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是舉世公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文獻。《講話》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曾在蘇、美、英、法等五十個多個國家出版發行。在《講話》的指引下，我國文藝工作者創作了歌劇《白毛女》，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現代京劇《杜鵑山》等享有世界聲譽的優秀作品。實踐證明，《講話.》在文藝工作中的指導地位是不庸置疑的。但是，我國進入新時期后，制定了新的“二為”文藝方針(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情況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同志，在重新解釋《講話》精神時出現了失誤，沒有處理好《講話》基本精神與“二為”方針的關系，實際減弱了《講話》的指導地位。

　　胡喬木同志與《講話》的關系有點傳奇色彩。早年他曾憑著對《講話》精神的深刻理解，出色地完成了《講話》記錄稿的整理工作。據說毛澤東同志對他的整理稿很滿意，基本沒做大的改動。可是到了晚年，胡喬木同志為了論證新文藝方針，又要對《講話》精神重新解釋。人們可能認為，“二為”方針是根據《講話》基本精神制定的，要把二者對立起來，恐怕不太容易。那么我們就來看看，胡喬木同志是如何失誤的。

　　胡喬木同志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1981)一文中，重新解釋了《講話》的“根本精神”，并表示要堅持《講話》的“根本精神”。但我們注意到，他說的是“要點”。據他看來，《講話》的“要點是：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生活可以從不同的立場反映，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作家必須從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反映。必須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解決立場問題。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地方，必須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間去，首先是占人民絕大多數的工農兵的生活中間去，這才能夠寫出反映他們的生活、符合他們的需要的作品。”“作家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創造文學藝術的作品，來團結和教育人民，驚醒和鼓舞人民，推動人民為反對敵人、改造舊社會舊思想、建立新社會新生活而斗爭。”(《三中全會以來》，941-942)在人們看來，胡喬木同志歸納的“要點”好像并無不妥。但我們認為，胡喬木同志歸納的要點是否準確且不說，僅就他把“要點”當“根本精神”來說，就是一種錯誤的說法。確切地說，胡喬木同志歸納的“要點”并不是《講話》的基本精神。

　　那么，《講話》的基本精神或根本精神是什么呢?我們知道，《講話》在文藝發展史上，第一次系統地解決了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問題，即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以及文藝如何為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的問題。“為什么人”是方向問題，“如何為”是道路問題，二者互為前提，不可分割。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原理，根據階級社會沒有超階級的文藝的基本事實，說明了無產階級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必須成為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說明了文藝發展中的所謂普及，就是工農兵的普及，所謂提高，就是工農兵的提高;說明了文藝工作者要想做到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解決立場問題，工作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以及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問題。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說的是無產階級的文藝的發展問題，不是任何其他階級的文藝的發展問題，也不是“普世”文藝的發展問題。毛澤東同志不但肯定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發展方向，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出，文藝工作者只有遵循無產階級文藝自身發展的規律，在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藝術實踐中，才能真正堅持、實行這個方向。

　　顯而易見，胡喬木同志歸納的所謂“要點”，是不能取代《講話》基本精神的。也許人們會認為，胡喬木同志怎么會不知道《講話》的基本精神呢?也許他只是為了強調某些要點。如果情況像人們想象的一樣，那當然好了。可惜情況并不是這樣。胡喬木同志通過對一些“要點”表示贊同，對一些“要點”表示否定的方式，偏離了《講話》的基本精神。

　　我們的證據是，胡喬木同志對其歸納的若干要點表示贊同后，又寫了一段很有名的話：“《講話》中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關于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關于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的提法，關于把反對國民黨統治而來到延安、但還帶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習氣的作家同國民黨相比較、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相提并論的提法，這些互相關聯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三中全會以來》，943-944)胡喬木同志這里又歸納了一些他認為應該斷然否定的“要點”(即所謂提法)，但加了一些技術含量。什么技術含量呢?胡喬木同志把《講話》的要點加以曲解，然后對曲解的“要點”加以否定。我們可以舉例說明。

　　胡喬木同志說，《講話》有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但我們要指出，這個歸納是片面的、錯誤的。《講話》在說到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時，當然要說到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但完整的提法是這樣的：“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于政治。”(據《講話》的解釋，所謂文藝從屬于政治，就是文藝服從于政治。)可見，毛澤東同志這里說的是政治與文藝的辯證關系問題，并沒有否定文藝或政治的相對獨立性。胡喬木同志故意割裂《講話》的完整提法，只提政治對文藝的影響，不提文藝對政治的影響，就是把《講話》的完整提法，硬說成是一個否定文藝相對獨立性的片面提法。你看，文藝既從屬于政治，又不能對政治有“偉大影響”，文藝豈不是沒有一點獨立性了嗎?胡喬木同志的歸納是無效的，毛澤東同志沒有這樣的片面提法。那么，胡喬木同志為什么要搞這樣一個提法呢?他是借口文藝有相對獨立性，否定階級社會中政治和文藝相互作用的基本事實，進而否定《講話》關于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原理。

　　胡喬木同志說，《講話》有“簡單地”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歸結為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但我們要指出，這個歸納是混淆概念的歸納。胡喬木同志說：一部作品的思想內容有政治觀點、哲學觀點、社會觀點、藝術觀點等等，怎么能只講政治觀點呢!其實，讀過《講話》的人們都知道，胡喬木同志在這里把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問題，換成了如何全面地分析文藝作品思想內容的問題。當然，這兩個問題是有聯系的，但從性質和范圍上說并不是一回事。毛澤東同志不是從如何全面地分析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出發，來提出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的，而是從階級社會文藝斗爭的主要方式之一的文藝批評出發，來提出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的。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毛澤東同志不是根據一部作品思想內容諸方面的排序，將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根據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辯證關系，將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我們還要指出，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的提出并不“簡單”。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原理，科學地解決了正確開展文藝批評的基本標準問題，這是對無產階級文藝批評理論的重要貢獻。

　　如此等等。我們看到，胡喬木同志在解釋《講話》這部國際無產階級共同擁有和遵循的著作時，竟然沒有花一點時間重讀一遍這部科學著作，以至于在理論上出現了不應有的失誤。無論從政治的角度和學術的角度來說，這都是很不嚴肅的事情。胡喬木同志本來是要堅持《講話》的“根本精神”的，可是他否定了《講話》關于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原理，就抽去了《講話》的靈魂;所謂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向，也就成了一個抽象、空洞的方向。胡喬木同志忘記了毛澤東同志的諄諄告誡：“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于人民大眾。”(《毛澤東選集》，855，1991.)

　　胡喬木同志離開我們已近二十年，他重新解釋《講話》精神的事情也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我們今天來指出他的錯誤，雖然是“必須的”，但實在是太晚了。看著胡喬木同志漸漸遠去的背影，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由于歷史的原因，還由于中國工人階級文化水準較低的特點，中國工人階級當時接受了胡喬木同志對《講話》精神的重新解釋，由此造成了“二為”方針與《講話》精神一定程度的對立狀況。這不能全怪胡喬木同志，工人階級也有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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