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概括胡喬木的一生很難”，連他的子女也這樣說。他生前從不宣傳自己，也沒有留下任何個人傳記方面的文字，更少跟親友談他的革命人生。

　　胡喬木的身世第一次向公眾披露，是1982年他當選中共第十二屆政治局委員時，由新華社播發的他的數百字簡歷。他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等職。但最讓人稱道的，還是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他擔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長達25年的合作。

　　毛澤東曾說：“靠喬木，有飯吃”;鄧小平評價“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支筆桿”。但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幕后默默進行的。

　　基于各種因素，不久前，網絡中曾出現謠傳：“《沁園春·雪》為胡喬木代筆”、“毛澤東選集一些文章出自胡喬木之手”……作為第一秘書，胡喬木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是怎樣的?這些傳言有根據嗎?2011年8月12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走進了胡喬木女兒胡木英的家。

　　一篇文章引起主席注意

　　“母親谷羽曾感嘆，父親身邊好像沒有特別親密的朋友，即便和一些文人志士的往來，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父親一輩子常說的話，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他很明確自己的位置，個人就是要服從組織。”胡木英意味深長地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胡木英的家，位于北京萬壽路的“部長樓”。房間雖然寬敞，環境也不錯，但家中陳設非常簡單，沒有什么高檔家具。舉目四望，家中除了客廳中央懸掛的胡喬木照片，其他地方幾乎全成了外孫女的天地，擺滿了孩子的各種圖書、貼畫和照片。客廳一角的墻上，貼著外孫女寫的三個字“圖書角”，擺的全是書籍和獎狀。

　　在這樣輕松、溫馨的環境下，胡木英打開了記憶的閘門，“小時候我們很少能見到父親，他對我們管的也少。印象最深的，是父親休息時帶我們去散步，多半時候也是若有所思，不愛聊天。他知識非常淵博，看到花草什么的，都能說出它們的名字、花期，以及和此相關的古詩詞。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就是百科全書，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草樹木無所不知。”談起這些，70歲的胡木英笑得像個孩子，“所以我們有依賴思想，都不愿意查書，有問題就直接問，爸爸是活詞典。”

　　1941年1月23日，胡木英誕生在延安中央醫院。一個月后的一天清晨，掛滿了毛巾、尿布的窯洞，迎來了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正在洗洗涮刷的胡喬木：“你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那篇《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寫得很好，毛主席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推薦給了主席。主席看過之后說‘喬木是個人才’。也就是說主席開始注意你了。主席身邊人手不夠，決定調你去。而且是主席自己親自點名要調你呢!”就這樣，胡喬木來到了毛澤東的身邊。

　　“父親從小就博覽群書，因為我的爺爺也是個讀書人。和爺爺一樣，父親把藏書、讀書當成畢生最大的嗜好。”胡木英說。1912年，胡喬木出生于江蘇鹽城鞍湖張本莊，父親胡啟東是鹽阜區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胡喬木6歲那年已能熟背大量唐詩宋詞，12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從那時起，他撰寫的文章和詩稿就經常在校刊上發表，反響很大。

　　1930年，18歲的胡喬木考入清華大學。季羨林曾在《懷念喬木》一文中回憶：“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風險，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我這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早晨，在盥洗室的臉盆里，往往能發現革命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里都明白是從哪里來的，但沒有人向學校領導報告。直到一兩年后，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1932年，胡喬木在家鄉鹽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主編《海霞》等進步文藝刊物。1937年7月，他來到延安。在抗日戰爭初期，先后在中央宣傳部、戰時青年訓練班和中央青委工作，并主編中央青委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向奔赴延安的大批進步青年進行革命教育。29歲時，胡喬木與一代偉人毛澤東相識，從此開始了新的人生軌跡。

　　澡盆里完成第一部簡明黨史

　　“父親曾回憶，自己剛做秘書時，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該干什么。”胡木英說。1941年前后，正是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最緊張的一段時間。那時，毛主席起草的文電很多，僅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300多件。

　　“父親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主席身邊，職責是文化秘書。報到那天，他既緊張又激動，沒敢多問。主席也沒有交代工作內容。第二天，父親坐不住了，鼓足勇氣敲響了主席家的房門。”胡木英聽父親講，他看到毛主席正在校對文稿，“父親正好做過編輯，看到主席桌子上還擺著很多文稿，就說‘主席，我來干這個事吧?’主席笑著說‘你這算找對任務了。’”就這樣，毛澤東把自己正在校對的《六大以來》的清樣，交給了胡喬木，并囑咐他：“校對也叫校讎(同“仇”)，就是要像對待仇人那樣，把文章中的錯誤校出來。”

　　楊尚昆曾在文章中回憶：“喬木對這一段歷史沒有多少切身體驗，但他能夠把搜集來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選，很快理出頭緒，編輯成書，這的確是要有點本事。這件事辦得好，主席喜歡他。大家也看重他。”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因為參與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三本中共黨史文獻的校對和編輯，第一次系統地了解了中共建黨以來黨內斗爭的內幕。

　　而真正獲得主席的認可，是1941年。當時《解放日報》剛創刊一個多月，蘇德戰爭爆發。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決定6月28日在《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他叫來胡喬木說：“你給《解放日報》寫一篇社論，題目就叫《蘇必勝，德必敗》。我先說說我的想法，供你參考。”接著，毛主席向胡喬木談了自己的四點見解，一說完，他要求胡喬木：“現在就動筆，把它寫出來，寫完給我看看，明天見報。”

　　胡木英說：“爸爸按照主席的要求，只用了一個多小時就把稿子趕了出來。主席只稍作修改，就同意立即送到《解放日報》第二天發表。這是爸爸第一次接到主席下達的寫作任務。”之后，胡喬木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在《解放日報》發表了近60篇社論，不僅贏得了毛主席的信任，還有了中共“筆桿子”、“大才子”的美譽。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展后，胡喬木列席了中央政治局的整風會議和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為會議記錄者，他在這次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會議中，寫下了擔任秘書以來最閃亮的一筆。原本定為兩個月的會議，最終進行了11個月，直接原因就是《歷史決議》(主席后起名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難度很大。楊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一文中回憶：“據我所知，在弼時同志起草的決議稿的基礎上，喬木改寫過一個稿子;最后，毛主席在聞天同志又改寫過的稿子上親自修改，喬木又從旁幫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當的文辭表達出來。1945年4月，《歷史決議》正式通過，在中央委員會里就都知道我們黨內有喬木這樣一個人才了。到1951年黨成立30周年時，要為中央寫一篇講述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文章，這任務自然就落到喬木的頭上。這篇長文，他只花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寫成了。主席看了十分滿意，說不要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稿了，就以‘胡喬木’署名發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用個人名義發表，并不是胡喬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決定的。”

　　談起這段歷史，胡木英告訴記者：“那是1951年6月中旬，父親胃出血剛做完手術，還在休養。北京的天氣特別悶熱，坐著不動都一身汗。父親沒日沒夜地寫，母親就在旁邊給他扇扇子，后來為了給父親降溫，母親還從中南海的冰庫里找來很多大冰塊放在父親周圍，也無濟于事。最后熱得實在沒辦法，父親就讓母親在大澡盆里裝滿涼水，然后在澡盆上搭上一塊木板，自己干脆坐在水里寫。”就這樣，不到一個星期，胡喬木在澡盆里完成了5萬字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戲稱“婆婆”做事嚴格

　　“我想父親之所以能勝任工作，和他的積累分不開，” 胡木英說。

　　胡喬木的住處，有一間很大的藏書室，里面有3米多高的大書架一排17個，整整齊齊8排，共136個，再加上辦公室的4個特大書架，總共是140個。“父親珍藏的圖書有4萬余冊，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文化等領域，還有新聞、小說、劇本，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胡木英說，最讓她佩服的是，“如果什么問題父親記不清楚，會直接告訴我，去哪個書架第幾排找第幾本書，大概在書的什么位置就有這個內容，八九不離十。”

　　胡喬木的讀書方法也很獨特。他能同時看五六本內容完全不同、多門類的書籍，如政治、自然科學、小說、劇本等，交叉閱讀。他視這樣的讀書方式為“休息”。

　　新中國成立后，胡喬木主要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任職。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工作過的人們回憶胡喬木，都有一個感覺，就是他的領導方法并不只是抓原則、抓方向，而是“從頭到腳”，“事無巨細”。從選題、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標題設計以至語法修辭和標點，都不允許有差錯。尤其在新聞評論寫作上，要求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被大家戲稱“婆婆”。

　　1951年3月4日，胡喬木專門給《人民日報》編輯部寫了一封信：“注意標題——這是我對《人民日報》的一個要求。今天的第三版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偉大祖國有世界最高的山峰》。從這個題目人們絕不能得到關于文章內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興味，因為標題里的話是誰都知道的……我所以詳細指出這個例子，是因為《人民日報》上這類毛病太多，簡直是每一天每一頁都有這種題不對文、不著邊際、毫無生氣的題目。我要求編輯部切實改正這一現象。”

　　《人民日報》評論員、國際部負責人崔奇曾在《向喬木同志學習寫評論》一文中回憶：“我們起草的評論稿到了喬木同志手中，極少有一字不改就通過的，相當一部分做了較多的修改，有不少稿件改得面目全非………應當說他的改稿，不論從理論、思想和政策水平，還是從邏輯結構和文字表述上看，確乎高出一籌。”

　　“冷藏”歲月

　　對于胡喬木，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廬山會議后期，據說劉少奇和胡喬木有過一次談話，劉少奇想寫一個反對“左”的文件，胡喬木在當時的氣氛下，沒敢去跟主席說;武昌會議要公布糧食生產數字，這個數字水分較大，陳云同志主張不公布，要胡喬木轉告主席，他也沒去和主席說……

　　楊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一文中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喬木贊成‘成績講夠，問題講透，前途光明’的指導思想，對印發彭德懷同志的信，把會議的方向根本改變是有意見的。后期要他起草決議，他不贊成把彭德懷等同志的問題說成是反黨集團。他晚上來找我談過，說無論如何不能寫成反黨集團啊。但沒有辦法，只能服從。1961年，他兩度到湖南調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回來如實地向毛主席反映了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嚴重問題。主席采納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見，在農業六十條中，把辦公共食堂這一條實際上取消了。在他那個位置上，有許多事情確實也很難辦。”

　　胡木英則認為，父親就是對領袖、對黨一片忠誠。她指出：“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父親說了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的時候，他也不好太反對，畢竟父親只是個秘書。比如反右傾時候，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態度完全變了，父親非常不同意，但他知道說了也不頂用，所以只能提醒張聞天少說一點;包括說胡風是‘反革命集團’，父親也很不贊成，他提出來但主席不接受，他也不好再說，只能對一些事情盡忠言而已。所以主席對父親的評價很對，說他雖然正直、正派，但是不太懂政治。主席說‘你跟了我這么多年，還只能算是半個政治家’。”

　　“文革”期間，胡喬木也受到了沖擊。在江青和康生的授意下，他搬出生活了17年的中南海，真正離開了毛主席。

　　胡木英說：“父親沒有直接在什么事情上得罪過她。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江青想要出來工作，讓父親安排。父親當時是中宣部的常務副部長。父親和主席商量，準備在宣傳部文藝處給她安排個處長，但主席不同意，最后給了她一個副處長。后來，江青對文藝處處長不滿，提出調離，想當主席的秘書。總理對此也很為難，最后平衡，定下來讓江青做主席的生活秘書。可能是這些事情，江青對父親有看法。”

　　讓胡喬木遺憾的是，1966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只跟他匆匆忙忙見了一面。“那一次父親心中有千言萬語，他想談自己對‘文革’導火索、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意見，因為吳晗寫《海瑞罷官》還是父親出的主意。可是見了面，主席握著父親的手，讓他激動得不知從何說起。父親沒有想到，這會是自己和主席的最后一次見面。”胡木英說，后來，周總理看到這種情況，多次要求造反派“不準批斗胡喬木”，“父親終于不被拉出去批斗了，但也被‘冷藏’在家中，不能隨便外出活動。”

　　1992年9月中旬，身患癌癥的胡喬木病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陸續來到北京305醫院看望。9月27日，胡喬木用顫顫巍巍的雙手翻看了《人民日報》一至八版……他從新華社電訊中得知25日是巴金88歲生日，他掙扎著拿起筆，寫下“連日臥病，不可到滬，親臨致賀。寫給巴金文學大杰壽辰。胡喬木”……隨后，胡喬木陷入昏迷，9月28日凌晨逝世，享年81歲。

　　胡喬木共有一女兩子，長女胡木英退休前在國家工商總局工作，長子胡石英現任聯合國北北合作組織副主席，次子胡海泳在“文革”中不幸病逝。對于現在社會上一些假借父親名義，玷污毛主席的訛傳，胡木英進行了澄清：“父親確實替主席起草過一些文件和文章，但思想是主席的，文章都是主席親自修改的。”令胡木英擔憂的是，“現在有人想詆毀我們的黨，就直指它的精神領袖，年輕人要有辨別力和判斷力。正如郁達夫所言，‘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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