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國模式

中國的近代衰敗只是世界地緣政治進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國不是一個只會內斂、含蓄的民族，中國自秦始皇之后就一直企圖在內斂與外向的戰略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十字軍的東征發生在中國的宋朝同期，西方的宗教熱情與中國的重文輕武形成鮮明對比，不能僅此就說中國是內斂的，或許從本性上講中國人是內斂的、熱愛和平的，現實政治的殘酷性不允許我們含蓄，漢朝的和親是我們的屈辱，漢武帝的反擊就是合乎道德與政治的。

中國的帝國主義是一種建立在內斂、含蓄的民族內心深處的溫和的帝國主義，帝國是中國的最高“國學”，因為只有強中國之學才配得上“國學”兩個字，否則只能是夸夸其談，只能是偽學，將“國學”與任何一門、一派的學問掛鉤都是錯誤的。

“國學”的標準是強中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帝國是最強的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的失誤和不幸在于企圖尋找一個在歷史與未來之間、內心與現實之間的戰略平衡點，可是世界地理空間與世界歷史時間在中國發生了錯位，中國的很多理想主義政治家意圖把戰略的平衡點向接近于內斂、含蓄的內心一方挪動，后果是直接導致中國的歷史時間與世界歷史時間更加嚴重錯位。

中國的國家戰略選擇在地理空間上的挪動；如隋唐征伐朝鮮、鄭和下西洋、李成梁守遼東成本都很高，因為征伐朝鮮直接導致隋帝國崩潰，唐太宗伐朝鮮對唐帝國也沒有實質性好處，只是唐太宗在內政上比隋煬帝高明，明朝首先放棄了海洋探索，與后來失去遼東存在歷史關聯，因此中國失去了贏得歷史時間的機遇，與世界歷史的時間表距離越拉越大。

中國與西方在世界地理大發現之前都進行了海洋探索，西方向東方前進的道路被阻隔，結果誤撞到了文明大大落后的美洲，如果中國首先發現了美洲會不會掠奪就不得而知了，總之中國的早期海洋探索沒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收獲。

在東西方兩條歷史演進的路線上；一個是好似拼命的往大陸深處走，一個是拼命的走向海洋。從波斯到希臘、馬其頓、羅馬、西班牙、荷蘭、英國是從陸地到海洋，從地中海到大西洋的過程。

從秦到漢、唐、宋、明、清中國在陸權主義的傳統慣性作用下總是在不斷的重復秦皇漢武建立起來的國家戰略模式即——秦始皇的長城加上漢武帝的先發制人，宋朝的“靖康”悲劇是政治審美疲勞的產物，是宋朝企圖改變自秦皇漢武以來形成的既定中國戰略模式的失敗。

中國沒有“稱霸世界”的歷史傳統并不值得夸耀，并且中國有沒有“稱霸世界”的歷史本身就是個帶有意識形態的看法問題，中國的帝國歷史就是稱霸世界的歷史，帝國的疆域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

中國沒有“稱霸世界”的歷史是認識上的誤會，首先“世界” 的概念疆域在歷史上是不同的，地理大發現之前和之后是兩個“世界”概念，東、西方世界是獨立存在的，根據布熱津斯基地緣政治的觀點；羅馬帝國是一個完整的“世界”，秦漢帝國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所以缺乏“稱霸世界的歷史傳統”是無源之水！秦皇漢武在其所知的“世界”無疑是最強的、第一的，而且還是超級第一。

無論是秦始皇的“積極防御”式安全戰略，還是漢武帝“先發制人”式安全戰略都是一種中國式世界觀，一種樸素的陸權主義的世界觀。

中國在大多數時候有實力稱霸世界，現在是沒有“實力”，而機會是相對存在的，機會是實力運用的多個可能的結果之一，機會與實力并非是精確的數學關系。

秦始皇的戰略模式是一邊打仗一邊發展經濟，漢武帝的戰略模式是一邊小打仗（防御型），一邊大力發展經濟，一邊準備打大仗（進攻型）。

秦始皇對中國地緣政治的貢獻已經極致了接近完美，漢武帝的“中華帝國主義”是有限膨脹和理性總結，做足了一百分。中國沒有占領蒙古高原是正確的，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后來失敗既是如此，“法蘭西第一帝國（拿破侖）主義”也沒有持久的占領德國和控制歐洲，這表明大陸主義是走不通的。

唐太宗、朱元璋和朱棣的“中華帝國主義”是對由秦始皇形成的漢武帝最終完善的中華帝國主義模式的重復。

“打仗→發展經濟→準備再打仗”即為成熟的中國模式，中國模式的后來失敗在于發展海洋經濟和進行海洋戰爭在模式中的長期缺失，中國內部缺乏有效的海洋經濟成分，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鄰居亦缺乏在海洋經濟與安全上對中國的挑戰，全球地緣政治上只有歐洲有這個實力，中國與歐洲在地緣政治上是兩個并行的帝國體系，確切的說是西方海洋大國，西班牙的海洋帝國才有這個實力，但沒有機會。

中國人能認識到維持以大陸霸權為特征的帝國體系需要消耗巨大的經濟實力，“帝國世界模式”不是中國人內斂、含蓄的“內心世界模式”的真正反映，所以中國人希望探尋一種中國模式的簡約版。

中國人苦苦追尋的與“內心世界模式”相對照的“理想世界模式”的簡約版是“去兩頭留中間”，只要和平的發展經濟。

鐵木真主義的崛起是中國“理想世界模式”戰略忽視、無能于北方的直接結果，沙皇俄國時期的斯拉夫民族主義是亞歐共同忽視的結果。

納粹主義和蘇聯斯大林主義在地緣政治上是歷史上拿破侖大陸權主義在歐洲的重復。

日耳曼民族主義的三次崛起是后拿破侖主義時代大陸地緣政治一次又一次發作。

俄國在蘇聯時代的崛起是繼承了德意志帝國的歐洲陸權帝國主義和蒙古帝國的亞洲陸權帝國主義。

中國模式的告誡是；自秦始皇之后誰行封建主義，誰就完蛋的快，漢武帝之后誰忽視北方誰就完蛋的快，鴉片戰爭和甲午海戰之后告訴我們的是誰忽視海洋誰就肯定會完蛋。

將海洋經濟與海洋戰爭真正的套入中國模式，并且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為實踐的標準才是真正的中國復興。

彼得大帝說“擁有陸軍的國家只是擁有一只手，擁有海軍的國家才是雙手俱全”，中國的戰略從秦始皇到永樂大帝都只是“一只手”在創造，也就是說兩千年的帝國榮耀只是“一只手”創造所得的，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所以才導致清代的徹底的失敗，沒有強大的海權導致中國近代衰敗。

明朝以鄭和為代表的中國海權初期探索帶有濃厚的政治作秀成分。有些人總是在嘲笑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船有多少！排水量有多小！其實不是哥倫布的船小，而是地中海的浪小，船最重要的是夠用就行，中國鄭和的船大卻沒有改變歷史，所以是作秀，所以國家最重要的是方向、戰略要對頭。

民族政治與地緣政治

政治統治是需要成本的，政治統治秩序的好壞是成本付出的反饋，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陸地上點到點的成本大于相同距離內隔海條件下的點到點成本，距離越大差距越明顯，所以在地緣政治上中華帝國的政治統治成本高于相同版圖的羅馬帝國，只是取材于地理大發現之前的帝國化“世界”，把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放入全球化世界，過去的帝國內部高效再也沒有意義。

羅馬帝國后繼者的高效地緣政治條件并沒有落實到民族政治上。

全世界最難同化的民族猶太人都可以被我們同化，所以中國民族政治超越性成熟是中國的傳統優勢，黃帝與炎帝、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很難說是民族戰爭，只能說是地緣政治戰爭，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中國地緣政治成熟的標志，中國地緣政治的缺陷是缺少海洋因素，中國政治和歷史只能等待。

地緣政治是承載民族政治的載體，地緣政治是民族政治的對外屬性，成功的地緣政治能承載和同化更多的民族政治。

從地緣政治的發展方向來看中國對北方游牧民族“打了就走”的戰略是對的，不是中國文化承載不了北方民族政治，而是中國缺乏更高效的統治手段，拿破侖的占領、控制歐洲的戰略失敗說明了大陸霸權的維護成本太高，海洋霸權的成本相對較低。

霸權是合理的超乎需求，霸權需要先發制人，合理的先發制人不是惡意的霸權。漢武帝的漠北之戰是合理的先發制人，既是合理的霸權，先發制人是合理的超乎需求，后發制人也不一定是懦夫，是一種選擇，一種生存選擇，強者都選擇前者。

海洋霸權是一種持久的、高效的霸權，中國近代史的失敗就在于此，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史最終失敗的地方既是如此。

從黃帝的時候算起到秦始皇中國成功的解決了較近的民族性地緣政治，對北方采取守勢，對文明相近的南方采取擴展和同化。

中國對較遠的民族政治如；西藏、蒙古、新疆、滿族、朝鮮、日本的總體“失敗”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地緣政治的失敗，拿破侖對英國海戰的失敗是經典的地緣政治失敗。

中國對較遠的民族地緣政治失敗是中國模式的經濟基礎失敗，而中國較遠的民族政治缺乏海洋特征，中國周邊的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國缺乏吸引力，馬可波羅筆下的中國對西方有巨大吸引力。

從蒙古到滿清再到日本中國周邊也存在著從陸地到海洋的歷史演變，這樣來解釋日本的地緣政治在鴉片戰爭后“暴發戶”式的出現就合理了，盡管是“暴發戶”但也來得太遲了，日本的失敗也可以說是美國替中國看著日本，日本不是做大國的材料，日本的沖動會給中國、美國帶來麻煩，日本是繼蒙古、滿清之后中國又一個北方挑戰者。

中國在宋朝忽視北方導致蒙古帝國主義泛濫，在明朝忽視北方導致滿清的崛起。

所以從戰略上看中國海權的障礙不在臺灣，在日本。中國歷史上擁有臺灣卻沒有先于日本找到“海權”，擁有臺灣的日本卻不能消滅中國。

西方在羅馬帝國東西分治之后再也沒有完整的帝國，阿拉伯帝國只統治了地中海南岸和西南亞地區，西方的分治是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

中國模式的“完美”不能掩蓋中國地緣政治的缺陷——缺乏戰略意義的海洋觀，后世中國在海洋戰略政策上值得一提的只有明朝的鄭和下西洋和康熙朝的統一臺灣，亦悲亦喜的是康熙與明朝一樣在大舉、大戰之后就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明朝是政治作秀，康熙是完成既定歷史使命，在海洋觀上沒有超出明朝的認知范圍。

清朝初期的臺灣問題已經在提醒中國海權時代即將到來，當時的臺灣在幾乎沒有外來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已經對中國政治產生了與其彈丸小島面積完全不相符合的影響，清代后期的日本也產生了與其彈丸小島面積完全不相符合的影響。今天的臺灣問題加上外在因素的影響對中國海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需要一支比美國更強大的海軍，要么就需要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所有要求，在沒有一支比美國強大的海軍或中美有足夠信任的前提下，解決臺灣問題是不可能的。

臺灣只是今天的問題，日本是明天的問題。

霸權和海權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美國為了維護他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需要海權和霸權，美國就是一群“先富起來的人”，中國人就是一群在“尋找幸福的人”，中國只想要美國技術不要美國價值觀，美國人認為技術與價值觀是同等重要的。拿海權來說海洋霸權是維護美國價值觀的支柱，美國技術是支持美國海權的保障，中國在海權上的幼稚認識與執拗反美是美國不信任中國的原因，在臺灣問題上中國的簡單理解與情緒性反美對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布局是個威脅，美國不會把自己的亞洲海洋安全哪怕是一點點放在不信任者的手里，美國也不會把臺灣的“民主”成果放棄。

美國的物欲橫流不是“惡”，是人人內心都想要的生活。

從理念上講我們愿意物欲橫流的破產，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國家的特權，所以物欲橫流不是“惡”，以各種各樣理由的禁欲才是“惡”。

美國推廣民主價值和生活方式中夾帶私心是可能的，像崇禎那樣寧可“玉碎”也不“瓦全”是不可能的，崇禎在維護的是殘缺的“道統”，美國宣揚的是普世價值的“道統”，一個是君主主義的末期，一個是民主主義的成熟期。

我相信美國與崇禎一樣在“道統”上是沒有私心的。

面對屋里吃飯屋外“路有凍死”的情況，我們要做的是幫助屋里和屋外的人達到他們共同的目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到屋里吃飯，屋里吃飯的人一定有該出去的，一個真正公正、公平的社會就是要把該進去的人請進去，該出去的人請出去。

朱門酒肉不臭，路有凍死不冤。

美國海權就屬于“朱門酒肉”，崇禎就屬于道統上的“路有凍死”，一個在追求上走錯路線的人（崇禎）凍死也不“冤”，合理謀取上品質生活何“臭”之有，美國海權的本質不臭，合理的超乎是酸臭而已，中國自古即有之。

中國是兩千年的“臭”味發出者，一百七十年的“酸臭”者。

崇禎的“中國夢”既是殘缺的、迷失的，也是脆弱的，崇禎是愛國的，他不能理解李自成的挑戰，雖然李自成的“中國夢”也是失敗的，崇禎只是還沒能看到他的“中國夢”最后要讓一群關外的滿人來“圓”。外國能拿走中國的歷史，中國卻換不回尊重，歷史是過去的信仰，中國人在信仰迷失后又本能的害怕丟失過去的“信仰”，韓國鈔票事件是中國的歷史“信仰”在被滿族八旗鐵騎無情的奪取后又一次對已經脆弱的神經一擊。

也不是西方國家本性的海洋屬性，而是西方主要國家間就是海洋相隔，從希臘到意大利、西班牙，中國的亞洲地緣政治中心優勢是朝鮮、日本、東南亞一直無法撼動的，用陸地傳遞的信息遠不如海洋。

“經濟是最大的政治”英國的版圖實在是太小了，英國的版圖和國民經濟只能撐起美國獨立之前的全球地緣政治，美國無論大小和位置都比英國更合適。

海洋是陸地的延續，美國有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有一個美洲，海洋是工具不是本質。

中國有一個大洋和一個亞洲也就夠了，中國錯過了最初的海洋世紀是因為歷史時間的錯位，中國繼續錯過海洋就會被歷史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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