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李玉貞研究員的《一部顛覆性的著作：“二十世紀的俄國史”》一文。文章是介紹俄羅斯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的。據作者說，“2010年6月17-27日俄國史學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著名專家陳鐵健、北京市委黨校研究室前主任吳家林夫婦和本文作者等六人曾兩次與之品茗敘談。本文實為李、陳、吳所做的采訪記錄。”照此說法，該文應是一篇述而不作的對潘佐夫的采訪記。其實不然。讀者將可看到，該文作者的觀點甚至比被采訪者潘佐夫的觀點走得還要遠。這一點，從文章用“一部顛覆性著作”的題目里也不難看出。如果我們僅僅把此文看成是一篇“述而不作”的“采訪記錄”，那就太小看它了。應該說，此文的發表其實是大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根本否定列寧，根本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本顛覆一百多年的前蘇聯各族人民革命斗爭的歷史和全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明乎此，《炎黃春秋》之所以特別看重它，一些媒體之所以大力轉載它，宣傳它，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我們之所以也特別重視它，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文的政治觀點和傾向。

下面，我們就來對李文的觀點進行一番評析。

一、    關于所謂“列寧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李文說，“在革命期間，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認為‘是’。他們引用一些學者根據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經德國回到彼得堡。（《二十世紀俄國史》上卷，第127頁）”

請讀者注意，李文說“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援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該書作者說‘是’。他們引用一些學者根據根據德國外交部檔案……”作了詳細敘述，還說“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在這里，李文沒有說一個“非”字，顯然是完全同意《二十世紀恩格斯》作者的這些觀點和所謂“論據”的。

對此，我們要說，無產階級的敵人很懂得革命領袖對于革命成敗所具有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們總是不惜一切代價來制造關于革命領袖的謠言，敗壞他們的名譽，破壞他們與廣大革命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實際上，關于所謂列寧是拿德國津貼的間諜之類的說法并不是什么新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列寧就被人當做所謂德國間諜告密，其住處曾經受到搜查，并且曾被捕入獄。列寧夫人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在其所著《列寧回憶錄》里就有這樣一些回憶：

“（1914年）8月7日，波羅寧的一個憲兵上士帶著個有槍的當地農民做見證人，到我們別墅來搜查。搜查什么，憲兵上士也不大清楚，他在柜子里翻騰了一氣，找到了一支沒有裝填子彈的勃朗寧手槍，沒收了幾本載有數字的關于土地問題的筆記，提了幾個沒有意義的問題。見證人困惑地坐在椅子邊上，莫名其妙地望著，憲兵上士嘲笑他：指著裝漿糊的小罐說這就是炸藥。然后說道，有人密告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本來應當把伊里奇逮捕起來，可是因為明天早晨還得把伊里奇帶到新塔爾克去（最近的軍事當局所在地），所以最好還是讓伊里奇自己明天搭早晨6點鐘的火車去。”

“于是，伊里奇到當時也住在波羅寧的加涅茨基那里去，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加涅茨基立刻給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馬列克拍了一個電報，伊里奇則給克拉科夫的警察局拍了一個電報，因為那個警察局知道他是一個僑民。”

“加涅茨基當天便雇了一輛裝貨馬車到新塔爾克去了，在那里見到了軍區司令官——帝國皇家司令官，跟他爭吵了一番，并告訴他伊里奇是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的委員，會有人來為伊里奇辯護的，必須對伊里奇的生命安全負責。”

“加涅茨基從新塔爾克回來以后，我就和他一同寫信給維也納國際社會民主黨執行局的委員、奧地利代表、社會民主黨人維克多.阿德勒。”

“克拉科夫警察局拍來電報說，懷疑烏里揚諾夫進行間諜活動是沒有根據的。

“維也納代表阿德勒和里沃夫代表狄爾曼德（他們保釋了伊里奇）的壓力測試了效果，伊里奇于8月19日出獄了。”（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4頁）

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里還談到了所謂“津貼”的真相。她寫道：“在克拉科夫，我們很快得到前往中立國瑞士的許可。我們還有些事情得安排一下。在這不久之前，我的母親成了‘資本家’。她的姐姐在諾沃切爾卡病逝了；她的姐姐是個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財產一流給了她——一些銀勺子、圣像、衣服和三十年教育工作中積蓄下來的四千盧布。為了把錢提取出來，必須同維也納的某經紀人立一個合同。這個經紀人設法把錢提取出來了，他要去了半數做報酬。在戰爭期間，我們主要是靠這些剩余的錢生活的；我們是這樣的儉省，以至于在1917年回俄國時還存有一些；1917年7月事變的日子里，在彼得堡搜查時，人們竟拿存款單據來證明伊里奇因進行間諜活動而從德國政府領取了津貼。”（同上，第264-265頁）

應該說，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回憶錄》已經把事情說得很清楚了。但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出于其政治目的，仍然不時制造“新聞”，祭起這個“法寶”，聳人聽聞地說什么從某某解密檔案里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列寧是德國的代理人，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的別動隊。德國《明鏡》周刊在2007年第50期刊出的一篇題為《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買的革命》的封面文章就是其最近的表現。看來，《二十世紀俄國史》所根據的就是這樣一些貨色。

但是，《明鏡》周刊登的這些東西就那么可靠嗎？當然，該刊是德國頗有影響的一個媒體，據說每期發行量達百萬份之多。但是，也像人有人格一樣，報紙和刊物也有自己的報格和刊格。《明鏡》周刊的刊格究竟如何？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就在其發表攻擊、污蔑列寧的文章之前不久，即在2007年8月27日，它在其第35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黃色間諜》的封面文章，其封面是一面變形為百葉窗的中國五星紅旗，一個中國女孩正扒開百葉窗向外窺視，而14頁的長文則誣稱中國人盜竊西方技術，甚至把27000名留德學生以及工程師等都說成是間諜或未來的間諜。如此歪曲事實羞辱中國的報道，自然激起旅德華僑和華裔的極大憤怒，他們舉行了集會和抗議，并且訴諸法律。雖然由于司法不公而未能如愿，還是產生了巨大影響。該刊總編輯斯蒂凡·奧斯特原應于次年9月解約，但在當年就因為董事會多數的不信任而在年底被提前解了約。而那篇攻擊列寧的《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買的革命》可說是他解職前所組織炮制的一個“杰作”。對于這樣的總編輯所組織炮制的這個“杰作”，我們能夠相信它嗎？

事實上，即使是西方學者，對所謂德皇收買“間諜”制造俄國革命問題也都非常謹慎，他們并不認為現有的材料就能夠證明列寧是一個間諜。就是那位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潘佐夫也認為，“這件事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是說列寧是德國特務。歷史上利用外國資助在本國進行政治活動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爾尼亞夫也認為，列寧不過是想利用德國的援助在俄國達到掌權的目的。可是，李文作為“李、陳、吳所做的采訪記錄”卻堅持要把《二十世紀俄國史》關于“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這樣一些并非接受采訪者的觀點英寫進這篇“采訪記錄”里，這算什么“采訪記錄”？不過這也說明，采訪者如此頑固地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被采訪者，他們的這個所謂采訪顯然是不客觀的，是別有用心的。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文所轉述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說列寧在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而事實是，列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時即1914年8月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斗爭，說明列寧的主張是在所謂德國資助之前，與所謂德國資助無關。李文的說法顯然是不合邏輯的。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1日（公歷）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并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戰爭一開始，第二國際影響最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在議會投票贊成軍事預算，接著比利時和法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第二國際大部分領袖也都站在本國資產階級政府一邊，要“保衛祖國”，采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背叛了社會主義。列寧以大無畏的“反潮流”精神，分析了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對這股機會主義的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他說，“社會民主黨人只有同自己國家的沙文主義狂熱作斗爭，才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就是履行了這種職責的最好的榜樣。”他還說，“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忘記馬克思的‘工人沒有祖國’這句話，就不應當參與維護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格局，而應當參與創造新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格局。”（《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頁）不僅如此，列寧還十分明確地提出，“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口號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種轉變正是當前的戰爭災難的所有客觀條件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只有在這方面進行經常不斷的宣傳和鼓動，工人政黨才能履行它們在巴塞爾承擔的義務。”（同上，第23頁）顯然，列寧的這些明確表示都遠遠早于1915年，那所謂“得到德國當局資助”怎么能夠成為他發表這些言論的原因呢？這說不通嘛。

當然，列寧1917年春回國經過德國一事確實曾得到了德國當局的支持，這又是怎么回事呢？這并不是什么秘密，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回憶錄》里早就有詳細記述。她寫道：“中央局經過加涅茨基轉來了一封電報，內稱：‘烏里揚諾夫應當立即出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持由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弗里茨·普拉廷去負責進行談判。普拉廷跟德國駐瑞士大使簽訂了確切的書面條件。條件的要點是：一、不問其對戰爭抱何種觀點，全部僑民都可歸國。二、沒有普拉廷的許可，任何人也沒有權利進入歸國僑民乘坐的車廂；對護照、行李不做任何檢查。三、回國者有責任在俄國展開鼓動工作，爭取放出與歸國僑民同等數目的被拘留的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頁）顯然，列寧回國是根據他自己對形勢的判斷，是遵從來自黨的中央局的指令，而絕不是德國政府當局的命令。而從他通過普拉廷與德國駐瑞士使館簽訂的 協議看，這個協議當然有交換的條件，特別是第三條，要以爭取釋放同等數量的被拘留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為條件，但是和返回國內的30名僑民里絕大多數都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人物和骨干力量來說，他們回國對革命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而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應該說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協議說的只是“爭取放出”而不是硬性的要求，再怎么說也不能因此認為列寧是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在這方面，還有人因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后主張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對列寧有所懷疑。對此，列寧曾不止一次舉例說到兩種不同的妥協：“假定一群匪徒包圍了你的汽車，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一種情況是一個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槍、武器和金錢交出來。協議的內容是很清楚的。他對匪徒說，‘我把手槍、武器和金錢給你，你讓我結束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聲），協議達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種情況：一個人默默地達成協議 ，把武器和金錢交給匪徒，目的是為了能同他們一起搶劫別人，然后分得一份贓物。這也是一種默默地達成的協議。”（《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30頁）顯然，在當時特定的敵我形勢下列寧主張簽訂屈辱的對德和約是正確的，它屬于例子中的第一種情況，而絕不屬于第二種情況。但是，在布哈林等“左派”共產主義者不顧條件把希望放在僥幸的革命戰爭即德國的革命上，堅決反對簽署和約，而時任紅軍總司令和外交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則取“不戰不和”這樣一種“漂亮的姿態”，或“貴族老爺式的姿態”。（列寧語，見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2頁）。由于遲遲不能簽此和約，拖延了時間，導致德國發動全面進攻，德軍連下數城，并逼近首都彼得堡。在形勢更為不利的情況下，德國帝國主義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出48小時最后通牒，提出了更加苛刻的的條件。由于當時列寧仍處于少數地位，只有斯大林、斯維爾爾德洛夫、斯米爾加和索科尼科夫等是堅決支持他的，多數人都持反對態度，還是不能簽訂這個和約。蘇俄實行民主集中制 ，少數服從多數，列寧沒有辦法，準備辭去自己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的工作。只是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才改變了態度由反對轉為棄權，加上季諾維耶夫和斯塔索娃表示贊成，最后才以7票贊成、4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了與德國媾和簽約的決定。1818年3月3日，和約簽字。和約除宣布芬蘭、烏克蘭、格魯吉亞獨立，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俄屬波蘭割讓與德國和奧匈帝國，而賠款則由30億馬克加碼到60億馬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擺脫了戰爭，贏得了鞏固新政權所需要的喘息的時間。后來，德國的無產階級于1918年11月3日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統治。11月11日，協約國與德國宣布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第二天，11月12日，蘇俄政府宣布廢除布列斯特和約，使和約成了一紙空文。

列寧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對于他來說，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敵，他一生的實踐和他的全部著述都證明了這一點。把列寧說成是德國間諜，說他是德國的秘密代理人，這完全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基于特定的政治目所制造的謠言。但是，謠言畢竟是謠言，而偉人終究是偉人。列寧不僅在俄國得到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戴，在全世界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國近代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曾竭力稱贊俄國革命的偉大成績，并把這原因歸之為列寧的正確領導。1924年11月3日，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告別演說中說，“他們（俄國）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年以前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國出了一個革命圣人，這個圣人就是大家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頁）而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則稱列寧是“由于戰爭造成的唯一的真正偉大的人”，說“列寧這樣的國務活動家在世界上最多一百年才出一個”。（轉引自路易斯·費希爾：《列寧》，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封底頁）連這些世界級的大政治家、大哲學家都如此崇拜列寧，而某些人竟然硬要把列寧說成是“德國間諜”，試問，究竟有多少人會相信這樣的謠言呢？

二、    對“革命”和“政變”的辨證

李文說，“雖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紀俄國史》中是以‘政變’一詞出現（順便指出，這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本文作者為敘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李文的這個說法顯然是不誠實的。從李文的整個文章來看，作者對于十月革命無疑是否定的。作者顯然更愿意用“十月政變”這個說法，而不愿意用“十月革命”這個說法。但是作者十分清楚，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如果不說“十月革命”而說“十月政變”，那是不能為大家所接受的，反而會暴露出自己的反動立場，引起革命人民的極大反感和強烈憤怒。這樣當然對作者是否不利，并且勢必影響到文章的宣傳效果，因此作者不得不偽裝一番：自己不說“十月政變”而說“十月革命”，卻大談《二十世紀俄國史》是用的“十月政變”，并且還強調“這幾乎是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以擴大“十月政變”這一說法或觀點的影響。對此，我們當然要對革命和政變進行一番辨證。

在現代，革命顯然是一個褒義詞，干革命是一件很光榮很榮耀的事，李文所以不愿意稱十月革命而宣傳是十月政變，其原因正在于想貶低它，不想讓它沾到這份光榮和榮耀。

不過要是在100年以前，中國人對革命一詞還是很忌諱的，用“談虎色變”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1910年2月28日，孫中山在舊金山演講，就談到了這一情況。他說，“‘革命’二字，今日已成為普通名詞，第（當是“弟”之誤——奚注）恐諸君以為革命為不切予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價、救性命之唯一法門。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乃圣人之事業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飽受君主專制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稱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0-441頁）

孫中山對革命二字所作的新解和宣傳，極大地啟迪了國人的覺醒，自此以后，許多人，特別是先進的人們，就再不以革命為洪水猛獸了。不過要真正懂得革命，還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革命的論述。

關于革命，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更為深刻的闡述。他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就是說，革命是在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的桎梏時所出現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所發生的社會變革。由于這種變革在階級社會是和階級斗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革命實際上就是代表先進生產關系的階級推翻代表過時生產關系的階級的行動。

在這方面，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這說明，革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強大動力，也說明，只有先進的階級才能發動革命，推動歷史的前進；一切衰朽的階級是談不上革命和推動社會進步的。

列寧更突出地把革命和政治上層建筑，特別是和國家政權的變動聯系在一起，他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暴力打碎舊的政治上層建筑，即打碎那種由于同新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候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筑。”（《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頁）他還特別強調，“無論從革命這一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標志。”（《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毫無疑問，國家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里的斗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不發生暴力是不可能的。這樣，革命又是和暴力聯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關于革命，毛澤東也有一個非常形象而又極其準確的說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毛澤東選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

革命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的孤立的行為，而是一個具有很廣泛群眾性的社會運動，它需要非常廣大的群眾的參加。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做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頁）他還說，“只有當千百萬人萬眾一心、一致奮起的時候，革命才成其為革命。”（《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頁）革命不僅需要具備客觀條件，還需要具備主觀條件。列寧說，“不是任何形勢都會產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觀變化再加上主觀變化的形勢下才會產生革命，即必須再加上革命階級能夠發的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強大的革命群眾行動，因為這種舊政府，如果不去‘摧’它，即使在危機時代也絕不會‘倒’的。”（《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頁）

至于說到“政變”，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政變，是指“統治集團內部的一部分人采取軍事或政治手段的國家政權的突然變更。”（中國社科院語言所詞典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外語教研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1頁）一般來說，政變并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根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也不造成一個國家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動；發動政變的往往是少數人，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密謀和其它非正當手段；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比革命小得多。顯然，它與革命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只看形式而不看實質。我們看報紙，常見有這樣的新聞：某國某某軍人集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某個經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這樣的報道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關鍵在于，推翻這個政府的人代表了哪個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關系的階級還是代表腐朽生產關系的階級？至于 那個被推翻的政府是不是合法政府，這一點并不重要，因為法律總是統治階級制定的，被統治階級如果強調這個“合法”，如果因為“合法”就不能推翻，那舊的統治階級豈不是要永遠統治下去？革命豈不是永遠不能發生？如果這樣的話，社會還能夠進步嗎？

人們要問，發生在1917年10月25日（俄歷；公歷是11月7日）的那個震撼全世界的社會大變動究竟是一場革命呢，或者只不過僅僅是一場“政變”而已呢？

按照以上對于革命和政變的的辨證，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顯然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深刻的革命，而絕不是什么“政變”。

首先，十月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偉大斗爭，而絕不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

其次，十月革命是用先進的生產關系和政治上層建筑取代落后的過時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推動歷史向前進步的，起了“歷史火車頭”的作用。

再次，十月革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它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實現了社會制度和階級關系的深刻變革，而不是少數人通過一些不正當手段實現的權力轉移。

最后，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發生了空前巨大的影響，在它的影響下，先后發生了德國的革命和匈牙利的革命，它還給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送去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大大推進了世界革命的進程。

所有這些，都是任何一個政變所根本不能與之相比的；而十月革命以后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也雄辯地證明，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它所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它像燈塔一樣將永遠照耀著人類前進的道路。

應該說，把十月革命說成是十月政變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一些流亡國外的餓國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就已經開始這樣說。不過這一說法在蘇聯國內并沒有多大市場。直到上世紀末的八九十年代，即蘇聯解體前后，蘇聯曾出現過一場關于十月革命性質問題的論戰。據《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一書的編者介紹，“在大多數俄羅斯 學者和某些西方學者看來，十月革命是一場革命這個立論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少數俄羅斯政治家卻重彈20年代流亡國外的俄國政治家和西方自由派的老調，把十月革命說成是一小撮職業革命家精心策劃的陰謀，是布爾什維克搞的政變。前俄羅斯聯邦辦公廳主任謝·菲拉托夫就公然說，十月革命是一次政變，其結果是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篡奪了政權。對這種無視歷史事實、否認革命的社會性、否定作為革命主體的人民群眾在革命中所起的推動作用的論調，許多學者都據理進行反駁。”（劉淑春、翟民剛、王麗華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可見，把十月革命說成是十月政變并不是學者根據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而是某些政治家火政客根據其政治需要編造的謊言。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11月30日由俄國《獨立報》拋出的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里也用了“十月事件”和“十月政變”這樣的說法（見溫煇：《列寧主義批判》附錄，香港百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頁）。按照該《政治遺囑》所署的寫作日期是1918年4月7-21日，似乎可以認為，普列漢諾夫是最早使用“十月政變”一詞的。但是，人們只要稍微認真一點讀過這個《政治遺囑》，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偽造的贗品。除了內容所表現出的現代傾向外，在一些細節上也暴露出明顯的問題。按照《政治遺囑》的說法，“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同上，第311頁）這話如果換一種說法應該是，“只要布爾什維克不再掌權，我的遺囑就應該及時公布”。而蘇聯共產黨早在1991年8月29日就已經不再掌權，但是，《政治遺囑》并沒有在當時公布，而是在過了八年又三個月之后，才在1999年的11月30日 公布。這究竟是因為什么？顯然，在1991年8月29日蘇共失去政權時，《政治遺囑》還沒有，甚至也還沒有想到要偽造這樣一份遺囑。究竟是什么時候才想到要偽造這樣一份遺囑也還是一個謎。而且，要準備這樣一個遺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寫這樣的遺囑不僅要熟悉普列漢諾夫的生平和著作，還要了解當前現實的政治斗爭對這一遺囑的要求，文筆還要寫得像是普列漢諾夫的文筆。這一切當然都不容易，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完成。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政治遺囑并非普列漢諾夫所作，而是別人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假托普列漢諾夫之名而偽造出的贗品。這樣一來，要說普列漢諾夫最早使用“十月政變”一詞也就不能成立了。

至于李文說十月政變“幾乎成了大部分教科書的觀點”，其實不然。就在祖波夫開始寫這本《二十世紀俄國史》之前，普京曾做了一個很大的動作，把30年代由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組織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加以重印出版，并且發給各高等學校的圖書館，供高校師生學習閱讀、學習。這本重量級的教科書自是其他教科書所不能相比的，它所起的撥亂反正的作用更是非常清楚的。至于所謂的“大部分教科書”，無非是一些在蘇聯解體前后為了丑化十月革命、丑化蘇聯、丑化列寧和斯大林而編造的文化垃圾。監獄這些文化垃圾的極端有害，所以普京才提出要重新編寫歷史，顯然，祖博夫主編的這本俄國史與普京當時的初衷顯然是背道而馳的。由此聯想到葉利欽掌權時的種種倒行逆施。由于這位總統反對和仇恨十月革命，一開始就不讓人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節的活動，后來為了淡化十月革命的影響，又宣布將十月革命節改為“和諧和解日”。但是在許多人心中，這一天仍然是值得紀念的革命節日，以俄共為代表的左派革命群眾每年的十月革命節這一天，都要到紅場去集會和游行。普京上臺后又將此節日改稱“民族團結日”，紀念的時間則改為11月4日。但是，人們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懷念卻并沒有因此而稍減。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俄羅斯修訂的聯邦法律《俄羅斯軍人榮譽日和紀念日》規定，從當年起，１１月７日重新被當作十月革命節來慶祝，但這一天首次不再是休假日。該法律還將１１月７日定為“軍人榮譽日”。在學術界，2007年十月革命90周年時，不僅俄羅斯的左派革命群眾繼續舉著紅旗和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到紅場進行集會和游行，而且俄羅斯學術界的一些知名學者還發表了《十月革命對我們、對俄國、對全世界的意義》的聲明，呼吁：“應當把人民的革命節日還給人民。應當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訴人民。不能忘記：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有過屬于自己的偉大的革命。我們可以，并且應當為此而自豪。”（摘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7年59期）今年是十月革命93周年，人們在網上看到，在以前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有群眾的紀念活動。與一些人的主觀愿望相反，十月革命的影響依舊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眾之中。這正是：“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三、    駁《二十世紀俄國史》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條罪狀

關于十月革命，李文援引了《二十世紀俄國史》所歷數的六點評價——其實就是“六條罪狀”：“ ⒈傳統的的俄國社會教會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⒉對于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⒊一般人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不是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⒋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并且實行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⒌人們普遍認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⒍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于社會何謝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主張并實行‘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的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者。（同上，第478頁）”

無論是李文還是《二十世紀俄國史》的編者如此羅列十月革命的所謂罪狀，說明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幾乎等于零，他們對于早就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批得體無完膚的那些陳詞濫調居然還當做武器來來批評十月革命，實在是太可悲了。這里我們就對他們提出的“六條罪狀”逐條地來進行批駁。

第一條罪狀，是所謂“傳統的的俄國社會教會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

我們知道，所謂“傳統的俄國社會”是一個農奴制的社會，19世紀下半葉后，俄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了比較大的發展，但是，在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社會財富的農奴和工人，他們飽受農奴主、資本家的剝削，飽受沙皇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壓迫，為了這些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利益，沙皇和臨時政府還要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炮灰，到戰場上去送死。對于這樣的“舊世界”他們為什么還要逆來順受？為什么不能進行革命，粉碎這個“舊世界”？ 哪里有剝削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爭，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者有革命權，他們進行反對舊制度的革命天然是合理的，要他們茍安于“舊世界”的“好心人”絕不是他們的朋友，而只能是他們的敵人。

第二條罪狀，是所謂“對于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

“工人沒有祖國”是《共產黨宣言》里的一句名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道理很簡單，“國家是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從來都是有階級性的：奴隸制國家是奴隸主的國家；農奴制國家是農奴主的國家；而資本主義的國家則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不是工人階級的國家而只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工人階級也沒有義務去“熱愛”屬于資產階級的“祖國”，更沒有義務去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去“保衛祖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之間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進行的非正義戰爭，工人階級當然沒有必要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去送死，他們反對這場戰爭，他們的口號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即把戰爭變為革命。這才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所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包括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站到了資產階級一邊，采取護國主義的立場，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利益的背叛。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的編者所持的也是這種觀點，當然也是完全錯誤的。

第三條罪狀，是所謂“一般人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不是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

什么是“一般人”？在階級社會，有的是階級的人，具體的人，沒有什么一般的人，抽象的人。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頁）為什么有的人那么貪圖錢財？用人的本性不能說明，只有用人的階級性才能說清楚。地主資本家之所以貪婪，那是由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里說得好，“我絕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頁）顯然，問題不在于個人，而在于社會的經濟關系或階級關系。只有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階級，才能消滅現在人們看到的那種為貪圖錢財而爾虞我詐的現象。所以《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這是科學的真理，是解決現在剝削階級貪圖錢財的不二法門。而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竟然否定這一真理和法寶，以為只要進行“不要貪圖錢財”之類的說教就可以解決問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第四條罪狀，是所謂“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并且實行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問題在于，是誰在進行偷竊和搶掠？應該說，一切剝削階級對于勞動階級的剝削都具有搶掠的性質。道理很簡單，社會的財富是由勞動階級創造的，但是，由于他們缺乏生產資料，他們勞動成果的相當一個部分都被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所占有，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搶掠。資本主義的剝削較之于前資本主義的剝削更隱蔽，它在資本和勞動力的交換是等價交換的掩蓋下，把工人階級通過勞動創造的比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據為己有，實際上就是“偷”了工人創造的一部分價值。除了這種合法的“偷”以外，資本家還有許多更隱蔽的“偷”的手法。馬克思在《資本論》“工作日”那一章里就引用了許多“工廠視察員報告”，揭露“資本‘零敲碎打地偷竊’工人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的這種行為，又被工廠視察員叫做‘偷占幾分鐘 時間’，‘奪走幾分鐘時間’，工人中間留下的術語，叫做‘啃吃飯時間’。”（《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1頁）當然資產階級這樣做也并不妨礙他們公開地進行搶掠。最典型的就是所謂“原始積累”。馬克思曾用血與火的文字揭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歷史過程，指出：“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絕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創造資本關系的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者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2-783頁）不要以為那是歷史上的事，其實今天的資本家仍然繼續做著當年資本家做的那些事，只不過是手段更加狡猾罷了。“富士康”20歲上下的農民工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選擇跳樓自殺這條絕路？這難道不是資本家的剝削逼出來的？

反對“把被搶走的東西再搶回來”，其實是要反對馬克思所闡述的“剝奪剝奪者”的偉大真理。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得出的這個科學結論不僅有其充分的事實根據，而且有其足夠的理論根據。他說，“撇開一切積累不說，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時期以后，必然會使任何資本都轉化為積累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價值。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占有的價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頁）對于這個道理，每個工人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體驗都會很容易懂得；沒有這種體驗的人，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也會很快懂得，不知為什么那么多號稱是歷史學家的人竟然對它一竅不通，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第五條罪狀，是所謂“人們普遍認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

這樣說更是一派胡言，而且《共產黨宣言》早就把它駁得體無完膚。在那里，馬恩曾這樣寫道：

“資產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單純的生產工具的。他們聽說生產工具將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他們想也沒有想到，問題正在于使婦女不再處于單純生產工具的地位。

“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裝得道貌岸然，對所謂的共產黨人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驚訝，那是再可笑不過了。公妻制無需共產黨人來實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到他們的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頁）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婦女的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發生了變化，賣淫被取締了，買賣婚姻的現象沒有了，建立在自主基礎上的婚姻成了普遍的現象。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恢復和發展，賣淫和變相賣淫等各種丑惡的現象又重新出現了。這些事實難道不是對《二十世紀俄國史》和李文的最好的駁斥？

第六條罪狀，是所謂“ 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于社會何謝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

資產階級的“行善”、“和為貴”、“積德”等一套其實很虛偽。首先要問：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何曾“行善”過？何曾“和為貴”過？何曾“積德”過？中國民間有一個說法，“不窮千家，不富一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要帶來兩極分化，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馬克思說，“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級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么，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8-829頁）這難道不是事實？蘇聯解體后的兩極分化，我國這些年基尼系數一直在上升，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二十世紀俄國史》和李文所加于十月革命的六條罪狀，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利益，對同一事物有著不同的看法。由于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來看十月革命，當然就處處不是，一無是處。而這一點也正好說明，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而絕不是什么政變。《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而一切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他們的階級利益卻要求他們保護這種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這種對立和斗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很明顯，這正是階級斗爭在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

四、    應該怎樣看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

李文引述《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的話說，“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勝利后，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同上，第129頁）”

李文注了該書的頁碼，但卻未注該書的版本，這顯然是不符合學術規范的。問題還在于，該書引用的是列寧的話，但卻沒有注明列寧著作的出處，顯然這也是很不嚴肅的。在我看來，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所引的列寧的話非常可疑。因為，無產階級要消滅的是那個個階級，而并不是個人，這個消滅顯然不能等同于所謂“肉體上的消滅”。不是別人，正是列寧本人曾經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舊社會之間并且沒有一道萬里長城。革命爆發的時候，情形并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只要把尸體抬出去就完事了。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尸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那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90頁）列寧的話表明，消滅舊的階級并不是“肉體上的消滅”，而是從社會關系的角度進行消滅，即改變舊的社會關系，因此對于整個階級，根本不存在什么“被打敗的階級應當受到奴役和肉體上的消滅”的問題，只有對那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個人或一小部分人才有一個“肉體上消滅”的問題。

問題是尼古拉二世是不是犯有嚴重的罪行？

據李文所介紹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說，“俄國二月革命后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審理羅曼諾夫家族特別是尼古拉二世的問題，沒有找到什么叛國的證據，便宣布其無罪。十月革命后，由于羅曼諾夫家族‘關系極其重大的事務’，列寧曾于1918年7月安排烏拉爾蘇維埃主席與之保持直線聯系，而1918年5月9日俄共中央委員會的記錄則說是‘交由斯維爾德洛夫辦理’（同上，532頁）而在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婦、4個女兒、1個兒子以及醫生、仆人4人，計11人在關押地被槍殺；而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則于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80年代，尼古拉二世等遺骨被發現。1998年7月18日，俄政府舉行了安葬儀式，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講了話，他說，‘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著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應該是出真相。葉卡特琳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我們安葬無辜殺害的人，是為了對我們的先人贖罪。固然，直接行兇的人是罪人，幾十年里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我們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頁）”

二月革命后的臨時政府因為沒有找到尼古拉二世有什么“叛國”的罪證便宣布其“無罪”，這顯然是很輕率的，也是不合邏輯的。沒有“叛國”并不等于“無罪”，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把二者等同起來從邏輯上來說，是犯了違背同一律的錯誤；而從政治上來說，宣布尼古拉二世無罪這件事又暴露了臨時政府和沙皇之間的曖昧關系，暴露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極端不徹底性。現在有些人蓄意抜高二月革命和臨時政府，而竭力貶低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但是有材料說，二月革命后產生的臨時政府是杜馬委員會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經過討價還價達成的，在1917年3月2日宣布成立臨時政府的會議上，“當人群中有人質問臨時政府發言人米留科夫王朝的命運將會怎樣時，他宣布說說，‘將國家推到毀滅的邊緣的專制君主將自愿退位或被廢黜，王權將移交給譯為攝政王，大公爵米哈伊爾•壓力山德羅維奇。阿列克謝將是王位的繼承人。’但還沒等米留科夫講完，他就被憤怒的喊叫、長時間的呼喊和‘共和國萬歲！’‘打倒王朝！’等口號所打斷。面對著這種攻擊和吶喊，米留科夫向人們保證一切都還沒有預先確定——政府采取哪種形式最終將由立憲會議決定。”后來在人民群眾的堅決斗爭下，米留科夫只好公開宣布，他的講話只代表個人的意見。([美]馬克¦•斯坦伯格、[俄] 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頁)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月革命是何等的不徹底，而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臨時政府對羅曼諾夫王朝的態度是何等的曖昧；同時也可以看到后來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又是何等的必要和重要！

關于羅曼諾夫王朝，我們知道，沙皇亞力山大三世于1894年10月20日在雅爾塔駕崩，按照沙皇家天下的規矩，子承父業，由其子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羅曼諾夫繼承了王位，史稱尼古拉二世。生于1868年6月18日，時年27歲的尼古拉二世，作為俄國歷史上最后一個沙皇，從1894年即位直到1917年退位，統治俄國的時間比其父亞力山大三世長得多，達23年之久。全面評價這個末代沙皇顯然不是本文的任務，但是，對于他是不是“無罪”這個問題卻是必須弄清楚的問題。這里只講三件事：

⒈他舉行加冕典禮那天——1896年5月18日發生的霍登慘案。

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舉行隆重的加冕典禮，邀請了各國政要和皇室成員前來參加。按照過去的習慣，沙皇舉行加冕典禮都要向人民發放禮品，人們聽說新沙皇的禮品很豐厚，因此吸引了各地許多民眾前來參加典禮，許多乞丐也聞訊也蜂擁而至，參加典禮的人有好幾十萬，還有人說超過百萬。但是，實際上分發的禮品卻十分簡單：男性得到的是印有雙頭鷹徽章的啤酒杯，而女性得到的則是印有相同圖徽的手帕。由于廣場有人傳出禮物很快即將發完的謠言，因此引發人群的恐慌和混亂，加上廣場的人數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而廣場又坑坑洼洼，甚至還有許多戰壕都沒有填平，因此更容易出現跌倒和踩踏的現象。據說霍登練兵場的大規模踩踏所造成的傷亡非常可觀，有材料說，霍登廣場那天的死者多達 2000余人，而傷者多達萬余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流血大慘案，史稱“霍登慘案”。

對于這件事，維特伯爵的回憶顯然有所不同。由于他是親歷者，似乎更值得我們注意。他寫道：

“通常，在加冕以后，舉行盛大的人民游樂會，由皇上賜給人民各種禮品，其中的大部分甚至是很獨特的，那就是以皇帝陛下的名義賜給人民的食物。然后，這個莫斯科城外的大廣場上為人民安排了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通常皇上也來觀看人民如何娛樂和受到怎樣的款待。

“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到那個廣場去，皇上也將在中午前往欣賞音樂演出，……。接待人民的活動從清早就已開始了。我坐上馬車正準備往那里去的時候，突然得知，在將要舉行人民游樂會的霍登廣場，今天早上發生了一件慘禍：到場的群眾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擠壓，擠死壓傷的達兩千人左右。

“我前往霍登廣場的時候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難受，前來參加慶典其他人的人也很不好過。使我感到苦惱的首先是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對待所有的傷殘者，如何處理所有這些死者的尸體？來不來得及把傷員送到醫院里去，來不來得及把死尸運到別處，以免其他前來的人看見，以免皇上、所有上千名的侍從看見？后來我又想到另一方面：皇上會不會由于這一不幸事件而下詔把這次愉快的盛會變成追悼會，把欣賞歌曲和音樂改為廣場上為死者隆重祈禱的儀式？”

“可是，當我到達廣場時，已經看不到任何異樣，似乎沒有發生過任何奇災大禍，因為從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部收拾掉了，已經看不到發生過災禍的明顯的痕跡，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跡的地方全都遮掩起來了，痕跡消滅掉了。”（謝•尤•維特著：《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2頁）

問題在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究竟是怎樣看待霍登慘案的？這位新沙皇沒有取消這個游樂會，更沒有把這個游樂會變成追悼會，一切都按照原計劃進行，親王和皇帝陛下都參加了游樂活動，好像沒有發生任何災禍似的。當晚，皇帝還參加了法國大使舉辦的豪華舞會。在他看來，“這次慘禍是個很大的不幸，但不應當讓不幸事件使加冕慶典黯然失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必過重視霍登慘案。”（同上，第57頁）

發生了兩千多人傷亡的霍登慘案，新沙皇想的竟然是要人們“不必過重視”，其行為的暴戾和內心的殘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真是令人發指！毫無疑問，這是這個末代沙皇對人民欠下的一筆大血債！

⒉1905年1月22日（俄歷1月9日）發生的“流血星期天”。

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時期，正是俄國由資本主義轉為帝國主義的時期，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都變得愈來愈尖銳。1894-1895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條約要將中國的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并且允許朝鮮獨立。此事當然也關系到俄國和歐洲的利益。在俄國，在一次由海軍上將阿•亞歷山大羅維奇親王主持的會議上，前朝重臣謝•尤•維特伯爵提出，中日馬關條約讓日本占領遼東半島一事對俄國十分不利，應該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親王向尼古拉二世稟報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于是又由尼古拉二世召開了御前會議議決此事。會上，維特重申了自己的意見，皇帝同意采納他的意見，并責成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予以執行。洛巴諾夫執行得很巧妙：立即同德國和法國商妥，使他們同意支持俄國的要求；然后，俄國毫不拖延地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但提出要求：以大量賠款交換遼東半島。就這樣，以賠款代替領土割讓。（謝•尤•維特著：《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頁）沙皇俄國這樣做當然不是像他們說的那樣是為了中國“領土的完整性”，顯然它是為了俄國自身的利益——它想“把自己的勢力擴大到遠東”（維特語，見所著《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6頁）。就在此時，新沙皇要舉行加冕典禮，為了盛大隆重，俄皇邀請了各國皇室和政要參加，中國自然在受邀之列。清廷為了巴結俄國，派“中堂大人”李鴻章親自出馬，而沙皇為了表示重視，則派曾經到過中國、認識李鴻章并與他關系不錯的的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到蘇伊士運河的出口處遠道相迎。李鴻章到達俄國的第一個城市是敖德薩，他在那里受到了國家元首般的高規格的的接待，因為尼古拉二世接受了維特的建議，派軍儀隊參加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隨后，李鴻章就乘專列先到首都到彼得堡，而不像一般貴賓那樣直接到舉行加冕典禮的莫斯科。這種破格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讓沙皇在彼得堡和李見面，給足了李鴻章的面子，更重要的是為中俄兩國在娥皇加冕典禮之前進行秘密談判創造了條件。俄國參加密探的是財政大臣維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前者早在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時期就已負責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建事宜，而此時的俄國更想將這條鐵路通過中國的東北修到符拉迪奧斯托克（海參威），此事還涉及財政問題，非他參加不可。在談判中，維特好話說盡，并且答應給中國以300萬盧布的援助，結果取得了滿洲鐵路的修建權和使用該鐵路運輸兵員、軍需品和糧食的權利，此外，如果中日之間發生戰爭，俄國還可以進出中國的港口。這個密約，暴露了新沙皇侵略中國的野心，而李鴻章只要面子，不要里子，實際上同意把中國的東北變成了俄國的勢力范圍。

這段時間還爆發了八國聯軍之役，包括俄國在內的八國趔趄聯合起來鎮壓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在八個列強之中，數俄國最為積極。俄國派出的軍隊占了八國聯軍的三分之一，其中相當一部分就直接去了東北。可以說，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手上，也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他不僅欠俄國人民的血債，還欠者中國人民的血債！

這以后，俄國沙皇于1904-1905年又與日本之間爆發俄日戰爭，俄國在戰爭中失敗，旅順港從俄國人之手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國內外的矛盾引起了工人對沙皇的極大的不滿。1月9日（星期天）清晨，十多萬手無寸鐵的工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在加邦牧師的帶領下帶著請愿書，舉著教堂的旗幡和圣像，同時還舉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亞歷山德拉的畫像，準備到冬宮去見“仁慈”的沙皇，向他呈交請愿書。但是，尼古拉而是此時并不在冬宮，而是在皇村的行宮，于是人們又準備到黃村去呈交請愿書。實際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不仁慈，在從冬宮到皇村的道路上早已布置好了軍隊。當游行群眾開始進入冬宮廣場時，這些軍隊用他們事先準備好的槍炮和利劍向游行的群眾發起了進攻。結果有一百多名婦女和兒童被槍殺，數百人受了傷。這些數字看來所根據的可能是官方發布的數字。列寧在《死傷人數》一文中說，“政府通報說，有96人死亡，330人受傷，這顯然是假的，誰也不會相信。據最近報上的消息，1月13日記者們向內務大臣遞交了一份由采訪人員編制的死傷者沒名單，死傷人數共達4600人。的讓這個數字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列寧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06頁）

對于1月9日發生的流血事件，維特伯爵在其回憶錄里也有記述。他說，“1月9日以前幾天獲悉，工人正在準備向皇帝上書，他們準備提出各式各樣有關他們生活的請求和要求。”在這位大臣看來，“這些要求當然是極端片面的，過分的，不無某種革命的色彩，盡管寫法頗為得體。”（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頁）維特還說，要是他是政府首腦，他就會請求皇上同真皮群眾見面，接受他們的請愿書，同時也要建議皇上授權政府首腦或副將受過這份請愿書后建議工人散去。但事實卻不是如此。1月8日晚，部分大臣開會研究對策，因有人懷疑維特會支持工人而未能通知他參加。會議決定，不允許工人越過廣場的邊界進入廣場，如果個人不立即往回走就要開槍。第二天（即1月9日）清早，他剛起床，就“看到一大批工人舉著神幡、圣像和旗幟沿著石島大街走去。他們中間有許多婦女和兒童，……。”他說，這支游行隊伍一過去。就看到他們向特羅伊茨基橋走去，而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陣槍響，“接著就槍聲大作，不到十分鐘，一大群人轉身涌向石島大街，死傷甚眾，遭難者既有成人，也有兒童。”（同上，第275頁）

工人們請愿提出的其實都是起碼的經濟要求，并沒有提出什么政治上的訴求，連沙皇的大臣維特都認為請愿書寫得“頗為得體”，但是，他們得到的卻是槍彈！而這一切又都是事先謀劃好了的！

1月9日這一天在歷史上被稱為“流血星期日”或“血色星期日”，不知《二十世紀俄國史》對這一天是怎樣定位的？應該說，這是二十世紀俄國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正是在這一天，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對人民又欠下了一筆大血債！

⒊末代沙皇積極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俄國巨大災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兩大集團之間發生的一場非正義戰爭。早在1904年，法國即與英國達成“摯誠協議”。1907年，英俄協定簽訂，形成了英、法、俄協約國帝國主義集團,同德奧同盟國帝國主義集團對峙。毫無疑問，德國在戰爭中起了很壞的作用。實際上，俄國在這次戰爭中也表現非常積極，所起的作用也很壞。我們知道，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皇儲斐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奧匈帝國譴責塞爾維亞為后臺，并于1914年7月28日對塞爾維亞宣戰。 7月30日俄國動員，出兵援助塞爾維亞。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接著在3日，向法國宣戰。8月4日，德國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時；同日，英國向德國宣戰。8月6日，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8月12日，英國向奧匈帝國宣戰。世界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由此開始。

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此積極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圖謀的：它企圖從奧斯曼帝國手里奪取黑海海峽、君士坦丁堡和土屬亞美尼亞,從奧匈帝國手里奪取加里西亞。和一切帝國主義者常常用和平的謊言來掩蓋自己的侵略陰謀和發動戰爭的準備一樣，尼古拉二世簽署了戰爭的動員令,并在1915年解除了頗有才干的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親王的職務，親自擔任俄軍最高總司令,把俄國推進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之中。由于戰況不利，俄國在戰場上損兵折將，傷亡嚴重，而且糧食困難，出現了大量的逃兵。人民怨聲載道，紛紛表示不滿。但是，沙皇和后來的臨時政府還是要把這場戰爭繼續堅持下去。顯然這是不得人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一千多萬人死亡，和兩千多萬人受傷，是世界歷史是空前的浩劫；而俄國的傷亡也達到數百萬人之巨。這是末代沙皇對俄國人民欠下的又一筆大血債。

當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所犯下的罪行還遠不止這些。我們知道，尼古拉二世雖然曾受過良好的教育，通曉德、英、法三種外語，他喜歡體育，但是作為一個沙皇，他優柔寡斷、庸弱無能，維特說他神秘甚至陰險，這些缺點其實都是是致命的。他對皇后亞歷山德拉非常信任，讓她干預朝政，而亞歷山德拉又非常信賴一個沒有文化的巫醫拉斯普京，據說這個拉斯普京曾經“治好”（？）了皇太子的血友病，因此皇后在其他方面也都要聽拉斯普京的話。這樣一來，俄羅斯的大政方針幾乎都要受這個拉斯普京的影響。顯然，這是非常荒唐的。

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末代沙皇所代表的乃是日益衰朽沒落的階級，他的階級立場決定了他不僅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只喜歡俄羅斯傳統和東正教，只喜歡實行專制獨裁。他不愿意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更不要說讓布爾什維克實行社會主義了。他對革命十分害怕。他曾兩度解散國家杜馬，并且逮捕了65個屬于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代表，把他們流放到西伯利亞。而他的大臣斯托雷平則加緊用流血手段來對付工農群眾，成千成萬的革命群眾慘遭討伐隊的殺害。特別是布爾什維克，更受到其殘酷的迫害。沙皇的暗探拼命搜尋匿居芬蘭的列寧，使其不能再在那里存身，不得不冒著巨大的危險，再次亡命國外。他思想偏狹，甚至連主張非暴力的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也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將其革出教門。

應該說，這樣一個血債累累的末代沙皇，這樣一個舊政權、舊勢力的總代表，當然不可能受到老百姓的歡迎，而只能為他們所痛恨，尼古拉二世的被推翻，乃至他的被槍殺，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下場。

當然，在講到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殺害的命運時，我們不能不聯系當時的形勢。1918年7月中旬的形勢是怎樣一個形勢？應該說，當時的形勢非常嚴峻。7月12日，列寧在一篇文章里講到了“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任何一個有覺悟的個人都不會懷疑的事實”：“富農仇視蘇維埃政權，仇視工人政權；如果工人不立刻拿出全部力量來防止富農向蘇維埃進攻，并在富農尚未聯合起來的時候就把他們徹底打垮，他們一定會推翻這個政權。”（《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頁）列寧在他的這篇文章里之所以要號召 彼得堡有覺悟的工人到烏拉爾去，到伏爾加河流域去，到南方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僅僅隔了兩天，即7月15日，他又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和政府聲明，說：“昨天，7月14日，晚11時，德國外交代表里茨勒爾博士會晤了外交人民委員并把他剛接到的柏林發來的電報內容通知外交人民委員，電報里說，德國政府責成里茨勒爾要求俄國政府允許一營武裝的德國士兵前來保護的歌喉大使館，并且要求讓這營士兵立即開到莫斯科。”（同上，第492頁）當然蘇俄沒有接受這個無理要求。列寧說，“我們不得不像回答捷克斯洛伐克軍的叛亂和英國人在北方的軍事行動來回答這一舉動，那就是：加緊動員，號召所有成年的工人和農民進行武裝抵抗，并且在戰時需要退卻的情況下破壞所有一切交通、倉庫、特別是食品，使這些東西不知落到敵人的手里。”（同上，第494頁）連一切重要物資都不能“落到敵人的手里”，更何況是極易成為復辟的工具的末代沙皇這具政治僵尸又怎么能夠落入敵人之手呢,？何況那時叛亂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正在烏拉爾地區，離尼古拉二世一家被軟禁的地方葉卡捷琳堡并不遙遠，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事態在當時是很容易發生的。在這種國內戰爭和國外武裝干涉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我認為，從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出發，無論是斯維爾德洛夫，還是烏拉爾蘇維埃主席，如果對尼古拉二世一家人采取將他們采取滅絕的措施應該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不必說尼古拉二世本來就是一個劣跡斑斑、血債累累的有重大罪行之人了。

事實也是這樣。根據美國學者馬克•斯坦伯格和俄國學者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合著的《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一書（由于該書兩作者之一的赫魯斯塔廖夫是一位檔案工作者，該書輯錄了尼古拉二世的日記、書信和與他有關的官方文件乃至報紙的報道及社論等檔案材料），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烏拉爾地區蘇維埃曾于1918年8月17日給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發了一份電報，電報說，“敵人一逼近葉卡捷琳堡，特別委員會（契卡）發現白衛軍企圖劫持沙皇及全家的重大陰謀。文件已在我們手里。尼古拉•羅曼諾夫于7月16日夜里根據[烏拉爾]地區蘇維埃主席的法令已經槍決。他的家人已被轉移到一安全地點。監獄這一情況，我們將法幣下列通告：[“]鑒于反革命匪幫逐漸逼近烏拉爾的紅色首都，戴著王冠的劊子手有可能逃脫人民的審判（已發現白衛軍企圖劫走他和他的全家的陰謀，以及揭露這些機密的文件，將會發表這些文件[烏拉爾]地區蘇維埃主席團為了實現革命的意愿，決定槍斃前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這一盤忽而已在1918年7月16日夜里執行。為了確保全體人員的安全，與太主觀壓在一起的其余家庭成員已撤離葉卡捷琳堡市。

[烏拉爾]地區蘇維埃主席團[”]此電報收到的時間是1918年7月7鈤時。過了19個小時，即17日晚9點（21點）烏拉爾地區蘇維埃主席別洛博羅多夫又給人民委員會秘書尼古拉•戈爾布諾夫發一電報，稱：“通知斯維爾德洛夫，全家的命運與其家長相同。官方的說法為全家在撤退期間死亡。”1918年7月18日，全俄蘇維埃這樣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確認烏拉爾地區蘇維埃的決定是正確的。1918年7月19日，《真理報》就槍斃尼古拉羅曼諾夫發表了社論和報道。（ [美]馬克•斯坦伯格、[俄]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5頁）

從這些材料里，我們看到，槍斃尼古拉•亞歷山大洛維奇•羅曼諾夫及其家人是在特定的歷史狀態——戰爭狀態和敵人準備劫持的狀態下進行的。另據該書所載之檔案材料，為防備出現意外，但是還組織了一個特別支隊來專門進行保衛。這在戰爭已經逼近的情況下無疑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此對其采取極端的辦法其實也是形勢所迫，們有什么好指責的。同時還要看到，槍斃尼古拉•亞歷山大洛維奇•羅曼諾夫一事在當時已經及時通過《真理報》向全社會作了報道，還發表了社論，而絕不像葉利欽后來所說的那樣，是什么“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著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試問，在事情發生的第三天，真理報》就進行了報道并且發表了社論，能說是隱瞞事實真相嗎？顯然，葉利欽是故意制造假信息，煽動人們對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情緒，而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宣傳這個假信息同樣是別有用心的。

針對李文和俄書對羅曼諾夫皇族命運的責難，我們要問，為什么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處決國王查理一世、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可以絞死國王路易十六，而十月革命后在特定的情況下就不能處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如果要舉一個與此事比較接近的例子，我們可以舉1916年10月21日奧匈帝國政府首腦卡•斯圖爾克伯爵被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弗•阿德勒刺殺的例子。當時，阿德勒曾因此事被判死刑，后改判長期監禁。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于奧匈帝國是戰敗國，而斯圖爾克被認為負有戰爭責任，阿德勒于1918年11月被赦免。與斯圖爾克相比，尼古拉二世的罪惡顯然要大得多，刺殺斯圖爾克的阿德勒能夠被赦免，而處決尼古拉二世又有什么可責難的呢？應該說，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下場完全是他作惡多端所致，是罪有應得，是怪不得別人的。葉利欽把此事說成是俄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是毫無根據的。

當然，尼古拉二世的子女和仆人應該說是無辜的，采用滿門抄斬的做法是不應該的。但是研究這些問題也要考慮當時所處的環境，而不能作孤立的研究。

不管怎么說，從歷史的發展來看，羅曼諾夫王朝的覆滅是必然的。不然的話，如果像某喜人那樣肯定羅曼諾夫王朝和臨時政府，如果像臨時政府的米留科夫那樣對待這個王朝，——讓其皇叔當攝政王，讓其太當王位繼承人，讓這個家家族繼續在俄羅斯進行統治，那又將是什么樣的局面呢？那就只能是歷史的大倒退。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小撮復辟狂會這樣想，而一切革命的人民是絕不會答應的。

五、關于“紅色恐怖”問題

李文轉述《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的觀點說，“殺害尼古拉二世家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范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手段奪權，強行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因此‘紅色恐怖是必然的現象’（同上，第544頁）”

這種說法顯然有背于事實。

我們知道，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人民群眾創造的，而不是個別人或少數英雄豪杰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是群眾史觀，而不是英雄史觀。因此，那種認為依靠個人或少數人的密謀、刺殺等恐怖手段而無需發動群眾進行群眾性的革命斗爭就能改變世界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就此而論，恐怖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恐怖主義，反對吧可不作為唯一的斗爭手段，但是并不反對一切恐怖行為。正像資產階級也曾使用過恐怖手段進行階級斗爭一樣，無產階級也可以在一定的情況下使用恐怖手段。實際上，有兩種恐怖，一種是反革命的恐怖或白色恐怖，一種是革命的恐怖或紅色恐怖。對于革命的恐怖或紅色恐怖不僅不應反對 ，而且應該理直氣壯地支持。在這方面，革命導師有不少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領會：

——恩格斯在1872年寫的《論權威》一文中說：“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借它一五七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者沒營運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

——列寧于1916年11月4日《在瑞士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講話》中說，“弗里茨•阿德勒同志殺死斯圖爾克，這也許是采用恐怖主義作為一種策略，即不斷組織與其在革命斗爭會務聯系的政治謀殺，這也許只是從主張保衛祖國的奧地利正式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策略轉到采取革命的群眾斗爭策略的過程中的一個個別的步驟。看來第二個假設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因此，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并已在10月20日《前進報》上發表的向弗里茨•阿德勒表示敬意的決議，應當得到充分的同情。無論如何我們深信，俄國革命的經驗和反革命的經驗已經證明，我們黨進行了20多年的斗爭，反對把恐怖主義當做策略，這是正確的。但是不應當忘記，對這個斗爭是同反對機會主義的殘酷斗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機會主義總是反對被壓迫階級對壓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們則始終主張在其中并且配合這種斗爭使用暴力。”（《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0頁）

——列寧于1917年12月22日寫了一篇《普列漢諾夫論恐怖》，引述普氏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講的話：“歲每一個民主原則都不應該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應該把它同可以稱為基本民主原則的那個原則聯系起來看，這個原則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勝利是最高達法律。因此，如果為了革命的勝利需要暫時限制某一個民主原則的作用，那么，不做這種限制就是犯罪。……”列寧根據普氏當年的觀點指出，“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普選權。不好的議會應該力求在兩周內將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階級的利益——這就是最高的法律。當普列漢諾夫是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他是這樣論述的。現在叫嚷‘布爾什維克恐怖’的絕大多數孟什維克，當時同普列漢諾夫一起就是這樣論述的。”（《列寧全集》第33卷

——列寧于1918年8月20日寫的《給美國工人的信》里進一步皮剝了資產階級奴仆對無產階級的攻擊，論證了無產階級實行革命恐怖的正當性。他說：“資產階級奴仆們責難我們實行恐怖……英國資產者忘記了自己的1649年，法國人文集了自己的1793年。當資產階級為了本身的利益對封建主實行恐怖的時候，恐怖就是正當的、合理的。當工人和貧苦農民檔案對資產階級實現可不得時候，可不經常為駭人聽聞的和罪惡的！當一個剝削者少數為了代替另一個剝削者少數實現可不的時候，看不見是正當的、合理的。當我們為了推翻一切剝削者少數，為了真正的大多數，為了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利益而，恐怖竟成為駭人聽聞的和罪惡的！”（《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5-566頁）

——列寧在1921年4月21日寫的《論糧食稅》一文中還進一步談到了恐怖和階級斗爭激化的關系以及只有兩打街機的恐怖而沒有中間道路的問題。他說，“讓那些幫助白衛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們去自吹自擂，說它們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們還說要說出一個嚴酷兒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經歷了1914-1918年帝國主義戰爭后的可千萬計、舊的聯系中斷、階級斗爭激烈的國家里（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和偽君子及空談家說的正相反，沒有恐怖手段是絕對不行的。或者是美國時、英國式（愛爾蘭）、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國式、匈牙利式以及其他形式白衛分子的、資產階級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紅色的、無產階級的恐怖手段，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沒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條道路’。”（《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頁）

一般來說，恐怖是剝削階級首先搞起來的。不僅在歷史上是這樣，資產階級恐怖在先，無產階級恐怖在后；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也差不多都是反革命的白色恐在先，而革命的紅色恐怖在后。比如前面講到1918年7月中旬，是先有富農階級要推翻蘇維埃政權和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叛亂，而后有布爾什維克派派彼得堡工人到烏拉爾等地去進行戰斗。正是在這樣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環境下，才不得不用極端的方式解決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問題。這以后一些知識分子發生動搖，倒向捷克斯洛伐克軍團一邊，列寧又在11月27日的一個報告中提出，“既然動搖到捷克斯洛伐克軍那邊去了，我們的口號就是要無情的斗爭，實行恐怖。”（《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3頁）在中國，情況也大抵如此。1927年蔣介石搞4•12政變，叛變革命，殺了無數共產黨人，所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造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這以后，他對蘇區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大搞白色恐怖，達到慘絕人寰的地步。除了對共產黨，對許多非黨的中華民族優秀分子，像鄧演達。聞一多、李公樸等特采用了暗殺的恐怖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當然要進行反抗和斗爭。在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語，見《斯大林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頁）革命戰爭當然是恐怖手段。除了革命戰爭之外，也有用暗殺的辦法來對付國民黨黨特務和共產黨的叛徒的，這些當然也是恐怖手段。從一定意義上說，恐怖乃是階級斗爭激化的必然產物，它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把紅色恐怖說成是“布爾什維克通過政變手段奪權，強行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引起的，這樣說是完全錯誤的。

誠然，共產黨是要“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里都說得很清楚。道理很簡單，不消滅私有制就不能解決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資本主義性質這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不能實現消滅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目標。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一定堅持用沒收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里曾說，“馬克思曾向我講過（并且講過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贖買這整個匪幫，那對我們是最便宜不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頁）列寧也曾設想過實行“贖買”的政策，他在1921年4月21日寫的《論糧食稅》中曾說：“在我國，既沒有高度的文明，也沒有妥協的習慣，如果考慮以下這些具體條件，那就很清楚，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該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對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繼續以投機和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無情地加以懲治；另一方面，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肯接受并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精明干練地組織真正以產品供應千百萬人的大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498頁）不過由于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的限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在蘇聯并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這種贖買的辦法后來成了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方法，并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蘇聯，也談不上什么“沒收人民的私有財產”。人民一詞在不同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內涵。在蘇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對于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沒收私有財產”的問題。至于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在蘇聯都是革命的對象，并不屬于人民的范疇。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的作者在概念的使用上，顯然也是錯誤的，不合邏輯的。

李文還說，“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別委員會（即有名的‘契卡’），它是對付‘反革命’、‘投機倒把’和‘消極怠工者’的。其領導人是赫赫有名的捷爾任斯基。”還說，“捷爾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矗立了許多年，1991年蘇聯解體時，人們將其掀倒，在旁邊寫了一個大牌子：‘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吧！’”

李文和俄書如此丑化“契卡”和它的領導人，其實，捷爾任斯基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中國都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甚至連李文和《俄國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認捷爾任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為什么“赫赫有名”？因為他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業，因為他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和非常高超的智慧。在當年的蘇聯，只要提到捷爾任斯基的名字，敵人就會聞風喪膽。捷爾任斯基對敵人的狠是有名的，而他對人民的愛也是有名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以后的國內戰爭，蘇聯出現了不少孤兒和流浪兒童，捷爾任斯基在救助這些兒童并且對他們進行教育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可惜的是，他早在1926年49歲時就英年早逝了。李文說到他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的塑像，但沒有說這個塑像是什么時候建立的。這個塑像是1957年建立的。試想，1957年距離他逝世的1926年已經過去了31年，但是人民并沒有因為年代久遠而忘記他。這本身就反映了人民對他的熱愛、崇拜和懷念之深。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那些民主派迫不及待地用吊車把塑像吊起來加以破壞，有人還嫌不夠，又豎起一個牌子來丑化他。李文和《俄國史》作者對此津津樂道，其實非常無聊。問題是，破壞塑像也好，豎牌子丑化也好，都不能改變捷爾任斯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2002年，莫斯科市長雷日科夫就提出要在原址將塑像復位。2004年，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小鎮又建了一個他的青銅塑像。2008年9月，俄國家杜馬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俄副總檢察長科別斯尼科夫珍重地提出一個議案，要重建捷爾任斯基的銅像，此議立刻得到大多數議員的鼓掌歡迎。最近上網，見到民調對捷爾任斯基評價也很高。看來，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恢復捷爾任斯基的塑像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照理說，李文和俄書的作者對這些情況也應該是知道的，為什么還要裝聾作啞呢？。

六、關于“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

李文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蘇俄實行勞動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過程中的事。書中介紹說，列寧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這段時間里就要無情消滅商品生產。他們同樣對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李文借轉述《二十世紀餓國史》所謂列寧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一語，讓人覺得列寧是一個說大話吹牛皮的人，其目的自然是為了丑化列寧，降低列寧在廣大民眾中的影響。但是，我們要問，列寧是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講過這樣的話？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樣，沒有交代出處。應該說，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檢驗的。

我們看看列寧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列寧在1918年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言論是非常慎重的，這些話和所謂“社會主義在六個月內便能到來”的說法不僅毫無共同之處，而且恰恰正好相反。這里我們不妨略引幾段，看看列寧當時的真實思想究竟是怎樣的：

——1918年1月，列寧在全俄工兵農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不承認這樣一個明顯的真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有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漫長的、比較困難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將取決于占優勢的是小私有制還是大私有制，是小農業還是大農業。不言而喻，愛斯蘭這樣一個人人識字和全國都是大農業的小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和俄國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情況不可能是相同的。我們應該顧及到這一點。（《列寧選集》第3換，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

——1918年5月，列寧在《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寫道，”看來，還沒有一個專心研究俄國經濟問題的人否認這種經濟的過渡性質。看來，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同上，第511-512頁）

當然，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對俄國實行武裝干涉，白衛分子又發動了國內戰爭，1918年夏天以后，進入了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確實也曾產生過“直接過渡”的思想。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也沒有把社會主義看得那么簡單容易。我們看他在1919年和1920年時又是怎么說的：

——1919年6月28日，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說，“‘消滅階級’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的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過它的含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顯然，為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廢除任何生產資料私有制，要消滅城鄉之間、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這是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事業。”（《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1920年10月2日，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說，“現在50歲左右的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于現在15歲的這一代人，就能夠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手建設這個社會。因而他們就應當知道，他們終身的全部任務就是建設這個社會。”（同上，第296頁）

從以上所摘引的列寧的幾段話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總是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設想得很多，總是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困難的”、“漫長的”、“長期才能實現的”任務，他甚至很理性地談到像他這樣年鈴的人(當時列寧正好50歲)是不能指望看到共產主義的，只有那時15歲左右的青少年才有可能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說，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至少要35年左右的時間。列寧怎么會說“ 真正的社會主義六個月內便能到來”這樣的話呢？不可能嘛！李文和《二十世紀俄國史》制造這樣的的謊言，說明他們已經心勞日拙、無計可施，已經墮落到靠說謊來過日子的地步。應該說，這不僅是學術上的失敗，而且是道義上的失敗。

李文和俄書還攻擊列寧“對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前景懷抱強烈的期待，認為至少德國可以受俄國影響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本來，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因此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抱有強烈的期待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有意思的是，李文和俄書特別提到列寧希望德國革命很快成功，這更是對他們所鼓吹的“列寧是德國的秘密代理人”一說給自己打了一個響亮的耳光！應該說，列寧對世界革命包括德國革命雖然有所期待，但是他的態度卻是非常冷靜和理智的。在討論是否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布哈林反對簽約，其希望就是寄托在世界革命包括德國革命的爆發上的，而列寧則不以為然，他認為這在當時還是一種幻想。問題是，俄國革命也確實影響了世界革命，當然時間要稍晚一些。事實是，繼十月革命之后，在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德國和匈牙利無產階級都在俄國革命的巨大影響下先后爆發了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左派雖然奪取了政權，但是由于帝國主義的破壞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賣身投靠，這兩國的革命最后都失敗了。然而兩國革命的最后失敗并不能否定俄國十月革命曾經對他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更不能否定這兩個國家曾經發生過革命和和取得過政權。這都是起碼的歷史事實，又怎么能夠“顛覆”得了呢？

李文和俄書還說什么“十月革命后俄國所有5人以上的企業悉被沒收”，這也是完全不符歷史事實的。前面已經提到，列寧也曾想向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十月革命后并沒有馬上就沒收資本家的工廠。只是由于資本家用“怠工”“關廠”等手段來對抗蘇維埃政權的監督，對新政權采取了完全敵視的態度，只是在這以后，蘇俄黨和政府才決定對于大型企業進行沒收，而時間并不是什么“十月革命后”，而是距十月革命已經8個月之后的1918年6月下旬了。1918年6月，人民委員會先后發布了兩個法令：一個是6月20日發布的《關于石油工業的國有化》；一個是6月28日發布的《關于采礦、冶金。金屬加工、紡織、電氣、鋸木、木器制造、煙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它工業部門的大型企業和鐵路運輸的國有化》。在第一個法令中規定“不屬于本法令予以沒收的范圍”；而第二個法令所說的“大企業”也有明確的規定，差不多都是指“股份公司和合股社團”，而且還規定了固定資本的數量，如冶金、紡織、電氣、鋸木和木材加工企業的固定資本要求不少于100萬盧布；而煙草、玻璃和陶瓷皮革、水泥蒸汽磨等企業的固定資本則不少于50萬盧布。（《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1卷，中國人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96-104頁）至于不符合上述法令規定的中小企業，其沒收的時間肯定還要晚許多。實際上，即使對5人以上的企業也不是李文和俄書說的“所有5人以上的企業”，而是有附加條件的。當時規定的是“5人以上并擁有機械動力的企業和雖無機械動力但有工人10人以上”的企業為中小企業，李文和俄書所說的情況顯然是不準確的。

問題在于，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本來就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沒有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還叫什么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方法是可以考慮“贖買”的辦法的。但是，如果資本家不愿意接受和平的方法，還要大搞破懷，那除了沒收是沒有其他辦法的。后來高爾基有一句話說得好：“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高爾基在1930年寫過一篇政論文章，題目叫做《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李文和俄書反對這句話，但它是真理，是反不了的。

李文和俄書還大談所謂“革命急性病”“導致了一系列錯誤”，說什么“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僅圣彼得堡一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3-4倍。”但是，這些數字都沒有出處。按我的了解，蘇俄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天，即俄歷10月29日，人民委員會就發布了一個《關于八小時工作制》的法令，明確規定“一晝夜不得超過8小時，一星期不得超過48小時，其中包括擦洗機器和清理工作場所的時間。”（《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經濟問題決議匯編》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頁）當然，這是法令規定的時間。實際情況又如何呢？我們知道，俄國的資本家用怠工、關廠賣企業的辦法來對抗蘇維埃政權的，當然是不會加班加點，而國有化以后，用李文和俄書的說法，是“生產凋敝，‘只有印鈔機’在工作”，又怎么會有“每天工作12-16小時”的情況發生？而且據說當時的死亡率特別高，其原因是因為饑餓和政治上的原因，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又怎么能夠承受每天12-16小時的巨大工作量？難道你們就不感到這些說法是自相矛盾的嗎？事實是，由于戰爭對于軍事裝備和軍衣的需要，同時由于戰爭又造成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國防委員會曾提出，在國防企業實行12小時工作制。請注意，實行12形式工作制的僅僅是國防企業，說“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在這個問題上，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就開始實行7小時工作制。聯共（布）中央執委會曾為此發表過宣言，并且提出過6小時工作制的奮斗目標。為此，1928年11月24日聯共（布）中央全會又作出《關于實行7小時工作制的初步總結和進一步實行7小時工作制》的決議，（同上，第810頁）事實一再證明，蘇聯黨和政府對于工人階級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是非常關心的，所謂“迫使每天工作12-16小時”之說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餓死人的情況也是被大大夸大了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著發生的的14國武裝干涉與國內戰爭，出現了糧食和燃料不足的情況，當然有可能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但是其責任應歸于沙皇，歸于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富農和白衛分子，而不應歸于新生的紅色政權。相反，由于蘇俄政府實行了余糧征集制和食品配給制，禁止糧食買賣等政策，對于解決糧食問題和減少餓死人的現象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實際上，當時蘇俄政府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業中心都建立了公共食堂，數以百萬計的個人在食堂用膳。特別是對于兒童，人民委員會在1918年9月14日產專門作出決議，強調兒童飲食是首要的任務。人民委員會在1919年5月17日的法令里規定，在大城市和工業中心，16歲以下的兒童不論是憑證還是通過公共兒童食堂都實行免費用膳。全體兒童不問他們的父母屬哪個階級都一律享受免費用膳待遇。著名國務活動家和教育家加里寧說，“雖說我們大家缺錢，但是我們靠國家撫養著千百萬兒童。“（轉引自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三聯書店1979年版，501-502頁）在這里，正好顯示了新的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李文和俄書還把“星期六義務勞動”和所謂“勞動軍事化”、“要強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聯系在一起大加反對。這個問題是作者作為文章的小標題列出的，當然很重要，在這里，我們也想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把“星期六義務勞動”和所謂“強制勞動”聯系在一起，說明這些所謂的歷史學家只是望文生義，對當時真實的歷史其實并不了解。其實就是從語義上來說，義務也是一個多義詞，它既可表示“應盡的責任”，因而具有強制的意味，也可表示“不需要報酬”的意思，那就與強制毫無關聯。而聯系二十世紀的俄國歷史來看，“星期六義務勞動”與所謂強制勞動完全是兩回事。列寧在1819年6月28日寫的《偉大的創舉》一文里大量地摘錄了當時報紙上有關“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道，這些報道展示了當時“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真實的歷史：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全稱是“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它不是黨和國家實行的一種政策，而是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的工人——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在1919年5月7日舉行的共產黨員、同情分子大會上自發地提出的一個倡議，倡議寫道：

“鑒于國內外形勢的嚴重，為了對階級敵人取得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應當更加鞭策自己，從休息時間內抽出一小時，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些時間集中起來，在星期六進行一次6小時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創造出實際的價值，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為保衛革命果實，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這項工作應該事物報酬的，提議在全分局內實實行共產主義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

倡議書在大會一致通過后，5月10日，星期六，晚上6點鐘，進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用革命精神從事勞動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工作總值按正常工資計算為500萬盧布，按加班工資計算還應增加50% 。裝車的勞動效率較普通工人 搞 270%，其余工作的旋律大概也是這樣。（轉引自《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原文名《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載于1919年5月17日《真理報》）

列寧對此事非常重視，他稱這是“后方工人的英雄主義”，并說，“工人自己發起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確實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只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己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 ，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習慣。當這種勝利獲得鞏固時，那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起來；那時，而且只有那時，而且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 ，共產主義才真正變得不可戰勝。”（《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一年后，根據蘇共莫斯科市委的倡議，蘇聯各報包括《真理報》、《消息報》、《貧苦農民報》、經濟生活報》、《共產主義勞動報》和羅斯塔通訊社的編輯部和撰稿人還聯合出版了一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報》特刊，列寧在該報發表了一篇《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再次談到了“共產主義勞動”，并給這一勞動下了如下定義：“共產主義勞動，從比較狹窄的意義上說，是一種為社會進行的無報酬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為了履行一定的義務、享有取得某些產品的權利、不是按照事先規定的法定定額進行的勞動，而是資源的勞動，是無定額的勞動，是不指望報酬、不講報酬條件的勞動，三者為公共利益勞動的習慣、按照必須為公共利益領導的自覺要求（這已成為習慣）來進行的勞動，這種勞動是健康身體的需要。”他還說，“大家都明白，我們，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我們 的社會制度里，還遠遠不能廣泛地、真正普遍地實行這種勞動。但是提出這個問題，由整個先進無產階級（共產黨和工會）和國家政權提出這個問題，就一件事在這條路上前進了一步。”（《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頁）星期六義務勞動就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勞動。本來，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大大地提倡這種共產主義勞動才是，可惜的是，在我們的社會里，列寧提出的這個問題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了，甚至連社會主義幾個字也都不愿意提。對一些人來說，好像GDP就是一切，金錢就是一切，至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早就被他們置之腦后，跑到九霄云外了。我們看到一些人雖然從物質上、金錢上來看可以說已經很富有了，但是從精神上來說，卻貧乏得很。他們揮霍無度，甚至帶著巨款跑到境外外去進行奢侈消費。他們錦衣玉食、揮金如土，自以為高人一等，但是由于脫離人民，脫離群眾，沒有精神，沒有信念，們有理想，一點也談上體面，反而讓人鄙視。依靠這樣的人，又怎么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呢？又怎么能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我們要牢記革命導師的教導，加強學習，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重新請回來，這樣，我們的黨和國家，我們的人民，才會有生氣、有活力，才會有希望、有未來。

七、農業集體化是“第二個農奴法”嗎？

李文說，“書中把20-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說它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斗爭。”

《二十世紀俄國史》把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部農奴法”很有些讓人感到不倫不類，甚至讓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們知道，所謂農業集體化，這是個體農業經過改造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過程，是生產關系方面的一個變革；而農奴法，是農奴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制定的一種法律，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怎么能夠在這兩者之間加上等號呢？再說，如果把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部農奴法”，那么什么是“第一部農奴法”呢？也許，那是指1861年沙皇提出要廢除的那個農奴制吧，但是，社會主義要建立的集體農業怎么和沙皇廢除的東西是一回事呢？要說清楚這個問題至少應該做一些論證吧，但是沒有，李文就是這樣孤立地、沒頭沒腦地給讀者拋出了這樣一句話！

為了進行比較，最好的辦法是找一個沙皇時代的農奴法，但是一下子找不到這樣的書，查了幾本《百科詞典》似乎也都語焉不詳，難以參考。后來想到《資本論》在“工作日”一章講“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廠主和領主”時里曾提及1831年俄國將軍基謝廖夫頒布并且在多瑙河各公國推行的徭役勞動法。馬克思說，“按照這個稱為‘組織規程’的徭役勞動法，瓦拉幾亞的每個農民除了繳納詳細規定的實物貢賦之外，還必須為所謂地主完成：⒈十二個一般工作日；⒉一個田間工作日；⒊一個搬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過由于制定該法令的人諳熟政治經濟學，所以規定的不是通常意義的工作日，二十四從某種平均日產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這個平均日產品又規定得非常狡猾，連塞克洛普在24小時之內也完成不了。因此，‘組織章程’本省以道地的俄羅斯式諷刺的露骨語言解釋說，12個工作日應該理解為36個體力勞動的產品，一個田間工作日應理解為3日，一個搬運木材的工作日也應理解為3日。此外還要加上所謂Jobagie，就是當地主在生產上有特殊需要時所服的勞役。每個村每年都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為領主服這種徭役。每個瓦拉幾亞的農民估計要擔負14日這種徭役勞動。這樣，已經規定的徭役勞動每年就有56個工作日。在瓦拉幾亞，由于氣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從事農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節日，叛軍還有日壞天氣，加起來就去掉70日。剩下的只有140個工作日。徭役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是 56/84或662/3%，這表明剩余價值率比英國農業工人或工廠工人領導的剩余價值率要小得多。”（《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頁）

在這里，馬克思援引俄國將軍基謝廖夫在瓦爾幾亞頒布和實施的徭役勞動法是為了說明領主的貪欲，同時也說明工廠主對于剩余勞動的貪欲較之于封建領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現在我們引用這個徭役勞動法則是為了和李文與俄書說的所謂“第二部農奴法”進行比較，看看二者之間究竟有沒有共同之處。

要找反映集體農業的法規即李文和俄書所謂的“第二部農奴法”其實并不難，因為蘇聯在1935年2月17日曾經頒布過一部《農業勞動組合示范章程》，該章程由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并經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批準，無疑具有法律效力。章程包括“目的和任務”、“土地”、“生產資料”、“勞動組合及其管理委員會的活動”、“勞動組合的資金”、“勞動組織，勞動報酬和勞動紀律”、“勞動組合事務的管理”八個部分，明確規定了勞動組合的 社會主義性質，規定了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同時規定了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有關管理事項。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在規定基本生產資料公有的同時還相當寬松地規定了每個集體農戶可以獲得生活說必需的私人住房、宅旁園地、私人牲畜、自養家畜家禽以及所需的建筑物及小農具等。基本生產資料的公有使每個集體農戶擺脫了受剝削的命運，而某些私人財產的保有這豐年了他們的生活。這有豈是過去農奴所能享受的。特別是集體農莊莊員在政治上所獲得的權利，他們當中的先進代表可以參加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可以通過“農業勞動組合示范章程”，這樣的事，過去的農奴恐怕連想也不敢想。如果把這樣一個示范章程和我們前面所介紹的被稱為“組織規程”的徭役勞動法加以對照，它們之間究竟有什么共同點呢？沒有，一點也沒有，可以說是毫無共同之處。這個問題本來是很清楚的，因為前一個“組織規程”代表的是封建農奴主的利益，反映的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關系；而后一個“示范章程”代表的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利益，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之間平等的互助合作的關系，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語！硬要把后者說成是“第二部農奴法”除了說明自己已經喪失了判斷力以外又能說明什么么？除了你們自己以外又有誰會相信呢？

至于李文和俄書把蘇聯的農業集體化說成“是蘇共開展的一場對付農民的斗爭”，也是十分錯誤的。

農民是一個比較含糊籠統的概念，雖然我們可以把極不相同的農村居民都稱作農民，但他們絕對不是同屬一個階級。對于農民，顯然應該作階級分析。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在1892年法國社會黨的馬賽代表大會上，曾經通過一個土地綱領。這個綱領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包含一些錯誤。為此，恩格斯寫了《法德農民問題》對其進行了批評。該土地綱領在緒論的結束語部分有一句話說：“聯合農村市場到一起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敵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爭。”對這種說法，恩格斯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我堅決否認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有任務除了吸收農村無產者和小農以外，還將中農和大農，或者甚至將大地產租佃者、資本主義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國內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就算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對于他們大家都是共同的敵人吧，我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和他們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時期語文達到一定目的而與他她們一起奮斗。我們黨內可以有來自任何社會階級的個人，但是我們絕對不需要任何代表資本家、中等資產階級或中等農民的利益的集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頁）在這里恩格斯講到了講到農村無產者，講到了小農、中農、大農，還講到了大地產租佃者；講到了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對于他們的不同態度。這是對農民或農村居民進行階級分析的一個典范，很值得我們學習和領會。

在恩格斯的上述論述里，所謂“農村無產者”就是指農村的雇傭工人，在中國，他們也被稱為“雇農”；而“大農”，就是我們一般說的“富農”，是指農村資產階級。李文說“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不對，富農作為農村資產階級，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代表，而不是什么“滋生資本主義”的問題。至于中農和小農，則與后來列寧、毛澤東的理解都有所不同。這可能與西歐根我國、中國的國情不同有關，也與概念的不同用詞有關。恩格斯把中農和大農放在一道，認為不應該將他們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列寧說，“要無情地對這向富農開戰！消滅他們！”但是對于中農則說，“工人階級決不應該同農分道揚鑣。工人階級不可能同富農和好，然而可以謀求并且正在謀求同中農妥協。”（《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頁）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曾經寫過一篇《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把中國的農村階級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五個階級（《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22-24頁），其中的富農就是恩格斯說說的“大農”，工人就是恩格斯所說的“農村無產者”，但是毛澤東所說的中農概念與恩格斯所說的中農概念是不一樣的。而他所說的小農則比較廣泛，實際上包括了毛澤東說的中農和貧農。他對小農是這樣說的：“我們這里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受益者和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主義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這個小農像小手工業者一樣，是一種工人，他和現代維持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還占有自己的勞動資料；所以這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頁）他還說，小農“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他們是未來的無產者。”（同上）我們通常說的農民，其實就是指這種小農。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團結和依靠的對象。對于這樣的農民，無產階級當然不存在李文和俄書所說的“對付”的問題，更談不上對他們“展開斗爭”的問題，而是一個教育、幫助和引導的問題。恩格斯說得好，“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絕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就有足夠的手段，向小農許諾，他們將得到他們在現在就必須讓他們明了的好處。”（同上，第498-499頁）很清楚，社會主義國家所給予小農的是“幫助”和“好處”，而引導他們走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的避免他們貧困和破產的最根本方法。這個道理，甚至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比如丹麥的）社會民主黨人都懂得，他們還進行了試驗，為什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竟有這樣一些人至今還不懂這個道理？！

當然，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對于中農進行了重新劃分，區分了上中農（又稱富裕中農）和下中農，并且切成稱把下中農和貧農連在一起成為“貧下中農”。這是因為富裕中農和貧下中農對于社會主義的態度是不同的。（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頁）這樣，毛澤東對農村的階級劃分就和恩格斯的劃分比較接近了。

在蘇聯，對于富農的態度是比較嚴厲的，這不僅是因為富農是農村資產階級，而“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恩格斯語，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頁）更重要的是，大量事實說明，富農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一個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列寧說，“富農是最殘忍 、最粗暴、最野蠻的剝削者，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他們屢次回復過地主、皇帝、神父、資本家的政權。富農的人數比地主資本家多。”(《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頁)據他分析，“假定在我們俄國，俺以前的情況即按強盜們奪去烏克蘭等地以前的情況來說，約有1500萬農戶，作者1500萬農戶中，大概有1000萬戶是貧苦農民，他們或者靠出賣勞動力過活，或者受財主盤剝，或者沒有余糧，被戰爭的重擔弄得窮苦不堪。中農應當說大約有300萬戶，富農、財主、糧食投機者，恐怕不超過200萬戶。這些吸血鬼在戰爭期間靠人民受窮發了財，他們通過抬高糧食和其他各種食物的價格積累了幾萬、幾十萬的貨幣。”（同上）他還說，“富裕農民、富農、舊的管理人員，凡不愿替工人辦事的，都是敵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勝利，就要進行艱巨的斗爭，就要有鐵的軍事紀律。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絲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權的條件，就會以自己的想象給這個工農政權帶來很大的損害。”（《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在這方面，斯大林也說，“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們和他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們隊富農的政策就是把他們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的政策。”（《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頁） 顯然，通過農業集體化在經濟上消滅富農，這對于蘇維埃政權來說是毫無疑義的，舍此絕無他途。。

當然，這也不是說蘇聯在集體化的過程中沒有缺點和錯誤。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勝利沖昏頭腦》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集體農莊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種問題，如在集體農莊運動中存在違背自愿原則進行強迫命令的現象，有追求過高的公有化程度，想取消宅旁園地、自留牲畜和家禽，用建立農業公社以取代集體農莊的現象。這些都受到了斯大林文章的嚴厲批評。斯大林還在一個月后即1930年4月3日的《真理報》發表了另一篇題為《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的文章，就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運動的問題發表了看法。應該說，一些缺點和錯誤都在克服和糾正的過程中。李文和俄書抓住某些問題大做文章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至于自己奴法范章程                                                                                                                       

八、駁所謂“愚民政策”和對高爾基的污蔑

李文說，“書中說，由于俄國的精英要么被驅逐出境，要么被殺戮，蘇共便利用相當大部分國民不諳國是而實現愚民政策：不許人民與國外親友聯系，不許閱讀國外報刊。廣大驅逐完全與外部世界隔絕，根本不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上，第932-933頁）”

在李文和俄書看來，所謂的“俄國的精英”，就是那些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持敵對態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這些所謂的精英，不懂馬克思主義，也不愿意學習新的東西，不懂得歷史發展的方向，逆時代潮流而動，而不愿意與新政權合作，其下場當然不妙。這不能怪別人，而只能怪他們自己。其實，新蘇維埃政權對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持積極的歡迎態度的。早在1918年3月，列寧就提出，“在蘇維埃政權解決新的組織問題方面設法取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協助。可以通過付給我國的或從國外聘請的各方面最優秀的專家以高額了的報酬的辦法得到這種幫助。”（《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頁》他設想，“假定我們為此不得不雇傭比方說2000個各種不同知識領域的大專家——其中有俄國的專家，而過多的是外國的專家，譬如說美國的專家，假定我們每年要付給他們5000萬或1億盧布，那么從國民經濟的意義來看，從有陳舊的生產方法過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產方法來看，花這筆錢是完全有理由的。”（同上，第130頁）后來，人民委員會還在1919年12月23日發布了一個《關于改善科學家的生活狀況》的法令，該法令說：“為了保存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需的科學力量以提高國民經濟的生產效率和振興文化，為了最有效地保證工農國防事業的需要，人民委員會決定：

“⒈在解決上述任務方面關系重大的工業部門中，給最優秀的專家特殊供應 。

“⒉必須免除這些專家各種與他們的科學工作沒有關系的義務（勞動義務、軍事義務等等）。

“⒊為這些專家的科學工作創造住房條件，保證他們得到的、為科學工作絕對必須的方便。”（《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解決問題決議匯編》第1卷，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頁）

一些專家響應了蘇維埃政權的號召，積極為新生的共和國奉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華，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歡迎。比如著名的生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伊萬•比德羅維奇•巴甫洛夫院士、園藝學家伊萬•米丘林院士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還有，像在科學管理方面有所成就的奧·阿·葉爾曼斯基也很受列寧的器重。在列寧的關心下，1918年，蘇維埃共和國出版了奧·阿·葉爾曼斯基寫的《泰羅制》一書；1922年又出版了該書的改寫本——《科學勞動組織和泰羅制》。列寧對葉爾曼斯基的這本書非常重視，還在1922年專門為此書寫了一篇題目為“白璧微瑕”的書評（生前未發表），稱贊此書是“一本非常有用、非常好的書”，認為它“既敘述了泰羅制肯定的一面，也敘述了泰羅制的否定的一面”；并且認為“這本書完全可以作為各職業學校和一般第二級學校（即中學——引者）的必修課本，《列寧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9頁）。其實，這個葉兒曼斯基的政治態度并不好，歷史上，他是孟什維克，當然他能夠為蘇維埃服務，列寧就關心他，幫助他，使他能夠很好地發揮自己的專長。可見，不是蘇維埃政權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對抗蘇維埃政權。這個是非顯然是應該分清的。

事實上，一些所謂的精英并不是被驅逐的，而是他們自己出去投奔資本主義世界的。這些人由于對蘇維埃政權持否定和反抗的態度，其親友當然不敢與之聯系。這也并不是什么政府下令不許，而是他們自己怕被人懷疑與敵對勢力有聯系。至于說什么“愚民政策”，那也是站在敵對立場上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一種污蔑。問題在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帝國主義不禁用武力，而且用各種方法宣傳他們的反動思想。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就不能加以抵制呢？但是，對于外部世界的情況，共產黨從來就不怕人民了解，因為它是教育人民的一個很好的教材——反面教材。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中國從50年代起專門發行一份介紹外國情況的《參考消息》，上面刊登各個外國通訊社發布的消息，有時也轉載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估計蘇聯可能也有類似的內部刊物吧。怎么能夠說是搞“愚民政策”呢？

李文和俄書還說，“對待知識分子，蘇共實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黨的人，通過他們‘貫徹’黨的意圖。高爾基金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文還說，“高爾基被該書作者認為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

這些說法都涉及到一個人，一個非常著名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就是阿列克賽•馬克西莫夫•高爾基。

高爾基的名字，對于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在中國，早在上世紀30-40年代，就有“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的說法。在40年代，葉挺將軍在獄中為郭沫若五十歲生日送的祝壽辭則是：“壽比蕭伯納，功追高爾基。”可見高爾基在人們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可是現在卻有人把高爾基說成是某個人“培植的”的親信，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把他說成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接受這種胡說八道。實際上，只要對于高爾基稍有了解，都不會同意這種惡毒的污蔑。

我們知道，高爾基生于1868年，他出身于社會的底層，而且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一個在苦難中操作起來的杰出人物。他比比列寧大兩歲，比斯大林大11歲。高爾基認識列寧較早，他第一次見到列寧是在1905年11月的彼得堡舉行的餓國社會民主工黨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而真正認識列寧則是１９０７年在倫敦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上。他在《弗•伊•列寧》一文里曾經記述了幾個工人對列寧的議論，實際上也是他自己對列寧的最初的印象。盧森堡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做了一個出色而又尖銳的演說，而列寧除了發表演說，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消磨在工人中間，詢問他們最細微的生活瑣事。后來，幾個第一次見到列寧的工人在海德公園議論他在代表大會上的行動。其中一個工人說，“我不知道，也許在這里，在歐洲，工人中間還有另外一個同樣精明的人，——倍倍爾，或者其他人。但是，要說還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見就愛，就像愛列寧一樣，——我卻不相信！”另一個工人笑著補充道：“他是我們的人！”有人反對說：“普列漢諾夫也是我們的人。”我聽到了一個中肯的回答：“普列漢諾夫是我們的師尊、我們的老爺，而列寧是我們的領袖和同志。“一個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說：“普列漢諾夫的禮服扎得太緊了。”（高爾基：《弗•伊•列寧》，載《回憶列寧》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297頁）這就是說，早在1907年，高爾基就已經認識到列寧在黨內的領袖地位。這和所謂“培植”又有什么關系呢？當然，高爾基的這篇文章寫得比較晚，是列寧逝世后追憶寫成的。而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16年9月，列寧曾把他的《帝國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手稿通過米•尼•波克羅夫斯基請高爾基交給帆船出版社排版，高爾基讀了這個手稿，并在在9月29日給米•尼•波克羅夫斯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的確，伊林斯基（即列寧——引者）的小冊子確實非常好，因此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有必要完整地出版這本小冊子。”信中還說，“伊林斯基三個多么有才干的人，他是多么聰明啊！這么卓越的人在這兒，在家里是多么需要啊！”（轉引自《列寧年譜》第3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3頁）在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爾基對列寧的敬佩之情，完全是出自其內心，與所謂“培植”之類的說法毫無共同之處。

關于與斯大林的關系，高爾基與他認識的時間要晚得多，關系也沒有那么密切。當斯大林成為總書記時，高爾基已經在1921年因為肺病經列寧的一再勸說僑居意大利。當然，高爾基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他關心著國內的變化，并積極地為之寫作。直到1928年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國。由于高爾基是一個享譽世界的偉大作家，他的回國受到了人們極其熱烈而又隆重的歡迎。回國后他即到全國各地參觀游覽，看到祖國的巨大變化，當然這也使他十分佩服斯大林這樣一位后繼的領導人。他尊敬斯大林、愛戴斯大林，這同樣是發自于他的內心，而和李文和俄書所謂的“培植”也毫不相干。

至于說高爾基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型，那更是毫無根據的污蔑。應該說，高爾基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可以說他是一個很好的的典型。這一點，從他與列寧的論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十月革命勝利了，高爾基雖然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但是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當然不能和列寧相比。列寧對于他的動搖堅持多次提出批評

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又一次發生動搖，他和一些知識界人士一樣，對一十月革命不贊成，有異議，還在《新生活報》上辦了一個《不合時宜的思想》，公開與列寧唱起了對臺戲，一些話也說得相當刻薄難聽。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說，“‘人民委員政府’的法令只是只是報紙上的小品文，僅此而已。這些法令是用文字在水面上書寫的很不可靠的文字，雖然其中也有些有價值的思想，然而當今的現實卻沒有實現的條件。“《高爾基集•不合時宜的思想》，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頁）在這里，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還是不成熟的，對事物的觀察也是表面的，不深刻的；而同時也可以看到，他的為人是正直的，真誠的。試想，當時列寧已經是公認的領袖，擁有巨大的權力，但是，他，高爾基，并沒有閉起自己的嘴巴而沉默不語。這正向像《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如果高爾基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不是一個正直勇敢之士，他會這樣說嗎？1928年回國后，他一面為蘇聯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歡欣鼓舞，并且積極用自己的一支筆為它大唱贊歌，同時也對一些事，特別是當時與反對派的斗爭，存有不同的看法。他又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對于他所認為的存在的問題積極地向斯大林寫信反映。這又再次說明了他為人的光明磊落和剛正不阿。不過，這一次，高爾基在政治上比過去成熟多了，他沒有采取十月革命前后那種唱對臺戲的公開爭論的形式，而是在1929年11月27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此信既表現他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也反映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斯大林在接信后第第50天即1930年1月17日給他寫了一封回信。斯大林在信的開頭一再表示了他的歉意，說：“非常抱歉，信回遲了（太遲了）我忙得不成樣子。此外，還生過一點病。這當然不能成為理由，但也能說明一點問題。”這反映了四大輪對高爾基的尊重。至于對于高爾基的新，應該說是有肯定，也有某種保留。斯大林充分肯定了高爾基關于要有自我批評的觀點，認為“在這點上你是完全正確的。”并說，“你要求用我們的成績來平衡我們的缺點（依我說，要使成績來超過缺點）。在這一點上你當然也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高爾基對青年特別是農村青年狀況的擔心，則強調：“現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間起領導作用的不是垂頭喪氣的人，而是我們戰斗的共青團員——摧毀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建設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克，解放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爾什維克人數眾多的新一代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的力量。這也叫是我們勝利的保證。”斯大林還肯定了高爾基提出的“創辦《在國外》雜志和出版一些關于‘國內戰爭’的通俗文集”的建議；但是不贊成他提出的“創辦專門雜志《論戰爭》”的意見，認為“現在沒有出版這本雜志的理由”，而對于“描寫戰爭的小說”也“必須嚴加選擇之后再出版”。因為當時有一種把戰爭看成是“慘禍”，而不能區分戰爭的不同性質的思想還有待于鏟除。《斯大林選集》下卷，第235-236頁）毫無疑問，斯大林的回信對高爾基也是大有教益的。在我看來，無論是夸大還是抹殺高爾基與斯大林之間的意見分歧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有人借蘇聯解體后檔案解密之機，大肆宣傳斯大林與高爾基之間的“交易”，好像是斯大林收買了高爾基，而高爾基被收買以后就死心塌地為斯大林效勞了。俄羅斯有一個名叫塔林斯基的作家根據克格勃的解密檔案編了一本《克格勃文學檔案》，于1993年在巴黎出版。此書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都產生了極壞的影響。有的人對于克格對高爾基進行監視和建立秘密檔案表示不能理解，還有人根據此書說克格勃先后在1932年和1933給錢高爾基是對高爾基的收買，高爾基從此墮落。其實這些都是不難解釋的。應該說，由于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現不好，在《新生活報》上反對十月革命，因此對他進行監視，甚至由“契卡”為其建立秘密檔案都是很正常的。事實上，《新生活報》還在1918年夏還遭到查封。這完全是為了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行動，是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再說，那時列寧還在世，“契卡”的領導人還是捷爾任斯基，也根本與斯大林及雅戈達無關。當然，后來列寧和捷爾任斯基先后在 1924年和1926年辭世斯大林將接替了列寧，雅戈達接替了捷爾任斯基的工作。但是，對于高爾基來說，不管是誰在領導蘇聯，他都是用一顆赤誠的心來對待它的。

他在國外寫的大量作品證明，高爾基不是敵人，不是間諜，而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是一位堅強的革命戰士，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1927年，當十月革命十周年時，他寫了一篇《十年》的文章，文章批評有些“考察俄國現實生活的人們敘述一些不十分惡意的軼事時，故意地，由于無知，由于輕率，首先當然是由于階級心理，忘記提到蘇維埃政權正在艱難而復雜的環境里，從事恢復歐洲戰爭和國內戰爭說破壞的經濟工作，在這種環境里，新文化的創造過程也正在展開。至于‘武裝干涉者’積極參加對俄國的掠奪和破壞的活動，他們卻默不作聲。”（《高爾基政論雜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48頁）他的這些看法，較之于十月革命前后發表在《新生活報》“不合時宜沒的思想”專欄里的那些文章顯然已經大不一樣了。

如果再看看他為了紀念列寧而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寫就的那篇《弗•伊•列寧》，那他在國外生活的那幾年，思想的進步更是十分明顯的。該文講到了農民，也講到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實際上深刻地剖析了他們思想的劣根性。文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來就感到厭惡：1919年在彼得堡舉行‘貧農’代表大會（看來，這是指1918年11余額在彼得堡舉行的北方區域貧農委員會代表大會——《回憶列寧》編者注），從俄國北方各省來了幾千個農民，有幾百個住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冬宮里。當代表大會結束，這些人走了以后才發現不僅冬宮里所有的浴盆，就連大批珍貴的色佛爾（法國出產瓷器的地方——編者注）的 、薩克森（德國出產瓷器的地方——編者注）的和東方的花瓶都被他們當作溺器用了，弄得骯臟不堪。他們這樣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公里的廁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暢的。不，這種流氓行為是毀損、糟蹋美好的東西的欲望的一種表現。在兩次革命和一次大戰時期，我幾百次看到過人們這種想要破壞、丑化、嘲笑、誹謗優美的東西的愚昧的報復思想。

“不應該認為，我強調‘貧農’的這種行為是 由于我對農民抱著懷疑態度，不，我知道，就連一些知識分子集團，譬如呢些顯然以為俄國沒有他們就不會干出什么好事來的僑民們，也有糟蹋美好東西的病態的欲望。

“污損特別美好的東西的這種惡劣的愿望，與誹謗機器非凡的人物的那種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東西都妨礙人們按照 自己的心愿過活。人們所渴望的——如果他們渴望的話——完全不是根本改變他們自己的社會習慣，而僅僅是將其擴大而已。大多數人主要的牢騷和感嘆是：

“‘不要妨礙我滿找自己的習慣過活呀！’

“弗拉基米爾•列寧就是妨礙妨礙人們過他們習慣了的生活的人，這在他以前是誰也不能辦到的。

“世界資產階級對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惡，到處都鮮明地閃耀著這種發青的鼠疫癥似的憎恨的斑點。這種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惡的，但是它向我們說明，在世界資產階級心目中，弗拉基米爾•列寧——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鼓舞者和領導者——是多么偉大和可畏。他的肉體已經不存在了，可是他的聲音在地球上勞動人民聽來卻更加響亮，更加充滿勝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經沒有一個角落聽不到這個聲音在激動勞動人民的意志，號召他們去進行革命，創造新生活，建立人類平等的世界。列寧的學生們 ，他的力量的繼承者們，正日益自信地、堅強地、順利地從事這個偉大的事業》”（高爾基：弗••伊•列寧），載《回憶列寧》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311-312頁）

高爾基這段話說得是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啊！在這里，他不僅揭露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不僅謳歌了偉大的蘇聯和偉大的列寧，而且還附帶地贊頌了“列寧的學生們，他的力量的繼承者們”即斯大林們！事實清楚地表明，高爾基在僑居國外的幾年，思想不僅沒有墮落，而且是大大地向前進步了。這是列寧的偉大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產物，也是斯大林在列寧之后領導偉大蘇聯在各方面都取得偉大成績的產物，當然，這也是高爾基不斷學習、不斷反思所取得的一個重大的思想成果。這些思想成果又哪里是金錢能夠收買得到的？更何況這些思想都產生于20年代，怎么可以用30年代的事來說明20年代的行為呢？這說得通嗎？其實，高爾基爾基并不缺錢，更不會為錢而出賣自己的靈魂。高爾基人雖然在國外，但是他不斷為國內的出版社和報刊寫書稿、寫文章，他的書在國內外銷路都很好，一些書一版再版，譯成其它文字也有版權收入，而蘇聯當時實行高稿酬，他的稿費收入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怎么會缺區區幾千元呢？其實，所謂給他錢只不過是從他未領取的稿費里支取一定部分罷了。

李文和俄書對高爾基寫批判文章非常反感。其實我想，文學藝術也好，科學技術也好，要能夠健康地向前發展都離不開學術批評。斯大林是非常注意意識形態工作的，他當然也非常重視學術批評。高爾基在這方面寫學術批評的文章本來是很自然的，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應該說，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比如在語言學領域，斯大林對以馬爾為代表的語言學派認為語言是有階級性的觀點的批評，在經濟學領域，斯大林對雅羅申科、諾特竟等人錯誤觀點的批評，都是正確的。當然也有批評錯了的情況。如在遺傳學領域，片面地支持李森科學派認為后天獲得性也可以遺傳的觀點而否定摩爾根學派有存在的權利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中國在這方面吸取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毛澤東也很注意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樣就可以少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但這也絕不是說要放棄學術批評。就此而論，學術文化領域的領導人理應關心各自領域的動態，在發現某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是時，就應該及時組織學術批評，甚至親自動手寫文章。這應該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當然要防止主觀臆斷，還要認真貫徹雙百方針，避免當年蘇聯那樣的事在我國重演。

李文和俄書還大反蘇聯各個文學藝術團體的運作模式，尤其反對這些團體領導人要經過黨委審查這一做法。其實文藝團體應該接受黨的領導這在社會主義國家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在我國，黨的領導還被寫進了憲法。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藝術是要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如果離開了黨的領導，其社會主義的方向就不能得到保證。當然，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事情還有另一面。就是說，黨委要確定各文藝團體的領導人必須走群眾路線，要廣泛征求全自動意見，要把那些德才兼備、情在廣泛認可的人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如果不是這樣，所確定的領導人就不可能得到群眾的擁護，也不可能體現黨的領導作用。不過就蘇聯當時情況來看，選高爾基來當作協主席是完全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如果連高爾基都不適合，還有誰適合呢？尤其可笑的是，李文和俄書居然對高爾基在第一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里用了“親愛的斯大林同志”大加嘲笑，似乎這樣稱呼斯大林非常肉麻。殊不知這樣的稱呼是一個非常普通的稱呼，不僅高爾基這樣稱呼斯大林，斯大林也是這樣稱呼高爾基的。（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頁）如果李文和俄書作者讀過《列寧全集》里的書信，就會知道列寧在同志之間差不多也都是這樣稱呼的。是不是都不該用“親愛的”這個形容詞呢？不客氣地說，這除了暴露自己的淺薄之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李文和俄書還大反高爾基的新現實主義，好像他們比高爾基還要高明。這實在讓人感到可笑。我們知道，新現實主義是相對于現實主義而言的。應該說，現實主義在歷史上也是一種進步的創作方法。它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它主張文學要反映現實，為現實的斗爭服務。這當然是正確的。問題是，受到世界觀的限制，文學創作的舊的現實主義者在他們那個時代雖然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不懂得社會發展的方向，不能引導人們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在今天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高爾基提出了新的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是他的又一巨大功績。高爾基在《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一文中說，“為了要好好地說明和理解舊時代有毒的、折磨人的卑鄙事情，就必須發揮自己現在所達到的成就的高峰，從未來的偉大目標的高峰來觀察舊時代的能力。這種高瞻遠矚應當而且必然激發出那種自豪而喜悅的熱情，這種熱情會使我國文學具有新的風格，會幫助它創立新的形式，建立我們所必須的 方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然只有以社會主義所經歷的事實作基礎才能建立起來。”（高爾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29頁）在高爾基的帶動下，蘇聯出現了一大批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進行創作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創作了一大批能夠教育人、鼓舞人的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社會主義的英雄人物。這些作品中的英雄不僅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蘇聯人，也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這方面，高爾基是功不可沒的。由于現在人們不再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正在滑坡。多年來人們見不到像過去那樣能夠教育人、鼓舞人的優秀作品問世，青年人找不到可以作為自己學習榜樣的英雄的文學形象，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此外，李文還引用俄書里關于古拉格勞改營某個勞改犯被槍殺和和勞改犯參加修建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奴隸勞動”來“揭露”高爾基的“墮落”。

在蘇聯，反革命利用婦女和兒童犯罪已不是個別現象。在斯大林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談話里就講到過這個情況，在羅曼•羅蘭那個塵封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記》里就有這方面的記載。他寫道，“聽著婦女和兒童的駭人聽聞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在西方遺忘了那個事實：布爾什維克仍面臨與殘忍的、野蠻的、陳舊的俄羅斯的長期斗爭。”（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顯然，羅曼•羅蘭表示了理解。對于類似的現象西方作家都能夠不是李姐姐，而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高爾基就不能理解呢？他當然他更容易理解，這叫什么“墮落”？至于利用勞動對犯人進行改造，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這是蘇聯和中國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其實，勞動不僅創造了社會財富，而且還創造了人類本身。每一個人都必須從事勞動，而不應該把自己應該承擔的一份勞動推給他人，這在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有剝削階級才認為勞動是下賤的事，才會把自己應該承擔的勞動推給別人；結果，他們 成了多余的階級，成了要消滅的對象。因此，高爾基歌頌勞改犯參加修建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勞動是很自然的事，而俄書和李文竟然將這種勞動說成是什么“奴役般的勞動”，正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值得一提的是，對于蘇聯的“古拉格”，甚至連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學界人士也是持肯定態度的。大名鼎鼎的英國社會活動家和戲劇家蕭伯納在參觀古拉格后曾這樣說，“在英國，犯有過時的人進監獄時是一個正常人，而出來時這成了罪犯；在蘇聯，踏進監獄時是一個罪犯，而出來時這除了正常人，只是要勸他出獄十分困難罷了。據我所知，他們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而曾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J•L•吉林博士則說，“顯而易見，設立這樣一種制度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創新回到社會中去。”（轉引自布熱津斯基：《大失敗》，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人們要問：如果高爾基因為看定了蘇聯的勞動改造的制度就被說成的“墮落”，那么，這些細分的政界和學界名人如此肯定蘇聯的勞改制度，衙門是不是也是“墮落”了呢？

九、“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僅有希特勒，還有斯大林”嗎？

李文說，“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9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對于我來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如果我們同法英簽訂互助條約，德國將將放棄波蘭而開始尋求接近西方大國的辦法。那么戰爭可以避免。但是后來的事態發展對蘇聯會十分危險。如果我們接受德國建議，德國當然會進攻波蘭，英、法勢必干涉……那我們參戰就對我們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經驗證明，在和平時期，歐洲不可能強大到強大到足以奪權的共產主義運動，只有打一場大戰，才能建立起一個當的專政。我們要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什么，這是清楚的。我們應該接受德國的建議并且禮貌地把英法代表團打發回去 。波蘭的亡國將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大好處。’（《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雜志，1994年第12期，第12期230-237頁。《二十世紀俄國史》第2卷，第9頁）”

文章還說，“2009年8月20日這本書的主編祖波夫合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電視臺的采訪。祖波夫說，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不僅是希特勒 ，還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談話。他說，結果已經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損害波蘭利益的條件，也還是讓伏羅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這樣的建議。……潘佐夫說：“實際上是斯大林需要戰爭。”

李文和俄書的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匆忙了。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說，“能夠證明戰爭的真實社會性質，確切些說，證明戰爭的真實階級性質的，自然不是戰爭的外交史，而是對所有的交戰大國統治階級的客觀情況的分析。為了說明這種客觀情況，應當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個別材料（社會生活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而必須是所有交戰大國和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基礎的總和。”（《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頁）世界上的事是復雜的，相互聯系的，如果不能掌握事物總和的材料，那就難免流于片面性。就事論事、就話論話，抓住斯大林講的一某句話而不聯系一事物與它事物的聯系，不理解事物的背景和它前前因后果，就想從中得出結論，那就難免不犯錯誤。在這里，我想指出，在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前一年，德、意、英、法曾于1938年9月29日簽訂了一個“慕尼黑協定”。這個協定與后來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當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間也有很密切的關系，是不能割裂開來看的。我們知道，捷克境內有300萬日耳曼人，大多居住在蘇臺德區。1938年4月，蘇臺德日耳曼人黨舉行代表大會，提出把蘇臺德區從捷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綱領。希特勒以此為由，在德捷邊境集結兵力，以戰爭相威脅。而此時的英、法政府決意把蘇臺德區“贈送”給希特勒，推動德國東進反蘇。英、法的縱容使希特勒更加強硬。德國預定9月16日下動員令，10月1日進軍。英、法兩國經過緊急磋商，決定滿足希特勒的要求，壓捷克割讓蘇臺德區給德國。在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下，德國又提出將捷境內其他操德語的地區統統劃歸德國，并對歸并領土實行軍事占領，限定10月1日以前解決問題。緊接著，希特勒宣布從9月28日起實行德軍總動員，命令部隊在9月30日以前作好戰爭準備。英、法政府被希特勒的戰爭叫囂嚇破了膽。9月29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半個月內第三次飛往德國，同達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舉行英、法、德、意四國首腦會議，當天簽署了將蘇臺德區割讓給德國的《慕尼黑協定》。迫于國際帝國主義的壓力，捷政府在德國限定的6小時內接受了《慕尼黑協定》。1938年10月1日，德軍開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的地區。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地區分裂主義者蒂索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宣布斯洛伐克“獨立”，要求德國“保護”。3月15日，德軍開進布拉格，占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兩國統治集團以出賣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希圖獲得對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但是，希特勒想到的卻是被英法兩國根據凡爾賽和約割去的德國殖民地，德國和英法之間的矛盾并沒有解決。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波蘭。在這種情況下，它當然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持。于是他派了里賓特洛甫去蘇聯要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當然要考慮這一復雜的國際關系。斯大林深知，德國與英法之間有矛盾，與蘇聯也有矛盾。蘇聯與德國曾在1918年3月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按照和約，德國可以從蘇聯獲得很大一片領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德國成了戰敗國，它與蘇聯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成了一紙空文。希特勒當然不會忘記這件事。因此，德國與蘇聯的利益矛盾也是明顯的，戰爭也是遲早的問題。但是，此時的蘇聯還未做好打仗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可以喘息的時機。因此，德國要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蘇聯自然不會反對。不過這樣一來，在希特勒侵占波蘭時，它就不好反對了。斯大林從共產主義革命的長遠利益考慮，簽訂條約是一件利大弊小的事。這就是斯大林在1939年8月9日講話的精神所在。后來的事實也是這樣。斯大林的講話以及根據這一講話所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為蘇聯爭得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而在戰爭結束時又為東歐一系列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條件。事實證明，斯大林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

當然，斯大林當時也可以作另外一種選擇，即與英法結盟，反對德國侵占波蘭。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斯大林不能不考慮英法所實行的綏靖主義政策，這個政策不僅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實際上是縱容德國把這股禍水引向東方，引向蘇聯。對于英法兩國的這個民族利己主義考慮，斯大林當然是極為氣憤的。問題還在于，在此之前，蘇聯曾與1939年 7月9日倡議在莫斯科舉行蘇英法三國軍事談判。本來蘇聯也是很真誠地對待這次三國軍事談判的，組成了以國防人民委員部長伏羅希洛夫為首的高級軍事代表團，準備參加會議。而英法兩國卻明顯缺乏誠意。英國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拉克斯是一個退了役的海軍上將，而且沒有攜帶全權證書；法國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杜芒克則是一個兵團司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英法代表團不坐飛機，而搭乘一艘行駛緩慢的客貨輪，直到8月11日才駛抵莫斯科。8月12日，三國開始進行軍事談判，蘇方提出，蘇聯鑒于和英法兩國沒有共同邊界，應有權通過英法的盟國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領土，但是英法卻讓蘇聯向這兩個國家直接提出，而波蘭和羅馬尼亞則拒絕蘇軍過境全的要求。8月15日，蘇方提出，蘇英法一旦發生共同抗擊侵略時，蘇軍將在前線部署136個師的兵力，而英居然答稱，他們只能派6個師的兵力。所有這些，英法兩國根本就沒有達成協議的誠意。結果，蘇聯代表團團長伏羅希洛夫在8月21日的會議上聲明，對英法是否有誠意進行軍事合作表示懷疑，談判拖延和中斷應由英法方面承擔責任，宣布無限期休會。（見王振德：《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996年版，第157-158頁）

德國知道上述情況后，希特勒的外長里賓特洛甫于8月23日抵達莫斯科，當即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舉行會談，并于當晚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關于此事，法國著名政治家、曾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在回憶錄里有一個比較公允的說法：“人人都看得清楚，斯大林決定和希特勒合作的問題，是因為他相信法國將按兵不動，于是德國就可以伸出一只手來，蘇聯與其作為犧牲品，倒不如和希特勒共享一個犧牲品。”（戴高樂：《戰爭回憶錄》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頁）《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一書在引用了戴高樂此話后也說，“揆諸情理，蘇聯政策無可厚非。”（《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 頁）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看法，當然，這些看法還沒有能夠充分表達斯大林高瞻遠矚從世界革命的戰略高度來觀察到的全部深邃的思想。而李文和俄書竟然說什么“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僅有希特勒，還有斯大林”，故意將斯大林與希特勒與相提并論，把斯大林說成是二戰的罪魁禍首，如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乃是對斯大林的惡毒的中傷！應該指出，斯大林在二戰反法西斯戰爭中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所有進步人類都有目共睹的，甚至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家也對斯大林推崇備至。在這方面，在二戰期間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里描繪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前夕舉行的即7月24日波茨坦會議上的情況，他寫道：、

“自然而然，所有的與會者，不管是主要的還是從屬的，都把目光集中于斯大林身上……他在講話的時候似乎身邊只有兩個人。沒有絲毫的拘謹，沒有任何作秀，在對自己的思想的陳述中，沒有任何的不順暢之處。他的每一個詞語，似乎都是專門為了這次會議，為了這一時刻而準備的。”（轉引自奧•爾•勒熱舍夫斯基編：《斯大林和

丘吉爾》，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頁）他還在戰后即1945年11月7日于下院發表講話說，“對于這位真正偉大的人物，自己祖國的父親，在和平時期主宰國家的命運、戰爭時期戰無不勝的祖國保衛者，除了最崇高的贊揚之外，我沒有別的感覺。”（同上，第615頁）11月9日，《真理報》刊登了這份講話。斯大林并不領情。他在其《南方來信》(當時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中對“四人小組”（指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米高揚四人）說：“我認為公布丘吉爾對俄羅斯合適的了的贊美之詞是錯誤的。這是丘吉爾所需要的是安撫自己的良心并且掩蓋對蘇聯的敵視態度。”（同上，第615頁）丘吉爾作為反希特勒聯盟的創始者，與斯大林有很多次的接觸，他深知，蘇聯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犧牲，是這場戰爭能夠取得勝利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而斯大林作為蘇聯領導人所起的作用更是無人可以與之相比，他在戰后發表敵視蘇聯的言論，說蘇聯是“鐵幕“，其內心應該是不安的，所以他就要通過某些對斯大林和蘇聯的稱贊以求得內心的平衡。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這樣說當然是對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丘吉爾的稱贊是言不由衷的，而應該說，他的稱贊是有其事實根據的。

至于《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擯棄“偉大的衛國戰爭”的用法，而使用“蘇聯——納粹戰爭與俄羅斯”來取代，那就更荒唐了。這其實是故意混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界限，是在丑化蘇聯的同時為納粹德國背信棄義、撕毀條約的侵略行為進行美化和辯護。這種惡劣的行徑肯定會遭到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不怕犧牲英勇戰斗的前蘇聯各族人民的堅決反對，是絕對不可能得逞的。

十、《二十世紀俄國史》從歷史教科書到歷史垃圾的演變             

李文說，《二十世紀俄國史》“這部書的寫作是普京任總統時倡議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俄11   年級（相當于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覺得祖波夫憑其學養定能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便推薦了他。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并確立了寫作計劃。索爾仁尼琴在身體狀況還好的時候，審閱吧并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但書的篇幅過大，已不可能作為 教科書使用。”

李文的這段吹捧《二十世紀俄國史》的話暴露了很多問題。

首先，關于“這部書的寫作是普京任總統時倡議的”。

按李文此說，似乎普京和該書的作者有直接的聯系或關系。事實果真是是這樣嗎？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普京早就對俄羅斯歷史學界一些人否定蘇聯歷史、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了不滿，并且還采取了一系列與之相反的措施。他恢復了蘇聯國歌的旋律，恢復了蘇聯時期的一些紀念日，并且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還將其在9月份開學之前干引出來送到各高等學校圖書館，供有關歷史和政治科學領域的專家和學者閱讀。這都是十分明確的信號，它告訴人們，蘇聯的歷史是不能隨意歪曲和篡改的，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時期的偉大成就，特別是斯大林領導偉大的衛國戰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不能否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自此以后仍然是一部極為重要的的教師參考書。

但是，有人卻故意貶低重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的意義，中央編譯局的鄭異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本在歷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經典’，由于將近半個世紀沒有再版重印，自然會成為難得一見的‘珍本書’。由于某種需要， 重印幾本， 是很正常的事， 無需做更多的聯想。”（鄭異凡：《一本引起爭論的歷史教學參考書》，載《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2期）看來，這位鄭先生實在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他知道此書是“一本在歷史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經典’”，也知道它“近半個世紀沒有再版重印”，而此次重印的印數是1517冊，是“難得一見的‘珍本書’”，但是卻看不到此事的巨大的政治意義。想當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一部重要的批判對象，自那以后，除了批判的需要，蘇共歷任領導人就再也沒有重提過這本書。而普京提出重印此書，難道不是一個重大事件？而且此書被指定發到各高校共悠久歷史和政治的專家學者閱讀，難道不是意味著一個撥亂反正的序幕？實際上，這正是對于在歷史學領域一些人繼續反對斯大林，繼續否定蘇聯的歷史的一個有力的回擊。鄭異先生還說，“從‘內容簡介’和區區印數也不難看出，重印《簡明教程》的對象不是中學歷史教師，而是數量有限的俄國歷史和政治科學領域的學者和專家！”他顯然不懂得普京這樣做的深意。馬克思說 ，“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從高校有關學科的專家學者使用的教學參考書開始，就會很快影響到歷史和政治專業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而這些學生畢業后就會影響到中學的歷史和政治課的教學。事實也正是這樣。2007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已經出版了由亞•維•菲利波夫編著的11年級的歷史教師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此書對斯大林和蘇聯都采取了肯定的態度，已經開始在一些地區使用，而其全面推廣使用也只是時間問題。鄭文還說作者不是教授，批準該書出版的俄羅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學協會也不具權威性，無權批準。想以這些來否定此書，顯然是一種迂腐之見。在我看來，只要有水平，不是教授同樣也能寫出很好的作品，但是，教授們卻不一定就寫得出來。魯迅當年在北京寫了那么多好作品，但他并不是教授。只是926年到廈門后才被聘為教授的。至于“批準”當然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在有的情況下也是可以授權的。教育部雖然有“批準”的權力，但是，真正的人才卻在高校，教育部為什么就不可以授權“俄羅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學協會”這樣一個群眾性的學術團體作這件事呢？看來鄭先生頭腦里的官本位和等級觀念還很頑固，竟然用這樣一些程序上甚至是名義上的“問題”來否定一本不如他的意的書，這又怎么能夠達到目的呢？

2007年18-21日，俄羅斯在莫斯科召開了全國社會科學教師會議，來自俄羅斯各地的一線教師、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科學院的負責人都到會參加。普京總統在6月21日還親自接見了部分與會代表并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普京指出，由于過去人文科學和歷史教育領域的混亂，不能客觀反映國家現代歷史事件，許多有外國背景的教科書充斥詆毀俄羅斯的內容。他呼吁全俄在歷史學和社會學教學中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他警告出版界：必須對出版的教科書承擔責任。國家要制定統一的教學標準，鼓勵編寫和出版新的歷史教材。絕對不容許丑化、歪曲俄羅斯民族的歷史。（轉引自吳恩遠、張樹華：《譯者前言》，載亞•維•菲利波夫著《俄羅斯現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顯然，普京所倡議的并不是祖波夫所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這部書”，而是要改變自90年代以來在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編寫方面存在的混亂，特別是否定前蘇聯在建設現代化強大國家和衛國戰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的傾向，要編寫能夠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新教材，但是，祖波夫主編的這本《二十世紀俄國史》完全違背了普金的意愿，可謂南轅北轍，恰好相反，怎么能說“這部書的寫作是普京倡議的”呢？再說，按照李文的說法，“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才“覺得祖波夫憑其學養定能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而“推薦”了他的是普京嗎？從李文的文字看似乎是普京。但是事實又如何呢？我們知道，索爾仁尼琴在歷史上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他不僅反對斯大林，而且走得更遠，認為斯大林的做法來源于列寧主義，還要反對列寧才行。當然，他所直接攻擊的還是斯大林。不過索爾仁尼琴到了晚年，思想有了很大變化。1994年他回到祖國后開始對于過去寫的的東西所寫的作品有所懺悔。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他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贊揚斯大林發動了“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這和《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主編祖波以及具體編寫者們的思想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又怎么能說“祖波夫憑其學養定能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來呢？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思想恰恰不是要搞什么“非蘇聯味”的教科書，他強調的是對斯大林的肯定，強調的是對蘇聯建設成就和衛國戰爭戰績的肯定。實際上，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與普京的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把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說成“是普京任總統時倡議的”顯然有冒充之嫌，無非是想假借普京總統之名來為俄書和自己的文章披上一件嚇人的外衣搞“嚇人戰術”。魯迅說，“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魯迅全集》第6卷，人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嚇人戰術，頂多嚇人于一時，而事實上，這里所耍弄的嚇人戰術連這個“一時”也沒有做到，豈不可悲也夫！

其次，關于所謂“書的篇幅過大，已不可能作為教科書使用。”

李文一方面大肆吹捧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說它是一部“顛覆性的著作”，甚至不惜偽造事實，說該書的寫作“是普京任總統時倡議的”。但是，一個無情的事實是，雖然該書開始是作為俄羅斯11年級的歷史教科書寫的，但是，最后并沒有成為教科書。李文生是因為“書的篇幅過大”，而不是因為內容的問題。這種說法又能騙得了誰呢？如果一本書內容很好，只是篇幅過大，那很簡單，只要在原書之外再出一本符合教科書容量的壓縮本就行了，怎么就“不可能作為教科書使用”了呢？可見，問題并不在于篇幅，而恰恰在于內容。此書的內容完全背離了普京提出重新編寫教科書的初衷，這才是該書不能成為教科書的真正原因。從教科書到非教科書已經最好不過地說明，祖駁夫主編的這本《二十世紀俄國史》是一部失敗的著作。

或曰，“此書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到一年就在辦數次。”這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這本書的內容實際上是自90年代以來出版的各種亂七八糟的歷史教科書的大雜燴，有些人為了獵奇，有些人則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他們如蠅逐臭，為之叫好，為之推銷。但是，它

的反動的內容決定了不適合青年學生閱讀，不能成為教科書，也決定了它的未來其實只有一條路：成為歷史垃圾！

在中國，有人出于同樣的目的，希望此書能夠譯成中文。但是由于同樣的原因，它在中國的命運將是更加可悲的。我相信，這樣的書，在中國是絕不會同意出版的。我們理應用科學的、客觀的、真實的歷史教育人民，教育學生，而絕不應該用這樣的歷史垃圾對他們進行精神污染。對于這樣的歷史垃圾，只有一個辦法：對其口誅筆伐，徹底加以掃除！

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是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群眾用鮮血和生命寫成的，不是哪個人想要顛覆就能夠顛覆的，如果誰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膽敢站在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對立面，執意要顛覆革命的歷史，那么被顛覆的，就絕不是革命的歷史，而是他們自身！毛澤東《滿江紅• 和郭沫若同志》詞曰：“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革命的云水和風雷必將蕩滌而一切污泥濁水。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是無敵于天下的最偉大的力量，除此之外，任何自以為了不起的力量其實都不過是一些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紙老虎。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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