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拒絕蔣介石出兵朝鮮？

——兼談兩種決策觀的一點隨想

亦風  曉民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戰爭爆發。臺灣國民黨當局駐韓“大使”邵毓麟立即報回韓戰情況。蔣介石喜出望外。讓他多年來期盼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實現他“反共復國”的計劃似乎看到了希望。真可謂心情急迫，望穿秋水。但更讓他沒有想到的卻是快慰興奮之余連碰三次釘子。

一、經過

“三薦”“三拒”的經過大致如下：

第一次，朝鮮戰爭爆發，蔣介石認為“天賜良機”，杜魯門否決“引蔣入朝”建議。

“6.25”凌晨，美軍遠東總司令兼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接到戰況報告后，立即同正在東京的美國國防部長約翰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和聯合國軍司令部參謀長諾斯塔德等進行緊急磋商。會上，麥氏提出一份“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主要內容有四：一，立即援助韓國，并建議由臺灣調一個軍馳援韓國；二，臺灣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應以海空軍保衛該島，并給蔣介石以廣泛的軍事援助；三，加強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軍事力量；四，保衛日本的安全。這內容經會議贊同后，交由約翰遜向杜魯門轉達。與此同時，派出以費爾德為組長的“駐臺軍事聯絡組”，并致電蔣介石，請他在確保臺灣安全的前提下，派出一個軍馳援韓國。

當日中午，蔣介石立即召集陳誠、俞大維、葉公超、周至柔、孫立人等到陽明山“總統官邸”開會，軍方多數反對出兵，但王世杰、葉公超等“外交人士”卻認為，這是政治上一個難得機會，應該出兵。經過四個小時爭論，作了出兵決定，認為，出兵朝鮮參戰是反攻大陸的一個天賜良機，到時可以借助美軍的力量，由韓國北進大陸，先在東北打開一個缺口，然后再在東南沿海相繼發起反攻大陸的作戰。因此，會議根據美李請求，決定派遺其王牌部隊第52軍前往增援韓國，并于當晚分別致電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同意派兵馳援韓戰的建議。26日，蔣介石即致電李承晚，對朝鮮半島戰爭深表關切，表示包括派遺主力52軍加第13師共3.3萬人出兵朝鮮，直接參戰。李承晚自然表示感激。

6月26日晚，美國總統杜魯門召集有關人員開會，聽取了從東京返回的約翰遜代表麥氏匯報和建議。會上大家從當時韓戰情況出發，都積極主張杜魯門接受麥氏建議，讓蔣介石派兵增援。當時，杜魯門也表示：“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建議。”

但國務卿艾奇遜在總統表態后，卻發表了堅決反對的意見：“當前臺灣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地區，所以我們才不顧中共的極力反對，決定派第七艦隊和13航空隊去保衛那個島嶼，現在怎么反叫這個島上的受保護者跑到別處去保護他人呢？況且蔣介石的軍隊并不比韓國的軍隊強到哪去。即使是讓蔣介石的軍隊去，也還需要我們給他換上全套裝備。這樣做還不如把這些裝備直接送給韓國，其效果更顯而易見。”

約翰遜辯解說：“臺灣只是缺乏海空軍，其他地面部隊的戰斗力和陣容在亞洲地區的反共國家中卻是最強大的。況且蔣派的52軍是臺灣最精銳的部隊，也是蔣介石在滿洲的40萬軍隊中唯一沒有被中共打敗的一個軍。”（筆者注：其實，52軍是林彪在遼沈戰役中未按軍委“關門打狗”精神，從北到南趕鴨子，從營口、葫蘆島乘船逃出避免了被殲命運，才得以保存以軍為建制的部隊撤退到臺灣的。）

艾奇遜毫不退讓說：“這恰恰說明了閣下的短見，只是看見了朝鮮的局部利益，而沒有從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全球戰略格局考慮問題。如果說總統閣下批準了福摩薩（臺灣）出兵參加朝鮮半島的戰爭，將有可能激怒人口眾多的中國，引發新的戰爭。到那時我們美國將會在遠離本土的情況下，同時面臨兩個地區的戰爭，不僅無助于朝鮮半島戰爭的解決，而且極有可能危及福摩薩的安全，豈不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逐兩兔者難得一兔。”

杜魯門在國務卿與國防部長的辯論中，原來傾向于蔣介石出兵的主張，在艾奇遜強烈反對帶威脅的言詞下，屈從了艾奇遜的主張。

第二次，中國決定出兵抗美援朝，蔣介石又露如意算盤，美政府再次拒蔣出兵。

1950年7月5日，美軍第24師第一團在鳥山投入作戰，美國正式參加了朝鮮戰爭。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也于10月19日秘密入朝參戰，并迅速改變了朝鮮戰局。特別是11月美軍發動“圣誕總攻勢”失敗后，麥克阿瑟深知兵力匱乏，隨于11月20日致電蔣介石請其仍派第52軍前往朝鮮助戰。蔣介石接電后又是一陣高興，當天召開緊急會議，下令52軍于24小時內完成出發準備。

11月28日上午，當麥克阿瑟急電杜魯門，要求空運臺灣52軍馳援韓國的消息再次傳出后，當日下午，杜魯門立即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商討韓戰敗局問題。

艾奇遜在會上率先表態：“我的意見依然沒變。……”

杜魯門又一次在艾奇遜發言前妥協了。會上，參謀長聯席會議布萊德雷和陸軍參謀長柯林斯也害怕在此敗戰局勢下，再動用蔣介石的軍隊會由此引起蘇聯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便開始轉向艾奇遜的一邊。就這樣，麥克阿瑟的建議再次被否定，蔣介石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第三次，新司令再次建議，蔣介石又覺情中有戲，新總統已主張結束戰爭。

“聯合國軍”經過志愿軍三次戰役的打擊之后，失敗情緒嚴重，內部矛盾加深。麥氏開始抱怨部隊士氣低落，而白宮則認為麥氏本人的士氣更值得懷疑。麥氏向白宮提出“除非擴大戰爭，否則就只有撤出朝鮮”。這正是華盛頓最為反感的。艾奇遜毫不掩飾地說麥氏的來電是一封“遺書”。杜魯門也對麥氏不認真執行其命令，萌發了炒他“魷魚”的意向。最后于1951年4月11日，在第四次戰役尚未結束的時候，杜魯門總統“深感遺憾”地撤銷了麥氏一切職務。由原來麥氏在西點軍校任校長時的教官、當時第八集團軍的司令官克拉克接替他的全部職務。這位有著顯赫身世的麥氏從此消然隱去。

1952年5月27日，新任司令官克拉克，鑒于“后繼兵員不足”的情況，又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希望從臺灣抽調一個軍到朝鮮戰場，以便從朝鮮抽出相應的美軍去增強日本的防務。

蔣介石又感到出兵朝鮮有望，再次指示52軍做好出發準備。

當時朝鮮戰場處于雙方對峙狀態。美國最高決策層對克拉克的建議和蔣介石的請求，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討論。美國政府還專門從臺灣召回駐臺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直接向總統匯報。蔡斯說，臺灣軍隊低下的作戰能力根本不是中共軍隊的對手，就是入朝參戰也改不了朝鮮的戰局。此時的李承晚，對派臺灣軍隊來韓也持異議，認為還不如加強韓軍力量。在此情況下，杜魯門告訴克拉克，取消國民黨52軍入朝計劃。

在杜魯門和艾奇遜主導美國對外政策的形勢下，失望不已的蔣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了新總統身上。1952年12月上旬，艾森豪威爾接替杜魯門擔任總統后，為早日全面結束朝鮮戰爭，秘密視察了朝鮮戰場。克拉克再次提出派蔣介石入朝作戰。艾森豪威爾征詢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的意見，明確表示反對使用臺灣軍隊，并宣布新政府希望早日結束朝鮮戰爭。至此，蔣介石三次企圖出兵朝鮮的預謀徹底破滅。

二、分析

其實，美國軍方要蔣介石的軍隊進駐韓國是早有計劃，也是韓臺協防計劃中的安排。只是朝鮮戰爭的爆發，隨之出現“三薦”“三拒”之事。事實是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麥克阿瑟就開始和蔣介石談判派軍隊開赴南朝鮮問題。實際上，這是出于朝鮮南北雙方都有自己的統一計劃，這場戰爭已不可避免的前景所作的一項措施。

韓戰前夕，麥氏就派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柯克海軍上將去臺灣，要求蔣派兵前往南朝鮮，以抵抗北朝鮮可能先發制人的進攻。蔣介石認為時機到來，可以借此向美國要一些服裝、武器裝備和給養。但柯克畢竟不是政府派出的代表而沒有答應，卻仍就出兵的細節條件進行談判，直到全面戰爭爆發。由此可見，朝鮮戰爭全面爆發前，美國在玩弄美國出錢出槍，李承晚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的把戲。只是未曾想到北朝鮮對李承晚的“北進統一”來了一個突如其來的全面反擊，于是麥氏迫于形勢，立即向華盛頓提出要蔣介石出兵朝鮮的建議。

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被杜魯門認為“很不錯的建議”，卻遭到國務卿艾奇遜的反對。艾氏高人一籌地認為：如果臺灣軍隊在朝鮮出現，北京的共產黨人就可能決定參戰。另外，由于英國已經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且建立起代辦級的外交關系，不希望看到蔣介石的軍隊出現在朝鮮半島，因而英國宣布不能和臺灣的軍隊并肩作戰。加拿大等國也反對使用蔣介石的軍隊。英、加等盟友的態度，美國最高決策層不能不認真考慮。在朝鮮半島使用臺灣軍隊還會使美國疏遠印度等亞洲國家，因為印度等亞洲國家不愿與中國結仇，還將增加將來政治解決朝鮮問題的難度。艾奇遜的觀點終于被杜魯門所接受。

杜魯門決定婉言謝絕蔣介石的建議后，蔣介石并未死心，決定另外尋求機會。7月4日，臺灣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在東京拜會了麥克阿瑟，表達了蔣急出兵朝鮮的愿望。麥氏還表示希望訪臺。蔣自然求之不得，美國五角大樓認為此時形勢微妙，勸麥緩行。而固執的麥氏不聽勸阻，斷然于7月31日秘密訪臺，并在沒有取得白宮同意情況下，揚言要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并公開表示在朝鮮戰場使用臺灣軍隊。蔣介石為了給島內軍隊打氣，大肆炒作麥氏訪臺意義，鼓吹是“中美軍事合作”的標志，“挫敗中共軍隊的保障”等。杜魯門獲息后專派特別顧問哈里曼去東京做麥氏工作，并答應增兵朝鮮。到8月18日，臺駐美“大使”顧維鈞奉蔣命令抵東京，面見麥克阿瑟，提出臺灣當局以“志愿軍”名義，派兵15000人參戰。但此時的麥克阿瑟因為已從華盛頓獲得他已足夠的4個師的兵力，加上朝鮮戰場的戰況有利于美李軍方面轉變，于是對蔣再提此事予以婉言謝絕。蔣介石第一次出兵朝鮮的企圖宣告破產。

美軍在九月仁川登陸后，朝鮮戰爭形勢逆轉，朝鮮人民軍處于被動挨困危機。中共應朝鮮金日成請援決定派志愿軍入朝參戰，旗開得勝，但美軍不服輸，并集中兵力發動“圣誕節總攻勢”失敗之后，深感兵力匱乏的麥克阿瑟于11月20日致電蔣介石，請其仍派52軍前往朝鮮助戰。并通知蔣介石說，美軍已從沖繩派出飛機和船艦，裝備補充52軍的武器裝備赴臺，同時接運該軍從空中和海上開往平壤地區。他還要求蔣火速派出一個參謀指揮官代表團飛赴漢城同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商討52軍入朝后有關事宜。同時向華盛頓建議把國民黨52軍編入“聯合國軍”，以增強在朝的作戰能力。

麥克阿瑟的決定讓蔣介石喜出望外，認為第一次是美國擔心中共出兵援朝，現在中共已經出兵同美軍直接開始較量了，終于等來了機會。蔣介石當天即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下令52軍于24小時內完成出發準備，并要求海空軍加強與美軍第七艦隊和駐臺美國空軍的聯系。會議上決定派“國防部副部長”侯騰和52軍軍長郭永等人飛赴漢城與美軍建立聯系。11月30日，由麥氏派來的7艘運輸艦和3艘貨船抵達基隆港，30架運輸機也在新竹和松山機場著陸。52軍新獲各種車輛200余輛、火炮千余門、各種器材近2萬噸。52軍各部分開赴指定地點集結，待命出發。

然而，美國政府對麥氏此舉并不認可。杜魯門接到麥氏急電后立即召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聯合會議。大部分與會者認為，朝鮮戰場的局勢即使再嚴重十分，也不能動用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軍隊入朝作戰，無論從軍事戰略還是從政治、外交的角度來看，都是讓人無法接受的、不明智的舉動，非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同時，還把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羞辱了一番，認為最精銳的主力也是共軍手下的敗軍。就這樣，蔣介石的第二次出兵計劃又破產了。

杜魯門將麥氏的一切職務免除了，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對麥氏的自作主張，不聽華盛頓的話或先斬后奏的做法不滿是多種原因的主要因素。

克拉克接任麥克阿瑟職務后的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基本上處于邊打邊談，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時期。在陣地對峙中，我方開展了“零敲牛皮糖”的冷槍冷炮運動，給敵方造成很大傷亡，讓美國兵心驚膽戰，特別是他們對上甘嶺進攻戰的失敗，使他們看不到朝鮮戰爭勝利的可能。而對我志愿軍來講，對現代化戰爭把握日漸成熟，人民空軍也一天天成長起來，后勤交通運輸大有改善，美國要想在朝鮮戰爭中取勝的難度越來越大。基于這一背景，克拉克以“后繼兵員不足”為由，于1952年5月27日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請求蔣介石派兵支援的同時，告訴蔣介石說，總統和五角大樓都很重視他的建議，請蔣做好準備。但鑒于新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已看到戰爭勝利無望，在準備結束韓戰的情況下，對于引蔣入朝已沒有任何興趣。蔣介石寄托于中美對抗中求生的希望終于最后破滅。

憑心而論，蔣介石對于出兵朝鮮的如此積極主動，決非出于對美國殷勤，也不是因臺灣“距韓國最近，是能夠赴援最快的友軍”，而在于實現其“反攻大陸”的圖謀。在蔣的如意算盤中，如果能赴朝參戰的話，就可以從朝鮮進攻東北，并可以在東南沿海開辟第二戰場，南北夾擊大陸，實現“反共復國”妄想。最后，蔣介石面對朝鮮戰爭的敗局，指責美英等西方國家反對臺灣軍隊參加朝鮮戰爭，“乃是韓戰最后沒有結果的一個最大原因”來慰籍自己的“正確”性。

三、啟示

從美國在要不要蔣介石的軍隊出兵朝鮮參戰問題，出現了戰爭前方與臺灣、白宮之間的三邀、三應、三拒之爭，要說是對朝鮮戰爭有什么矛盾，不如說出于各自的要求去完成朝鮮戰爭手段的分歧。透視其決策經過與分析感受不淺。

首先，從美國要不要蔣介石出兵問題的決策過程，也讓我們聯想到中共高層對抗美援朝決策中，同樣也出現過多數與少數乃至個人看法與群體想法的關系處理問題。盡管中美兩國的決策層代表著不同階級、階層利益，但都有一個“民主與集中”的問題。美國當局如果將蔣介石出兵問題一開始就以多數票來決定政策的話，就不存在“三薦”“三拒”的問題。這就如同中共高層當年對應不應該出兵朝鮮的討論如出一轍，也就不會有抗美援朝運動了。所以，在美國的政治民主中盡管國會可以有各種不同聲音勢力，最后還是以總統說了為算。當初的杜魯門之所以否定包括他自身開始的想法在內的多數人的建議，是經過權衡利弊認為艾奇遜的看法是符合美國帝國主義的全局利益。這里有個怎樣看個別或少數人的意見問題。其關鍵就在于個別或少數人的背后代表著哪些人的利益，看個別人的主張能否轉化為多數人的群眾行動。中共決策層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毛澤東開始就堅持自己意見，不為多數人的擔憂而動搖，就在于他自信自己的主張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而且也有益于世界人民反帝斗爭的。因而通過反復討論，統一了認識，轉化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抗美援朝運動。實踐告訴我們：朝鮮戰爭不但是兩國兩軍實力的較量，而且是兩種不同世界觀、價值觀的較量，即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較量。較量的結果表明，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武器固然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

其次，在要不要蔣介石出兵問題上，最終決定權雖在總統手中，但起關鍵性作用的是國務卿艾奇遜。艾奇遜何許人也？

艾奇遜（1893-1971），1915-1918年分別畢業于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以后任過律師、法官、財政部副部長。1941年以后。歷任助理國務卿、副國務卿和國務卿。是“二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決策人之一，以其《實力與外交》著作為代表的“總體外交”倡導者。曾參與“馬歇爾計劃”，并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發起人之一，在任內鼓吹“原子外交”，參與策劃朝鮮戰爭，推行“兩個中國”政策。更要指出的是，艾奇遜是美國于1949年8月5日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的策劃人與主要編撰人。白皮書與他致杜魯門的一封信，發表在蔣介石從大陸敗退到臺灣等海島之際，并非偶然，而是要給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們寄以一種希望。這對一些缺乏馬克思主義或人民民主覺悟的知識分子來說，一時間搞不清白皮書是在“鼓勵”，還是侮辱？是“友誼”還是侵略？容易上當受騙。毛澤東看穿了白皮書的用意，并執筆為新華社寫了關于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五篇評論（即《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并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這五評白皮書連同此前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內，既闡明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方針，也為舊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抗美援朝運動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要想在全國上下、特別是一直懷著崇美、親美和恐美的舊知識分子中掀起抗美援朝運動是難以想象的。

最后，鑒于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以階級斗爭為綱》在實踐中的錯誤以后，馬克思主義的矛盾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日益在人們思想中淡出、廢棄，乃至作為敵對物予以批判。從而混淆是非地評述了包括抗美援朝這樣為新中國崛起的奠基之戰也在否定之列，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又回到當年艾奇遜所寄望的舊民主主義的要求上，一切以美國為標準，崇洋媚外，忘了自己的老祖宗。因此，一個甲子一輪回，正當抗美援朝60周年之際，回首一下當年黨中央毛主席對抗美援朝的決策以及重溫包括《論人民民主專政》在內與“五評”美國《白皮書》，對深化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價值觀，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深刻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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