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遲到千年的歷史回望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唐宋之變：奈何竟“打不醒”中國人》、《挪威槍響打破了美麗的“北歐神話”》及《唐宋之變：遲到千年的歷史回望》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發生在距今一千年前的“唐宋之變”，標志著中國從“大唐盛世”的歷史巔峰開始轉衰。接下來，以中國文化正宗傳人自居的大宋帝國，在經濟實力與科技水平尚全面領先于世界的情況下，面對西夏遼金蒙元諸“蠻夷”的輪番進攻，卻腐敗無能而喪權辱國茍且偷生，最后蒙元“贏者通吃”并一路狂飆西進，不但“打醒”了“中世紀黑暗”的歐洲，而且同時把中國先進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及航海技術，都“原裝正版”成套地“送”給了歐洲。

這個東方來的“草原使者”，既是讓歐洲人喪膽的“兇神”，卻也是給“中世紀黑暗”的歐洲送去光明的“盜火者”。當中國把世界先進科技領航員的“火炬”輸出傳遞給歐洲后，自己便開始進入了長達五百多年的酣夢。而在“絲綢之路”的西端，經過“文藝復興”的精神準備，歐洲人即開始揚帆遠洋探險領航世界了！人類文明的歷史，由此進入了“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

當然，一千年的時間，在中華萬年文明史上并不算太長。所以，我們再用一千年的時間來破解這個世界千年變局之謎，也應該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就中國最近兩千多年的歷史來講，如果說歷史巔峰再難企及的“大唐盛世”，只不過是昔日秦漢接力勃勃雄起的一縷千古絕唱和回光返照。那么，大清帝國自1840年以來的腐敗無能和喪權辱國，則是昔日“大宋遺風”的千年余韻裊裊。是故，中國的盛極而衰，起于千年以前的“唐宋之變”。而中國今日“漢唐雄風”的千年難振，也是首罪于大宋！經濟發展富裕之極，文化科技發達之極，軍事裝備強大之極，卻又是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之極！這個矛盾至極的大宋王朝，的確是創造了中國社會空前絕后的歷史之最！那么，這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難道真是中國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嗎？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務”專家精英們所講，是因為大宋沒有堅持以“做大蛋糕”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進發達的“科技第一生產力”，亦或是缺乏“韜光養晦”的“和平崛起”謀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技術裝備，這在當時顯然都是站不住腳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為缺乏現代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了。但試問，當時搶分大宋“大蛋糕”屢屢得手的西夏遼金蒙元，是因為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先進嗎？

而西方列強的搶掠起家，也只不過是與西夏遼金蒙元強盜習性的擊鼓傳花和創新翻版罷了。今天西方列強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發達，恰恰是搶掠的結果，而絕不是富裕發達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只不過是給這種因果倒置提供強詞奪理的文化“馬甲”而已！中國人自1840年“洋務運動”以來，始終走不出這個文化迷霧，也正是因為西方列強文化“洋雞湯”的忽悠所致。試問，遠在“老歐洲”15世紀開始遠洋殖民，并大肆搶掠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的時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又在哪里呢？

【2】維護私有制等級化的儒家禮教文化，是中國文化的“轉基因”病毒

如前所述，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是大宋帝國衰敗的體制根源。商業貿易市場經濟的發達，是土地兼并和貧富兩極分化的“助推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和尊卑貴賤等級禮教，是社會等級結構固化的文化根源。至于嚴法苛律的完備及“王安石變法”的改革努力，從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大宋帝國的“法治迷信”。如此社會體系的運行過程，本身就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加速和加熱過程。而用法治手段強行維穩的結果，便是導致出現“水泊梁山”之類的“內亂”。這個經濟繁榮富裕而內部兩極分化危機重重的大宋帝國，頻頻招來“蠻夷”的攻擊搶掠，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再說“落后就要挨打”，大宋帝國的“落后”不在科技，不再經濟，不在法治，也更不是因為不“韜光養晦”。要說最根本的落后，首先是對內，就是落后在其基于維護私有制等級化社會結構的“儒家禮教文化”，也就是開啟“宋明理學”之先風的“宋儒理學”。最核心的思想，便是“私有制”和“等級化”。其次是對外，落后在對“蠻夷”之族的戰爭警惕和戰爭意志。最致命的思想，就是厭戰畏戰避戰和割地賠款“買和平”。

客觀來講，人類原始野蠻的搶掠習性和“叢林意識”，也是脫胎于自然生物界“食物鏈”等級結構原理。達爾文“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更給西方“蠻夷”提供了“民族達爾文主義”和“資本叢林法則”的理論基礎。事實上，從古老的游牧部落，到東方“蠻夷”和西方“蠻夷”，只要人類原始野蠻的“叢林意識”劣根還沒有徹底褪盡，那么“熱戰”、“冷戰”及經濟殖民戰爭的沖動和危險警笛，就時時刻刻都在鳴響著。而西方“蠻夷”為緩和其內部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向中國轉嫁危機的沖動與行動，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其實也已經領教不少了。

基于維護私有制等級化社會結構的“儒家禮教文化”思想，就如植入中華文化生命肌體里的可以自我復制的“文化木馬”病毒，不但批量制造著自私自利的民族敗類和千古罪人，而且嚴重戕害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精神。這個“文化轉基因”的最早人工“種苗”，是生成于春秋“百家爭鳴”時期，主張“克己復禮”周朝奴隸制等級規范的“孔子之說”。其被官方推廣進入中國“正統文化”主流體系，是始于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國策。其與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化融合，是始于隋唐時期“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其“科舉制度”的日臻完備及“官學商鐵三角”利益集團的結盟，是成形于宋朝。

至于經濟形態從農業逐漸向工商業的轉變升級，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領先于世界的必然結果，更是“大唐盛世”的催化成果，而絕不是大宋之錯。問題的關鍵，首先還是在于社會內部利益分配關系如何調整，其次就是如何應對“蠻夷”的侵擾。而大宋之過，恰恰是以私有制等級化的“官學商鐵三角”，加劇了國家內部的社會兩極分化。同時，又對“蠻夷”的侵擾采取了喪權辱國的“韜光養晦”政策。這樣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官學商鐵三角”集團最大比例地切分了社會“大蛋糕”，然后又轉“送”孝敬給了“蠻夷”番邦。而“蠻夷”的貪得無厭，又絕不遜色于大宋“官學商鐵三角”集團，如此最終的結局，便是大宋成了“大送”，連自己的“蛋糕工坊”家底，都一并“送”給“蠻夷”了。作為大宋的國民，千載空恨悠悠，何堪“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自“宋儒理學”承傳至“宋明理學”并遺毒明清社會后，或是因為總結了宋朝“重商”而覆亡的教訓，明清兩朝便又開始“重農抑商”。于是，此后在“官學商鐵三角”利益集團內部，“官學”地位遠高于“商”，“商”的“尋租”成本驟然加大。故此，明清以后中國工商業的繁榮不及宋朝，也是必然的結果。而此時“官學”體系的主要經濟基礎，便是千年不變的地主土豪階層。所以，研究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官學商鐵三角”體系，對當今社會才更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標本意義。

再說儒家“文化轉基因”的病癥顯現，其實隨著唐朝“科舉制度”的日漸成熟，就已經慢慢開始發作了。于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和邊疆“蠻夷”的騷擾，便開始不期而至。所謂“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就是這種內憂外患并發的結果。而“大唐盛世”的頹勢征兆，即發端于此。旋至大宋，只是面臨如何應對這個千年變局而已。

【3】經濟產業升級：中國文化遭遇“成長的煩惱”

對于“唐宋之變”和中國與“工業革命”的歷史先機失之交臂，我們如果一味地怪罪和埋怨儒家文化精英，顯然已經于事無補。我們真正需要認真總結和深入反思的，還是儒家文化為何就能夠把中國歷史引向歧途？

回望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截至“唐宋之變”，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還依然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此前所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也主要是帶有農耕文明色彩的民族文化。君臣尊卑的等級觀念和“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使得文化知識精英階層與官僚和地主階層，結成了穩定的“利益同盟”。就這個社會強勢群體而言，面對工商業的興起，該如何調整和安排新興工商階層在“利益同盟”中的位置，這便成了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時代性新課題，也是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個文化危機。與以往一樣，對于社會發展走向和制度體制的革新設計，首先是文化知識精英的社會職責。故此，這時中國文化的困惑，也首先是文化知識精英面臨的困惑。而鑒于儒家文化精英的思想保守性和個人自私性及階層自私性劣根，他們首先考慮的還是自己的習慣喜好和利益最大化。

結果，就是他們不屑去思考當然也無法找到自己在工商業發展中的恰當位置，從而也使中國工商業發展缺乏穩定的文化智力支撐。至于新興工商業階層的社會地位，即使是在“官學商同盟”內部，也處于受排擠的從屬地位。而為了應對工商業崛起對社會固有結構體系的沖擊，文化精英們又只能是在自己熟悉的套路上，進一步完善和強化私有制等級化的封建社會體制。宋儒理學的發展和宋朝“科舉制度”的日臻完備，便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發生的。

換句話講，就是儒家文化精英們，頑固地以傳統農業文明的社會管理體制，強力阻擊了中國向工業文明的時代跨越。而這種“重于內防”的社會體制和等級禮教的奴性馴化，所導致的同步效應就是“疏于防外”乃至對外奴顏卑膝茍且偷生。

發生于宋朝的“水泊梁山”故事，歷史上一般都稱作是一次“農民起義”。但若仔細分析對照，就能看出這次“農民起義”，與此前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巨大不同。僅就“一百單八將”的出身背景來看，與其說這是一場“農民起義”，倒不如是是一場“市民起義”或“工商業者起義”。再從《水滸傳》描寫的“冰山一角”，我們也能看出宋朝社會工商業的繁榮發達及文士官僚的腐敗。

固然，歷史不容假設，但往往只有對歷史進行假設思考，才能給我們帶來現實與未來的智慧啟迪。那么，假如在“唐宋之變”之際，中國社會能夠“順勢應變”，則從世界貿易和商業繁榮到“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人類文明發展的舞臺中心怎么會“主場”西移呢？而中國為何又非要自1840年開始再來一次“西學東漸”呢？進而言之，如果當年“工業革命”在中國發端，是否也會從打破儒家等級禮教精神枷鎖的“文藝復興”開始呢？社會變化的邏輯也應當是如此。

如前所述，私有制等級化的儒家禮教，是造成中國自“唐宋之變”由盛轉衰的最根本文化原因。那么，假如中國當時就能一次性打破“私有制等級化”的儒家禮教精神枷鎖，歷史的發展又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畢竟“大道惟公”思想，也正是中國“天人合一”易理大道文化的一脈相承。當然，按照我們現在所接受的社會發展理論和慣性思維，這樣的歷史假設近乎是天方夜譚。但所謂的打破精神枷鎖和迷信教條，正是需要我們敢于突破慣性思維，首先實現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如果說，一千多年前，中國人正是因為缺乏這種人文精神，而導致錯失了千載良機。那么，我們今天鼓起這種精神和勇氣，也正是為了不再喪失下一個千年機遇。

從理論上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原本就是辯證統一的科學論斷，而絕不是機械的僵化的教條。就微觀層次而言，一定技術階段的生產力，需要有一定的農業或工商業產業形態來匹配。而不同的所有制關系，都可以完成這樣的生產組織調整。就宏觀層次而言，所有制關系，是社會的經濟基礎。而反映這種所有制關系和經濟基礎的文化價值觀，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內核。誰又能說，公有制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方法，就一定不能組織完成好“工業革命”和工商業經濟發展呢？

再從后來的社會發展和歷史事實來看，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難道是從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科技水平和生產力基礎上起步的嗎？而回頭再看，當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新一輪經濟危機，以及暗潮洶涌的美國國債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其根源難道還不是在于社會化大生產與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嗎？至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造成的世界性貧富等級分化加劇，那就更不必多說了。

回望歷史，私有制等級化的儒家禮教文化，曾使中國錯失了“工業革命”的先機，并導致了中國自“唐宋之變”的由盛轉衰。我們再次對這段千年以前的歷史進行文化反思，也是在為世界文明探尋突破危機困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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