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xiāng)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毛澤東去世前回顧一生時談到自己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

　　把建立新中國作為他一生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人們無話可說，但是毛澤東為什么把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是真實的嗎?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又是如何披露于世的呢?

　　我們下面就依據現(xiàn)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并結合當時黨內斗爭的實際狀況對這個談話做出考證。

　　一、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是如何披露于世的？

　　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是如何披露于世、公之于眾的呢?

　　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首先出現(xiàn)于葉劍英的談話或講話中。

　　原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人員李海文， 在二○一三年第三期的《黨史博覽》上發(fā)表了《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血雨腥風”中交班》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李海文談到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時說：“葉劍英不止一次講過這番話(指葉劍英講毛澤東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引者注)。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暉講過;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過;1979年夏，葉劍英向起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講話的寫作班子也講過。當時筆者所在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有不少同志參加了這個寫作班子，聆聽了葉劍英的講話。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三年，大家經常討論‘文化大革命’，總結教訓，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過程及結束。”[1]

　　從李海文的回憶看，葉劍英至少三次在不同場合說過毛澤東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當時李海文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工作，這個機構的全稱是“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2]在毛澤東去世后負責《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的出版工作，后來改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里我們尤為注意的是葉劍英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對熊向暉的講述。當時毛澤東還在世，葉劍英自然明白當毛澤東還在世的情況下講出這樣的話，如果一旦與事實有出入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

　　李海文在這篇文章中還談到：“1979年夏，葉劍英向起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30周年大會講話的寫作班子講的這段話，并沒有用在他的公開講話中。事隔不久，鄧力群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引用了這段話。鄧力群的講話廣為傳播，理論界、新聞界都知道了葉劍英傳達的毛澤東的這段講話。這段話成為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心態(tài)的一個重要史料。”[3]

　　葉劍英在國慶三十周年的講話確實沒有毛澤東去世前關于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相關內容。從李海文的文章看，雖然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講話沒有引用這個談話，但是不久鄧力群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將這個談話傳了出去。

　　以前葉劍英在內部小范圍內先后三次講述了毛澤東的這個談話，而鄧力群卻在內部講話中將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在更大的范圍上傳播了出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胡繩寫了《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胡繩引用了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我們引述如下：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談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fā)展。據說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后事。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甚少。只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收回罷了。”(這是指臺灣)然后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4]

　　在這段引文中，從胡繩對毛澤東談話內容的判斷—“八九不離十”來看，他對這個談話的真實性還是予以肯定的。當然我們也看到，他在文中也表示了對這個談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存在疑問。在文中他雖然將這個談話的時間確定為六月十三日，卻又用“據說”二字對此作了限制。他只是說這個談話是從“社會上傳出”的，“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但是卻沒有說清毛澤東的談話當時是具體對誰講的。

　　胡繩在文章中并不同意毛澤東把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歸結為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所發(fā)表的文章的題目就是《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因而他就把毛澤東所做的第二件大事說成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毛澤東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這是我們要加以說明的。

　　雖然胡繩并不贊成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自己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但是他在這篇文章中卻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件事確實極為濃重地帶有他個人的印記。”[5]

　　那么，胡繩是怎么想起在他寫的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要引用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的談話的呢?

　　就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發(fā)表不久，胡繩又寫了《對〈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的幾點說明》。在這篇帶有解釋和說明的文章中，他談到了他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的文章中引用毛澤東這個談話的緣由。

　　他說道：“前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志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證明毛主席到最后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為這本書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這段話，還得多說些話，所以沒有引用。現(xiàn)在我在這篇文章中引了，也算實現(xiàn)喬木同志的一個囑咐。不過，這里也沒有引用全。毛主席說，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說對這件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根據這兩句話也許還不足以證明他這時候對‘文化大革命’已經失去信心了。實際上他下面還有幾句話。他說：“這兩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說臺灣還沒有收回)都沒有做完。這篇遺產將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蕩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風”。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個月，身體很壞，心情很傷感。自然規(guī)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慮這些問題。”[6]

　　從胡繩的這個說明中我們看到，他是在胡喬木的建議下引用毛澤東這個談話的。胡喬木讓胡繩引用這個談話的意圖還是想以此來證明毛澤東這個時候已經對文革失去了信心。胡繩說當時是由于“篇幅有限”，才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沒有能夠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談話。這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談話，“也算實現(xiàn)喬木同志的一個囑咐”。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胡繩將他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沒有引用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原因僅僅說了一半，他并沒有說出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沒有引用這個談話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是他認為這個談話還不足以證明毛澤東這個時候已經對文革失去了信心，因而胡喬木希望通過在黨史著作中引用這個談話來說明毛澤東在去世前已經對文革失去信心的目的恐怕難以達到，因而才不得不予以割舍的。

　　從這里我們看到，對毛澤東在談話中在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問題上，胡繩和胡喬木的觀點顯然并不一致。通過對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分析，并結合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間毛澤東對文革三七開的評價，[7]我們認為胡繩的看法似乎更貼近毛澤東在這個談話中對文革的認識。

　　胡繩的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是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這樣隨著文章的發(fā)表，毛澤東去世前關于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中的主要部分也就公之于世了。

　　二○○三年十二月，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際，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公開出版發(fā)行。在這部傳記中也引用了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

　　我們引述如下：

　　從這年(指一九七六年—引者注)五月起，毛澤東的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

　　這一年，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又一次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8]

　　雖然傳記的作者并不同意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中的份量是多么重要。[9]

　　我們看到，傳記中明確指出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地點是在住地，談話對象是華國鋒等人，但是卻沒有說清這個談話的具體時間。不過從上下文來分析，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

　　傳記中引用的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比胡繩的文章中的更全面，這也是我們目前見到的關于這個談話的最完整的材料。在傳記注釋中說這個談話可參見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也就是說傳記中引用的這個談話來源于葉劍英的講話記錄。

　　這樣隨著二○○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傳(1949—1976)》的出版發(fā)行，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更完整的材料也就公布于世了。

　　從目前我們發(fā)現(xiàn)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最先是由葉劍英講的。他先后三次講過毛澤東的這個談話，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他第一次講到這個談話的時候，毛澤東還在世。但葉劍英的這三次講話都是在小范圍內講的，聽到的人不多。在國慶三十周年后，鄧力群最先在內部講話中將葉劍英講到的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傳了出去，使黨內更多范圍的人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后來，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的文章中公開發(fā)表了這個談話的主要部分。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時候，逄先知、金沖擊在他們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發(fā)表了這個談話的更完整的材料。這就是毛澤東這個談話披露出來的基本概況。

　　二、從對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出發(fā)，以質疑聲為突破口，來初步確定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時間。

　　當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披露后，有人對這個談話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們下面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李海文在《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血雨腥風”中交班》的文章中還談到在起草葉劍英國慶三十周年的講話稿時，葉劍英對起草小組的人員談了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后，有人提議將毛澤東的這個談話編入《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

　　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有人建議將這段話選入毛澤東選集或全集。研究歷史，出選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據，或是手稿，或是講話記錄稿，于是就查這段話是否有原始文字記錄。

　　當時，因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全集，從全國各地集中了大量資料，直接從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拿到許多檔案，但是沒有查到有關這段話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沒有發(fā)表這段話，也證明這段話沒有手稿或其他原件。”[10]

　　從李海文的文章看，在葉劍英向國慶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講了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后，當時為了將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收入《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他們就要找到這個談話的手稿或談話的原始記錄稿。可是，他們查遍了毛澤東的檔案資料卻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談話的手稿或原始記錄稿。

　　這里讓我們感到疑惑的是，既然葉劍英向國慶三十周年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講了毛澤東的這個談話，他們也覺得應該編入《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但是苦于沒有找到毛澤東的手稿或談話的原始記錄稿，此前葉劍英又至少兩次講過毛澤東的這個談話，那么他們?yōu)槭裁床幌蛉~劍英請教，去弄清這個談話的來龍去脈呢?作為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啊!這到底是他們忽視了呢，還是另有隱情?李海文的文章沒有交待清楚。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雖然李海文說的為了出版《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全集》，當時從全國各地收集了大量資料存放在中央辦公廳是屬實的，但是他說的一九九○后陸續(xù)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沒有收入這個談話的理由卻難以讓人認同。

　　因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出版說明中就明確指出：“編入毛澤東建國后的以下三類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講話提綱、批注、書信、詩詞、在文件上成段加寫的文字等);(二)經他審定過的講話和談話記錄稿;(三)經他審定用他名義發(fā)的其他文稿。”“未經審定的講話和談話記錄稿，不編入這部文獻集。”[11]

　　由此可見，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必須是手稿或者是經毛澤東審定的其他文稿，只要是未經他審定的的講話或談話記錄稿均不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因而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沒有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并不表明這個談話的不存在。因為這個談話只要是未經毛澤東審閱，就不會編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李海文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毛澤東是不是向華國鋒講過這個話? 1993年12月，電視專題片《毛澤東》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華國鋒家里。華國鋒鄭重其事地說：‘海文同志!’他從來都稱我海文，這次加上‘同志’兩字，顯得格外嚴肅和鄭重。聽他這么叫我，我心中一驚，仔細聽他講下文。他說：‘毛主席從來沒有向我講過這段話。電視里講的是錯的。’”[12]

　　當時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中央電視臺在攝制的十二集電視專題片《毛澤東》中，也說毛澤東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對華國鋒等人講了這個話。李海文見后對華國鋒進行求證，華國鋒才說電視里講的是錯的。從華國鋒的回憶來看，毛澤東是沒有對他講過這個話的。

　　我們還可以通過相關文獻資料對華國鋒否定毛澤東對他談過這個話作出進一步的考證。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寫了《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永不變質思想探尋》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

　　這篇文章后來出了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出版發(fā)行后，看到這本小冊子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于二○一二年九月六日給李慎明發(fā)來這樣一個郵件：“慎明同志：我拜讀了你寫的《憂患百姓憂患黨》。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頁上講，毛澤東說他一輩子干了兩件事。這個材料，我們在統(tǒng)《國史稿》(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筆者注)時也遇到過。當代所的同志說，這個材料還不能落實。華國鋒給中央寫的材料，說他沒有聽毛主席說過;毛遠新給中央寫材料，也說毛主席沒有說過這段話。我們最后把這段話刪去了。”[13]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郵件后，非常重視，為了落實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相關問題，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請教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說：“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澤東主席已經失去正常的口頭表達能力，與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張玉鳳同志根據他的口型或他用紙筆與人進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經沒有可能與人有這么長的口頭談話了。”[14]

　　從周新城的郵件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并沒有否定這個材料，只是說這個材料還不能落實，也就是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出處、時間、地點及談話人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逄先知說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澤東已沒有可能與人有這么長的口頭談話了。這也就是說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的。

　　華國鋒和毛遠新給中央寫的材料中都說，毛澤東沒有說過這段話。

　　華國鋒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lián)螄鴦赵捍偫砗箝_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月份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15]華國鋒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因為工作需要他要向毛澤東直接請示和匯報，這是他與毛澤東接觸最為頻繁的時期，可是華國鋒卻說毛澤東沒有和他談過這個話。這說明一九七六年二月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毛澤東沒有和他談過這個話。從華國鋒的回憶看，此前毛澤東也沒有和他談過這樣的話。

　　盡管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是葉劍英首先講出來的，但是葉劍英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以生病的名義不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16]在這種情況下以后的幾個月他是難以和毛澤東見面的。當然我們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見面的文獻資料。而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份以后已經沒有可能有這么長的口頭談話了。因而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毛澤東也是不可能與葉劍英作這樣的談話的。

　　毛遠新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開始到毛澤東身邊的，而后直到毛澤東去世，他始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非正式的“聯(lián)絡員”。[17]從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直到毛澤東去世，這個期間毛澤東的文稿、談話及活動毛遠新是非常清楚的。從他也沒有見過毛澤東的這個談話來看，我們判斷毛澤東的這個談話不可能出現(xiàn)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

　　那么，有的人可能會說，既然原文獻資料上說毛澤東這個談話的時間是一九七六年六月，談話人是華國鋒，在談話人已經對這個談話予以否定，連毛澤東身邊的“聯(lián)絡員”毛遠新也沒有見過，談話時間經過考證也已被否定的情況下，是不是這個談話根本就不存在呢?

　　我們覺得還是難以做出這樣的結論。因為華國鋒只是否定毛澤東對他做過這樣的談話，毛遠新也只是沒有見過這個談話，這并不能說明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是不存在的。同時，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機要秘書張玉鳳都曾說過毛澤東確實講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話。吳旭君說毛澤東講的時間是“見過尼克松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后。張玉鳳說是“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澤東當時在中南海的駐地。—引者注)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18]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就開始談論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談話不可能出現(xiàn)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以后，而是出現(xiàn)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之間。我們從毛澤東在談話中對自己身后中國政治形勢的嚴峻估計，再結合他在談話中說的“我八十多了”，以及黨內斗爭的狀況來分析，這個談話以出現(xiàn)在一九七四年特別是一九七五這個時段為適宜。

　　三、從歷史文獻資料和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中來考證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內容的真實性。

　　根據業(yè)已公開的文獻資料我們知道，不論是胡繩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寫的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還是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所引用的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均來自于葉劍英的講話(談話)。雖然我們沒有見過葉劍英三次講話(談話)的記錄稿，但是胡繩的文章和傳記在引用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時，不論從政治上還是從史學的要求上都會忠實于葉劍英在講話(談話)中所表述的內容(當然胡繩的文章沒有引全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因而我們判斷胡繩的文章和傳記引用的毛澤東的這個談話與葉劍英的講話(談話)應該沒有什么差別。因而我們下面分析毛澤東的這個談話時就以《毛澤東傳(1949—1976)》中引述的材料為準。

　　從后來有人對毛澤東這個談話的時間和談話人方面出現(xiàn)的疑問來看，葉劍英在講話(談話)中，或者是在毛澤東這個談話的時間和談話人方面的表述有誤，或者是葉劍英只是講了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內容，而沒有說清毛澤東進行這個談話的時間和談話人，二者必居其一。那么，到底那種可能性更大些呢?

　　鑒于葉劍英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和一九七九年起草國慶三十周年講話時先后兩次講述毛澤東的這個談話，當時華國鋒主持著中央工作，而華國鋒又是這個談話的談話人之一，他為什么不出來糾正這個錯誤的說法，而任憑其繼續(xù)傳播呢?從這里我們就可以判斷葉劍英的講話(談話)可能并沒有說清談話的時間和談話人。當然，事實真相還有待于葉劍英的講話(談話)記錄公布后才能大白。

　　從現(xiàn)在對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尚不能落實來看，主要是沒有找到這個談話的原始記錄稿。而葉劍英的講話(談話)又沒有交待清楚毛澤東這個談話的時間和談話人，同時葉劍英也已經作古，這就給這個談話的認定帶來很大困難，只好以不能落實而暫時擱置起來。

　　那么，毛澤東這個談話的內容的真實性如何呢?

　　下面我們以二○○三年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引用的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為依據，來進行具體的考證。

　　1、毛澤東在談話中說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可以獲得其他文獻資料的印證。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的主要觀點，就是講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這個看法，他說過多次。此前，他就對護士長吳旭君和機要秘書張玉鳳說過。我們下面看她們關于這個問題的回憶。

　　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道：

　　“見過尼克松后，有一天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

　　他的機要秘書張玉鳳也回憶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澤東當時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開政治局會議。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我在場。”[19]

　　從上面我們引用的吳旭君和張玉鳳的回憶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文革后期至少兩次談到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因而我們說在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中所講的兩件大事，確是毛澤東自己做出的判斷，而并非別人的偽托。

　　有人可能要問，毛澤東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的，為什么在一九七二年和七三年就談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呢?似乎早了點嘛!

　　其實，那是由于不了解當時毛澤東的實際情況。

　　一九七○年九屆二中全會后，毛澤東的睡眠已很不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fā)上。一九七一年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心臟。十月八日，他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時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xiàn)在又回來了。”這種狀況，以前沒有發(fā)生過。

　　毛澤東的病情急遽變化，是在冒著嚴寒出席陳毅追悼會以后不久。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尼克松訪華前夕，毛澤東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況下嚴重缺氧，突然休克。當時情況極為緊張，周恩來聞迅后急趕到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門口時，由于心情沉重和著急，許久都不下了車。但經過緊急搶救，毛澤東的神志才慢慢地清醒過來。

　　經過這次重病以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他離不開人了，常缺氧，隨時需要吸氧。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四人負責他的醫(yī)療工作。還成立了毛澤東的醫(yī)療組，持續(xù)了一年多。[20]

　　一九七三年十大期間，毛澤東還曾考慮成立一個以老干部為主的“顧問委員會”，還表示要作“顧問委員會”主席。當時他不是開玩笑，是真的要這樣做。當然他也表示，我還是要管的，不僅“顧”，而且“問”。他的建議被提交大會討論時，因為眾人的反對，他只好作罷。從這件事可以反映出他已經感覺到自己的病情而對“后事”的某種擔憂。[21]

　　從上面引用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在七二年、七三年就講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了。

　　2、毛澤東是在七三年后，身患重病的情況下進行的談話。

　　毛澤東在談話中首先講了自己談這番話的原因，也就是根據自己的年齡和身體狀況，可以對自己的一生作出總結了。

　　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在一九七三年以后進行的這次談話。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度出現(xiàn)明顯問題。中央決定第二次為毛澤東成立了專門的醫(yī)療組，這次成立的醫(yī)療組工作了兩年多，直到毛澤東去世。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重病在身，步履蹣跚，但仍然頭腦機敏，思路清晰。[22]雖然他總是以樂觀的態(tài)度面對死亡，可自己也知道來日無多了，可以對自己的一生作出“定論”了，這才說出了那一番話。由此我們看到這幾句話還是與毛澤東當時所處的實際狀況吻合的。

　　3、毛澤東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國。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道：

　　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毛澤東講的第一件事，我們可以從前面引用的吳旭君和張玉鳳的回憶中得以證明。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成為抗日戰(zhàn)場上的中流砥柱。經過八年抗戰(zhàn)，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這段話也是符合歷史史實的。至于是不是在黨內軍內有些人向毛澤東提議極早解放臺灣，這還有待于史料上的驗證。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么在毛澤東生前沒有解放臺灣呢?

　　這是由于在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國際形勢和周邊環(huán)境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防御重點決定的。

　　新中國成立后，緊接著本來是要解放臺灣的。但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撓我軍解放臺灣。由于解放臺灣要進行渡海登陸作戰(zhàn)，這就需要必須具備必要的海、空軍力量的支持才能獲得成功。當時人民解放軍的海、空軍還處于初建時期，力量比較薄弱，這樣就給解放臺灣帶來很大困難。到了六十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蘇聯(lián)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對中國北部邊疆地區(qū)構成嚴重威脅。美國在六十年代初發(fā)動侵越戰(zhàn)爭，后來又由特種戰(zhàn)爭擴大到地面戰(zhàn)爭，對中國南部邊疆地區(qū)構成嚴重威脅。客觀上中國處于美蘇兩霸的夾擊之中。這個時候抗擊美蘇兩霸，打破他們的戰(zhàn)略夾擊，就成為維護中國國家安全，進行戰(zhàn)略防御的重點。雖然七十年代初中美關系開始實現(xiàn)正常化，但是隨著六十年代末中蘇邊境武裝沖突的產生，中蘇之間關系緊張的局面沒有改變，抗衡蘇聯(lián)仍然是中國國家防御的戰(zhàn)略重點。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問題就不得不延緩解決。我們看到，正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外國武裝勢力的干涉，當時海、空軍力量的薄弱以及后來戰(zhàn)略防御重點的影響，才導致當時沒有及時收回臺灣地區(qū)的。

　　由此看來，毛澤東關于臺灣問題的決策是有著實際原因的，這一段有關臺灣問題的談話也是有著現(xiàn)實依據的。

　　4、毛澤東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談話中談到第二件大事時說：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下面我們來分析毛澤東談話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這幾句話。

　　從前面我們引用吳旭君和張玉鳳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已經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

　　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時說：“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fā)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23]

　　由此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fā)動起來的，他也明確說過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

　　在這個談話中，毛澤東又明確指出對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那么，這個判斷到底有什么史實依據呢?

　　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時不少高級干部不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很著急，對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他說：“現(xiàn)在學生不是沖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wèi)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24]

　　“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25]

　　毛澤東苦口婆心地說服工作沒有取得什么成效，最終以上海“一月風暴”為標志，掀起了全面奪權的浪潮，大批干部遭到沖擊，或被打倒。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xiàn)了“二月逆流”。當時“二月逆流”中的譚震林在情急之下，甚至連后悔現(xiàn)在還活著、后悔入黨、后悔跟著毛澤東上井岡山鬧革命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陳毅否定延安整風運動，他們還說文化大革命是黨的路線斗爭中最殘酷地一次等等。最后在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下，將這股風壓了下去。

　　九一三事件后，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許多在文革中被沖擊或打倒的老干部紛紛走上領導崗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則是鄧小平。但是這些復出的老干部對文革的認識與當初相比并沒有什么變化。鄧小平用三項指示為綱代替毛澤東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通過整頓來扭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最后又拒絕了毛澤東要他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的要求。[26]這使毛澤東非常憂慮，也使毛澤東看到了在黨內高級干部中潛存著的強大的反對文革的力量。因而毛澤東才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tài)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27]

　　“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fā)到大多數人身上，發(fā)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28]

　　毛澤東這里指出了有些老干部被解放后，不僅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而且還要翻案，算帳，這種動態(tài)值得警惕和注意。

　　從以上我們引用的若干反文革的文獻資料中就可以看到，不論是在文革發(fā)動的時候，還是在文革后期都存在著強大的反文革的力量。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教育、批評、分化、瓦解這股力量，但是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效。這是毛澤東最憂心的。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說的對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是有事實依據的。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由此可見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人可能要問，他到底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呢?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反對下，他仍然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正確的呢?

　　毛澤東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我們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談話中初見端倪。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說：“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時間，為什么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我們過去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些情況你們也知道。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29]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我們看到，并不是一開始就要搞文化大革命，正是因為過去進行的斗爭解決不了問題，才不得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毛澤東的這個說法還可以從鄧力群的一個講話上得到印證。

　　鄧力群在國史講話中說：“有一件事，是有林對我講的。彭真說過，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上面講到的黨內在意識形態(tài)、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彭真說，這件事他還不能講。剛才我還問有林，有林說，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沒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沒有能夠把這件事說清楚，但是現(xiàn)在我們看毛澤東與外賓的談話記錄，從中多少可以看出問題的一點脈絡。”[30]

　　從鄧力群的國史講話中我們看到，他也覺得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談話透露出了毛澤東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信息。

　　在文革發(fā)動前，彭真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的重要職務，在中央書記處協(xié)助總書記鄧小平處理書記處的日常工作，是處于中央核心領導層的一位重要領導人。他當然清楚為了解決黨內存在的分歧，毛澤東由整風轉為文革的真實原因。在文化大革命已經被中央全盤否定的情況下，如果這個原因是有利于否定文革的，彭真是不會有什么顧忌的。從他對自己熟識的同志也不愿意說出這個原因來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原因不僅不利于全盤否定文革，反而會有利于進一步說明文革發(fā)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還可能會導致對文革的肯定。這就與中央對文革的定性和評價背道而馳了。因而彭真就不得不把毛澤東由整風轉為文革的真實原因帶進了棺材里，到死也不肯說出來。這到底是因為他堅強的黨性呢，還是他放棄了自己信守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諾言?[31]值得我們深思。

　　下面我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出發(fā)，來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導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出現(xiàn)的原因。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一般地說，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起著決定性作用;特殊地說，在一定條件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起著決定性作用。[32]

　　那么，這兩個基本矛盾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呢?

　　我們知道，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之間是同一的。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兩個基本矛盾之間就形成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正是由于他們之間的矛盾運動，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推動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一般地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特殊地說，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又決定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又決定生產力的發(fā)展。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出發(fā)，并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毛澤東在經過深入地思索后認為“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zhàn)線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33]

　　我們知道，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和社會意識形態(tài)，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筑。毛澤東說的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上層建筑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了。這標志著在生產關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是在生產關系的其他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分配領域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這說明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最終完成。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上，還要進行政治戰(zhàn)線和思想戰(zhàn)線上(也就是上層建筑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完成了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鞏固經濟戰(zhàn)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否則的話，經濟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就難以獲得鞏固，甚至還會得而復失。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進行的，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第一次革命;而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則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因而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來源。

　　在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為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取得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從五七年的整風反右到五九年的反右傾斗爭，從六二年的反右傾斗爭到隨后開展的“五反”和“四清”運動，就是探索過程中的主要事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探索都沒有能夠取得實質性成效，最后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才決定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完成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發(fā)動的原因是復雜的。毛澤東是在過去進行的斗爭和運動都不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fā)動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他想通過這個方式，來進行反修防修，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到底有沒有必要，正確不正確呢?

　　我們看到，三十多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發(fā)展給我們提供了沉痛的教訓。

　　蘇聯(lián)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卻沒有接著進行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盡管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顯示了比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即使西方資產階級的鐵桿政治家也感覺到了蘇聯(lián)發(fā)展的咄咄逼人，意識到蘇聯(lián)有可能將他們“擠出世界市場”的嚴重“威脅”。[34]可是由于蘇共沒有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繼續(xù)進行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果蘇聯(lián)出現(xiàn)了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的政治代表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修正主義集團，在篡奪了蘇聯(lián)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后，終于釀成了蘇共亡黨、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巨變的歷史悲劇。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標志著在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致使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最終也難以獲得鞏固。我們看到一九七八年后，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業(yè)已失去，經濟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已經喪失。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廣大的工人農民的主體業(yè)已淪為雇傭勞動者。這從反面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光輝。

　　三十多年過去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以及在這個理論指導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已經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令人嘆惜的是，這種真理的光芒是通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和動蕩從反面來迸射出來的。損失是痛心的，教訓猶為深刻。這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不得不深思的問題。

　　5、毛澤東關于自己身后權力交接方式的兩種估計。

　　毛澤東在這個談話中還講到了在自己身后黨的領導權在交接方面出現(xiàn)的兩種可能性。

　　毛澤東說：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在這段談話中，毛澤東說“這兩件事沒有完”，到底有沒有事實依據呢?

　　我們看到，第一件事沒有完，指的是臺灣地區(qū)沒有收回，這倒好理解，沒有什么疑問。也就是毛澤東生前沒有收回臺灣地區(qū)，交班時要把這個任務交給下一代。

　　那么，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也沒有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實，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間就曾指出：“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35]

　　毛澤東在這個談話中明確指出了廣大的工人、貧下中農要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里既包括經濟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包括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可是一些黨員干部卻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他還列舉了黨內反對合作化和批資產階級法權的例子。接著他就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他說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話，這表明黨內走資派還在進行著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活動。這也就在客觀上說明文化大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他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間的指示中還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xiàn)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zhàn)。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zhàn)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zhàn)，搶了槍，大多數是發(fā)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36]

　　在這一段指示中，毛澤東提出了用三七開來評價文革，主張文革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指出了文革的錯誤主要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他在指示中主要談的是文革的錯誤方面，要求大家研究的也正是這個方面，以求糾正文革錯誤，完成文革的任務，取得最后的勝利。從毛澤東在指示中說要研究文革的不足來看，文革的任務也還未完成。

　　從以上我們引用的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指示來看，不論是批判走資派還是糾正文革的錯誤方面，還需要有不少工作要做，文革的任務還未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交班時也就不得不將沒有完結的文革交給下一代了。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說的“這兩件事沒有完”是有史實依據的。

　　毛澤東在談話中接著又講了交班的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交班;一種是動蕩中交班，甚至會出現(xiàn)“血雨腥風”的局面。

　　和平交班當然是最好的方式。這也是容易理解的。動蕩中交班，甚至還會出現(xiàn)“血雨腥風”的局面，這到底是毛澤東的多慮呢，還是透射出他的深邃和遠見呢?我們下面來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

　　十大以后，黨內形成了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為代表的文革新銳勢力和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黨內老干部勢力。前者簡稱文革勢力，是黨內的左翼;后者簡稱保守勢力，是黨內的右翼。這兩股力量，圍繞周恩來、葉劍英與美國人會談的態(tài)度、批林批孔批走后門、出席特別聯(lián)大我國代表團的人選、風慶輪事件、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批判經驗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這種爭論和較量最后以鄧小平試圖扭轉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全面整頓和隨后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走向高潮。[37]比如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長沙告狀”[38]與一九七五年六月鄧小平“策反馬天水”[39]就是這種較量中的典型事例。

　　在爭論激烈時，有時連政治局會議也開不下去了。雙方都在積極地爭取毛澤東的理解和支持。毛澤東從大局出發(fā)，不斷地做著雙方的工作，希望能夠緩和矛盾，團結起來，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但是從黨內的態(tài)勢和當時的發(fā)展狀況看，卻并不令人滿意。這令毛澤東十分憂慮。

　　黨內存在的這種狀況，不能不令毛澤東深思：如果一旦他不在了，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的移交?毛澤東說的交班時可能出現(xiàn)“動蕩”和“血雨腥風”的局面，是不是僅僅是毛澤東的一種主觀想象，后來到底有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征兆和跡象呢?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我們知道，毛澤東九月九日去世，十月六日華國鋒、葉劍英就下令抓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我們現(xiàn)在不再敘述其中策劃的具體過程，但是從雙方部署及準備狀況來看，當時是險些要發(fā)生“血雨腥風”的局面的。

　　據當時參與密謀抓捕江青等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事后回憶說：“(10月)3日或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qū)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里去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

　　華國鋒問我如果這個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qū)來，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

　　我對華國鋒說：有無把握，我得問一問北京衛(wèi)戍區(qū)。”

　　“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吳忠(吳忠時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引者注)，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

　　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wèi)戍部隊有能力保衛(wèi)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

　　吳忠告訴我，在坦克六師旁邊，北京衛(wèi)戍區(qū)駐有一個坦克團，如有情況，可以起作用。”[40]當然后來實際表明這個師毫無問題。[41]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引用當事人的回憶時，采用的是當事人回憶中的事實真相，這并在表明我們同意當事人表述的政治觀點。

　　雖然坦克六師后來證明沒有問題，但從吳德的回憶看，不論是華國鋒還是葉劍英已對此保持著高度警惕，并作了充分的準備。一旦出現(xiàn)異向，就采取果斷措施把它“攔住”，也就是下定了動武的決心。

　　王洪文和張春橋控制的上海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也做了必要的準備。

　　還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的8月下旬，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就根據王洪文、張春橋的指示，突擊發(fā)放武器，加緊裝備上海民兵。共發(fā)槍7.4萬多枝、炮300門、槍炮彈藥1000多萬發(fā)。他們還密謀策劃、制定了一個以“反擊”為代號的“防止反革命暴亂實施方案”，命令每天有1萬名民兵、200輛汽車值班待命，并組織民兵“夜間拉練”，實際上為應付突出事件作預演。在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他們又在20小時內突擊下發(fā)子彈600多萬發(fā)，炮彈1.5萬發(fā)。進行所謂“戰(zhàn)備演習”。上海市委領導人還到民兵指揮部突擊檢查，部署應急力量，也已經作了具體準備。[42]

　　從上面引用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張春橋、王洪文的指示下，上海為了應付突發(fā)事件，發(fā)放了武器彈藥，還進行了演習，這表明他們不僅從思想上認識到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嚴峻性，而且也已經作了必要的準備。當然毛澤東逝世后，上海第二天發(fā)放武器彈藥和進行“戰(zhàn)備演習”，是根據中央軍委的“一號戰(zhàn)備命令”進行的。

　　在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抓捕后，當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人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證實這一消息后，召開了市委常委會，確定對策。徐景賢后來回憶說：“朱永嘉首先發(fā)言，說我們應當把民兵拉出來打，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樣。

　　我聽了朱永嘉的發(fā)言，知道他的話是有依據的。他主張把民兵拉出來打，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43]

　　從徐景賢的回憶看，朱永嘉是主張打的，他的想法和朱永嘉是一致的。后來朱永嘉對這件事也有一個回憶。他說：“我講了那么多話，怎么可能沒事?在上海市常委會上我主張對抗，我說打嘛，干嘛，打他個巴黎公社，雖敗猶榮。雖然沒有對抗的資本，但當時思想上是這樣的。

　　決策權不在我手上，在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手上。馬天水后來妥協(xié)投降了，那我也沒辦法可想了。我的意見，在下面寫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數。但在領導層里面，他們權衡利弊，最后妥協(xié)，免得血肉拼殺。”[44]

　　從朱永嘉的回憶看，他和寫作班的多數人是主張打的。當然明明知道打則必敗，但是仍然以巴黎公社自比，認為雖敗猶榮，在當時態(tài)勢下這種政治勇氣是令人贊賞的。但是他們手中并沒有決策權，決策權在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手中。最后領導層在權衡利弊后，馬天水妥協(xié)了，這才免得了一場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張春橋和王洪文雖然預感到了他們處境的風險，但是也并沒有明確告訴徐景賢、馬天水和王秀珍等人一旦我們如遇不測，你們應當進行武力抗衡。否則的話，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決策時就會有所反映，也不會輕易做出妥協(xié)的決定，同時在他們的回憶中也不會漏掉這個情節(jié)。

　　我們還可以從密謀抓捕江青等人的參與人吳德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當時可能出現(xiàn)“動蕩”和“血雨腥風”局面的征兆和跡象。

　　吳德說：“當時的情況確實復雜。一些被‘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牢固控制的單位和長期經營的地區(qū)都出現(xiàn)了對抗中央的苗頭，一些追隨‘四人幫’的壞人就公開攻擊黨中央領導的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右派政變’、‘軍事政變’。有些地區(qū)甚至出現(xiàn)了叛亂的跡象。為此，中央政治局每天都開政治局會議，政治局的同志與各省、市、自治區(qū)的負責人分別談話，通報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及時了解各地的動態(tài)，交換問題處理的意見。

　　鑒于上海是‘四人幫’幫派勢力較大的地方，又有叛亂跡象，中央政治局先找了江蘇、浙江和南京部隊負責同志到北京談話，要求他們注意上海情況。中央政治局隨后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來北京談話。中央與馬天水談話時，馬天水堅持其頑固立場，陷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中不能自拔，表示反對隔離‘四人幫’，他說隔離審查是錯誤的。這次談話以后，馬天水竟通知上海的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說，‘四人幫’出事了。徐景賢、王秀珍開始策劃上海武裝叛亂。后來，中央干脆通知讓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來一起談‘四人幫’的問題。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他們不敢以卵擊石，被迫取消了叛亂行動。

　　這以后，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為了進一步控制上海局勢，解決上海問題，派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到上海分別擔任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第三書記。當時考慮蘇振華是海軍政委，可以指揮東海艦隊;倪志福是上海人，勞動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響;彭沖是江蘇省委書記，江蘇鄰近上海。蘇、倪兩位把上海局勢穩(wěn)住后，就由彭沖主持工作了。”[45]

　　吳德的回憶雖然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我們引用他的回憶并不表明我們同意他的觀點，不過是取其回憶中的事實真相而已。從他的回憶看，在抓捕江青等人后，一些地方特別是上海確實出現(xiàn)了“動蕩”和“血雨腥風”的征兆和跡象，當時他們也做好了動用軍隊進行威懾和鎮(zhèn)壓的準備工作。盡管這樣，他們還是盡量爭取采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于是調馬天水進京，向他通報了江青等人已被抓捕的情況，可是馬天水卻明確表明了自己的反對態(tài)度。后來又調徐景賢和王秀珍進京。在強大的壓力和攻勢下，馬天水等人屈服了，最終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完成了權力的交接，避免了一場“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

　　從以上我們對文獻資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毛澤東去世前后圍繞權力交接，確實出現(xiàn)了“動蕩”和“血雨腥風”的征兆和跡象，毛澤東說的“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的話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現(xiàn)實依據的。這種征兆和跡象不過是由于多種因素的作用才沒有變成現(xiàn)實而已。在這多種因素中當然也包括作為黨的領袖的毛澤東在生身所采取的措施。我們下面還要分析這個問題。

　　6、毛澤東對于后事憂心忡忡。

　　毛澤東在談話中最后說：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有人可能理解為對于文革的局勢毛澤東已經無可奈何了，他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因而只好聽天由命了。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當然不是。英雄人物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才能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yè);英雄人物脫離了歷史提供的舞臺，就不可能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yè)。我們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而不能脫離這個舞臺去苛求毛澤東為他身后左派的失利來負責，其實毛澤東在去世前已經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為避免權力交接出現(xiàn)的“動蕩”和“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這種最大的努力，到底能否實現(xiàn)避免“動蕩”和“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我們從他晚年反復圈畫的 “時來天地皆同力，遠去英雄不自由”的詩句中可以窺見他無奈、凄涼的心境。可是當時的中國人中又有幾個人能夠洞察他的內心呢?

　　十大后的毛澤東分明認識到了黨內文革新興勢力和老干部代表的保守勢力這兩股力量之間的斗爭，他在堅持文革成果的基礎上，不論是對雙方做的大量說服、教育工作，還是對他們進行的嚴厲批評，其目的總是在竭力協(xié)調他們之間的關系，化解他們的矛盾，以求實現(xiàn)政局的穩(wěn)定，為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創(chuàng)造條件，避免“動蕩”和“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

　　我們從前面引用的毛澤東關于文革三七開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堅定地認為文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現(xiàn)在是糾正錯誤的時候了。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來化解黨內左翼和右翼這兩股勢力之間矛盾的。

　　一九七四年他著重對左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進行了批評，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要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團結在一起，當然批評他們并不是要打倒他們，毛澤東對他們還是信任的。

　　對于當時的右翼，毛澤東也是信任他們的。在王洪文“長沙告狀”的時候，毛澤東批評了王洪文，要王洪文回去后找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談談。既然鄧小平已經寫了檢查，承認了錯誤，表示“永不翻案”，那么根據黨的干部政策，毛澤東自然要給他悔過自新的機會，重用他。既然重用他，那么就給予他實權。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這在當時中央的領導人中，只有鄧小平在黨政軍三個機構中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任何左翼的領導人都沒有這種殊榮，因而這個安排格外引人注目。但是鄧小平掌權大權后，就要通過全面整頓來扭轉文革的發(fā)展方向，這是毛澤東不能容許的。

　　這種動態(tài)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一經發(fā)現(xiàn)后，毛澤東建議先在中央政治局內對鄧小平進行批評幫助，甚至還讓鄧小平繼續(x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且說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的方面上去。

　　周恩來去世后，二月二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lián)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46]

　　周恩來去世后，在黨內左右兩股勢力激烈斗爭的情況下，毛澤東從黨內穩(wěn)定和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出發(fā)，在國務院總理人選問題上，他既沒有選擇擔任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也沒有選擇擔任第二副總理的張春橋，而是選擇了排在他們后面的華國鋒來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同時用生病的名義，以體面的方式不讓葉劍英繼續(xù)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這表明在黨內左右兩股力量激烈斗爭的情況下，在國務院總理的選擇上，毛澤東是慎重的。這種安排也表明在黨內右翼的攻勢面前，毛澤東已經開始采取措施對他們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擊。

　　但是黨內右翼勢力并不罷休，在清明節(jié)期間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又策化了天安門事件，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示威，甚至還“發(fā)生了燒汽車、砸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燒指揮部小樓等情況”，[47]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作出了“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的指示。毛遠新當時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說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fā)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yōu)榉锤锩录恕48]

　　于是，四月七日上午，毛澤東在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后，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他主張發(fā)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49]

　　我們看到，在黨內右翼勢力策化了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示威的天安門事件后，毛澤東對右翼勢力進行了反擊，果斷作出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但是仍然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以觀后效。他還關照汪東興要注意保護鄧小平的安全。同時，明確了華國鋒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地位。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重用左翼力量的時候，同樣也是重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右翼力量的，甚至讓鄧小平兼任黨政軍三個機構的重要領導職務，這表明他對鄧小平還是寄予厚望的。

　　一九七四年在鄧小平為代表的右翼勢力和江青、張春橋等左翼勢力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毛澤東往往采取批評左翼的方法，來支持右翼勢力。但是當右翼勢力以三項指示為綱代替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全面整頓為名要扭轉文革的方向時，毛澤東開始了對鄧小平為代表的右翼力量的批評，并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對右翼勢力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和打擊的策略。由于右翼勢力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策化了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示威行動，毛澤東才撤銷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我們看到，不論是不讓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還是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對黨內右翼勢力的限制和打擊都是有限度的。這表現(xiàn)在他是讓葉劍英以生病而不是罷免的名義離職的，在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時候，仍然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后效，沒有將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交給左翼勢力，而是讓相對游離于左右兩股力量之間的華國鋒來掌權。這表明他對右翼勢力仍然是按人民內部矛盾進行處理的。這是為了避免采取過激措施，致使他們鋌而走險，將黨內矛盾推向激化，是穩(wěn)定黨內右翼勢力的斗爭策略，也是為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和平交接。

　　那么，有人可能要問，為什么毛澤東不將權力交給左翼勢力，對右翼勢力往往還網開一面，留下了他們東山再起的機會呢?

　　前面我們已經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下面我們來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

　　(1)毛澤東必須從當時的社會發(fā)展狀況和廣大黨員干部及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水平出發(fā)，制定適宜的政策和斗爭策略，否則就會造成黨內分裂和政局動蕩，也難以實現(xiàn)權力的和平交接。

　　我們知道，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創(chuàng)建了中央蘇區(qū)的毛澤東，很早就看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但是由于斗爭時機的不成熟，他在積極工作的同時，也一直在忍耐和等待。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中的紅軍在過了湘江慘遭損失之后，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層逐漸覺醒的情況下，才以遵義會議的召開為標志，從軍事上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后來，有人問毛澤東，你既然早就看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為什么不極早站出來進行斗爭，而要等到紅軍遭受這么大的損失后才進行斗爭的呢?

　　對這個問題，長征期間擔任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翻譯的伍修權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伍修權說：“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xiàn)出了毛澤東同志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只批判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出政治問題上的錯誤，相反還在決議中對這個時期的政治路線，說了幾句肯定的話。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英明決策。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會后，曾有同志問毛澤東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也早在反對他，為什么當時不豎起旗幟同他們干，反而讓王明的‘左’傾錯誤統(tǒng)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澤東同志說，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一時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發(fā)動斗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對敵斗爭。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才能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還注意把推行‘左’傾錯誤的頭頭，同僅僅執(zhí)行過這一錯誤的人嚴格區(qū)別對待。在遵義會議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對別的同志，則采取耐心的說服幫助，爭取他們轉變立場。毛澤東同志這種對黨內斗爭的正確態(tài)度和處理方法，也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的重要原因。”[50]

　　我們從伍修權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盡管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了王明路線的錯誤，但是由于當時黨和紅軍領導層中的多數人還沒有這樣的認識，因而斗爭的時機并不成熟，還需要進行艱難的說服工作。這樣就只有等到湘江血戰(zhàn)之后，在黨和紅軍領導層的高級干部逐漸覺醒的情況下才發(fā)起斗爭。但是在斗爭中，為了團結黨內更多的同志，他又是講究策略的，僅對當時錯誤的軍事路線作出了糾正，而對錯誤的政治戰(zhàn)線仍然暫時予以肯定。

　　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同王明錯誤路線的斗爭策略中獲得啟示。

　　毛澤東發(fā)動文革就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分明認識到如果右翼上臺，他們倡導的路線一旦得以實施，就會在中國埋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隱患。當時在輿論戰(zhàn)線中也是這樣反復來宣傳的。

　　但是由于現(xiàn)實社會中并未出現(xiàn)資本主義，毛澤東提出來的思想理論觀點尚未得到歷史的驗證，黨內許多黨員干部及廣大人民群眾當時積極起來參加文革，在相當程度上是處于對毛澤東的信任，而不是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

　　他們往往是在資本主義已經大量存在的情況下，才能夠認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卻沒有認識到當時黨內右翼勢力倡導的路線與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這表明他們對文革中反修防修的認識還處于感性階段，而沒有上升到理性階段。他們參加文革是一種自發(fā)的行動，而沒有變?yōu)檎嬲S護自己根本利益的自覺行動。這種以高昂激情而非理性認識去投身于文革的行動也就注定是難以持久的。這種狀況嚴重影響到毛澤東對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毛澤東要制定對左翼和右翼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須從這種現(xiàn)實狀況出發(fā)。這種狀況就是當時右翼路線尚未得到真正的實施，更未出現(xiàn)在右翼路線實施下資本主義大規(guī)模卷土重來的事實，因而在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并未出現(xiàn)與右翼勢力斗爭的自覺意識。這就表明毛澤東對黨內右翼勢力發(fā)動徹底斗爭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制約了毛澤東對右翼勢力采取的進一步行動，致使他只能對右翼勢力發(fā)動一定程度的反擊和斗爭。否則的話，就會導致黨內的分裂和動蕩，而不利于黨內的穩(wěn)定和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

　　(2)針對黨內左翼與右翼激烈斗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必須謹慎對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導致黨內的分裂與動蕩，釀成嚴重的后患。

　　由于歷史上長期的武裝斗爭是在各個根據地相對隔絕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黨內形成了許多山頭。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是從黨內存在山頭的事實出發(fā)，在山頭問題上制定了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削弱山頭、削滅山頭的政策。[51]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我們黨內的山頭問題，不僅沒有影響到黨內的團結和統(tǒng)一，反而在克服了山頭傾向以后，進一步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

　　同樣，文革晚期的毛澤東在制定政策和斗爭策略時，也必須從當時黨內左翼和右翼斗爭的實際出發(fā)，謹慎對待雙方的斗爭，防止出現(xiàn)后患。這種后患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jié)，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講，“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52]

　　由于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會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因而就可能導致他們的激烈反抗，甚至會鋌而走險，毛澤東敏銳地意識這一點，因而提前給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打了招呼，要他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并表示與他們站在一起，同舟共濟。后來歷史的發(fā)展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這個判斷并非杞人憂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被抓捕。一九八○年冬被審判，要不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討論江青等人是否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時有人堅決反對，江青是會被槍斃的。

　　十大以后，黨內左右兩股勢力的斗爭逐漸走向尖銳的時候，右翼勢力頭面人物開始策化如何抓捕文革勢力的代表人物了。

　　王震曾受葉劍英委托，在老同志之間“串門子”，進行聯(lián)絡工作，并將聯(lián)絡的結果向葉劍英匯報。他多次到葉劍英那里反映“王、張、江、姚”的問題，并提出：“為什么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做了一個打啞迷的手勢：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晃，然后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一按，不讓王震再往下說了。 [53]王震想了想，終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等去世以后再說，要等待時機。[54]

　　據與王震接觸密切的鄧力群后來也曾回憶道：“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幾次給我說過，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門去了，他有點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門去剖腹。這時，他腎上生了一個結石，要開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幾次到葉帥那里去，說這樣一伙人，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們抓起來!很容易就解決了嘛。好比開政治局會，我進去一沖，把他們一提溜不就解決了嗎?葉帥說，主席還在，你搞這個很危險，他不用說更多的話，只講一句不贊成，通過廣播電臺一廣播，我們不就全軍覆沒了嗎?事情要解決只能等待。毛主席當時身體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時不好動手。葉帥還問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說得上話，同他們要保持聯(lián)系啊。王老說，汪東興我還可以給他說得上話。”[55]

　　王震雖然當時在抓捕江青等人的過程中是積極的，后來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時候也賣了不少力。但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對中國社會的嚴峻狀況，資本主義在中國卷土重來的嚴重隱患，王震憂心萬分。臨死前他覺得很慚愧，對不起毛澤東，由衷地說：毛主席至少比我們遠看五十年。當然這是后話。

　　從上面引用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右翼勢力的頭面人物已經開始著手準備，要對左翼勢力的代表人物下手了。不過是礙于毛澤東的聲威，這個時候由于沒有把握，因而還要等待時機而已。

　　面對右翼咄咄逼人的攻勢，毛澤東對左翼和右翼采取的措施會直接影響到右翼勢力的行動。他不能不考慮到黨內左右兩股勢力之間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他沒有將權力交給左翼，對右翼進行的打擊也是有限度的。從他選擇了與左右兩翼都保持著一定距離的華國鋒來看，他的選擇是慎重的。他采取了一種相對傾向于左翼的斗爭策略，以平和左右兩翼之間的矛盾，防止極端事件的出現(xiàn)，實現(xiàn)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

　　(3)黨內斗爭的原則決定黨內斗爭的策略。毛澤東從黨內斗爭的原則出發(fā)，采取正確的黨內斗爭策略，是不可能在黨內斗爭中去采取非法斗爭方式的。

　　有人可能會說，毛澤東既然認識到了如果右翼一旦掌握政權，實行他們的路線，中國就會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隱患。為什么他不采取措施將右翼勢力一網打盡呢?

　　毛澤東主張黨內斗爭中只能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采取正確的斗爭方式，不能采取暴力斗爭的方式。他一生都是恪守這一信念，嚴格遵守這一原則的。同時，他還認為右翼勢力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只要社會上還存在階級斗爭，黨內右翼勢力就會產生。因而黨內右翼勢力的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講還是有必然性的。即使這一次把右翼勢力的頭面人物拿下了，還會有新的頭面人物冒出來。這不是好的辦法。正確的方式不是消滅右翼勢力，而是將他們置于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認清他們的本來面目，使他們主張的路線不能在黨內取得支配地位。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了高層政治生活會，毛澤東在會上談到自己過去在黨內斗爭的經歷時說：“特別是發(fā)生爭論時，領導集團意見不對時，只好自己吃苦。如中央蘇區(qū)，一個謠言，想開除我黨籍，開會時捅進去。當幾個月民主人士。寫信給中央，開除黨籍不對。現(xiàn)在何等時候，講不清楚，不要開會。后來遵義會議，是合法斗爭。四與三之比(指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間的爭論)，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甫那時幾次動搖，后來被說服。每次開會，四比三，我服從，不同第四人談。到黎平，才改變了戰(zhàn)略，爭取群眾，公開講，博古贊成(這以后長征才避免了逃跑主義)。采取合法手段、合法態(tài)度解決問題，等一等，比采取非法手段好。這是講領導機關犯了錯誤情況之下，要改變其錯誤而言。”[56]

　　毛澤東回憶了兩次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打擊下的情形。毛澤東恪守黨內斗爭的組織原則，采取合法斗爭的方式，少數服從多數，一面進行著艱難的說服工作，一面等待著黨內同志的覺悟。

　　也是在廬山會議期間，他在八月十六日的講話中批評了彭德懷在長征期間主張扣押人質的事。他說：“張國燾的錯誤引導四方面軍走上錯誤的道路，這個責任在張國燾。張是中央派去的，是階級異己分子，同他作斗爭，應當在黨內斗，不能用武力。但長征中彭德懷提議用武力解決，是在甘肅南部，那個兩省分界地方的時候。這是資產階級、封建集團互相吃掉的辦法，無產階級不能用這個辦法。人家不服怎么辦?只能等待，這是唯一的辦法，無產階級只能用說服的辦法。”[57]

　　毛澤東主張在黨內斗爭中用說服教育的方法，等待著黨內同志的覺悟，而不能采取武力解決的方式。當時的情況是，長征期間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混編為左路軍、右路軍分頭北上。當時黨中央隨右路軍北上。在張國燾違背中央北上方針主張南下后，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轉而同意張國燾南下的方針。這時紅一軍團已經北上，右路軍中的紅一方面軍部隊兵力微薄，因而彭德懷才向中央提出扣押人質的建議。

　　后來彭德懷在自述中說：“(我)問毛主席，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燾南進方針，一軍團已經走了兩天，四方面軍如解散三軍團怎么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事，在這種被迫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主席想了一會，答曰：不可。”[58]

　　當時情況非常危急，在中央率紅一、三軍團北上后，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準備追擊。后來彭德懷回憶說：“我問毛主席，如果他們扣留我們怎辦?毛主席說，那就只好一起跟他們南進吧!他們總會要覺悟的。”[59]

　　從以上我們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歷程中，不論是遭到黨內同志的誤解和打擊，還是自己的正確主張沒有被接受，他都遵守黨內的民主程序，堅持正確的黨內斗爭方式，服從中央的領導。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他隱忍待發(fā)，做著艱難的說服教育工作。他對黨內斗爭中的錯誤方式深惡痛絕，嚴格恪守黨內斗爭的底線，堅決反對以武力方式來解決黨內出現(xiàn)的矛盾和分歧。由此我們也就理解毛澤東在黨內右翼勢力就其性質上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他們的面目也沒有公開暴露的時候，就只能采取批評教育和說服的方式，而不可能去采取武力斗爭方式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毛澤東已經認識到了右派一旦上臺，就會給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帶來嚴重的后果。但是由于當時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認識水平、黨內左右兩翼之間的實際斗爭狀況以及黨內斗爭的原則要求與毛澤東高度的黨性修養(yǎng)，這些因素使他既不會采取將右派一網打盡的策略，也不可能將權力交給左派，而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平衡兩派的作為，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以待將來在時局的演化下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覺醒。毛澤東只有“天知道”的回答，實際上預示著當時斗爭形勢的不明朗，同時也有對左右兩派一旦出現(xiàn)對抗就會導致局勢動蕩的憂慮。

　　由以上我們從歷史文獻資料中對毛澤東去世前關于自己所做兩件大事的考證中可以看到，這個談話的基本內容是有史實依據的，也可以獲得其他文獻資料的印證。另外，我們從談話的用語和風格上來看，他與毛澤東其他的談話和行文風格確有相似之處，這又是別人難以模仿的。因而我們認為這個談話從總體上來說還是可以被認可的。這個談話是毛澤東去世前為自己撰寫的墓志銘。

　　四、幾點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1、毛澤東將建立新中國和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作為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是確實的，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其他談話的文獻資料中得到印證。這兩件大事就是建立人民政權和鞏固人民政權，從革命的性質上來說就是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

　　2、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作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意味深遠的。

　　這里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為什么是將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呢?

　　我們知道，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和基礎，但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的基本建立，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消滅了剝削制度，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毛澤東也曾說過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都沒有使他這樣高興過。但是毛澤東卻沒有將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自己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這又是為什么呢?

　　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深刻分析了我國社會存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這一基本矛盾，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也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生產資料上(經濟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經濟基礎上(生產關系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步是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上層建筑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僅僅有一個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也是不鞏固的，必須同時還要有一個上層建筑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沒有上層建筑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不僅難以獲得鞏固，而且還會得而復失。這就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真正含義。我們不幸地看到，毛澤東的這個理論已經從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巨變以及我國改革開放后資本主義迅猛發(fā)展的史實中從反面得到了驗證。

　　正是這樣毛澤東才將上層建筑上(政治戰(zhàn)線上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將經濟基礎上(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

　　3、從歷史提供的舞臺上，毛澤東采取措施在竭力避免交班時出現(xiàn)“動蕩”和“血雨腥風”的結局。

　　毛澤東估計了交班的兩種結局：一種是在和平中交班;一種是在“動蕩”，甚至“血雨腥風”中交班。鑒于黨內左右兩翼進行的激烈斗爭，在權力的交接上他既要鞏固文革的成果，又要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避免“動蕩”和“血雨腥風”局面的出現(xiàn)。圍繞這個中心，他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謹慎地去處理左右兩翼之間的斗爭，防止不測情況的出現(xiàn)。在這個舞臺上，他已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許當年漢高祖的“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60]的歌聲能夠表達他此時無奈、悲涼的心境。

　　4、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認識和利益處置上的局限成為制約毛澤東文革措施實施的重要因素，也成為決定文革成敗的決定性原因。

　　雖然廣大人民群眾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但是他們從資本主義還未出現(xiàn)這一直覺出發(fā)，沒有真正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開展的必要性，沒有真正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涵義，沒有真正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敗與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邏輯聯(lián)系，沒有真正認識到一旦文化大革命失敗后，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權益就會受到資本的侵犯，他們也就會由國家的主人淪為雇傭勞動者。這表明他們對文革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感性階段，而沒有上升到理性階段。

　　正是由于這種認識的局限，導致他們沒有處理好自己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根本利益之間的關系。隨著文革的深入發(fā)展，在走資派的小恩小惠和挑撥利用下，他們卻發(fā)生了分化。不少人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成為保守派，成為走資派維護自身利益，“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工具。他們沖在前面，成為走資派的擋箭牌，“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的局面出現(xiàn)了。面對這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毛澤東分明意識到在這些群眾的背后站著走資派，他不可能將打擊的矛頭對準沖在前面的群眾，在這種情況下，他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對文革的戰(zhàn)略和策略做出調整。他一面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61]一面也只好等待著這部分群眾的覺醒。

　　試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有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工農大眾的覺醒，他們深刻認識到了文革成敗與資本主義復辟及自身命運的邏輯聯(lián)系，立足于工農大眾的根本利益，從大局著眼，既勇于斗爭，又善于斗爭，能夠及時揭穿走資派的伎倆，清除內部的敗類，還會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發(fā)動政變呢?如果有人膽敢這樣做，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就會風云聚會，不約而同地群起而攻之。這定會讓他們在人民群眾的銅墻鐵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身敗名裂。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又怎么會失敗呢?資本主義又怎么會在中國卷土重來，工農大眾又怎么會由國家的主人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呢?這是一個永遠值得我們汲取的沉痛教訓。

　　5、毛澤東去世前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的談話是真實的嗎?

　　通過前面的考證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談話的內容是有史實依據的，談話的時間極有可能是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前。從考證中我們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這個談話較早出現(xiàn)于葉劍英的講話(談話)。尤其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葉劍英是在毛澤東還在世的時候就開始講述這個談話的。但是由于葉劍英沒有交待清楚(或交待有誤)毛澤東談話的對象與時間，同時后來又也沒有找到這個談話的原始記錄稿，于是就使一些人對這個談話的真實性產生了疑問：莫非葉劍英是為了避免“動蕩”和“血雨腥風”的局面，為了說明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進行隔離審查的合理性，而有意這樣講的嗎?當然，這還有待于我們做出進一步的考證。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51]，第345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第2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 月第一版。

　　[11]，第1頁;[33]，第548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3]，第144頁，147頁;[25]，第148頁;[61]，第385頁。

　　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7]，第487頁;[28]，第488頁;[35]，第487頁;[36]，第488頁;

　　6、《毛澤東傳(1949—1976)》(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1770頁;[8]，第1781頁至1782頁;[9]，第1782頁;[15]，[16]，第1768頁至1769頁，1777頁;[17]，第1752頁;[18]，第1645頁;[19]，第1645頁;[20]，第1610頁至1617頁;[21]，第1666頁;[22]，第1691頁至1693頁;[24]，第1451頁;[26]，第1740頁，1752頁，1756頁;[29]，第1469頁;[31]，第1401頁;[32]，第1042頁;[37]，第1679頁至1761頁;[38]，第1704頁;[46]，第1768頁;[49]，第1777頁。

　　7、《胡繩文集(1979—199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81頁;[5]，第181頁;[6]，第188頁至189頁。

　　8、《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李慎明主編，陳之驊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4]，第45頁。

　　9、《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39]，第346頁至358頁;[43]，第419頁。

　　10、《南風窗》，二○一○年第八期，《“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章劍鋒著。

　　[44]。

　　11、《“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席宣、金春明著，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42]，第305頁。

　　12、《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訪談、整理：朱元石等。當代中國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一版。

　　[40]，第242頁至243頁。[41]，第244頁至245頁;[45]，第251 頁至253頁;[47]，第211頁至212頁;[48]，第216頁至217頁。

　　13、《萬里長征親歷記》，中共中央學校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50]，第185頁至186頁。

　　14、《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52]，第408頁。

　　15、《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58]，第202頁;[59]，第203頁。

　　16、《葉劍英傳》，《葉劍英傳》編寫組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三月第一版。

　　[53]，第638頁。

　　17、《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下)，范碩著，華文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六月第一版。

　　[54]，第556頁;

　　18、《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征求意見本)，“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55]。

　　19、《鄧力群國史講談錄》中《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辦法(二○○○年三月三十日)》，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30]。

　　20、《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李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56]，第192頁至193頁;[57]，第336頁。

　　21、《史記》，司馬遷著，岳麓書社出版發(fā)行，二○○一年九月第二版。

　　[60]，第358頁。

　　22、《憂患百姓憂患黨—毛澤東關于黨不變質思想探尋》(修訂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13]，第37頁至38頁;[14]，第38頁至39頁。

　　23、《黨史博覽》，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二○一三年第三期，《李海文：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血雨腥風”中交班》

　　[1];[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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