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北航紅旗博客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1967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見首都紅代會核心組正副組長，與他們語重心長地談話，這是他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人物——“五大學生領袖”。

　　毛主席在召見中對紅衛兵的教誨，內容豐富，寓義深刻。韓愛晶在2013年第11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和在2013年第2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中作了全面介紹。記得當年聽到傳達時既振奮又警覺。北航紅旗是1966年8月20日在北航少數派基礎上成立的紅衛兵組織。毛主席的教誨，直接和間接地肯定了北航紅旗兩年中做出的努力，也批評了我們做過的錯事、傻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四方面：

　　一、關于派工、軍宣隊進駐學校

　　毛主席召見“五大學生領袖”的直接目的是說明派工、軍宣隊進駐學校的部署。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斗怎么辦?一個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另一個是幫助一下，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果你們不能解決，第三個辦法，要么軍管。第四個辦法，斗、批、走。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群眾就不愛打內戰。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斗，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毛主席明確表示派工、軍宣隊進學校是他親自部署的。他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么多工人去“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么?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毛主席派工、軍宣隊進駐學校，不單是要制止武斗，而是要建立工人階級對學校的領導，實現革命師生大聯合，推動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他明確指出：不是說工人是領導階級嗎?工人階級專政嘛!專你們學校里極少數壞人的政。他說：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要分派了。不要搞成兩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兩派?并囑咐：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們那里去，應采取歡迎的態度，你們不要采取蒯大富這個辦法。

　　北航紅旗的實踐與毛主席這些教誨基本符合。北航與清華、北大不同，沒有發生過武斗，也未曾分裂為兩派。韓愛晶在毛主席召見時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雖然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這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江青提出所謂“文攻武衛”口號時，我們就預感到這必然導致全面武斗的惡果，因而特別注意內部團結，防止產生分裂。由于毛主席和黨中央對北航紅旗的直接支持，使北航紅旗在學校師生中占據絕對優勢，早在1967年5月北航就成立了院革委會，在1967年7月，北航又率先復課鬧革命，報道影響到全國。北航紅旗對上努力同毛主席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對內實行大民主，對外堅持三結合，解放了院黨委書記王恒等和多數系黨總支書記等院系領導干部，使他們成為院系革委會成員或部門負責人。北航紅旗內部是有不同意見的，例如，院革委會常委們盯著校外活動，疏于校內日常工作，利用“嫡系部隊”，今天炮轟這人，明天火燒那個，干涉外地運動。院革委會中來自基層的幾位委員——二系革委會主任呂治新、四系革委會主任張生法、五革委會主任石興國、九系革委會主任楊瑞云等接近較多，經常在一起商議如何將注意力轉到院內，協調各系行動，把斗批改和教學科研搞好，在院革委會會議上發表相同的意見。有人就把我們說成是“右傾”、“鴿派”，甚至說成是“天派中的地派”。“地派”的地院東方紅曾有人乘機找過楊瑞云，鼓動我們搞分裂，被她嚴詞拒絕。1967年9月22日，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響應毛主席號召，在北航召開團結聯合大會，韓愛晶和王大賓在會上講話。北航、地院分別是“天派”、“地派”的標志，這次大會對首都大專學校紅衛兵的大聯合起到了促進作用。

　　由于當時黨團組織暫停活動，北航紅旗成立后以及掌權后問題叢生。為克服這種先天不足，我在擔任五系革委會主任期間，就特別注意在工作中依靠擔任副主任的前黨總支書記。1967年10月，黨中央規定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應當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我就直接請示北京市革委會大學組，經他們的同意后，提請院革委會作為試點，在12月成立了五系黨的核心小組，這個小組成立后，參與五系革委會領導，在五系全面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得以發揮。

　　毛主席召見后不久，1968年8月，北航迎來了工宣隊和軍宣隊。院系革委會與工、軍宣隊真誠相待、合作良好。全體北航紅旗勤務員和院革委會委員參加了他們舉辦的學習班。雖然我是北航紅旗發起人之一，并曾分工主持過首屆總勤務站的全面工作，對北航紅旗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根據毛主席召見時的指示，我認識到，北航紅旗的組織形式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到了自動解散實行“倒旗大聯合”，組建統一的紅衛兵組織的時候了。因此，我代表北航紅旗的部分院勤務員，公開提出了自動解散北航紅旗的建議。北航紅旗五系戰斗隊首先解散。1968年9月5日。在全院大會上，韓愛晶代表北航紅旗總勤務站“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北航紅旗解散。北航紅旗解散以后，工宣隊和軍宣隊首先在五系試點，重建統一的紅衛兵組織，定名為“首都紅衛兵”，五系建成了“首都紅衛兵北航第五團”，我擔任團政委，周志明擔任團長。我曾以首都紅衛兵北航代表的名義參加國慶19周年天安門觀禮，

　　二、關于學制改革和教育革命

　　毛主席在召見中再次強調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設想：

　　一是學制必須縮短。毛主席說：小學六年太長，中學六年太長，荒廢無度。要刪繁就簡。

　　二是辦學體制應當創新。毛主席說：大學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并沒有說文科都不辦。并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們也搞不上去，何況你們。這是舊制度害了他們。學文學的你要寫詩，寫劇本;學哲學的，你給我搞家史。寫歷史革命的過程; 我并沒有說文科都不要辦，但要改變辦法。學文學的要寫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的革命斗爭過程。大學辦得那么死，這個大學應該比較自由一些。

　　三是學校應當重視實踐。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里學出來的嗎?又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么哲學?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一個孩子讀歷史，不懂階級斗爭，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可是讀了好幾年，就是不懂階級斗爭。毛主席提出要給學生當工農兵的機會。當兵半年，一切就范，再當一年農民，兩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學校啊!真正的大學是工廠，農村。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嘛，坐在那個樓里怎么能行。整個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列寧大學讀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學沒讀完。我們兩個比高爾基高明得多，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華羅庚，數學家就是個中學生，自學的。蘇聯衛星上天，祖宗是中學教員。發明蒸汽機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學教師，是工人。

　　四是教學應當學生自主。毛主席說：學問才不是靠學校里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里是很不規矩的，我只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他提出要組織個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等等。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要讓工農兵都有時間去，到圖書館讀書是個好辦法。

　　五是考試應當改變方式，毛主席提出：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只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么，對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辦呢?誰考馬克思?誰考恩格斯?誰考列寧?誰考斯大林?并說：考試干什么呢?一樣不考那才好呢!對于考試一概廢除，搞個絕對化。

　　毛主席這些教誨雖然是45多年前講的，但與如今在世界上流行的現代教育新觀念——素質教育、創新教育、自主教育和全人教育等是一致的，在當前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1952年北航成立后提出的“德才兼備、知行合一”的校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毛主席關于學制改革和教育革命指示的精神。1958年，北航就將教學與實踐結合起來，全院師生動手將北京1號(飛機)、2號(火箭)、5號(無人飛機)送上了天空。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航紅旗和北航革委會繼承仍發揚優良傳統，1967年6月組建“紅航兵團”，研制“紅航一號”靶機(靶-6飛機);在1967年10月又組建“紅旗兵團”開展無人駕駛飛機發動機(后稱無偵-5飛機)研制。在復課鬧革命期間對教學、教材等進行了多項改革。工、軍宣隊進校后還在北航革委會中還成立了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我曾是成員之一，直至畢業離校。

　　后來，當年的紅旗戰友中有不少人進入了教育界，如我自己以及我熟悉的院紅旗勤務員屠海鷹、張生法，五系紅旗勤務員武金木等。我們在各自崗位上實踐著毛主席對學制改革和教育革命的教誨，取得了豐碩的教學科研成果。

　　三、關于對紅衛兵的看法和政策

　　毛主席在召見中，表現出他密切關注紅衛兵運動。一見面，毛主席就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他對紅衛兵的主要看法和政策可概括為：

　　一是支持紅衛兵革命行動。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但他又說：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嗎?毛主席充分肯定紅衛兵的優點，給予贊許和鼓勵。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周瑜嘛!周瑜出身騎兵，才16歲。不能輕視他們年輕人，你擺老資格。 “五大學生領袖”所在學校中，北航、地質沒有武斗。毛主席問：王大賓你那里沒有打架?當王大賓回答“沒有”后。他說：那就好，以后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并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后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毛主席鼓勵說：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幫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毛主席還對兩人說：韓愛晶、蒯大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們兩個以后還要做好朋友。韓愛晶以后要幫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當江青無端批評韓愛晶時，毛主席立即批評說：不要總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不在自己，總在人家”

　　二是批評紅衛兵的錯誤傾向。毛主席說：不要膨脹起來，全身膨脹，害浮腫病。他說“五大學生領袖”有的錯誤相當危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毛主席愛之切、責之嚴，逐一嚴厲批評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搞武斗的錯誤，同時，毛主席還批評了紅衛兵搞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天地兩大派的派性斗爭;顛覆北師大革委會;搞亂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在校內搞逼、供、信和在京召開外地組織串連黑會等錯誤。他說：北京有個習慣，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學校捉了人要做俘虜，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說什么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你們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現在還在搞串聯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么和平里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來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遼寧 ‘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搞多中心，全國可以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都是中心就是無中心了。各人皆以為自己天下第一，還有什么中心?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工廠，一個學校只能有一個中心。毛主席說：讓蒯大富猛醒過來! 他們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沒有個好辦法下。蒯大富可以下來嘛!應該歡迎工人。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三是分析紅衛兵的錯誤原因。毛主席說：你們年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上帝原諒你們。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他批評學生領袖：相當有點無政府主義。世界上無政府主義是跟有政府相對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無政府就不會消滅，這就是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的走向反面，這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這是對我們中央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年輕人聽不得批評，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強，厲害得很，只能批評別人。并說：我們過去是犯過錯誤的，你們初犯錯誤，也怪不得你們。你們工作也確實有很多困難。文化革命我沒有經歷過，你們也沒有經歷過。

　　四是慎重處理犯錯誤的紅衛兵。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余地，都是學生。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們工作有多少錯誤，我們是護你們的。他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蒯大富一進來就撲到毛主席懷里大哭。毛主席也流淚了。毛主席還特別強調要正確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他說：世界上的人，沒人反對還行?反對就讓他反對。我們這些人誣蔑些也不要緊。你們列舉的罪狀無非是攻擊江青，林彪，我。統統可以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里講的嘛，又沒到外面貼大字報。對其他犯錯誤的紅衛兵，毛主席也一視同仁，他說：北外‘六一六’的領袖劉令凱反對總理，總理一直保護著他。有人講，總理寬大無邊，我就同意總理這樣做。毛主席說：聯動這些人開始就不應該抓。抓多了，是我點了頭。謝富治說：這與主席無關，是我抓的。毛主席說：你不要給我開脫錯誤，給我掩蓋。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并強調對犯錯誤的紅衛兵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毛主席還反對株連，他對聶元梓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為什么一定要牽連妹妹呢?在召見結束和大家握手告別后，毛主席還特意轉回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他再三叮嚀在座的中央領導人：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這些教誨表明，毛主席對紅衛兵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既不徹底肯定，也不徹底否定。這為當年紅衛兵正確分析自己的是非功過指明了方向。紅衛兵運動與中國歷次青年運動一樣，發揮了“某種先鋒隊”作用。例如北航紅旗三年歷史，最難能可貴的就是留下了北航紅旗精神——胸懷祖國、敢字當頭、自覺紀律、崇尚民主、真誠團結、銳意進取。這種精神是在北航紅旗成立初期公開提出，在北航紅旗實踐活動中發揚光大的，是北航紅旗戰士的主流情感和意志的集中體現。這種精神符合毛主席召見時對紅衛兵的教誨。同時，北航紅旗也做過錯事和傻事。如反“二月逆流”、批斗彭德懷、參與天地兩派斗爭、開“北航黑會”、院內清隊擴大化等。這里有自己的責任，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無政府主義、主觀主義、缺少自我批評等。形勢復雜又沒有經驗也是重要原因。對此，毛主席對紅衛兵是體諒的。北航紅旗有個堅定信念：緊跟毛主席鬧革命，黨中央指向那里打到那里，卻沒有想到在一些問題上毛主席和黨中央也會犯錯誤。當然也有犯錯誤者個人原因。紅衛兵運動最終進入“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與中國歷次青年運動一樣最終讓位于工農運動為主，是歷史之必然。

　　毛主席對紅衛兵的政策，也是一分為二的，熱烈支持紅衛兵革命行動，又嚴肅批評紅衛兵的錯誤，愛護青年，說服教育，重在引導，處理從寬。這種實事求是態度理應成為后來的領導干部處理紅衛兵問題的原則。事情卻非如此。許多領導干部沒有以毛主席那種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來對待紅衛兵。整個紅衛兵運動歷史不過三年，本不該把文化大革命后七年動亂的責任推給只存在于前三年的紅衛兵，把本來應當由中央領導集體承擔的責任推給學生，把老人犯錯誤的責任推給青年。然而，從清查“五一六”到清理“三種人”，二十多年內，當年的許多紅衛兵一次又一次被秋后算賬，在許多問題上很不公正。例如，北航紅旗是北航少數派按毛主席致紅衛兵的信的精神建立的，而少數派是由于劉少奇主持工作期間親自指使工作組 “反干擾”、“抓游魚”，把大批革命師生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產生的。史料記載，1966年7月13日，北京市委大學組對包括北航、北大、清華在內的北京24所高校“排隊”情況進行過統計，教職工和學生總數99323人中，有10211人被劃為“右派”，占總人數的10.1%。24所院校黨委90% 以上都被定為3、4類，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60%以上被定為3、4類干部。北航紅旗是跟著毛主席起來造反的，并不是什么“靠林彪、四人幫造反起家的人”。相反，首先向林彪、江青一伙發難的恰恰是紅衛兵。例如，紅旗戰士曹偉康，曾與我一起作為北航少數派兩名代表參加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1966年12月。他就寫出大字報《林彪是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因此被迫害投入監獄，經毛主席親自批示獲得釋放。紅旗戰士吳茂杰貼出標語：林彪的講話是反馬列主義的，要正確評論劉少奇等。為防止牽連，他事先與女友解除了婚約，后來也與曹維康有同樣的遭遇。1967年1月，上海紅革會炮打張春橋，當時我和劉金榮正在上海串連，就趕到了風暴的中心——復旦大學紅衛兵總部，了解情況。復旦大學紅衛兵總部的一位負責人和幾位在座的紅衛兵骨干接待了我們，并進行了交談。我們建議他們將材料盡快上報，讓毛主席和黨中央了解張春橋其人，決定怎么辦。后來在上海傳說：北航紅旗兩位院勤務員支持紅革會炮打張春橋。這句話傳到北航，曾使我們遭到非難。

　　北航紅旗成立當天就明確了實行大民主的組織原則、勤務員制的領導機構。加入條件為自愿參加，集體討論吸收。革命不分先后，不排斥過去有過不同觀點的人;不搞唯血統論，重在現實政治表現;主要任務是在正確路線指引下，切實執行《十六條》，進行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北航紅旗在校內真心誠意地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并始終維護和積極推進革命的大聯合，最后還為此自動解散，不是什么“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北航紅旗成立較遲，不僅沒有參與破壞性的“掃四舊”，而且對“掃四舊”中的過激行為一直持反對態度。不是什么“搞打砸搶的人”。

　　“五、一六”是1967年5月出現的反周總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北航紅旗對周總理素來崇敬，以他的高風亮節為楷模，韓愛晶當年說：周總理是全國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周總理是支持我北航紅旗的。沒有周總理，全國就亂了套了。北航紅旗任何人不準反對周總理。5月18日，在“五、一六”反動思潮剛襲來時，北航紅旗就與清華井岡山等20個單位聯合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反對周總理的這一小撮人。5月24日，韓愛晶又在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紅代會會議上提議反擊，發表首都紅代會聲明：“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呼吁：徹底擊潰這股攻擊周總理的逆流。北航紅旗還專門成立了“五、一六”專案組密切配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然而在1970年開始的清查“五、一六”中，韓愛晶以及不少紅旗戰士卻被當作“五、一六”審查。幸而毛主席發現問題，這場無中生有、不明不白的運動才嘎然而止。

　　1967年7月批斗彭德懷是北航紅旗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最大錯事，自然應當吸取教訓。但批斗彭德懷，將其視為反黨集團頭子，并非出于主觀故意，而是根據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的定性，是承擔黨中央下達的任務。如果是犯了政治錯誤，主要責任應由下達任務者承擔。韓愛晶打彭德懷一個耳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應當追究個人違法責任，但他既無“反革命”、又無“殺人”的故意;彭德懷七年后才死于癌癥，與此無直接關系，構不成“反革命殺人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如真正依法辦事，只適用于當年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即處十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當年的紅旗戰友中不少人都受到過不公正對待。有一位當年的院紅旗勤務員說：回憶40多年前，我們志向相同、步調一致，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在共同構建的北航紅旗這個大戰壕中，一心一意，不惜一切代價的奮勇戰斗、摸爬滾打。我們各奔東西后，各自所經歷的，甚至所受的苦痛，就我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并不比韓愛晶去坐牢要小。雖然如此，我對當年也并不后悔。當年的紅旗戰友并未氣餒，在理論界、工商界、科技界和教育界，到處活躍著他們的身影，實現他們的價值，有的成為行業精英。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他們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優秀的。毛主席對紅衛兵的贊許和期望并沒有錯。

　　四、關于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在毛主席召見接近尾聲時，韓愛晶說：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面那我們怎么辦?話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領導神情嚴肅、氣氛緊張。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韓愛晶你還小，不過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朝打二十年，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毛主席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文化大革命好，當然也不能保證，但我們保證要好些。你們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不能保證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還是會有波折的，不要講什么新階段，黨內出了陳獨秀，黨就沒有啦?黨犯錯誤，黨還是有的，還是要革命的，軍隊還是要前進的。我們這個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復你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我們這些人，天就掉下來了?為此，他還夸獎韓愛晶：想得遠好，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哇。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總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勝了以后，又出現高饒反黨聯盟，廬山會議以后，出了彭德懷，現在有走資派。

　　毛主席這些教悔的核心是要堅持繼續革命，將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毛主席所看重的畢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說到底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民主監督機制，反修防修，防止黨內出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如果45年前，認識比較磨糊，那么20年前蘇聯瓦解、東歐劇變的教訓，說明這種現實危險是確實存在的。

　　北航紅旗戰士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例如，1966年10月，我和劉金榮就曾主動走遍大江南北進行社會調查，向黨中央提出《關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建議》，主張黨的組織建設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應由革命群眾根據三大革命斗爭中的實際表現，根據黨員條件進行評選，衡量、產生新的黨員;每一階段應由革命群眾根據黨員的真實表現進行評選，黨員重新登記，吐故納新，使每個黨員高度地發揮積極性，使黨組織保持一池活水;黨的干部應當以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黨的基層干部應由革命群眾監督，由全體黨員依照巴黎公社全面選舉制產生;各級黨委要參照毛主席提出的黨委會工作方法進行工作，認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密切聯系群眾，認真聽取群眾的批評和建議;加強黨的監察機構，監察機構應由上級黨委直接領導。黨的監察機構的監察權力應當大于同級權力機構，應把監督重點放在監督黨的干部執行什么路線、方針、政策上來，防止只監督黨員群眾，不監督干部，只監督具體事務，不監督路線、方針、政策的傾向，廣大群眾有權批評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反映意見、要求等。1967年9月，紅旗戰士朱進選學習毛主席在青年時代的革命實踐，深入到農村、工廠，組建 “河南省工農共產主義運動團”。從最基層組織——“工農共運村”開始對農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把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落實到農村，實現農民工人化，農業工業化，以改善民生為最終目的，發展農村經濟和組織農村生產。活動地區發展到河南、河北兩省八縣，成員發展到三萬多人。還流傳到黑龍江、安徽等省。后來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八年后才徹底平反。

　　當年的紅旗戰友中多數人后來雖然命運多舛，歷經磨難，但是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繼續革命精神不改變。他們在改革開放中沖在前頭，盡力為國為民多作貢獻。如今雖然退休在家，已過耳順之年，仍然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韓愛晶歷盡坎坷，仍然百折不撓，潛心總結犯錯誤的教訓，總結文革失敗的原因。堅持攻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努力為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奮斗。

　　寫于201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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