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登賢：中國工運著名領袖

陳淑妍
2011-06-23

　　人物簡介：

　　羅登賢（1905~1933），原名羅舉，化名光生、達平、何永生，南莊鎮(zhèn)紫洞隔巷村人。1925年入黨。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曾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廣東省委常委、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六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先驅之一。中國工人運動早期的著名領袖，東北抗日武裝的主要組織、創(chuàng)建者。

　　“羅登賢是我的伯父，我從小就聽長輩提起他。”羅仲利說。1945年出生的他未見過伯父羅登賢，卻經(jīng)常能從姑媽羅才那里聽說有一位革命烈士伯父，心懷敬仰。他聽聞在伯父犧牲的地方南京雨花臺，有一個雨花臺烈士紀念館。1978年，羅仲利第一次到南京出差時，就到雨花臺烈士紀念館，以烈士家屬的身份緬懷伯父。參觀時卻發(fā)現(xiàn)館內資料上寫羅登賢是“廣東順德人”，羅仲利迫不及待地與接待人員提出糾正，“應該寫‘廣東南海人’。”　

　　“可能是伯父從前為了掩護，說自己是順德人。又或者是經(jīng)常跟戰(zhàn)友講家鄉(xiāng)的桑基魚塘，別人就誤以為他來自順德。” 羅仲利猜測誤會的原因。直到誤會糾正后，他安下心來，“雖然素未謀面，但畢竟是自己的伯父，也是從佛山出來的革命英雄，當然會記掛在心上。”

　　在工人斗爭中成長

　　1905年，羅登賢出生在南海縣南莊鎮(zhèn)紫洞隔巷村。羅登賢小時候只在家讀了兩年私塾，便去廣州做工。不久，又轉去在香港的姐姐羅才處再讀了兩年書，然后跟隨姐夫進了香港英國皇家太古船廠當學徒。

　　在工廠期間，羅登賢目睹外國老板揮金如土，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而天天辛苦勞動的工人，卻過著貧窮的日子。這使他對帝國主義、剝削階級無比痛恨，對窮苦兄弟無比關心。

　　一天，一位新進廠的小徒工不熟悉工作，干活時出現(xiàn)了差錯。工頭火冒三丈，狠狠地毆打新徒工，還惡言惡語說要開除他。羅登賢站出來對工頭說：“你不要打他，出現(xiàn)差錯是我的過失，是我教錯了，該打該罰由我承擔！”工頭看見他為新徒工講人情，轉而遷怒于他，邊打邊罵。羅登賢雖然無辜遭受一頓打罵，但他這種敢于挺身而出幫助少年工人的高尚品格，贏得了工人們的尊敬。

　　1920年4月，羅登賢所在的太古船廠全廠工人參加了香港機器工人大罷工，罷工最后獲得了勝利。通過參加這次罷工，羅登賢深深認識到組織工會來團結工人力量的必要。

　　1922年初，香港爆發(fā)了著名的海員大罷工，羅登賢和太古船廠工人積極分子迅即發(fā)動廠內工人進行罷工，迫使資本家同意了工會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但太古船廠的老板對羅登賢發(fā)動工人罷工十分仇視，以“煽動工人罷工”的罪名逮捕他，并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

　　坐牢沒有動搖羅登賢的革命信念。在牢中審問時，羅登賢挺起胸膛，理直氣壯地揭發(fā)外國老板剝削工人的事實，申訴工人的痛苦生活。出獄后，羅登賢立即投入了新的戰(zhàn)斗，組織了香港金屬業(yè)工會，并成為該工會的領導之一。

　　經(jīng)過一系列工運鍛煉和考驗，羅登賢于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香港早期黨員之一。

　　“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后，羅登賢被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回廣州協(xié)助組織籌劃廣州起義。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fā)，羅登賢任工人赤衛(wèi)隊第一聯(lián)隊隊長，帶領工人赤衛(wèi)隊，配合教導團等攻占了廣州公安局。

　　廣州起義失敗后羅登賢返回香港。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組成特別偵緝隊，到香港四處搜捕由廣州等地轉移到香港的革命志士。羅登賢毫不畏懼，積極協(xié)助組織的領導，安排革命同志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并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安排同志們開展工作。

　　羅登賢非常注重斗爭策略，處理問題機智沉著，危急時刻也不慌張。有一天，他在地下機關的三樓正與數(shù)名同志商議怎樣開展革命活動。突然，有人聽見二樓逐房搜查。有幾位同志急忙把手上的一些文件燒掉。羅登賢冷靜思考了一下，談笑風生，迅速把警號拿掉，然后鎮(zhèn)靜地擺出早已準備好的“麻將牌”，打起麻將來，裝作完全若無其事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他們再去打聽：原來是警察來捉拿抽鴉片煙的人。

　　1928年2月，羅登賢作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與省委代理書記鄧中夏及幾個常委在香港省委地下機關開會，突然遭到香港警察的搜查。羅登賢機智地將幾張以薄紙寫成的文件揉成小丸，吞到肚子里，使警察找不到證據(jù)。

　　此次被捕，是羅登賢第二次坐監(jiān)。但他不畏敵人酷刑，寧死不屈，誓不泄露黨的機密，只說是找?guī)讉€老朋友在一起暢談友誼、敘舊。通過姐姐羅才和黨組織的極力營救，羅登賢等人得以保釋出獄。出獄后，他繼續(xù)在香港從事革命斗爭。省委秘書問他：“你不怕再坐牢嗎？”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怕死、怕坐牢就不要革命，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1928年六七月間，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前，羅登賢被調往上海，與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任弼時等主持與領導中共中央在國內的日常工作。后羅登賢被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協(xié)助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工委書記蘇兆征指導全國工人運動。1929年2月，蘇兆征病逝后，羅登賢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東北抗日斗爭主要組織者

　　1931年春，羅登賢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東北。同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fā)動對我國東北的侵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把東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發(fā)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羅登賢和滿洲省委的領導同志堅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分析了當時形勢和這次事變的性質，于9月19日、9月21日連續(xù)發(fā)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據(jù)滿洲的宣言和決議，積極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陰謀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共賣國罪行，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舉行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同年底，羅登賢擔任滿洲省委書記，立即廣泛組織東北人民進行游擊戰(zhàn)爭，先后派出許多優(yōu)秀黨員和黨的負責干部分赴東北各地建立抗日游擊隊，為以后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羅登賢還非常注意團結東北各地的其他抗日隊伍，組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確的路線和策略，使東北各地掀起了抗日斗爭的熱潮，大大打擊了日軍的氣焰，延緩了日軍侵占全東北的計劃。

　　不畏白色恐怖抗爭到底

　　1932年12月，羅登賢受到錯誤路線的打擊，被調回上海。他并未消極退縮，仍積極領導工人運動，組織上海紗廠和鐵路工人大罷工，開展反對國民黨“圍剿”紅軍的斗爭。

　　1933年3月28日，由于叛徒出賣，羅登賢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在叛徒的指證面前，羅登賢憤怒地痛斥法官說：“你們加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jīng)歷：我在1925年幫助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xiàn)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里我同義勇軍一道與日本強盜作戰(zhàn)；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難道這就是我被控告的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羅登賢義正詞嚴，駁得法官瞠目結舌，無言以對，趕緊搖鈴制止羅登賢的控訴。旁聽觀眾議論紛紛，對反動法庭無理審判表示不滿。最后法官強行宣判，于4月1日把羅登賢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關押。

　　國民黨對抗日愛國志士的無理迫害，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極大憤慨。宋慶齡于4月1日在上海發(fā)表了《告中國人民書》，號召各界人士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銳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罪行，指出：“這個事件正是政府與帝國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壓迫中國人民的反帝抗日戰(zhàn)士的鮮明例證。”對羅登賢的堅強不屈精神給予了熱情的贊頌：“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tài)度，充分表現(xiàn)了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zhàn)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她呼吁：“全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他們，要求不使他們遭受到酷刑與死亡……釋放他，釋放幾千個與他們一樣的人，就是釋放中國民族的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抗議呼聲中，更加恐慌，于4月2日急急忙忙將羅登賢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備司令部的監(jiān)獄里。在獄中，羅登賢遭受到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拷打，遍體鱗傷，其革命意志卻絲毫沒有動搖。

　　4月5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代表宋慶齡、楊杏佛等不顧個人安危，到監(jiān)獄里去探望羅登賢等同志。羅登賢堅定地對宋慶齡等代表說，“我自始至終站在無產(chǎn)階級方面，我為這斗爭貢獻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擋不了我。”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敵人決定秘密殺害羅登賢。當他被帶出牢房時，敵人問他還有什么話說，他凜然回答：“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羅登賢昂首挺胸站在雨花臺上，面對敵人的槍口，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時年僅28歲。

　　羅登賢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了紀念他，特把江西省的信康縣改名為登賢縣。1933年11月30日上海公開出版的《中國論壇》刊登了題為《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羅登賢的名字將永遠光輝燦爛》的悼念文章，對他的革命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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