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河南農村視察

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完美，毛澤東時代也不例外。但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從未見過“納涼”者謾罵“栽樹人”、“飲水”者痛批“打井人”的現象。喬治·華盛頓是個奴隸主，濫殺印第安人，犯了反人類罪，卻被捧為美國國父，首都取名華盛頓。彼得一世勵精圖治，屠殺反叛者，包括太子，也犯了反人類罪，卻被尊為俄國最偉大的皇帝。唯獨共產黨容忍反對派（反對馬列毛主義的諸派別的統稱）侮辱開國領袖。在他們看來，“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是“惡首”，余乃“瑕疵”，凡“問題”多多，不一而足。然必須正名。　　

一、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是指以社會化大生產為特點的城市經濟和以小生產為特點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戶籍二元性是其表象，即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被污蔑為“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限制了農村發展”。　　

1、二元結構的歷史因素　　

一是穩定城鄉秩序的需要。我國是落后農業國，要建設先進工業化國家，必首抓農業。農業是工業化資金來源，工業化后又能反哺農業。土改后，農民分到了土地，成為小生產者。小農經濟生產力低下，正是二元結構的成因。所以要組織起來搞合作化，提高農村綜合能力。一方面，糧食生產，興修水利，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城市工商業凋敝，百廢待興，為城市就業，無力吸納農村人口。因此要通過戶籍制度，將現有的城鄉人口穩定下來，保持正常社會秩序，以利工業化進程。　　

二是實行票證制度的需要。在資源較多地投入重工業及基礎設施的情況下，農產品直接投入消費領域的有限。為保障市民人人有份，就要對糧油等生存物資憑票供應，否則會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象。城市家庭持有以戶籍為據的《居民糧油供應簿》（糧本），發放糧油票。而農村是產銷糧油的主體，農民擁有土地或自留地，可以自給自足，當然不存在票證的問題。　　

人民公社有利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既然二元結構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小農經濟并存的現象，所以消除二元結構就需要改造小農經濟，從合作社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實現農業社會化大生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端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公有制恰好避免了這一痼疾。人民公社公有制及其規模經營，能集中土地勞力提高生產效率、從事農田水利、抗災減災，能集中資金興辦工業、教育、醫療，有利于農村城市化，是弱化二元結構的途徑。人民公社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小城鎮建設，使農民沒必要都涌入大城市。一社一鎮，逐漸壯大，實現人民公社城市化。例如江蘇省的華西村就是一個典型。該村原不到一千人，后兼并16個鄰村擴大到五萬人，該村那座設計時與北京“高度”等齊的華西村黃金酒店，那個從食品到鋼鐵的企業集團，那以長廊貫通的成片的村民別墅小區，那花紅葉綠的公園與廣場展現都市元素……這是公社城市的雛形。人民公社的確是適合中國公有制國情的體制。舉目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土地兼并，農民被迫流入城市，但有幾個城市化做的好的呢？在幾千萬人口的墨西哥城周邊、孟買周邊……環伺著成片貧民窟，城市擁擠不堪，烏煙瘴氣。也許這里沒有戶籍差異，但昭示著階級差異！華爾街的大亨們不會蝸居在布魯克林區，而是享受于長島、新澤西的鄉野，環境比紐約好得多。本來中國會有三萬多個公社城市猶如翡翠般地鑲嵌在神州大地上，從東部平原伸展到青藏高原，實現優質城市化，但這個過程被打斷了。富豪們“逃離城市”，農民本不需要“逃”，就可以享受綠水青山中的城市生活，讓城鄉二元結構遁形于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進程中，如果人民公社再發展三十多年的話。　　

包產到戶擴大了城鄉二元結構。本來，社會化大生產的人民公社將要縮小城鄉差別，就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但是，私有化改革打斷了這個進程。取消人民公社，包產到戶，又恢復到幾千年一貫制的小農經濟，擴大了城鄉二元結構。　　

2、戶籍制度并不妨礙自由　　

人類歷史，就是個自由受限的歷史。皇帝不能隨便出宮，王土之上存反骨；美帝也無法隨心所欲，有紅色中國的阻擊，不過，如今他們似乎隨心所欲的多了。毛澤東時代絕非妖魔化的不能自由遷徙，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國內旅行，如果符合條件也可以移居，可以出國。華僑來去自由。如今城鄉之間，中外之間的遷徙也需要條件，大量接受移民的國家只有美、加、澳等大國，俄國例外，日本就更不可能了，挪威還發生了排外的右翼暴行，中國也經常驅逐非法滯留的外國人。　　

要遷徙，理由是第一位的。去美國使領館辦簽證，不也要提供理由嗎？毛時代的每個人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單位人”。單位在哪里，或者居住在哪里，戶口就可以落實在哪里。因故移居，只要辦理戶口、糧油關系遷移手續即可。農民也能遷徙，只要有理由。例如升學、兵役、招工、婚姻等等。　　

人們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任何地方，只要滿足“能獲得食物”的條件。例如，帶著糧票去北京親戚家居住，親戚供得起，誰會驅逐你呢（如今上訪的才會……）？例如，雙職工家庭，老家來人照顧小孩，長期住在本市，沒問題嘛。例如，大學包分配，如果不滿意，也可以調動工作，只是政府要統籌規劃，不是說走就能走的（既然上學免費，當然該服從分配）。如果想“父母在，不遠游”，可以像有的“滬籍”那樣，為了留在上海，選擇放棄入學。如果兩地分居，則每年有帶薪探親假，報銷路費。若不愿當“牛郎織女”，也可以“活動活動”調到一起。　　

什么“不能自由選擇職業”？對于招工，可以選擇是否應召，沒人強求。毛時代的單位給予編制內各種福利，如分配住房、免費醫療、子女教育、退休養老等，有必要動輒跳槽嗎？私有化后不但取消了福利，而且可能是勞務派遣，人事關系在“市場”，聘用單位管工資，雇用人員凈身進出， 選擇職業當然很自由。再看日本。日本是終生雇傭制（現在也雇不起了），是不是做了課長還要跳槽呢？如果日本人不便跳槽，干到退休，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選擇職業”？當心儀的日本企業滿員時，進不去，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選擇職業”？現在訂單減少，日本企業給多余員工放“無薪假”，等訂單增加了再來上班。干嘛不直接裁員呢？顯然員工們也不那么愿意自由選擇職業嘛。　　

什么“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限制了個人發展”？對于農民來說，如果學業好，可以上高中、大學，就能進本地機關，或者遷徙到外地去了。如果有手藝，也可以進城當自由職業者：保姆、補鍋的、磨剪刀的、緊繃子的、理發的、修腳的、做燒餅油條的……。也可以進城做臨時工：泥瓦工、木工、電工、保潔工、搬運工、車夫……，同時家里還有自留地。如果有工業區招工，可以變成產業工人。如果報名支援內地或者屯墾戍邊，那也可能改變身份。如果服役，去部隊干幾年，入黨提干，成為職業軍人或者轉業到企事業單位，即使復原，也可能在家鄉謀個差事……。各行各業都有農民出身的人物，陳永貴還當上了副總理。　　

什么“農民要當城里人”、“知道農民要過什么樣的生活嗎？”在毛時代，筆者從未聽到過有農民抱怨“當農民”。本人老家蘇北農村，親戚們分布在幾個鄉鎮，我也在那些地方生活、勞動過。鄉下人進城，走親訪友，來來往往，不但沒有類似抱怨，而且還帶來食用油、螃蟹、黃鱔等農副產品。如果一個世代農民無厘頭地要“當城里人”，可能會有一個市民失業，那是否讓他去交換“當農民”呢？他祖輩從沒種過莊稼，分不清韭菜和麥苗，這樣的交換有意義嗎？“要過富裕的生活”，那就得像大寨、林縣人民那樣戰天斗地，那就得像華西、南街人民那樣堅持公有制，別無他途。　　

3、如今能否自由遷徙由資本決定　　

九十年代初取消票證后，城鄉戶口依舊，二元結構依然。“富起來”后的中國人，要么當農民，要么當市民，二者不可兼得。　　

如今的自由遷徙是表面現象。為了引進血汗工廠，就取消人民公社，引誘兩億農民遷徙，成為榨取剩余價值的工具，但還是農民身份。國企改制，逼得下崗職工為了生存到處遷徙，但仍是市民身份。在華夏大地上，人群像蝗蟲般地流動，書寫了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深圳動不動就清理“特殊人群”，遷徙的自由也打了折扣。自由遷徙是有條件的，沒本事，沒有錢，能自由嗎？能轉正嗎？山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也要飛得起躍的上呢。北美地廣人稀，澳洲山川錦繡，“自由世界”歡迎您，但是，沒本事，窮光蛋，他們要你嗎？當卡特總統批評中國“限制人民出國自由”時，鄧小平爽快地答應：我馬上給你一百萬人。嚇得卡特“No，No！”腦袋搖的像撥郎鼓。這個世界是資本決定自由嘛！　　

要當市民，就得放棄土地經營權。很多農民寧可“暫住”，也不愿意“農轉非”，因為有多少人能獲得體面的職業、買得起商品房呢？同樣，市民要想當農民，也不可能，農村沒有免費的土地。富豪才能兼做“鄉下人”，窮人只能當貧民，當不了農民。如果土地私有化，那么富豪當地主、當農場主，更多的人失去土地，有可能淪為貧民。那么遷徙的方向就是城市，即所謂的“城市化”。于是資本主義國家就有了大片貧民窟，中國就有了城鄉結合部。　　

討厭毛時代的戶籍制度，那么現在“國富民強”，能否實現戶籍一元化？進而將戶籍資料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呢？還差得遠吧！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問題　　

反對派一邊污蔑二元結構“歧視農民”，一邊又對縮小“三大差別”的種種舉措特別是上山下鄉運動恣意詆毀。胡謅什么上山下鄉是對人民的“愚弄”和變相“迫害”，“荒廢”了年輕人的青春和學業，給農村造成“負擔”和“損失”，是文革“浩劫”的一部分。而當年的知青們卻用對那一段青春年華的懷念給予回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后悔。　　

1、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具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為了縮小“三大差別”，1965年，毛主席發出“六二六”指示，要求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1966年毛主席又發出“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業以本職為主，兼做別樣（工農商學兵），達至人的全面發展。“五七”干校就是干部與工農相結合的教育基地。1955年，毛主席肯定知識青年屯墾戍邊的創舉，認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又于1968年12月21日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從而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文革時期共有1600多萬知青奔赴祖國各地。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歷史必然性。其一，由于人口快速增長，初、高中畢業生增多，又由于66至68年企事業單位招工少，遂形成“老三屆”。其二，化解城鎮就業問題。因為新中國實行男女平等，婦女也都參加工作，人人都有經濟地位，這就擠壓了畢業生的就業空間。一方面，城市容納不了暴增的勞動力。另一方面，農村生產力落后，教育文化落后，還有大片的“處女地”，正是知識青年顯身手的好去處。一些進步青年認為，與其在城鎮待業，不如去農村創業。其三，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鞏固工農聯盟的需要。知識青年去農村勞動鍛煉，體驗生活，可以提高對農業、農村及農民的認知，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其四，有利于消滅“三大差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理論聯系實際，可以將文化與先進理念傳播到落后地帶，促進其現代化進程。　　

2、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國土開發運動的一部分　　

任何國家都不會放任荒漠不管，都要尋求地區的均衡發展，都曾為改天換地付出代價，都曾譜寫過可歌可泣的拓荒史。中國五十年代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在黑龍江省成立了上百個農場，將“北大荒”變成了“北大倉”。文革中又在全國成立十多個基于農墾系統的生產建設兵團。廣大知青與復轉軍人及干部職工戰天斗地，將荒漠變良田，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不但中國，其他國家也同樣開發國土。　　

美國的西征及西部開發是持久的人口遷徙運動。北美大陸原始荒漠，如果英倫移民們安于現狀，滿足于東海岸的十三個“安樂窩”，那么美國就將是一個北美東部小國。幅員遼闊的加利福利亞、德克薩斯屬于墨西哥，阿拉斯加屬于俄羅斯，五大湖地區屬于加拿大，弗羅里達屬于法國……。在美國的西征運動中，牛仔們放棄享樂，一路高歌，一路殺戮，開疆辟土。與其同行的還有非洲黑奴。十九世紀橫貫大陸的鐵路建設，又征召華工，每公里鐵軌都搭上一具華工尸體。蘇聯也有大規模墾荒運動。早期是移民墾荒，從1954年起，改以城市知識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內就有27萬青年加入墾荒大軍。甚至象意大利這樣的小國也有墾荒運動。　　

對于美國人血腥的西部開發，中國反對派不但沒有鞭撻，反而贊其為“光榮與夢想”。卻唯獨對自己前輩“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嗤之以鼻，可見其目的是反毛反共。　　

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西方國家的義務兵役制比較　　

反對派把上山下鄉運動說成是對人民的“迫害”，但是如果讓他們治理國家，面對同樣的問題，他們不但會搞移民運動，而且會以強制性的法律手段驅趕待業青年屯墾戍邊。就如強制一胎化政策，就如西方國家的義務兵役制。而毛主席支持的上山下鄉運動溫和的多，不是法律層面的（義務），而是教育層面的（覺悟）。　　

西方國家的義務兵役制是不是迫害呢？它規定每個男性的一生中必須服一次兵役。這是嚴肅的法律問題！違反者，不能就業，不能從政，不發養老金，甚至要坐牢。如此地嚴苛，看來“自由世界”也不自由，更缺乏人文關懷嘛。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軍隊那種環境，那種絕對服從的、集體起居的、吃苦耐勞的生活。有的軍隊還打罵新兵，體罰違規，很多人有過不堪的經歷。服役期間還可能失去良好的就業、創業機會，退役即失業。對這種沒人性的制度，怎么沒見中國反對派譴責過呢！為了逃兵役，人們尋找辦法，如吃成胖子，如出國留學，但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逃兵役可能被終生追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比之要寬松的多。只要有理由，就免除了。例如，身體不好、頂替入廠、照顧家人、招工、當兵、入學等等，過了時間點也就過了。1975年，政策放寬到每個家庭只要有一個子女下鄉即可。　　

服兵役三年不等，知青下鄉也有期限，國家在招工、升學、征兵諸方面給予照顧。筆者是去農場的知青。報到的當天，就見眾多知青在辦理返城手續。在隨后的歲月中，每年都有成批的知青返城。小股的自己走，而集中成行的場面很壯觀。清晨，農場中學的操場上，十幾輛大客車一字排開，知青們帶著行李從四面八方趕來，被安排上不同方向的客車，帶著喜悅或許有點悵然的心情離去。　　

4、廣闊天地也能有所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于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鄉鎮（社隊）企業的建立（鄉鎮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改變農村面貌。知青們有的當干部，有的當會計，有的當赤腳醫生，有的當民辦教師，有的從事技術工作。經過廣闊天地的洗禮，他們返城后被陸續安排到企事業單位，成為國家職工，有少數人成為精英，另有少數人扎根農村。　　

對知青來說也是人盡其用。就以筆者為例，所在連隊有培育良種的業務，連長是蘇北農學院畢業生。當年，他得到兩萬元的科研經費，便委托我這個省城來的新知青，去找門路購買科研用電冰箱、顯微鏡、扭力天平、計數器等儀器，因為這些是當年“限制集團購買力（防止濫用公款）”控制的商品，或者小地方不易買到的商品。我便出差蘇南各市，完成了任務。首先，我去某高校了解天平、顯微鏡的相關知識。當時正值暑假，校園里冷冷清清。在實驗大樓外遇到一位值班老師，說明來意，大概由于知青這張“名片”，老師便給予幫助，打開實驗室，帶領我參觀，并且介紹儀器參數。然后，我便跑商業區，找專業店問詢。帶著親戚朋友的“路條”，走訪了某市衛生局，走訪了鄉鎮企業，在這個過程中增長了見識。我見證了“兩參一改三結合”式的企業管理，在車間的工位上找到廠長而不是在他的辦公室。我目睹了鄉鎮企業是如何因陋就簡地制造電冰箱，認識到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返回農場后，向連長介紹儀器（包括二手儀器）的使用方法。這以后，我又被選調養蜂班。在養蜂期間要隨花季轉場各地，要聯系蜂箱的運輸、安置場地及人員住所。通常寄宿在農民家庭，近距離地觀察到社員們的生活及生產情況。江蘇省興化縣是名副其實的水鄉，在那里采集油菜花蜜十分愜意。湛藍的天空，金黃色的大地，間以蜿蜒的河流。常看到該縣干部乘汽艇下鄉聯系工作。河網密布，深入縣城各處，水質良好，沒有任何異味，一個展覽館居然建在河道上……。　　

江蘇農墾的東興農場，曾有一萬名知青，人才薈萃，農場文工團能排演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樣板戲，以及話劇、音樂舞蹈節目。后來，知青“撤軍”，農場也被改制，如今只能“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了。　　

三、所謂的物資短缺及“貧窮”　　

“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造成物資短缺，人民生活貧困”是常見的謬論。　　

正如黎陽同志的文章《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指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準戰爭時代。新中國誕生之時并非和平到來之時，而是冷戰開打之時，帝國主義必欲將新中國扼殺于襁褓之際，大陸內部的百萬匪徒及潛伏特務將里應外合，這就是當時的生存環境。蘇聯有一部反映和平時期反特戰線的電影。對于在粉碎特務破壞事件中犧牲的戰友，一個軍官惋惜道：他一生都在戰爭中度過，另一個軍官則斬釘截鐵地說：現在就是戰爭！　　

1、毛澤東時代的緊迫任務是強國，不是奢侈！　　

說物資短缺，就要看物資用于何處，是否值得。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我國不得不優先發展重工業，購買成套設備。不得不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建橋筑路。不得不興修水庫，治理江河。不得不搞農田水利，灌溉排澇。為了國家安全從而確保民族獨立，不得不將大量資金用于國防及高科技發展。面對封鎖，不得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了改善國際環境，也是為了共產主義目標，不得不投資世界革命。后來，能“改”的痛快、“放”的爽快，不就證明了這一切投資物有所值嗎？否則，豈不是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嗎？　　

除了上述原因外，新中國必須維持一支龐大軍隊。毛澤東時代進行了七場大小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抗法援越戰爭、東南沿海戰爭、中印邊境戰爭、抗美援越戰爭、中蘇邊境戰爭、西沙海戰。還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剿匪戰事、平叛戰事、反特戰事。戰爭花費不菲，僅抗美援朝戰爭的軍費就達九十多億元，在隨后的十幾年中以礦產品、農產品來償還欠蘇聯的債務。數次戰爭犧牲了二十幾萬軍民，傷殘無數，撫恤金也是一筆開支。如今的中國人能夠昂首挺胸，一掃“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恥辱，可曾考慮過前輩們的艱苦奮斗？到毛澤東去世時，留下幾十億美元真金白銀的外匯、六百噸黃金、可供全國人民吃三年的儲備糧，留下一個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外債的政府，接手人可曾對領袖有過感激之情？奮斗過的人們可曾珍視付出的犧牲？　　

美國在熱戰中發了大財，以“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挽救資本主義，同時以杜魯門主義遏制共產主義“幽靈”。毛澤東針鋒相對，也履行“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祖訓，援助周邊國家、非洲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援外在文革時期達到高峰，援助金額271.36億元、18.15億美元，提供長期低息貸款39.5億元，提供相當于8.26億元的物資。結果是，中國被“抬進”聯合國，美國退出亞洲。　　

八十年代以前的特殊時期，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將有限的生活資料，以低廉的物價讓全體人民共享，國家實行票證制度——每一位市民都享有確保生活的定量供應，每人一份，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票證制度是權宜之計，也是偉大舉措。那些污蔑計劃供給的人，正是抱有優越感，要多吃多占，當年做不成人上人，而今發泄仇恨的階層。“坐江山”們、地富反壞右們，他們因失去上等人地位，把人人平等詛咒成“共同貧窮”。　　

毛澤東時代奉行高積累，低消費政策。非但不能奢侈浪費、大肆揮霍，還要厲行節約，艱苦樸素。因此才有“三反五反”，才有“三面紅旗”，才有文化大革命。在公有制基礎上，勞動人民獲得主人地位，享受住房、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的基本福利，對于尚不富裕的生活，勞動人民同甘共苦，為能夠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感到光榮和幸福。　　

反之，在落后狀態下，如果延續私有制，“創新”債務式高消費，盲目投入輕工業、食品業、建筑業、商貿業、文娛業、休閑業、金融業……；大肆出口煤炭、稀土、木材、農牧、水產、“孔子”……；大量進口糧食、成品油、小汽車、“肯德基”、“拉斯維加斯”、奢侈品、二手武器、“好萊塢”、“耶穌”、“憲政”……，那就必然“跑步進入資本主義”。再以“新思維”、“特色論”為指導，中蘇攜手“大國崩潰”。　　

2、毛澤東時代并非夸張的“缺吃少穿”，更遑論“餓死人”。下面僅以文革時期的“長三角”（文革“災區”）為例，便能窺一斑見全貌。　　

吃：家家都有米缸，放著幾十斤大米。除了米面、食用油、棉沙糖、豬肉、豆制品這些基本生存物資憑票外，其余食物隨便買。例如水（海）產類、畜產類、家禽類、野味類、蔬菜類、瓜果類、調味類、干果類、糕點類、糖果類、飲料類。當然，某些緊俏品牌如高檔香煙、名牌自行車也會臨時發票（有資產階級法權嫌疑）。政府建設養魚基地，筆者所在中學曾經參加過在本市郊區的挖魚塘義務勞動。有次筆者放學后幫家里買菜，4分錢買到一大籃子空心菜，十分地便宜。一次在馬路邊看到小商販賣豬油，同行的人開了句玩笑：“要什么票？”答曰：“鈔票！”著名的大白兔奶糖、椰子糖，行銷發達國家。玩具餅干、蘇打餅干、桃酥、金果、云片糕等等是百姓家常備，慈禧太后那兒也不過如此。媲美可樂的水果味汽水、物美價廉的酸梅湯、穿街過巷叫賣“冰棒馬頭牌，馬頭牌冰棒”的馬頭牌冷飲，是消暑佳品。每天清晨，衛崗牛奶送到家門邊，等于是放在大街上，因為院門敞開著。筆者在蘇南地區學農，常去小鎮上買奶糕、伊拉克蜜棗當零食，只要有錢，想買多少買多少。在蘇北下鄉期間，去農民家里采購年貨，買黃豆、花生米，有次還買了一頭活羊。要說農村民不聊生，我去那里能買什么呢？要說那時“吃不飽”，怎不見面黃肌瘦者？醫院何以門可羅雀？　　

穿：六七十年代合成纖維異軍突起。過來人都知道“的確良”襯衫，是文革時期上市的滌綸織物。文革時期，上海紡織工業開發了諸多新產品。例如：滌棉細布、府綢、卡其，中長仿毛織物。滌綸縫紉線，腈綸針織紗，純棉針織紗，防羽絨布。190士林藍布，孔雀牌印花橫貢緞，宮燈牌滌棉爛花布。井岡山牌色織純棉精梳泡泡紗，金駝牌色織滌粘中長仿毛花呢。腈綸膨體針織絨線、印花絨線、小珠絨線、粗節絨線等30余種絨線。凹凸花型羊毛衫，彩色簇絨腈綸毯，高級羊絨花呢、駝絨混紡花呢。金熊牌全化纖無緯針刺造紙濕毯，牙簽條單面花呢嵌線花型產品。用滌綸、人造羊毛、絹絲混紡織成的滌盈綢，俗稱“三合一”，涼爽綢、滌爽綢、金雕緞等合成纖維新品種。雙縐、電力紡、花縐緞、花雙綢、喬其紗、青春紗等產品。仿馬王堆出土絲綢，仿漢唐壁畫、青銅器等圖案的真絲印花綢，真絲綃類輕薄型產品青春紡，金三杯牌真絲印花綢。錦樂緞、錦裕緞、錦益緞、滿花綢及金雕緞被譽為“五朵金花”。……不一一列舉了。上海的三十幾家“國棉”及數十家針織、印染企業，文革時期大搞技術革新及設備改造，另有部分紡織企業遷往內地。筆者參觀過江蘇農墾位于淮安的兩家紡織廠，具有嶄新的紡紗機和織布機。也參觀過興化某公社的巢絲廠，見識了抽絲剝繭的工藝。要說那時“穿不暖”，怎不見衣衫襤褸者？紡織品商店何以熙熙攘攘？　　

用：僅舉幾例。電子：“紅燈”牌和“熊貓”牌電子管收音機，是早期的家電用品。文革時期普及了半導體收音機，與世界同步，超前臺灣。七二年晶體管黑白電視機進入家庭，彩色電視也已開播。1969年上海研發電視機，1970年研發彩電。供應市場的品牌有：春雷牌、飛躍牌、凱歌牌、金星牌、上海牌、星火牌、東海牌、友誼牌23厘米到49厘米黑白、彩色電視機。南京有二十幾家無線電元件廠，為幾家大型軍工電子企業配套。日化：蜜蜂牌雪花膏、百雀靈牌潤膚霜、工農牌歪歪油、蜂花牌檀香皂、美加凈牌洗發香波等護膚品，海鷗牌洗凈劑，白貓牌、佳美牌洗衣粉等物美價廉。手表：1970年，上海手表廠一家就生產了228萬只SSIA型機械日歷表。文革時期上海的四家手表廠出品了：上海牌、鉆石牌、解放牌、滬光牌、海獅牌、寶石花牌SSIA、SS1/1、SS4A、SS4H-K、SS4B、SS2C、SS4C、SS6P、SS2B型各式機械表，統一機芯的ZSH、ZIH、ZSH/1、Z1SH、ZCSH、ZSE型各式機械表， 偏中心的SIMA型，快擺的SS1K型 ，超薄的X31B、SSA5型各式女表。海鷗DF相機（1971年出口）及無錫的紅梅相機比較著名。七三年開始供應液化石油氣，鋪設煤氣管道。“三轉一響” ——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是文革時期的婚嫁必備。　　

玩：人們享有休息的權利，不僅僅是上班、開會。節假日本市游園或外出旅游。各個城市都有大小公園，周日，公園里熱鬧非凡。文革中期的某日，筆者去玄武湖動物園，在孔雀館，幾只孔雀面對游客的期待不理不睬，有人喊了聲：再不開屏就貼你的大字報了！人們一陣哄笑。國內旅游業于七十年代再次興起。筆者也于1975年乘坐東方紅11號郵輪三等艙（共分五等（利比亞民航取消等級））溯江而上抵達九江，第一次游覽避暑勝地廬山，領略了“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意境。　　

樂：人們享有娛樂的權利，不僅僅是學習、批判。看看電影、戲劇、球賽，玩玩撲克、麻將、游戲。打打籃球、排球、乒乓。有電影院、劇院、禮堂，有工人文化宮、軍人俱樂部、少年宮，有體育場、體育館、游泳池，有圖書館、美術館、展覽館，有干部療養院、工人療養院、溫泉療養院，有全國運動會、省市運動會、行業運動會——讓人們從中找尋各自樂趣。那時候喜歡看球賽，看電影，單位經常放映露天電影。　　

3、外國的月亮不比中國的圓　　

反對派貶低本國，吹噓外國，展示那些國家精英們的生活景象，中國老百姓紛紛上當。其實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并不富裕。“四小龍”在七十年代前，人民生活簡樸，物資也不豐富，與中國富裕地區不相上下。六十年代前，臺軍士兵每月只發十五元工資。臺灣大城市至今仍然使用煤氣包，私人住宅家家屋頂扛個水箱，自備增壓水泵。八十年代以前，“經互會”搞得有聲有色，分工合作，促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朝鮮的人均GDP比南朝鮮高，大多數南方人的生活水平不如北方人。歐美更是貧富不均。從七十年代中期始，如果我們的物質資源自采自用，在豐富的人力資源支撐下，不會拉開距離。后來，是我們“踐行”毛主席“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思想，敞開國門，海納投資，促成他國產業轉移與升級，用“天上掉下來”的廉價優質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土地、現成基礎設施、現成品牌的大餡餅，用免稅三年、政府護駕的慷慨，用承受剝削、承受污染的寬容，以外資賺大頭，“工廠”賺零頭的大度，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使列強在幾百年的殖民掠奪基礎上，又一次獲得效率極高的大掠奪，極大地提高了西方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挽救了瀕臨崩潰的資本主義。這真是：用歪了主席的思想，做出了大大的“貢獻”！　　

4、所謂貧富，家庭人口是主要因素　　

反對派動輒“毛時代貧窮”，居然信者眾多，他們只養一個小孩，或許還啃老，因此站著說話不腰痛。毛澤東時代的家庭人口較多，三四個子女常見，有的多達八九個。筆者外婆家的鄰居八太太，有九個兒女，最小的女兒鄰居們叫她“小九子”。八十年代后實行一胎化政策，居人口學教授透露，目的是“提高人均收入”，達到世紀末人均一千美元。當然也是執政問題，私有化的市場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若不控制人口，將出現大量貧民。　　

例如，原中國銀行某部長是老地下黨，副部級干部，其家庭生活水平，還不如一個處級干部的高。原因是，夫人帶來三個子女，又生了四個，一共七個。而處長家庭只有三個子女，這一對比，部長就不如處長了。某日，處長夫人去部長家做客，部長要以糖果點心招待，就見其打開加鎖的廚柜，小心翼翼地取出。部長家平時將零食鎖起來是怕孩子們偷吃，可見其生活之窘迫。本來工資差別就不大，再加上人口的多寡，處長家就顯得富裕多了。　　

例如，人民公社某社員家庭上有老人，下有七女一子；而另一戶社員家庭上無老人，只有一兒一女，那么這兩戶人家的生活水平是天壤之別。反對派是絕不提多子女因素的。　　

四、所謂的“左的錯誤”、“不顧人民生活”　　

“三面紅旗”是“違反經濟規律”的“左的錯誤”，反右是“左的錯誤”，文革是“浩劫”。皆因為“老子跟你毛澤東打江山，打了江山卻享不到福，還要與工農平等，你愿意，老子不愿意！”所以要報復。牛鬼蛇神們跟著興風作浪。　　

毛澤東時代的政策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千年歷史證明，只有強國，民族才能興旺。歷朝歷代開疆辟土，打下了遼闊疆域，死了多少人？彼得大帝東擴，康熙未能北上，從而確定了中俄版圖。冤！明治天皇“每天只進一餐”，在黃海打敗了中國。大清割地賠款，備受凌辱。毛澤東不愿重蹈覆轍，“連續七個月不吃肉”（的確違反規律），把中國帶進強國行列——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當年恢復聯合國席位，西方記者挑釁道“你們能造什么？”喬冠華回擊：過去，我們什么都沒有，現在，我們什么都有了（贏得掌聲）！從洋油、洋燈、洋釘、洋皂、洋布……什么都帶“洋”，到什么都能造，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全賴于“左的錯誤”，否則，還將繼續“洋”下去，喬冠華也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了。如今批倒批臭了“左的錯誤”，那些個小汽車、電腦、手機，卻實實在在地應該稱為洋車、洋腦、洋機才對。　　

“不顧人民生活”的執政者，恐怕古今中外都找不到，更遑論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絕不謀求自身利益的共產黨呢！　　

請看毛澤東時代為提高人民生活的謀篇布局吧。隨著人口增加，就要占用大量耕地種植棉花，因此必須增加合成纖維產量；提高糧食單產需要增加化肥用量；提高生活質量需要新型日化產品。主席決定暫停載人航天等高科技項目，“先做好地面的事情”。我國于1972年制定了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引進計劃，后擴大到51.4億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等項目。這是繼50年代的156項引進項目后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利用這些設備，通過國內自力更生的生產和設備改造，興建了34個大型項目（筆者的一位長輩是南京烷基苯廠及儀征化纖廠項目的工地副總指揮，筆者于1974年去工地參觀過）。七十年代末相繼建成，開始反哺農業。到1982年，其中26個民生項目全部投產，改革開放正好收獲成果。真可謂前人建廠花錢，后人坐地收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時，出籠了旨在否定文革，非議毛澤東的《決議》，說什么建國后的所謂失誤都是毛澤東“犯的錯誤”、要“負主要責任”，什么大躍進是“左傾冒進”，什么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不是毛澤東思想”，反對資產階級法權“是馬克思主義教條”，十年的一切成就“絕不是文革的成果”，真是不知羞恥。繼而，將由于良種更替和化肥催生的增產，炫耀成“一包就靈”；將基于石化工業產出的紡織品和洗化用品的豐富多彩，描繪成“改革成果”，而這些進步都不關毛澤東什么事，相反還“佐證”了毛澤東“不顧人民生活”。真是千古奇冤！毛澤東帶領人民艱苦奮斗，為后人置辦了響當當的家業，省吃儉用為改革開放作嫁衣裳，卻落得“貧窮”之污名。那就試問：假如毛澤東大舉借債，全國人民一起吃喝玩樂，窮奢極欲，將來讓政變者繼承龐大的債務，那么如何書寫《決議》呢？肯定會把毛澤東時代痛罵成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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