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新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理論的特點

    

    【摘要】毛澤東新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理論的形成，有著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背景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背景，其根源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探索實踐、中國和平文化的歷史傳統以及主權國家共有的國家利益原則；其特點體現在維護獨立主權和國家安全，創建新型周邊關系和艱難處理大國關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現代化戰略，變革國際舊秩序、實現人類和平的理想，重視非物質力量的革命樂觀主義等方面。毛澤東的這些思想理論是綜合認識國際關系和改變中國國際戰略路徑的新方法，超越了西方的權力政治理論，其中的矛盾分析法對中國人的思維影響深遠，為后人所承繼。

    毛澤東是偉大的國際戰略家，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外交舵手，他的國際戰略思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智慧的集中體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獨立和自主地位，中華民族也經歷了內部制度與國際殖民體系同時巨變的歷史時代，中國人選擇了建立社會主義主權國家的道路，拓開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歷程。然而，新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并非如中國一廂情愿，也并非一帆風順，因為獨立并非意味著民族和國家在國際關系中能獲得平等的地位，世界在從殖民體系向全球性主權國家體系的轉型過程中，舊體系下長期發揮作用的國際制度和價值體系不會很快轉變。新中國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政策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鞏固民族獨立、爭取自主發展。執政黨的外交思想根源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探索實踐、中國和平文化的歷史傳統以及主權國家共有的國家利益原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者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理論必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毛澤東新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理論的形成背景
    （一）國際政治發展的歷史背景
    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帶來的重大影響，就是加速了近代以來歐洲擴張所形成的殖民體系的瓦解和獨立主權國家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在主權國家體系新的擴展進程中，主權國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模式，出現了不同的民族國家類型和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型主權國家。新中國作為其中一員，必然有著與其他新獨立國家一樣的反映主權時代特征的目標追求，一般來說，新獨立國家共同的目標追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建立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第二，保障自己的國家安全；第三，追求國家富強的現代化。雖然這三個方面的目標追求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獨立國家的外交思想和國際戰略中，但是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圍繞這些方面會有不同的認識和解釋，從而制訂出可能完全不同的外交戰略。雖然新的全球主權國家體系不是昔日西歐體系的簡單放大，霸權主義、殖民主義、民族沙文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各種強權政治等的制約力量在不斷增強，但是各國對舊民族主義和權力政治的認同程度有強弱區別，對于國際關系現實的游戲規則，有的國家要捍衛之，有的國家則不予接受或部分認同，有的國家則力圖變革之。這樣就會出現外交思想的分野。
    “主權”這個源于西方的概念，對于有著悠久文明史的中國來說可謂姍姍來遲，中國人是在整個社會變革進程中認同和接受了它。然而，以主權原則確立起新的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觀之后，中國人在外交思想和國際理念上依然不能說與西方相同。中國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憲章聯系在一起，將它們作為國際關系的行為規范和基本準則，而對于從屬身份、等級秩序以及依附地位等總是十分敏感，不惜一切代價來捍衛國家主權。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背景
    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兩種意識形態同時支配著世界范圍內民族獨立的革命浪潮，共同促成了殖民體系的徹底崩潰和現代獨立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有著悠久歷史和特殊的近現代史，又必然具有某些反映制度形態和歷史文化理念等方面的獨特外交理念。
    中國在近百年的外界沖突和內部動蕩中，多次遭受大國列強的蹂躪，淪為半殖民地，中國人民進行過多次自發的反抗運動，為民族獨立平等進行過不懈的外交努力，但與過去一次次改良或革命一樣，這些努力均遭失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讓中國人認清了自己的命運，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階級斗爭、革命運動等的一系列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外交思想的理論基礎；關于全世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國際主義，正好順應了世界由殖民體系向主權國家體系變革的時代潮流。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影響的中國人，既看到了西方文明道路的強勢，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模式，批判了西方侵略者的丑惡行徑，并對自己民族的過去進行反思，努力找到一條徹底的民族解放道路。毛澤東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去判斷當時國際殖民體系中存在的不同層次矛盾，以及中國在這種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理論和國際主義外交思想。他在處理對外關系上表現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靈活性，根據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判斷敵友，為贏得民族獨立而積極尋求建立國際同盟和統一戰線。他強調斗爭方式的多樣性，在看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問題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革命和正義戰爭觀。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和關于帝國主義論斷的靈活運用，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將贏得戰爭勝利的決定力量賦予人民，為發動人民戰爭、建立廣泛的國內國際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應該說，毛澤東在革命戰爭時期的國際關系思想和理論已經包含豐富內容，其中主權觀、國際合作思想、和平共處思想、民族平等思想、反帝反霸權思想主張等，已經有非常明確的內涵。當然，新中國還有改造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以實現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這是從戰爭年代就發出的聲音。在毛澤東的理想與事關國家利益的現實目標之間的關系上，有時表現為較大的靈活性，有時不免會出現矛盾，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張力變化，改變著他對世界的判斷，也影響著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二、毛澤東新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理論的主要特點
  （一）致力于維護獨立主權和國家安全，側重于創建新型周邊關系和艱難處理大國關系
    建立統一的現代主權國家，打敗入侵的帝國主義，結束中外關系所表現的敵對關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中國共產黨就已經看到的希望。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已表達了這一愿望：“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并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系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然而，二戰后美蘇對峙及大國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使問題復雜化，其影響擴展到新中國時期的內政外交。面對不平等的外交壓力，毛澤東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了既堅持原則性又具有靈活性的努力，曾對美歐國家作出互利合作的取向，但總因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敵對戰略而不得不改變初衷；新中國對蘇聯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基礎，但總與蘇聯的民族主義取向不相和諧。毛澤東的新中國國際戰略重點是創建新型周邊關系和艱難處理大國關系。
    l．求同存異、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睦鄰原則
    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上的新獨立國家大都以民族主義立國，而他們所奉行的民族主義又大都經歷過四個發展時期：民族主義形成及其意識形態化、民族主義推動獨立運動取得勝利、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家，以及以民族主義為理論基礎確立和穩定與其他國家關系等。中國的周邊國家大多是在殖民體系瓦解過程中通過本國民族革命獲得獨立的，獨立之后，其民族主義并未減弱，在失去宗主國“庇護”后的表現反而加重，他們對于鄰國往往十分敏感，甚至退到“不要碰我”的孤立主義或走向地區霸權主義等。除此之外，與中國相鄰的亞洲國家歷史上還多受過中國文化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國際體系的影響，他們在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時候，既欲擺脫西方的殖民控制，又存在懼怕強大中國的心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價值取向，也成為一些國家政府敵對的借口。美蘇根據意識形態劃分的國際陣營及其冷戰格局形成后的大環境更強化了地區緊張關系，于是，有些國家加入到西方陣營，成為遏制中國的國際組織成員。
    為應對上述不利因素，新中國政府采取了與舊中國政府完全不同的外交姿態，首先在思想觀念上消除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毛澤東提出要“夾緊尾巴做人”，將意識形態色彩降低到最小程度，平等相待，“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的會談中表達了這樣一些看法：東方國家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欺侮：我們兩國人民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等等。在同緬甸總理會談時，毛澤東說過：“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革命不能輸出。”“各國可能有非法政治活動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國自己的事，華僑不應該參加。”總之，新中國的領導者能夠集歷史經驗、文化傳統、時代精神于一體，提出了不同主權國家之間求同存異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新時代的主權原則增添了新內容，在現代外交思想史上有著創新意義。
    2．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二次大戰中反對共同的敵人這一共同利益曾將中美兩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為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改善的契機，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希望戰后的中國成為民主的國際社會和主權國家體系中的一員。為此，毛澤東1944年曾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表達這一良好愿望：“我深愿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并且希望未來世界形成對國際社會和平秩序的保障機制，愿意與現有的一些國際機構進行合作。在中共七大通過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已有如下聲明：“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會議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于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共產黨對于保障戰后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
    另外，1945年毛澤東在同一位美國人談話時還明確認為，中國是美國貨品甚至是資本投資的潛在市場：“美國的重工業和它的專門產品需要一個出口市場。它的資本投資也需要一條出路。中國需要建立輕工業，以供應它自己的市場和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準。……美國不僅是協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適國家，也是唯一可以全面參與的國家。”
    然而，歷史事實是，美國作出了拒絕的選擇。隨著二戰結束雙方共同敵人的消失，美國從意識形態出發，不愿看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崛起，從而作出了扶蔣反共的抉擇。這里轉引一位西方學者對美國此間意圖的有力分析：“在較大程度上，這也是一個特意放棄機會的故事，因為這個機會與美國對戰后中國和一般地對戰后世界的政策目標不一致。為達到這些目標，應該取蔣介石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不管它有多少缺點——而舍棄毛澤東所代表的。”“任何協助共產黨以致它會取代國民黨的政策，與美國對戰后亞洲政策的一般目標是矛盾的。”“不論中共怎樣熱切地表示希望見到戰后中國在美國的資本下發展起來，但他們的信仰和他們與蘇聯的聯系——雖然那可能是很微弱的——使他們不大可能成為美國的伙伴。而國民黨雖然腐敗無能，但美國通常可以控制它，使其行動符合美國的利益。”
    解放戰爭爆發后，美國對蔣介石的大量援助始終沒能改變蔣介石政府垮臺的命運，中國共產黨宣布自己新的外交方針：否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債。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等等。面對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局面，美國的擔心已不限于中國一國的革命勝利，開始害怕因中國革命的影響而“失掉”整個東南亞，一種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骨牌理論”由此形成：“對我們來說，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擴大是一個慘重的失敗……假如共產主義再度席卷東南亞，我們就等于是在政治上吃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敗仗，影響所至，將遍及全球，特別是中東，以及到時候會受到嚴重暴露的澳大利亞。”
    隨著美蘇兩極冷戰格局的漸趨成形，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也被認為是從屬于蘇聯的，于是對新中國的一系列封鎖、禁運、圍堵等過去不常見的政治經濟制裁便開始了。然而，這些反而強化了中國人反帝的決心，促動著中國對建立在西方權力政治基礎上的現存國際制度的反思。新中國既要首先考慮保障自己民族的獨立和國家安全問題，又面臨組織和恢復國家經濟建設的迫切任務，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感到失望（前面已述及）的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憑借歷史經驗、戰略需要，加上意識形態的因素，選擇了自力更生和一邊倒的結盟外交。客觀上，蘇聯首先認同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成立的既成事實。由于蔣介石已經倒向了美帝國主義一邊，中立的第三條道路也是一種幻想，在帝國主義依然盛行的時代，國際援助是鞏固勝利的必要條件。援助來自何方？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過去類似的一幕：孫中山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吁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孫中山一生中只得到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那就是蘇聯的援助。
    毛澤東對于新中國外交的一邊倒作了這樣的限定：“我們一邊倒是和蘇聯靠在一起，這種一邊倒是平等的。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不是硬搬蘇聯的經驗。硬搬蘇聯經驗是錯誤的。”當然，一邊倒在客觀上加重了中國外交表面的意識形態色彩，一段時期內，掩蓋了各國現實利益和國際理想以及價值觀的諸多差異。
    （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現代化戰略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初衷是：發展經濟就不能搞閉關鎖國，應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尤其是美國的援助，因為中國知道蘇聯在戰爭中的經濟損失慘重）。然而國際關系的現實至少讓中國人領悟到兩點：一是只有自己國家實力不斷增強，才能實現國家的統一、獨立、自主和安全；二是外來援助固然重要，但卻不是很可靠。總之，在國際關系的特殊階段，中國人關于中國與世界經濟關系的思想因難以付諸實施而中斷發展，于是，新中國逐漸形成了以獨立自主為主、以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方針。在外援方面，盡量和蘇聯等一些“兄弟”國家團結一致，從中取得同情和援助，這可謂是“一邊倒”外交戰略的經濟動因。這種對外經濟關系上的自力更生態勢逐漸孕育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三個方面的思想動機：第一，促進國內發展；第二，避免依賴外國；第三，要改革世界經濟。反映這三點的具體表述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會主義國家指導經濟建設的基本政策；依賴別的國家是危險的；通過自己的努力，摸清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而不是照搬別國的經驗，目標是根據我國的條件和需要建立獨立的和現代的國民經濟體系；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意味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不排除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發展國際經濟和貿易關系；必須學習各國和各民族的優點，但本體是不能改變的，我們不能學習西方的本體，我們只能使用西方的技術；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接觸，有助于擴大國際反帝統一戰線和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的斗爭；中國進行的國際援助，給予援助的目的不是使受援國家依賴中國，而是使之朝自力更生和獨立發展經濟的道路前進；經濟相互依賴的現象是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決定的，那些依賴別國的國家，一旦經濟危機風暴吹來，實際上不能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反對不等價交換，不等價交換是帝國主義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世界市場中，必須為進出口物品的公平合理價格而斗爭；消滅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控制、剝削和壓迫，徹底改變建立在不平等和剝削基礎上的舊的國際經濟關系，在窮國富國之間根據彼此尊重主權和平等原則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等等。
    當然，盡管新中國從來都沒有明確聲明采取自給自足和封閉的政策，而且封閉也并不是自力更生的必然結果，但由于明確強調了內部發展是第一位，容易導致在國民經濟中把對外經濟關系擺在次要的地位，而且客觀上與外界接觸不夠，難免也會形成思想的狹隘發展和意識形態偏執，在看待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關系方面，突出強調剝削關系，在將科學技術當作“用”引進時，將市場和商品看作資本主義的“體”加以拒斥。兩極格局將世界市場人為分割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系和社會主義計劃市場體系，因此在人們的觀念中，兩個市場是能夠長期平行發展的，不承認世界市場內在的全球化聯系，不愿意引進外資，經濟發展中保持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等。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有冷戰格局的國際背景，也有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認識上的局限。
    （三）變革國際舊秩序、實現人類和平的理想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外交戰略思想中保留了傳統和平思想的合理成分，將之融入社會主義的階級理想中，并結合對西方主權國際關系體系和殖民體系的認識，從而形成變革國際秩序的和平主義理想，它已不只是具有道義色彩，而且具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運用階級分析代替傳統的道德倫常秩序觀，用社會生產力發展動力論代替西方勢力均衡論，用和平共處思想代替調和主義。
    首先，對國際秩序有了本質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人將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侵略擴張看作是世界戰爭的主要根源和危險，是對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是弱小國家掌握自主命運的障礙。殖民體系崩潰的時代也是革命高潮到來的時代，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實現必須通過革命斗爭消滅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通過長期的國際斗爭最終消滅產生剝削和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
    第二，站在被壓迫民族和弱國的立場上，反對大國主義，支持正義斗爭。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世界上一切國家和民族，不論大小強弱，不論建國先后，都是平等的，對人類都有貢獻，在國際交往中，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根據國際主義原則進行無私援助。堅決支持國際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將和平共處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新準則。而且早在1954年，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至所有國家關系中去。毛澤東甚至認為一國人民也容許不同制度的共處，早在1961年會見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時就說過：“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么臺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后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里可以聯系到后來中國共產黨明確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
    第三，超級大國之外的廣大中間地帶力量的反霸斗爭是維護和平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較早注意到美蘇冷戰格局的中間地帶的戰略地位，認為冷戰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中間地帶，美蘇之間有時會達成妥協，也與中間地帶的斗爭有關；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肯定了冷戰之外的和平力量的影響。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毛澤東又將中間地帶具體劃分為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中間地帶和美蘇之外發達國家的第二中間地帶，兩者都是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的力量。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并明確了支持第三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張。
    以上表明，毛澤東在思想上和策略上都已開始對西方國際關系中的大國關系中心論、均勢論、霸權穩定論等權力政治邏輯加以否定和批判。
    （四）重視非物質力量的革命樂觀主義
    在國際關系中，國際體系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對一國外交行為產生影響：一是維護國際安全的力量均衡模式，二是國際經濟的運行模式。應該說，國家實力越弱，其行為受到這兩方面的制約越大，新中國實力較弱且遭受經濟封鎖，因而強烈要求打破困境，而打破困境又需要力量。在硬實力較弱時，毛澤東則非常重視軟實力的作用，并一直相信人民的力量和正義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在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中早已將國家力量看作由物質力量（可測量的經濟、軍事、技術、地緣因素等）和非物質力量（制度規范、價值標準、理想信念等精神動力）兩方面所規定。在物質力量的薄弱時期，中國實際上利用了非物質力量因素，擴大了中國的影響力，也為中國人民乃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精神動力。這些甚至令后來的西方研究者也感到驚異。這一思想客觀上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和分量。當然，中國也被認為是挑戰現有秩序和格局的力量。
    毛澤東的這種國際戰略思想還大量體現在他對時代發展的判斷和樂觀主義的國際戰略策略上，主要表述有：世界將走向進步，而不是走向反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但帝國主義必將走向滅亡；反動派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全世界人民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新的世界大戰是能夠制止的；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關系，不干涉別國內政，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堅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等等。這些思想都已轉化為中國人民的精神力量，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壯大了綜合國力，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三、毛澤東分析國際問題最具獨特性的理論——矛盾論
    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有效結合，找到了綜合認識國際關系和改變中國命運的新方法，它超越了西方的權力政治理論，用新的視角看世界。毛澤東創立的矛盾論就是這種很具獨特性的國際問題分析法。
    矛盾論運用在國際問題分析上的基本內涵是：其一，國際體系內含不同層次的矛盾關系，當時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有四種——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其二，這些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間發生影響，社會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之間是相互支持的。就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系來說，如果不是由于帝國主義向中國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施加壓力，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就不會那么激烈；同樣地，如果不是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競爭壓力，中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就不會那么激烈。自從俄國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在世界上誕生開始，國際沖突已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民族之間或國家之間的沖突。其三，在實踐中善于利用矛盾，對此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須利用之。蘇聯必須利用之，印度必須利用之，中國必須利用之，一切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必須利用之。”其四，在分析矛盾、利用矛盾的斗爭實踐中，要講究抓主要矛盾，制訂出反對主要敵人的政策策略，而不同歷史時期有各自不同的主要矛盾。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和爭取國家建設的國際援助，中國共產黨強調了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
    矛盾分析法強調矛盾問題的精髓在于：矛盾不但有其普遍性，而且有其特殊性，必須將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相結合，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亞非拉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蓬勃發展，涌現了一大批新獨立的中小國家，以亞非萬隆會議的勝利召開為標志，弱小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意識明顯增強。與此同時，兩大陣營內部開始出現離心和分化傾向，比如在埃及蘇伊士運河危機中已暴露出美英之間的矛盾。這兩種趨勢都是對兩極體系的沖擊，它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對美蘇之外中間地帶重要性的認識。中國認為國際關系上可利用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矛盾。毛澤東非常強調中間地帶的重要性，認為中國外交的重點是在亞非拉國家中廣交朋友，同時也爭取同英法等西方國家改善關系，并倡導對于中間地帶國家之間的矛盾和糾紛，應該用和平方法加以解決。因為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這三個主義中，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捍衛國家主權獨立等政策主張上比較接近。而民族主義占領的地方相當寬，有三個洲：一個亞洲，一個非洲，一個拉丁美洲。毛澤東還將中間地帶對兩極格局的挑戰，尤其是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巨大挑戰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同俄國十月革命對國際體系的影響相提并論。
    20世紀60年代是美蘇兩大陣營內部矛盾表面化時期，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與兩大陣營內部力量的急劇分化趨勢匯合在一起，形成了對兩極霸權體系的進一步沖擊。這一時期中蘇關系走向破裂，中國成為獨立于兩極世界的力量，在客觀上迫使中國要在兩極夾縫中尋求自身發展，因此，中國要力爭打破兩極制約，在美蘇之外找出路，因而毛澤東更加強調第三世界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并提出掀起反對殖民體系的世界革命。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世界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加劇，兩大陣營內明顯出現了各國的獨立自主傾向，面對這一形勢，中國在強調美蘇兩大帝國主義霸權國同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的同時，不再強調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階級對立，而是強調每個陣營內部的矛盾和分化。在急劇變化的世界格局中，為了給中國找到一個與國力和國家利益相符合的戰略地位，以獲得最大的戰略利益，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通過會見贊比亞總統說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主張：“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這樣，在對國際體系的認識上，突破了兩種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對峙的兩極世界觀念，此時，中國的外交思想和國際戰略已在努力超越意識形態的局限，向著以國家現實利益為原則的務實方向發展。所有這些既是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思想反映，也是新中國爭取獨立自主外交實踐的結果。這是中國真正影響世界并被世界正視的獨特外交思想，中國以此改變了自己在國際格局中的定位，獲得了最大的戰略利益，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也因此得以提高。現在看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實質是早期的多極化理論，它在改革開放時期為鄧小平所繼承，是鄧小平提出處理國際關系不以意識形態劃線、推動國際多極化發展等主張的先導。
    毛澤東依據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理論去看待世界上不同民族國家的革命形勢，認為各國在為自己的生存而獨立進行斗爭時，各自的利益并非一致，革命和發展的模式也不一定相同。毛澤東曾指出，中國與印度等國走的不同道路，是由各國具體國情和革命斗爭的主客觀條件所決定的。
    因此，毛澤東在國際關系中堅持認為，國際社會必須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在革命道路選擇上，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國際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國際體系是由不同性質的國家發展組合而成。各國要擁有自己的主權，自己決定自己國家的事務，國際關系要民主化，國際事務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由國內人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矛盾分析法對中國人的思維影響深遠，并為后人所承繼。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思想和認識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對當今人類世界面臨的主要矛盾和解決矛盾的出路的正確分析和判斷。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多次向國內外闡述自己對新時代世界主要矛盾及其解決方法的看法，依據對和平與發展兩大時代主題的判斷，提出改革開放的國策，指出國際上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發達國家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對話與合作的必要性。他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
    國際上的矛盾錯綜復雜，對立和沖突不斷，中國在國際上提出的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以及解決國際沖突的方法等，都堅持以和平的方式、對話的方式、合作的方式，目的在于不去激化矛盾，創建有利于和平、合作、發展的和諧世界氛圍。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68期，摘自2011年第2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