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是1936年爆發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別派了10萬和5萬大軍，加上佛朗哥的71萬摩爾人軍隊......使西班牙成了法西斯試驗新式武器的戰場。

　　參加"國際縱隊"的中國人有100多名，他們大都是從歐洲和美國前去的，他們的名字......連我們中國人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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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我先后接到兩封從美國寄來的信。寄信人我不認識，她也不知道我的地址，信是由中國作家協會的傳達室轉給我的。信下面的署名是Hwei，無疑是位華人-后來我才得知她叫倪慧如。她說她是從愛潑斯坦打聽到我的名字的。她要求我給她提供有關另一位華人張紀(譯音)的情況。張紀這個名字我并不生疏，是1939年和1940年我在香港時不時見面的一個朋友-那時我與愛潑斯坦和一位借香港大學校址上課的嶺南大學教授唐·艾倫(地下美共產黨員)住在一起，張紀常來聊天。

　　倪慧如女士之所以要詢問我關于張紀的情況，是因為張紀曾經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為"國際縱隊"的一名戰士，西班牙內戰是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原是一個封建君主制獨裁國家，1913年西班牙的進步勢力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共和國。新政府力圖實現土地改繭和政治民主。但教會、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陰謀反撲，導致1936年7月佛朗哥發動政變，4天之內，他的叛軍占領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領土。他的進展能如此迅速，是因為他的背后有大獨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撐腰，表面上這是西班牙內戰，事實上這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國際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與日本法西斯軍隊于"9·18"在中國的侵略遙相呼應。

　　世界一些關心人類命運和前途的人們.預感到歷史上的黑暗時期即將到來。他們紛紛自發組成志愿軍，赴西班牙與政府共和軍并肩作戰，不久又正式組成了"國際縱隊".這個"縱隊"的成員來自不同的國家，有工人、農民、海員、醫生、護士、教師、學生、作家·一他們不屬于某個特定的政治組織，但都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反對獨裁，反對法西斯專政。他們的參戰，主要是為了"保衛人類文明。"我那時剛從武漢大學畢業不久，在國內找不了到職業，東京一個朋友介紹我在一個外語學校教英文。當時在國內與我經常通信的是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就是我在武漢大學外文系念書時的英國老師朱理安·貝爾.

　　這位老師教我當代英國散文和詩--當時在西方已經形成了一個文學品種的"朦朧詩"。他本人是當時英國現代派詩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年齡還不到三十歲，已經出了好幾本詩集。他的姨母佛吉尼亞·伍爾夫是意識流小說大師，母親瓦涅莎·貝爾是著名的畫家，父親是美學理論家克萊伍·貝爾，最近我們翻譯出版了他的美學著作。當時英國"中英庚款委員會"為了表明他們把庚子賠款用于文教事業，每年招考幾名中國研究生赴英國牛津和劍橋這類著名大學進修，另外給中國某一著名大學送一位英國教授。朱理安·貝爾就是在英國應征獲得這個位置而來武漢大學的。他來的目的，不是想領略中國文化，而是想體會一下中國當時的內戰，所以第二年暑假，也是1963年我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就要求我陪伴他在大西南作一次暑假旅行，兼當他的翻譯。

　　我和他進人四川，沿著紅軍走過的一部分路程旅行。在這段艱苦的旅程中，我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我去了東京，我們幾乎每周要通一次信，那時西班牙內戰正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別派了10萬和5萬大軍，加上佛朗哥的71萬摩爾人軍隊和葡萄牙軍，配上1200架飛機、400輛坦克和200門大炮，使西班牙成了歐洲法西斯實驗新式武器的戰場。朱理安·貝爾和我每周通信的主題，基本上都與西班牙內戰有關。他關心那里的戰況.也在考慮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場法西斯與反法西斯斗爭中應采取的態度和立場。1974年初，他在一系列與我的信中堅決地表示，他要赴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投人戰斗。在同年3月間，他毅然辭去教授的職務，起程回返歐洲。

　　這期間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由于我在日本與文化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有交往，還參加了東京一些進步世界語者的活動，秘密警察早己在暗中對我進行監視。5月末的一天清晨，兩個日本法西斯軍國一主義的鷹犬，闖進了我的住址，大肆搜查，收集了三大包信件和書稿，把我押解到地區牢房。

　　我在牢房里一蹲就是3個多月。到8月上旬我被驅逐出境。返回到上海，日本法西斯攻打上海的"八一三"戰爭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寫封信給朱理安·貝爾的母親，詢問朱理安·貝爾去西班牙戰場后的情況，不久回信來了:我的這位老師和親密朋友，已經在西班牙德魯爾前線陣亡，尸骨就埋在那里這簡直像晴天霹靂，使我整個精神和身體都崩潰了。這年年底"國際縱隊"解散，隊員離開西班牙。1939年1月，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占了上風，2月，英、法承認了他的政權，3月馬德里被占。這場國際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感到難以言喻的悲慟。我力圖忘記它，以便全心投人我們自己的抗戰。即使在現在我還盡量避免想起這段悲憤的歷史，所以倪慧如女士從美國寄來的兩封信我都沒有回答。我想已經被世人遺忘了的這段慘痛歷史，現在沒有提起的必要。

　　但沒有料到4個星期以前，我忽然接到一個電話，它就是來自倪慧如女士，她說她現在就在北京，要來訪我。我當時的反應就是推脫。我也以堅定的口氣告訴她，事隔數十年，那已經成了歷史陳跡，不值得談了，而且我現在養病，一般也不便于接見來客。但她也用肯定的語氣說她只來半個鐘頭，決不多打擾。

　　快她就來了，還帶來一位男士，他叫鄒寧遠，大概是她的先生。這位男士一到我的客廳就架起錄像機，于是倪慧如女士就開始問起我有關張紀的情況。

　　張紀是長沙人.復旦高中畢業，1918年去美國，先后在加州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讀書，學的是礦業工程，并獲得了這方面的學位.西班牙內戰爆發后.他和164名美國志愿人員于1937年3月27日乘"巴黎號"海船到法國.然后偷越比利牛薩斯山.參加"國際縱隊"。他被分配到美國志愿軍的運輸隊服役.后來又參加軍事建筑的設計工作。1938年4月他負了傷.住進戰地醫院。就在這年下半年.西班牙共和國軍節節敗退.國際志愿軍死傷慘重。9月共和副總理單方面決定撤除"國際縱隊"，張紀只好離西班牙，10月輾轉來到巴黎。他是從巴察來到香港的.大概是想到中國前方參加抗日戰爭，但他到香港后就不能往前走了.因為廣州早已失守，切斷了去中國前方的通道。西班牙的戰爭成了一種悲劇性的記億.所以我們不怎么談它。他也是如此.我們談到西班牙的時候，他只談西班牙老百姓的生活和他與他們接觸的一些掌故。他曾用英文寫過這方面的散文.在當時香港出版的英文雜志《天下》上發表.

　　我向倪慧如女士談了這些情況后.鄒寧遠的錄像工作也要結束了，但我對他們好奇起來，他們是誰?他們看上去只不過三四十歲，講的是臺灣普通話，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與他們有什么關系?我當然想與他們談幾句..然我們的交談已遠超過半小時.接近3個鐘頭了。果然不錯，他們是臺胞。長期住在美國。慧如女士是位博士，和寧遠先生同在紐約州的"氨基氰公司"工作，前者是該公司"腫瘤和免疫研究部"的研究員。原來他們業余在做參加"國際縱隊"的中國人的研究工作。他們告辭時，給我留下他們的三篇文章，發表在1989年一個叫做《人間》的臺灣刊物上，標題分別是：《震撼世界良心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西班牙內戰(1936-1939)》、《保衛人類尊嚴與自由的兵團》和《朵羅麗·伊芭如意(院西班牙共產黨令當日，我們把她的名字譯為伊巴露麗)的歡送演說》(即國際縱隊被解散、隊員離開西班牙-1938年9月她在巴塞羅那市歡送國際縱隊時發表的演說)。從這幾個標題來看，也可以察覺出作者對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態度和他們研究國際縱隊的中國隊員的出發點。怎樣來解釋他們的這種努力呢?我想大概是因為參加國際縱隊這些人的立享感召了他們。他們是年輕的一代，與那場戰爭沒有任何牽連，但他們重視這場戰爭及其所給予人類的啟示。

　　參加國際縱隊的中國人有100多名，他們大都市從歐洲和美國前去的。他們的名字沒有記錄，基本上都已被世人忘掉-連我們中國人也不知道!我們絲毫也不知道他們在國際反法西斯前線曾作出過的巨大犧牲。"國際縱隊"在美國尚存的隊員出了一個刊物《志愿軍》，該刊1989年第1期和1990年第2期上，有兩頁關于中國參加"國際縱隊"志愿者的簡介。除了張紀外，易東宏(譯音)當時給他的美國同志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從他名字的發音看，他來自廣東。在去西班牙以前，他在紐約華僑社團中是個活躍分子。1937年6月12日他乘"喬吉克"號海船去了西班牙。在阿爾巴賽特訓練一個月后，就參加"林肯營"投人戰斗-根據當時的戰況記載，他于1937年8月參加第16營15支隊的"美國連"，參加反攻阿拉貢的戰斗，幾天以后他又到昆脫作戰，在巴爾啟特負傷。他的右腳動了手術，在本尼卡生后方醫院住了3個多月。他在1937年12月1日寫給紐約的一封信中說，他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再赴前線。1938年4月間，他在岡德薩的戰斗中犧牲，年僅27歲。

　　另外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中國志愿軍是張阿金(譯音)當時"國際縱隊"中絕大部分中國隊員都是來自歐美的華僑，只有張阿金是直接從中國內地去的，那時他不過二十來歲。因為搞工人運動，被國民黨當局追捕。當他快要被抓住的時候，他溜進停泊在黃浦江上的一艘法國貨船。船上有一位來自越南的廚子收留他當助手，還教他法文和當時的一些政治知識。他們分析了正在進行的西班牙戰爭。這位廚子鼓勵他去西班牙參戰，但他自己卻不能前往，因為他有別的事要去莫斯科。他們在貨船到達了法國后就分手了。張阿金偷越法國邊境，到達西班牙北部。他在阿斯杜里亞斯省參加了礦工的反法西斯部隊。1937年10月法西斯軍隊占領了西班牙北部，張阿金在密阿勒斯被俘，不久被轉移到桑坦德爾，和一個名叫路易士，奧尼茲的美國戰俘關在一起。張阿金和他談起來西班牙參戰的經過，奧尼茲分析說，法國貨船上的那位廚子一定是胡志明。

　　還有一位與張阿金同樣從東方大陸去的中國人，是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戰士。他是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朝鮮逃出來的。德國詩人愛里西·外納爾茲的著名詩篇《兒子們》中有三個人物，其中有一名就是他-這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痕跡。

　　在"國際縱隊"的中國人中，有一些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如嚴家季(譯音)，他是一個騎兵營的指揮官;張叔生(譯音)，他畢業于裝甲兵學院，是50師195分隊的運輸指揮官;劉京田(譯音)，他是一個救護隊的隊長;劉華豐(譯音)，他是從巴黎去的，在貝尼加新后方醫院工作。"國際縱隊"的這些隊員，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失敗后，大部分回到自己所在的國家，但有極少數的人前來中國，因為中國正在進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他們要到中國來繼續作戰。前面所提到的張紀，后來通過越南回到內地，投奔了八路軍。來到中國的還有幾位從西班牙退下來的外國志愿軍，目的也是參加中國抗日戰爭。但中國情況之復雜也不減于西班牙。進人中國后，他們就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有的通過紅十字會去了國民黨的軍隊，有的則來到重慶，想找渠道去參加八路軍，但他們一到這個戰時首都，要想前進，道路就不是那么通順了，我以某種機緣在重慶又遇見他們。那時我在鄉下一個大學教書，偶爾進城就悄悄去看他們。他們與國民黨沒有任何來往。人們住在一個姓謝的醫生家里，是一座舊式的四川樓房。我記得他們一共有3人。與我交往較密切的是名叫傅拉多的波蘭人，因為他是個醫生，有時為我看病。他們的名字無疑都不真實。

　　那位姓謝的朋友也是從西班牙前線下來的。他與這幾位外國志愿軍是親密的戰友。他的妻子是一個外國人，講德語，職業是醫生，整個屋子的人都是以德語交談，我猜想謝大概是在德國留學或工作，而從那里去西班牙參戰的，但在(志愿軍)1990年第2期上，我看到一張3個隊員站在一起的照片。左邊穿著軍服的是謝，中間穿著白大褂的是劉華豐，右邊穿著運輸大隊隊長工作服的是張紀。根據這個刊物的描述，那位穿軍服的名叫林慶舒(譯音)，出生在華北，參加國際縱隊前在瑞士念書。顯然"謝"就是他回到中國后用的假名。我以為他在德國留學，猜錯了。(志愿軍)雜志說他來自中國華北，也錯了，因為他講的是一口地道四川話，他的身材比較瘦小，也像四川人的樣子。總之，他們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換姓名和籍貫。

　　謝是西班牙前線炮兵團的副官和反坦克炮兵連的政委。在1937年8月24日反攻亞拉貢的戰役中，他負了傷，先在貝利卡生后方醫院治療了幾天，接著被轉到摩爾西亞的一個醫院。他在醫院中遇見了7名中國籍的縱隊隊員，他們都是縱隊各個部門負一定責任的軍官。謝幫助在醫院養病的德國隊員起草了一份電報，于1937年12月2日發給中國占場上與日本法西斯軍隊浴血抗戰的士兵。表示他們的聲援。他被遣送到法國后，又與那7名中國縱隊隊員聯名寫了一封信給紐約的《救援時報》，報道他們被拘留在法國集中營的情況，以示抗議。我與他及其當醫生的夫人，和住在他那幢房子里的其他幾個歐洲籍的縱隊隊員不時見面，話題主要是關于國民黨官員們貪污腐化、發國難財的情況。1940年我應英國戰時宣傳部之聘，赴英國做戰時宣傳工作。那時以英國為基地的英美軍隊正在準備在法國登陸，開辟第二戰場，國內在積極進行全民總動員，我就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了。我想他們遲早會進人中國解放區，參加中國的抗戰。

　　世界上的事情有時的確很巧。我住英國一去就是6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我從英國啟程回國。1950年初我在北京飯店參加一個外事活動，不意中見到了謝的夫人--那位講德語的醫生。她就住在北京飯店，從與她的話舊中，我才得知她原籍蘇聯。更巧的是，在同年的一個外事活動中，我又碰見了"傅拉多"。他已經赫然是波蘭人民共和國的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但他在我的記憶中，仍然是那位在我戰時窮困的重慶生活中無償為我看病的"傅拉多"。

　　西班牙戰爭結束后，從法國集中營出來的"國際縱隊"隊員中，有20名醫生來到中國。他們的國籍分別為德國、保加利亞、捷克、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匈牙利和奧地利等。;他們大多數與紅十字會接上頭。被安排到后方傷兵醫院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甘揚道，保加利亞人，在索非亞大學醫科畢業后，應聘為國家醫生，他是個無黨派人士，但西班牙戰爭爆發后，他像我的那位詩人教授朋友朱理安·貝爾一樣，于1937年毅然放棄高薪的職位，去西班牙作戰。他是現存來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兩位醫生之一--另一位是來自德國，名白樂夫。甘揚道工作的地點是貴州省貴陽市郊的圖云關山里后方醫院。他在那里結識了燕京大學護理系畢業的張孫芬女士，結為夫婦，中國抗戰勝利后一同回到索非亞定居。

　　上述一些"國際縱隊"的成員，都不是政治家，絕大多數沒有黨派關系，但他們越過千山萬水，到西班牙去參加反法西斯戰爭，有的在前線犧牲了，有的終生殘疾了，為的是什么?這對當今以"錢"、"權"，以"瀟灑走一回"為人生理想的人形動物，是無法理解的。這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戰士，有另一種理想和人生觀，這可以用一個抽象、但又非常具體的概念來說明:"人類的良心和責任感"。這個概念，可以以西班牙內戰爆發后英國作家們發表的聲明來作象征:

　　我們已經看到法西斯在意大利、在德國摧毀社會正義和文化??今天在西班牙的戰爭，明天可能發生在別的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為了拯救文明，我們必須表態。"

　　在這種表態的號召下，有許多知識分子投人反法西斯的戰爭。較老的有科學家愛因斯坦，他雖然沒有赴前線，但也在后方積極參加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在一次援助西班牙的大會上，他說:"以積極行動來拯救西班牙的自由，是所有真正民主人士無法逃避的責任??西班牙人英勇奮斗，使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的這番話代表許多未能去參戰的世界知識分子的思想。西班牙的戰爭雖然失敗了，但這個希望和形成它的人類的崇高理想永不滅亡。它閃亮著善良的人們的心里，隱隱地燃燒，不時燎原，爆發;成為無比的力量。這種力量表現在保衛列寧格勒、保衛莫斯科、攻克柏林的戰斗上，表現在全殲人侵中國的日本法西斯軍隊上--它永遠活在海明威的《戰地鐘聲》里，活在馬爾洛小說《人的希望》中，活在畢加索的《格爾尼卡》的畫幅上。;在我們中國，它在白求恩大夫的身上永放光芒。

　　這位作風嚴謹的加拿大胸腔專科醫生白求恩，他在西班牙戰爭爆發時剛46歲，但已經享有崇高的國際盛譽。他毅然放棄了一切，接受加拿大"西班牙民主支援會"的要求，率領一支醫療隊到西班牙，他到達馬德里時是1936年11月3日，佛朗哥正在圍攻這個城市。外貌冷峻的他表現出驚人的工作熱情。他立即巡視各醫院，組織流動輸血隊，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將血庫帶到戰場上來的大夫。半年后流動血庫上了軌道。西班牙共和國要求他返回北美，向北美人民解釋西班牙為何而戰。他眷戀不舍地離開了戰場，回到北美，到各地作巡回演講。1938年1月來到作為東方反日本法西斯戰場的中國。他在當時物質條件極為困難區展開醫療工作，設立醫院，訓練中國醫護人員。他那凝聚著"國際縱隊"戰士勇敢和斗爭的高尚品質，將永恒地活在中國12億人民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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