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曜東，安微壽縣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個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緒帝師孫家鼐）。8歲到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留美，學金融，肄業而歸。曾任法商寶多洋行買辦、重慶銀行公司經理；敵偽時曾任復興銀行行長、中國銀行監察人、周佛海的機要秘書。抗戰勝利后他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在楊帆的領導下做秘密工作。1995年潘揚冤案事發，被牽連入獄。1975年返回上海，現任徐匯區政協僑聯高級顧問。
孫曜東的《浮世萬象》中提到一個“含香老五”：本名胡慧琪，浙江平湖人，被母親賣入青樓。其美貌在會樂里數一數二，風度氣派可以亂真大家閨秀。腳上永遠是一雙繡花鞋，這種中國傳統風度，在十里洋場很受歡迎，30年代初期十分走紅，還成了杜月笙的“金絲鳥”。杜為她買了一輛十分搶眼的綠色別克牌小轎車，但含香不愿招搖不常開。孫曜東是一個老上海，他的經歷堪稱傳奇——曾任法商寶多洋行買辦、重慶銀公司經理。敵偽時曾任復興銀行行長、“中國銀行”監察人、周佛海的機要秘書?？箲饎倮笏c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系，在揚帆的領導下做秘密工作……作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風云變幻、陵谷興替的當事人和見證人，他所記的史事，對于復原老上海那段歷史，具有特別的意義?！陡∈廊f象》（孫曜東口述，宋路霞整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記錄的就是他對老上海人與事的追憶，本版從中選編幾則，以饗讀者。
——編者
梁鴻志獄中忙寫詩
抗戰勝利之后，曾任汪偽政府監察院長的梁鴻志當然鋃鐺入獄，初被關在楚園（上海建國西路25弄，原偽上海警察局局長盧英的房子），1946年4月移解提籃橋監獄，11月9日被處決。在楚園時我與他住斜對門，提籃橋時代亦是"隔壁鄰居"。他監號31，我監號30。由于是"近鄰"，又有些人事上的關系，同時他又好以詩示人，并以詩贈人，所以得見其于囹圄之中吟詠不廢的狀況。他在這期間，共得詩二百余首，集為《入獄集》和《待死集》，是其最后的一批詩。 -
國民黨時期的提籃橋監獄，是個極典型的“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錢買通獄卒獄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東西也都能帶得進來，外面有人接濟的，里面人盡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過生日，甚至可以叫飯館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屬們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買東西往里面送，后來竟由永安公司統一登記好，備好貨，用卡車送進提籃橋。但是粱鴻志沒有錢。一來他那汾陽路的豪宅不知被軍統抄過多少遍了，他最為珍愛的《宋三十三名賢墨寶》（中有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蘇轍、曾鞏、陸游等人的手跡），已成為戴笠的戰利品，其他文物書籍均巳星散，存在浙江興業銀行的幾十萬存款也已凍結歸公，所以他兩個姨太太手里都沒有什么錢；二來他的人緣壞透了，因嘴巴不饒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沒人得過他的好處，故也沒人講他的好話。所以輪到他倒霉的時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見其可憐，分給他一點魚，一碗面，或是幾只月餅，他就感動得趕緊寫詩致謝。盡管如此，他那兩個姨太太對他還是不錯的，盡可能弄些吃的送來。人家送菜，他家用大口瓶送湯。有一天又有東西送來，打開一看，竟是一包新鮮的荔枝，老梁久未“嘗新”而頓生感慨，有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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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紅翡翠雜然陳，食罷臨風一欠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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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飽經惟欠死，何須明歲更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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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家有東西送來時常分點給他，他為謝我，不及等到放風，隔著墻頭，從那邊鐵柵欄里遞給我幾顆。到放風時就以詩見示，因我已“嘗新”，故這首詩也記得清楚。“萬事飽經惟欠死”是寫實，他那時真的覺得生不如死，但沉到詩里，仍有“臨風一欠伸”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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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梁鴻志在獄中唱和最多的是趙叔雍（即趙尊岳，常州人，晚清名幕趙鳳昌之子，汪偽時任陳公博的秘書長，勝利后初關南市車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籃橋）。梁進提籃橋后的第一首詩就是給趙叔雍的，因為他們詩酒往還關系太深。章士釗不知梁在背后斥其文為“狗屁”，還來獄中探視，愿出庭為其辯護，還有詩給梁。梁此時用得著人家，故也有詩答章，具體內容記不得了。他寫詩須向獄卒討紙墨，獄卒不耐煩，曾當面嘲笑他：“梁鴻志坐班房，不問兇吉如何，倒還忙著做詩，真是十足的書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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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鴻志到提籃橋后很快被提審，5月下旬被判死刑，此后的詩集為《待死集》。既然判死刑。來日無多，就更有些"打油詩"了，如發牢騷的《七無》詩等。他對判他死刑不服，提出上訴，法院又駁回，于11月9日執行。臨刑那天正在放風，獄警提前把犯人都趕回監房，我們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執行槍決了，果真叫到了梁鴻志。他換上一身干凈的衣服，走過我的監號時說："曜東，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聽到了處決他的槍聲。后來聽獄警說，臨刑前梁寫了兩封信，一給蔣介石，一給家屬。第一槍子彈卡了殼，第二槍才擊中的，身子向右側倒地而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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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一品香酒店搶潘妃
張伯駒早年曾有過兩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給作主的，一位開頭關系還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鐘情的、并與之相攜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來成為著名青綠山水畫家的潘素女士。 -
潘素女士，大家又稱她為潘妃，蘇州人，彈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頭路路口“張幟迎客”。初來上海時大字認不了幾個，但人出落得秀氣，談吐不俗，受“蘇州片子”的影響，也能揮筆成畫，于是在五方雜處、無奇不有的上海灘，曾大紅大紫過。依我看，張伯駒與潘素結為伉儷，也是天作一對，因為潘素身上也存在著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時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吳嫣等人，接的客多為官場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紅火的時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擺譜兒”，吃“花酒”，客人們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樣可以出堂差，且應接不暇。那時有些男人喜歡“紋身”，即在身上刺花紋，多為黑社會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終她的“內秀”卻被張伯駒開發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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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駒在鹽業銀行任總稽核，實際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頭于他的書畫收藏和京劇、詩詞，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賬兩次，來上海就先找我。其實查賬也是做做樣子的，一切事情基本都是吳鼎昌說了算，他來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來玩，也時而走走“花界”，結果就撞上了潘妃，兩人英雄識英雄，怪人愛怪人，一發而不可收，雙雙墜入愛河。張伯駒第一次見到潘妃，就驚為天女下凡，才情大發，提筆就是一幅對聯：“潘步掌中輕，十步香塵生羅襪；妃彈塞上曲，千秋胡譜入琵琶。”不僅把“潘妃”兩個字都嵌進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漢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彈琵琶的特點也概括進去了，聞者無不擊掌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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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問題并非那么簡單，潘妃已經名花有主，成為國民黨的一個叫臧卓的中將的囊中之物，而且兩人原先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誰知半路殺出了個張伯駒。潘妃此時改口，決定跟定張伯駒，而臧卓豈肯罷休？于是臧把潘妃“軟禁”了起來，在西藏路漢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間房把她關在里面，不許露面。潘妃無奈，每天只以淚洗面。而張伯駒似一個書生，此時心慌意亂，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熱，對手又是個國民黨中將，硬求怕惹出大亂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處都有他們張家的一畝八分地，他只好又來找我。那天晚上已經十點了，他一臉無奈，對我說：“老弟，請你幫我個忙?！彼咽虑橐徽f，我大吃一驚，問他：“人現在在哪？”他說：“還在一品香。”我說：“你準備怎么辦？”他說：“把她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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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年輕氣盛，為朋友敢于兩肋插刀。趁天黑我開出一輛車帶著伯駒，先到靜安寺路上的靜安別墅租了一套房子，說是先租一個月，因為那兒基本都是上海灘大老爺們的“小公館”，來往人很雜，不容易暴露。然后驅車來一品香，買通了臧卓的衛兵，知道臧不在房內，急急沖進去，潘妃已哭得兩眼桃子似的。兩人顧不上說話，趕快走人。我驅車把他倆送到靜安別墅，對他們說：“我走了，明天再說。”其實明天的事伯駒自己就有主張了：趕快回到北方，就算沒事了。我這頭一直警惕著臧卓的報復，可是事情也巧，我后來落水替汪偽做事，此臧卓也投了偽，成為蘇北孫良城部的參謀長，仍是中將，我們見過面，大家心照不宜，一場驚險就這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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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俞振飛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上世紀20年代初），上海有兩家著名的堂會（在自家院子里搭臺唱戲，由名角和票友登臺演唱）。其一是晚清遺老、湖廣總督陳夔龍家，他在民國后蟄居上海，住在孟德蘭路（現在江陰路）一帶。還有一家是法租界會審公堂中國方面的審判長聶榕卿，地點在現在盧灣區公安分局對面的一處大花園洋房里，他是我們孫家的姑老太爺——孫文正公（前清光緒帝師孫家鼐）的女婿。
我父親每年帶我到聶家看堂會。因為堂會固定安排在每年秋天，所以又叫“菊花會”。我就是在“菊花會”上與俞振飛認識的。他那時沒有固定的職業，是唱昆曲的，昆曲不如京劇時興，能夠搭人家班唱戲就唱幾天，搭不上也沒辦法，但“菊花會”是每年必來的。
梅蘭芳與俞振飛合演《游園驚夢》
俞振飛來聶家總是唱他的拿手戲《販馬記》和《游園驚夢》。他戲唱得好，笛子也配得好。吹笛子的是許姬傳的堂兄許伯逑，號稱笛王。后來他吹《販馬記》吹出了名，梅蘭芳也要他吹笛子。與梅蘭芳配《販馬記》的小生，原先是程繼先和姜妙香，后來俞振飛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把程與姜給擠掉了。
有一年程硯秋到上海來唱戲，演出前先到聶家拜客，正趕上聶家的“菊花會”，俞振飛一出場，立即把他吸引住了。程硯秋覺得論扮相，小生中再也沒有比他好的了。一打聽才知道是俞粟廬之后，認為有前途。程那時正求賢若渴，急需更換他的小生，因為與他配戲的王幼荃太老了，已經影響他的上座率了，于是托人說合，問俞愿不愿意跟他上北京，搭他的班，有了昆曲的底子，學京戲也不難。結果與俞振飛一拍即合，從此改變了俞振飛的命運。
俞振飛到北京后，加入了程硯秋的鳴和社（后改為秋聲社），和程硯秋排演了一系列劇目，如《春閨夢》、《費宮人》、《梅妃》、《鴛鴦?！贰ⅰ顿嵨木辍?、《青霜劍》、《諧趣緣》、《柳迎春》、《碧玉簪》、《女兒心》等，同時經程硯秋推薦，得拜程繼先為師，系統地學習了小生中的紗帽生、扇小生、雉尾生、窮生的各類劇目。程繼先按老傳統，嚴格規范地從頭教起，悉心傳授，使他從一個昆曲小生發展成正宗的京劇名小生了。他還向老藝人張寶昆、王瑤卿、芙蓉草等學戲，并在堂會戲、義務戲中與楊小樓、荀慧生、尚小云等同臺演出過，還跟隨程硯秋的劇團到津、寧、滬、渝等各大城市演出，名聲遂大振。這段時間差不多有五年光景，是俞振飛演藝生活的第一個高峰期。
抗戰期間，有一段時間俞振飛基本不唱戲了，學做生意。其實他根本做不來生意，好在又有個朋友幫助他，這個朋友叫殷季常，是金城銀行的當家副經理，蘇州人，看到俞的境況，就常放款給他，每次不超過1000元，那時的1000元能抵10兩黃金，可以做點事了，后來我也照此辦理，在我的銀行里給他開個戶頭，有了戶頭就可以透支，還可以抵押、放款，我也常放款給他，他可以以此維持生活了。
抗戰勝利之后，梅蘭芳先生恢復演出，再次請俞振飛“出山”合作。在抗戰前，梅曾向俞學過昆曲，并在義演中合作演出過，此時俞就加入了梅劇團。到了后來，無論是梅蘭芳還是程硯秋，只要在上海搭班唱戲，30天中總有一場《販馬記》。而這場《販馬記》的小生，就一定是俞振飛，這一場是必定爆滿的。
（本文摘自《浮世萬象》孫曜東口述宋路霞整理。孫曜東是舊上海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曾任法商寶多洋行買辦、復興銀行行長、敵偽時期周佛海機要秘書，也在揚帆領導下為中共做過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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