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

——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

張亦民  編撰

導語與題解

第一，中共建黨前的舊中國與毛澤東（1893-1921）

第二，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四大貢獻（1921-1949）

    1、建成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和一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2、大革命失敗后兩次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革命

3、聯系中國實際，創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構劃了共和國方案

4、兩次艱難決擇，迎來新中國誕生

第三，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五大成就（1949-1976）

    1、經濟建設——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2、政權建設——建成了一個嶄新的人民民主政權

3、外交建設——奠定了走向強國的基礎

4、文化建設——集中華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5、理論建設——提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

第四，毛澤東與改革開放（1978-2011）

    1、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美國的金融改革

    2、全球化對比中的中國優勢是怎么來的？

    3、毛澤東的道路選擇與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結語：永遠的毛澤東

2011年5月于杭州

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

——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

張亦民

導語與題解

中國共產黨走過90年的歷史，明顯地分成三個歷史時期：即1921-1949年的民主革命取得政權；1949-1978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與曲折發展；1978-2011年的改革開放。三個歷史時期，基本上是三個30年。俗話說：30年河東、30年河西；一個甲子一輪回，說明30年是一個歷史檢驗階段，一個甲子更是一個反復檢驗階段。90年是三個30年的交匯點，表明它是檢驗歷史、總結經驗的契合點。本文之所以與毛澤東聯系在一起，就因為這三個30年中前兩個30年（實為55年），都離不開毛澤東。同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也離不開毛澤東時代的遺產所提供的前提條件；而當今內政外交與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卻往往是離開了毛澤東的建黨立國思路分不開的。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針對毛澤東晚年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的失誤，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采取的重大戰略措施，因而受到廣大群眾擁護。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毛澤東卻成了一些“精英”和權貴們發泄“私憤”與“仇恨”的對象，對于在“文革”或在政治運動中受過冤曲的人對毛澤東有偏見是可以理解，而對別有用心的人來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否定毛澤東為徹底實現“西化”、“私化”，復辟資本主義掃除障礙。所以借毛澤東的錯誤，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夸大渲染，不是毛澤東的錯誤也說成是毛澤東的，都在毛澤東身上栽臟抹黑。正如有網文說：幾十年來，反毛精英們利用輿論陣地與話語權，不知給毛澤東潑了多少污水，不知歪曲了多少事實，不知偽造了多少歷史，給多少人灌了一腦袋漿糊。“不知無良的‘精英’們，吃著毛澤東的遺產還罵毛澤東，罵著毛澤東還要吃毛澤東的遺產——真是見過不要臉的，卻沒有見過這樣不要臉的。”

鑒于上述情況，作為一名毛澤東時代過來的共產黨人，借節日之際講講毛澤東無人可以替代的偉大貢獻，該是理所當然的應有之義。下面，分四個部分對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和人類解放奮斗的一生作個簡介。

第一，中共建黨前的舊中國和毛澤東。

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是“有30萬年的民族根系，一萬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國家史”之文明古國。唐宗盛世的古都西安曾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只是到了近幾個世紀，隨著歐洲經歷“千年黑暗”之后而崛起，中國開始落后了，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開始由外國人來支配中國了。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即中國建黨前的80年間，一方面是大大小小列強都來侵略中國，一方面是人民奮起抗爭，先后有過：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1856-1860年的英法聯軍（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898年的戊戌變法；1900-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和反對八國聯軍戰爭；在上述侵略戰爭中有兩次侵占了中國首都；還有1904-1905年日本同俄國爭奪在中國的權益，在中國的國土上進行了日俄戰爭。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中國幾乎到了被瓜分的時刻了。中國這塊大肥肉，不吃白不吃，大小列強都來沾光。

然而，要是以經濟論國家強弱，那么“1840年中國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英國日不落帝國的GDP才占二十分之一，全歐洲加起來也比不上中國多……就是衰落到1894年的時候，中國GDP還是日本的9倍多，為什么中國不打敗日本，收回琉球，反而被日本打敗，丟了臺灣？歷史上GDP數量并不等于大國地位，為什么到了現在，反而成了大國的標志？（摘自空軍上校戴旭《養肥再殺——中國28個企業美國控制了21個》的報告）。這就告訴我們：作為人口大國，爭取GDP與人口相應的大國地位是應有之義，是一個國家的立足之本，但如果在政治上強硬不起來，沒有文化精神上的焦慮，是建不成強國的。這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最大教訓。

毛澤東就出生在昔日的“上邦大國”敗倒在“彈丸島國”腳下的中日甲午戰爭前一年——1893年12月26日，一個富裕農民的家庭。毛澤東在國家屈辱中出生，在人民奮起抗爭中成長。他從小跟母親拜菩薩、做好事，同情窮苦人。九歲（1902年）入私塾念四書五經，1910年17歲到縣城東山高等小學讀書，此前，《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盛世危言》等古典小說都看過了。并開始接觸康梁變法的書報，其中有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從此關心國家大事。

1911年18歲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第一次聽到廣州黃花崗72烈士殉難事跡后，就發議論、貼大字報，建議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來組閣反對專制獨裁的清王朝。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功后，革命黨人到學校里來號召建立民國，他決心投筆從戎，到長沙起義新軍當兵去了。幾個月后，聽說清帝已宣布退位，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他以為革命已經結束，又退出軍隊，繼續求學。因學校課程不能滿足他的要求，訂了自修計劃，每日到省立圖書館讀書，在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一張世界大地圖，引起他很大興趣，反復細看，受到啟發。就在自修的半年中，廣泛涉獵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讀了嚴復譯的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物種起源》等著作，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以及華盛頓、拿破倫等世界著名人物傳記，還有古希臘、古羅馬的文藝作品等。他成了同一批人中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一個。1913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預科。次年第四師范并入省立第一師范，專心于哲學、史地、文學等，讀書不倦，有時通霄不眠。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國家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小日本則利用機會逼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同時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對毛澤東曾經信仰過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等雜亂思想是一次大的沖擊與選擇。

以陳獨秀主辦《新青年》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是指清末以來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之爭的繼續。《新青年》倡導的民主與科學，就是新文化的內容：民主，一是指個性解放，擺脫奴隸地位，成為自主、自由的人，二是提倡民治，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科學，是指自然科學和用科學觀點去看待客觀事物，反對迷信、盲從、武斷，反對神權、樹立科學精神。新文化運動從政治思想上對封建主義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打擊，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為1919年的五四運動準備了條件，也為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選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是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開展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先進分子都認為學習西方就可以救中國，日本明治維新后強大起來正是學西方的結果。于是出現了林則徐、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一批代表人物，紛紛向英、法、美和日本學習。但是，盡管中國誠心拜西方為師，而西方的老師總是要侵略學生。搞了20多年的洋務運動也隨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失敗。五四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傳播，大開了中國知識界的眼球，包括孫中山也提出“以俄為師”的革命主張，很快把救國方案轉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等一大批人，就成了積極主張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代表人物。

我們知道，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在1848年，是鴉片戰爭之后第8年。但在中國直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知道有馬克思這個人和片斷、零星地介紹過《宣言》內容。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由浙江第一師范國文老師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同月，在五四運動中遭通緝避難日本的北京《京報》社長兼主筆邵飄萍，在日本編著了《新俄國之研究》的書，全書24章約8萬字，是第一本比較全面介紹十月革命的著作。因當時還沒有列寧主義這個概念，實際上成了在中國最早傳播列寧主義的書。毛澤東在長沙辦“自修大學”就是以這兩本書作為基本教材的。就在這一年，毛澤東讀過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三本書以后，就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對斯諾說：從此“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而且“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時，毛澤東在北京還聽過邵飄萍的新聞專業課，給他“留下深刻影響”，并對斯諾說：邵對我“啟發很大”，稱贊他是“一個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出現，嚴格地講，應該從1920年8月在上海陳獨秀家里成立的組織開始。按施存統回憶，當時只有五個人，即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有的說還有李達、楊明齋、沈玄廬共8人。名稱就叫“中國共產黨”，而且分工施存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成為“一大”黨綱的基礎，還出版了《共產黨》雜志。后來黨史界稱之謂“發起組”，那是為了闡釋與“一大”的關系賦予的名稱。其他各地稱“共產黨小組”、“共產主義小組”或“共產黨支部”也如此。長沙黨組織是毛澤東組織“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的一批骨干分子形成的，而且在1920年8月，同法國留學的蔡和森通迅中已開始商討建黨問題。說明毛澤東在五四時已做了大量建黨準備工作。他成為“一大”代表是順理成章的。現在，有的極端分子還要查查毛澤東這位代表是怎樣選出來的，真是荒謬。

黨的“一大”沒有在國內留下原始材料，而是1956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訪蘇時帶回一批向共產國際報告的資料中，才發現黨的“一大”是7月23日開始，其間受租界巡捕干擾，經李達夫人王會悟（嘉興人）建議轉到南湖游船繼續，而在哪一天結束至今沒有確切日期，但中國共產黨的航船和毛澤東為黨的事業而奮斗的一生，終于在南湖啟航了。

第二，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四大貢獻。

中共的產生，意味著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工人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從此登上歷史政治舞臺，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反帝反封建反對一切剝削與壓迫的無產階級革命新時期。

在民主革命的30年中，經歷了黨的創立、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五個歷史階段，期間有過兩次國共合作，兩次分裂，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次抗日民族戰爭。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于1949年誕生了新中國。毛澤東作為黨的締造者之一，開始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上，發揮了他智慧和獨特才能，導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30年作出了無人能與比肩的貢獻。這絕不是用“集體智慧”一語能貶低其作用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建成一個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黨和一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是在中國條件下從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保障。

黨，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在中國歷史的文字上是個貶義詞，繁體字是“尚”字下面一個“黑”字，是與結黨營私聯系在一起的。其本質含有造反的意思。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的民間團體組織只有天地會、哥老會、青紅幫之類，明清時的東林黨很快被鎮壓。孫中山開始組織革命黨叫興中會，后改同盟會，辛亥革命后改為中華革命黨，五四那年改為中國國民黨。現代的政黨概念幾乎是19世紀末同馬克思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的片言只語同時傳入中國的。

共產黨就其階級性質而言，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革命組織。中國的工人階級雖已產生，但數量很少、隊伍不強，創建人也多系知識分子，加上大革命失敗，工人運動走向低潮以后，能不能建設起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一直是共產國際和黨內教條主義者持懷疑態度的。有的起義武裝，人在農村心在城市，對革命前途也開始動搖。正是在此急需加強黨的領導和強化黨的建設之時，又是毛澤東以其超然的眼光認識到解決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深諳中國歷史與國情，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革命的實質也是農民革命，關鍵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灌輸給農民，把中國人口的主體動員組織起來。盡管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在現代生產方式中總結提煉出來的思想理論與最高科學，但它的本質是反對剝削與壓迫，是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學。因此，馬克思主義適用于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的革命所求，當然也能用來武裝農民的思想。推而廣之，也是在中國這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很快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理論基礎（還有像西藏這樣農奴社會在黨的領導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先例）。毛澤東就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不僅強調組織上建黨，更要求思想上入黨。思想入黨是組織堅強、行動一致的保障。

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一個特色是從當時形勢任務出發，將思想建黨與政治建軍結合起來。首先在起義部隊中建立起堅強的黨領導。當他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途中，在“三灣改編”中就提出“支部建在連上”與連隊建立“士兵委員會”的兩大措施，確立起“黨指揮槍”的原則下，開創了軍事歷史上“軍事民主主義”制度，拉開了在黨的領導下啟動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序幕。

然而，在建黨與建軍相結合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風順。

眾所周知，我軍的創始人多系舊軍隊或黃埔軍校出身，他們關注軍事本身建設，卻忽略政治建軍，所以在建軍初期就有“軍事好，一切都好”的說法。軍隊就其組織編制、裝備技術等特點來講，是分不清姓“封”姓“資”還是姓“無”的，都是一個軀殼，如果沒有將為黨奮斗的政治思想灌入部隊是完不成執行共產黨政治任務的。因此，必須從政治思想上與一切舊軍隊區別開來，從單純執行軍事任務轉變為執行政治任務的人民軍隊。然而，事關軍隊本質性的事情，只有超越軍事，具有革命全局和遠見卓識的人才會去思考。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余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后，并不理解毛澤東的政治建軍思想，于是在紅四軍黨的“七大”上發生了一場建軍史上著名的要不要“政治建軍”之爭論，并動用了表決機器，使毛澤東落選而失去了對紅四軍的領導權。好在當時并非出于利益權力之爭，當陳毅向中央當時任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匯報后，卻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陳毅從上海返回閩西后，請回毛澤東，并通過紅四軍黨的“九大”會議（即古田會議）解決了“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基本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充分反映了陳毅的能屈能伸、大氣、豪爽的氣魄。周恩來也正是從這起事開始認識毛澤東的政治遠見，朱德也更加佩服毛澤東的宏才大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位最高領導人，為了黨的事業，憑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團結協力，奮斗終生。他們雖非同年生，卻在同年死，湘潭人民曾籌建“三神廟”以示對開國元勛們的崇敬與緬懷，絕非偶然。（其實，現代的政黨觀念就是先人的圖騰——神——宗教延續下來的現代“宗教”。早期先進人物締造共產黨就是把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為共同的理想目標去奮斗的而頂禮膜拜的現代“神”。有人提出創立“毛澤東教”我并不覺意外。事實上，毛澤東思想超越了當今世界三大宗教創始人的思想，更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有人要抬出孔夫子來壓毛澤東是不可能的。正如英國著名歌手約翰·列農說：“很多國家人民在某種意義上是把毛澤東作為他們的精神圖騰”相待的。）

總之，有了一個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并由這樣的黨領導的一支人民軍隊，就自然得到人民的擁戴，中國革命就如虎添翼、豈有不勝之理。

（二）大革命失敗后，先后兩次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革命。

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怎么辦？當時只有兩個方向可供選擇，一是按照傳統經驗，堅持以城市為中心，依靠工人武裝暴動奪取革命勝利；一是把工作重點轉入農村，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毛澤東主張后一條道路，并在“八七會議”上就統一戰線、農村問題、軍事和組織問題作出了多次發言，提出了帶有一些根本性的意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就是這次會上一句名言。會后瞿秋白要毛留在中央工作，他說要和“綠林”做朋友，去領導秋收起義了。1928年6、7月間，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正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六大也沒有解決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認為既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以鄉村為中心是行不通的。結果，連續犯了兩次“左”傾錯誤，在進攻中心城市連遭失敗之后，不得不回到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來。到1930年底，全國開辟了十多塊農村根據地，工農紅軍發展到30萬人，實現了第一次危機的歷史性轉折。

另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經過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進入中央決策層后，保障了紅軍長征的勝利到抗日戰爭的興起。1931年開始，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著臨時中央。臨時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無奈地分批轉移到毛澤東領導開辟的中央蘇區根據地。中央大員們不但不感激毛澤東為他們用心血經營起這塊安全棲息地，反而指責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實施“右傾”的“富農路線”，并在贛南會議上排擠了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領導。1932年10月，又借口毛澤東不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去“奪取中心城市”為由，又在寧都會議上撤銷了紅軍總政委和前委書記的職務，從而剝奪了紅軍指揮權。至此，毛澤東已是第四次被排擠出領導崗位。他在組織紀律上可謂黨內一個光輝的榜樣：一是組織上服從，不搞兩面派；二是政治上堅持原則，保留自己意見，不搞妥協；三是以革命利益為重，從全局出發，積極向組織提出建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正是左傾中央拒絕他兩次建議后被迫作出戰略轉移。要不是在遵義會議上恢復他的領導地位，就不會有長征的勝利；沒有長征的勝利，就不會有第二次國共合作，迎來抗日民族戰爭的興起。

現在有人為了貶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領導地位，杜撰了一個遵義會議后的“洛——毛體制”。須知，遵義會議改組了政治局外，中央領導都沒有明確職務，而是會后長征路上推舉洛甫（張聞天）為“總負責人”，隨后組成的軍事小組“三人團”也是周恩來為召集人。毛澤東一直沒有職務，所以，過去的黨史上提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領導作用時，一般表述為“實際領導”地位，旨在表明遵義會議后的中央方針決策主要出自毛澤東之手。兩人結合的體制，通常指決策與執行的關系，而當時洛與毛之間不存在這種關系。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嚴肅的。

總之，民主革命時期的兩次危機，都是在眼見中國革命面臨失敗的情況下，是在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果斷機智的決策下，奇跡般的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也挽救了中國革命的。

（三）聯系中國實際，總結經驗，創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構劃了共和國方案

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戰爭的興起，毛澤東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為他提供了總結歷史經驗，從事理論創作的時機。抗日戰爭期間是毛澤東在理論上一個極其光輝燦爛的時期。收集在毛選四卷本上的158篇文章，有73篇是抗戰時期的創作，而且不少著作是連夜寫成的。以“風華正茂”“才華橫溢”來歌頌毛澤東當時在理論造詣上的成就，是最為恰當的。

要說總結經驗，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的到來，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敵強我弱條件下怎樣立住腳跟，并在此基礎上如何由弱變強，弱國弱軍怎樣戰勝強國強軍？二是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中怎樣處理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三是怎樣進行有效的黨內斗爭，使黨保持團結統一，領導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創新，集中反映在兩個方面：

一是集中反映在以《“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為內容的一系列政策方針。如抗戰開始，針對國內出現“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主張提出持久戰和全面抗戰路線，提出了我軍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不放松有利條件下運動戰的戰略方針，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陷敵于天羅地網等等，隨著敵后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使敵欲進不能、欲罷難休，只好等待末日到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指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提出對頑固勢力斗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個方面的政策”，“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等等。這樣，既堅持了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又使統一戰線不斷的鞏固和擴大。憑心而論，蔣介石答應國共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勉強的。但一旦進入統一戰線，他就無法退出搞分裂。他要反共，又不敢徹底反，要走汪精衛道路又不心甘。眼看八路軍新四軍日益壯大，心里很不舒服，但又擋不住共軍在抗戰中發展壯大，三次反共都被毛澤東的巧妙斗爭辦法，既沉重地打擊了他，又牢牢地把他拽住在統一戰線里，讓他陪伴共產黨打敗日寇的同時，也準備了自身滅亡的條件。這種光明正大、不可抗拒的斗爭策略，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罕見。在黨內斗爭、黨的建設問題上，先有同張國燾分裂路線的斗爭，他的背后有并不了解上層內情的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隨后有同王明先“左”后右的路線斗爭，他的背后不僅有一時被迷惑的同志，而且還有一個龐大的共產國際。毛澤東面對黨內外復雜情況，都妥善的進行了處理。為了搞好黨的建設，還開創了延安整風的方式，進行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通過這次整風，使黨在組織上思想上出現了從來沒有過的統一和團結，意味著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黨的成熟。

另一方面是以《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為代表的三篇著作，基本上設計了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方案和民主革命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圖。眾所周知，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隨著日軍侵華方針的轉變，蔣介石就采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確立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鼓吹“天無二日”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濫調，還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時說什么“一次革命論”、“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義里面”等等。為了明確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系與區別，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這篇著作代表了黨對中國革命的全部見解，不僅回答了各種思想認識，而且發展了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論。《論聯合政府》是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的政治報告。這是抗戰勝利前夕的歷史轉變關頭，為了不辜負全國人民在戰后繼續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愿望，中共鄭重地提出了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在《新民主主義論》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綱領、路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著作，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論人民民主專政》是在籌建新中國工作中，針對當時國際和國內的敵對勢力攻擊中共“獨裁”“極權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幻想在中國建立英美式的國家，主張實行“仁政”，幻想英美的“援助”，懼怕“刺激”美帝國主義等等，圍繞究竟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問題所作的回答，是一篇總結整個中國民主革命基本經驗的綱領性文獻，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理論武器，不僅反擊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攻擊，而且基辛格也承認：毛澤東時代在人權問題上處于主動攻勢地位。

總而言之，從“三大法寶”的提出到三篇代表性的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構想，反映出毛澤東的腦子里不僅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人民民主國家的理想藍圖，而且還有通向人民民主國家的一整套措施辦法，并在理論上有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

在國共合作抗日問題上，由于長期處于敵對關系，互相責罵，國民黨說中共“游而不擊”“坐大”；共產黨罵國民黨“只反共，不抗日”，貶低對方，不足為奇。其實，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在客觀上起著積極配合作用。當今，為了和平統一祖國，共興中華，在出版、影視方面作些客觀報道是必要的，但也有一種美化蔣介石的傾向，是值得關注的。事實上，毛澤東的著作中對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和官兵們的英勇犧牲都有客觀評價，而對國民黨當局在中后期的消極抗戰、依賴英美取勝和反共評述是客觀存在的。幾百萬軍隊在日本鬼子進攻中一年時間即丟失半壁河山，并有大批投降日本當了偽軍總是事實，而中共只有幾十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卻擔負著抵御侵華日軍的64%兵力，豈能不戰而坐大嗎？奉勸不懂歷史的人們，不要被影視上的幾個鏡頭所迷惑洗腦。

（四）兩次艱難抉擇，迎來新中國誕生

第一次是抗戰勝利之初，要不要下決心和蔣介石爭奪抗戰勝利果實的問題。1945年5月，當“二戰”歐洲戰場勝利結束時估計，中國抗日戰爭尚須一年以上時間。但勝利來得太突然了。8月6日，美國對日本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軍閃電般地進入我東北，形勢突變。

毛澤東是8月9日清晨，從葉子龍送來電報獲知蘇軍出兵東北的。當即把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叫來研究對策。此后幾天，毛澤東的思想高度集中，經常忘記吃飯，累了就在椅子上躺著合一下眼，警衛員催他吃飯還說干擾他、不懂事。當天，起草了《對日寇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全國軍民加強團結，舉行全國規模的大反攻。10月，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11日，他就同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研究東北問題。東北這塊黑土地對中共太重要了。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讓聶榮臻在晉察冀建立根據地，叫做圍棋上的“做眼”，在探視東北。東北沒有蔣介石的部隊，原抗日聯軍的周保中、李兆麟雖然帶著一個旅隨蘇軍返回東北，但這是不夠的。當時就作出兩個戰略決策：一是決定派原在東北軍當過師長的萬毅組織一個支隊到東北“做眼”；二是令晉綏、晉察冀、山東軍區抽調部隊，由原東北軍的呂正操、張學思、李運昌等帶領待機進入。后來得知，東北是國民黨政府同蘇聯協定要把行政權交給國民黨軍隊去接收的。但在毛澤東看來東北問題是決不能退讓的，然而，為了照顧到蘇聯老大哥的面子，就采取“敵占點線，我占面”的辦法，把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讓給國民黨，我仍以農村包圍城市辦法對付國民黨，從而變成國共內爭問題，蘇聯就難以干涉。這樣，第二個決策雖在當時沒有行動，但在重慶談判開始后，在劉少奇主持下逐步得到實施。

8月14日，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在這一天與20日、23日，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老蔣借著美國支持和中蘇條約對中共玩起“和平”談判了。其詭計十分清楚：如果毛澤東不去，就可宣布共產黨拒絕和平，把內戰責任加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去了，就可以利用時間，把大西南、大西北軍隊運到東北、華北、華東，準備內戰，消滅中共。去與不去都于蔣有利。這樣，如何落實爭取東北的戰略行動，怎樣對付重慶談判？都成了難下的抉擇。這個難下的抉擇，不僅是對蔣介石國民黨，更有背后美蘇兩大國的問題，即“三國四方”的一對三問題。

當時，各大戰略區的領導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林彪等均因參加“七大”滯留延安，大家為戰火著急，又為談判憂慮，真是情急萬分。8月24日，中央決定：秘密讓黃華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鮑瑞德上校聯系，讓派一架運輸機，將劉、鄧、陳等20位領導（不準帶參謀、警衛人員），于次日秘密送回前方。25日晨，機要秘書李六如報告了飛機安全到達，毛澤東心中一塊石才算落地。

關于重慶談判前途有三種：一是如法共那樣“交槍”“交出根據地”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這是蔣介石期望的，也是美蘇的本意，但是毛澤東絕不干的；二是把毛澤東扣起來，但這次談判是在美蘇兩國干預下進行的，一般不敢，即使可能，毛澤東認為必須去，以伸大義；三是通過斗爭作必要讓步而達成和平協議，這是最好的希望，而且也達到了這一目的。毛澤東去重慶前曾對大家說：“蔣介石那么熱情，一而再、再而三邀請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會失掉人心，正中蔣介石的詭計。此去重慶，談成對人民有利，對中國和平建設有利，萬一談不成，蔣介石把我扣起來做人質，他堅持內戰的嘴臉便暴露無遺。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歷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還說：“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就越好。”26日的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又說：去重慶“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在我，必要作一定讓步，在不妨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作出妥協……不要依靠談判，不希望蔣發善心，堅決依靠人民，就是我們出路。”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43天中，除了重大原則問題由毛澤東和蔣介石有過五次面談外，都是由周恩來、王若飛在具體談判，而毛澤東將主要時間用在接待各方人士和上門探訪各界代表人物，接觸了在重慶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國民黨黨政軍高層官員，以及相關國際友好人士及新聞記者等。這對毛澤東乃至中共歷史上來講，是從來沒有這次對外界的廣泛接觸，實在是一次最有成效的統戰工作。甚至簽訂《雙十協定》，離開重慶后還因為贈柳亞子一首《沁園春·雪》詞而再起“毛澤東熱”的政治風波。第一次艱難的決定，終于獲得圓滿的成功。但毛澤東一直作兩手準備，一手隨時準備蔣介石破壞協定準備戰斗，一手還設想了通過議會斗爭爭取在15年中獲得政權的計劃。

然而，好景不長，再一次艱難決策又降臨在毛澤東面前。第二次艱難的決策是蔣介石終于撕下“假和平，真備戰”的面具，于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面內戰，并揚言“要在三個月內消滅共軍”的情況下要不要應戰的問題。

當時，國民黨在美國支援下通過空運、海運將大西南、大西北的部隊輸送到東北、華北和華東前方。中共的軍隊雖然已發展到120萬人，但與國民黨的430萬軍隊是難以相比的，何況國民黨背后有著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支持，而中共背后的老大哥對美蔣實力的優勢而不想共產黨強硬應對。加上廣大人民群眾不想國共內戰，有些人還怕美帝國主義、怕原子彈，對中國革命前途表示憂慮。

這時，中共領導者必須回答三個問題，一，要不要和敢不敢以堅決的自衛戰爭來粉碎國民黨進攻？二，怎樣看美蔣實力上的優勢和能不能打敗它們？三，應戰或不應戰的后果如何？最后會是怎樣的結局？

據胡喬木回憶，正當毛澤東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6月底，黨內有兩位高級領導同志就國民黨用20多萬部隊包圍中原軍區新四軍第五師的情況，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于國際國內形勢的報告，提出他們的看法、疑慮和建議，望中央作出決擇。為了從中學學毛主席的思維方式，不妨多費點時間摘其內容供參考：

報告在國際形勢部分認為，世界人民革命勢力的中心蘇聯因在“二戰”中嚴重受傷，需要休息與鞏固已得的勝利。世界帝國主義勢力也在戰爭中削弱了，但美國卻相對地打強了，成為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帝國主義各國都依賴美國來恢復元氣。美蘇矛盾更加尖銳了。關于國內形勢認為，經過抗戰，人民勢力雖然發展壯大了，但根據地沒有聯成一片，尚缺一個更有實力更堅強的中心，也不可能得到國際革命實力的援助。中國的整個反革命勢力在抗戰中削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蔣介石CC派反而在抗戰中加強了，并得到美國的援助。

基于上述分析，報告提出三種對策：一，讓步以達和平；二，拖延以待時機；三，堅決打下去以分勝負。他們認為目前和戰已到最后關頭，拖下去的可能性已很少，只有一、三兩條路可走。如采取讓步以達和平的方針，若能求得全師而退，保存干部、保持部分軍隊與部分解放區，求得部分民主改革，還是讓步以求和為宜。但又估計蔣介石不會因我黨讓步就放下屠刀。這樣則不如采取堅決打下去。但這個方針也有危險，勝利把握不大，如打得好則可能打打停停，求得長期堅持以待國內外形勢的根本變化。

毛澤東閱讀報告后，立即作了批示，指出了報告的許多觀點是合乎實際的，是好的；但缺點是對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困難條件估計不足，對國際國內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備的順利條件也估計不足。毛主席還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革命力量所處的地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一些。對美蔣的壓力與要求，我們應當有所讓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讓步而是斗爭，如果我黨既有相當的讓步，而對其無理壓迫與無理要求又能予以堅持斗爭，其結果比付出更多更大的讓步反而要好些；如無堅決斗爭精神，結果將極壞。

后來，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將應戰的結果與前途作了大、中、小、無的四種可能性。大，就是通過戰爭，我們的力量越打越強、越大；中，就是打個平局；小，就是打了一些敗仗，力量弱了、勢力小了；無，指的是被徹底消滅。他認為四種前途中，無的前途不存在，盡管現在仍處于敵強我弱地位，但同土地革命戰爭比，我們力量強大的多，國民黨消滅不了我們；小的前途，只要主觀不犯或少犯錯誤，也可以避免；留下的是大、中的前途；只要方針政策正確，就可能爭取到大的前途。我們是被迫進行的正義戰爭，就是小的前途也必須應戰。

應戰的結果是，敵全面進攻，我防御階段的四個月是：我失土地，敵失兵，解放軍丟失105座城市，但殲敵33個旅近30萬人；又經過四個月，我放棄城市87座，同時也收復和解放87座城市，但殲敵41萬多。前后八個月，作戰160次、消滅敵人71萬人，粉碎了蔣介石全面進攻。接著，蔣介石集中兵力向陜北和山東兩地重點進攻。我軍實施積極防御，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在陜北我軍退出延安，用“蘑菇”戰術與敵周旋；在山東，分成內外線打擊敵人，打破了敵人重點進攻。1948年開始，毛澤東審時度勢，覺得該轉入大兵團作戰的時候了，隨令粟裕先打豫東戰役；一仗殲敵7萬余人，接著是濟南戰役，又是10萬余人，從而拉開了三大戰役的序幕。隨著淮海戰役的勝利結束，國民黨的整個敗局已定，從而為提前成立新中國創造了條件。

兩次艱難的決策看到，毛澤東的精明之處就在于他站得高，看得遠。他早在抗戰后期就想到戰后可能出現的局面和應對辦法，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斗爭與妥協，決策與民心，現實與未來等等進行綜合思考，依靠正確的決策與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去實現既定目標。

第三，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五大成就

建國后的前一個30年，是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探索中曲折發展的30年。也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為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又有嚴重錯誤的30年。我參加毛澤東誕生110周年在安慶召開的紀念會時說過一句話：要說貢獻，哪位領袖都比不上毛澤東的貢獻大；要說“錯誤”，哪位領袖人物也犯不起毛澤東那樣的“錯誤”。會議主持人后來在總結會議上把這句話用上了，只是各人解讀不同。30多年來，是以否定毛澤東為時尚的，這里，則要講講毛澤東時代五個方面的成就：

（一）經濟建設——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毛澤東不懂經濟”，文化大革命“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說法講了幾十年，似乎成了定論，人云亦云，大家都跟著說。其實，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不在于他懂得什么，而在于他這個時期做了什么。要說毛澤東不懂經濟，實非如此，也許他不懂微觀經濟，但的宏觀經濟比誰都強。最近看到一篇介紹喬宗壽著的《毛澤東經濟思想發展史》的文章，就稱“毛澤東是前無古人的經濟思想家”。這是作者研究了毛澤東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延安和建國前后，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再從新民主主義制度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兩次經濟變革后，得出的結論。外國人稱“毛澤東是中國工業化之父”或“中國工業化奠基人”等等更多。

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怎樣搞工業化，是有過復雜斗爭與艱難選擇的。有黨史專家將它歸納為三個重要的選擇上，我借題發揮幾句：

1、制度的選擇。中國選擇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是共產黨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信仰理想和追求的必然結果。是毛澤東探索中國工業化道路的首要邏輯前提。因此，中國工業化實現之前景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化道路不僅要使社會財富得到大量的快速增加，還要使廣大勞動者成為社會財富的享用者，“既要工業，又要人民”。“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將制度選擇與富民原則、強國原則結合起來。因此，在當時條件下向蘇聯學習是唯一的選擇。但毛澤東從來不盲目地照搬，一直在思考外國的東西為中國所用。到了1956年提出《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國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了。只是探索自己的路并非一帆風順。接著大躍進就碰了釘子。“大躍進”的基本思想是發動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供給制分配方式，這是具有經濟浪漫主義色彩，忽視經濟基本規律的。但“大躍進”并非全無成效。中國鄉鎮（社隊）企業就是在“大躍進”中產生的經濟創舉之一。同時在大躍進中實施了高積累的方針，在局部犧牲農民利益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的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國營工業的積累比例。正因為如此，大躍進后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中國經濟還是在60年代中期，迅速跨上了工業化飛躍進展的又一個新臺階。因此，在制度選擇上盡管付出了代價，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到70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生前已建成一個獨立自主，相對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一個赤貧的農業國，從什么也不會造到包括“兩彈一星”也能造的世界第六位的工業國家。這樣的成就在世界上還找不出第二個來。

在制度選擇上有個問題說一下，即多年來主張“私有化”的人，抓住三年災害時期餓死人的問題不放，夸大宣染，從一千萬到幾千萬，各說其是，都歸因為人民公社化造成的。我們不是人口問題專家，接受或反對哪一種說法，都說不清楚。但非正常人口死亡卻是事實。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里餓死人，實屬不該。所以，別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就不足為怪。不過，對我們來說，想弄清這個問題，不如了解點人口常識，端正認識問題的立場態度。我國從秦朝統一記載最早的人口是七千萬，如果按照馬爾薩斯人口論發展到1949年，應該是幾十億的人口，但經過二千多年到1949年時號稱“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為什么這么慢？一是戰亂中戰死，二是饑荒中餓死。主要還是餓死。遠的不說，按照美國駐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的記載說：國民黨時期每年餓死的人都在300-700萬之間。這就是說，把整個中華民國39年的時間里餓死的人在二億左右。這就值得想一個問題，為什么共產黨執政時期餓死人抓住不放的同時，卻在美化蔣介石統治時期？事實是，人口增長恰恰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從當初四億五千萬到70年代的八億，現在的十三億。新中國成立時的人均壽命是34歲（世界人均47歲）到毛主席去世時的人均壽命是67歲（世界人均58歲）。說明中國人口發展同世界比是進步的。這就是對借“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來否定黨和毛主席、否定社會主義的最好回答。這里再提供一個數據，北京《京華時報》2011年5月12日A4版一篇報道稱：“本報訊（記者李秋萌），今天是我國第三個防災減災日。昨天，中國紅十字總會訓練中心主任辛寶山表示，排除不可預見的自然災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國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逾800萬，其中八成是可以避免的。”這個數字對我們同舊社會與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是一個很好對比，對那些借死人問題攻擊毛澤東、誣蔑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制度是絕好的諷刺。還要指出，大躍進是毛澤東提出的，但浮夸風并非毛主席鼓吹的，這有報紙記載。毛主席在大躍進初巡視山東等地后，立即轉入對付中東形勢和部署金門炮戰去了。隨后，再巡視大躍進時，首先發現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瞎指揮、共產風等歪風，即在鄭州、武昌、上海召開會議制止“五風”，還親自給全國生產隊長寫信，抵制歪風。如今把大躍進中的錯誤都歸到毛澤東身上，完全顛倒了是非。

2、途徑的選擇。即用什么辦法搞原始積累籌集資金搞工業化問題。我們是工業創始階段，資本不可能從工業內部（第二產業）產生，當時更談不上第三產業。早期資本主義是通過“圈地運動”和殖民擴張來取得。蘇聯是高積累獲得。中國呢？這對毛澤東在路徑選擇上是很困難的。50年代初有過“先合作化、后機械化”還是“先機械化、后合作化”之爭。當時，一方面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必須以重、輕、農來安排三者關系，一方面中國是落后農業國，歷來就沒有解決過吃飯問題。“無糧不穩”是要造反的。究竟誰該優先，這是面臨兩難的由淺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認識過程。其間有過片面注重重工業時期，又很快意識到農業、輕工業的重要性，開始整體考察重、農、輕的關系，主張工農業發展同時并舉，提出農、輕、重為序的安排，最后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路線和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其實，農輕重也好，重輕農也好，在中國條件下都離不開對農民的索取。但這是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的轉變。實際上在工業機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會給老百姓帶來實際生活的改善，甚至會工業化越搞越窮，只有當工業機器達到一定的規模，才會源源不斷地為社會帶來產品。這也是毛澤東時代注定要過艱苦生活的原因。據資料介紹，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是幾代農民的付出，真正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是“二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吃不了苦中苦”而長期停留在農業社會里。毛澤東和一切目光短淺者不同，在重要的戰略決策上總是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著眼，從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籌劃。西化派精英把毛澤東時代的艱苦生活和出現的問題歸結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沒有道理的。過去在經濟建設中發生的問題，不論是大躍進，還是文革時期，問題是暫時的、可改的，業績是永久的，許多地方至今還在發揮作用的工業基礎，水利設施等是大躍進時期建立起來的。

3、外部關系的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立足點，但絕不排除對外援的爭取。建國之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對我國進行軍事包圍，還有經濟制裁、海上封鎖，想困死我們，把新生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對外部關系沒有選擇余地，只有向老哥蘇聯求援，而當時斯大林對毛澤東還是不太信任的時候，毛澤東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訪蘇，一住二個來月，蘇方拖延，毛澤東說怪話乃至電話上吵架，嘗到了酸甜苦辣，才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條約，爭取到三億元援助，使中國開始起步。從此，在毛澤東時代先后掀起三次工業建設高潮：一次是50年代以蘇聯支援的156項工程為基礎的建設高潮，一次是60年代中期以“三線”建設為內容的建設高潮。（這是在“借雞孵蛋”的方式基礎上實現自力更生的建設。三線建設既有工業布局的調整，也有戰備的考慮。隨著經濟的發展，使大三線的工業基礎大為加強，包括少數民族的偏遠地區，社會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盡管戰爭沒有發生，但對保衛國家安全，都有長遠意義）；再一次是70年代打開中美關系后以引進西方技術為主制訂的“四三方案”。即以43億美元從美、日、德、法、意、荷、瑞士等國進口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等幾十個項目，主要用來改善人民生活用的，這批設備投入生產后，對改善民生起了重大作用。華國鋒主持召開黨的十一大所訴求的經濟指標（后被譏諷為“洋躍進”）其實主要就是毛澤東、周恩來生前審批的“四三方案”的進一步落實。所以，要說改革，毛澤東是最大的改革家；要說開放，實應從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算起。毛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固然是長遠的政策，但當時主要是針對敵對勢力封鎖背景下的措施。現在青年中把毛澤東時代視為閉關鎖國、禁錮保守，實屬荒唐。眾所周知，中共與美國打交道始于1944年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此后，毛澤東就向美方表示過歡迎美國來投資，更有多次向有關人士傳遞過他想到美國密西西北河去游泳，直到1970年向斯諾講了這個話，終于在1972年美方主動來敲門訪華，打開了大門，為后一個30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前提條件。

（二）政權建設——建立了一個嶄新的人民民主政權

毛澤東的政權觀念是極強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他不僅是在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上該做什么，而且更深層地在政權性質上、各級執政者應有的政權觀念上思考問題。他講一生干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是武化革命；后一件事是文化革命。武化革命是武裝奪取政權，文化革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即指頭腦里的思想革命或靈魂革命。

這一認識也許會有人說，難怪毛主席一直重視政治運動而不重視經濟建設？這個說法不全面，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一樣都希望盡早把中國經濟搞上去，但誰也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把經濟與政權建設聯系起來想得那么多、那么深遠。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問題是哪個朝代的皇帝、總統，哪一個階級的統治或哪一種制度都是要抓的，“民以食為天”么？經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而毛澤東特別注重抓上層建筑，是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權與歷史上任何一種剝削制度的私有制政權之不同，就在于不單是要把生產力搞上去，更有一個用什么思想、什么辦法去發展生產力和生產發展的成果歸誰所有的問題。這正是單純從事經濟工作者所容易忽視的問題，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爭論的“效力與公平”的問題。效力是經濟問題，公平是大眾的權力或民主問題，將它放大了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問題上還要不要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正如80多年前在古田會議上批判過的“軍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一樣換成了“經濟好，一切都會好”，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現在的一些經濟“精英”，像候寶林說諷刺相聲，只管用夾板治鑼鍋病而不問人命死活那樣，只要把GDP搞上去，確保自己政績就行了，其他是不屑一顧的。其結果就不知不覺地在甜甜蜜蜜中使“黨變質、國變色”，使廣大工農勞動大眾再次成為剝削的對象。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比人想得多，也想得早。早在1945年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談及“周期率”的“窯洞對”，雙方都是圍繞“政權”問題點破全國人民關心的問題，黃在其回憶錄《延安歸來》中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存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治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這一回答，絕非信口開河，隨機應對，而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后就有深思的一種使命感。因此，他在全國勝利前夕，就提醒全黨同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向全黨提出做到兩個“務必”的要求。中央從西柏坡搬移北京稱為“趕考”。早在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版后就推薦學習，多次提到共產黨不能當李自成。新中國成立之初，之所以把充滿憂患意識的《義勇軍進行曲》確定為國歌，毛澤東原委是讓人們“居安思危”。不要忘記得來不易的人民政權。特別是蘇共20大全盤否定斯大林開始，毛澤東已預見到這已不是對個人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對馬列主義背叛的一個信號，加上特權階層的形成，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危險，從而提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口號，加深了保衛無產階級政權的憂患意識。最后發動文化大革命，既是為實現“窯洞對”中“民主治國”“民主治腐”的諾言，也是在國內采取反修防修的戰略措施，嘗試“大民主”方式，造成“人人起來負責”的氣氛“來監督政府”。“文化大革命”在他身后失敗了，但失敗的不等于就是錯誤的。他老人家去世后15年，蘇聯解體了，國內黨政機關腐敗的出現，都表明他晚年圍繞“反修防修”的戰略思考，實在是建設無產階級政權中值得總結的遺產。

（三）外交建設——奠定了走向強國的基礎

毛澤東從對立統一的矛盾規律出發，一生強調斗爭哲學，對一切舊東西，主張通過斗爭獲得新的進步。在他看來，這是革命者必須具有的一種精神，是革命者首先在政治上應是強者的表現。他的這種斗爭精神，也就是造反精神。他在家里造父親的反，在學校里造校長的反，在省里造省督（省長）的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就開始造舊制度的反，造蔣介石的反；取得政權后，既造國家貧窮落后的反，又造美帝、蘇修的反，并成了“一位支配世界勢力，構劃世界政治版圖的歷史巨人”。這說明毛澤東領導的造反與斗爭，并非一些人庸俗化理解的亂斗亂反，而是符合歷史規律的、講究科學、政策的一種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如他主政的27年中，建國初提出“一邊倒”的政策，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立住了自己的腳跟，獲得了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六十年代后是“一條線”“一大片”的政策，爭取中間地帶，團結了亞非拉廣大朋友，贏得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加強了對美蘇兩霸的斗爭；中美關系打開大門后，并沒有放棄反對美帝蘇修的政策，而是以“三個世界的理論”，進一步敲響了反對霸權主義斗爭的喪鐘。可以推想，如果堅持毛澤東、周恩來時期的外交政策，就不是今天的美國還能耀武揚威的時代了。正如美國前總統布什說：“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

那么，毛澤東是怎樣從一個受人欺負的弱國走向世界民族之林？大致做了五個方面工作：

1、“二戰”結束后受雅爾塔格局的影響，激發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發憤圖強的決心。中國名為戰勝國，收回了三萬多平方公里的臺灣，卻割出去150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國民黨政府是無能，共產黨是無奈。蔣介石缺乏戰略眼光，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兩次想把琉球群島交還中國管理，卻被拒絕，如今成了美日包圍中國的鏈條，還留下了釣魚島問題。戰后的美國憑著他獨家擁有原子彈而拿著“第三次世界大戰”嚇人，迫使毛澤東以“原子彈是紙老虎”表達反霸斗爭的決心，并武裝了全國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思想。

2、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毛澤東早已看到，中國這個名不符實的大國，要使它強大起來是離不開同霸權主義較量的，而弱者要轉化為強者，則是依靠符合客觀實際的主觀決策斗出來的。和平不是乞求來的，但決不是盲目亂斗亂干，而是在政治上是有理、有利、有節的強者。如抗美援朝的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國人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周恩來在9月和10月連續三次發表聲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話，中國人絕對不會坐視不救。當時的美國無視中國，迫著中國出兵了，并將它擊退了。朝鮮戰爭雖然沒有把美帝趕出朝鮮半島，但對中國來說，其意義遠超戰爭本身。美國建國以后第一次在毛澤東決策面前沒有達到戰爭目的，就是中國的最大勝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重新崛起之戰。有人說，抗美援朝代價太大了。試問對抗美援朝持否定態度的先生們：抗日戰爭中，南京之役，被屠殺30萬軍民，敗退了；朝鮮戰爭中，我志愿軍犧牲18萬人，把世界頭號帝國主義擊退了，創造了近代世界史上的奇跡，不值嗎？

3、繼抗美援朝后，連續四次衛國戰爭，確立起中國的威懾力。這四次衛國戰爭是：一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這是印度在美國支持下，還有與赫魯曉夫縱容下，我邊防部隊屢遭挑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起反擊的。戰爭的結果不僅給印度擴張分子以嚴重打擊，而且將一切戰利品包括被俘人員、武器裝備，不講任何條件，讓他們打著白旗前來領回，既顯示了自衛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更在國際上樹起了中國的高大形象；二是援越抗美戰爭。其實，援越抗美前，還有五十年代中期的援越抗法，是在以韋國清為顧問團長的參與策劃下，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使法國退出越南，才奠定了越共勝利的基礎。以后，美國取代了法國在越南的地位，于1964年前后制造了“東京灣事件”，實際是對中國的戰略試探，如果中越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示弱，就會派兵越過北緯17度線，擴大戰爭。在此情況下，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三句話：第一句，如果美國人膽敢把戰爭擴大到17度線以北，中國的遼闊國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中國人從來不愿意和美國打仗，但是如果這場戰爭和美國人打起來，戰爭就沒有國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中國人說話從來是算數的（這句話雖是外交辭令，實際是提醒美國人別忘了朝鮮戰爭）。有資料說，當時美國五角大樓就因中國政府的這三句話，一周徹夜未眠，趕緊忙活起來去分析形勢，認為中國的這三句話是要動真的。就這樣，一直到1973年越南問題的巴黎和約簽訂為止，不敢派一個兵越過17度線。1972年尼克松訪華，除了要利用中國反蘇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有求中國在越南問題上讓其體面地擺脫困境。三是珍寶島之戰。這是蘇聯在中美邊境陳兵百萬的情勢下，蘇軍侵犯我烏蘇里江上一個彈丸小島，為國家與民族的尊嚴而發起的自衛反擊戰。它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捍衛了國家的領土主權，也證明了中華民族不容欺侮。正因為進行正義的英勇反擊，才使蘇聯對中國進行了重新認識。四是西沙之戰。這是中國南海海疆一再被侵占，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74年初向南越占領的西沙發兵作戰的。這一戰把西沙收回來了，但鑒于當時海軍力量不足，當今南海諸多島嶼還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下被鄰國占據著。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遺憾，也是后人奮斗的方向。

4、中蘇論戰。從1956年到1966年間的中蘇論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一次大論戰，也是蘇共在建黨問題上所存在的缺陷而導致走上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并影響中蘇關系正常發展的必然結果。中蘇關系發展大致三個階段：一是建國初期的密月期，我們沒有經驗，唯有照搬蘇聯；二是1956年毛主席發表《論十大關系》之后，中國開始走自己的道路（我們沒有參與國際分工的聯合體）拉開距離，所以赫就用大國沙主義對付中國，三是中蘇論戰開始，走向對立。他還拉攏世界90多個共產黨中43個黨公開罵我們，逼得我們回擊。最終我們準備寫十篇論戰文章，九評一發表，赫魯曉夫垮臺，停止論戰了。中蘇論戰對中國得到兩大收獲：一是從蘇聯老大哥的陣營里真正脫出身來，樹立起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大國形象；二是在既反美帝又反蘇修的政策中，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戰略支撐點，從而形成了中美蘇大三角格局，但毛主席看到國際評論說當今世界已形成中美蘇大三角時，他批注說：“不要那個三角，我們要另一個三角，亞非拉。”

5、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彈，增添了中國說話的力量。毛主席說美國原子彈是紙老虎，是不怕它們威脅、恫赫，旨在揭露帝國主義反動虛弱的本質。而當革命者掌握了原子彈，它就成真老虎、鐵老虎，如虎添翼，使帝國主義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和平就更有把握。

（四）文化建設——集中華民族精神文明之大成

文化有大小不同的概念，衣食住行、個人素質涵養等都有各自的文化內涵。它是相對于物質反映出來的一種思想精神。辭書上講，文化就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也可以理解為相對于經濟基礎而言的整個上層建筑，都可以作大文化概念來闡釋。這里不是談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就學、體育、衛生、住房、養老等等成就，而是說說毛澤東是什么樣的治國理念來指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其實，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也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就是要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建設文化。從貫穿在毛澤東一生的思想理論與實踐活動中看到，有三個基本觀點是最為突出的：

一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大國大黨的使命觀，這是永繞毛澤東心頭的靈魂，也是他用來指導各項文化建設的生命線，是他一貫強調政治的統帥作用和端正各項業務大方向的原因所在；

二是勞動創造世界的人民觀。勞動者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勞動者的生活永遠是精神文化財富的源泉，所以說，我們想問題、訂政策，不能忘記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尊重人民群眾的基本立場問題，也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依歸，實施共產黨人偉大目標的根本動力；

三是唯物主義的辯證觀。毛澤東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中，高度重視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高度重視精神因素的領導作用，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同其他一切私有制政權的根本精神文化區別，同時也是區別進步與保守，劃分左、中、右的思想界限。長期來，一些人（包括自己）不理解毛澤東的主觀能動性的科學運用，也跟著某些權威不加分析思考，指責毛澤東晚年犯了“左”的錯誤。其實是站在右的立場觀點看待毛澤東。

上述三條，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三個側面的集中反映。使命感是奮斗目標與黨性原則的根本立場；人民觀是對勞動者態度的基本觀點；辯證法是從矛盾對立統一觀出發，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基本方法。這幾條一般都懂，也能講，但誰也沒有毛澤東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指導各項文化建設的行動上。這三條的融會貫通，正是毛澤東生前事業之成功的原因所在。因為毛澤東能最好地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力量轉化為人民掌握的物質力量，去戰勝不可能將統治者掌握的物質力量轉化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對手。蔣介石敗在毛澤東之手是這樣，稱霸世界的美國沒有難住毛澤東，反而主動叩門求見毛澤東，也是這樣。所以，毛澤東能受到任何對手的稱道和尊敬。當年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是專門考察毛澤東締造的軍隊為什么服從性主觀能動性都表現那么優秀問題的，毛澤東對他講：這東西你們外國人是學不到的，這里既有民族積淀的因素，也有意識形態內容，并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你不怕赤化的話，可以先學一學辯證法，然而再來研究中國戰略戰術。蒙帥回國后向報界驚呼：千萬不能同中國軍隊打仗，特別是在陸地上。這就是毛澤東用他的軍事文化思想培育了人民軍隊的結果。

毛澤東在文化精神建設上的三大特點，可謂是通向人類解放的普世價值。但有人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包括毛澤東思想，想以“鄧三科”取代“馬列毛”。歷史早已告訴人們：兩種思想文化，兩種不同后果：精神“勵志”激發人們奮斗向上；金錢“勵志”促使社會腐敗墜落。可謂涇渭分明。

北大教授鞏獻田對毛澤東時代的文明作了這樣描述：“建國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國的社會風氣和人們的道德狀況，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的高度贊賞。僅《鄧小平文選》第2、3卷中，就有五處明確的談到，那時我國的社會風氣“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會秩序很好”。我國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社會風氣和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張地說，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不僅數千年舊社會積淀下來的污泥濁水，諸如吸毒、賣淫、賭博、綁票等，蕩然無存；而且人際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助人為樂，團結互助，蔚然成風；爾虞我詐、欺蒙拐騙現象很快消失；夜不閉戶、拾金不昧等中華民族世代渴望的優良道德成為真正的現實；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跡隨處可聞。當時的社會犯罪率和自殺率是屬于世界最低的國家！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雷鋒式的好公民，成千上萬！人間確實充滿了真正的愛！

鑒于毛澤東時代的文明進步，一篇題為《毛澤東是代表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歷史巨人》（作者胡宗翰）將毛澤東時代的文明是能同古希臘文明相比美的“人類文明的兩座高峰”，不是沒有道理的。古希臘文明是歐洲和整個西方文明的源頭，毛澤東時代的文明可以視為通向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開端。因此，古希臘文明的興起，和20世紀中期中華文明興起，時代不同，但意義相通。誠然，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逝世后一些人借口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而丑化、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思想建設是徒然的。一切有良智的人們，都應該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尊重歷史，正視現實，把握未來。

總而言之，毛澤東主政的27年中，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在上層領域的文化教育、體育衛生、醫療保險、社會風氣、精神面貌等各種事業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就以近世紀來落后的科學技術來說，2007年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評選出現代中國為人類世界作出貢獻的四大新發明——人工胰島素、復方蒿甲、雜交水稻、漢字激光電排系統，都是誕生在毛澤東時代。可謂是中國復興與崛起的“科學之春”。

（五）理論建設——提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

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最為敏感的問題。但既是講毛澤東的成就，是一個不能不講的問題。當前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是兩種認識與態度：一種是肯定的態度，認為社會主義條件下仍有繼續革命的問題，當年否定繼續革命是認為毛澤東錯估了形勢，而實際的發展又是毛澤東預見的那樣，是正確的。因此是一個怎樣總經驗，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另一種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進入社會主義后主要是搞經濟建設，社會問題“以法治國”就行了。我們現在的政策，仍是按否定的認識態度制訂政策的，所以在理論與實踐上都處于尷尬的地位。是這里不便講，也講不清的問題。為什么？1、關系到怎樣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文革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即繼續革命），這是“歷史決議”、鄧小平、葉劍英等講話中都是認可的，因此，否定的是文革中的做法與直接的后果。對此，毛澤東自己也講到文革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仍持“三七開”，即在“繼續革命”理論上堅持其自己的立場觀點、究竟怎么看？2、關系到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和改革的方向問題。誰都知道，改革開放是建立在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繼續革命”理論基礎上實施的，也是當時為大眾接受的。但隨著蘇聯解體，國內黨政機關腐敗、國有集體經濟解體、貧富分化、勞動者主人公地位喪失等情況，自然地在民眾中重新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有沒有一個“繼續革命”的問題？3、關系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問題。“非毛”者說毛澤東民主革命有功，社會主義建設有過，文化大革命有罪。“挺毛”者認為，毛澤東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終其一生，就大是大非、思想理論、路線方針而言，毛澤東從來都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文革失敗也敗在他身后。“繼續革命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顛峰”。對“繼續革命”理論的肯定與否定的巨大反差，實際上成了當今思想理論界混亂的癥結。4、關系到毛澤東身后接班人的評價，特別是華國鋒、鄧小平，還有江澤民、胡錦濤等，他們各自對馬列毛，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立場認識和態度問題。所以，這里只提出供思考。

總之，一個政黨，一種主義，都是有自己的理論來指導自己行動的。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黨之所以能從弱變強，不斷地戰勝敵人，就在于他能用正確的創新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隊伍，指導自己行動。并能產生壓倒一切之勢，而不被敵人所壓倒。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理論，決不僅僅是“文革”的產物，而是與他的政權思想聯系在一起的，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延續與發展。如果擺脫在實踐中那些具體行動上的錯誤，單從理論而言，無疑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實踐這一理論的“文革”在身后失敗了，“繼革”理論被批判了，但失敗的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東西，批判的也不一定沒有合理的成分。須知，毛澤東是表示愿以“粉身碎骨”的殉道者也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成也在此，敗也在此，只能任人評說。

第四，毛澤東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盡人皆知，都有分享，并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對象為世人所關注。那么，這個進步與發展與已經去世的毛澤東有什么關系呢？

今天的現實，是昨天的歷史延續。也是明天的歷史起點。我們的改革是對毛澤東時代的錯誤與不足進行糾正與改進；我們的開放是引入先進、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是在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邁向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雖然不是我們能看到的現實，卻是先輩為之奮斗犧牲而創立的中國共產黨所確立的追求目標。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特別是在中國實踐的經驗告訴我們，共產主義并不只是空想的烏托幫，而是指引人們為之奮斗的科學理想。因此，任何借口改革開放去貶低、歪曲和否定毛澤東思想，是立不住足的，用發展了的今天，去否定毛澤東時代，用今天的物質生活去指責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奮斗，不是別有用心，也是思想糊涂。試想，沒有那一代人的節衣縮食、勒緊褲帶的艱苦生活，就不會有今天的物質享受；沒有過去集體經濟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就沒有今天“以工輔農”的條件；沒有毛澤東思想培育敢于反帝反修的勇氣、骨氣和志氣，中國就很難從霸權主義中擺脫出來，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大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軍事威懾力，就沒有“和平發展”的前提，更奢談“和平崛起”？沒有毛澤東設計的人民民主的政權體制和國家機器，就沒有改革開放的社會穩定保障；如此等等，都是一提皆明的。關鍵是要聯系現實，問個為什么？為什么全世界經濟同處“全球化”的環境下，中國經濟長期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離開毛澤東時代就找不到正確的答案。這里，介紹幾個側面資料供參考。

1、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美國的金融改革。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幾乎是改善中美關系的同時，美國實施了一項美元與黃金脫鉤的金融改革。就是用金融手段從全球向美國轉移財富。“物品向美國流，美元向世界流”。這是美國從“二戰”以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精心設計的一項經濟“全球化”工程。它完成了一個制造業大國向金融業大國的一次轉型。了解這一背景，我們就可以懂得，為什么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把它的所謂垃圾產業、夕陽產業紛紛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而讓它70%就業人口從事金融和金融服務業。而中國成了“世界加工廠”。

美國的這一改革，使世界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使后期工業化國家改變了生存與發展條件。它的特點是包括股票、期貨、匯市等在內的金融市場交易量一飛升天，完全脫離了物質生產的羈絆，結果，世界成了一個大賭場。西方工業國從70年代后期開始，尤其是90年代以后，用直接投資方式將產業資本向新興國家轉移（從70年代前的數十億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數百億美元，然后到90年代的數千億美元）形成發達國家產業空洞化（世界貿易從1970年的6千億美元增加到80年代的38800億美元，再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億美元）。與此同時，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國際貿易猛增，這就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業化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是所有后期工業國能否有效利用這個機會實現高速發展的關鍵。中國的改革開放正處于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下啟動的，如果缺少這樣一個背景就無法理解中國能持續發展的原因。

2、全球化對比中的中國優勢是怎么來的？西方產業資本外溢并不只給了中國機會，也是給了世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機會，尤其是數以千億美元級直接投資的印度這樣大國的機會。但是，中國卻利用了世界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的最大部分，這是為什么？

對此，除了中國適應時機采取改革開放大力引進的同時，就不能不分析毛澤東時代為我們做了什么？為什么中國能及時把握了機會而發揮其作用？中國的優勢從哪里來？

須知，由于這次轉移是帶有全球性的，規模很大。因此，人口大國就成了轉移的主要對象，亞洲成了主要地區。對于韓國、泰國等人口小國和臺灣地區來說，制造業一發展，勞動力就緊張，工資很快上漲，西方產業資本很清楚這種情況。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人口接近億以上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其中最有可比性的是中國和印度。有“精英”不是說：“中國當上三百年殖民地就像香港那樣富起來”嗎？印度是世界最早的殖民地大國之一。英國早在1600年組成東印度公司開始經營著印度，掠奪印度礦產財物，占據沿海地區一些據點。1757年發生印英戰爭，印度戰敗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直到“二戰”后1947年獨立。如果從東印度公司開始是347年，印英戰爭失敗開始為190年。當新中國成立時與印度獨立時的工業基礎、鐵路、交通等都無法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制度都比中國早、時間長，現有人口11億。按理，印度應該比中國機會大，但是，歷史并沒青睞印度而選擇了中國，為什么？中國有比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毛澤東時代創下絕對優勢的兩個條件：

一是人口整體素質的優勢。因為質量高而且價格低的勞動力隊伍是投資產業的重要條件。這一點，中國處于絕對優勢。中國早在1978年中學入學率就達到87%，文盲率是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學入學率只有30%，文盲率為60%。到大投資的1995年，中國中學入學率達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的中學入學率達到49%，文盲49%。這樣的勞動力素質結構，自然很難被產業資本看中。其他幾個國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學入學率和文盲分別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沒有達到中國改革前的水平（統計顯示，中國1978年中學在校生人數比1995年還高）。國際資本都是唯利是圖的，質量高價格低才會來。

二是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優勢。尤其是重工業和交通、能源體系的條件。因為制造業要求充分配套，如果電力、鋼鐵、交通、技術裝備條件不好，產業部類不齊全，單個制造業根本不會進來。1980年，中國的發電裝置已經達到8500萬千瓦，到1993年達到18000萬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到中國1980年的水平，人均裝機容量只有中國的62%。夏天連空調都開不了，還哪里有電搞生產？1980年，中國的鋼鐵是印度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沒有改革前中國鋼鐵工業的基礎，根本無法與迅速增加的制造業配套。1980年，中國鐵路貨運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貨運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途運力去滿足新增的制造業？中國正是建國后正確地處理了重輕農的關系，大力發展能源、交通和設備制造業，才具備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業的條件。誰能說毛澤東只會打仗、不會建設？

3、毛澤東的道路選擇與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為什么中國人口整體素質較印度好？為什么中國工業比印度落后卻能早就把工業做的部類齊全？就因為中國選擇了一條與印度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與計劃經濟。在這個時代實行了高積累、低消費的基本國策，全國人民響應黨的號召，為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發，識大體、顧大局，團結一致，艱苦奮斗，才創造出這個改革的大局。否則，中國的現在就會與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就是制度的優勢。在制度問題上，還可進一步設想，中國和美國的面積差不多，如果將這片國土比作一張飯桌，那么美國是三人一桌，中國是十三人一桌，試問，中國這一桌能像美國這樣自由地吃嗎？令人不解的是，美國這一桌飯，本來用任何方式也該比中國十三人一桌吃得好。然而，美國還要把手伸到其他飯桌上去。掠奪他人的財富歸自己所有，這算什么財富？值得學習么？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方向是唯一正確的方向。理想的社會，至少在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以保障人民群眾有一個打不破的“鐵飯碗”和與生俱來的民主權利，同時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以確保各種不同環境條件下的人才智能的發揮。從而實現按勞取酬的一個有富人但無窮人的康樂社會，造就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誰也不能否認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把這些成就如果僅僅歸結于改革開放，或者是總設計師的貢獻，那太淺薄了。就看看香港郎咸平教授在一次講座上是怎么說的吧。他說：“我告訴你，毛澤東有多偉大，你不要再評論他，而且很多人說，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功勞，我跟你講，當時是一片空白沒錯，我問你，如果你把鄧小平放在非洲，會不會造就今天的中國，你跟我講？不會。可見鄧小平所接受的這塊土壤不是非洲、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什么？一片沃土。誰給他的？毛澤東給他的。毛澤東的偉大啊，根本不是你所能想像的。我可以再……大膽地說一句話啊，能夠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的人是極少數、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聽眾笑），對不對？所以你們不要跟我談毛澤東，我比你理解得多得多，如果我們中國（人）都像他一樣的話，我們早就發達了，不會等到今天了，你知道嗎？”

天下認知的差別是如此巨大，愛憎是如此分明，只能從不同的立場、觀點、道路、路線上去尋找答案了。

結語：永遠的毛澤東

毛澤東去世已經35年了。自從揭露批判“兩個凡是”開始，毛澤東也就從“神壇”拉下平凡。隨著揭批查運動的深入發展，一批在“文革”中受過“苦難”的“精英”與變天分子們，視毛澤東為最大精神障礙，打著理性思維的旗號，宣泄他們的情緒，否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經過30多年的“丑化”“妖魔化”與“非毛化”，終于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連“毛澤東是億萬富翁”、“毛澤東的文章、詩詞是人家代作的”等等也搬出來加以誣蔑。

從現實思潮來看，在“北有炎黃、南有周末”的輿論影響下，仍在推進“非毛化”。但物極必反，隨大流的人也在重新思考問題。研究毛澤東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深，再也難以用“個人崇拜”、“集體智慧”能阻擋和迷惑人了。國內如此，國際上更如此。呼吁“用毛澤東的思想觀察當今世界“的聲音越來越響。在英國研究毛澤東的人就有3500余人，而且研究的角度更高更深。正如中央黨校張志明教授說：今天西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文化大革命和人類前途的關系。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早在70年代就考察研究了中華文化，后來在日本對其同行說，要是選擇一種文化領導世界的話，他會選擇中國文化領引世界潮流（大意），還說：“文化大革命可能給人類找到了一條出路。”

美學者施拉姆說：“毛澤東的一生是在為人類的最終命運戰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僅是公平正義的化身，也是不畏強權的斗士。他不僅處處維護中國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費盡心血。毛澤東出色的戰略眼光，讓那個時代其他政治領袖黯然失色。”

錢學森是毛澤東的忠實“粉絲”，他生前曾說：“如果丟掉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2007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時錢老還寫了《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初探》的文章，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寄以深厚的希望說：“導師偉業垂千古，長征接力有來人；長江后浪推人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未來中國的領袖們，應當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超越毛澤東。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澤東。關鍵要抓住兩個方面：首先要有遠大的抱負，中華民族決不會甘為人后。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號召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凝聚力。只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發奮圖強，科學謀略，才能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頂尖水平！要繼續和發揚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所屈服的大無畏的毛澤東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謀略，不僅是中國的謀略，更要加強研究西方的謀略，特別是經濟謀略。未來的主要戰場更有可能是在經濟領域展開。什么是領袖，領袖就是謀萬世者，領袖們的謀略從哪里來，毛澤東的偉大成就表明，其過人的智慧主要來自于中華五千年謀略的正確總結。靠的是對歷史上的大量實例分析來積累的經驗。這和諸葛孔明初出茅廬便能夠大展宏圖的一個道理。中國未來的領袖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來的西方經濟謀略史。最后創造出結合雙方優勢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謀略體系。從而占領未來競爭中的智慧制高點。讓五星紅旗高高飄揚！”錢老的這一段話，代表著老一輩對新一代領導人的殷切希望。

郁達夫在紀念魯迅的文章中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卻不知道愛戴擁護的民族則更為可悲。”當今學者何新說：“在生前，毛澤東曾經一次又一次地震憾了整個世界。在未來，毛澤東必將成為世界歷史中一個永恒的話題——一個神話，一個傳奇，一個理想，一個夢境！世界歷史由于曾有過毛澤東而不寂寞。中國正是由于有了毛澤東，中國才仍然是中國。正是由于創生了毛澤東，中華文明才再一次向世界精辟地證實了它的智慧、輝煌、它的魅力與永恒的生命力”。

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屬于全人類。

2011年4月18日初稿，此為5月20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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