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液中的4個紅細胞引起醫療組注意，先后請數名專家進行病理會診，最后確診為惡性腫瘤

　　1972年5月12日，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周恩來進行每月一次的尿常規化驗時，竟然在尿液中發現了4個紅細胞。在通常情況下，尿液中出現無痛性紅細胞，且數量在5個以下，應該屬于正常的范圍。不過張佐良對于周恩來尿檢中突然發生的細微變化卻不敢掉以輕心。實際上，旱在幾年前，周恩來的健康狀況就不容樂觀了。

　　1967年2月2日，在中南海一次領導人定期體檢中，醫生意外發現周恩來的心電圖顯示冠狀動脈供血不足。不久，醫生們就確診他由于長期勞累患上了心臟病。1967年秋，醫生又在體檢時發現周恩來出現了心絞痛和頻發性心搏等癥狀。1967年8月，周恩來在處理外事口批斗陳毅之事的過程中，從27日下午一直到28日凌晨時分，他為解救陳毅與造反派整整對峙了18個小時。事后，他對人說：“我的身體再也不能忍受了!”1970年秋，周恩來的心臟病更加嚴重了，有時寫字時手會不由自主地發抖。面對緊張而日益繁重的工作，周恩來自己也感到年邁的身體很難繼續支撐下去了。

　　張佐良高度重視在周恩來尿液中發現紅細胞這一情況，當即把這一情況向中南海門診室負責人作了口頭匯報。同時，他與曾經擔任過周恩來保健醫生的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進行了電話溝通。

　　1972年5月15日，張佐良將周恩來的尿液送到北京醫院檢查，隔日即得到該院病理科的尿液檢驗報告。北京醫院的檢查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張佐良等馬上向有關領導作了口頭報告。在匯報北京醫院的檢查結果時，他們請求在周恩來膀胱癌尚屬初期時盡早進行手術治療。

　　為了更加慎重地對待北京醫院的病理檢查結果，吳階平提議，由北京醫院病理科負責主持，迅速召集一次有在京著名病理學專家參加的座談會，對周恩來的尿液進行再次檢查和會診。與會的協和醫院、解放軍301醫院和中國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在認真進行病理檢驗后，進一步確認了周恩來所患的系惡性腫瘤。

　　5月18日，京滬津三地泌尿科權威和病理學專家在北京進行了一次會診。這一次會診，所有專家再一次對周恩來的病情診斷形成一致的意見：確診為膀胱癌。

　　此時，周恩來對自己已經患膀胱癌一事，尚不完全清楚。他仍然日理萬機，根本不可能進行手術治療。后來，周恩來在保健醫生頻繁化驗他的尿液時，開始對他的病情有所察覺。

　　11月11日，中南海門診部卞志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等人，詳細匯報了周恩來自5月份以來的病情變化。12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出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玉泉山電灼手術成功后，周恩來仍無法按醫囑治療，從而造成膀胱癌再次復發

　　1973年1月13日清晨6時左右，徹夜工作的周恩來準備上床休息，不料就在他如廁時突然發生了大量尿血。幾位專家迅速趕到中南海，吳階平當即向中央相關領導再次口頭匯報，請求盡快批準周恩來的手術報告。經請示，中央政治局同意馬上召集各方專家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會診。幾天后，從天津、上海等地邀請的著名專家齊聚中南海，進而組成了后來負責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專家小組。

　　由于當時中央尚未批準手術方案，考慮到周恩來的具體情況，醫療小組主張暫且采取中西醫相結合的保守療法。卞志強和張佐良等醫護人員在近半年時間里均采用了保守治療，以維持周恩來緊張而繁忙的日常工作。3月2日，周恩來在西花廳與葉劍英、汪東興等談完工作后，也談到了自己的病情及治療問題。葉劍英對周恩來的病情發展極為憂慮。此前負責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吳階平、卞志強等醫生，曾經驅車前往北京西山，把周恩來的血尿試管和化驗單等當面交給了葉劍英。

　　就在葉劍英為周恩來何時做手術焦慮之時，周恩來也在考慮自己何時做手術的問題。而手術前他必須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盡快讓鄧小平復出的問題。鄧小平早在1973年2月22日已經從江西回到了北京。但在如何安排鄧小平的工作問題上，周恩來卻遭到江青和張春橋極力反對，最后他只好搬出毛澤東來。周恩來稱此次讓鄧復職的主張就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江、張二人這才無話可說。3月10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文件上批示：“同意。”當周恩來看到這份文件后，馬上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向中央政治局請假兩周，同時又委托葉劍英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當所有工作都安排好以后，周恩來這才決定盡快進行手術。

　　在葉劍英的直接關懷和安排下，醫療小組決定在周恩來休假期間對其進行“第一步檢查和治療”。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3月10日傍晚，吳階平等醫療小組成員把周恩來悄悄轉移到北京西山附近的一處住地。葉劍英經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組(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同意，在周恩來治療期間決定在玉泉山設立一個小型醫療機構。就這樣，在北京玉泉山住地開始了周恩來患病以來的第一次小型手術--膀胱鏡檢查和電灼治療。張佐良回憶首次為周恩來醫治膀胱癌的情景時說：出于保密考慮，故沒有讓他住醫院。這次膀胱鏡檢查發現腫瘤比預先設想的情況要好……因而治療效果非常顯著。但是，已經75歲高齡、身患癌癥而且持續尿血的周恩來，仍然帶病堅持工作兩個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療后只休息了兩周左右，便返回西花廳不停地忙碌起來。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小組為使周恩來徹底擺脫癌癥的困擾，曾經作過一系列的術后理療方案，比如電灼癌患之后需要定期對患處實施藥物灌注治療。然而由于周恩來國務繁忙，有時就連每周兩次的灌藥也無法堅持。盡管手術效果初期比較理想，但后來的治療卻時斷時續，無法及時用藥。6月，周恩來只抽空前去玉泉山治療三次。到了7月，周恩來會見外賓的日程排得滿滿的，7月4日和7月8日去玉泉山兩次：第一次是當夜去玉泉山，不得休息，翌日上午便因事急返城區;第二次前去進行灌藥治療，好不容易在玉泉山休息了兩日。

　　1973年10月底，周恩來的膀胱癌復發。醫療小組多次提醒周恩來，一定要盡快手術。可是，由于周恩來的工作安排并非受醫療小組左右，加之晝夜工作，有時因開會或接見外賓，耽擱了正常的排便時間，故而血尿往往在他的膀胱內凝成了血塊，經常發生血塊阻礙尿道而長時間無法排尿的困難。由于多次失血，周恩來變得氣血大虧，最后醫療小組不得不采取頻繁輸血的辦法來解決他血液的消耗。為解決周恩來日益嚴重的便血癥狀，1974年春，醫療小組決定對周恩來進行第二次電灼手術。

　　1974年3月8日，醫療小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關于周恩來總理檢查治療的方案》。周恩來對這份方案進行了逐字逐句地批閱和修改，在同意把這份方案上報后，又給負責治療的四人小組成員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劍英、春橋、東興同志：治療方針仍按照你們原報告施行膀胱鏡檢查，如可能仍采用通過膀胱鏡電灼或者電切除;如因病情變化，需采用手術切除，則此次不予考慮，以后再議。……”

　　葉劍英在接到周恩來的來信后，當即在《方案》上作出批示：“我和卞(志強)、張(佐良)兩大夫共同閱看了一遍，我贊成這一方案。于三月十日開始進行

　　3月11日，周恩來來到解放軍305醫院。醫療小組按計劃對他的身體進行了全面檢查，從而確定周恩來的不斷便血系膀胱癌電灼手術后的再次復發，因此決定3月12日對他再次進行電灼治療。

　　這次電灼手術后不久，周恩來又開始了繁忙的工作，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接受治療。正因為周恩來不能按治療方案進行醫治，不久即再次便血。當年5月初，就在醫療小組向北京醫院送檢的周恩來尿液中，竟然檢查出脫落的膀胱腫瘤乳頭狀癌組織。吳階平、張佐良等醫生面對周恩來進一步惡化的病情憂心如焚。葉劍英、張春橋和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了負責周恩來治療工作的部分同志。吳階平匯報了周恩來近期的病情發展，同時代表醫療小組請求中央盡快解決周恩來的入院治療問題。但是張春橋當場竟以周恩來急需會見外賓等借口表示反對，并要求醫療小組人員對外封鎖周恩來血尿的化驗結果。他甚至無理提出必要時可更改化驗報告結論的說法。張春橋的做法當即遭到張佐良的強烈反對。但由于當時的特殊歷史形勢，醫療小組所提周恩來盡快入院治療的要求并沒有得以實現。最后在毛澤東的同意下，周恩來才于初夏時節來到解放軍305醫院住院治療。

　　周恩來在解放軍305醫院頻繁接受手術，1975年3月20日凌晨，他支撐著病體給毛澤東寫一封長信

　　當時葉劍英等為了徹底醫治周恩來的疾病，在醫療設施和醫務力量配備等方面都盡其所能。周恩來此時的身體狀況已經極其孱弱。從1974年3月起，周恩來就開始大量尿血，每天達100多毫升。其間，雖然不時進行輸血，但仍然無法控制病情。就在周恩來住院之前的這5個月中，也是他帶病工作的最痛苦時期，堪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據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統計，這5個月中他只有13天工作時間較短，但也有12個小時之多。其余126天，周恩來工作時間均超過12小時。其中有9個工作日他的工作時間在12至14小時之間，有74天他每日工作時間在14至18小時之間，有38天工作時間在19個小時以上。更為嚴重的是，這期間周恩來還有5天連續工作24小時。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住進醫院的當日，醫療小組就為他進行了第一次大型手術。在手術開始時，葉劍英等政治局負責人守候在手術室門外。第一次大手術完成后，周恩來就在305醫院繼續接受術后治療。但是，病中的周恩來仍然在醫院不斷地會見外賓、參加會議和批閱文件，緊張的工作并沒有因為他的入院而稍有停止。尤其是周恩來此時擔負著籌組1975年將要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的準備工作，因.“四人幫”的暗中掣肘，工作的過度勞累，讓他術后保持的短暫病情穩定局面很快被尿中帶血的突發情況再次打破了。

　　1974年7月下旬，周恩來的病情再度復發。經醫療小組專家數次會診，一致確認周恩來的癌細胞正在向體內大面積轉移。8月9日，周恩來決定就自己病情的最新發展情況寫信給毛澤東。在談到他將要面對的第二次手術時，周恩來表示：“在上次手術后，體力雖較弱，但自信尚能經受這次手術。”毛澤東批閱了周恩來的信并同意醫療小組的手術方案。8月10日，醫療小組對周恩來體內擴散的癌腫進行了局部切除。

　　盡管有鄧小平等人在承擔周恩來的一些工作，可是有些重要的國事仍然需要他親自過問。大量文件被送到305醫院請他批閱。醫療小組感到，周恩來如不有效地控制繁重的工作量，病情仍然隨時都有復發的可能。10月，醫療小組就此向政治局四人小組提交了一份旨在減少周恩來工作量的報告。但是，這份報告并沒有起到真正減輕周恩來工作壓力的效果。“四人幫”當時正蓄謀在1975年春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上奪取最高領導權，因此王洪文、張春橋等勾結江青，不斷給病中的周恩來增加麻煩。

　　11月6日，周恩來在醫院就四屆全國人大的籌備問題給在湖南的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主要談到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政府工作報告等準備情況，并寫道： “主席：海容、聞生兩同志傳達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報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囑咐的幾句話，我當堅決執行，決不違反。人事名單估計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幾個比較滿意人選。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周恩來在信中還說： “我的身體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參加一頭一尾就可×(此處因手抖，字跡難辨-引者注)。療養情況已托王、唐兩同志面報，即使照膀胱鏡下燒不成，我還受得起再開刀，務請主席放心。照膀胱鏡時情況，東興同志參加我的兩次治療，請問他便知。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其他托王、唐面談。……”

　　12月23日，周恩來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醫生護士們的陪同下乘機飛往長沙。就在周恩來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全國人大籌備工作的時候，醫療小組又意外發現他的病情正悄悄發生著新的變化。1975年1月下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2月1日，周恩來抱病主持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他考慮到自己的病情，決定對12位副總理的工作進行重新分工。周恩來確定鄧小平在他治病期間，主管外交并代理總理主持會議和簽批主要文件，同時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三位副總理負責國務院的日常事務。他隨即將上述安排呈送毛澤東閱示，很快獲得批準。

　　2月2日，周恩來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信和醫療小組的檢查報告以后，當即批示同意。毛澤東批示后，根據周恩來的病情發展，醫療小組報經政治局四人小組批準，于2月4日在305醫院再一次對他進行了膀胱鏡檢查，同時對膀胱內的癌變再次實施了電灼手術。2月下旬，醫療小組經過檢查，再次確診周恩來的癌細胞仍在轉移，并確診他已經患上了結腸癌。

　　鑒于周恩來病情的發展，會診結束后，醫療小組分別于3月6日和3月18日，兩次對他進行了腸胃檢查。檢查中發現周恩來的大腸與肝部之間出現了占位性病變。吳階平等就周恩來患結腸癌一事，專門向政治局四人小組進行了匯報，請求盡快對周恩來的轉移病灶進行一次切除手術。政治局四人小組把吳階平等人的報告和手術方案一并呈送給毛澤東。

　　在這次大手術之前，周恩來于3月20日凌晨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了病情近況等。

　　周恩來為了慎重起見，又給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寫了一封便信。他叮囑張玉鳳說：“我現在又以突然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但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必將醫療組報告送請主席批準。在主席正在有病待治的時候，我又以開刀治病干擾，你可以想到我這時的心情。我只能補寫一封關于病情病因的報告，請你看后斟酌，在主席已批準洪文等同志報告后，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讀給主席聽。一切托你酌辦，千萬不要干擾主席太多。……”

　　毛澤東很快就批閱并同意了政治局四人小組關于周恩來進行第三次手術的報告。手術遂確定在3月26日實施。

　　在葉劍英指示下，解放軍301醫院在周恩來病重期間曾秘密研制以中草藥根治膀胱癌的新藥

　　就在周恩來在305醫院準備做第三次大手術的時候，解放軍301醫院也加快了研制中草藥醫治膀胱癌的步伐。就在周恩來剛確診患上膀胱癌不久，在接受醫療小組關于中西藥結合醫治周恩來疾病的建議后，葉劍英就給301醫院下達了一項特殊指示，要求該院泌尿科盡快研制一種治療膀胱癌的有效藥物。根據葉劍英的指示，301醫院泌尿科很快就組成一個以泌尿專家許殿乙和李炎唐為正副主任的新藥研究小組，開始了特效藥的秘密研制工作。

　　1975年春，根據301醫院泌尿科新藥研究小組的意見，醫療小組主要成員吳階平、熊汝誠、虞頌庭等到301醫院聽取新藥研究小組的匯報。吳階平等迫切希望小組盡快把研制的新藥搞出來。會上，小組成員和專家們共同分析和篩選了已經選定的幾種中藥，并且很快把新藥研究小組的方案匯報給中央軍委主要領導。

　　葉劍英一方面把工作重點放在周恩來就醫的305醫院，另一方面為了解決西醫手術的不足，又著手狠抓301醫院泌尿科的新藥研究小組。2月的一天，葉劍英決定在北京西山住地召開一次旨在討論中草藥醫治膀胱癌的專題會議。參加者是301醫院新藥研究小組的主要成員和專家。

　　據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解放軍301醫院泌尿科主任李炎唐回憶說：“葉劍英元帥滿面紅光，穿著軍便服，斑白的頭發使他充滿風度。他讓我們坐下，然后詢問每個人的姓名和情況，問完了微笑著說：‘你們都是專家，主要聽你們說。’我記得先是院領導介紹了研究組的情況，接著，許主任介紹采用中西醫研究治療膀胱癌的近況和我們篩選的藥物。許主任講中醫治療時，葉帥非常感興趣。他還同許主任談起許多中藥，包括一些藥的名稱，他都很熟悉。……雖然在中醫方面我不是專長，但我講了幾種藥物對癌癥的有效作用。”301醫院的新藥尚未研制出來，可是周恩來的手術已經迫在眉睫。

　　3月26日，周恩來在手術前會見了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把他此前尚未處理的文件交給了鄧。傍晚時分，305醫院特護病室內外籠罩著緊張而肅穆的氣氛。這次周恩來的醫療小組又增加了一批力量，除原來的吳階平等著名專家外，還有剛從上海調來的董方中教授、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外科主任潘銓以及北京協和醫院外科專家曾憲九、解放軍301醫院主任醫師陸維善、腫瘤病學專家谷銑之等。這是周恩來患病以來最大的一次手術，所有專家都緊張堅守在手術室內，時間持續了8個小時。周恩來在術后恢復中自知生命時間有限，對參與手術的醫生們真誠地表示：“現在對癌癥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在這次大手術后的恢復階段，盡管所有專家和醫護人員均全力以赴，夜以繼日地堅守在周恩來的床前，隨時監控病情變化，但因為他只要病情有所好轉就要工作，因此手術醫治的成果總是難以得到鞏固。在維持一段相對穩定的病情以后，進入4月初，醫生們發現周恩來的病情仍在悄悄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醫療小組考慮對他再次實施電灼手術，以緩解膀胱內血尿不斷給他帶來的痛苦。

　　這次手術盡管沒有根本解決問題，但總算讓周恩來暫時渡過了難關。他本該利用這次手術的間歇，盡快恢復消耗的體力，然而，由于公務纏身，病情稍有好轉，就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尤其是5月3日毛澤東就“反對經驗主義”作出指示后，周恩來不顧醫生們的勸阻，仍然支撐著病弱之軀前往人民大會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后，周恩來要求王洪文繼續主持會議，然而王洪文雖然口頭應允，在行動上卻百般掣肘。5月14日，周恩來親自給王洪文打電話，才知道他一直拖到13日才執行。周恩來不得不在5月15日給毛澤東寫信，把對毛指示貫徹不力的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周恩來在信中說：“對主席這樣重視的會議和指示，我們處理這樣遲慢，報告又這樣不及時，責任完全在我。……”

　　吳階平在檢查中發現周恩來下腹部出現腫物，表明癌細胞已進入盆腔

　　醫療小組的專家們隨時都在觀察著周恩來前次手術后的病情發展。就在這時，周恩來不顧自身病痛，又為即將在八寶山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操心了。在1975年6月6日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洪文已對賀龍骨灰安放儀式的規模、參加人員等事宜作出了布置。其中有一條就是這一安放儀式對外保密，要求賀龍的家屬在參加此次活動后，嚴格執行中央“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道、不宣傳”的“五不”原則。就在王洪文派人向賀龍家屬宣布這些原則的次日，住在醫院里的周恩來竟收到賀龍女兒賀捷生寫給他的信。

　　賀捷生在這封信中對王洪文派人傳達的“五不”原則表示不能理解。周恩來當即不顧自身病情，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今年六月九日為賀龍同志開逝世六周年紀念會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開刀，未再過問。……今得賀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當與政治局設法補救。”毛澤東在接到信后，當即給王洪文等人作出指示：“照總理意見辦理!”6月9日，周恩來不顧醫生的勸阻，堅持抱病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參加追悼會以后，他的病情再度轉重了。這時候，醫療小組已就對周恩來再一次實施電灼手術一事向中央作了報告。6月16日，就在實施電灼手術之前，周恩來忍痛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他近段病情發展以及將要進行的電灼手術等。

　　周恩來還給張玉鳳寫了一封短函：“玉鳳同志：您好!現送16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托拜托。”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寫完不久，等候在病房外的醫生護士走了進來，此時手術室已做好了準備工作。當天深夜，周恩來再一次做了膀胱鏡電灼手術，直至次日凌晨才結束。

　　周恩來的病情自8月下旬以后仍呈轉危的態勢，吳階平幾乎每天都在觀察他的病情變化。一個雨后的下午，吳階平在例行的檢查中忽然發現周恩來下腹部出現了硬塊，狀如雞卵大小的腫物讓他感到吃驚。接著，他讓幾位專家進來，分別對周恩來進行觸診。專家們連夜進行會診，一致認為周恩來的膀胱內很可能已經長滿了癌瘤，并由此推斷癌細胞不僅進入了盆腔，而且很可能向體內遠處進行蔓延和轉移。周恩來也意識到這次病情似乎來得更加險惡，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工作。9月初，他仍然抱病在醫院里會見了羅馬尼亞客人。

　　當確知所患疾病已被定性為最為嚴重的一種后，周恩來清醒意識到必須對后事有所交代了

　　1975年9月初，不幸的消息傳進了305醫院。北京醫院病理科對周恩來腹部腫塊檢查后，得出的病理報告結論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和鱗狀細胞癌。吳階平等被這一嚴峻的現實驚呆了，因為他們都知道鱗狀細胞癌乃是所有膀胱癌病變中最為嚴重的一種，這也意味著周恩來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

　　自1975年春葉劍英在西山主持新藥的討論以后，301醫院的新藥研究小組加緊了研究步伐。醫生們通過膀胱鏡和針頭注射等方法進行治療，很快就取得了新的試驗成果。這讓主持此項工作的葉劍英非常振奮。1975年8月13日，葉劍英因事要到外地，出發之前，他特意給醫療小組的專家們捎去了一份301醫院新藥研究小組的研究成果(藥方箋)。

　　9月17日，周恩來在醫院找鄧小平做了一次長談，談到了他對疾病的態度，也談到了此病可能發生的最壞結果。9月19日上午，鄧穎超來到鄧小平的住地，兩人進一步就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情交換了意見。當天下午，吳階平等醫療小組專家和主治醫生齊集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等中央政治局領導認真聽取了醫療小組關于周恩來病情近期變化的匯報。鄧小平對醫療小組的要求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1975年9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批準對周恩來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之前，鄧小平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領導來到305醫院看望周恩來。這時的周恩來已經預見到此次手術非同小可。就在手術之前，他來到了病室的衛生間，掏出筆在一份文件上寫東西。這時，手術室內所有的醫生護士都做好了準備，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靜靜守候在走廊內。在這期間，醫生和中央領導都很焦急。后來才知道，周恩來這是在1972年6月中央“批林”整風會議時他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刊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同時又用顫抖的手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與此事相關的信。因此，在手術前他因為這封信耽擱了近一小時時間。一直到14時后，周恩來才把這封信鄭重地封好，交給了等候在門外的鄧穎超，要她適時交給中共中央。就在周恩來將要進手術室的最后一刻，他忽然在手術車上用沙啞的聲音大聲喊了一句積郁心中多時的話：“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來的這句呼喊，讓所有守候在走廊里的中央領導猛然一驚。周恩來深知這次手術不同于以往的手術，這種癌癥的惡性程度和較高的死亡率，已經讓他清醒意識到必須對自己的后事有所交代了。

　　當吳階平等專家打開周恩來的腹腔時發現，惡性膀胱癌此時已在皮下擴散，但是醫生們仍在為延長他的生命做最大的努力。這次手術完成后，周恩來的身體變得更加孱弱，進食甚少，不時忍受著劇烈的疼痛。9月24日，毛澤東收到了關于周恩來手術情況的報告以后，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間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八十二歲了，我也有病。(指著陪同在場的鄧小平)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醫療小組鑒于周恩來腸道發生了麻痹性腸梗阻，決定再為他做最后一次造瘺手術

　　1975年9月28日，周恩來堅持在病榻上接見了即將前往烏魯木齊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主要成員。事隔一日，周恩來又在病榻上接見了準備前往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1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醫療小組決定把周恩來的近況報告政治局四人小組，建議取消他的所有外事活動。

　　周恩來在這次手術后仍然可以在護士攙扶下在床前有限地活動。只要有可能，周恩來仍希望與生死與共的戰友們會面和交談。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也不時前往醫院探視。葉劍英和鄧小平是這一時期來醫院較多的人。特別是葉劍英，幾乎每天都要前往305醫院，而且每次陪伴周恩來的時間都有兩三個小時。鄧小平此時雖因“風慶輪”等事件面臨“再次批鄧”的壓力，但他最為關心的就是周恩來疾病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他在利用一切時間設法安排周恩來的治療和手術。10月16日下午，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再一次聽取醫療小組專家關于周恩來病情的最新進展匯報。這一時期，鄧穎超每天都要來到周的病榻前。周恩來對鄧穎超談到了他死后的遺體和骨灰處理的問題，主張不保留骨灰，并要求鄧穎超在他死后監督把骨灰撒進大海。

　　10月24日，醫療小組得到政治局四人小組的批準，對周恩來又進行了一次膀胱癌切除手術。這次手術以后，周恩來的時光就基本上在病床上度過了。11月初，北京進入了初冬季節，這一年的冬天極為寒冷。醫療小組不斷設計新的醫療方案，設法延長周恩來的生命。葉劍英曾囑咐說：“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能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鐘，就延長一小時一分鐘。”鄧小平那一時期幾乎每天都去醫院，有時周恩來已經睡熟了，他就守候在床前。11月11日晚9時許，鄧小平與幾位中央負責人一起會見醫療小組成員，詳細聽取了周恩來的病情報告。11月16日晚10時半，鄧小平又一次和王洪文、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等聽取醫療小組關于周恩來病情有關問題的匯報。11月27日下午3時，鄧小平再次來到305醫院，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共同聽取醫療小組的匯報。

　　1975年12月下旬到1976年1月，病榻上的周恩來進食困難，只能喝一點湯汁和茶水，食物入口也無法下咽。即便采取輸液和流食來補充他的營養，排便和排尿仍然成為他最大的困難。張佐良追憶當時情況說：“后來，消化道發生部分梗阻，由鼻飼管通過‘蠕動泵’輸入胃腸道的營養物質不能往下運轉，引起腹部脹滿不適，只得改為每天靜脈輸入抗菌素治療藥物，同時輸入必要的營養物質以維持生命活動最基本的熱量需要。但是，大劑量的各種廣譜抗菌素的反復使用，造成腸道菌群失調引起腹瀉，大便量與次數明顯增加。進而發生全身性霉菌病，導致持續高熱不退，心臟和腎臟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復雜的治療工作變得更加艱難了。”看到周恩來有時劇痛難忍，醫護人員就不得不以止痛藥來控制。但這種通過藥物控制劇痛的做法效果有限。周恩來有時痛得前額沁汗。最痛苦時他很想哼一聲，但他以極強的克制力控制住了。據當時守候在周恩來身邊的護士許奉生回憶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系。’他搖搖頭。”

　　12月8日，鄧小平來到醫院，探視已經很少進食的周恩來。在這次會面時，周恩來和鄧小平談到了當時正醞釀掀起的“批鄧”高潮。據鄧榕回憶說：“他(周)擔心鄧小平是否能頂住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鄧小平找來，關切地問鄧小平：‘態度會不會變?’鄧小平明確答復周恩來：‘永遠不會。’周恩來聽了以后，從內心里高興。他說：‘那我就放心了。’十多年后，鄧小平對此依然念念不忘。他曾多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多次給我們講述那一壯烈的瞬間。”接著，李先念、王洪文、陳永貴、王海容和唐聞生也來到了周恩來的床榻前。久病而不能進食的周恩來，在清醒時仍然堅持和探訪的中央領導同志交談。12月20日，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得知他想見羅青長。由于此前已經決定周恩來不再會客，因此工作人員打電話向鄧小平請示，鄧當即表示：“總理病成了這個樣，他要找誰就找誰。”羅青長就這樣走進了周恩來的病房。

　　1975年12月下旬，是周恩來生命中最為艱難的時光。此時的周恩來雖然近兩個月不能進食，可他的腸道卻發生了麻痹性腸梗阻。12月21日下午1時30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親臨醫院，聽取了醫療小組的匯報。當天夜里，周恩來昏厥，醫療小組向中央政治局報了病危。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及鄧穎超在午夜時分聞訊趕到305醫院，陪同醫療小組成員參加了緊張的搶救。直到次日凌晨2時，周恩來才被搶救過來。

　　1976年元旦過后，周恩來的麻痹性腸梗阻似有加重的趨向。醫療小組經會診并報請中央政治局同意，于1月5日決定為周恩來再一次施行小型手術。在這次手術中，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三名政治局成員始終守候在手術室外。當日下午，葉劍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員也聞訊先后趕到醫院。手術后，周恩來的神智開始清醒起來，但不久即陷入了昏迷。延至1月7日深夜，周恩來開始進入彌留狀態。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

　　自1972年5月第一次從周恩來尿液中發現4個紅細胞開始，繼而確診為膀胱癌，至1974年6月1日在病情加重后住進305醫院，其間，周恩來雖在西山進行過電灼和灌藥等小型手術，但整整一年之久未能進行系統的治療。而住進305醫院以后的周恩來，則一邊接受手術治療，一邊仍在病房內外擔負著緊張而繁重的工作。這期間，周恩來先后接見外賓63批，與外國首腦政要談話17次，在醫院召集和主持會議20次，與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委級領導干部談話55次，出醫院參加重要會議20次，外出看望或找相關同志談話7次。在住院期間，醫療小組專家對周恩來實施大小手術達13次之多。從1974年4月至1976年1月病逝，先后為周恩來輸血89次。

　　周恩來在平均每一個多月就要進行一次手術的病痛狀態中，仍然堅持如此緊張頻繁地工作，這在世界各國領導人中是極為罕見的。因此，當周恩來病逝的消息傳到國外以后，各友好國家的領導人紛紛拍發電報，要求親自前來中國與周恩來作最后的告別。鄧小平鑒于國際上的呼吁，即于1月9日向毛澤東就周恩來的喪事提出請示報告，報告稱：“總理逝世消息發表后，不少國家要求派代表團或代表來參加葬禮。政治局對此作了專門討論，決定仍按主席的批準方案(一律不請)執行。由政治局發一個正式公告，現送上請批示，以便發表。……”毛澤東批示：“照辦。”1月9日，新華社發表周恩來治喪委員會成員名單，中央組成了包括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107人的治喪委員會。1月11日，周恩來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沿途十里長街百姓自發地圍街哭泣，為周恩來送行。1月12日，鄧小平將經過他親筆修改的周恩來悼詞呈送毛澤東批閱。在悼詞前頁，鄧小平寫道：“主席：悼詞是由政治局會議審定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在1月15日于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周恩來追悼會上，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身份，代表中央致悼詞。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3年第1期《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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