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鮮戰爭是美軍歷史上第一場以意識形態為分界線進行的戰爭，軍方政治宣傳機構在戰爭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其職能也由鼓舞軍心士氣向宣揚美國價值觀，炮制反共宣傳轉變。從美軍官兵的反響來看，單純以思想控制為目的的政治灌輸并未收到顯著效果，但它應被視為冷戰時期美軍思想政治工作的發端，意識形態領域的敵對宣傳在冷戰實踐中得到不斷強化和完善。

    在20世紀以前，美軍并沒有建立專門性的政工部門，隨軍牧師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導等工作。直至1918年，美軍才成立了第一個專職負責軍人思想教育的機構——士氣署（Morale Branch）。二戰期間，士氣署更名為信息與教育部，其主要職能是制訂適用于全軍的文化教育課程，并監督該課程計劃的教學實施。幾經反復后，該課程最終定名為軍隊信息與教育計劃（Troop Informationand Education Programs，簡稱TI＆E）。在隨后將近20年的時間內，TI＆E計劃成為美軍思想教育的主要實施形式。設立這一計劃的初衷在于促使廣大官兵明確美國加入二戰的目的和動機，增強同仇敵愾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但隨著二戰結束后歐亞大陸上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的相繼建立，軍方開始在政治宣傳中加入更多體現“自由理想”和“美國精神”的內容，對于“抵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敵對性宣傳要求日益強烈。
    一、從“教育”到“灌輸”：TI＆E計劃在40年代后期的角色轉變
    軍方在設立TI＆－E計劃之初，僅僅希望其發揮鼓舞軍心士氣的功能，并未制定任何意識形態領域的基調。從1945年盟軍分區占領德國開始，美蘇雙方實際已開始了利益的劃分與較量。而信息與教育部在當年印發的宣傳材料《你的紅軍盟友》當中，對蘇軍仍作了較為尊重而客觀的描述。書中高度贊揚蘇軍嚴明的戰場紀律和日常作風，號召美軍士兵效仿。在另一本小冊子《蘇聯制度與人民》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論述美蘇兩國之間的“相似性”，例如幅員遼闊、宜于農耕、工業發達、民族性格外向、富于開拓精神等。作者甚至提出：和蘇聯的聯盟“并不是一場臨時性的交易，它完全可能在戰后的世界中維持下去”。毫無疑問，上述宣傳在美國軍方的保守派看來，是不可接受的。例如駐日美軍情報工作負責人威洛比就曾指責軍方的輿論宣傳工作被自由派人士所把持，他公開辱罵這些人是“顛覆分子”和“膽小鬼”，并聲稱“從自由派到共產主義者只有一步之遙，共產黨人一開始都是自由派”。
    1946年7月，艾森豪威爾調任原第7軍軍長勞頓•柯林斯主持信息與教育部工作。柯氏上任伊始，主要任務在于緩解海外駐軍要求盡快結束服役復員回家的思鄉之情，以及制止由“帕特森事件”引發的集會和抗議行動。柯林斯毫無根據地指稱：士兵要求回家團圓的愿望是由潛藏在軍內紫“赤色分子”煽動起來的，實質是“共產主義者企圖瓦解軍隊的陰謀”。在柯林斯看來，這些抗議行動不僅暴露出美軍紀律松散、斗志渙散的問題，而且究其根本，在于軍隊的思想控制工作力度不夠，TI＆E計劃沒有得到有力落實，宣傳的內容也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變化。解決的方法在于加大對意識形態宣傳領域的投入力度，從軍內培養宣傳戰線的骨干。
    軍方于1946年1月建立的軍隊信息學校（Army Information School，簡稱AIS）得到了柯林斯及其繼任者蘭納姆的大力支持。在面向該校200名學員的講話中，蘭納姆聲稱學校的辦學宗旨正在于培養軍隊內部“精神領域的貴族統治者”，而“軍隊獨立于政治之外”這一歷來被美軍奉為圭臬的教條不過是“損害團隊合作的偏見之一”，應當予以摒棄。1948年1月，AIS改組為國防部直屬的4所軍官訓練學校之一，下設教育、演說、新聞寫作、廣電節目制作等7個專業。到1954年為止，該校共培養了10 578名學員，使有條件完整開設TI＆－E課程的基層單位達到了73％。
    美軍在戰后對于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宣傳的強調，使得TI＆E計劃受到空前重視，在形式上固定下來，成為日常訓練計劃中一項不可或缺的科目。更重要的是：美軍對于授課人員的身份、資質以及課程的內容、組織形式等無不作出嚴格規定，以至于美國學者在描述戰后美軍的意識形態宣傳時，幾乎無一例外地使用了“灌輸”（indoctrination）這個詞。對于“教育”和“灌輸”的差別，美國社會學家威斯布魯克作出了詳細闡釋，即“教育”應被視為一種基于自由自愿原則基礎上的，非強制性的思維探索活動，教學過程中遵循客觀原則，引導受教育者從現實材料出發，通過自主思考得出結論；而“灌輸”則自始至終局限于某一團體之內，施教者和受教者身份都有嚴格限制，教學所用材料需要經過嚴格審查，主要以“沙文主義煽動”和“威脅性的說教”形式出現。威斯布魯克并未嚴格區分二者的界限，但他指出從1945年起，TI＆E計劃不僅在地位作用上，而且在形式內容上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共產主義信仰不加掩飾的惡意攻擊”和“對美國生活方式不加批判的美化”逐漸成為主流內容。在美國政界和軍界的高層決策者看來，美軍過去由于受制于“軍隊政治立場中立化”的傳統原則，而忽視了思想戰線的控制和輿論陣地的爭奪，而這方面正是共產主義對手的強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強化灌輸已勢在必行。
    二、朝鮮戰爭期間美軍意識形態灌輸的途徑和手段
    對于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美國朝野的普遍看法是：士兵們對于美國貿然出兵一個陌生的國家感到不理解，對于“共產主義威脅”認識不足，國內適齡青年逃避兵役現象嚴重。基于上述想法，國防部于1950年成立了武裝部隊信息與教育科（Armed Forc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簡稱AFIED）。與原先的信息與教育部相比，改組后的機構取消了原先的文化教育、心理調適等職能，完全成為一個軍方控制下的意識形態宣傳機構，其目的是占領一切可能的視聽渠道，通過以下途徑從事反共說教與價值觀宣傳。
    編制教材并散發印刷品  1950年12月，總統授權AFIED可以調用哥倫比亞大學的師資力量，從事宣傳教材的編寫工作。一年后，由哥大師范學院編寫的叢書《自由時刻》（Hours of Freedom）問世，成為官方認可的TI＆E課程教材。該叢書共分10冊，內容涉及個人主義價值觀、宗教自由、新聞報道自由、民治政府概論以及“威脅自由的因素”等專題。對于這樣的內容，軍方保守派人士并不滿意，批評的主要焦點集中在該書體現自由派立場，未能提供足夠反共說教，而是耗費大量時間去講述國會立法程序等遠離戰爭實踐的內容。
    由軍方自行編制的《戰前指導課程》（Pre－combat Orientation Course）早在1950年8月就開始投入基層部隊使用。該教材設計授課時數僅為4小時，不需要專業的政工人員進行講授，只要由基層指揮官照章宣讀即可。教材內容充斥著對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和現實的歪曲，旨在鼓動士兵的仇恨心理。連AFIED自身也承認：《戰前指導課程》存在著“大量未經推敲和前后重復之處”，然而這樣的設計充分體現了保守派的思路，即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不擇手段地進行思想灌輸。
    由于以上兩種教科書均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美軍在1952年11月啟用了新版的《海外駐軍指導課程》（Overseas Orientation Course），以取代《戰前指導課程》。軍方意識到：早期的宣傳教材由于將美軍士兵的思維能力、智力水平設想得過于低下，急功近利地追求宣傳效果，反而招致官兵的反感。為此，《海外駐軍指導課程》試圖在形式上掩蓋濃重的說教色彩，首先承認士兵是有理性，會思考的人，美軍士兵的“愛國熱情”和“忠誠程度”也是不容懷疑的。但如果處于戰場的特殊心理環境下，敵方的宣傳手段也并非沒有發生作用的可能。書中援引成語“城墻再堅固，守軍也需要在城頭巡邏”作為意識形態強化灌輸的借口。
    除上述三種獲得官方地位，廣泛使用的教材之外，AFIED還印發了大量具有專題性質的輔助讀物，例如供隨軍牧師使用的宣講材料《責任•榮譽•國家》，論述軍民關系的《士兵與社區》等等。印制宣傳品的做法早在二戰期間就已為軍方采用，所不同的是：二戰宣傳品以戰爭形勢教育為主要內容，而朝鮮戰爭期間的宣傳則充斥著“美國制度和生活方式至上”的說教。
    以互動討論為主要形式進行課堂教學 引導課堂互動教學的能力，是AIS在政工人員訓練過程中所著力培養的基本素質，為此，組織討論（Discussion Leaders Course）就成為AIS培訓計劃中的一門重要課程。AIS希望學員在完成這一課程的學習后，能夠在基層部隊的教學實踐中自如組織討論式教學互動，而不是進行“一言堂”式的單向講授，避免使士兵認為一旦入伍就會失去表達意見的自由，只能被動地接受灌輸。然而在此前，美軍早已規定軍人不得公開批評任何軍隊紀律條令，對政府現行政治經濟政策只準“研讀”不許“辯論”，當時美軍內部日趨緊張的種族關系更是不容觸碰的高壓線。如果將上述內容排除在外，真正可以合法討論的內容也就十分有限了。AIS在培訓計劃中規定：在討論中既要避免使課堂氣氛陷入沉悶，同時又要謹防“思想可能發生的爆炸”，導致討論失控，討論組織者應始終遵循“適合美國國情”、“堅持真理”和“貼近常識”三個標準，將討論限制在不偏不倚的范圍內。如果某一士兵在討論中表現得過于能言善辯，則可能被懷疑為共產黨的潛在同情者，組織討論的教員應向上級匯報情況。
    制作以反共為主要導向的廣播節目 與其他宣傳方式相比，廣播節目具有影響廣泛，受眾范圍大的特點。其聽眾不僅限于武裝部隊軍人，也包括部隊所在國的民眾甚至敵軍士兵。因此美軍從一開始即極為重視廣播節目的宣傳功能。軍方對外宣稱：用于政治性宣傳的時間只占播音時數的2％到4％，實際上，武裝部隊廣播電臺在朝鮮戰爭中播放過300部以上由AFIED監制的廣播劇，除部分取材于美國歷史故事之外，多數充斥反共宣傳，情節背景或是發生在“鐵幕后的國家”，或是發生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未來美國某地”，以異想天開的方式描述“美國人民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遭到的毀滅性打擊。
    播放宣傳影片 與二戰期間相比，朝戰期間美軍使用的宣傳影片品種相對有限，質量也不突出。由AFIED監制的影片《為何是朝鮮》仍模仿著名二戰宣傳片《為何而戰》的表現手法，但其內容幾乎與《海外駐軍指導課程》教科書別無二致。在軍方的嚴格審查下，多數戰地宣傳影片只是將官方發布的宣講材料加以影音化而已，并無獨特之處。
    三、冷淡•反感•嘲弄：意識形態灌輸的效果與反應
    朝鮮戰爭期間的意識形態宣傳實踐是美軍將政治工作固定化、正規化的第一次嘗試，無論從高層官方的重視程度，還是從投入的人力物力來看，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強化宣傳在美軍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然而隨著TI＆E計劃的推行，美軍的軍心士氣甚至有不進反退的趨勢。國防部對380名入伍新兵的調查結果表明：在接受為期6周的TI＆E相關課程培訓后，認為美國援助南朝鮮政權是“明智之舉”的人數由原先的62％降到了36％，而情愿入朝參戰的人數從46％降到了37％。很顯然，TI＆E計劃并沒有起到強化官兵信念的作用，美軍官兵不歡迎，甚至抵制政治宣傳的聲音更是不絕于耳。其中原因，約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美軍基層主官對于政治灌輸的冷淡態度，使得TI＆－E教學計劃難以真正落實。美軍陸軍軍史研究院的研究結果顯示：盡管幾乎所有連排主官都在日志上注明“TI＆E計劃已完成”字樣，但在對老兵進行調查時，競有3／4的受調查者稱：不記得接受過任何口頭形式的政治教育。另一項調查結果表明：57％的連隊仍由連隊主官，而不是由專業政工人員進行教育，能夠按照要求進行討論式教學的連隊只有30％。對于擠占部隊訓練時間與休息時間的政治說教，基層主官甚為厭惡，往往將其視為和幫廚一樣“令人討厭的乏味工作”，草草敷衍了事。政工人員查理•波特回憶說：某些連隊所謂的上課就是指派一名中士照本宣科地朗讀宣講材料，聲調一成不變，甚至連“括號里面提示性的斜體字”都照讀不誤，效果可想而知。在那些已經配備政工人員的連隊，主官對政工人員的工作既不關注，也不支持，導致政工人員自感前途無望而士氣低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AIS畢業生說：“我認為（我所講的內容）是那樣的愚蠢無用，完全就是浪費時間。”
    軍方所要求的討論式教學法，在許多基層連隊也很難得到貫徹。由于討論中限制眾多，禁區林立，士兵對這種有名無實的“自由討論”非常反感。因此過了不久，許多連隊就創造了一種名為“壘球比賽”的知識競賽來取代討論式教學，具體方法是在教員授課完畢后，將士兵分成兩隊，就剛才的教學內容展開問答，答對者得分，答錯者則出局。對于這種來自基層的“發明創造”，美國軍方起初視之為一種寓教于樂的新思路，默許其在基層連隊推廣。但隨著戰事的進展，美軍的精神面貌和士氣狀態絲毫不見起色，軍方不得不承認這種知識競賽的“娛樂意義大于教育意義”。在戰爭中，換防、撤退和轉移都是家常便飯，本來就無法保證TI＆E相關課程的正常授課。以第1騎兵師為側，1950年，該師在人民軍的追擊下且戰且退，一路敗逃到釜山地區。事后對該師60名士兵展開調查，結果顯示只有9人曾學習過TI＆E相關課程。
    其次，美國軍方對共產黨人的妖魔化宣傳經不起事實檢驗，缺乏現實感和可信度，無法喚起參戰官兵對于戰爭正確性的一致認同。朝戰期間入伍的新兵多數出生于大蕭條時期的艱難歲月，少年時代經歷了美國由孤立主義到積極參戰的歷史進程，懂得珍惜生活，將投身反法西斯戰爭的父兄奉為偶像崇拜。謹慎小心、循規蹈矩、惟命是從通常被認為是這一代人的代群特征。基于特定的成長經歷，朝戰新兵在入伍之初并不缺乏愛國熱情，對于反共說教貌似照單全收。實則絕大多數人在入朝參戰前，從未有機會了解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原理，更未接觸過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被反復告知：共產主義是一個“邪惡”的詞匯而已。這種未經思考即被接受的灌輸一旦與現實情況出現些許背離，被灌輸者即會產生逆反心理。新兵在日本接受TI＆E培訓時的測試結果顯示：高達90％的新兵相信“共產主義者正在策劃推翻美國政府的邪惡陰謀”。上述受試者入朝作戰6個月后，再次就同一問題對其展開測試，相信者反而下降到了87％。
    在AIS校長帕爾默看來，士兵是否易于接受意識形態宣傳，通常取決于家庭經濟狀況、教育程度、族群歸屬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之一，或上述幾個因素的綜合作用。他預測出身天主教中產階級白人家庭，教育程度中等偏上的青年人將是最易于接受說教的理想對象。從TI＆E收到的反饋結果來看，這一判斷基本得到了驗證。對TI＆E計劃持積極態度者為數不多，且大多數來自宗教立場和政治立場都較為傳統的保守派家庭；相比之下，不具備上述背景者往往以嘲諷甚至逆反的心態來看待政治說教。黑人志愿兵柯蒂斯•莫羅報名參軍的原因是“期盼自己為自由、正義和全人類而戰的機會”，但當他來到朝鮮之后，班長告誡他要想活命就必須“忘記灌輸給你的那些東西”，最后莫羅終于認識到：官方動員他人伍參戰的那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莫羅質問“在我們來到朝鮮之前，共產主義者難道對黑人做過什么壞事嗎？……我們為國家奮戰獻身，而在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黑人甚至還沒有投票的權利”。帕爾默曾說：“宣傳工作之所以必要，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避免戰斗人員形成一種錯誤印象，即認為他們在為少數人的利益而戰。但如果人們拒絕宣傳，這種印象反而會得到強化。”對于莫羅這樣的士兵而言正是如此。
    第三，基于美國社會所固有的實用主義精神傳統，可以說一切不切實際的政治說教都是不符合美國人固有的接受一認知模式的。眾所周知，政治說教的最終目的，在于說服對方在思想上承認某一觀點、思想、理論為真理，進而在行動上踐行這一真理。而在實用主義這一充分體現“美國精神”的哲學體系當中，觀點、思想、理論都只不過是假設，充其量只是人們為達到一定實際目的而設計的工具。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和詹姆斯極力反對真理的絕對性。杜威認為：真理不過是一個抽象名詞，所謂的“絕對真理”是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理想。詹姆斯則進一步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的主張，認為一個觀念的真實性“實際上是個事件或過程，它的有效性就是使之生效的過程”。通過這樣的立論，實用主義哲學為美國社會的自由傳統和革新精神提供了學理上的依據，與此同時，它也否定了任何在美國社會精神領域建立話語權威的努力。試圖在未經實證的前提下兜售真理的做法，必將與美國社會的精神傳統背道而馳。
    社會學學者比德曼發現：美國民眾通常并不去辨認說教本身具有何種意識形態色彩，而是無條件地排斥一切意識形態領域的說教，原因在于所有意識形態領域的說教都毫無例外地帶有“政治性”。導致美軍士兵對說教產生“排異反應”的，正是這種過強的政治色彩。對美軍士兵而言，將抽象的政治理念置于生存、健康、個人收入等具體生活目標之上的做法難以接受。工兵詹姆斯•克里斯汀森回憶說：他和他的戰友看過許多政治宣傳片，但全都沒有任何印象了，唯一令他記憶深刻的，是一部“演示如何在核攻擊下尋求防護”的片子。另一些士兵則表示TI＆E計劃完全是畫蛇添足之舉。一位名叫布拉頓的上士說：“只要有一個理由就足夠了——我們是軍人，是國會的決定讓我們投入戰爭。”對于意志薄弱或初經戰陣者來說，宣傳說教不足以壓倒本能的求生意志；而在意志頑強或習于戰事的軍人那里，只要樹立服從命令的紀律性，或是理解美國憲法制度所蘊含的契約精神，赴戰的理由就足夠充分了。在他們眼中，軍方過于頻繁的政治宣傳，更多地被理解為對軍人道德品質和榮譽感的不信任，令人不快而且富于侮辱性。上述兩種心態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盡管目標、紀律、原則和動機可能因人而異，但它們在美國軍人心目中的位置卻是政治說教無法超越的。
    四、朝戰經歷對美軍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后續影響
    隨著戰爭臨近尾聲，交戰雙方開始著手進行戰俘遣返工作。1953年7月，美國媒體披露了21名美軍戰俘拒絕遣返，并要求去中國生活的消息。軍方將此事件視為一樁不可容忍的丑聞，TI＆－E計劃及其負責機構也因此名聲掃地，質疑者將戰俘的行為歸咎于政治宣傳工作開展不力，效能低下。在此之后，軍方組織專家對朝戰期間的戰地宣傳進行了有計劃的總結和反思，明顯加強了對政治宣傳工作的重視。
    戰俘拒絕遣返事件迫使美國軍方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掌握著更出色的政治工作藝術，在政工戰線上的較量中技高一籌。查理•波特在研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長歷程后指出：中國軍隊通常能夠進行更為有效的政治動員，其原因在于官兵一致的民主氛圍。針對TI＆E相關課程枯燥單調的問題，波特建議效仿中國的“民主生活會”（criticism meeting）形式，允許士兵在會上自由討論政治經濟問題。更多的軍方人士則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在于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代表的“簡明風格”和“易操作性”，在朝戰結束后的三年里，這種觀點一度占據上風，促使國防部于1956年啟動了一項名為“戰斗自由”（Militant Liberty）的教育計劃，該計劃的核心是所謂“十大基本自由權利”和“十項相應責任義務”。計劃負責人約翰•布羅杰準備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將簡明易記的教育內容普及到基層部隊當中。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宣傳運動”由于在形式上太過“中國化”，反而引起了民間保守派人士的不安，不久軍方以“惡化軍民關系”為理由將其叫停。美軍不可能了解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更不可能理解中國軍隊政治工作的本質，僅僅著眼于借鑒某些外在形式，結果無異于邯鄲學步。
    在關注“中國模式”的同時，軍方致力于使宣傳工作具備更多的美國特色，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內容來掩蓋說教痕跡。從1953年起，基層部隊每周定期的政治課被取消，轉而規定武裝部隊指揮官可視情況需要，就任何“利益攸關的問題”定期或不定期地發表講話。軍方對于講話的內容不再作出強制規定，標志著大張旗鼓的反共言論逐漸不再成為政治說教的主流，美軍政治教育的切入點逐漸集中到以下三個方面：對愛國精神加以生發、闡釋，并進而論證個人利益與國家目標之間的必然聯系；對美軍歷史上的戰斗傳統和英雄事跡加以弘揚；對以基督新教精神為核心的美國精神文化內涵予以神圣化。這一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部隊主觀參與思想教育的積極性。1960年，駐西德美軍第24師師長沃克少將制定的《服役公民教育計劃》受到國防部的肯定，該計劃經增補完善后，定名為“藍色傾向”（Pro－blue）計劃，在海外駐軍中推廣。“藍色傾向”計劃將軍人道德素質、愛國精神和法律意識的構建作為培訓的核心目的，具體目標在于“培育道義與法律上的責任感，教導公民意識與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養成以嚴于自律、服務公眾為榮的理念”。應當指出：該計劃的出臺，并未說明美國軍方的反共立場有所松動。沃克本人以極右政治傾向而聞名，在宗教立場上亦極端保守，援引基督宗教倫理以攻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無神論意識形態”的存在合理性，是“藍色傾向”計劃的突出特征。盡管如此，計劃中已很難看到50年代初那種政治斗爭色彩濃厚的語言，美國不再被描述為反共十字軍鎮守的政治堡壘，而被神化為基督正道的棲身之地，美化為人類自由與進步理想的精神家園。美軍思想教育結束了重視政治灌輸的時代，向重視倫理訓誨的方向轉型，意識形態取向則時時滲透于潛移默化的倫理訓誨之中，以更富于人文內涵的形式拋頭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