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產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辯大躍進　　

關于大躍進期間的狀況，許興全指出：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后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于1958年以后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產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采煤占29.6％，機制紙占33.8％，棉紡錠占25.9％。[許興全：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 　　

盡管如此，黨內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從大躍進以來，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躍進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起源。人們的許多爭論仍然溯到那個決策及其過程中的黨內斗爭。　　

    關于這段歷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有一段話，作為書寫的綱，現摘錄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時。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一個躍進，工作中有一點毛病，于是有人就來一個反“冒進”，資產階級右派抓住了這條辮子，說我們“全面冒進”，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報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著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給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有力回擊。同年九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林鐵同志發言講多快好省，在會議總結的時候，贊成他的發言，大家鼓掌歡迎，一致同意恢復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報》關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論。這年冬季，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鼓起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寧、成都開會，把問題扯開了，批判反“冒進”，確定以后再不準反“冒進”，提出《工作辦法六十條》，形成“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的提法。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五月黨的八屆二次大會上正式通過總路線。同時會議還談到，總路線雖然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還不完備，還需要制定為總路線所需要的各項具體政策；指出總路線還不鞏固，還有一個認識過程，還有一些人懷疑。接著搞具體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權，工業分權、財政分權、文教分權。北戴河會議提出鋼的產量翻一番，大搞鋼鐵的群眾運動，即西方所說的“后院煉鋼”。同時開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門打炮。結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們從心里不滿意，要抓我們的辮子。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毛病，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幾個月幾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糧食；再加上一平二調三收款，刮“共產風”，農民不愿意把豬調出來，自己殺了吃掉，把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弄得緊張起來，日用品有百分之幾供應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北戴河定為三千萬噸，武昌會議降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又降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噸，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為一千三百萬噸。所有這些都被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抓住。但是，他們在中央反“左”的時候，不提意見，不來反“左”。他們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不提，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北京會議不提，都不出來說話。經過上述會議，中央已經從方針路線上撥正了航向，反掉了當時的“左”傾，指標已經逐步落實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勢發展已經到反右成為主要問題的時候，他們卻在廬山會議上出來“反左”。

　　這些說明，天下并不太平，總路線確實還不鞏固。經過兩次曲折，經過廬山會議，總路線現在比較鞏固了，認識總路線正確的人愈來愈多了。但是，事不過三，還要準備來一次曲折。如果再來一次，就可以更加鞏固起來。浙江省有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消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

　　一九五六年出現反“冒進”那次曲折的時候，國際上發生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發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蘇。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這次曲折，國際上是全世界反華。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對。杜勒斯反對我們的大躍進，說我們搞奴隸勞動；反對我們的人民公社，說公社破壞了家庭。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些人不滿意，有些人懷疑。在亞洲，尼赫魯制造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站在尼赫魯一邊反華。印尼又出現排華運動。國際上的這種斗爭還沒有結束。同國內一樣，在國際上也要準備可能再有曲折和斗爭。

　　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長期保持下去。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一九五七年的斗爭，一九五九年的斗爭，都是整風反右，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例如對“馬鋼憲法”（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的企業管理辦法）之類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是希望在迅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以同樣迅速的速度實現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激劇變革，并在實際上以這種變革促進經濟的發展。正如大躍進的理論與實踐所表明的，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發展中國的物質生產力的目標與追求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以及群眾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確信，建立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組織與發展生產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兩個同樣重要的前提。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我們有必要認真地總結大躍進運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為此，將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論識。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五辯[并以此紀念毛澤東同志逝世34周年]，之后將陸續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諸網友參考和研討。　　

1毛澤東的初衷和指導思想無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條標準與口紅式共產主義間的斗爭及其實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張時間表與二個調查結果彰顯歷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9/177296.html　　

5人民公社的產生及其是非曲直——五辯大躍進　　

5.1人民公社的產生的歷史基礎　　

　5.1.1　《論十大關系》對農業發展的設想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面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主動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面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的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不久，從薄一波那里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立刻引起他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　　

毛澤東的調查，提出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個十大關系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是他歷時一個多月的調查成果。毛澤東把這些問題，概括成十大關系，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大關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點。“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　　

毛澤東說：重工業是重點，要優先發展，大家沒有異議。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并沒有犯過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沒有犯過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那種錯誤。他們片面地著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生活品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輕工業和農業都是比較注重的。我們市場上的貨物比較充足，同有的國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場情況不同。我們的生活品，說十分夠也不那么夠，但是我們有相當豐富的民生日用商品，并且價格是很穩定的，人民幣是穩定的。這并不是說，現在沒有問題了。也還是有問題的，就是對于輕工業，對于農業，比過去要更加注意，就是適當地調整一下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例，要在工農業總投資中適當地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重。　　

這里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你究竟想發展重工業還是不想？或者想得厲害一些，還是想得差一點？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擊輕工業，打擊農業；你如果想得差一點，也可以對輕工業少投一些資，對農業少投一些資；你如果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意發展輕工業，就要注意發展農業，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積累就會更多些，幾年之后，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也就會更多些。所以這是一個真想、假想的問題。　　

在農業問題上，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證明，農業集體化了，搞得不好也還是不能增產，農業機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樣不能增產。有的國家的農業，不能增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對農民的政策有問題，在稅收上使農民的負擔很重，在價格上農產品很便宜，工業品很貴。我們在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同時，得把農業擺到一定的位置上，實行正確的農業稅收政策和正確的工農業品價格政策。　　

農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從我們的經驗來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幾年來的事實證明，那一年的農業豐收了，我們那一年的日子就好過。這是一個規律性的問題。　　

　5.1.2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提出　　

   就如何發展農業問題，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這個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56年1月間提出的，在實際生活中已經起了積極的作用。現在根據兩年來一些事實的變化和工作的經驗，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提交農民和全體人民展開討論，再作修改，準備提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然后提交國務院討論通過，最后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作為正式文件公布。估計到今后十年中，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情況出現，還會要作某些修正的。——中共中央注，　1957年10月25日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他說：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或《1956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在全國農業發展上提出的重心是糧食和棉花——糧食：“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其中的沙荒地區、土地瘠薄地區、常年旱澇地區、高寒山區、無霜期很短地區、地廣人稀地區、大面積墾荒地區，可以按照情況，另外規定增產指標。”　　
棉花：“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棉花每畝平均年產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國平均數），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5.1.3　反“冒進”要反掉的第一項就是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　　
反“冒進”要反掉的第一項就是這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就是反掉指標：400,500,800斤。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是保護熱情，鼓勵干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 元旦社論，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第二個五年計劃）鋼搞到一千五百萬噸。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反“冒進”就影響了人代會的報告。人心總是不齊的，不平衡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發則。孟夫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惜也。”人心不齊，又可以齊，有曲折，螺旋式的前進。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反了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十四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系，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了彩，又復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　五十米　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甚么“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動搖。那篇東西，四平八穩，實際是反“冒進”。　　
我要爭取講話，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搞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省市委書記會議承認部分錢花的不恰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氣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嘆一口氣的人有多少？吹掉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才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癢，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嘆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國民黨是促退的，共產黨促進的。　　
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講話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談起。二月開始談到，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么又不辭職？十一月二中全會，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同志的心。我說十個干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反對，就是不執行。　　
我講過一萬次就是不靈，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無學問，什么委員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談過，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我是老資格嗎？總該給我講一講。我灰心了，這次千里迢迢讓你們到南方來，是總理建議的。　　
毛自已評論南寧和隨后的成都會議時說:  我們提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如果沒有南寧會議，就不會形成這條總路線。　　
關于反冒進，1967.04.06, 周恩來與國家計委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說：一九五六年帶頭反冒進的是劉少奇，還有陳云、薄一波，我也有責任。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我作了一個自我批評。薄一波就沒有很好檢討。劉少奇一點自我批評精神也沒有，陳云沒有自我批評，最后只好由我兜起來，一九五六年第一篇社論是胡喬木起草的，劉少奇同意的送給主席看，主席沒有看，劉少奇就拿來發表了。　　
1968.02.02, 周恩來接見工交財貿農林口各部委及國務院直屬單位代表的講話說：毛主席早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報告上就說了，他說他希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所付的代價，希望要能夠比民主革命階段所付代價少一點，時間短一點。當時，我不能理解主席那句話，我曾經問過主席，我說是不是指的一九五六年反冒進，他說不是，那是小問題。　

　5.1.4　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就有鬧退社和分社的。所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合作社的鞏固大概需要五年時間。就在毛澤東講話后的一天，即　2月28日　，劉少奇在聽取河南省新鄉地委匯報農業生產合作社工作時說：大社辦多了。普遍辦大社有問題。他認為：生產單位、分配單位、經營單位小一點，每個人都看得見，誰做活好壞也看得見。這與生產力是手工生產相適合。社太大了對落后的生產力不適合。辦太大的社，群眾看不到，就是生產關系跑在生產力前邊了。他又說，根本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把生產關系調整一下，社太大不完全適合生產力。　　

     　1957年9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做好農業合作社生產管理工作的指示》，其中說到：由于目前農業生產的種種特點，又由于目前農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還不高，幾年來各地實踐的結果，證明大社、大隊一般是不適合于當前生產條件的，……因此，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現在規模仍然過大而又沒有辦好的社，均應根據社員的要求，適當分小。指示認為，社的規模一般應當以百戶以上村為單位，實行一村一社，生產隊的規模，以二十戶左右為宜。“社和生產隊的組織規模確定了之后，應當宣布在今后十年內不予變動。”指示總結了合作化以來的經驗，提出了一套適合現有生產力水平的生產管理制度，如：“統一經營，分級管理”，普遍推廣“包工、包產、包財務”的“三包制度”，實行集體的和個人的生產責任制等。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興修水利和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在這過程中出現打破社界、鄉界、以至縣界的協作。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考慮到以興修水利為特點的農業生產的發展的需要，提出了將小社有計劃地并為大社的建議。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并為大社的意見》（　1958年3月20日　成都會議通過，　4月8日　政治局會議批準）。意見說：“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并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條件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以上摘自許全興的《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　　

1957年冬至1958年春，當時興修水利已成為農村的一項中心工作，1957.12.15《人民日報》社論【大興水利必須依靠群眾】中指出：大型工程技術性強，需錢多，群眾自己難于舉辦，只好依靠國家。大、中型水利工程好不好呢？當然很好。解放以來國家大量投資治理大江大河，許多中型工程各地也都在舉辦。正因為大、中型工程需要靠國家投資，所以只能由中央和地方根據必要和可能的條件，統一籌劃，有重點有步驟地興修。而且，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群眾性的小型水利工程，決不是少數大、中型工程可以代替得了的。比如，北方平原地帶需要多打井；山區地形復雜，水利工程的形式就應該多種多樣；南方的丘陵地帶需要修水庫，也需要挖塘、筑壩，等等。光靠少數的大、中型工程，怎么能解決全部水利問題？小型水利工程的特點是花錢少、收效快，每鄉、每社都可以興修。五億農民同時動手興修小型水利，其效果當然比集中興修的少數大型水利工程快得多，大得多。

5.1.5　同保守傾向作斗爭，實現生產大躍進　　
鄧小平在《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號召同保守傾向作斗爭，各社論提出實現生產大躍進。　　
　1957-10-27　  《人民日報》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中指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在昨天公布了。這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它給我國五億農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奮斗目標，規定了實現這些目標的基本方法。我們相信，這個綱要修正草案的內容一定會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引起他們的勞動積極性的新高漲。　　
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它要求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的產量，要求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十二年內，按照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況，把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分別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畝平均年產量分別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大多數合作社的生產和收入趕上或者超過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實現這些目標，我國的農業和農村的面貌將煥然一新。　　
我們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我們的目標是建設一個既有現代化工業又有現代化農業的社會主義強國。近幾年來，我們舉國一致、集中力量建設現代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這是絕對必要的。不這樣作，就不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奠定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可是，為了更迅速、更順利地發展工業，在目前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毛主席指示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了推動我國農業的迅速發展，根據兩年來情況的變化和工作的經驗，把去年1月份公布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補充，作為領導全國五億以上的農民在今后十年內積極奮斗的指針，顯然是十分必要的。　　
鄧小平同志在《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要實現四十條綱要，沒有一股勁，不經常同保守傾向作斗爭，是不行的。”去年和今年的經驗，說明這種論斷完全正確。　　
    1957.11.13《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中指出：我們黨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國各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熱烈的歡迎，鼓舞起廣大農民更大的生產熱情。　　
       1956年公布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后，曾經鼓舞起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不論北方和南方，到處都有高額增產的先進事例。總計1956年全國有二十九個縣、市已經達到或超過了農業綱要草案所規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產指標，即綱要中規定的1967年的生產指標。南方的廣東和福建兩省就有七個千斤縣。北方貧瘠地區的甘肅定西縣在1956年增產的糧食達到了1953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縣、市達到或超過了農業綱要草案所規定的1967年的生產指標。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個社達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個社達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個社達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個社達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個社達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紅安縣土質瘠薄，生產條件不好，今年每畝平均產糧也達到八百三十四斤，比1952年增長了一倍以上。　　
1957.12.28《人民日報》社論【豐收再豐收，躍進再躍進】指出：能不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農業生產呢？這是擺在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業干部和農民群眾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農業生產有很大的進展，農業和副業的總產值、糧食總產量和棉花總產量都勝利地完成了計劃。但是，同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較，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還是落后了一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前三年，我們主要依靠小農經濟進行農業生產，增產速度不能不是緩慢的；在后二年，小農經濟雖然基本上變成了合作經濟，可是因為時間還短，經驗還少，原有的生產條件還來不及進行重大的改變，所以增產速度還受到不少限制。今后呢？情況就會大不相同。97％以上的農民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并且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從事集體經營的經驗；經過全民整風和整社、整黨之后，大部分農業社更進一步鞏固和提高了。兩年中間，大部分農業社也已經積累了較過去為多的生產資金，有了一些基本建設。國家對于農業的支援，特別是工業對農業的支援也日益增加。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化學肥料、農藥械和農業機器將比過去增加很多。這些都是農業增產的新的有利條件。　　
古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們干的是革命的事業，對于我們來說，最最需要的是革命的樂觀主義，是“愚公移山”的英雄氣概。我們要改造人類社會，改造大自然，同時也要改造我們自己。沒有革命的志氣，什么事也做不成。革命的建設的事業，就是要變革現實世界，而舊事物總要頑強地以惰性反對新事物的出現和發展。因此，在變革的過程中，右傾保守思想是經常存在的，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同它進行斗爭。必須不斷地、經常地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才能勝利前進，才能實現生產大躍進。當然，在貫徹執行任何增產措施的時候，都必須運用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而不能采取強迫命令的辦法。先進的新生的事物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正因為它符合廣大群眾的要求和意志；新事物只有讓廣大群眾認識了它的優越性，它才能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　　
在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的斗爭中，要以達到“四、五、八”指標為中心，爭取農業生產的全面高漲。每個地區的領導者都應該認真總結當地的典型經驗，廣泛傳播；都要發動群眾向光榮的先行者看齊，虛心學習外地的經驗。每個地區，都要用革命的精神，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開展農業生產建設運動。是大踏步前進的時候了，不要再遲疑了，拿出全副力量向前躍進！　 　

　5.2公社這個名詞的提出　　

　5.2.1　劉少奇提出公社這個名詞　　

   薄一波說：“少奇同志　1958年11月7日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一段回憶……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同志談過。在廣州開會（少奇等同志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時間估計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搞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了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為當時天津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作者著）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731－733頁）　　　

    許全興說：“　1958年6月14日　，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中寫的。……劉少奇把辦托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庭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的事業，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么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　6月30日　，劉少奇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開始辦工廠、商業、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后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么長？　　　　

    “　7月5日　　，他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　　7月19日　　，他在天津的講話中提出，在并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商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7月14日　　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視察。視察時講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與在北京、天津講的差不多。報到中說‘少奇同志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等等。劉少奇以上的這些講話，無疑會對省市的干部發生作用。劉少奇對辦‘工農商學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熱心。”　　　　

（見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試驗》第157－158頁）　　

　5.2.2　陳伯達在文章中首先使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見于文字是陳伯達首先使用的，一九五八年7月1日出版的在紅旗第3期, 陳伯達發表” 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 一文, 他說：合作社采取的做法，大體有如下所列:其第一條為: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7月16日在紅旗第4期, 陳伯達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 一文，他說：“全國解放之后，毛澤東同志繼續總結這類新經驗，而當全國的土地改革結束…逐步地和大量地發展半社會主義性質(土地入股、共同勞動、統一經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并從而打破了原來一些同志認為沒有農業機械化盆很難實現農業大規模合作化的老觀念。”　　

他引述的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句話后面還有一段說明：“在這樣的公社里面，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制度還沒有徹底消滅以前，這種全民武裝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同志關于這種公社的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經驗所得的結論。”　　

[注：陳伯達沒有說明毛主席是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點說的。有一種可能是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加的。]　　

5.3建立人民公社是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決策　　

毛澤東在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廬山會議上的講話說：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建議之權。北戴河決議是我建議寫的，當時嵖岈山章程如獲至寶。我在山東(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　　

　1958年8月7日　，毛澤東在鄭州火車站的專列上，聽取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史向生等人匯報。史向生說，他們參觀浙江諸暨縣農場以后，給各省試辦的公社起了一個“共產主義公社”的名字，后來根據吳芝圃的意見，定名為“人民公社”。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加上個地名，或者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九日，到山東視察，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匯報說歷城縣北園鄉準備辦大農場，毛澤東說：“不要搞農場，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構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視察三省農村的情況，新華社很快作了報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傳遍全中國。　　

　1958年8月17日　—30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委員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以及政府各部門黨組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除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外，還討論了在農村建立公社問題。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共六條：

　　（一）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社的組織規模，就目前說，一般是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為合適。有的地方可以由數鄉并為一鄉，組成一社，六、七千產左右。對于達到萬戶或兩萬戶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對。但在目前也不要提倡。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務委員會。

　　（三）小社并大社，轉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驟。要求充分發動群眾，展開鳴放辯論，使廣大農民在思想解放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并大社、轉公社，防止強迫命令。在步驟上，并大社、轉公社，一氣呵成當然更好，不能夠一氣呵成的，也可以分兩步走，不要勉強、性急。各縣都應先進行試點，然后逐步推廣。

　　（四）并社中的若干經濟政策問題。提倡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干部和群眾，不要采取算細賬、找平補齊的辦法，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

　　（五）關于社的名稱、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問題。大社統一定名為人民公社。所有制在目前還是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分配制度也還是“按勞取酬”。

　　（六）現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

　　10月末，公社化高潮在全國形成。原有74萬余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1．2億余戶，占農戶總數的99％，平均28．5個農業社并成一個公社，平均三個鄉一個公社，有的則是一個縣一個公社。　　

    應當指出：什么樣的大人物憑著個人的主觀意志，一聲號令，能把億萬人民轟起來圍著他的指揮捧打轉轉呢？恐怕神仙也做不到。在神話傳說中誰也找不到這種人（神）的影子。只有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決策，只有這種決策被一次一次地證實能夠為人民造福，從而取得人民的無比信賴的政黨和領袖們才能做到把人民的積極性最充分地調動起來，只有這種高度自覺才會眾志成城，才會形成無敵的力量。　　

[以上摘自《還清白于毛澤東》]　　

毛澤東在《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所加的一段話（一九五八年八月）強調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并提出轉變的標準。他說: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制為好，…。　　

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企業，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然后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說：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提倡的。我們提倡不斷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群眾就起來了。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都未料到。共產主義本來是有群眾自發的因素，先有空想社會主義、古典唯物論、辯證法，然后再由馬克思那些人總結出來的。我們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是沒有來由的。把這個問題條理化，需要我們去搞清楚。　　

毛澤東列數了人民公社的特點：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大，了不起，人多勢眾。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兒以、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每個男人，每個女人，每個老年，每個青年，都有工資，發給每一個人，和以前分配給家長不同，直接領取工資，青年、婦女非常歡迎，破除了家長制度，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還有一個公的特點，是勞動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人民公社還有許多問題，現在不知道，還需要繼續研究。已經有了一個章程，河南衛星公社：十四條，它的“憲法”一公布，全國聞風興起的就會不少。　　

     一九五八年9月16日在紅旗第8期,吳芝圃發表“由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 一文，他也指出在毛澤東支持之前農村中已經出現這種社，他說：“  河南在今年春季就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紛紛自動合并的現象，到麥收時已由原有的農業合作社合并為三萬多個。當時河南各級黨委也有重點地試驗建立幾千戶以上的大社，如遂平縣的瑯蚜山衛星社，就是在今年四月間由二十七個小社合并成為一個九于三百六十九戶的大社的。”　　

毛澤東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中指出：列寧說。“真正民主意義上的集中制，……使地方的首創性、主動精神和各種各樣達到總目標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順利地發展。（450－451頁）說得好。群眾能夠創造出道路來，俄國的蘇維埃是群眾創造的。我們的人民公社也是群眾創造的。　　

5.4劉等人的言行　　

中國共產黨的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劉少奇們提出了一系列觀點。　　

劉少奇說吃飯不要錢農民是老大哥，他在南通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9月83日) 提出：農村中辦公社，是一次不小的革命。要準備實行糧食供給制，干部和公社社員一樣，這也是革命。鄉干部拿國家的錢，一個月幾十塊，下放干部拿八、九十；而農民吃飯以外，只拿七、八塊；這樣，你不革命，農民就要革你的命。鄉干部要改，縣干部也要改，地方的干部改了，部隊干部也要改。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要革命就要革的徹底，革命不徹底，　　

他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現在我們就要向農民看齊。標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還是農民？恐怕標兵還在農民那個地方。　　

他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7日　) 提出：現在這個標兵恐怕不能這樣，現在恐怕農民就是標兵，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　　

他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　1958年10月8日　) 提出：很奇怪，在中國，農民常是帶動工人，農業帶動工業，鄉村帶動城市。這也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實行糧食供給制，是因為糧食多了，可以隨便吃。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劉少奇提倡消滅小商小販消滅商品，他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4日　) 提出：小商小販是否多了一點，社會上不需要這么多的小商小販小店鋪子。以前是照顧性質的，已經照顧了這么多年，還嫌不夠，還要反對我們，這就不對了。應該和他們講清楚道理，分析形勢，說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轉到生產單位去。以后一個地方有一兩個商店就夠了，要那么多鋪子干什么？現在要趁這個勞動力緊張的機會，組織這些小商小販快快轉業。　　

他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7日　) 說：農村已經組織了公社，公社化了。而且，我經過這三個省，河南，河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分配制度實行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這么一種分配制度。　　

他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　1958年10月8日　) 說：一些具體問題，譬如自留地等如何處理，現在各地都在討論，一致決定取消。牲畜、山林的處理問題，也在討論，各地的具體辦法不同。雞、豬有的地方還讓社員養，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來養。目的是進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縮小以致最后消滅私有部分。　　

銀行的工作人員交給公社管理，由公社發工資，公社可以叫他們去種地，可以調派他們。商業也如此。把資金交給公社，但不準他們動用。　　

劉少奇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他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　1958年10月8日　) 說：我們想，開始從糧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過幾年，糖每年生產七百萬噸或一千萬噸，那時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預計養七億頭豬，每人平均一頭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糧食明年計劃達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達到8,000斤，就超過了美國。美國每人平均1，900斤。這樣就吃不完了，豬也吃不完了。在這個基礎上，糧食和豬都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現在正在討論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實行供給制的問題。糧食供給制今年年底在鄉村實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實行。　　

糧食和肉都夠吃了，并且實行了機械化和電氣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縮短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六小時工作制，甚至四小時工作制。　　

我們想，實行六小時工作時，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學習。除了六小時工作以外，剩下的時間不能都用去跳舞和進電影院吆，要學習。　　

我們中央決定在十五年內普及大學教育。沒有大學教育，建設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現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運動，一個人不限于一種技術。農民去工廠，掌握工業技術，工人去農村，學種地。加快消滅社會勞動分工的區別。使勞動者學習，使知識分子勞動，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我們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在農村蓋幾千個大工廠，每個縣辦兩三個，使農民入工廠，消滅城鄉間的差別。　　

這些差別消滅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產品很豐富，那時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了。　　

劉少奇等人審定的，　1958年9月13日　《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背著毛澤東發表的。在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起了很壞的導向作用。社論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時，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一類組織，要求婦女勞動力全部參加生產，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化，更加集體化的優點。　　

　　社論強調在建立人民公社時，要把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還保留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殘余，如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成片果樹、一部分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等，在建立公社過程中，都要轉歸社有。

　　社論說少數人民公社可以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試行工資制或供給制。并稱這種實驗是有益的，因為它指出了農村中生產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前途。　　

社論說一般的人民公社實現由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時，經過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　8月29日　，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中由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半句刪去。　　

5.5毛澤東對劉等人的批駁　　

　5.5.1　究竟鞍鋼是大哥，徐水是大哥？　　

   劉少奇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4日　) “你們調農民來煉鋼鐵，一個省都有幾百萬，一個基地也有好幾萬，他們來了就集中在一起，沒有工資，也不帶家屬，搭個棚子睡在爐子旁邊，干得很帶勁。我看，倒是這種工人進步些，他們頭腦里的共產主義思想還多些，我想，能不能反過來，把他們當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勞動制度來呢？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廠，就和現在煉鐵一樣，由公社里調人出來。現在搭個棚？一聲號召，就可以動員幾萬人、幾十萬人上山開礦煉鐵，條件那末壞，生活那末艱苦，大家都高高興興的干起來了。我們開個紡織廠，把房子宿舍都蓋好了，要公社調幾千、幾萬個小姑娘來作工，吃飯不要錢，基本菜不要錢，和在農村的公社里一樣，生活不降低，還能學技術，你說他們肯不肯來？我就不相信她們不肯來。”
   “你們想過沒有？農民吃飯不要錢，鄉干部怎么辦？常熟白茆鄉的鄉黨委書記一月拿五十三塊錢，在干部食堂吃飯，他的老婆是社員，在社員食堂吃飯，這就不太合情理，我說夫妻倆個還是要在一塊吃飯嘛。農民吃飯不要錢，拿供給制，鄉干部勢必要跟農民走，鄉干部一改，縣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級的干部一直到中央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我看我們不改就站不穩，五億多農民就會起來革我們的命。我們與其讓大家革我們，不如我們先自覺地來革。
現在我們就要向農民看齊。標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還是農民？恐怕標兵還在農民那個地方。”
    　1958年10月8日　　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說：“很奇怪，在中國，農民常是帶動工人，農業帶動工業，鄉村帶動城市。這也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毛澤東責問:
   “究竟鞍鋼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農村。鞍鋼八級工資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兩天，就以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有些同志讀馬克思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到實際當中遇到實際問題他的馬克思主義就要打折扣。這是一股風，這是要向幾十萬干部進行教育的問題。干部中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覺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們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因素的資本主義的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并以第三十六條為例，盡量用不明顯的文字，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于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勞動力如同種子一樣，是屬于集體農莊和公社。這和鞍鋼工人不同，他們是為全民生產。集體農莊和公社，不但有種子，還有肥料、產品。產品所有權在農民，不給他東西，不等價作買賣，他是不給你的。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呢？斯大林死啃著大機器，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心疼得很。修武縣第一書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條是怕災荒，減產了，發不了工資，國家不包，又不能補貼，二條是豐產了，怕國家拿去。這個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因此這一段時間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列寧的五條，我們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發展工業、農業和商業。問題還是一個農民問題，必須謹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錯誤的根源是沒有看到農民問題。現在又是不懂得農民問題，農民的沖天干勁一來，又容易把農民當工人看，以為農民比工人還高，這是從右到“左”的轉化。”
　5.5.2　過渡要不要劃線？ “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 還是窮過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為八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有些同志不贊成在兩種所有制中間劃一條線，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有兩種所有制，一種是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如果不講此，則社會主義建設還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贊成，說不能劃一條線，說劃了就損傷積極性，線內也有共產主義，也有集體和全民所有制（鞍鋼與公社）。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贊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即使經過鄭州和武昌二次會議毛澤東的說服教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會議上劉少奇等還要堅持窮過渡。劉少奇說什么：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此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毛澤東責問:要不要劃線？如何劃法？鄭州會議有五個標準。山西有意見。建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為全民所有制，這與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兩個報告（前者是憲法報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兩個標志：一是消滅階級，一是工業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蘇聯過了二十年，赫魯曉夫又來個十二年，即經過三十二年才能過渡，到那時候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照他們的辦。我們講五個標準。…蘇聯生活水平總比我們高，還未過渡，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說；“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徐水發薪也不過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調撥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當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積累，總還有農民自己消費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現在就是吃窮的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什么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腦子也活動了，認為長一點也可以。還有完成“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壓倒優勢才叫化。（劉少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園林化。）（××：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此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照你的講法，十八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機械化、電氣化不容易。）（柯慶施，集體所有制是否促進生產？都包下來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調撥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幾年是做不到的。）毛澤東責問:按照××、××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5.5.3　 實行糧食供給制，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 還是吃窮的飯，
　1958年10月8日　　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說：“實行糧食供給制，是因為糧食多了，可以隨便吃。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　, 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責問:現在就是吃窮的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什么冒險主義的錯誤，×××腦子也活動了，認為長一點也可以。
5.5.4堅持價值法則, 還是要生產隊之間貧富拉平
      劉少奇在蘇州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4日　) 說：“現在我們就要向農民看齊。標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還是農民？恐怕標兵還在農民那個地方。農民作標兵，各縣各地都要按當地農民的標準，有些地方搞得好的就多拿些，搞得差的少拿些。不但在省與省之間，各縣之間，各公社之間都可能有些差別，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差的太多了也不好，富裕的地方要拉平，差的地方要提高，能保持合理的差別就好。"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為八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修武縣第一書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條是怕災荒，減產了，發不了工資，國家不包，又不能補貼，二條是豐產了，怕國家拿去。這個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因此這一段時間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中的小生產者，我們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國所有。不要說剝奪小生產者，只要說廢除商業，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就會使臺灣高興。我們五四年犯過錯娛，征購太多，要搞九百三十億斤糧食．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里有多少糧食。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后來，我們減下來了，決定搞八百三十億斤糧食。
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劃作用，不起調節生產作用，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建設時期作（為）經濟核算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共產）主義。
5.5.5社會主義商品，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別，還是搞土高爐不要算成本，新的工廠中的勞動制度，勞動是不要錢的
    劉少奇在南通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3日　) "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
    劉少奇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9月27日　) "這回我出來到處跑了一下，經過河北、河南，到江蘇。在江蘇鄉下跑了一下，城市里看了一下，沿途也看了一些東西。總起來說，大約這樣，農業生產的信心是十足的，各個地方對于明年的農業生產、今年的農業生產，信心是十足的。　　

現在困難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煉那么一點鐵，按照成本算起來，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來。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把人鍛煉了，將來可以煉鋼煉鐵，將來我們就有成百萬，成千萬的鋼鐵技術人材。這個時候化點錢學習，很有必要，不算浪費。現在建成一個小爐子，煉幾個月扳掉了，這不是白煉的。再扳掉，再蓋大的，再扳掉，再蓋很大的。這算什么浪費呢？不算浪費。從這樣發展起來，我們國家精神很好。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剛才講的煉鐵，看到成千成萬的人去煉鐵。江蘇省有三百多萬人煉鐵。成幾百萬人去煉鐵，有的開爐，有的煉鐵，有的搞運輸，有的砸石頭，這些事情。我看到這種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這些人都是從農村調去的，大多數是從農村調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廠、學校的也去了一些，勞動是不要錢的，并且還帶飯去。在農業社記工分，或者叫包飯吃，基本工資加獎勵這么一種工資制度。一個地方集中幾萬人，一個省幾百萬人，一個專區十幾萬人。江蘇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產業工人有×萬。)產業工人有×萬，但是煉鐵的有三百萬，那個大呢？是三百萬大，還是那×萬產業工人大。人那個多？因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我們煉鐵煉鋼以來就開始創造了一種新的工廠中的勞動制度，看到這么一種情況，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抓住這種新的現象，來研究一下，討論一下，是一種新的勞動制度的萌芽，開始創造，這是群眾創造的，公社里面，農村里面創造的。…就是要長期搞的嘛，不是臨時搞的嘛。現在有臨時性，將來會要變成長期性。如果變成長期性，他們的吃飯、工資這些東西要加以改進的，稍許加以改進就行了。也是跟著農民走，根據農民那種吃飯不要錢，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就可以了。
    既然三百萬煉鐵工人可以這樣做，別的工人就不可以這樣做？你還要辦別的工廠。比如江蘇，你還要開紡紗廠，還要開什么機械廠，開什么發電廠，開什么其他的廠，三百萬人他可以上山去煉鐵，搭起棚子他可以做，情緒很高，我在那里看到的也不扯皮，不打架，也不扯待遇，也不扯什么勞動保險，什么工資太少，伙食太差，這一切都不扯。那么，是不是開紡紗廠也可以這樣。也可以從農村里，比如我這里要兩千工人，請你們那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到我們這個紡紗廠來工作，有沒有人來呢？來了就扯皮打架？就鬧事？我看不會的。那么機械廠是不是也可以來呢？是不是也可以這樣？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已經開始萌芽了一種新的勞動工資制度，需要我們加以研究，而且以后加以貫徹執行。那么對于老廠我們現在暫時不變更，照老辦法。老廠、老人暫時維持現狀，暫時維持原來制度的現狀，而新廠、新人就實行新的勞動工資制度。這種勞動工資制度根據何來？根據是從三百萬煉鋼煉鐵工人那里來，加以改進。…     　　

 　1958年10月8日　　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說：工廠是八小時工作制，但工人們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時，甚至是工作十小時、十二小時，禮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錢。目前有××萬人在為鋼鐵而奮戰：開礦、運輸、建爐子、煉鐵。他們不要錢，自帶糧食。大部分是農民，一部分是市民，沒有八小時工作制，沒有星期天，沒有地方睡，搭個棚子。這是什么？這是共產主義精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為八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商品同商業，這個問題都是避開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城鄉有斷流，我們五零年也有過，現在運輸不好，有半斷流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給制的長處，改行工資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為解放區工作人員占多數，因為工人階級也是工資制，因為新增加的人多，他們是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的，要他們改供給制，不容易，那時讓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點，接受了等級制，等級森嚴，等級太多了，評成三十幾級，鬧級別，鬧待遇。這些也讓步，就不對了。經過整風，這股風降下來了。這種不平等的干群關系一貓鼠關系或父子關系，必須破除，這個關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給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過去搞試驗田，干部下放，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不用壓服，因而空氣大有改變。沒有這種改變，大躍進是不可能的。不然，群眾為什么不睡覺，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時？因為共產黨跟他們在一起。紅安縣的干部過去是老爺式的，挨群眾罵，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進步，群眾歡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別，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一部分是贖買性的，如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在勞動調配中，要注意實行和鞏固生產責任制。勞動力的調配，各生產部門（農業、工業、運輸）的比例，是當前的重大問題。勞動分配要合理，組織要適宜。…　　

5.6五七指示和社會實踐所得的結論　　

　5.6.1　五七指示　　

     人民公社如何發展，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中指出：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5.6.2　毛澤東想到了社辦企業　　

     鄧小平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這樣好的效果，使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總之，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非常顯著。當然，這并不是說農村的問題都解決了。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87年6月12日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8、239頁　　

鄉鎮企業，也即社辦企業，毛澤東早就想到了，而且，指出：不完成“兩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業化）商品不能豐富，不可直接交換。不能廢除商品交換。　　

鄉鎮企業的發展是毛澤東堅持人民公社，公社工業化的一個歷史成果。　諸　君請看毛澤東下列講話：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告訴我們：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人民公社必須生產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人民公社要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生產，一方面也要發展商品生產。我們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發展生產，利于過渡。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到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本質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不承認五億農民的問題。社會主義初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以為有了公社，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香腸、果木、毛皮，現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復迷信。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張德生的核桃拿來吃，一個錢不給，你是否干？不認識五億農民，無產階級對農民應采取什么態度，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行不行？要馬上打破腦袋。
      公社辦工業比斯大林膽大。會不會搞資本主義？不會，因為有政權，依靠貧農、下中農，有黨，有縣委，有成千成萬的黨員，過去想過賺錢的工業要鄉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這有點斯大林主義殘余。　　

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發展工業、農業和商業。問題還是一個農民問題，必須謹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錯誤的根源是沒有看到農民問題。現在又是不懂得農民問題，農民的沖天干勁一來，又容易把農民當工人看，以為農民比工人還高，這是從右到“左”的轉化。
    我們完全有了。試問為什么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為了五億農民，充分利用這一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于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娛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要基本上消滅這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變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個生產隊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趨于平衡，而這就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少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什么向農民讓步的問題。在沒有實現農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這個過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而走向集體所有制一樣。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因為公社年年可以由隊抽取積累，由社辦企業的利潤增加積累，加上國家的投資，其發展將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公社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文化教育事業等，只能逐步發展，逐步有所發展，不能一口氣辦得很多很大，否則會犯冒險主義錯誤。扶助窮隊向富隊看齊拉蘇聯二千萬噸鋼來補中國，生產者會反對的。這個過程就是公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的提高、文化教育技術水平提高過程。　　

   毛澤東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筆記中指出：消滅人口過剩，農村人口是個大問題，要解決就要生產大發展，中國有五億多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每年勞動而吃不飽，這是最不合理的現象。美國農業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兩千斤糧食，我們還沒有他們多，農村人口要減少怎么辦？不要引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就是要農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個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人口過剩的問題。　　

不完成“兩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業化）商品不能豐富，不可直接交換。不能廢除商品交換。　　

毛澤東這些偉大的思想對于那些侏儒是對牛彈琴，他們一概不知，以為鄉鎮企業是天上掉下來的，是突然冒出來的。　　

　5.6.3　南街村等實踐了毛澤東人民公社和公社工業化的設想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緊靠1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920戶，3400多口人，6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它在近三十年來產值增長2100倍（超過“深圳速度”了），年產值16個億，它的人均收入是中國農村平均收入的3.2倍，利稅是所在縣財政收入的1/3；村民的生活一點不比城里差，是“都市里的村莊”。　　

改革開放，1981年，全國實行聯產責任制，南街村的一切財產都分家到戶。村里搞承包，結果也不太不理想。因為南街村靠近縣城，村民做小買賣的很多，無暇搞農業生產，農田撂荒；原來的面粉廠、機磚廠承包給了個人，他們欠著村里的承包款不交，村集體沒有收入來源，村公共事業沒人管，村民意見挺大。此時人心散了，糧食也減產了，問題也多了。1985年，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把承包出去的企業收歸集體，還把村民撂荒的土地由集體統一耕種。南街村結合自身實際，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實現了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現有農田一千畝，從耕種到收割全部實現了機械化，年畝產達　九百公斤　。
    南街村依靠當地糧食資源，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企業上配套項目，大搞糧食深加工，深化農業產業化，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組建了國家大型一檔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為了進一步加快集體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南街村本著“鞏固老產業、豐富新產品、開發新產業、提高經濟效益”的指導思想，不斷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著力開發食品、飲料、酒類、印刷、醫藥、化工、旅游、工藝品等行業，不斷取得經濟發展的新突破。吸收外來務工人員一萬三千余人。
    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村民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節假日食品、購物券、住房、上學、醫療等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上無后顧之憂，全體村民居住在30多棟配備齊全的花園式的現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樂業、家家生活幸福。按照內方外圓的方針，外來務工人員按能力實行工資制，最高年薪達四十余萬，充分發揮各類人員的積極性。

    南街村大辦公益事業，相繼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設施。街道寬闊平坦，道旁綠樹成蔭，路燈彩燈交相輝映，廠房住宅鱗次櫛比。成立了藝術團、軍樂隊、盤鼓隊、門球隊，建起了文化園、圖書館、檔案館、醫院、康壽樂園等。同時，大辦教育事業，投巨資建起了現代化、高標準的幼兒園、中小學和高中，還辦起了報社、廣播站和電視臺。
    南街村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科學發展，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堅持“外圓內方”的治村方略，強化了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增強了凝聚力，營造了濃厚的集體主義氛圍。全村黨員干部、職工村民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人人敬業愛崗、樂于奉獻。　　

南街村三千余人，吸收外來務工人員一萬三千余人。機械化農業用工已經很少，解決了農民轉化為工人的問題，消化了當地農民多余勞動力。　　

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頁;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頁。　　

南街村人民和黨支部以及仍堅持集體所有制人們實踐了毛澤東的思想，取得了明顯進步。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可是，正像已經證明的那樣，這些先生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在德國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國家中，這些觀念無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這只能是在社會民主工黨以外。如果這些先生組成社會民主小資產階級黨，那么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那時我們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視情況甚至可以結成聯盟等等。但是在工人黨中，他們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暫時還容忍他們，那么我們就應當僅限于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響黨的領導，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看來是已經到了。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隊伍中，這是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制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在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馬克思和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將永放光芒，只有毛澤東思想能夠救中國。任何污蔑毛澤東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因為真理在毛澤東一邊，人民在毛澤東一邊，反對毛澤東的人們必將以失敗而告終，一切加在毛澤東頭上的不齒之詞終將煙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時，也就是毛澤東思想重新發揚光大之時。　　

歷史表明：那些泄氣、悲觀、糜爛、右傾的上層統治者們，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意志，為其一勞永逸地建立他們夢想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而所造的譽論。人民群眾應當起來，“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之極端重要性。人民群眾應當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努力奮斗！　

　　

　2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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