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賈章旺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9期，

摘自2011年第3期《文史精華》

    一、新民學會活動
    生長于湖南的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有這樣的機遇，最重要的是來自于他善于學習鉆研，勇于實踐，不斷探索和不懈努力的執著精神。
    早在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的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等人在“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思想指導下，創立了新民學會。新民學會員中的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羅章龍、李維漢，成為了中共早期活動的領導人。（新民學會74名會員中有31人先后加入中共，其他30多人從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同情革命。極個別人變為反共分子。）
    1918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新民學會討論決定會友“向外發展”。爾后，毛澤東等人到北京大學投奔自己的恩師楊昌濟，主持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問題。后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征得蔡元培校長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登記工作。
    北京大學正是中國新文化發展中心。由于工作關系，毛澤東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并參加李大釗組織的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活動。這個期間，毛澤東曾與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京大學文科大樓講演，討論學術和人生問題。毛澤東還同北大學生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前景。1919年1月，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澤東參加了此會，并旁聽北大課程。2月，毛澤東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聽《京報》社長邵飄萍講課。
    李大釗曾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學，在日本曾組織“神州”學社等團體，進行反對袁世凱斗爭。1916年4月回國，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主編《甲寅月刊》等，發表大量文章，抨擊北洋軍閥的統治和封建文化思想。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任圖書館主任。同北京大學教授、文學科學長陳獨秀一起編輯《新青年》雜志，1918年1 1月15日，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同時，李大釗兩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贊揚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試看將來的世界，必將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館購置的兩萬多冊外文書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介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
    因母親生病，毛澤東離開北京，途經上海，于1919年4月回到湖南主持新民學會會務。住在長沙修業小學，教授歷史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中國代表1月28日在會上要求歸還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4月30日，巴黎和會無視中國提出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5月4日，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湖南全省亦為之震動。毛澤東同新民學會會員、各校學生骨干、新聞界代表人物聯系，提出在湖南開展愛國運動的具體意見。5月7日，長沙各校學生舉行國恥紀念游行。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6月，湖南學生聯合會召開全體大會，決議全省學校從3日起，一律罷課。罷課風潮席卷全省。毛澤東利用暑期，組織青年學生到城鄉、車站、碼頭，做愛國反日宣傳。
    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這是一個小型的4開4版的報紙。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為創刊號撰寫創刊宣言及長短文20余篇。毛澤東主張反對各種強權，主張用群眾聯合的方法，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毛澤東還在文章中推崇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
    7月21日，《湘江評論》第二期出版，刊載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文章指出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文章熱情稱頌俄國的十月革命，文章強調中華民族有偉大的能力進行改革，文章要求工人、農民、學生、教師、警察、車夫各色人等聯合起來，進行革命。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湘江評論》這份報紙對于推動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廣大青年的進步，特別是對華南的學生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任弼時就是在此時受影響而開始革命活動的。《湘江評論》由于文風新穎、筆鋒尖銳犀利，文章通俗易懂，內容遠見卓識，因而獲得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1919年7月14日，它的創刊號印刷2000份，當天即銷售一空，又加印2000份，不到3天又一搶而光。以后各期均印4萬份，這在當時報紙的發行量中是相當可觀的。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6期上，曾專門撰寫介紹文章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喜歡。”許多人指出，《湘江評論》的“魄力充足”、“議論精湛”、“內容完備”，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報紙。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北京的《又新日報》、上海的《時事新報》以及《新青年》、《晨報副刊》等報刊分別轉載、摘載、推薦《民眾的大聯合》一文。
    《湘江評論》存在的歷史極為短暫，自1919年7月14日創刊號問世起，共出5期。第五期印完后未來得及發行，1919年8月中旬就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而后，毛澤東和學聯的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住下。在毛澤東的影響和幫助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鐘》和修業小學的《小學生》等刊物繼續出版。周刊《新湖南》從第7號開始由毛澤東主持編輯，此刊的宗旨是：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此刊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澤東寫的。
    1919年12月初，毛澤東同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聯在長沙開會，決定開展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繼續發動全校總罷課、游行演說。決定組織代表團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常德、衡陽、廣州等地擴大驅張宣傳。湖南學聯1.3萬名學生向全國發出罷課的誓言。毛澤東率團離長沙赴北京。赴京期間，毛澤東通電全國，揭露張敬堯在湖南的罪行。期間，毛澤東還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會，同時，毛澤東等湖南同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義上書國務院，揭露張敬堯在湖南大開煙禁，要求國務院呈明大總統，將張敬堯命令罷職，提交法庭懲辦。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等人給政府總統、國務總理的呈文，呈文歷數張敬堯的十大罪狀。
    1920年1月末，毛澤東以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身份參加湖南公民、教職員、學生代表團，數十人向北京政府請愿，分三路向國務院駐地進發，后又轉國務總理私宅。毛澤東等6人被推舉為交涉代表。6位代表痛陳張敬堯罪惡。國務總理靳云鵬承諾明天國務會議將湖南問題提出。2月，成立旅京湖南學會，毛澤東被推舉為編纂干事。旅京期間，毛澤東曾經致信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學會會員陶毅，提出要結合成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對于改造社會，要避免個人冥想和人自為戰的弊病。
    這個期間，楊昌濟因病去世。楊昌濟的老朋友章士釗1963年回憶說：楊先生病逝前曾經寫信給他：毛澤東、蔡和森前程遠大，救國必先重二子。
    1920年5月，毛澤東到達上海。討論新民學會會務問題，確定“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為學會態度，議決吸收新會員的條件是：純潔、誠懇、奮斗、服從真理。
    二、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0年1月，毛澤東第二次在北京期間，經李大釗、王光祈等介紹，參加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宗旨是為社會服務。
    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有著密切聯系，用心閱讀他們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羅章龍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的一本，毛澤東看到了。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中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毛澤東在上海的1920年6月間，陳獨秀正在上海籌建共產黨。毛澤東同陳獨秀討論組織湖南再造促成會的計劃，并談到自己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中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回到湖南后，開始籌建文化書社，宣傳俄國革命思想。7月31日，長沙《大眾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發起文化書社》中說：現在中國還沒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8月初，文化書社通過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大綱》規定：本社以運銷中外有價值之書報雜志為主旨，使各種有價值的新出版物，廣布全省，人人有閱讀機會。9月9日，由社會各界捐資協助，文化書社在長沙市正式開業。毛澤東任文化書社的特別交涉員。書社經理易禮容。書社特聘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等為“信用介紹”。書架上的書刊有：《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羅斯之研究》、《勞動政府與中國》、《向導》、《新青年》、《少年中國》、《語絲》、《勞動界》、《新教育》、《時事新報》副刊、《晨報小說》等。文化書社在長沙第一師范，楚怡、修業等學校等7處設立小賣部。10月，毛澤東起草的營業報告中說，已經銷售的212種書報雜志中，《新青年》、《新潮》、《勞動界》、《新生活》等銷量最多。1920年冬天，書社在瀏陽、平江、寶慶（邵陽）、衡陽、寧鄉、武岡、溆浦等地設立了分社。半年多時間，先后于全國60家書報社和文化團體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銷售書籍達160多種，雜志40余種，日報繁多。據《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統計，其中售出200冊以上的書有《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售出1000本以上的刊物有《勞動界》、《新青年》等。根據毛澤東提議，書社規定凡來書社販運小冊子賣給勞動界的，一律照進價轉售，不賺分文。書社成為毛澤東參加建黨活動的一個重要聯絡點，許多革命同志經常在這里開會：毛澤東與北京、上海等革命同志及留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往信件，也都由文化書社收轉。
    經過準備，1920年8月22日，長沙縣知事姜濟寰與何叔衡、方維夏、易培基等十余人在長沙縣知事公署開會，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會議指定何叔衡、毛澤東、彭璜、包道平為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籌備員。何叔衡在會上宣讀了簡章，指出：“本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主旨，……本會會務，一、研究所得后，發行俄羅斯叢刊；二、派人赴俄實地調查；三、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研究會于1920年9月16日正式成立，成員有何叔衡、彭璜、陳昌、夏曦、郭亮、蕭述凡等人，其中以第一師范的校友和學生為多，毛澤東被選為書記干事。研究會成立后，組織會員學習《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書，研究俄國革命，還發表文章，介紹俄國情況，使湖南許多青年向往俄國。于是，研究會又積極開展留俄勤工儉學運動。當時，有一批青年，經毛澤東介紹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文，然后克服重重困難到達俄國（任弼時、肖勁光就是其中的兩個）。
    9月，毛澤東應湖南《通俗報》館長何叔衡的邀請，參加編輯會議。此后，毛澤東經常在報館約請新民學會會員談論建立共產黨問題。同月，毛澤東參加在文化書社召開的俄羅斯問題研究會。會議一致認為：研究俄國學術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會議公推姜濟寰為總務干事，毛澤東為書記干事，彭璜為會計干事并駐會接洽一切。會議還決定派張丕宗赴京轉赴俄國，郭開第在船山學社辦俄文版。會議還討論發行俄羅斯叢刊問題。
    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人還發起“湖南改造促成會”，接辦《通俗報》。1920年9月至10月，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文章11篇，彭璜發表2篇。
    三、在湖南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919年3月，列寧在莫斯科創建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改變了第二國際在民族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立場，把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當作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加以援助。共產國際成立后不久，就陸續派員來中國聯系。起初，以蘇俄政府外交工作人員和華俄通訊社的代表身份來華，由于中國北洋政府阻撓，他們的活動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1920年春，共產國際成立了遠東局，負責聯絡中國、日本、朝鮮等國。1920年遠東局獲悉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的消息．引起了列寧和共產國際對東方革命的關注。共產國際派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中文名字吳庭康或伍庭康）來華聯系。1920年3月，魏金斯基來到北京后，經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介紹，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熱情接待魏金斯基（公開身份是記者）一行，邀請進步人士和他們多次座談。舉行歡迎會、演講會，深入交談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及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最后請魏金斯基在北大紅樓圖書館里再次會談了建黨問題。魏金斯基根據蘇俄的革命經驗和他來到中國的見聞，認為組織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并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4月，李大釗介紹蘇聯客人去上海會見陳獨秀，商談建黨問題。
    1920年5月，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在上海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俞秀松、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時在日本）等人在上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建支部。
    蔡和森于1920年1月去法國勤工儉學后，收集近百種小冊子，夜以繼日地猛看猛譯，在短短半年時間里，就將各派社會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情況基本弄清楚了。蔡和森主張走俄國人的路，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從1920年下半年起，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探討關于建黨的理論原則，毛澤東表示深切的贊同。毛澤東和蔡和森分別組織新民學會會員以開學年會、寫信等方式，繼續探討建黨問題。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學會留法會員等13人，在蒙塔爾紀召開會議，討論新民學會方針問題。經過5天討論，決定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在討論改造的方法時，出現了革命與改良兩種不同意見。蔡和森主張：組織共產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其主旨與方法多傾向于蘇俄。蕭子升則主張溫和的革命，傾向于無政府。爭論雙方都寫了較詳細的信給國內的毛澤東，請他發表意見。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我愿你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這種預言，我自信有九分對。因此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自11月中旬，毛澤東在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等學校的先進學生中，尋覓團員，籌備社會主義青年團。并準備赴醴陵考察，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找真同志。
    毛澤東得到陳獨秀的委托，以新民學會的骨干為核心，于1920年11月，在湖南正式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毛澤東、何叔衡、肖錚、彭璜、陳子博、賀民范等6人。主要活動是：宣傳馬克思主義，開辦民眾夜校和失學青年補習班，籌備自修大學，促進工人運動和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等。
    毛澤東注重從思想上建黨。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羅章龍的信中說：“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192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寫給彭璜的信中說：“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我認為黨的組織是很重要的。組織的步驟：一、結合極有此種了解及主張的人組織一個研究宣傳的團體及出版物。二、普遍聯絡各處做一個要求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的運動，取消治安警察法及報紙條例。三、嚴格地物色確實黨員，分布各職業機關、工廠、農場、議會等處。四、顯然公布一種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這封長信，由蕭子升帶回中國，1920年底，毛澤東才收到。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注重組織與活動的嚴密，不張揚，不暴露，不輕易地以小組名義散發宣言、傳單、主辦的刊物。小組內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和變節者。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于1920年12月給蕭子升、蔡和森及在法諸友寫了一封長信。1921年1月21日又寫信給蔡和森。兩封信都明確表示贊同“俄式的方法”，反對“溫和革命”，尖銳指出：“共產黨人非取政權……安能握得教育權？”毛澤東對蔡和森的見解認為，“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1921年元旦，長沙新民學會學員在文化書社社址舉行年會。毛澤東介紹了巴黎會友的討論概況。經過討論，絕大多數同志贊成學會的目的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會議在討論如何達到目的途徑時，毛澤東報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議，并說明世界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大致有5種：①社會政策；②社會民主主義；③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④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⑤無政府主義。會議經過認真討論．18名會員最后表決：贊成采用布爾什維主義的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民主主義的2人，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的1人，未表態者3人。
    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的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進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工人夜校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教育，并在一師附小創辦一所補習學校，招收失學工人子弟入學。毛澤東和共產主義小組的其他成員還深入到工人中，先后在紡織、鐵路、造幣、印刷、泥木、搬運等行業了解工人勞動、生活的情況，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
    1921年“五一”節，長沙織造、鐵業、泥土等行業工人和學生數萬人，舉行游行示威大會。通過宣傳教育，長沙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逐漸組織起來。
    四、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派馬林等人到達上海。6月，馬林從上海到北京會見李大釗，商談召開中共黨的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并研究中國同志與蘇俄駐北京代表建立聯系事宜。李大釗欣然贊同共產國際的意見，委派鄧中夏陪同馬林去上海，與上海共產黨小組李漢俊、李達等商談，決定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共產黨小組代理書記李達和李漢俊寫信給廣州的陳獨秀，并通知廣州、北京、濟南、長沙、武漢和日本的中共黨組織，要求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會。旅歐小組離國內較遠，沒通知他們回國。1921年6月29日，毛澤東與何叔衡作為湖南共產主義組織的代表，離長沙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初，到達上海，住博文女校。
    出席會議的有12名代表，代表全國53名黨員。“一大”籌備工作，最初由李達、李漢俊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商量進行。張國燾從北京到上海后，參與了籌備工作。
    大會正式開會前，代表們先開預備會，交換意見，擬定了主要議事日程：①討論和通過《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②討論和通過黨綱（黨章）；③討論和通過今后工作方針；④選舉。
    1921年7月23日晚上8點，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國民黨時期改稱望志路106號，解放后改稱興業路76號）李漢俊寓所的客堂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柯爾斯基也參加會議。臨時推選張國燾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和周佛海做記錄。
    通過5天的會議，會議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章程。規定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中國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之；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大會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毛澤東在“一大”上采取謹慎謙虛的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閉幕后，毛澤東8月中旬回到長沙。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設立分部，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
    自此，毛澤東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參加到了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這一奔騰洶涌的革命洪流之中，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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