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假如”史學的特征和實質
李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以唯物史觀指導社會科學研究，抵制并徹底肅清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及其影響，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使命，一項長期戰斗才能實現的任務。近二三十年，尤其是在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發生的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反映了唯心史觀的影響在蔓延。其中，這幾年來關于“假如”史學的爭論，深刻表現了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間的斗爭。
《告別革命》
李澤厚、劉再復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中國當年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
《思想史的意義》
李澤厚 2004年第5期《讀書》
——“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學在這里派上了用場。它展示的是歷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動創造歷史，人有選擇的可能。政治領導人于此負有重大責任。從辛亥到‘文革’都沒有革命‘一定要發生’的邏輯。”
《“假設”的歷史與歷史研究的“假設”》
張緒山(清華大學)《光明日報》2004年4月6日
——“時下有一種觀點認為，‘假設’的歷史是要不得的。理由是，歷史是過去的存在，‘假設’歷史等于以子虛烏有的方式虛設歷史。對于這種說法，筆者不敢茍同。”
《評“假如”史學》
房德鄰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客觀歷史的可能性與研究者——讀房德鄰教授〈評“‘假如’史學”〉一文感言》
王也揚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這種把客觀歷史的可能性排除在史學假設之外的做法，筆者不敢茍同。筆者以為，史學的假設方法，正是建立在客觀歷史的多種可能性之上的研究方法”
《不要在“假設”上浪費時間》
朱宗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問題的癥結在于，歷史學家不是未來學家，歷史運動的結果是已知的，并且是不可逆的。如果假設是為了探索造成歷史運動結果的復雜原因，那么，假設就是有價值的；如果假設是出于對既存的歷史道路的憤恨和懺悔，那是沒有價值的；而如果假設的設定，就是為了證明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就宏觀事變來說，基本上是徒勞的。”
（用“如果”是探索不出歷史結果的原因）
《“假設”的歷史》
龔書鐸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北京日報》2006年
——“研究歷史‘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的原則，無疑是史學工作者所應遵循的。究其實并不盡然。近些年來，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不從既有的事實出發，而是熱衷于臆想、假設，似乎是一種時髦。”
《歷史研究不應拒絕假設》
曹大為 光明日報
《也說歷史研究中的“假設”問題》
趙慶云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真正學術研究意義上的歷史假設與我們對歷史實際走過的道路的探尋并不矛盾，而是互為表里、相得益彰。這種假設彰顯了人的歷史主體意義，有助于我們對歷史實際進程的透徹理解，因此絕不是浪費時間的徒勞。”
“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有人為了否定革命而散布一種“告別革命”論。他們質疑革命的必然性，提出“中國當年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樣的論題。為了論證這個子虛烏有的歷史及其結論，說什么“‘假如’史學在這里派上了用場”，用“假如”、“如果”這樣一種思想方法，重新“反思”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歷史，并由此做出結論說從辛亥革命以來所進行過的革命都沒有一定要發生的邏輯。
“假如”史學是唯心史觀在當前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種典型表現。這種主觀唯心論的顯著特征是，他們研究歷史的出發點，不是立足于已經發生的確鑿的歷史事實，不是從歷史事實出發，而是從主觀想象的、主觀杜撰的、主觀編造的一種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根本不存在的“假如”、“如果”的歷史情況或歷史結局出發，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無疑，這種由后人杜撰前人的所謂“假如”、“如果”的歷史情況或歷史結局完全是虛擬的、虛假的，那么從這種虛假的歷史情況或歷史結局里做出的歷史結論或總結的歷史經驗，無疑也一定是錯誤的或有害的。
以“假如”、“如果”為特征的唯心史觀的哲學思維是，從虛假的邏輯出發企圖得出現實的結論，即他們所持有的事實都是虛假的，而從中做出的結論卻是確鑿的、現實的，滲透著一定的非歷史的或反歷史的思想傾向或政治傾向，有著十分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和目的性，特別是在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領域被一些人作為思想方法，企圖從假的歷史里做出真的論斷，用來否定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用來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假如”史學的實質和要害就在這里。
恩格斯曾經指出：“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①]“假如”史學提出“歷史另外發展的可能性”問題，完全是一個偽問題，假問題。因為已經發生的歷史都是不可更改的，不存在任何可能性了。所謂社會的多種發展可能性問題，為此做出這樣或那樣的“假如”即假設或假說，只能是作為預見，有待未來的社會發展或歷史來證實其正確與否。一旦被證實了，曾經的“假如”就成為事實。讀者必須非常清醒，未經證實的“假如”都是假的而不是真的。“假如”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有它特定的范圍，用錯了地方，就走向反面。
在社會科學領域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呢？要堅持唯物史觀，就要會辨別什么是唯物史觀和什么是唯心史觀，學會正確運用唯物史觀。就具體地研究歷史來說，需要自覺地進行兩項基本工作，一是要搞清楚歷史是個什么樣子，二是說明歷史為什么是這個樣子。鑒于“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②]，搞清楚歷史是個什么樣子的基本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這段歷史都有哪些重要的、基本的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政治力量，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斗爭、相互較量的，從而導致了一個歷史的結果；結果是可以轉化成原因的，延續下來的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政治力量開始了下一歷史階段新的相互作用及其此消彼長，歷史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發展過來的。其中須搞清楚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內容是，哪些階級勝利了，哪些階級失敗了、滅亡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③]
恩格斯說過：“人們所期望的東西很少如愿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彼此沖突，互相矛盾，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這樣無數的個別愿望和個別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④]
僅僅說明歷史是個什么樣子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說明歷史為什么是這個樣子，即為什么是這樣的進程和結果。在歷史研究中做好這兩項基本工作，是需要付出大量艱辛的勞動，這里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必須警惕的是，一旦研究者不去自覺地研究和說明歷史為什么是已經發生的這個樣子，而是企圖解說歷史“可能”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就走上了歷史唯心主義的迷途。受唯心史觀影響或持唯心史觀的人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已經發生的歷史，所以他們不去也就不能解說歷史為什么是這種樣子。他們認為歷史不該是已經發生的這個樣子，而應該是另外一種樣子，即他們所希望看到的另外一種樣子。其中有不少的人天真地，也是愚蠢地給歷史“假如”出了這樣或那樣的方案，自欺欺人地教導前人并誘導讀者相信按照他們的“藥方”行事就一定是正確的，就不會發生問題，歷史的進程就不會出現曲折而是順利的坦途。由于他們回避那個他們不愿意看到的歷史結果，而從主觀設想的一種子虛烏有的歷史結局里總結經驗或做出論斷，這樣做出的歷史經驗或歷史論斷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有害無益的。
提出“中國當年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樣的論題，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一些人是多么地不愿意看到康梁改良主義的失敗，企圖通過“假如”史學來為康梁保皇黨編造一個美好的前途和結局。顯然，他們設定的這種不折不扣的子虛烏有的歷史，既是欺騙自己，更是欺騙他人。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通過這樣一類反歷史的思想觀點，人們從中可以發現在周圍的生活中存在著一系列隱藏得很深的社會問題。——康梁改良主義和它所代表的保皇黨力量幾起幾落，被新的革命力量超越了，打倒了，早就破產了，失敗了；可是百年之后，還有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和滅亡，為他們唱贊歌，為他們招魂，企圖復活他們的愿望。這深刻地表明，一切反動階級都不會因為自己的失敗而退出歷史舞臺，而是頑強地生存和斗爭著，通過各種方式表現自己，運用一切手段企圖重新登上社會統治的舞臺。這也告訴人們，唯心史觀是一切落后的、反動的社會力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才是指導社會科學研究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8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
[④]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恩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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