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澤東還原成神——毛澤東締造的兩個共和國　

慶祝建黨九十周年而作　

天下第九　　

一、自毀長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興亡　　

中國共產黨已走過的90年的曲折歷程。百川歸海，萬折（澤）必東。共產黨本身并不具有先進性，因為有了毛澤東，才有了共產黨的先進性。在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并不能運用典范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使中國共產黨走向勝利，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鮑羅廷、米夫、李德等來自共產國際的英明指示也并不能使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加強大。正如列寧對中國革命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孫中山而不是李大釗、陳獨秀一樣，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首先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斯大林對蔣介石曾經非常信任，說蔣是國民黨左派，因為他認定蔣是中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在這位中國的羅伯斯庇爾領導下，未來政權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直到“四一二”事變前，還把一張有親筆簽名的相片寄給蔣介石。斯大林不相信離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存在；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任務。斯大林、鮑羅廷武裝了國民黨，數百萬槍炮運到黃埔軍校，幫助國共兩黨創立了黃埔軍校。初時黃埔軍校僅槍30支，蘇聯旋即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開辦經費和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國共兩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此后又分四批將無數武器彈藥運來廣州。斯大林南方援助孫中山蔣介石，北方援助馮玉祥,然而蔣、馮卻先后叛變革命。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廷和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里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范、令和戰術、兵器、筑城、地形與交通通訊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后來堅強戰斗力的基礎。　　　　

斯大林寄希望靠國民黨來完成中國革命，結果，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為國民黨極右派蔣介石變節投降美英帝國主義而功敗垂成。江山到手、大權在握，兔死狗烹，蔣介石抵擋不住歐美共濟會六千萬美金的誘惑，終于在上海對自己曾經的同志—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大開殺戒、斬草除根了，頓時國共兩黨革命派血流成河，革命烈火被撲滅了。蔣介石叛變革命令斯大林傷透了心。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廷對馮玉祥感嘆曰:“蘇俄用了三千余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托洛茨基對這一叛變卻異常冷靜。他只說了一句:“他們叛變的不是自己的階級，而是我們的幻想”。　　　　

血的事實讓從未想過從事軍事斗爭的毛澤東意識到必須用革命的兩手來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用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開始了將中國共產黨從抓筆桿子改造成既抓筆桿子又抓槍桿子的圣王歷程。毛蔣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　　

國民黨脫胎于江湖會道門，由洪門、哥佬而中興會、華興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直到1924年前，國民黨入會仍要按手模、宣誓絕對效忠孫中山個人的幫會組織的形式是國民黨一直以來派系林立、組織渙散，這是屢戰屢戰屢敗的根源。而中國共產黨發源于北大圖書館它已開始就有現代黨派，嚴密的組織性和科學傳統。為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改造了國民黨，使它具有了像共產黨一樣的組織性和嚴密性（但并不成功）。此時，國民黨革命政權仍局促于廣州一隅，為了推動國民革命，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革命軍人培訓班黃埔軍校創立起來了。毛澤東等中共黨人親自赴全國各地招取人才。蘇聯、共產國際的資金源源不斷地匯集到廣州，斯大林把數百萬的槍炮彈藥運來廣州。黃埔軍校終于由幾十條漢陽造而發展成了雄師十萬。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下，國共兩黨組成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毛澤東在湖南創建國民黨組織，其他省份在國共兩黨先進分子的不懈努力下，也紛紛成立了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終于從僅限于廣州一隅發展成了幾乎遍及全國的中國第一大黨。　　

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后臺老板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里？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為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為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于蔣介石的犯罪記錄,又向大買辦虞洽卿全面了解蔣介石，這才派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后，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復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議：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 ——反共。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贏了北伐戰爭。1926年11月的蔣介石，確實面臨一個重大選擇，背棄蘇聯，就會失去龐大的資金支持和軍事裝備補給；但如果聽命于鮑羅廷，前去武漢，又將葬送自己的權力和政治生命。虞洽卿背后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產黨。在大革命浪潮的沖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1927 年3月29日，數代為歐美共濟會的國際銀行家當大買辦的蘇州洞庭山幫席家和虞洽卿牽頭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蔣介石終于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北伐革命功敗垂成，革命陣營因為極右派蔣介石的倒戈而變得血流成河。斯大林、布哈林、鮑羅廷寄于厚望的革命同志蔣介石一夜之間都成了歐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反革命，極右派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拿了歐美共濟會的錢，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立即被滿門抄斬。　　

     共產國際清醒了，中共也不對國民黨的革命性抱有幻想。決心用革命的武裝打倒反革命的武裝。幸存的共產黨人掩埋了國共革命同志的尸體，似乎失去了冷靜。1927年開始，先后組織策劃了200多次起義，皆告失敗，南昌起義后失敗流竄，兵敗潮汕，除南昌警察局長朱德所部外，主力全軍覆沒，周恩來、葉挺、劉伯承、賀龍等領導人皆奪船而逃往海外得以幸免，廣州起義甚至僅存在3天就失敗了。城市暴動的道路走不通了。毛澤東早已妙算在先，為中共探路先鋒，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井岡山的斗爭成了共產黨人的榜樣，井岡山的道路被復制了，全國十多塊根據地先后建立起來。　　

1927年到1929年初，兩年井岡山的斗爭，一系列建軍、建政、建黨原則形成了。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工農兵三結合革命政府，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主張殲滅戰，反對擊潰站，人民軍隊三大任務，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宣傳隊，也是生產隊等原則融入了參加井岡山斗爭的共產黨人的血液。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法寶，毛澤東用武器的批判，給中共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　　

真理往往只被少數人掌握，自從毛澤東上井岡山，黨內的同志一路打擊、懷疑、悲觀、排擠，污蔑。他們認為毛澤東的道路不是革命者的道路，毛澤東有嚴重的右傾思想。從湘南特委周魯到湖南省委杜修經、楊開明，從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周亦農，直到中共中央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顧作霖、項英，最后到共產國際代表派員王明，每一次他們的錯誤決定給革命帶來的損失都證明毛澤東的英明正確。他們無法接受，似乎毛澤東每次都是正確的。聽毛澤東的革命事業就由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不聽毛澤東的，革命往往就遭受損失，當發現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正確，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澤東逐漸靠攏，百川歸海折（澤）必東。共產黨似乎并不具有先進性，因為有了毛澤東，共產黨的政策才有了先進性。毛澤東服從組織紀律，百折不撓，愈挫愈勇，總是在最危難的時刻為中央指明了前進的道路。　　

1927年初上井岡山，師長余灑度不相信山溝里能出馬列主義，指責毛澤東逃跑主義，徑自下山向中央告狀，結果自己成了可恥的叛徒。1928年初，湘南特委周魯來井岡山傳達指示，開除毛澤東黨籍，左傾盲動，拉部隊去湘南搞湘南暴動，朱德、陳毅在湘南因執行湘南特委左傾盲動的燒殺政策而致湘南暴動失敗，井岡山根據地因主力部隊拉去湘南而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稱“三月失敗”。幸毛澤東力挽狂瀾，并掩護迎接朱德部到井岡山，重新恢復了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恢復黨籍，重返領導崗位，采取波浪式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革命一天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天壯大。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又攜“絕對正確”的省委指示信來井岡山，又要必須“毫不猶豫執行”，要求毛澤東率紅四軍再赴湘南作戰，邊界特委與楊開明接替。毛澤東力陳不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經主觀盲動瞎指揮，有斷送井岡山的危險。杜不聽勸諫，強令執行，又致“八月失敗”，紅四軍損失慘重，井岡山被敵人乘虛占領，瘋狂燒殺報報復，湘贛邊界彌漫著白色恐怖，史稱“八月失敗”。朱德無顏再回井岡山，毛澤東又親自將其尋回。　　

1929年5月，在南昌起義主力在潮汕全軍覆沒后，與劉伯承逃往海外，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的劉安恭在中共六大后，受中央派遣攜中共六大文件和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二月來信”潛入蘇區指導工作。劉安恭、朱德、陳毅3個四川同鄉成為僅次于毛澤東的紅四軍和蘇區領導人，劉安恭的到來，給紅四軍帶來了波及全軍的爭論，朱毛之爭是主義之爭，真理不辯不明，攸關革命，毛澤東毫不退讓，在紅四軍七大上，陳毅再次奪了毛澤東的權。陳毅兩次代替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兩次放任下面搞極端民主，后來陳毅說：“我掛帥，失敗了，掛帥是不容易的。”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領導崗位，赴閩西上杭蛟洋“養病”。后敵人發動“三省會剿”，叫囂一星期解決閩西根據地，朱、陳去毛澤東住地問計，毛授以“牛篦政策”退敵，陳毅請毛回來任前委，毛不允，堅稱不打倒“和稀泥、調和”的陳毅主義決不回去。不久陳毅決定去上海找中央匯報，請求解決七大爭議。留下朱德、劉安恭執掌帥印，指揮軍隊。紅四軍內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劉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戰，劉安恭犧牲，部隊損失慘重。朱德單獨領軍，軍心渙散，幾近散架，議論蜂起，朱德為解決問題，統一思想，如開紅四軍八大，想以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但紅四軍八大只是在無組織狀態下吵了三天，毫無結果，軍隊渙散。紅四軍官兵想到毛澤東領導時革命事業一天天擴大，今日卻如喪家之犬，紛紛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朱德與一些領導同志也終于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建軍思想的可貴，認識到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的指揮，去信請毛澤東回來，毛澤東未充。1929年10月，陳毅攜中央“九月來信”回蘇區主持前委工作，與朱德連寫三信快馬送達毛澤東，匯報“九月來信”指示，并自我檢討。毛澤東連接三信，回到紅四軍，將士們看到闊別三個月的毛委員回來了，紛紛擁上街頭，夾道相迎，歡笑流淚，一直簇擁著把毛澤東送到軍部。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毛澤東重新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確立了紅軍的階級性質，宗旨、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三大任務，即除了打仗消滅敵人之外，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的重大任務。“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標志著毛澤東建黨、建軍、建政思想已經形成了。九大后，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四軍一雪前恥，重新煥發了戰斗活力，風卷紅旗過大關，橫掃千軍如卷席，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三省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將贛南、閩西連成一片，開辟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朱毛之爭，以沖突開始，以團結告終，使紅軍在政治、組織、思想上大進一步，堪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典范。黨的絕對領導與無產階級政治建軍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進。毛澤東指引的方向逐漸成了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的建黨、建軍、建政思想漸漸成了共產黨的思想。朱毛之爭后，朱毛從此不再分開。后來在張國燾軍中，朱德甚至說即使把我朱德劈成兩半，也分不開朱毛。毛澤東在對敵斗爭和黨內論爭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高瞻遠矚、高屋建瓴且腳踏實地，牢牢把握“黨指揮槍”這個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烏合之眾的隊伍整合成一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　　

1930年至1931年，毛澤東指揮紅軍由游擊戰發展到運動戰，連續擊敗了蔣介石組織的三次“大圍剿”，贛南、閩西連成一片，開辟了中央蘇區。復制毛澤東軍事思想、原則的全國各根據地也日益壯大，鄂豫皖、湘贛邊、洪湖、湘鄂邊、湘鄂西、閩浙贛、贛粵邊、東江、瓊崖、左右江、陜甘等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前推進，一天天擴大，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蔣介石手下著名的“八大金剛”:何應欽，錢大鈞，顧祝同，劉峙，陳繼承，陳誠，蔣鼎文，張治中，除了張治中未與共產黨作戰，這些日后在抗日爭戰中的赫赫名將，此時皆是朱毛紅軍的手下敗將，更不必說他們手下的猛將如薛岳、胡宗南、衛立煌、湯恩伯、王耀武、杜聿明、李天霞、韓德勤。。。。。。毛澤東成了共產黨的旗幟，在共產黨外，全國上下各界人士幾乎都以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領袖，蔣介石甚至不把上海的中共中央看成是真正對手，他的心腹大患是共產黨的毛澤東——北伐時期的革命同志，曾經的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代宣傳部長，湖南、上海國民黨部的核心組建者。遠在洋房子里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李立三等似乎對黨內囊錐露穎的毛澤東也有莫名的隱憂。1929年夏天后，海歸派、“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陸續回到國內，1931年1月7日，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沈澤東、夏曦等九人補進了中央政治局，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令下，王明成了中共實際掌舵人（掛名總書記還是向忠發），王明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陸續派到各大蘇區當欽差大臣。至6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黨中央險被一網打盡。上海無法立足，王明重赴蘇聯，任命博古為接班人，總管臨時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員、中央代表、海歸派、“二十八個半”控制了從中央到各根據地的大權。各根據地的創始人、領導人紛紛被打擊、排擠、靠邊站。上海中央的教訓，使中央對叛徒的深惡痛絕，他們在各根據地盡乎瘋狂地肅反。　　

從1930年至1931年底，毛澤東指揮各路紅軍漫卷紅旗過大關，勢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敵人的“三省會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圍剿，開辟鞏固了中央蘇區。為開國建基準備了條件，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自從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被摧毀，中央領導機關無法立足，逐漸轉移到安全的中央蘇區。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據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開會，共商建國大業，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聲威遠蓋黨中央的毛澤東以建黨、建軍、建政、建國首功被推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這是毛主席稱呼的開始。然而，蔣介石不知道，紅軍戰士不知道，人民群眾更不知道，共和國開國的那天，毛澤東被稱為毛主席的那天，正是毛澤東被中共中央排擠、責難、打擊，逐一喪失黨權、政權和軍權的開始。　　

1931年11月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在即，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導下，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贛南會議（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一蘇大”），中央代表“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軍政方略右傾、狹隘，撤消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項英接任，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設置，另成立中革軍委，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紅軍統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澤東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毛澤東首先失去了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毛在黨內被打擊、排擠，因為建國首功，毛澤東的海內外的威信是中共人所共知、無人能及的，他們不得不讓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在前一個會議上受打壓，卻又讓他在第二天主持開國大典，任蘇維埃政府主席，表面風光。1931年12月，周恩來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新官上任，立威立信，執行中央奪“城市中心論”的指示，不顧毛澤東勸阻，命彭德懷攻打贛州，讓毛澤東去東華山“養病”，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幾乎被完全剝奪，鐵贛州果然不克，周請毛澤東下山授計，毛冒雨兼程趕來，揮師東征，連下龍巖、漳州，籌資百萬，影響巨大，戰績輝煌，還繳獲兩架飛機，化腐朽為神奇。然中央對毛澤東更加不滿，毛旋即又被閑置，僅能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御駕親征”。　　

1932年5月至9月，蔣介石全面布署對各根據地第四次“大圍剿”，實行各個擊破，先集中兵力攻張國燾的鄂豫皖、賀龍的湘鄂西，剪掉中央蘇區的羽翼，得手后，再轉移兵力，包圍中央蘇區。風雨欲來，毛為打破敵人新一次的圍剿廟算在胸，然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卻一再拒納毛苦口婆心的勸諫，雙方為戰略問題爭執不休。1932年9月26日，毛澤東忍無可忍，說服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置后方中央局瞎指揮于不顧,未雨稠繆，為準備打破第四次“圍剿”，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頒布《在敵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時期的訓令》。后方中央局大為震怒，為解決行動問題，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源召開“寧都會議”，周、朱、王倒戈、猶豫。就前線作戰方針，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鄧發顧作霖、朱德正面交鋒。他們批判毛澤東一貫右傾，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消極怠工，把“誘敵深入”指責為“守株待兔”。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堅決反對：“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部署，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毛澤東孤立無援，被迫退讓。訓令因此未能實行。為防止毛澤東掣肘軍事指揮，中央將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毛澤東發表意見的自由受到了嚴格限制。紅軍由周恩來、朱德指揮，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但周、朱、王認為“毛澤東同志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未來的戰爭有較在的幫助。”同時多數委員又擔心“毛澤東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果讓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服從組織安排，被完全剝奪軍權，提出了“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離開紅軍回到后方，到福音醫院“養病”，稍后領導中央政府工作。然而身為政府主席，也幾乎無事可做，實際權力由項英控制。后來反第四次“圍剿”的危急關頭，在朱德建議下，周、朱抵制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左傾’冒險主義，毅然重新執行了毛澤東的這個計劃，依毛澤東舊計繼續實行誘敵深入方針，首創大兵團伏擊戰的先例，打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迎來鼎盛時期。轉危為安，第四次反“圍剿”終于獲得了勝利。后期的反第四次“圍剿”進程和戰場布置分別表明這是一個英明的預見、正確的戰略計劃，勾勒出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全過程。毛澤東留下的《訓令》成就了周恩來的英名。　　

因為中央特科顧順章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的投降變節，上海中央險被一網打盡，所以這些中央大員才紛紛轉移到中央蘇區。中央轉來后，一朝蛇咬，杯弓蛇影，開始大力肅反，肅反不斷擴大化、頻繁化。寧都會議后，毛澤東處處謹慎行事，嚴防惹禍上身，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他也不主動與他人交往。躲過了這一時期頻繁的肅反，腦袋沒有被砍掉。他們早已把毛澤東搞臭，解除一切實權，即使這樣，中央仍不放心，找不到理由打擊毛澤東，就敲山震虎，說他搞宗派主義，打擊仍堅持毛澤東路線的羅明、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賀子珍等一批人。毛澤東早已有名無權，中共中央還不敢掉已輕心的直接原因是：1933年1月，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將殘部全部遷來蘇區，剛潛入蘇區時，在上杭縣見到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羅明左一句“毛澤東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蘇區人民口中只有“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功高蓋主，這話十分刺耳，全然無視毛主席之上還有中共中央。而在老百姓心中，一直以為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領袖，他們哪里知道中共高層的組織結構。　　

1934年1月間，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具有戲劇性的是，沒有讓毛澤東參加，并且在會上把毛澤東作為批判的對象，搞缺席審判，不許上訴。因為毛澤東還是名義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元首，各大蘇區人民和外界也以為是毛澤東統治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過幾天，中央又要毛澤東代行國家主席職責，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提議的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這樣，毛澤東最后一個實際領導職務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稱老毛現在成了中國的加里寧（加里寧:俄國革命家，從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義上的蘇聯國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著毛澤東的名字外，什么實質性的權力都沒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罷休，還要繼續地“無情打擊”、“殘酷斗爭”。　　　　　

贛南會議（一蘇大）、寧都會議、蘇維埃二大會議（二蘇大），這三次會議，毛澤東相繼被解除在黨、紅軍、和政府中的實際領導職務，東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直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復職。海歸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左傾錯誤領導完全控制了中央蘇區的黨權、軍權和政權，給蘇區帶來嚴重失敗。教條主義真害死人！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適應國情，用游擊戰和運動戰打下井岡山、開辟贛南、閩西，后來建立了中央蘇區。全國的共產黨人都學習毛澤東的建黨建軍和作戰原則，與之 接軌，結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閩浙贛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許繼慎、賀龍的湘鄂西、陜甘的劉志丹、湘贛、東江、瓊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據地建立起來了。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繼回國，在上海的中央機關相繼退到中央蘇區，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開始全面與共產國際接軌了，劉安恭、項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凱豐、王稼祥，劉伯承、周恩來、劉少奇、陳云、張聞天、博古等一大批海歸派先后駕到，一面批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澤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來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臨時中央機關博古、張聞天、陳云等全部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中央機關的駕到，也帶來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還帶來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中央蘇區在這些海歸派的控制下完成了與國際接軌。毛澤東已經過時了，只好臥 龍高臥于東華山和福音醫院,自毀長城，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蘇區相繼不支，張國燾棄鄂豫皖奔川陜，賀龍奔湘鄂邊和黔東，繼之博古、李德棄中央蘇區長征，紅軍三大蘇區全部喪失。1933年9月，蔣介石發動了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博古、李德、周恩來成立最高“三人團”。李德完全將歐洲戰場正規戰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國，震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為打破第五次“圍剿”， 六路分兵、全線抵御、處處設防、節節抗擊、御敵于國門之外、短促突擊。對敵斗爭以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形式，以正規戰對正規戰，以陣地戰對陣地戰，以堡壘戰對堡壘戰，以短促突擊對短突擊，完全不顧實際，乞丐與龍王比寶，歷時一年，沒能打破敵人的圍剿，由于錯誤地否認小游擊和小流動，結果被迫來了一個大游擊、大流動（長征）。能征善戰的彭德懷、林彪在蠢豬式指揮下也只能大打敗仗。紅軍被迫放棄經營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轉移。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換來百分之百的蘇區損失。　　　　 　

　幸而大難有轉旋之望，出征前，經過周恩來的工作，博古、李德終于同意毛澤東參加戰略轉移，而留下項英、陳毅堅持游擊斗爭。在紅軍生死存亡、危在旦夕之際，博古、周恩來、李德、朱德最終采納了毛澤東已悄然布置的“仙人指路”，從湘粵交界的五嶺山脈逶迤而過，跳出包圍阻截，踏上了漫漫轉移之路。原來毛澤東很早就預料最高三人團蠢豬式的指揮會斷送中英蘇區、斷送紅軍，然天聽難達，毛澤東只能悄悄為紅軍準備退路，希望關鍵時刻能有轉旋之機。他派何長工悄然與南天王陳濟棠秘密達成了紅軍不入粵境，粵軍不攻紅軍的協議。中央蘇區東大門長汀、西大門興國、北大門廣昌，南大門會昌筠門嶺皆被攻破，損人失地，惟毛澤東只身前去“視察”的南大門會昌還在紅軍手中，然四面被圍，十面埋伏，10萬紅軍被壓縮在方圓不到百里的狹小區域,圍而殲之，插翅難飛。大難將臨，從哪個方向能突出重圍，最高三人團無計可施，朱德提議問路于毛澤東。毛澤東從會昌寄詞一首“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真是仙人指路，朱德一下明白了自己的老搭檔毛澤東所指的出路，十萬紅軍出會昌，消失在郁郁蔥蔥的五嶺山中。果然風景這邊獨好，紅軍與粵軍只是象征性做做樣子，朝天放槍，輕松突破三道封鎖線，跳出包圍圈，踏上漫漫征程。1934年10月，由于海歸派教條主義的極‘左’統治，毛澤東締造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只存在于馬背上了。 　

二、自廢武功，延安道路與蘇聯道路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悲劇證明教條主義必須休息。以王明為首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與國際接軌，造成了中央蘇區百分之百的損失，白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毛澤東的復出挽狂瀾于既倒，逐漸克服了中共俄化的趨勢。毛澤東的思想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由毛澤東指引的“延安道路”，中國革命再次起航，復成燎原之勢。八年抗戰，浴血堅持。綜觀整個抗日戰爭，戰爭背后所凸顯出來的是國共雙方統帥不同的戰略理念和不同的對力量對比的看法，也是對于軍事力量完全不同的運用方式。倭寇與共產黨的作戰，主導權完全在共產黨，倭寇被迫適應共產黨人按照自己優勢制定的游擊戰、運動戰，陷入“以短擊長”的困境，戰爭模式的選擇權和主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一方；倭寇與國民黨作戰，倭寇掌握著主導權并實現了“以長擊短”，國民黨被迫適應倭寇主導的正規戰的需要，錯誤地選擇了按照發揮強敵優勢力量的方式進行戰爭，結果導致喪師失地，這被共產黨人批評為“片面抗戰路線”，因為他們的戰略戰術沒有能力組織那種根據敵人弱點來進行的戰爭樣式， 不得不消極被動地打正規戰，這恰恰有利于日本侵略軍發揮優勢火力的作用，這一失敗不是偶然的。抗戰勝利后僅僅一年多，蔣介石違背談判協議，不顧民眾反對令胡宗南率23萬大軍進攻延安，意欲6個月解決中共。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毛澤東主動放棄了延安，中共中央為了安全，一分為二，分散轉移，劉少奇、朱德等前往華北，唯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了陜北主持中央工作，與敵軍周旋，由彭德懷、習仲勛負責指揮作戰。1947毛澤東離開陜北、東渡黃河，來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這是中國革命第三個落腳點。斗爭中求和平則和平存、妥協中求和平則和平亡。毛澤東在這里指揮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橫掃千軍如卷席，渡江戰役，誓將剩勇追窮寇。從延安走出，僅僅3年后，他們就在北京的天安門歡慶了自己的勝利。　　　　

1949年10月，重開建國大業，毛澤東的軍隊、農村（紅區）與劉少奇的海歸、城市（白區）“兩條戰線”匯合在一起，毛澤東率領他的同志再次締造了一個全新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毛澤東不僅重新締造了共和國，聲威至極，而且成為中共的領袖。他這次是以中共領袖的身份再次被推選為共和國的主席，前次完成建國大業，毛澤東功成而被中央逐步削權架空，無法施展他的經國雄材，此時毛澤東再次締造共和國，教條主義、海歸派還能重演蘇維埃時期的故事，復制蘇俄模式嗎？毛澤東還會被海歸派、修正主義者再次架空嗎？毛澤東能阻止中共海歸精英再次與蘇聯接軌，能否阻止他們在中國建立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嗎？毛澤東的“延安道路”會被海歸精英的“蘇聯道路”取代嗎？　　

1917年6月16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聲明了自己所屬的黨派: 社會革命黨人285名； 孟什維克248名；布爾什維克105名。布爾什維克在代表中連10%都不到，人數最少。孟什維克黨人、臨時政府郵電部長策烈鐵里在會上高聲宣稱，在俄國，沒有哪一個政黨敢于單獨掌握全部政權，并對國家今后的命運負責。代表席上一個身材不高、目光銳利的人站起來，大聲回答:“有這樣的黨!”回答者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領袖: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俄國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寧一人。中國有毛澤東。1949年中國共產黨占領中國大陸要開始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后，實際面臨一個基本的選擇，應該學蘇聯工業化的道路，還是繼續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發展，歷史似乎在重演蘇維埃時期中共俄化的故事。取得全國勝利后，武裝斗爭終于告一段落，海歸精英們終于有了大展拳腳的實踐機會，可以一展平生所學了。建國之初，就有人主張照搬蘇聯、美國國體，搞聯邦制，爭論不休，毛澤東一錘定音不搞聯邦制，使中國避免了蘇聯、南斯拉夫解體，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為了使中國盡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3年國民經濟恢復后，五馬進京，襄理國政，中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革命。1953年，毛澤東開始提議退居二線。通過三大改造和全國引進蘇聯工業技術、設備，門類齊全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初步建立起來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劉少奇等海歸精英完全復制了蘇聯的道路，雄心勃勃要在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蘇聯道路是高度依賴專家、精英來貫徹中央計劃經濟指令的道路，國家建設成了少數專家精英的事，精英治國，廣大人民和干部都被邊緣化，無事可干，無法參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而毛澤東的“延安道路”則是一切首先強調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的道路。建國之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全面包圍、封鎖，敵視、不予承認。天下草創，中共完全沒有經驗，中國要快速實現工業化，就必須學習蘇聯工業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建全面的高度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全面的蘇聯化、俄化，照抄蘇聯，整個按照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做法來奠定，完全由海歸派按照蘇聯模式來搞的，按照劉少奇的說法，計劃經濟就是“在全國計劃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計劃，全國一本賬、一盤棋，不應該有不列入計劃的經濟活動，不列入計劃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不能一部分是計劃經濟，一部分是無計劃經濟。”毛澤東天縱雄材，海歸派如此之快將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遠超毛澤東曾經預計用五、六十年的時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一五計劃成就輝煌，正午順則見黃昏暗，毛澤東卻在全國上下的一片歡騰之中看到了蘇聯道路的弊端。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調查研究，聽取了三十四個部門的匯報，每天不停地與各部門領導交流思想，總經經驗，對中國的發展摸了底，寫出了直到現在仍是中國治國思想框架的《論十大關系》。通過摸底，毛澤東開始懷疑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思考如何擺脫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他英明遠見地預見仿效蘇聯經濟模式對中國必然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后果，即這種計劃體制必然使所有經濟工作都依賴少數中央計劃部分和技術專家，廣大人民和干部被置于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邊緣，僅僅只是勞動力，是一轟而起的“群氓”，經濟建設只不過是陳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幾個人的事。官權天下，這種體制必將導致中國形成新的貴族和官僚集團，重復蘇聯道路必然會重復蘇聯修正主義的敗亡之路，而沒有意外。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1956年八大后不久，毛澤東正式退居二線，專做黨的主席，主抓軍事，經濟工作全國建設交由總書記鄧小平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先任副主席)。然而新官上任，他們急于求成在中國快速實現俄化的工作帶來了一系列問題，毛澤東預見到了蘇聯道路的危險，就是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產生一個新階級，即掌握官僚政治權力的特權階層，脫離勞動和脫離人民的官僚階層。毛澤東試圖阻止中國俄化。1957年毛澤東再次出訪蘇聯，就近觀察了蘇聯向官僚資本主義的蛻變。第二次訪問蘇聯后，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急劇上升。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毛澤東開始在多種場合批評蘇聯修正主義的危險性，毛澤東要擺脫蘇聯道路，中蘇論戰終于在不久后爆發了。毛澤東的預言是驚人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精確地按照毛澤東揭示的和平演變敗亡之路自動解體了。“社會主義革命卻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是何等的精確。促使蘇聯解體的恰恰正是蘇共黨內的當權派，戈爾巴喬夫親自強行解散了蘇聯，親自下令蘇聯共產黨非法，禁止共產黨活動。蘇聯解體后，原來蘇聯的各級書記、共青團書記搖身一變，原來攫取的財富完全合法化，國有資產企業一夜之間成了他們的私有資產，成了大大小小的資本家。主導中國30年的政客、經濟學家，推行的各項政策，幾乎是重復蘇聯經濟改革走資本主義的老路，都是別人玩剩下的，甚至懶得改動。在國營經濟改革中，推行蘇聯“馬鋼憲法”那一套，用資產階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變質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惟一不同的是，因為毛澤東的努力，基本摧毀了海歸派力圖使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在中國實現，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體系從來沒有在中國真正建立過，80、90年代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延續的是毛澤東的經濟構思，使我國避免了蘇聯、東歐的大失敗。中國計劃經濟最高度時，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種產品，而蘇聯高達5500種產品，它是一切經濟活動無不在中央管轄之下，而中國經濟則是多層次、區域化和地方化的。1957年到1978年，中國只有3%的國企歸中央管，蘇聯中央計劃經濟下一共只有4萬企業，而中國有34萬8千個鄉鎮企業（社隊企業）。中共用了1/4世紀的時間，使中國完全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到1975年，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僅占28%,中國建成了世界第6大工業國。中國國企改革不成功而人民公社時代創立的無數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區社改鄉鎮后叫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毛澤東地方分權經濟思想上的成功。東邊不亮西邊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蘇聯中央計劃經濟體系下的國企改革國家財富進了私人腰包，跑步進入資本主義終至國家解體，中國由于中央計劃經濟從未真正建立過，國企改革雖使國家財富像蘇聯一樣被官僚集團、管理層吞并但中國并未因此解體。毛澤東用延安時代的精神和理想來鼓舞全國，社會主義革命要成功就容不得異端和黨的分裂，那就意味首要在人民戰爭的戰略和戰術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它意味著要更加地地方分權，鼓勵群從的首創精神和革新精神。鄧小平依毛澤東經濟思想，讓權放利，中國經濟在地方發動起來，農村包圍城市，尤其是當時誰也看不起的毛澤東時期悄然撒播好的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很快填補了國企的空間，經濟活力勃發出來。經濟根據地的建試、試點，波浪式推進，一波接一波地向內地漸次推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鄧小平逝世后，導致蘇共敗亡的“全民黨”、“全民國家”在中國毫無意外的也拉開了大幕，社會主義死了，新民主主義也死了。在官僚、精英集團操縱下，私有化改制重新瘋狂席卷全國，又開始對包括軍工在內的整個工業下手了，其手段就是打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旗號，一步一步的把國有企業逼向死路。金權天下，1996年，開始以“國退民進”“抓大放小”為突破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先后有6000萬國有企業職工或者失業下崗，或者改變身份，喪失了與國有企業相聯系的所有財產和福利。外資優惠、私營優惠，惟公有制企業不優惠還課以重稅。在毫無職工醫療、保險、住房、養老等社會責任、經濟成本和極低稅收、甚至免稅的外企和私企面前，刻意的不公平、不對稱的競爭使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與同類產品的外企和私企的競爭中全面敗落。主流精英明明主觀故意要置公有制死地，反而惡人先告狀，以現象代本質，大造輿論誣稱公有制低效。 針對國企和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圏地運動成了官僚集團和資本集團的世紀狂歡盛宴，企業改制、股份制改革、MBO（管理層收購）、與國際接軌等花樣百出的鯨吞兼并國有、集體資產運動，毛澤東時代人民艱苦奮斗拼出來的14萬個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就通過MBO變成了精英集團的私人財產（其中還不包括大量的集體企業和市級以下的國有企業），不花一分錢的把企業資產劃到了自己名下。他們同時讓鄉鎮企業幾乎成了一個歷史名詞。樹欲靜而風不止，教育、醫療、住房等國家事業的全盤市場化改革讓每個中國人民終于切身體會到了資本主義的精髓的確就是“資本”，就是錢，社會主義的精髓就是“社會”，就是人。到20世紀末，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一個老百姓喪失了基本福利保障的國家，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工人喪失了罷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的國家。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外國人享受投資、置業、法律等超國民待遇的國家。(專家的解釋是為了吸引外資進來做生意。搞得好端端的中國企業要跑到國外注冊企業，變成洋身份回國經營才能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復辟社會主義還有可能嗎？重慶那邊紅一角，它能起到井岡山和延安那樣的根據地波浪式推進而至全國勝利的作用嗎？或許只是巴黎公社，曇花一現？　　

1958年，毛澤東把80%的工廠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管理范圍，移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體的一套工業，要求每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但不久，劉少奇把所有工廠都回收中央管理，1964年，毛澤東又開始把所有經濟都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1973年，鄧小平重新工作后，舊病復發，借口“集中統一”領導，把所謂“關鍵性的為全國服務的需要全國組織協作的企業”“收上來”。照此辦理，全國絕大多數大型企業以及同它們協作配套的中小型企業就要統統“收上來”。扼殺地方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專家治國，人民只是勞動力，被毛澤東彈劾。這一套并不是什么創造發明，而是從蘇聯那里販來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所謂“經濟改革”的翻版。為了發展官僚壟斷資本主義，蘇聯大力推行以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為核心的所謂“經濟新體制”。他們大搞技術至上、專家治廠，由官僚壟斷資產階級一手操縱國民經濟的領導權。他們的企業條例明文規定，經理有權出賣、轉讓或出租企業的生產資料，有權招收和解雇工人，對工人可以為所欲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在企業之上，又通過中央主管部——生產聯合公司兩級或 三級體制，進行垂直領導，實行“條條專政”。這些聯合公司規模龐大，而且集中了企業幾乎所有的管理職能。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就是這樣通過推行“經濟新體制”，加緊對全國企業實行壟斷和統治。修正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蘇聯的敗亡之路是一面鏡子，廣大工農群眾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和精英集團的矛盾日益尖銳。這一切，使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不斷加深。蘇修《真理報》曾經鼓吹，用蘇聯的資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國外資金和經驗，以便將來得以用建設項目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清償所借的貸款”。鄧小平的“大政策”，和蘇聯的辦法正是一路貨色。這種國家經濟中國人民在解放前、在洋務運動和民國時期早就領教過了。按照鄧小平這個 “大政策”搞下去，我們的國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原料供應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要完全喪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將化為烏有。近百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企圖依靠帝國主義提供技術和貸款來發展經濟，使中國富強，只是一種幻想。清末的洋務派曾經鼓吹所謂“借債興利”，認為只有用國家 資源作抵押，向帝國主義國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國技術辦工業，才是中國“自強之機”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實恰恰相反，正是他們的這一套完全適應了帝國主義傾銷商品、輸出資本、瓜分中國的需要。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集團正是以這樣的“經濟改革”與資本主義接軌，來適應帝國主義的巧取豪奪、瓜分搶劫的需要，蘇聯解體后，美國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蘇聯人民奮斗積攢70年的價值28萬億美元的財富吞并了。正當人們狂歡平分了國有企業的巨額財富，人人都為分到了證券、股份化的財富而慶祝，貨幣戰爭開始收尾了，因為與資本主義接軌，金融開放，各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保險機構開始蜂擁而入，適應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玩是不會有主導權的，蘇聯人民的存款發生了大轉移，既而金融戰爭，妖魔化、唱衰蘇聯國企、銀行、貨幣的“研究報告”鋪天蓋地，證劵狂跌，空前的掠奪開始了，人民到手的財富蒸發，歐美帝國主義用蘇聯人自已的錢收購了蘇聯的國有企業。蘇聯70年的努力積累的財富一夜之間交了與資本主義接軌的學費,由超級大國淪落為無足重輕的三流國家。(我們中國也正朝著蘇聯的腳印一步一步地走在路上，今天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知識精英不也在鼓吹平分國企、對外開放金融嗎?每一步都是蘇聯玩剩下的，食人牙穢而不自知)   清國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30余年把中國變成了當時世界上最肥大的國家，GDP世界第一。甲午戰爭，一夜之間30年洋務運動的偉大成果十分輕松就落入了日本人之口，中國開始了空前的割地賠款，其它列強止不住的狂喜，紛擁而上，分食肥大的沒有一根骨頭的中國。　　

1840年，英國以16條軍艦、4000陸軍就能迫使清國簽訂《南京條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萬英軍、7200法軍就敢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放圓明園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戰敗，中國開始了空前巨量的割地賠款，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肥大中國引來了世界列強瓜分的狂潮，美夢破滅。1900年，八國臨時東拼西湊的聯軍再次攻入中國首都，更是創下以2萬人索取4億5千萬中國人4.5億兩白銀的世界戰爭史記錄，而京畿地區擁有與洋人一樣近代武器的清軍不下十幾萬人，蒙古鐵騎和義和團眾更有五六十萬之眾。1931年，1萬余人的日本關東軍對中國19萬東北軍（關內還有10萬）發動“九一八事變”,未受抵抗一日攻占沈陽，繼而不到半年吞并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東北全境。1937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對10余萬人兵力的29軍發動“七七”事變，開始鯨吞中國。1949年，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 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新中國誕生，標志著東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就可轟開中國國門肆意掠奪的時代一去不返。但有些人并不相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新中國發出一次次警告，美國置之不理，誓要滅掉朝鮮，因為歷史給了它們堅信不疑的結論：中國不會出兵，舊中國虛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然而毛澤東已經領導了這個中國，中華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協退讓，而是堅決抗爭。在朝鮮，中國軍隊一舉擊敗了以美帝國為首的17國聯軍。中國人民志愿軍一位師長說“如果我們的裝備能達到美國的一半，十個美國都不夠打的”。就是通過這個事實，全世界才真正清楚認識毛澤東那句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兩彈一星核潛艇洲際導彈，中國人手里不再是叫花子的打狗棍了，中國從此解決了不挨打的問題。中國是強大而不是肥大。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援越抗美、中蘇邊界沖突、西沙海戰——每打一仗，中國的國際地位就穩步上升一級，一次都不例外。中國就這么從“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為中、美、蘇三極世界的“世界一極”，打出了三分天下，實現了民族的偉大復興。　　

1971年，袁隆平在湖南省文革委員會的支持下調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中央動員幾十萬農業科技人員全力攻關雜交制種技術，1973年，“三系”配套雜交水稻攻關成功，1974年，雜交水稻在全國進行推廣，1975年，雜交水稻，畝產突破千斤，僅1974年到1978年，中國水稻單產由畝產3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與此同時，雜交玉米等各種雜交制種技術相繼成功并推廣，每縣一廠的化肥廠逐步建成開始投入生產,農業機械化開始普及到社隊，人民艱苦創業，奮斗出來的8萬多座大中型水庫和無數的塘渠、農田水利工程，灌溉工程遍布全國，農村電網加緊鋪設，全天下治水,大規模改造國土、平整土地，古以有之的二季、三季種植技術在政府的強有力的推動下，遍及大江南北。上下五千年，千年饑荒史，耐旱、耐澇、耐鹽堿的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紀 70年代退出了歷史舞臺，標志著中國終于徹底解決了不挨餓的問題。解放初至七十年代初期，由于遭受西方世界的長期封鎖禁運，我國建設資金的積累，長期以來主要都是依靠國內市場和人民的節衣縮食，從工業、農業、水利、軍事、國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把全國江山里里外外治整理了個遍，屯墾戍邊、赤腳醫生、愛國衛生運動、防疫治病消滅各大傳染病、全民健身運動、電影下鄉、掃除文盲、破除宗教迷信、取締江湖會道門黑社會、肅清黃賭毒、普及科學、綠化祖國、消滅四害、除蝗。。。。人均壽命由建國前35歲提高到近70歲，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打掃房間再請客。70年代初國家重工業戰略布局完成后，通過與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建交，美國解除了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全面經濟封鎖禁運和外交孤立政策。到1978年，已與120個國家建交，終于全面打破西方封鎖，引進技術設備，重點開始傾向輕工業，開始以繁榮國民經濟為中心，生產大量生產和生活資料、日用消費品和必需品，如化肥、紡織、日化、自行車、收音機、電視、洗衣機、手表。。。。。。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生活。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一線經濟工作不斷犯錯，浮夸風等五風勁吹，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總是最早發現，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他們嫌毛澤東干預一線工作，阻礙中央計劃經濟的建立，全力架空毛澤東，甚至在毛澤東的辦公室裝竊聽器，安插耳目。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提到防修反修，但他們接受不了，根本不聽，阻力很大。毛澤東悲憤地說：“我現在還活著，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眾多先烈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者。”而劉少奇等一大批海歸精英想通過復制蘇聯中央計劃經濟模式使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實現工業化、現化化的理想是堅定的。不是目的錯，而是策略錯。毛澤東多年不在一線，蘇聯模式導致官僚主義越來越嚴重。新貴族、官僚集團日益強大，與毛澤東的社會平民化進程背道而馳。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想要“畢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勝利完成了軍事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三大改造后由新民主義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文化革命便成為決定中國革命成敗的生死一戰，這不是毛澤東老年心血來潮，更不是陰謀史學者津津樂道帝王論，而是全體中共中央既定的革命目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全體中央領導在延安時代就確定的分步走革命方略。所以早在1964年，文化革命就已經開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毛劉周朱鄧等中央同志一致通過，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組，　　　　

毛澤東在1940年就指出了將來文化革命的目的：“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現在的小學三年級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小溪流的歌》，文章通過一條小溪流逐漸成長壯大成小河、大江、海洋的過程，歌頌了小溪流樂觀向上、永不停息的奮斗精神和革命精神。小溪流一路上遇到過枯樹樁、苦草、烏 鴉、泥沙、沉船等，他們有的屬于社會生活中腐朽沒落的事物；有的將走完生命的歷程，對于未來沒有信心，只有牢騷；有的屬于社會生活中沒有上進心，不思進取的人；有的是跟隨時代或潮流前進了一段之后，認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半途停頓，甘愿掉隊的人。他們不斷出來勸者嘲笑小溪流，然而小溪流不可阻擋一路前進，大浪淘沙，萬折（澤）必東，終于匯成大江大海。仍然不息不止，永流奔流。劉鄧集團曾經跟隨中國革命的小溪流匯成了大江，卻像泥沙一樣停頓下來，留戀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愿意繼續前行。然而很遺憾，現在已沒有教育者理解作家嚴文井創作此文真正的內涵。理解此文深意的人一定了解真正的文革。　　　　

為推進社會平民化、民主化進程，打擊新貴族，建立新中國的新文化。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決定繼續革命，既得利益的新貴族、官僚集團非常清楚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對象是自己。毛澤東說要整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矛頭向上，整黨內的一小撮，他們陽奉陰違，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權，故意把矛頭向下，打擊一大片，故意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矛盾，制造混亂。工農群眾子弟在毛澤東的支持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組成造反派，揭穿、反擊官僚子弟控制的保爹保媽的保守派，這就是聲稱保衛毛主席的紅衛兵為什么會是觀點立場完全相左的兩派的秘密。官僚集團為了自保支持、操縱的紅衛兵矛頭指向工農群眾，故意破壞文化大革命，大搞血統論，宣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封紅五類，沖向社會，大搞打砸搶燒，挑動群眾斗群眾，把水攪渾。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廣大工農子弟紛紛建立造反派組織，奮起反擊，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矛頭指向黨內的官僚體系，指向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兩派論戰，保守派別有用心地挑起武斗，造反派遵照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保守派不斷武斗挑釁，造反派忍無可忍，被迫文攻武衛。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率領億萬人民與官僚集團的斗爭在他去世后也失敗了。官僚集團重新掌握了政權，四大民主自由被禁止，民主政治從此與廣大人民無緣，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上臺，導致社會主義革命失敗，退回到新民主主義社會。鄧小平同志去世后，從1997年起，中國逐漸退回到了革命前的傳統社會。逆向改革是成功的，革命只剩下了星星之火。　　

改革開放，中國國企改革不成功而鄉鎮企業全面突圍，這是毛澤東在經濟思想上的成功，避免了中國復制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在經濟改革中，對國有企業改革越改越壞而致國家解體的命運。到1991年，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推行的一條自我否定，自我丑化，強加給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改革使整個國家陷入最嚴重的動蕩之中，俄羅斯淪為照搬18世經野蠻資本主義的試驗物，被排擠出世界發展進程之外，這是俄羅斯各種災難的主要導因。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3年的蘇聯國旗頹然跌落，隨后升起的竟然是沙俄的三色旗，“紅旗落地”真實上演，世界第二強國不費西方一兵一卒轟然倒塌。蘇共在只有35萬黨員的時候，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并執掌了全國政權，卻在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喪失執政地位并被蘇共總書記親自解散并宣布非法。他們發現，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信仰和共產黨員身份，都已失去利用價值，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因此，他們毫不猶豫地撕下面具，全力推動蘇聯向全盤私有化的資本主義跑步前進，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使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發展倒退了幾十年。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們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這次重上井岡山，真是彈指一揮間。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里滋長特權思想而改變顏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 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你們看，蘇聯黨內特權、官僚集團占據了國家要害部門，撈取大量政治、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老百姓沒有什么權利， 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這種危險啊！官僚主義作風反過多次，仍然存在，甚至還嚴重。你們比我知道得多，但報喜不報憂。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導致干部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擔心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所以我強調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不能從我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掉。”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是回到紅色的起點，重舉革命大旗，踏上新征程，繼續革命，將革命進行到底！繼軍事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之后，完成中國革命的攻堅戰：文化革命，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同時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而重蹈興亡周期律。　　　　

革命時期，自毛澤東揮師井岡山遭師長余灑度反對開始，從湘南特委特派員周魯到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從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周亦農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產國際特派員王明，黨內的同志一路懷疑、非議、指責、打擊毛澤東。毛澤東服從組織紀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奮，總是在最危難的時刻為中共指明了前進道路。當發現只有毛澤東的道路正確，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澤東逐漸靠擾。百川入海，萬折（澤）必東。毛澤東指引的方向逐漸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建黨建軍建政的思想漸漸成了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使中共克服了海歸派將中共俄化的傾向，形成了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毛澤東思想。稍通中國近現代史的人心里都明白：從中共的歷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進性，只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先進性才有了中共的先進性。　　　　

建設時期，自從1956年中共八大毛澤東退居二線，不再主持一線黨政事務后。掌握中央、新官上任的一線執政不斷失誤。他們仍然留戀新民主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不愿繼續革命。為了達成目的，大搞形左實右，擾亂社會主義革命，橫豎是放衛星、天怒人怨， 1957年 通 過在“反右”過程中搞擴大化，共產黨的干部隊伍，就歸其領導了。多年經營，先后把高崗、饒潄石、劉伯承、粟裕、彭德懷整下臺，紅區黨的干部軍中除了病養的林彪已無競爭對手，各級大批干部很英明地選擇站隊齊聚到未來接班人的麾下。他們把自己的老部下和新干將一個個都提到了主要崗位上來。像彭真、李井泉、曾希圣、吳芝圃、萬里、陸定一等等。他們在外面胡亂指揮，每次出了問題都是毛澤東首先察覺。每次搞砸了都要毛澤東出來幫他們擦屁股，護威信。毛澤東去世后，修正主義文過飾非，把自己的錯誤描述成毛澤東的錯誤，搞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的都是錯的，凡是錯的都是毛澤東的。　　　　

先殺岳飛，再滅宋朝。忍看圖畫移顏色，肯死江山付劫灰？輿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必然被資產階級占領。。　　

　 后注：　

150年前，清朝中國的“GDP”都是茶葉、瓷器、蠶絲，都是吃的用的享樂的。而英國，日本的“GDP”是什么呢？是鋼鐵，是機器，是槍炮，今日中國經濟，房地產、煙酒、服裝、玩具、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GDP支柱是房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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