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四川餓死1000萬人”純屬編造

疑似“被老混混”的廖伯康

轉型時期（特別是類似中國這樣向“新自由主義”的“極端類”轉型）之一大特點，就是總會有一些人要掀起一股子“歷史顛覆狂”：過去說“正確”的，現在一定是“錯誤”的；過去肯定的，如今一定要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否定。你說秦儈、吳三桂、汪精衛是漢奸，我就要說他們是大大的愛國者；你說毛*澤*東是偉人，我就要說他比希特勒還要壞十倍……而且，這種“顛覆狂”又是名利雙收的一個好商機，不僅使一些“高級文化流氓”卷入其中，例如欣喜若狂地發現自己顛覆了“五四”歷史的張鳴，就因其“顛覆業績”顯著，被國外封為了“中國百大公眾知識分子”之一；而且一些“低等文化混混”也趁機大揩其油，比如一位在職校教書的小教員袁騰輝，憑著從野史上拾來的渣滓，就連撅帶罵地“戲說”、“京罵”中國歷史，如今也成了《南末》的頭版名人，估計離“洋封侯”也為時不遠了。不過，這場“歷史顛覆狂”中一道“最靚麗”的風景線，則是出了一位“老革命”廖伯康，也“被加入”到其中。　　

說其“被加入”，是因為事出并非廖伯康自己的署名文章，而是《文摘周報》2008年2月27日一篇“疑似”采訪文章，其標題為《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以下簡稱《1000萬》），考慮到時下報刊“娛記化”，種種“采訪”后往往有被采訪者指“造謠”，況乎廖公身高位重，必言謹行慎，所以，這篇《1000萬》的漏洞百出（后面要講到）似不會為其所為，故按“國內慣例”暫言其“被加入”。　　

在《1000萬》中，有如下一段娓娓動聽的“被（廖伯康）講故事”（略有刪節）：

1961年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干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團市委副書記于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后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贊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并公推于克書來寫，因為他擔任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了解農村的情況。……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里寄的，這封信寫好后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并托人帶到武漢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志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于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志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只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么？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陜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只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后果。廖伯康一聽，知道于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么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么？”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志聽到這里，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里的一個保密柜打開，從里面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這個故事頗具詭異色彩，所以很容易使人相信是干過“地下黨”的廖伯康所言，加之其他當事人多已辭世，死無對證，于是，《1000萬》使得“廖伯康”這個名字，與“四川餓死1000萬人”這個震撼世界的宏論，幾為全世界所矚目，除了沒有被“洋封侯”外，廖伯康與《墓*碑》作者楊*繼繩，享受到了完全一樣的“饑荒史權威級”待遇。　　

平心而論，筆者以為，這個“故事”中不乏真實成份，例如廖當時確實找過胡耀邦、見過楊尚昆等，就像是《圍城》中那位“見過羅素”的“哲學家”，可能有些“風”可捕“影”可捉。但是，無奈四十多年前的中國，畢竟已經不是《手機》中說的那個“進京趕考三年，回來說啥子都成立”的農業社會，盡管當事人多數已然不在，但這個當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不僅有“正史”記載，還被諸如原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一類的“好事者”，以種種方式做了存留。結果，對照各類史料人們會發現，《1000萬》中漏洞實在是多得有些令人捧腹噴飯：　　

——漏洞之一：廖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川死人較多的最直接原因？1960年底四川省委召開地、市、州委書記會議，通知了中央要求四川調糧，下面要求省委向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難，省委書記廖志高對大家公開解釋說：“我們已反映了，而且話說到這樣的程度，多調一億斤糧，多死多少人，中央還要調。”（見附圖1）注意：這個會議是在重慶開的，廖志高的話各地、市委書記都知道，身為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知道很多機密（連安徽有人寫信給中央引起毛*澤*東注意的“省外機密”都知道）的廖主任，斷不可能不知道廖書記這番話。既如此，還要搞出這樣一個“爆料”去對政治局委員李井泉加罪，豈不是要自找一個大大的“不自在”？　　

——漏洞之二：楊尚昆怎么居然也不知道四川死人多的原因？既然是四川省委已告訴中央調糧要大量增加死人，而且發生過在北京只有三天存糧時中央急調川糧一事，所以在高層，此事應該是“內部公開的秘密”（大概除了胡耀邦這位一貫比較喜歡“務虛”而不喜歡“務實”者可能不知情——所以他要“秘密安排”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楊廖會晤”——之外），身處中辦主任中樞地位、向來消息靈通、本人又是四川人的楊尚昆，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事？　　

——漏洞之三：60年代何來所謂“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廖計算“四川死1000萬人”，他自己說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來的，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文章，建國后第一本《中國統計年鑒》，是1981年年鑒（見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TJ198205001.htm），第一份人口年鑒出版更晚。這就是那個被稱之為“封閉時代”的特征，那么，廖又是如何“穿越時空”、把中國統計事業改革開放提前了四十多年的？（見附圖2、3、4）　　

——漏洞之四：楊尚昆掌握的統計資料會比廖伯康還少嗎？拙算廖說“統計年鑒”是 “內部統計資料”之口誤，如果連一個重慶市委辦公廳的副主任都查到了可以推算出四川死人數字的資料，身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又是那樣地急于了解四川死人數量的楊尚昆，就更容易查到，何必一會兒去折騰民政部，一會兒又去騷擾公安部？又何至于一聽到廖從統計年鑒中推出一個“1000萬”后，便有“拍大腿”之“驚嘆”狀？　　

——漏洞之五：“楊尚昆特意找廖個別了解四川情況”是否戲劇化了一點？筆者恰巧認識一位老紅軍趙XX，原重慶XX公司總經理，楊尚昆的親侄女婿。1959（或1960）年，趙回家鄉（川陜老區）了解到一些農民生活困難情況，便寫信給楊，而楊則直接轉給了李井泉，趙后來被劃為了“右傾”分子，降職到成都某廠任廠長。這樣一位政治上極其謹慎小心的中辦主任，當時會請廖伯康，“個別”去對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說實情”（而且被寫成神怪鬼異的“密請”），實在讓人大費猜詳。　　

——漏洞之六：廖說的“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是否有受人以柄之嫌？的確，就廖所說的一些局部而言，1962年“四川餓死人”確實存在。但是有一點廖也應該知道：作為地、廳一級領導而非普通老百姓，你提出一個重大結論，就要做全面考慮，否則，在幸運的情況下，別人會說你是“看問題片面”，而在那個“運動”層出的年代，就有人要懷疑你居心叵測了。這里，廖拿四川與全國的變化做比較，就絕對水平而言，四川當時確實還不如全國（此為調糧所致，但也已接近正常），而就變化速度看：與1961年相比，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率急降了50.3%，而同期全國降幅為29.6%；出生率四川上升了137.2%，全國則是105.4%。顯然四川的變化大得多。而且，廖是在楊尚昆這樣的中央一級的領導干部面前，談頂頭上司李井泉的“錯誤”，如此言出草率急切，是否還有其他“隱情”？　　

——漏洞之七：廖伯康的智商是否受到了折辱？廖是國民黨時期“中央大學”經濟系學生，當不差數字分析基本功，既然他看到了“國家人口統計年鑒”（或曰“內部統計資料”），無疑也就看到了當時全國的人口數字，從上例看，廖又是喜歡拿四川與全國比較的，這里他只要稍加推算，就不難發現一個怪異現象：1958-1961年，四川減少人口總計1248萬，而同期全國減少人口總計1348萬，四川人口為全國約1/10，而總計減少人口數，竟然與全國的如此相近？！此種怪像，至少需要費許多解釋工夫，比如說，“四川餓死的人可能占了全國的多數”，或是“全國一些地方的人口猛然大增”，再或是“盲流人口帶來計算誤差”，再再或是“國家統計局造假”，等等（不過，按照楊*繼繩的說法，顯然至少不會有“李井泉自我毀譽”這種情形），總得有個說法再下結論吧？廖作為一個重要市（當時重慶市委是“準正省級”，其書記任白戈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而西南各省委第一書記皆為同一職務）的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民國時代經濟學本科畢業，對于重要數字既不分析又不比較，就悍然拿去“狀告”，如果不是懷抱個人恩怨，就只能說是被《文摘周報》等媒體狠狠地折辱了一下智商了。　　

——漏洞之八：經歷過“文*革大爆料”后的廖伯康為何還要說謊？本來，作為毛*澤*東想“揭露黨內陰暗面”的運動，“文*革”掀起了一場黨內機密“大爆料”，當時四川造反派獲得的大量“揭發材料”都證明，在餓死人問題上，“李井泉代國家受過”是一個事實，廖伯康“文*革”中多數時候是自由身，不可能看不到這些“揭發資料”，為何還要說謊？　　

——漏洞之九：最可笑、也是最意味深長的一點，是“廖伯康告狀”發生在七千人大會之后，會否使人們猜疑甚多？七千人大會是范圍很大的一次會議，重慶市委領導、其周圍的區（縣）委書記、大型廠礦領導等許多人，都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上，為了調糧死人的事，“李井泉流淚”，“鄧*小*平代中央表態承擔部分責任”，當時都是四川中高級干部人所共知的事（見圖5、6），所以，前述都發生于七千人大會之后的“楊尚昆對四川無知”、“廖伯康告狀”，甚至該文中后來說到的“鄧*小*平調查四川問題”，等等，就都顯得有點“畫蛇添足”。對此只有兩種解釋：要么是廖在回憶時對這段歷史“失憶”，要么是又是“另有隱情”。　　

《1000萬》的漏洞還有很多，此不一一而足。　　

勿庸諱言，在三年困難時期，四川與全國一樣，確實出現了許多非正常死亡人口，這是一個慘痛的歷史失誤，有著值得記取的深刻教訓，而四川當時發生的“舍己救人”而導致的特殊困難，更是令人感慨萬分，難以一言以蔽之。對此，鄧*小*平有過多次講話，包括從七千人大會起就專門講到此事，都說明四川問題與調“過頭糧”關系很大，中央（包括鄧*小*平自己在內）的責任也是很重的，所以并不能說某人（例如李井泉）要負特別大的責任。因此，對于這樣一件重大歷史事件，作為一位眼下已位居執政黨“正省級”高官身份的廖伯康，就絕不應該像某些偏見甚重的坊間野史那樣，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巧裝妙飾，及至胡編亂造，“剪接”出一部難以自圓其說的“歷史大片”。據此，對于這篇低級漏洞多到無以復加的《1000萬》，使人斷難相信是“老革命”廖伯康所為。于是筆者堅信：這一定是某些媒體的“陰謀論式”的行為，再加上楊*繼繩之類“246史學家”推波助瀾加以“惡搞”，才成就了此等“奇文”。　　

于是，筆者原以為廖公一定會對此“有話要說”。但令人奇怪也失望的是，兩年多過去了，始終不見此公對該文有任何異議。袁騰飛“戲說”歷史，盡管是茅坑激浪、尸房煽風有加，但畢竟他還是一個缺少歷史體驗的年輕人，所以亦不妨說是“少不更事，童言無忌”，至多算是史學界“街頭打手”類的一個“小混混”而已（就此而言，《南末》為之奉獻頭版頭條，實在像是“文*革”中“到監獄中找造反派”的翻版）。而年過八旬的廖伯康就不一樣了，他對那段歷史有過親身體驗，又是“知識型老干部”，要是真的說了謊，那就不能埋怨要被人指為“皓首匹夫，老臉無恥”了，也真是要把自己降格為一個愚不可及的史學界“老混混”了。如果說，廖當年“挨整”或許還有某種“正義性”，那么，要是他真墮落到了“歷史造假商”的份兒上，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就令人惋惜地多了一位晚節不保的“老革命”。　　

鑒此，盡管晚輩還是愿意相信廖公確實是“被老混混”的，但在這里不知道該不該“懇請”一下該老：就是替自己的子孫著想，為人還是要厚道一點，萬不能為老不尊啊！　　

附注：因版面所限，有關附圖請參閱宋文彬文史資料http://blog.sina.com.cn/u/1219308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