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黨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

甄巖

    由于劉少奇一九六二年的右傾，事關中國共產黨重大的理論和路線問題，必須非解決不可了。為此，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自1962年7月下旬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

（一）毛澤東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作準備。

在7月19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23、24日分兩批去北戴河。

1.7月20日，毛澤東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意見。他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范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么樣？難道說恢復就那么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談話要點，1962年7月20日）

2.7月22日毛澤東批語。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主持召開的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114-116）

3.7月23日，毛澤東審閱了由陳伯達起草的《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并決定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二）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從7月25日至8月24日，整整開了一個月。

1.會議的前半段，到8月5日為止，主要是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商業、工礦企業生產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文件總共有20個之多，這些文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2.7月28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會上討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國際形勢到莫斯科和平裁軍會議，再到國內形勢、東南沿海備戰、黨內出現一些右的苗頭、精簡工作、城市工作等等，都涉及到了。毛澤東發表重要講話。

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國際國內都有有關共同性的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

這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按照事先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調”方針發言，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犯了錯誤，脫離了群眾。要對這些黨打招呼，向他們說明我們仍然堅持斯德哥爾摩會議上（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中國代表團曾經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對蘇聯的對外政策。）我們的主張，我們在那個會上的調子，就是我們現在的調子。

毛澤東批評王稼祥等人在對外政策上，搞“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的路線”。所謂“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斗爭支援少一點。七千人大會之后，王稼祥等曾多次就對外關系上向中央陳述意見。他提出：“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還提出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意思是：不援助或者少援助。——筆者注）。（《王稼祥選集》，P445、455）

在談到黨內開始出現一些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他問三北地區的負責人：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里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

3.毛主席“周游列國”。在北戴河會議的前半段，毛主席分別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省市區負責人談話，聽他們匯報情況，議論一些問題，談自己的看法。他把這個過程稱作“周游列國”。這是毛澤東常常采用的一種方法。他要在會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時，先要分別與地方上的負責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起一種“吹風”的作用。下面摘引毛主席“周游列國”及其談話的一些情況。

8月2日晚，毛主席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參加。毛主席先問目前生產情況，又問到農村單干的情況。河北、山西、內蒙古、北京的負責人一一作了回答，說明山西、內蒙古和北京的單干情況并不嚴重，河北有少數生產隊有這個問題。毛主席說：看來你們那里單干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斗爭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斗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后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談到有的大隊核算單位沒有下放，生產也搞得很好，毛主席說：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辦得好，又增加生產，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隊。

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毛主席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田間管理責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組、到戶、到人，這是進步的管理辦法，不能說不好。（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要點，1962年8月2日）

8月3日，毛主席同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4日，毛主席同西南地區負責人談話。

8月5日，毛主席找來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參加。這一次，比較系統地講了他的意見，問題越來越集中到階級和階級矛盾問題上，而這個問題主要是從包產到戶引出的。

他說：我“周游”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云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毛主席在這里用提問題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見。接著他又說：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在講兩類矛盾的時候，毛主席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放到這樣突出的地位，這同他自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一致的。

他還談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斗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彭德懷的信，是指1962年6月中旬，彭德懷寫給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長達8萬言的信。）

講到分田到戶，毛主席說：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干或者全部單干。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他說：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干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談到形勢問題，他說：我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當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時講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間派。應當說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許多問題還亟待解決。還要花幾年的工夫，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最后，他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

這次談話，毛澤東是為8月6日在全體會議上講話，作最后的準備。

4.毛澤東批準成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中心小組由22人組成，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陳伯達、羅瑞卿、謝富治、谷牧、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

5.毛澤東接連批了幾個材料。其中有：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能讓關于保薦責任田辦法給毛主席的信，新華社關于南共聯盟領導人談南斯拉夫經濟情況的一篇綜合報道，新華社播發的題為《南斯拉夫經濟困難重重，社會弊害叢生》的報道，以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刊載的一篇訪問記《一個美國農場主對蘇聯農業問題的看法》。還有一篇論波蘭農業合作化發展道路的文章，是專批給陳云、鄧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6.8月6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三個問題，即階級問題、形勢問題和矛盾問題，要大家討論。

關于階級問題。他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么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這是個基本問題。我同六個大區的同志都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為之吃驚。

關于形勢問題。毛澤東說：國內形勢，就是談一談究竟這兩年我們的工作怎么樣。過去幾年，我們有許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還是搞好了，比如我們的建設工作，還是有成績的。這主要是講工業方面的建設，農業方面的水利。現在有些人說，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這個看法對不對？這是講農村。工業，因為主觀客觀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樣？也可以談一談。大體上說，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什么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哪一種對？或者都有不對？如果都不對，就要提出第三種看法。第三種是怎么樣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問題不少。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觀，不那么一片黑暗。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贊成那種看法。

關于矛盾問題。毛澤東說：有些什么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非是這兩類。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殘余還存在，那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這個殘余還要存在。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是不贊成沒有矛盾的，不贊成“無沖突論”的。

接著，他講到現實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單干問題。他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多少？從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從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上表現了。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干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其次是階層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分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分階層。比如現在鬧單干的，是那個勞動力強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比較貧的階層，有比較富的階層，還有中間階層。地主富農的殘余還存在著。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干。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接著，毛主席又談到積累同消費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敵我矛盾。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來說，實際上是起點題作用。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在會上我只是提了個題目，沒有表示態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問題上露了一點。等一兩天再講一點。”這個講話后，會議便轉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特別是階級斗爭的問題，而且形成一邊倒的形勢，全體與會代表都一致贊成和擁護毛主席的講話。

7.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心小組會議。

從8月9日到8月20日，中心小組共召開八次會議。每次中心小組會議一結束，參加會議的中央局第一書記就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主席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的進行。

8月9日，在第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上，六個組匯報討論情況：謝富治講了敵我矛盾問題，羅瑞卿講了部隊對單干的看法，陳伯達講了合作化的歷史，康生講了蘇聯集體化的歷史。毛主席隨時插話。他對這兩天各組討論的情況，認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問題，只抓具體問題，因此沒有展開。注意觀點和分析不夠，有些沉悶。他提出，現在需要務虛，認真討論一下。階級分析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面容易被忽略。

當李井泉講到，單干以后，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毛主席插話，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

在談到對形勢的看法時，毛主席說：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干。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干，小部集體。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毛主席還提出：關于矛盾問題，要再加上一條，即正確與錯誤的矛盾。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從一九五三年算起，不過才十年。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中間犯過錯誤，如“共產風”、瞎指揮、“大辦”、高征購等，本來想搞得快些，結果反而慢了。引黃灌溉是瞎指揮，沒有經驗，不知道還會鹽堿化。這些都屬于認識上的錯誤。所以我說要加上一條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毛主席還指出，現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8月11日，中心小組繼續開會。在聽取各組匯報以后，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鄧子恢發言。

大家匯報說，根據主席指示，集中討論了原則問題，很有興趣，熱情很高。毛主席滿意地說：“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陜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鄧小平發言說：“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干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這個歷史時期還有階級、階層，還有階級斗爭。”鄧小平還講到，無論在國際斗爭方面，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

劉少奇說：“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我們這個國家階級存在的時期還是很長的，因此，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關于形勢問題，他說：“一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五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五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毛澤東插話：“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八億斤，全國都增產。”）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干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因此五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當時，劉少奇認為全國最困難時期沒有過去，形勢不好，一片黑暗。而今公然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筆者注。）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毛澤東插話：“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劉少奇接著說：“當時對困難估計有三種設想：一是估計夠了；二是估計不夠；三是估計過頭。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充分一點，即是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完全是詭辯！他是極力鼓吹形勢“一片黑暗”的。此人毫無自我批評精神，歷來如此！——筆者注。）

劉少奇講到這里，毛主席又插了一段話，說：“恐怕還是一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并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只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復需要五年到八年。講農業恢復，不要說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夸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二千萬、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干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注意：毛主席在這里，不點名的批評了劉少奇等人的右傾！——筆者注）

劉少奇談到在經濟上、在黨內都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時，毛主席說：“不只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面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當劉少奇講到農業是關系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主席又插話說：“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么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百分之四十搞集體，百分之六十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否則生產就要破壞。”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曾保護田家英過關，這一次，毛主席點名批評了田家英。

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毛主席對他提出嚴厲批評。說他是屬于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不感興趣，并且又提到搞農業合作化他反對，要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這是在劉少奇支持下，鄧子恢提出的。這也是對劉少奇的警告！——筆者注）。

關于矛盾問題，毛澤東又加了一個：照抄外國與自力更生的矛盾。（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1日）

8月12日，毛主席找來1961年廬山會議印發的一個文件，當時是鄧子恢主持，中央農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毛主席曾寫過一個批語，肯定了這個文件。這一次，毛主席要求重新印發，并寫了一大段批語批評鄧子恢。還批評了他1955年砍掉合作社，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等問題。這個批語極為重要，因為，這個文件不僅是批評鄧子恢的，也是批評劉少奇等人的。現引錄于下：

“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廬山會議時印發文件之一，現在重新印發給各同志。中央農村工作部在那時還是正確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二部分的十條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確對待單干問題），對形勢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條分析）也很正確。過了一年（其實只有十個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為止），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就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是與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會議以前一貫不愿搞合作社；對于搞起來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幾十萬個，毫無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則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系的。我們歡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組會議上所作的聲明。他說，他在最近幾天，已經覺得自己的單干主張是不正確的了，這是值得歡迎的。但他沒有聯系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他那時，在城市，則主張依靠資產階級，而不是依靠無產階級），則是不夠的，所以我在那會議上給他指出了這一點。”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137-138）

8月13日中心小組會議，羅瑞卿、彭真等作了發言，鄧子恢再次作檢討。

羅瑞卿發言，在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時候，毛主席插話，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這是毛主席不是最早也是比較早地提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羅瑞卿談到錢能讓在信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復。毛主席接著說：“為什么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么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十個縣今年就可以恢復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復的問題。”

羅瑞卿還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干部，對于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主席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鄧子恢再次作檢討。當他講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又聽到黑龍江、四川等糧食基地垮了的時候，毛主席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只留下二萬八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后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談到，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四次話，贊成包產到戶。毛主席接過來說：“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調查，只調查了一個公社的一個隊，在湘鄉、寧鄉也只調查了一個隊，連一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于你，你敢講了。你六月講了，只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 （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3日）

8月15日，中心小組會議。李富春、譚震林和康生發言。

李富春發言，首先肯定毛主席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接著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十年。這時，毛主席插話，講了一個重要思想：“我們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當時，毛澤東雖然在政治上、指導思想上越來越強調階級斗爭，但也并非只講階級斗爭，不講生產，不講發展生產力。而是強調，抓階級斗爭、抓革命來促進生產的發展。因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毛澤東終生追求的目標。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明確地在“十六條”中，專門加上一條“抓革命，促生產”。這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被一再證明了的，完全合乎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當然，走資派們、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們總是要攻擊這是極左，這是毫不奇怪的了，這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

關于農業恢復時間問題，毛主席說：“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跟后來的實際情況完全符合，到一九六四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好轉了。（事實說明：劉少奇們提出，不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干，恢復要有八年的時間，真是右的不能再右了！——筆者注）

譚震林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過分了。

康生在發言中，主要講階級斗爭的規律問題。他說，過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搞出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

8月17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中心小組會議。李先念、周恩來發言。

李先念講到階級斗爭問題時，毛主席插話：“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斗爭忘記了。現在階級斗爭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李先念講到糧食問題，說征購任務減少了，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540萬噸，今年進口470萬噸，減少了70萬噸。逐年減少。毛主席說：“減少了70萬噸，就是14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到兩千萬，減到兩千萬，進口還可以再減。”他問周恩來：“今年進口糧食減少70萬噸，明年能減多少？”周恩來比較謹慎，說賬還沒有算，可先減少70萬噸，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說：“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主席說：“只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后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系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干什么？”李先念帶有檢討的口吻說：“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毛主席說：“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

當時商業工作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同時存在兩個市場（國家計劃市場和自由市場）、兩種價格（國家計劃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李先念提出一個問題：糧、棉、油是否進入自由市場？毛主席對這個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說：“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場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還不如讓它公開出來，起糧食交流作用。有許多三類物資，我們不搞，又不允許上自由市場，結果邯鄲把幾百萬斤三類物資都損壞了。” （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7日）

8月2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后一次中心小組會議。劉少奇就會議傳達問題講了話。毛主席同意他提出的規定個傳達范圍。

毛主席在會上講了話。他說：“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指鄧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歷史作結論。蘇聯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沒有搞好，糧食也沒有過關。”又說：“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地聯系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講話又轉到階級問題。他說：“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有的同志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十七世紀40年代，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間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明確地宣布，他的學說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到了列寧，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他說：“過去簡報看得少，這次的簡報都看了。對講階級、階級斗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斗爭，就沒有勁了。” （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20日）

毛主席在講話中，反復地講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這就抓住了整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階段的總綱，正如他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批鄧時所講的：“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8月24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舉行全體會議。毛主席主持會議，陳毅作關于國際問題的報告。至此，歷時一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后簡稱北戴河會議）結束。這次會議，從思想上、理論上、路線上、政策上為八屆十中全會作了準備。當天晚上，毛主席回到北京。

（三）八屆十中全會。先開了近一個月的預備會議（8月26日到9月23日，在北京舉行）。預備會議的前期，主要討論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批評鄧子恢的“單干風”，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干部交流等問題。從9月6日、7日起，以各中央局為單位的六個組先后轉入批判彭德懷、習仲勛的“翻案風”。

1.9月24日至27日，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的開法基本上是大會發言。

24日的全會，由毛主席主持并講話。他說：

“這次中央全會，要解決幾個重大的問題。農業問題、商業問題，這是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三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黨內團結的問題。工業問題、計劃工作問題，是第二位的問題。另外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監察委員會擴充成員的問題，再一個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問題。”

“這次全會可以說不是今天開始，已經開了兩個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在北京又開了一個月。實際的問題，在那兩個月各小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開大會，就不需要多少時間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著，他對8月6日北戴河會議上提出的三個問題作了系統闡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

關于階級。國際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那些都是資產階級國家，階級斗爭沒有解決，那就不待說了。所以我們有反帝的任務，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斗爭？應該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長時期內，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存在，因為本國資產階級殘余的存在，因為本國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中間還不斷生長資本主義分子，所以剝削階級雖然被推翻了，它還是要長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復辟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復辟。讀過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的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復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斗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大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接著談形勢問題，對幾年來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歷程，作了一個很概括的論述。

“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征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后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這中間，有一段強調得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修正主義壓我們。從一九五八年夏季開始，要封鎖我們的沿海，要搞共同艦隊。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中立，實際上是幫助尼赫魯。這一年十月，我們國慶十周年，赫魯曉夫在我們的講臺上攻擊我們。一九六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們‘圍剿’。然后，就是這一年的兩黨會談、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周恩來插話：還有個華沙會議。）你看，在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復雜雖然復雜，但也就是那么一個道理，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至于形勢，無論國際國內，現在都在好轉。”

毛主席談到第三個問題，矛盾問題。

“矛盾。我們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的矛盾；我們跟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國人民跟本國反動派的矛盾；各國人民跟修正主義的矛盾。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北戴河和北京這兩個月的會議，討論了兩項性質的問題：一項是工作問題；一項是階級斗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斗爭的問題。”

這樣，毛主席就把國內、黨內的問題同國際方面的斗爭（主要是同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聯系起來，這種聯系，的確帶有其必然性。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彭就和赫魯曉夫關系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遙相呼應。所以，毛澤東于今，即把右傾機會主義改稱為修正主義，并且提出了在國內要解決“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到了一九六五年，他就一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這兩種斗爭，國際的和國內的（主要是黨內的），歸根結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斗爭。這的確是有極其深遠的意義的。

這個問題，一再被現實和社會歷史的發展所證明：在蘇聯，自從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上臺，歷經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完全赤裸裸地搞修正主義，公開拋棄了共產主義，而復辟了資本主義，導致整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完全崩潰。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們就推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和毛主席對著干；所以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揭露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曾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毛主席逝世后，那個“永不翻案”的“還在走”的走資派上臺，經過了不過十幾年，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拋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復辟了資本主義，又重新把工人階級和億萬人民群眾壓在社會的最底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下崗失業，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重受二遍苦、遭二茬罪；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則生活在極端腐朽糜爛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賭之中。占全國人口0.4%的億萬、千萬富翁，掌握了整個國家70%的財富。在世界上也是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請問：這個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毛主席接著說：

“我現在再講一點，關于我們怎么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什么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我們就跟你團結。在座的有幾位同志就是這樣。我歡迎你們采取這樣的態度。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我勸一些同志，無論是里通外國也好，搞什么秘密反黨小集團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來，誠實地向黨承認錯誤，我們就歡迎，決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近來有一股風，無論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毛主席特別提醒大家：

“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后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志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現在組織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交給他們去審查。要有確實證據，要說服人。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正是由于毛主席接受和總結了廬山會議以來的經驗教訓，而表示了這個鮮明態度，使得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后，不僅沒有影響生產，反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另據，薄一波回憶：毛主席在這次講話中，康生遞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個條子。（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1130、1131）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中間，康生曾提出了小說《劉志丹》（上冊送審樣書）有嚴重政治問題，說這本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向黨進攻。為此，支持這部小說的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受到批判。在這次會議上，設立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一個是彭德懷一案，另一個就是習仲勛等人一案。

毛主席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這是搞上層建筑。”接著他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從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和奪取政權的斗爭看，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很值得重視！所以，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為了不使全黨像李自成那樣的悲劇重演，特別強調在進行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還必須要認真抓好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像新中國建立之后，對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批判，整風反右，等等一系列的斗爭，無不是認真抓好政治思想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抓好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2.在陳伯達對《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說明時，毛主席又作了許多重要插話。

當陳伯達談到1958年下半年起糾正錯誤的過程時，毛主席說：“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來了一個廬山會議，擾亂了我們。階級斗爭擾亂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廬山會議以后，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干擾，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0年差不多整個一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面去了。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干擾，什么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沒有什么好大的事。‘一個游魚三個浪，引得懶漢去上當’，那個懶人就得意了，以為很可以捉一批魚了，結果只有那么幾條魚。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現在已經站在我們這方面，或者將來要站在我們這方面，這是一個堅定的觀點，應該相信。”

陳伯達談到經過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條”、1961年的“六十條”，錯誤在根本上糾正了，我們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主席說：“一九六一年比較一九六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產二百億斤左右的糧食。再有兩年，明年、后年，整個國民經濟可能走上軌道。”

在陳伯達談到要逐步實現水利化和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用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來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毛主席又插話說：“我剛才講的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是講恢復生產，糧食增長。至于要過關，蘇聯四十三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四十三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個方面。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科學家。……什么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的呀，現在要恢復。商業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復。”

在陳伯達講到國際上修正主義也要封鎖我們時，毛主席說：“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碕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

誰說毛澤東不重視對外開放？那些人完全是睜眼說瞎話，惡意攻擊！毛澤東在這里就強調了要對外開放的問題。毛澤東肯定了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的路子，這對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極為重要的。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正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成套設備。1963年6月，經毛主席批準，中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采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隨后，又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參見《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P31）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提起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時，他去河南嵖岈山調查的往事。他說：“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預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是那么一些事情，生產了那么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里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毛主席說：“我就批評他。”陳伯達說：“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毛主席：“還有吳芝圃。”陳伯達：“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里布置的。”毛主席：“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志，一個是陳伯達同志，一個是吳芝圃同志，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3.對搞包產到戶的人，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批評了鄧子恢。

毛主席當時把陳云、鄧子恢、田家英，實際上作為黨內主張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三個代表人物。由于他們的身份不同，他們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主張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因而毛主席對他們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法。陳云，是黨的副主席，他只是當面向毛主席提出個人建議，而沒有到其他場合去講。因此，毛主席不論大會還是中心小組會，都沒有指名批評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圍的會議上，不指名地批評過。田家英，是他的秘書，也是當面向他提建議的，所以對他僅僅在中心小組會議上點名批評，語氣也不那么嚴厲。而對待鄧子恢則不同。因為他在中央黨校和軍隊系統多次作報告闡述和傳播包產到戶主張。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不僅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而且在大會上，指名批評。在各小組的討論會上，對鄧子恢也展開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還相當猛烈。

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主張是同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斗爭，涇渭分明，前者以劉少奇為總后臺、鄧子恢打先鋒，自上而下，代表了一條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而后者則是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億萬人民群眾共同走向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毛主席在世時，在每個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毛主席總是及時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地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潮和路線，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斗洗禮，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越來越鞏固和發展。然而，當毛主席逝世后，鄧小平篡黨奪權上臺以后，即繼承劉少奇的遺志，冒天下之大不韙，解散了人民公社，包產到戶，分田單干，首先在農村完全實現了私有化，復辟了資本主義；繼而，又擴展到整個城市，幾乎是全部的集體企業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營企業，都變成了私有制，而且大部分骨干企業，核心技術、尖端技術，幾乎都為外國跨國公司所控制和壟斷；中國只能成為外國的加工廠。億萬人民群眾，毛澤東時代的國家主人，如今重新被壓在最底層，成為被壓迫被剝削的打工仔和雇傭奴隸。極端嚴重的兩極分化，難道不是今天血淋淋的現實嗎？

4.9月25日到27日，繼續大會發言。

25日的大會，先有李先念對《中共中央關于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作說明。隨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繼發言。26日的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講話。27日，全會最后一次會議，先有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先后發言；之后，通過十個文件。在這些文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件修正草案》兩個文件。（見《毛澤東傳》1949-1976，P1259注釋<1>）

在這些講話和發言中，以及在全會的其他發言中，一致贊成毛主席所講的關于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意見和觀點，特別是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和激烈的階級斗爭環境中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政權的。階級斗爭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深深地印在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頭腦中。毛主席之所以，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因為階級斗爭是一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科學地總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提出的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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