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衰事，江河萬古流——韓毓海教授訪談錄
　　
　　
　　
　　
官無封建　吏有封建
　　
　　
　　
問：您在新著《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談到了近世中國歷史關鍵點的問題，您認為中國歷史的關鍵點都有哪些？
　　
　　
　　
韓毓海：歷史的實質就在于變化，而只有抓住歷史變化的關鍵點，方能透悉歷史規律——即變化之所以然。
　　
　　
　　
考察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整個漢代乃至古代中國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上層貴族與基層豪族之間的爭斗，而國家只有抓住了鹽和鐵這兩個最大的社會財富，才能調停貴族與豪族兩大集團之間的紛爭，如此也才有能力保持社會的穩定。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前進的目標，就是摧毀貴族制，并代之以國家官僚制，因此，從九品官人制到科舉制的發展，就是這個時期中國歷史的關鍵點。唐代最大的問題已不再是貴族作亂的問題，而是“軍閥”和“兵亂”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邊疆握有兵權的少數民族節度使與中原地區的文官官僚制之間的矛盾問題，唐玄宗以傭兵制代替府兵制，這是造成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宋代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期，是中國史從中古進入到近世的轉折期。其關節有二：其一，長期威脅中國社會穩定、造成中國內部戰亂不休的文貴族和武貴族勢力基本被蕩平了，社會精英力量一變而成為通過科舉而依附于皇權國家的士大夫階級；其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國內、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的力量、商業的力量、市場的力量、資本的力量有了根本性的上升，從而形成了一個皇權國家直接面對市民社會的近世結構。
　　
　　
　　
那么，中國近世的問題何在呢？一，相對于古代和中古時代的文貴族和武貴族而言，科舉制度下的士大夫階級的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是大為受限的，其作為更是與舊貴族階級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就是說，他們固然沒有造反和篡奪的能力，但是，治國理政的能力相對也比較差。同時，宋以后，無論文官還是武將，都有頻繁的調任和調防，從而形成了所謂“官無封建”的制度，說白了也就是士大夫階級、官僚階級無能。二，由于官員的治理能力差，并受到許多的限制，所以就不得不將基層財政、司法、稅收等事務交由吏代為處理。胥吏并不是國家正式官員（宋代稱為“流外”），其收入只能從承包基層事務中的強取豪奪獲得，這就形成了“吏有封建”的制度。所謂“吏有封建”，也就是胥吏盤踞地方，土豪劣紳是社會腐敗的總根子。而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實質就是：一方面是士大夫階級的官僚集團“無能”，而另一方面吏則是“腐敗”的淵藪，這是近世中國政治的最大痼疾。
　　
　　
　　
因此，無論宋代王安石變法的“市易”、“青苗”之法，還是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其核心都在于“考官治吏”。所謂“考（核）官（員）”當然旨在提高官員的執政能力，而治吏的核心，則在于動用國家財政手段，來改革和取締“役法”，同時力圖動用國家財政資源削弱土豪放高利貸的能力，節制資本掠奪。為什么如此？一方面當然因為吏是從役法中產生出來的，從基層事務由民間事務員輪流擔任的“役法”中，方才產生了吏這個階層。而另一方面，則在于進入近世，經濟的、市場的和資本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吏這個階層不必“掌握武裝”，只要“掌握錢糧”、掌握資本就可以支配社會，因此，治吏僅僅依靠行政手段不能奏效，必須依靠國家財政手段才能與吏對抗。
　　
　　
　　
進入近世以來，“理財”就是最大的“理政”，國家信用乃是國家能力的最根本體現。王安石、張居正，包括晚清的康有為都看到了中國近世政治的痼疾，而他們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最終不能成功，乃是因為近世以士大夫為官這種制度本身，決定了它沒有深入和組織基層的能力，因為士大夫這個階級本身就是脫離基層的。其次，更在于國家沒有形成統一的財政制度，建立基層組織和建立統一的財政制度，這是在毛澤東、共產黨的手里最終完成的。這就是現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最大成就。
　　
　　
　　
問：請您具體談一下中國向近世轉變這個問題。這種轉變有些什么具體的表現？
　　
　　
　　
韓毓海：從中古到近世的轉變，發生在公元10世紀左右，即唐宋之間，這也就是學術界所說的“唐宋之變”。觀察這一轉變，有這么幾個關鍵點：第一個就是交通，因為交通與經濟的關系最為密切，或者說，與通貨和商品的流通關系最為密切。其次，它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密切，交通的要害往往是文化交往和行政權力集中的地方。
　　
　　
　　
中古中國交通的要害在西部，核心是長安，長安除了具有關中之富，更重要的是有七條大路通向世界。而由中古向近世變化，首先表現為交通更依賴于運河，北宋把首都建立在運河與黃河交匯的城市開封（只是在元代取直之后，運河才不再經過開封），南宋依然把首都定在運河南端的杭州，而元、明、清都把首都定在運河北端的北京。可以說，中國的近世，是一個以運河交通為核心的時代。
　　
　　
　　
第二，從經濟上說，從唐代中期開始，民避徭役，逃亡漸多，而田移豪戶，官不收授，如此，國家就不能再依賴于土地稅了，于是，國家主要只能是靠鹽的專賣來支持稅收。到了宋代，田賦還占不到國家稅收的一半，另外一多半來自鹽利、工商稅和關稅，這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當然就不能說是農業經濟占主體了。明代開始了田賦納銀，正統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納“金花銀”，這意味著國有土地第一次變成了貨幣資本，皇家也由大地主變成了大土地資本家，如此貨幣經濟就很普及了。而隨著工商業和交通的發展，大的都市開封、揚州、杭州在運河邊形成，分工擴大，技術發展。
　　
　　
　　
第三，從政治上說，中古時代的社會精英是貴族郡望，即所謂的“舊時王謝”。五代十國的戰亂消滅了中國的貴族士族，宋代的社會精英主要是從都市的土地資本家和商人中產生的，他們不是靠門第和郡望，而是靠經濟實力支持的讀書考試獲得地位的，這種地位是不能世襲的，這就是所謂的士大夫階級代替了貴族士族成為社會的精英。
　　
　　
　　
第四，從文化上說，中古（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是一個佛教鼎盛的時代，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而儒家的主要工作是注經，中古時代儒家文化是以《五經》為核心的，因此，中古時代有經師、經生，無文人。宋代士大夫的主體性增加，他們不重經書，而是重發表自己對于經書的議論，近世所重視的儒家經典，是以議論性的《四書》為核心，王夫之的《宋論》，就批評宋代是一個太重議論的時代，結果是大敵當前，朝中卻久議不決。
　　
　　
　　
“漫長的16世紀”模式的終結
　　
　　
　　
問：您認為明清衰亡可以作為中國歷史的拐點。為什么？
　　
　　
　　
韓毓海：我認為：明清的衰亡，不僅僅是兩個王朝的衰亡，而是一種發展道路的衰亡。這種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的失敗，不但對于中國，而且對于整個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它意味著歷史學界所謂的漫長的16世紀的終結，漫長的19世紀的開始。
　　
　　
　　
什么是“漫長的16世紀”的發展模式呢？簡單地說，它把社會理解為為自然秩序所支配的，國家和政府的目標就是順應自然秩序，而不去干預它，國家不應該干涉市場和自由貿易，甚至不應以財政和貨幣的手段去調控社會，而是把維持社會安定、避免戰亂、把“無為”當作政治和治理的根本目標，同時主張通過貿易和商業的方式來化解戰爭和沖突。這種學說的代表，在西方就是“重農主義”和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在中國就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貨殖論。
　　
　　
　　
在漫長的16世紀（1368－1850，約500年），中國就代表著上述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例如，明代對蒙古，清代對俄國，都采用的是以大規模的跨國、國際貿易代替戰爭的交往模式。總起來說，明清經濟不但不落后于當時的世界，而且是當時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據研究，乾隆時代中國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今天美國的比例。因此，中國近世的發展模式，曾經對整個世界都有示范作用。
　　
　　
　　
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指出，中國比整個歐洲的生產能力都強，比整個歐洲都富，他把當時中國、也就是宋明清的治理經驗視為西方學習的楷模。斯密的學說是法國財政大臣杜爾閣政策的理論化，而杜爾閣的政策，則來自于法國社會對于中國宋明王朝“無為”的治國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把斯密那一套拿來描述中國近世王朝，恰恰是合拍的。
　　
　　
　　
但是，隨后的世界歷史、特別是19世紀以降的歐洲歷史，完全沒有按照亞當·斯密所設想的那樣發展，而是按照他討厭的那個人——馬爾薩斯所主張的方向發展。馬爾薩斯反對以貿易代替戰爭，相反，他主張用戰爭消滅人口。與斯密不同，馬爾薩斯認為生產、貿易和市場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為生產和貿易的發展永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所以不打仗，不消滅人口，供給就永遠趕不上需求。在19世紀，歐洲經濟學的真正核心問題并不是生產、貿易和市場，而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所決定的供需關系，其經濟學的真正代表是馬爾薩斯，并不是斯密。
　　
　　
　　
問：您在書中說：“明清兩朝敗亡的教訓自然很多，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重要原因，就在國家發行信用的努力失敗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銀進口，從此徹底喪失國家貨幣主權。”怎么理解？
　　
　　
　　
韓毓海：第一，一個慣常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即中國自1434年完成最后一次發現世界的大航海之后，從此就陷入到閉關自守的自我封閉之中，直到1840年被西方的槍炮打開了大門，才被迫開放。應該說這種說法徹頭徹尾的錯誤，必須得到糾正。1434年后中國不但沒有退出世界舞臺，而且恰恰是自宋明以來中國對于白銀的日益強大的需求，把西方卷入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西班牙發現美洲，且不說他們的航海知識在多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根本的問題在于，如果不是在美洲誤打誤撞地發現了白銀（主要在墨西哥和秘魯），如果沒有中國對于白銀的渴求，美洲的發現幾乎毫無意義，更不可能組織起一個“世界經濟”。
　　
　　
　　
第二，明朝中期放棄了洪武八年（1375）發行的法定貨幣“大明寶鈔”，而改用白銀為貨幣，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們的前人顧炎武、王夫之早就指出過這一點，黃仁宇、濱下武志分析得更為清楚。濱下武志指出：中國是銀十分缺乏的國家，卻選擇了白銀做貨幣，竟然還自明延續到清乃至民國初期，這多么荒謬。
　　
　　
　　
第三，用銀做貨幣，銀又要從西班牙美洲進口，等于說貨幣主權在外頭。而最主要的問題是銀的產量會影響中國經濟。搞世界史的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從1630年開始美洲白銀的出口量減低了一半，但卻不太追究這種白銀出口的銳減對中國產生了什么影響——具體說就是對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而1832年英國嘗試金本位后，首先導致各種成色的白銀都擁到中國。又因為中國紋銀（也就是質地最好的銀）被投機到印度去套利，劣質的銀跟著進來，兩者夾攻，中國的貨幣體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這才是更細部、更真實的歷史過程。
　　
　　
　　
因此，近世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資本缺乏、生產無力和貿易不暢，根本問題是國家沒有信用，國家也沒有發行信用的機制，國家連法定貨幣都自我廢除了——這就是我所謂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沒有能力”。
　　
　　
　　
新中國成立伊始，最彪炳千秋的一項偉業，就是一舉確立了人民幣的國家貨幣地位。人民幣是1948年12月31日開始發行的，但在當時，人民幣在城市里幾乎是沒有人認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因此，確立人民幣的權威、制止通貨膨脹，這是新中國能否站得住的關鍵所在。1949年5月31日，黨中央、毛主席責成成立的以陳云、薄一波為首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匯報說：為了解決目前空前的財政經濟困難，必須一方面努力恢復生產、適當加強稅收，并輔之以發行公債，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嚴格財權、統一財經、迅速制止財政的多頭管理，如此才能防止亂花錢、亂調撥。一句話：只有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的財經紀律，才能節約開支、實現收支平衡，在根本上抑止通貨膨脹，維持人民幣的國家法定貨幣地位。而對整個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實行嚴格的財政管理——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比登天還難，歷朝歷代，包括國民黨政權都沒有做到，憑什么共產黨就能夠做到？中財委說：就憑我們是一個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黨，就憑我們是一個從中國最基層組織起來的黨，就憑我們是一個“一心救中國”的黨，中共能夠做到“自己餓著肚子也要把支出降下來”。可以說，人民幣權威的確立，是500年來最偉大的奇跡，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真正基石。
　　
　　
　　
中國的復興在于基層
　　
　　
　　
問：從世界史的視野看，1500年以降，是世界史的大轉折時期，其標志，就是資本主義以及民族國家體制在西方的興起。這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韓毓海： 1500年之后，被后來的斯密和康德所深惡痛絕的戰爭國債制度就在地中海地區發生出來了。按照布羅代爾的解釋，向國家間戰爭所放債務而獲得的巨額利息，是資本積累——也是資本主義的起源。
　　
　　
　　
具體說，伊斯蘭教與天主教之間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催生了地中海地區現代銀行家階級的發生與國家戰爭債券的誕生，這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在歐洲興起的標志。于是資本主義體制在歐洲濫觴于地中海地區，崛起于荷蘭，成熟于英國。而現代民族國家，則是通過漫長而血腥的宗教戰爭，從宗教帝國中演化而來。用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著名的說法：國家是從宗教黑暗的王國，逐步走向現實的金錢王國，從天上走向了人間，而其核心，則是圍繞著戰爭動員而建立起來的全民征稅制度，隨之賦予納稅人以相應權力的制度，國家以稅收為抵押發行信用、借貸的制度，這三者可以說是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創制。
　　
　　
　　
盡管10世紀的宋代中國的貿易活動就是世界性的，盡管元代和明代進一步從陸地、海洋方向擴大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市場，盡管利用煤炭冶煉的技術早在漢代的冶鐵、宋代的磁州窯中已經成熟，一句話——盡管自公元10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世界生產、貿易和市場的核心，但是，中國所代表的16世紀的發展道路，不會產生出全面征稅、納稅人權利均等，特別是戰爭國債制度。因為這樣的制度只有在持續的危機和戰爭狀態中才能產生，在持續的和平時期它就不太可能產生。而明清中國沒有實現真正的財政稅收統一，沒有實現國家貨幣的發行，沒有產生發行貨幣和信用的金融體制。可見，中國并不是一般地沒有財富，而是沒有以國家財政金融機制把全社會凝聚起來的手段，這是清王朝終于被英國擊敗的基本原因。
　　
　　
　　
問：一般認為，500年來中國國家能力衰敗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則在“官制”，即士大夫階層。所謂“變仕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世風難”。您怎么看？
　　
　　
　　
韓毓海：在這個問題上，我的觀點可能有違世俗或者“士風”。我常常想起柳宗元《封建論》中的一個說法，他說自秦以來，中國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意思是說，缺失并不在郡縣大一統“制度”，而在“行政”和“理政”能力。包括秦始皇在內，他的錯誤也不在完成國家統一和實行郡縣制度，而在于他的“苛政”和勞役“政策”失當。中國在唐宋之間削平了文武貴族勢力，從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內部的分裂和戰亂，這種消滅文武貴族當然是歷史的進步，應該說沒有貴族特權的制度是一個好的制度。對照來看，1500年以降的歐洲之所以戰亂不止，就是因為他們雖然推翻了教士和教皇，但沒有真正推翻貴族，相反，貴族和商人的結合，才產生了軍商合一的軍國主義體制。不過，話說回來，唐宋以降的中國制度，其長處雖然在于維持長期的和平統一，而代貴族和豪族而起的近世士大夫官僚階級卻是一個在軍事、財政、司法上充分無能的階級。中國不像歐洲那樣500年來充滿戰亂，由200個國家打成今天的二十幾個國家，而是實現了數百年長期的和平，這當然是一種進步。而反過來與歐洲相比，近世王朝行政效率低下、官僚無能，行政上的“無為”——這也可以說是另一種“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
　　
　　
　　
就今天來說，我們也不能說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最好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在于利潤最大化，而根本上說并不是鼓勵生產和市場的發展。相反，為了實現和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在特定時期必須破壞生產和市場，這對一切資本家而言都是常識，這使得資本主義無法避免危機。因此，我們既不能說所有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更不能說資本主義是最好的制度。同樣的，中國也不是沒有民主、沒有監督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當然就是民主監督制度，而關鍵在于如何有效、有力地實施和實行，關鍵在于建國初期那種“全黨餓肚子也要治住通貨膨脹”的能力，所以說，今天的問題恐怕也是在政而不在制。
　　
　　
　　
漫長的500年（1350－1850）之間，所謂中國之先進，是和平發展、重視生產與貿易，而西方之先進，是平等稅收體制和國家信用制度之先進，是戰爭動員機制之先進。19世紀中葉，中國由最先進變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場、生產和貿易，而是財政金融體制的落后，以及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的缺乏，而后者不過是前者在政治上的表現。中國的治理能力低下問題是長期歷史造成的，漢唐以來，中國一直追求最小的治理成本，結果卻是適得其反，這特別表現為中國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于是稅收和財政一片混亂，國家也就很窮而沒有能力，吏反而很闊氣，官的腐敗來源也是吏。一盤散沙、腐敗，就是這么造成的。
　　
　　
　　
隋唐科舉以來，國家選拔官員采用考試制度，講究起點平等，但是關鍵還在于考什么。正如王安石、張居正都指出過的，士大夫所學者，科舉制所考者，其實都是與治國理政的本領毫無關系的內容。而且，宋代以后中國的社會精英是士大夫階級，他們主要來自運河沿線特別是南方城市的土地資本家、豪商集聚的地區，中國所謂的輿論，主要是被他們掌握著。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反對一切國家稅收政策，反對國家以發行法定貨幣取代白銀的政策，因為那樣一來就等于申報財產，而白銀相對于紙幣盡管不利于流通，但有利于窖藏，便于成為其讀書上進的資本。既然中國的學術制度、教育制度、考試（科舉）制度所學者，無非記誦課試文章，與“天下國家之用”無涉，而一旦這種“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的“人才”被任用為官（“猝然責之以天下國家之用”），其必然就是無能之官，這樣的官也就必然要將行政司法財政付諸“能折騰”的胥吏，而所謂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說——“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茍其才行足自托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招募者也。”吏其實也就是黑社會。
　　
　　
　　
可見，與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所描述的“職業政治家”、“有機的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既不以君主和貴族為服務對象，也不以國家和人民為服務對象，而且——他們也沒有服務于上述四種力量的能力和職業操守，他們只是附著于各個勢力之上的“皮毛”，實質僅僅為自身謀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馬基雅維利所指出）一旦這樣一個不以君主和國家為服務對象、又如此缺乏職業精神和職業操守的階級壟斷權力，那么，所謂國家能力、國家效率非但完全談不上，甚至國家實行什么好的制度也都不能持續。——用今天的話來說，不講政治、缺乏治理能力，即使制度再好也沒有用。
　　
　　
　　
因此，中國的復興，中國國家能力和國家信用的提升，歸根結底，需要重建一支以國家和人民為服務對象，具備嚴格的政治倫理、專業的服務技能的職業政治家隊伍，即一支具有明確服務對象和具備高效服務能力的國家公務員隊伍。而要造成這樣的力量、這樣的隊伍，就非要從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做起不可，又非要徹底改革中國固有的學術制度、教育制度、考試制度不可。而這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人民服務》、《反對自由主義》等一系列文獻，作為政治學經典的意義所在。同時，這也就是張思德、雷鋒、白求恩、焦裕祿身上所具備、所代表的政治理性精神。因為正是500年的歷史興亡，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非有這樣“政治的自覺”、非有如此政治的倫理，就不能提升國家能力，亦不能建立國家之信用，更無從完成中國的現代復興大業。（來源：博覽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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