā)過一次火。有一次閑聊中，溥儀向李淑賢談起了他曾經(jīng)的四個妻子。溥儀說，他對妻子們很不好，不高興就長時間不搭理，根本談不上什么感情，還給第四個妻子李玉琴訂過一個二十一條，包括從思想深處服從皇上，一切行動必須順從皇上意旨，任何事情均不能擅自處理;奉守“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一生對皇上忠誠;只許皇上對玉琴不好，玉琴不得對皇上變心;甚至還有見皇上不可愁眉苦臉……稀奇古怪，名目繁多。

　　聽罷，李淑賢半開玩笑地說：“以后你對我總不能這樣吧?”誰知這句玩笑話，竟觸痛了溥儀敏感的神經(jīng)，他惱怒地說：“你不知道我是經(jīng)過改造的?如果咱們不能做永久夫妻，就做永久的朋友吧。”說完溥儀竟拂袖而去了。不過，沒過兩天溥儀忍不住思念，又坐到了李淑賢的小屋里。李淑賢這才知道，對于那個曾經(jīng)高高在上的皇帝，溥儀心中是多么的厭惡。

　　婚后，溥儀對李淑賢的關(guān)心一如既往。當時做過溥儀家管片兒民警的史育才曾回憶，那時候經(jīng)常能看到溥儀站在汽車站接李淑賢回家的情景。

　　植物園研究員盧思聰記得，溥儀第一次把李淑賢帶到植物園時，夸張地邁前一步，隆重地指著李淑賢向大家介紹：“這是我愛人。”

　　范增興也記得，有一次他們約在北京展覽館看電影，溥儀與李淑賢挎著胳膊就來了。“那時候，我們年輕人談戀愛還偷偷摸摸的，當眾不敢拉手。”范增興打趣溥儀：“溥先生，你可真時髦啊!”溥儀開心地哈哈大笑。

　　曾有一位英國記者在溥儀再婚后采訪他。當記者得知，皇帝居然和一個職員的女兒結(jié)了婚，大吃一驚。他說：“這在英國是無法想象的。”溥儀回答：不僅英國人難以理解，在中國的過去也無法做到。如今我與平民女兒的結(jié)合變成了現(xiàn)實，因為社會已不是從前的社會了，我也不是那個皇帝了，而是一名中國公民。

　　“我同其他中國人民一樣，是一個‘集體皇帝’”

　　1964年對于溥儀而言是最快樂的一年。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幾經(jīng)刪改終于付梓;他攜妻子參加了全國政協(xié)組織的參觀團，親眼看到了新中國成立十年來的建設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為了一名全國政協(xié)委員。

　　1964年12月30日，溥儀手持紅色封皮印著燙金字的出席證，出現(xiàn)在全國政協(xié)四屆一次會議的大廳里。這是他第一次以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身份參加會議。

　　會上，溥儀做了發(fā)言，通過現(xiàn)存的發(fā)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動之情溢于言表。他說：

　　“今天，我能夠作為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一個成員在這里發(fā)言，心情非常激動……最近，有許多外國記者訪問我，他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能夠在新中國存在，是個奇跡。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們迷惑不解。在我們的社會，確實出現(xiàn)了這樣的奇跡：把戰(zhàn)爭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中一篇名為《政協(xié)四屆首次會議繼續(xù)舉行大會 七十二位委員作了發(fā)言或書面發(fā)言》的消息中列舉了溥儀的發(fā)言。

　　作為一名曾經(jīng)的政治人物，溥儀對于政治生活的熱情，也是旁人無法想象的。他的遺孀李淑賢曾向《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書的作者賈英華回憶，1963年3月的一天，溥儀下班回家對李淑賢說：“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選票。”李淑賢告訴賈英華，每當溥儀心情特別好的時候，都會稱她為“小妹”，可見那天他特別高興，以至于一宿都沒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儀便梳頭洗臉打扮起來，早早趕到政協(xié)大院集合。一個曾經(jīng)當過皇帝的人，居然對參加公民選舉看得這么重，這讓李淑賢非常驚訝。

　　其實，這已經(jīng)不是溥儀第一次參加選舉了。1960年還在植物園勞動時，溥儀就隨同事們參加了所在的四季青鄉(xiāng)第四屆人民代表選舉。開始，植物園的領導對于溥儀能否參加選舉頗為猶豫，為此他們還專門請示了中國科學院。沒想到，溥儀的選舉權(quán)問題竟一層層報到了周總理那里，周總理派人打電話到植物園說：“溥儀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沒有公民權(quán)呢?”

　　此時，溥儀一直懸著的心，終于踏實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鄭重其事地穿上了會見外賓時才穿的中山裝，在與同事們一起投下選票時，他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事后他這樣寫道：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張寫著“愛新覺羅·溥儀”的選民證，我覺得把我有生以來的一切珍寶加起來，也沒有它貴重。我把選票投入了那個紅色票箱，那一剎那，我覺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國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獲得特赦后的溥儀共參加過三次選舉，第三次是他剛剛做完腎切除手術(shù)出院不久。那一次，溥儀拖著病體在李淑賢的陪伴下，與街坊們一起聽取了街道負責人對候選人情況的介紹。介紹結(jié)束后，溥儀還搶著發(fā)言。令李淑賢驚訝的是，剛剛出院的溥儀，那次說話聲音出奇的洪亮。

　　幾天后，溥儀和李淑賢在附近的南操場小學參加了投票。李淑賢記得，在排隊等待投票時，溥儀始終帶著一種莊嚴的神情。看他虛弱的樣子，李淑賢曾想跟前后排隊的老街坊們商量插一下隊，但溥儀無論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選票鄭重地投到票箱內(nèi)，他才在李淑賢的攙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選舉權(quán)，溥儀卻格外珍視。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這一張薄薄的選票對他意味著什么，它代表著新社會對于他作為一名國家公民的認可。

　　一次，在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時，溥儀曾幽默地說：

　　“我曾經(jīng)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歲時繼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張勛在北京復辟，擁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東北把我扶上了偽滿洲國皇位，這一幕在1945年結(jié)束。第四次當皇帝，是在前年。我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獲得了選舉和被選舉的全部權(quán)利。現(xiàn)在我同其他中國人民一樣，是一個‘集體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15分，愛新覺羅·溥儀因腎癌晚期在北京人民醫(yī)院永遠地閉上了雙眼。

　　對于這個世界，溥儀還有太多的留戀和向往，在臨終的前幾天，他曾拉著前來探視的朋友李以劻和范漢杰的手說：“我不該死得這么快!我還沒有多做點事……”

　　他的一生，做過封建皇帝，做過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過階下囚，最后終于成為了一名新中國的公民。

　　參考文獻：溥儀《我的前半生》、賈英華《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感謝：賈英華先生對本文采寫的大力協(xié)助。

　　資料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賈英華提供。

　　本報記者 黃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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