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津縣志》內容：【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風暴”奪權的影響下，新津地區掀起了奪權斗爭，大小單位，普遍搶奪公章，各級領導班子癱瘓。2月17日，成都軍區散發了“二一七”信件。19日，新津公檢法機關及駐軍，配合一派群眾組織，拘捕了一批“造反”者和“當權派”，名曰“二月鎮反”。】　　

上面這段記載，還算比較客觀。只是，【新津公檢法機關及駐軍，配合一派群眾組織】中的“配合”不準確，用現在的話說，“群眾組織”其實是“被配合”。　　

　1967年2月17日　，是　農歷正月初九　。　　

我的記憶中，“二月鎮反”前，新津縣已經沒有公開的“保守派”組織了。抓人那天，我剛好離開新津縣城，準備到成都回北京（中央要求學生回校）。到新津汽車站時，發現，怎么在開行的汽車上有人被五花大綁著；有人說，抓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四川大學，立即知道，在抓造反派。很快，就有人來告訴我，新津縣3211（人們少說個1，說成“三二妖妖”）抓人的情況。據說，四川師范學院（現在的四川師范大學）“紅衛兵成都部隊”唐永泰被人五花大綁。老唐是新津城關人，大學文科66級的，口才好，激情高，可能被有的人視為眼中釘。　　

我們把情況收集起來，我執筆，幾個北京、東北來的原高中同學聯名，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到北京后，寄給了總理辦公室。信內容當然實事求是，為“反革命”喊冤，哪敢有一句假話！　　

為什么敢為“反革命”喊冤？　　

1. 我們認為，這些人，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沒有“反革命言行”；　　

2. 中央軍委的信，要求軍區門前的“四川大學8　-26”　學生離開軍區，即使要抓那些堅持不走的學生，也不能抓其他的造反派啊。更何況，新津的造反派與“圍攻軍區”毫無關系！　　

后來在北京，我看見一個人拿著一本書，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編印的，有約　15毫米　厚，內容就是反映四川“二月鎮反”情況的，我們那篇文章在最末尾。　　

反映新津縣“二月鎮反”的信，是寄給周恩來總理還是“江青同志”（當時的流行稱呼）？我們幾個進行了認真討論。大家認為，“江青同志”雖然是毛主　席的　夫人，當時非常受到人們的尊敬，但是，真正能夠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實際上在“一線”主持黨中央的工作，“說了算”的還是周總理。所以，信件必須寄給周總理。　　

最近才知道，抓人時，有人拿著繩索到我家要抓我。以前幾十年，家里沒有人對我說過。　　

2011年4月，聽新津中學79歲的政治老師說，“二月鎮反”時，全縣抓了2700多人，新津中學55名教師，抓了25名；有人被打致殘，比如　王某某　老師。　　

唐永泰說，他的手，也是那時被留下殘疾。　　

有些人已經被準備宣布“判刑”，第一批包括郭學文（其實還沒有抓到他）、唐永泰，現在有人還“收藏”著那張《布告》；不過，貼沒貼出去，現在沒有“定論”，郭學文告訴我，他在什么地方看見過。　　

       我很多年都在思考，當年，為什么會發生“二月鎮反”。許多人都把中央文革說的“二月逆流”等同于“老帥大鬧懷仁堂”，把“二月鎮反”又等同于“二月逆流”，結果，就把“老帥”與“二月鎮反”搞成因果關系。我一直懷疑這種邏輯推理。“二月鎮反”為什么那么“晴天霹靂”？平反為什么那么艱難？我一直懷疑，林彪、周總理、毛主席都與“二月鎮反”有關系，起碼，他們負偏聽偏信的責任。最近，有朋友發給我一篇文章，是為林彪鳴冤叫屈，要求為林彪平反的，給了我一個比較清楚的答案。　　

文章中提到：【沖擊軍隊的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1月下旬，新疆石河子發生流血事件，部隊官兵被打死打傷，林彪聞訊如坐針氈。一天下午，他讓秘書打電話請葉、聶、徐幾位老帥和楊成武來商量對策。】　　

后來，誰都知道了，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其實是軍隊開槍鎮壓造反派。可見，官僚們說謊，顛倒黑白，欺騙了中央軍委，欺騙了林彪。可能正是這些謊報的軍情，導致1967年的“二月鎮反”，應該說，林彪對“二月鎮反”負“領導責任”，偏聽偏信的責任。中央與省市高層中，一派要改正“二月鎮反”的錯誤，一派要維護“二月鎮反”的成果，所以，文革進入“全面內戰”的“持久戰”——文革“三分錯誤”的“一半”。說謊的官僚們罪惡深重哦！　　

我猜想，要改正“二月鎮反”錯誤的周總理、中央文革，“欺軟怕硬”——也是“迫于勢耳”，于是，策略地，把“二月鎮反”與“二月逆流”等同起來，把“二月鎮反”的“黑鍋”讓老帥們背著。無怪乎，林彪事件爆發后，毛主席說，不要再提“二月逆流”了。　　

11屆3中全會后，否定文革派大張旗鼓地為“二月逆流”平反，再沒有人提起“二月鎮反”，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包括新津中學校史資料，都把“二月鎮反”抹去了。《新津縣志》還行，沒有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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