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國初期，絕大部分私營工商業者選擇在轟轟烈烈的所有制改造運動中他們又追隨共產黨親手埋葬了本階級，和全國人民一道走向社會主義……
［內容提要］建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成為歷史，并漸漸離我們遠去。人們在不同的時代，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的內心體驗，回顧著這段歷史。作為私有者，在1949年的歷史轉折關頭，在國共兩黨間，絕大部分私營工商業者選擇了留在大陸，跟共產黨走。在轟轟烈烈的所有制改造運動中他們又追隨共產黨親手埋葬了本階級，和全國人民一道走向社會主義。本文以上海私營工商業者為例，分析研究私營工商業者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主客觀原因。
從1949年到1956年，上海私營工商業者追隨中國共產黨走向社會主義。究其原因，可以從改造方——中國共產黨和被改造方——私營工商業者兩方面考察，即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原因。
一
在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私營工商業者從歷史比較中選擇了留在大陸，跟共產黨走。這一行為本身就隱含著他們一定程度上接受在將來的某一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選擇。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奮斗目標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這方面說，他們有心理準備。但走向社會主義畢竟不是普通的事件，而是消滅階級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私營工商業者一定既得利益的喪失。因此，當最后的選擇真的到來時，他們還是有諸多的恐慌和不舍。但由于中國共產黨相對成功地綜合了各方面的條件，在巨大的階級消滅、社會制度變遷中，他們并沒有大的波動。
1．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了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是私營工商業者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保障
政治上，新中國成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過渡性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保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四個階級并存，共同建設國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用本階級的思想教育和影響全社會，使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深入到社會的每個階級和階層。
經濟上，是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五種經濟成分并存。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國情出發，鑒于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面性和私營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雙重作用，建國初期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下，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政策，同時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組和改造。私營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應該看到，盡管民族資產階級是聯合專政的四個階級之一，盡管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理論上新民主主義有走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可能性，但在條件成熟時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和努力的方向。毛澤東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我們努力發展國營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新中國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營經濟的力量不斷加強，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支柱。特別是根據當時客觀實際而相應采取的如收購、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經濟形式，逐步從原料和市場兩方面控制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使私營工商業對國營經濟的依賴性逐步增強，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使私營工商業離開政府和國營經濟就不能生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增長、政權的鞏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國家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勝利等，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包括私營工商業者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崇敬和信任。比如，1950年國民黨對上海的“2•6”大轟炸，令私營工商業者劉鴻生的企業損失慘重，生產面臨極大困難，這使他打消了共產黨這么快拿下大陸，能不能守得住的疑慮。他說：“然而，有些事我卻也不得不佩服共產黨。上海的‘二白一黑’（米、棉花、煤）是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多年來市場上難以穩定價格。共產黨雖然是空手打下了上海，卻很快地解決了和上海人民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問題。我的企業當時都在困難中，由人民銀行貸款幫助穩定了企業。”抗美援朝開始時，資本家心存恐懼。劉鴻生就坦言：“美國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別人可以，為什么要去碰這位大老板呢？我覺得這是一種冒險行為。”但當他從朝鮮前線參觀回來的兒子口中證實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敗了時卻無比興奮，他說：“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共產黨終于使我們中國人抬起頭來了！我一生受盡帝國主義的欺侮，現在可以出氣了”。
但當時中國人的社會主義觀念深受前蘇聯影響，私營經濟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經濟直接對立的，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被認為是更大范圍地剝削工人，自由競爭更多地被從破壞秩序的角度來認識。特別是“五反”運動后，人們更多地從消極方面看待私營經濟。因此，即使當時政府出于發展和穩定的考慮，對民族資本一直堅持利用、限制策略，但實際上私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已非常明顯，特別是普通的干部群眾觀念上的對立情緒，常超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使中央政策不能得到認真執行。而中央政策也處于變動中，私營經濟的消滅只是時間和時機的問題，資本家群體的改造只是方式問題，即和平與否。
2．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和動員
建國后，各級政府不斷地組織工商業者學習。如學習《共同綱領》、學習私營企業條例、學習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等。1953年9月總路線公布前后，政府加強了對改造政策的宣傳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全社會動員，共同教育。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出面，多次邀請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方向。10月6－12日，中國共產黨華東局統戰部與上海市委統戰部邀請華東各地工商界與民主黨派代表座談。上海市領導陳毅、潘漢年及各部門干部也積極宣傳。
沒有學習前，上海私營工商業者感到恐懼，棉紡業資方說：以前想新民主主義社會很好，最好萬壽無疆下去，拖幾十年。染織業的李樾卿說：“知道社會主義前途是美好的，但對消滅階級有些恐懼。”商業資本家的顧慮比工業資本家多，認為商業資本的消費性、剝削性、居間性多，缺少對國計民生的積極性，很少有可能通過公私合營走向社會主義。1953年10月底，上海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總路線，30日，陳毅市長首先對上海市工商聯執監委員、專門委員、各區工商聯委員和百人以上私營工廠的資方共1900余人進行了傳達報告。隨后又在30人以上和部分造紙、卷煙、水泥、火柴等主要行業的企業資方等約1.4余萬人參加的大會上作了傳達。很多資方聽了報告后，認為陳毅市長的報告快人快語，句句打入人的心坎中，使人口服心服，認為報告非常必要和適時。陳毅市長在報告中曾說：私營工商業大多數是擁護和愿意走向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和公私合營的，但我們也不怕反對，我們只要在稅收上施一些壓力，或者在加工訂貨上用點壓力，甚至在工會上找你們一些麻煩，那你們就吃不消了！從11月底到12月初，各區工商聯又先后組織了69次傳達大會，向中小工商業戶資方約52900余人進行了傳達。上海工商業者（包括部分上層工商界家屬）聽到總路線傳達報告的前后共達89400余人。通過學習，工商界明確了總路線的含義，這對穩定其情緒起到極大的作用。工商業者反映：“在沒有聽到傳達以前，真是十五個吊捅打水，七上八下，覺得日子難過，現在就穩定了。”有的工商界青年形象地說：“過去好像站在福州路看不到人民大道，毛主席帶我轉了個彎，現在清楚地看到人民大道（指社會主義）就在眼前。”
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梁漱溟的政治批評，對正在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黨外民主人士來說，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高饒事件、潘漢年事件、批判“小腳女人”等黨內的政治斗爭，對于私營工商業者的影響也不能忽視。這些斗爭都給他們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壓力，形成他們接受改造的外部推動力。
3．已公私合營企業的有效示范作用
公私合營是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級形式。上海解放后到1953年10月前，私營工業中的公私合營企業有66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在全部工業中所占比重極小，在行業中所占比重也很小。其合營原因也各異：企業中原有敵偽股權在解放后被接管后形成的；企業負債過大或資金周轉困難要求政府合營的；由政府財經機構或國營企業提議合營的；有銀行投資的企業，隨私營銀行全業合營而走向合營的等。總路線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個典型企業首批合營。有的看到合營廠比自己的企業任務多也很羨慕。看到他們的人事安排后，也好像吃了定心丸。永安三廠的廠長說：“合營后利潤可以提高，天津1萬錠可賺58億”，“現在很明顯，國營比合營好，合營比私營好，應該爭取合營”。
公私合營后，由于企業性質的改變，國家對企業的領導鼓勵著勞方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生產不斷增長，勞資關系也漸趨正常。同時，已合營企業在政策、資金等方面都得到國家政策的傾斜，生產效率等也優于私營企業，一些條件差、長期虧損的企業出現贏余，使更多工商業者看到合營的前景，這是他們認識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1955年2月24日，中華造船廠召開關于分配1953年度股東股息紅利公私股代表協商會議。副廠長索林（公方）宣布：1953年度全廠營業額514萬元，獲得利潤106萬元，凈利潤額103.4萬元。根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規定，按利潤總額繳納所得稅后，提出50％作為公積金，20％作為職工福利基金，其余公私股按9.5厘發付股息紅利。《解放日報》曾以“中華造船廠建廠廿九年來第一次分紅”為標題，報道了中華造船廠合營后第一年股東們就分到紅利的消息，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響。私方廠長楊俊生感慨地說：“合營后，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但扭轉了過去的虧損局面，而且第一年就盈余了100多萬元，勞動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這一切都說明了公私合營的優越性，是私營企業所望塵莫及的。”先期合營企業合營后面貌的迅速改變，在行業中起到先導和示范的作用。
4．中國共產黨在定息、人事安排、清產核資等方面政策的有效貫徹使私營工商業者從心理失衡達到新的平衡
經過宣傳教育，工商業者在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就是安排與定息的問題。公私合營過程中工商界最關心的是利益問題，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現在爭來爭去是定息這個尾巴粗細的問題和割掉尾巴的時間問題”。一些中小工商業者對定息抱有“求三（厘）、望四（厘）”的想法。但考慮到企業規模和經營范圍不同，如果單純采取“四馬分肥”的方式，就會造成資方分得的紅利高低過于懸殊，因此，陳云建議采取統一定息辦法。1956年6月，全國人大宣布定息一律五厘，工商業者喜出望外。12月，黨中央又做出從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變，七年后工商業者生活上有困難，還可以再留個尾巴，資本家原有高薪一律不動的決定。時任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的陳銘珊在上海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開始時一言不發，心里疑慮公私合營是不是共產黨要把我們的工廠都吃掉了。但聽到企業賺錢的股息紅利照發，原來的職位不動，工資不減后，心里很高興。他認為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也就可以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定息實行后，企業贏利多少已經與經營者分離，嚴格地說資本家群體已經不存在了。正如薄一波指出的：“實行定息之后，資本家名義上擁有100萬元的資產，實際上只占有100萬元的利息。”
在人事安排上，政府對企業合營時在職私方人員全部包下來，按照“量才使用，適當照顧”原則統籌安排。以上海私營毛紡織工業為例，全行業共有53家私營企業，資方和資方代理人152人，政府根據不同對象（管理能力、技術水平、經營作風、體力精力，對改造的態度和貢獻大小等）和企業的具體情況（企業規模、經營情況等），安排的結果是擔任廠長、工程師以上職務的71人，占總數的52.7％，其中，經理2人，副經理6人，廠長5人，副廠長40人，工程師8人，其余都安排在科室、車間工作。又如，私營制筆業合營時共有資方實職人員809人，資方代理人100人，小業主299人，共計1765人，安排的結果是絕大部分擔任原職，4位資本家上層人士擔任制筆工業公司正副經理，99人擔任工廠的廠長，186人擔任正副科（股）長，75人擔任正副車間主任，689人擔任工廠科室人員。經過安排一般都比較滿意。
在清產核資中，上海市委發出《關于做好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后清產核資工作的通知》指出：對私營企業的清產核資工作必須根據實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則進行，必須貫徹中央的“從寬”、“從了”方針。，并采取自點、自估、自報的方法，使私營人員體會到政府的信任。永安紗廠在清產核資中，各廠清估數字是人民幣3600萬元，與公司賬面數相差200萬元，郭棣活擔心與公方講不清楚而影響公司信譽。經與公方代表協商，重新對各廠廠房估價，郭棣活找到當年施工圖紙，憑借廠房的良好情況和優良結構，經專家評定，固定資產總值升值200萬元。
上海私營工商業者在向社會主義轉變中確實有著許多復雜的情感。毛紡織業劉念智說：改造總是要痛的，思想改造也是如此，而且一定要痛，不痛改造就不徹底，誰要是說不痛，那是不老實。雖然改造是痛的，但由于政府對資本家的定息、人事安排問題處理較妥善，財產清估合理，企業有了社會主義牌子、個人有國家干部的地位和經濟上有定息和薪金收入，這為私營工商業者由心理失衡到新的平衡提供了經濟和政治條件。再結合思想教育，使資本家這一改造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不僅沒有與政府對抗，而且參與到改造中去，推進了改造的進程。特別是與蘇聯消滅私營經濟的做法比較，中國資本家認為還是和平改造好。
二
外因總是要通過內因才會起作用。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私營工商業者自身的因素非常重要。他們執著的愛國心、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認同以及其上層人士的帶頭推動，使中國私營工商業走向社會主義的進程順利而平穩。正因為有他們的配合，和平贖買在中國才成為可能。
1．私營工商業者在社會歷史發展趨勢上，認同社會主義方向
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是當時人們比較和選擇的結果。20世紀初努力于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進中國人就已經表現出追求資本主義，同時又向往比資本主義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樣一種傾向。接受社會主義，代表了那個時代先進中國人的選擇。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初期，明確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而社會主義最終是以消滅剝削和資產階級為目的，就是工商資產階級也不例外。雖然總路線公布后他們也曾感到突然，但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特別是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相比，他們覺得愿意接受和平贖買。如學習總路線時，手帕織造業的許資新認識到，無產階級是不肯長期受剝削的，自己的子女也不會允許。“固定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建設社會主義，大家就要松懈，帝國主義要來侵略，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也要對我們冷淡下來，我們成為孤立，這些多么危險。”上海新藥業的鄒劍雄說：“中國革命如并一步走，馬上打倒地主，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于是要流血了……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參加政權，然后加以改造，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幸福了。”鋼鐵煉制業的朱鏡清引用周總理的話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我們參加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時，我們一面要參加政權，一面要接受改造，明確了自己的前途和走入社會主義的方式。我們接受改造，才能做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麗新的資方說：“這是必由之路。”中華一紡資方說：“要快點準備起來，爭取公私合營，否則就來不及了。”有技術的資方比沒技術的積極，他們表示：不合營拿工資吃飯，合營也拿工資吃飯，希望把廠子搞大，將來有地位。還有的說“將來我也可以做專家，生活仍可以過好，合營怕什么”。
當然，認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出于無奈的也大有人在。有的資方就說：“到客觀環境使企業不能發展時，不自愿也得自愿”，“不走也得走，大勢所趨”。同時也有不滿的。但正如薄一波所說：1955年冬天，敲鑼打鼓中請公私合營的滾滾人流中，雖然心情復雜，難以一概而論，但是希望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卻是許多人的共識，這是抹煞不了的。
2．私營工商業者對本階級認識的轉變
新中國建立后，尤其在“四反”、“五反”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工商資本家逐漸認識到自身階級沒落、消滅的不可避免，社會的巨變促使他們再次思考“做什么人”這一問題。1952年2月2日，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報》上指出：當此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都在萬分感奮中獻身為國的時候，工商界卻出現了大批損害國家利益、腐蝕國家干部的奸商，這是工商界的恥辱。工商業的五毒“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而攜帶這些污毒到新社會來的，主要的正是我們工商界”。將政府機構中干部的貪污腐化行為歸結到本階級身上，符合當時的主流認識，也表明“三反”、“四反”、“五反”運動不僅改變著社會其他階層對私營工商界的認識，也觸動了工商業者自身思想認識的變化。他們看到了本階級的黑暗面，自卑感增強，也強化了他們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意識。尤其是“五反”后，很多私營工商業者感覺有些灰溜溜的，即使被定為守法戶也覺得沒有臉面，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很多資方已厭棄自己的“資本家”頭銜。尤其是青年資本家，他們積極主動地爭取早日改造，愿意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反映了工商資本家思想上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上海市民主青聯副秘書長鮑金榮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階級偉大，資產階級倒霉，希望轉變成分。”’一位資方子女勸其父親說：“快點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總講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1956年1月18日，上海團市委和市民青聯聯合召開有2000人參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會。當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張棋說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將來放棄了剝削，變成勞動者，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的時候，全場沸騰，出席大會的工商界青年激動地把帽子拋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階級萬歲！”會上代表們排成長長的隊伍，爭先恐后地發言，很多代表在臺上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有的熱淚盈眶。整個會場上鑼鼓聲和“迎接社會主義改造最高潮”，“立志做勞動者，不做剝削者”的口號聲此起被伏。
3．工商界上層進步人士的積極響應，促進了一般工商業者接受改造
在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的過程中，上海工商界中一批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密切、在工商界中有著較高威望的工商界上層人士，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主動帶頭申請公私合營，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其他私方人員接受改造。
1953年9月7日，毛澤東親自出面邀請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向他們提出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海私營工商業代表榮毅仁、郭棣活等參加。在全國工商聯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上海市工商聯主委盛丕華在談到工商業者的前途時說：“新民主主義時期有利潤可得，到社會主義有工作可做”，得到了代表們的認同。李維漢在會上講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內容、意義和步驟。這一講話引起代表們的普遍重視。有的提出要“積極經營，爭取利用”，有的提出要“接受限制，歡迎改造”。安達總經理劉靖基在會上代表安達、大豐等企業表示爭取早日合營。榮毅仁也表示：大規模建設開始，國家的前途是光明的，私營工商業要停留、倒退是不可能的，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私營工商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和最好的辦法。國家資本主義的三種形式，在我經營的企業系統中都有，政府要搞什么形式，我都可以接受。榮毅仁從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申新各廠廠長會議，傳達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并找各廠廠長個別談話，商談有關公私合營的問題。申新副總經理汪君良表示，申新走公私合營有條件，要在工商界起帶頭作用。總路線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個典型企業首批合營。積極申請合營的劉鴻生對14個廠中沒有自己的廠子感到急躁。也有一些私營企業為創造公私合營條件而先期進行私私合并。榮毅仁、劉靖基、郭棣活、劉鴻生等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談自己對總路線和公私合營的認識，對運動起到正面推動作用。
許多已經合營的資方也展開了積極宣傳。1953年中華造船機器廠公私合營后，資方楊俊生先后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等報刊雜志上撰寫文章，介紹公私合營的優越、個人的體會以及合營后企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他們的言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鄧小平在總結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時說：“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劉瀾濤也說：“如果沒有廣大工商業者的合作，這個歷史篇章也不會寫得這樣好。”
4．接受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是工商業者愛國的表現
私營工商業者是愛國的。解放初期，上海的工商業者和全國人民一道，努力克服困難，積極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供應全國市場。在私營企業本身處于極端困難的時期，他們積極認購公債，進行愛國捐獻，支援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表現了他們赤誠的愛國心。在向社會主義轉變中，他們是被改造者，是利益受損群體，但由于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他們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接受改造，最應該肯定的就是他們的愛國心。正如上海橡膠業的資方所說：“明知自己的階級要被消滅，還是要參加革命行列，如路畔房屋，為了開闊馬路，應將房屋拆去，不拆要妨礙市政建設，我們工商界好比房屋，少數不愿意拆除者，亦要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服從領導，參加革命。”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陳銘珊了解公私合營的政策后，很高興，認為“要接受改造嘛，還是早點吧，不要等到人家都排隊了以后我再排隊那就不好了”。有的說民族資產階級有雙重身份，“跑在前面的是革命者，落在后面的是被革命者”，因此，誰也不想落在后面。1955年10月，全國工商聯一屆二次執委會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敬告全國工商界：我們只有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結合起來，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主動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同全國人民一道獲得光明幸福的前途。這表達了私營工商業者的心聲。
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從懼怕到服從再到認同，反映了工商業者在社會巨變中，能跟隨時代的腳步，接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在此過程中，資本家們的心理是復雜、矛盾的，有過痛苦的掙扎。建國后，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工商業者逐步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方面。工商業者深知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艱難，因此，工業的迅速發展對工商界的觸動也最為強烈。1949年10月，胡厥文率上海工商界代表團參觀東北老解放區，他感慨老解放區社會風氣的變化，國民經濟迅速恢復發展，而其印象最深的是工業的進步。他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是有前途的。
從以上主客觀原因看，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了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正確地發揮民族工商業者擁護憲法的積極性，對其進行教育和引導，并配合已有合營企業有效的示范作用及定息、人事安排、清產核資政策的執行，造成了促使民族工商業者參加改造的大勢；廣大民族工商業者從歷史經歷中產生的執著的愛國心、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追隨共產黨前進的積極性，促使他們最后接受了和平贖買，順利走進了社會主義。
從1949年到1956年，上海私營工商業者追隨中國共產黨走向社會主義。究其原因，可以從改造方——中國共產黨和被改造方——私營工商業者兩方面考察，即有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原因。
一
在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私營工商業者從歷史比較中選擇了留在大陸，跟共產黨走。這一行為本身就隱含著他們一定程度上接受在將來的某一天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選擇。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奮斗目標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這方面說，他們有心理準備。但走向社會主義畢竟不是普通的事件，而是消滅階級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私營工商業者一定既得利益的喪失。因此，當最后的選擇真的到來時，他們還是有諸多的恐慌和不舍。但由于中國共產黨相對成功地綜合了各方面的條件，在巨大的階級消滅、社會制度變遷中，他們并沒有大的波動。
1．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了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是私營工商業者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保障
政治上，新中國成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過渡性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保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四個階級并存，共同建設國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用本階級的思想教育和影響全社會，使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深入到社會的每個階級和階層。
經濟上，是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五種經濟成分并存。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國情出發，鑒于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面性和私營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雙重作用，建國初期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下，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政策，同時也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組和改造。私營經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應該看到，盡管民族資產階級是聯合專政的四個階級之一，盡管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理論上新民主主義有走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可能性，但在條件成熟時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和努力的方向。毛澤東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我們努力發展國營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新中國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營經濟的力量不斷加強，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的經濟支柱。特別是根據當時客觀實際而相應采取的如收購、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經濟形式，逐步從原料和市場兩方面控制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使私營工商業對國營經濟的依賴性逐步增強，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使私營工商業離開政府和國營經濟就不能生存。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增長、政權的鞏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國家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勝利等，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包括私營工商業者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崇敬和信任。比如，1950年國民黨對上海的“2•6”大轟炸，令私營工商業者劉鴻生的企業損失慘重，生產面臨極大困難，這使他打消了共產黨這么快拿下大陸，能不能守得住的疑慮。他說：“然而，有些事我卻也不得不佩服共產黨。上海的‘二白一黑’（米、棉花、煤）是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多年來市場上難以穩定價格。共產黨雖然是空手打下了上海，卻很快地解決了和上海人民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問題。我的企業當時都在困難中，由人民銀行貸款幫助穩定了企業。”抗美援朝開始時，資本家心存恐懼。劉鴻生就坦言：“美國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別人可以，為什么要去碰這位大老板呢？我覺得這是一種冒險行為。”但當他從朝鮮前線參觀回來的兒子口中證實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敗了時卻無比興奮，他說：“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共產黨終于使我們中國人抬起頭來了！我一生受盡帝國主義的欺侮，現在可以出氣了”。
但當時中國人的社會主義觀念深受前蘇聯影響，私營經濟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經濟直接對立的，資本家對利潤的追求被認為是更大范圍地剝削工人，自由競爭更多地被從破壞秩序的角度來認識。特別是“五反”運動后，人們更多地從消極方面看待私營經濟。因此，即使當時政府出于發展和穩定的考慮，對民族資本一直堅持利用、限制策略，但實際上私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已非常明顯，特別是普通的干部群眾觀念上的對立情緒，常超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使中央政策不能得到認真執行。而中央政策也處于變動中，私營經濟的消滅只是時間和時機的問題，資本家群體的改造只是方式問題，即和平與否。
2．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和動員
建國后，各級政府不斷地組織工商業者學習。如學習《共同綱領》、學習私營企業條例、學習國家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等。1953年9月總路線公布前后，政府加強了對改造政策的宣傳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全社會動員，共同教育。毛澤東等領導人親自出面，多次邀請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方向。10月6－12日，中國共產黨華東局統戰部與上海市委統戰部邀請華東各地工商界與民主黨派代表座談。上海市領導陳毅、潘漢年及各部門干部也積極宣傳。
沒有學習前，上海私營工商業者感到恐懼，棉紡業資方說：以前想新民主主義社會很好，最好萬壽無疆下去，拖幾十年。染織業的李樾卿說：“知道社會主義前途是美好的，但對消滅階級有些恐懼。”商業資本家的顧慮比工業資本家多，認為商業資本的消費性、剝削性、居間性多，缺少對國計民生的積極性，很少有可能通過公私合營走向社會主義。1953年10月底，上海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總路線，30日，陳毅市長首先對上海市工商聯執監委員、專門委員、各區工商聯委員和百人以上私營工廠的資方共1900余人進行了傳達報告。隨后又在30人以上和部分造紙、卷煙、水泥、火柴等主要行業的企業資方等約1.4余萬人參加的大會上作了傳達。很多資方聽了報告后，認為陳毅市長的報告快人快語，句句打入人的心坎中，使人口服心服，認為報告非常必要和適時。陳毅市長在報告中曾說：私營工商業大多數是擁護和愿意走向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和公私合營的，但我們也不怕反對，我們只要在稅收上施一些壓力，或者在加工訂貨上用點壓力，甚至在工會上找你們一些麻煩，那你們就吃不消了！從11月底到12月初，各區工商聯又先后組織了69次傳達大會，向中小工商業戶資方約52900余人進行了傳達。上海工商業者（包括部分上層工商界家屬）聽到總路線傳達報告的前后共達89400余人。通過學習，工商界明確了總路線的含義，這對穩定其情緒起到極大的作用。工商業者反映：“在沒有聽到傳達以前，真是十五個吊捅打水，七上八下，覺得日子難過，現在就穩定了。”有的工商界青年形象地說：“過去好像站在福州路看不到人民大道，毛主席帶我轉了個彎，現在清楚地看到人民大道（指社會主義）就在眼前。”
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梁漱溟的政治批評，對正在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黨外民主人士來說，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高饒事件、潘漢年事件、批判“小腳女人”等黨內的政治斗爭，對于私營工商業者的影響也不能忽視。這些斗爭都給他們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壓力，形成他們接受改造的外部推動力。
3．已公私合營企業的有效示范作用
公私合營是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級形式。上海解放后到1953年10月前，私營工業中的公私合營企業有66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在全部工業中所占比重極小，在行業中所占比重也很小。其合營原因也各異：企業中原有敵偽股權在解放后被接管后形成的；企業負債過大或資金周轉困難要求政府合營的；由政府財經機構或國營企業提議合營的；有銀行投資的企業，隨私營銀行全業合營而走向合營的等。總路線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個典型企業首批合營。有的看到合營廠比自己的企業任務多也很羨慕。看到他們的人事安排后，也好像吃了定心丸。永安三廠的廠長說：“合營后利潤可以提高，天津1萬錠可賺58億”，“現在很明顯，國營比合營好，合營比私營好，應該爭取合營”。
公私合營后，由于企業性質的改變，國家對企業的領導鼓勵著勞方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生產不斷增長，勞資關系也漸趨正常。同時，已合營企業在政策、資金等方面都得到國家政策的傾斜，生產效率等也優于私營企業，一些條件差、長期虧損的企業出現贏余，使更多工商業者看到合營的前景，這是他們認識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1955年2月24日，中華造船廠召開關于分配1953年度股東股息紅利公私股代表協商會議。副廠長索林（公方）宣布：1953年度全廠營業額514萬元，獲得利潤106萬元，凈利潤額103.4萬元。根據《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規定，按利潤總額繳納所得稅后，提出50％作為公積金，20％作為職工福利基金，其余公私股按9.5厘發付股息紅利。《解放日報》曾以“中華造船廠建廠廿九年來第一次分紅”為標題，報道了中華造船廠合營后第一年股東們就分到紅利的消息，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響。私方廠長楊俊生感慨地說：“合營后，由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但扭轉了過去的虧損局面，而且第一年就盈余了100多萬元，勞動生產率也大大提高了，這一切都說明了公私合營的優越性，是私營企業所望塵莫及的。”先期合營企業合營后面貌的迅速改變，在行業中起到先導和示范的作用。
4．中國共產黨在定息、人事安排、清產核資等方面政策的有效貫徹使私營工商業者從心理失衡達到新的平衡
經過宣傳教育，工商業者在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已不可逆轉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就是安排與定息的問題。公私合營過程中工商界最關心的是利益問題，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現在爭來爭去是定息這個尾巴粗細的問題和割掉尾巴的時間問題”。一些中小工商業者對定息抱有“求三（厘）、望四（厘）”的想法。但考慮到企業規模和經營范圍不同，如果單純采取“四馬分肥”的方式，就會造成資方分得的紅利高低過于懸殊，因此，陳云建議采取統一定息辦法。1956年6月，全國人大宣布定息一律五厘，工商業者喜出望外。12月，黨中央又做出從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變，七年后工商業者生活上有困難，還可以再留個尾巴，資本家原有高薪一律不動的決定。時任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的陳銘珊在上海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開始時一言不發，心里疑慮公私合營是不是共產黨要把我們的工廠都吃掉了。但聽到企業賺錢的股息紅利照發，原來的職位不動，工資不減后，心里很高興。他認為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也就可以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定息實行后，企業贏利多少已經與經營者分離，嚴格地說資本家群體已經不存在了。正如薄一波指出的：“實行定息之后，資本家名義上擁有100萬元的資產，實際上只占有100萬元的利息。”
在人事安排上，政府對企業合營時在職私方人員全部包下來，按照“量才使用，適當照顧”原則統籌安排。以上海私營毛紡織工業為例，全行業共有53家私營企業，資方和資方代理人152人，政府根據不同對象（管理能力、技術水平、經營作風、體力精力，對改造的態度和貢獻大小等）和企業的具體情況（企業規模、經營情況等），安排的結果是擔任廠長、工程師以上職務的71人，占總數的52.7％，其中，經理2人，副經理6人，廠長5人，副廠長40人，工程師8人，其余都安排在科室、車間工作。又如，私營制筆業合營時共有資方實職人員809人，資方代理人100人，小業主299人，共計1765人，安排的結果是絕大部分擔任原職，4位資本家上層人士擔任制筆工業公司正副經理，99人擔任工廠的廠長，186人擔任正副科（股）長，75人擔任正副車間主任，689人擔任工廠科室人員。經過安排一般都比較滿意。
在清產核資中，上海市委發出《關于做好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后清產核資工作的通知》指出：對私營企業的清產核資工作必須根據實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則進行，必須貫徹中央的“從寬”、“從了”方針。，并采取自點、自估、自報的方法，使私營人員體會到政府的信任。永安紗廠在清產核資中，各廠清估數字是人民幣3600萬元，與公司賬面數相差200萬元，郭棣活擔心與公方講不清楚而影響公司信譽。經與公方代表協商，重新對各廠廠房估價，郭棣活找到當年施工圖紙，憑借廠房的良好情況和優良結構，經專家評定，固定資產總值升值200萬元。
上海私營工商業者在向社會主義轉變中確實有著許多復雜的情感。毛紡織業劉念智說：改造總是要痛的，思想改造也是如此，而且一定要痛，不痛改造就不徹底，誰要是說不痛，那是不老實。雖然改造是痛的，但由于政府對資本家的定息、人事安排問題處理較妥善，財產清估合理，企業有了社會主義牌子、個人有國家干部的地位和經濟上有定息和薪金收入，這為私營工商業者由心理失衡到新的平衡提供了經濟和政治條件。再結合思想教育，使資本家這一改造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不僅沒有與政府對抗，而且參與到改造中去，推進了改造的進程。特別是與蘇聯消滅私營經濟的做法比較，中國資本家認為還是和平改造好。
二
外因總是要通過內因才會起作用。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私營工商業者自身的因素非常重要。他們執著的愛國心、對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認同以及其上層人士的帶頭推動，使中國私營工商業走向社會主義的進程順利而平穩。正因為有他們的配合，和平贖買在中國才成為可能。
1．私營工商業者在社會歷史發展趨勢上，認同社會主義方向
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是當時人們比較和選擇的結果。20世紀初努力于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進中國人就已經表現出追求資本主義，同時又向往比資本主義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樣一種傾向。接受社會主義，代表了那個時代先進中國人的選擇。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初期，明確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而社會主義最終是以消滅剝削和資產階級為目的，就是工商資產階級也不例外。雖然總路線公布后他們也曾感到突然，但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特別是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相比，他們覺得愿意接受和平贖買。如學習總路線時，手帕織造業的許資新認識到，無產階級是不肯長期受剝削的，自己的子女也不會允許。“固定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建設社會主義，大家就要松懈，帝國主義要來侵略，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也要對我們冷淡下來，我們成為孤立，這些多么危險。”上海新藥業的鄒劍雄說：“中國革命如并一步走，馬上打倒地主，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于是要流血了……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參加政權，然后加以改造，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幸福了。”鋼鐵煉制業的朱鏡清引用周總理的話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我們參加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時，我們一面要參加政權，一面要接受改造，明確了自己的前途和走入社會主義的方式。我們接受改造，才能做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麗新的資方說：“這是必由之路。”中華一紡資方說：“要快點準備起來，爭取公私合營，否則就來不及了。”有技術的資方比沒技術的積極，他們表示：不合營拿工資吃飯，合營也拿工資吃飯，希望把廠子搞大，將來有地位。還有的說“將來我也可以做專家，生活仍可以過好，合營怕什么”。
當然，認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出于無奈的也大有人在。有的資方就說：“到客觀環境使企業不能發展時，不自愿也得自愿”，“不走也得走，大勢所趨”。同時也有不滿的。但正如薄一波所說：1955年冬天，敲鑼打鼓中請公私合營的滾滾人流中，雖然心情復雜，難以一概而論，但是希望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卻是許多人的共識，這是抹煞不了的。
2．私營工商業者對本階級認識的轉變
新中國建立后，尤其在“四反”、“五反”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工商資本家逐漸認識到自身階級沒落、消滅的不可避免，社會的巨變促使他們再次思考“做什么人”這一問題。1952年2月2日，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報》上指出：當此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都在萬分感奮中獻身為國的時候，工商界卻出現了大批損害國家利益、腐蝕國家干部的奸商，這是工商界的恥辱。工商業的五毒“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而攜帶這些污毒到新社會來的，主要的正是我們工商界”。將政府機構中干部的貪污腐化行為歸結到本階級身上，符合當時的主流認識，也表明“三反”、“四反”、“五反”運動不僅改變著社會其他階層對私營工商界的認識，也觸動了工商業者自身思想認識的變化。他們看到了本階級的黑暗面，自卑感增強，也強化了他們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意識。尤其是“五反”后，很多私營工商業者感覺有些灰溜溜的，即使被定為守法戶也覺得沒有臉面，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很多資方已厭棄自己的“資本家”頭銜。尤其是青年資本家，他們積極主動地爭取早日改造，愿意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反映了工商資本家思想上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接納。上海市民主青聯副秘書長鮑金榮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階級偉大，資產階級倒霉，希望轉變成分。”’一位資方子女勸其父親說：“快點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總講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1956年1月18日，上海團市委和市民青聯聯合召開有2000人參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會。當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張棋說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將來放棄了剝削，變成勞動者，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的時候，全場沸騰，出席大會的工商界青年激動地把帽子拋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階級萬歲！”會上代表們排成長長的隊伍，爭先恐后地發言，很多代表在臺上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有的熱淚盈眶。整個會場上鑼鼓聲和“迎接社會主義改造最高潮”，“立志做勞動者，不做剝削者”的口號聲此起被伏。
3．工商界上層進步人士的積極響應，促進了一般工商業者接受改造
在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的過程中，上海工商界中一批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密切、在工商界中有著較高威望的工商界上層人士，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主動帶頭申請公私合營，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其他私方人員接受改造。
1953年9月7日，毛澤東親自出面邀請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談，向他們提出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海私營工商業代表榮毅仁、郭棣活等參加。在全國工商聯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上海市工商聯主委盛丕華在談到工商業者的前途時說：“新民主主義時期有利潤可得，到社會主義有工作可做”，得到了代表們的認同。李維漢在會上講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內容、意義和步驟。這一講話引起代表們的普遍重視。有的提出要“積極經營，爭取利用”，有的提出要“接受限制，歡迎改造”。安達總經理劉靖基在會上代表安達、大豐等企業表示爭取早日合營。榮毅仁也表示：大規模建設開始，國家的前途是光明的，私營工商業要停留、倒退是不可能的，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私營工商業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唯一和最好的辦法。國家資本主義的三種形式，在我經營的企業系統中都有，政府要搞什么形式，我都可以接受。榮毅仁從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申新各廠廠長會議，傳達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并找各廠廠長個別談話，商談有關公私合營的問題。申新副總經理汪君良表示，申新走公私合營有條件，要在工商界起帶頭作用。總路線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個典型企業首批合營。積極申請合營的劉鴻生對14個廠中沒有自己的廠子感到急躁。也有一些私營企業為創造公私合營條件而先期進行私私合并。榮毅仁、劉靖基、郭棣活、劉鴻生等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談自己對總路線和公私合營的認識，對運動起到正面推動作用。
許多已經合營的資方也展開了積極宣傳。1953年中華造船機器廠公私合營后，資方楊俊生先后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等報刊雜志上撰寫文章，介紹公私合營的優越、個人的體會以及合營后企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他們的言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鄧小平在總結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時說：“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劉瀾濤也說：“如果沒有廣大工商業者的合作，這個歷史篇章也不會寫得這樣好。”
4．接受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是工商業者愛國的表現
私營工商業者是愛國的。解放初期，上海的工商業者和全國人民一道，努力克服困難，積極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供應全國市場。在私營企業本身處于極端困難的時期，他們積極認購公債，進行愛國捐獻，支援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表現了他們赤誠的愛國心。在向社會主義轉變中，他們是被改造者，是利益受損群體，但由于認識到走向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他們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接受改造，最應該肯定的就是他們的愛國心。正如上海橡膠業的資方所說：“明知自己的階級要被消滅，還是要參加革命行列，如路畔房屋，為了開闊馬路，應將房屋拆去，不拆要妨礙市政建設，我們工商界好比房屋，少數不愿意拆除者，亦要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服從領導，參加革命。”上海信誼藥廠總經理陳銘珊了解公私合營的政策后，很高興，認為“要接受改造嘛，還是早點吧，不要等到人家都排隊了以后我再排隊那就不好了”。有的說民族資產階級有雙重身份，“跑在前面的是革命者，落在后面的是被革命者”，因此，誰也不想落在后面。1955年10月，全國工商聯一屆二次執委會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敬告全國工商界：我們只有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結合起來，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主動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同全國人民一道獲得光明幸福的前途。這表達了私營工商業者的心聲。
工商業者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從懼怕到服從再到認同，反映了工商業者在社會巨變中，能跟隨時代的腳步，接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在此過程中，資本家們的心理是復雜、矛盾的，有過痛苦的掙扎。建國后，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工商業者逐步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方面。工商業者深知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艱難，因此，工業的迅速發展對工商界的觸動也最為強烈。1949年10月，胡厥文率上海工商界代表團參觀東北老解放區，他感慨老解放區社會風氣的變化，國民經濟迅速恢復發展，而其印象最深的是工業的進步。他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是有前途的。
從以上主客觀原因看，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運用了政治、經濟上的優勢，正確地發揮民族工商業者擁護憲法的積極性，對其進行教育和引導，并配合已有合營企業有效的示范作用及定息、人事安排、清產核資政策的執行，造成了促使民族工商業者參加改造的大勢；廣大民族工商業者從歷史經歷中產生的執著的愛國心、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追隨共產黨前進的積極性，促使他們最后接受了和平贖買，順利走進了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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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東林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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