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一丁

 選自《霜葉集》（此書已出版）

文化革命一開始，作為河南省最高學府的鄭州大學，不僅成了河南省的焦點，也是全國起來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鄭州大學）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字報全文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些，在鄭州大學引起很大反響，歡呼、聲援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晚上，中文系一年級李學生、王相海、席占修、劉作周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一張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請問學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態度?》大字報中批評了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搞學術批判，把學校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的錯誤做法。接著，政治系七人也貼出了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當夜，校黨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組楊蔚屏（省委書記處書記）匯報情況。楊蔚屏說：“省委是相信鄭大黨委的”，“你們不是陸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態，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連夜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提出三條措施：①要立即反擊，追查寫大字報人的“歷史表現”、出發點；②不準進行串聯活動；③不準到校外工農兵中去宣傳。6月3日，全校性的反擊開始了。保黨委的人貼出了“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對率先寫大字報批評黨委的學生扣上“小鄧拓”、“小吳晗”、“右派”、“三家村黑幫”、“牛鬼蛇神”等帽子，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王相海、席占修還被拉到桌子上斗爭，讓其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全校當時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見《鄭大聯委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鄭大聯委勁松戰斗隊1967.7.）。

6月6日凌晨，共產黨員、團支部書記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下午，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黨若平為首的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工作組進校后，繼續壓制運動，斗爭學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因聲援王相海的大字報被斗爭。6月9日，學生、共青團員張鳳芝（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報，被污為“反黨分子”，在強大壓力下寫了《絕命書》，決定走王相海自殺的路，后因被同學發現，未遂 。

6月18日晚，在歷史系學生任延慶、郝秀仲的帶領下，部分學生去找系總支書記張××，又到“高干院”（即校領導住處）找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均未見到，就自動聚集到文科樓前（王相海跳樓身亡處），聲討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迫害階級兄弟的罪行。一時間，群情激憤，高呼“打倒王培育”、“槍斃王培育”等口號。——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當天，省委決定撤銷王培育鄭大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職務。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維鈞、賀長有等11位同學向中央發電報，說王培育反擊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

6月20日，省委對鄭大工作組加派力量，書記處書記趙文甫親自坐鎮。趙文甫先后召開黨員大會，強調省委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并采取種種手段，對邵維鈞、賀長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進行反擊：對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學們之間不同意見的爭論，支持一方壓制另一方；翻查邵維均、賀長有、李春蘭三同學檔案，企圖找出其它問題；開辟專欄大字報對他們進一步施加壓力；召開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參加的會議，號召全校揭發他們的“錯誤”。工作組長黨若平甚至說過“對邵維均等同學，什么時候有空隙，就踢他們幾腳”的話。在對邵維均等同學施壓、批判的同時，還對和他們觀點一致的同學，采取歧視、冷淡的態度。這種作法從一個班擴大到一個年級，使不少同學受到株連。（見黨若平：《省委前駐鄭大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上所犯錯誤的初步檢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決定全系聲討王培育，人已召集齊了，趙文甫不讓開聲討大會，改成分班揭發、批判，引起同學的不滿。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組即將撤離之際，根據省委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楊蔚屏的布置，工作組在三天之內，倉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即“校文革”）?！靶Ｎ母铩睕]有經過群眾的醞釀討論，正、副主席和黨組成員名單，由工作組主要領導人醞釀之后提名通過。一直到8月4日，工作組還派人幫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著“參謀”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決定撤銷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黨內外一切職務（1978年12月省委為王培育平反）、改組鄭州大學黨委。《河南日報》對此作了消息報道，同時發表社論：《一場針鋒相對的奪權斗爭》。報道中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廣播后，廣大師生紛紛貼出大字報，聲援北大同學的革命行動，中文系一年級2班李學生等14名學生寫大字報，批評他們把政治斗爭引向學術討論，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錯誤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剛剛燃燒起來，對校黨委的問題才開始揭露，這班“資產階級老爺們”，就暴跳如雷，驚慌萬狀，他們急急忙忙于布置對革命師生進行“反擊”，他們把大好的革命形勢，說成是“像1957年那樣的右派向黨猖狂進攻”；把革命的師生誣蔑為“右派勢力”和“別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動，誣蔑為“向黨委進攻”，對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的師生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人寫“檢討書”；對批評校黨委的學生采取調整住室、派人監視、組織圍攻；有四名團支部書記被撤了職……。在歷數了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種種“罪行”后，省委號召：鄭大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團結要一致，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務必將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徹底查清，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對于河南省委的這一決定，鄭大部分師生認為，揪出王培育值得慶賀。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處理王培育問題，犯了嚴重右傾思想錯誤，是“替自己開脫應負的責任”。

8月1—3日，中文系學生方復山、劉松盛寫了《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見鄭大聯委主辦的《革命造反報》創刊號66.8.10）。信中以真摯的感情反映了鄭州大學文化革命的情況，擺事實、講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鄭大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犯了嚴重錯誤。8月2日，外語系鄭玉清、楊樹生等9人寫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脫責任！》的大字報。同日，中文系黨言川、王舉章等9人貼出了《徹底揭發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組執行的右傾路線》的大字報，對工作組進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生則針鋒相對，認為：“河南省委駐鄭大工作組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否定工作組，實質上是否定黨的領導”、黨言川是“陰謀家、野心家”。

8月6日，黨言川第一個去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匯報鄭州大學文革情況。接著方復山、劉松盛二同學也去到北京。三人聯名發表《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系統地向首都人民說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問題，同時向國務院接待站作了匯報。為此，正在北京開會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專門接見了他們，主動地承擔了河南問題的責任，明確表態要按照黨中央的十六條決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運動。

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黨言川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當天晚上，黨言川等組織召開了“赴京情況匯報大會”。鄭州市其它大中學校的師生和各界群眾上百人前來參加。劉建勛和其他省委領導也來到會場。會議開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會議，“聯委”同學不同意，雙方發生爭執，“校文革”被“聯委”同學趕下臺去。會上，黨言川等把北京的“紅衛兵”、“革命大串聯”、“炮打司令部”等新鮮事物介紹給群眾，并宣傳了《十六條》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開“鄭州大學革命師生辯論會”，稱黨言川的匯報會是“黑會”，把強行主持“聯委”會議被趕下臺去，說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眾高呼“控訴黨言川一伙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黨言川”、“把黨言川揪出來”等口號。接著，   連續三天對黨言川及“聯委”同學進行圍攻斗爭。

8月18日，劉建勛、紀登奎、戴蘇理等省委領導來到鄭大與兩派代表見面，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次日，劉、紀等再次來鄭大，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讀了劉建勛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中說：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到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匯報鄭大文化革命情況，這不僅不是什么非法行為，而是一種革命行動；他們回校后召開的“赴京情況匯報會”不是什么“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會；鄭大部分同學認為本校的文革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因而自動醞釀成立聯委會，我認為不能說是非法的……。大字報共十條，不僅肯定黨言川等少數派的“革命行動”，而且按照十六條精神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

劉建勛的大字報使倍受壓制的黨言川等少數派歡欣鼓舞，隊伍迅速壯大。同時，也遭到“校文革”的強烈不滿。8月30日，李月珍、彭學敏、鄭毅濤等21人寫出《炮轟劉建勛》的大字報，對劉建勛支持黨言川提出疑問：“你們口口聲聲要支持保護少數， 難道我校的絕大多數師生員工都成了‘?；逝伞藛?？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給我們扣上這頂‘?；逝伞拿弊樱覀儧Q不答應!”

1966年年8月，鄭州大學金維珠同學貼出了一份轉抄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中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制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陽節吃最后一口米飯至60年春，光山縣四五十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嚴重的時候，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尸體，妻離子散、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舌無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59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里談得上口糧!……?！边@張大字報在聯委部分同學中引起了共鳴。1966年9月3日，在“聯委”發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書》中寫到：“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

9月4日，“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斗隊”，在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任延慶（聯委主要頭頭之一）的帶領下，十余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9月5日，“聯委”在鄭州市體育場組織召開了全省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100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干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5萬余人參加了會議。大會發言中控訴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傾蠻干”，造成“信陽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召開“省會各方革命群眾炮打河南省委黑線煽風點火大會”，再次聲討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風，高估產，高征購，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悲慘歷史”，由于吳芝圃已調離河南，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臺。對此，參加會議的紀登奎等當場質問：你們有什么根據，說他是“歷史反革命”？

9月7日，“鄭大校文革”和“鄭大紅衛兵”針鋒相對的發出了《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呼吁書。《呼吁書》中說“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1958年以來，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斗倒斗垮！犁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p>

66年9月9日，鄭大“紅衛兵戰斗師”宣告成立。其負責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學敏、鄭毅濤。這時候，黨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讓“戰斗師”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鄉師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該院學生朱××和黨言川曾有書信來往，趁該同學外出之際，拿出他的讀書筆記和信件，發現1962年黨言川給該同學的信中有“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就進行拍照后送給院保衛科長，保衛科長又送到新鄉市公安局內?？?。9月初，曾在新鄉師院擔任工作組長的省監委書記丁石得知此信，如獲至寶，親赴新鄉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廳白副廳長放大保存，后披露出來。

黨言川在信中談到對農村58—59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其次在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敵人的蓄意破壞有關。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不過總路線這一面旗幟，還可以更多的舉起來，其它兩面旗幟如果換換招牌，或者不經過相當的努力，反復的宣傳，要舉起來難極了?！边@封信成了黨言川“反對‘三面紅旗’”的“鐵證”。此后，鄭大“紅衛兵戰斗師”大造聲勢，聲討黨言川的傳單散發全省乃至全國，連邊遠的桂林也召開萬人大會“聲討黨言川一伙的罪行”。

對于“聯委”的 《火急呼吁書》和黨言川的《信件》，省委領導文敏生、紀登奎等也認為有“原則錯誤”。在“聯委”主持召開的9月5日大會上講話表態“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決支持你們”的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會上說：“對鄭大聯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里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

在“戰斗師”的重炮猛轟下，“聯委”于9月25日發出《關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書〉的聲明》。聲明中說：《呼吁書》中出現某些言詞偏激，對河南存在問題的某些提法不當，“我們虛心接受批評”。我們發出呼吁書的目的，是為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為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為，起草的這個《火急呼吁書》大方向是正確的?！安粡氐赘淖兒幽弦桓F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此后，“鄭大聯委”抓住運動初期省委和校黨委工作組執行的“壓制群眾運動”、“挑動學生斗學生”、“逼死人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鄭大聯委”再次召開河南省“揭發批判趙文甫大會”，公布了《把趙文甫的反動嘴臉拿出來示眾》的系統材料。此后，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邊站了。而省委對“鄭大聯委”的繼續支持，也基于他們“大方向是正確的”。而對立派卻認為，“黨言川之流”已成為省委一小撮“走資派”劉、文、紀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逝伞?。

66年9月15日，“鄭州大學文化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造委”）宣告成立。負責人是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張書震，還有馬鴻勛、楊欽寶等。從《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聯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戰略伙伴”關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為何另起爐灶？這得從“造委”負責人張書震說起。張書震文革前就是共產黨員、學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黨委的紅人。隨著運動的深入，張書震和部分同學認清了院黨委、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真面目，決定當造反派?？墒?，對“聯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認同（如《火急呼吁書》和黨言川“信件”中關于“三面紅旗”的看法），于是，這些人就擁戴張書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為首的部分學生成立了“東方紅公社”，和“聯委”、“造委”并肩戰斗。

1967年1月，“鄭大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干、大刮五風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保守派“戰斗師”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革命后，風云突變。

1月22日，來河南串聯的清華大學學生唐×以“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發出了《27個為什么——劉建勛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鄭州大量印發、張貼。文中說：為什么省委揪出來的全是吳芝圃的老班底，而劉建勛帶來的班子卻紋風未動？為什么不去批判反動路線，卻先翻59、60年老帳？……省軍區公開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劉建勛，是否支持唐×作為衡量是否左派的標準。圍繞《27個為什么》，鄭州造反派出現了分歧?！班嵈舐撐钡日J為《27個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華井岡山”的“冒牌貨”，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卻和軍區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發生一件趣事：“鄭大聯委”負責人之一的任延慶，冒充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混入“鄭工造反隊”主持召開的大會會場，被認出后，當場揭穿，送號“冒牌驢”，并被帶到軍區照相。會后，“活捉冒牌驢”的傳單四處散發——從此，“老冒”就成了任延慶的代號（詳見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影響下，革命派大聯合向“走資派”奪權是大勢所趨。鄭州地區造反派在大聯合中產生分歧，軍隊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大附中紅旗、第二砂輪廠“造聯”、印染廠“八一”、 新鄉師院“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74個造反派組織，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軍區的支持下，“鄭工造反隊”和“中醫學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南造總”），和保守組織“鄭大戰斗師”、“省直造總”等“十大總部”聯合起來，鎮壓“二七公社”。

2月9日，鄭大“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召開會議，聽取赴京調查劉建勛問題的同學匯報，根據劉建勛到北京后的表現和北京幾個主要造反派組織對劉建勛的看法，統一了認識，決定保護劉建勛。2月10日，“鄭大戰斗師”在行政樓開始活動。社會上出現許多針對黨言川的鉛印大傳單，如：《黨言川是個政治大扒手》、《揭開河南省委收買黨言川的內幕》等。這些傳單大都是以劉、文、紀是省委“走資派”，黨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逝伞钡葹閮热荨?/p>

2月13日晚，“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三組織召開合并大會，統稱“鄭大聯委”或“鄭大革聯”。14日，黨言川接到清華大學井岡山負責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電報。接著，北京和全國許多著名的造反派組織都發表“嚴正聲明”表態支持“鄭大聯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軍區駐軍、“河南造總”、“十大總部”在市體育場召開“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清華學生唐×在會上發言，說：“河南省市委內一小撮反革命兩面派的丑惡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操縱的政治扒手黨言川之流煞費苦心拼湊起來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在會上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必須交待他們的幕后策劃人”。會后，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告全省人民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大會之后，“鄭大聯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殘酷鎮壓，史稱“二月黑風”。會后，趙文甫多次給軍區寫信，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干得好！你們要干到底！”

3月8日，鄭州市公安局發出四條《通令》（《鄭州晚報》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鄭大聯委”這個非法組織，必須遵照軍區決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這個組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交代你們的幕后策劃人，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②“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限于本月15日前來鄭州市公安局進行登記。凡是屬于“鄭大聯委”的一切文件、資料、物資等，必須全部交出，不準轉移，不準銷毀。③凡是為“鄭大聯委”保存文件、資料、物資的單位、群眾組織和個人，必須立即向公安局報告。資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數受欺騙、受蒙蔽的群眾，要迅速覺醒，揭發“鄭大聯委”中的一切罪惡事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锻睢纷詈笳f：“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違反本通令上述各條者，一律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廳保守組織）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干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聯委”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小時內寫出像樣的檢查。在化學系，“聯委”成員必須填寫“非法鄭大聯委成員罪惡登記表”。在歷史系，50名“聯委”成員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記，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報點名40-50人，寫檢查113份，4340頁。在斗爭中，讓這些學生低頭、彎腰、翻戴帽，并對他們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口號，40多名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月9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八·二四”負責人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負責人申茂功相繼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軍區直屬機關披露一份“二月黑風”中的“黑名單”，是從軍區參謀長東××隨身攜帶的本子上抄下來的。當時是為隨時抓人準備的。其中有“鄭大聯委”16人：黨言川、方復山、任延慶、唐伯緒（唐一兵）、孟福海、殷樹山、杜秀萍、梁國喜、席占修、袁寶珠、劉玉欽、余明相、張松玲、李玉芳、李慶云、李長杰、王志亭。名單中有的人被抓起來，有的人及時逃離河南。后來，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預，軍區才有所收斂。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雙方到北京匯報?？墒牵妳^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參加北京談判，竟然支持“十大總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駭人聽聞的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當時鄭州大學文科樓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員的墓地。原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龔依群，曾寫過一組詩詞，取名《抗逆小集》，可作為河南“二月黑風”的佐證。如：①五月吟：刀光劍影遍街頭，烈火頻燒二七樓。熱血橫流何所懼？紅旗依舊傲中州（1967.6.2）②水龍吟：堪恨河南劉鄧，槍口對二七戰友。二月黑風，幾番血案，頻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樹，何傷之有？聽中州子弟，凱歌高唱，共風雷吼?。ㄔd《革命造反報》鄭大聯委主辦，1968.2.7 ）

后來，經過“二七公社”艱苦不懈的斗爭，在中央有關精神和周總理的干預下，被捕頭頭得以釋放。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進京匯報會。1967年7月10日，中央發出解決河南問題的〔1967〕216號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②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文敏生、趙文甫；③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干部，并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軍區在給中央的檢查中這樣寫道：“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鄭大聯委與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錯誤地把劉建勛、紀登奎當成走資派，把他們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以后，造成連鎖反應，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錯抓了許多人?！h言川同學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會上一度出現了肅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讓革命群眾掛黑牌、請罪的錯誤傾向；這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乘機興風作浪，操縱保守組織，進行打擊報復，打擊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軍區的檢查等于給“鄭大聯委”和黨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鄭州大學成了“聯委”的“天下”，聲討何運洪的罪行、敦促戰斗師“反戈一擊”、批判劉鄧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報比比皆是。聲討會上聲淚俱下，批判會場口號震天。在“鄭大聯委”主辦的《革命造反報》第31期（67.9.1）頭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寫道：“鄭大面貌煥然一新。被戰斗師拆毀的大字報欄又林立在校園。大字報、大標語、巨幅宣傳畫，琳瑯滿目。看大字報的人們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個校園充滿了火熱的戰斗氣息?！薄岸潞陲L”中軍區鎮壓造反派的內幕被揭露出來，證據確鑿，駭人聽聞。被軍區逮捕迫害的“聯委”同學，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鄭州市公安局二七聯絡部在二七紀念堂召開“控訴何運洪滔天罪行大會”，特邀鄭大外語系學生杜××介紹“鄭大聯委”斗爭史，特別是她“二月黑風”中被捕坐牢的情況，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鄭大革命委員會成立。黨言川擔任革委會主任。副主任由龔依群、任延慶、張書震、李長杰擔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還有程天富、馬鴻勛、劉作周、方復山、唐一兵、孫日新、李恒福、袁寶珠。接著，各系革委會相繼成立：數學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樹山；化學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韓立忠。還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歷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語系，主任李杰。革委會成立后的主要任務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鄭大。9月26日，鄭大聯委宣布撤銷。11月1日，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進駐鄭大。

1968年8月以后，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和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開展，黨言川等同學相繼離開學校，到解放軍農場、農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澤東在鄭州的專車上接見劉建勛和紀登奎時，還問到“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嗎？黨言川怎么樣？”這說明毛澤東還沒有忘記黨言川。

以上關于鄭州大學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據筆者所存資料，其準確性、完整性遠遠不夠，誠望鄭州大學文革親歷者，給予批評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

文革時，黨言川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初期由于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的圍攻、壓制，得到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支持，后成為“鄭大聯委”負責人。1967年2月，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后，說黨言川是劉建勛的“保皇派”、“反動學生”。3月6日，省軍區召開10萬人大會，第二政委何運洪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會后，用飛機撒發《告全省人民書》等傳單。3月9日，黨言川被捕。由此，“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順口溜。

     在“河南造總”奪權主辦的《鄭州晚報》上（1967.2.12）登載有一首小詩，是3月6日在飛機上執行撒傳單任務的一個戰士寫的。題目很美：“春光無限好”。詩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歡呼/奔騰的黃河在歡笑/與坐在機艙里的戰士/有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動？/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熱情這樣高？/是這堆滿機艙的傳單啊/把我的心與革命左派的心緊緊相交//《告全省人民書》是大奪權的進軍號/我們要徹底把資產階級當權派斗臭斗倒/《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是我們共同的心聲/表達了我們無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導//……千萬張傳單飄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種/在革命左派的心窩里扎根長茂?！薄阌怪靡桑趹鹗康男闹?，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支持“左派”是光榮的，而承擔“飛機撒傳單”的任務更是神圣的。所以，詩中表現出來的真誠、自豪、激動、愉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戰士的心是潔白無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這位戰士也不會真正明白。時隔4個月，河南省軍區向中央作檢查，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鎮壓了革命左派”，飛機撒傳單顯然是錯了。后來，黨言川擔任了鄭大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常委、滑縣縣委副書記等職務。再后來，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徹底否定后，黨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階下囚，撒傳單這件事又成了萬分正確?！瓦@樣反反復復，構成了這段特殊的歷史。

     附件二：奇文共賞——《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文革中以長篇小說形式描寫對立派組織的作品并不多見。在筆者的藏品中，有長篇小說連載——《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第二回，油印，16開。雖然沒有全本，作者、時間不詳，但從內容上來看，顯然是對立組織所作。細讀之，語言精煉、幽默，人物刻畫入木三分，對黨言川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筆者當時讀到此文，一定會稱其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歷史，黨言川已經作古，功過是非，歷史自會有公論。試想當年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寫出這樣的文字實在不足為怪。

這里節選片斷，寫的是1966年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到北京告狀和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車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劉建勛，“文大老爺”是指第二書記文敏生，副書記楊蔚屏冠以“黑貨”，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冠以帶引號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文革”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話，這樣丑化省委官員，那還了得！

《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第二回  劉、文、楊應邀赴會  黨言川打人起家

話說車門開處，托地跳出一位青年來，顴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燦燦的深度近視鏡，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眾人一見是黨言川，怎禁得住一聲喝彩道：“好齊整的一條闖將！”這時只見一位女士搶上前去，一面接過言川手中之書包，一面說道：“哎呀！你可回來啦，言川！”在眾人喝彩聲中，悄悄地從車中又鉆出“文聯”的哼哈二將：一位大眼，尖臉，姓方名復山，字號石波，外人譏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個兒，黑瘦子，姓劉名松盛者是也。問問知其底細者，無不啐道：“好個政治投機分子！”

歡迎儀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擁簇著往樓里而去。人聲嚷鬧，話不盡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闭f話間，一聲喇叭響亮，眾人回望階下，只見那小臥車掉轉車頭，砰砰煽出一股黑煙，急匆匆告別“皇”親而去。

見縫插針兒。如今且借黨言川在樓梯上講演之際，說話人交代幾句：這許多歡迎黨言川的同學中，多數還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們不同意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來鬧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錯了黨言川，受了欺騙！后來有人寫詩嘆曰：

不看衣著不看容，只看他心紅不紅；

交了好友同進步，碰上扒手害非輕！

且說中午宴罷，只見一個個往校門外機械廠去了。共是三十多條好漢。相見畢，黨言川徑自取了一塊半截磚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會議開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個午休時間，就把晚上要開的“赴京報告會”安排得停停當當：你貼海報，他送通知，并組織了大會主席團和保衛人員。黨言川心懷鬼胎，私下對幾個心腹說道：“咱不好好干，將來就被劃成右派”，幾個人聽罷，叫將起來：“阿川你放心，憑咱十八般武藝，又有書記劉……”，黨言川連忙打斷：“不可聲張！”于是幾個人便小聲說道：“又有劉書記……，管保弄個左派當當?！秉h言川聞言，頓時眉開眼笑，又叮嚀一番，不在話下。

說話間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大操場人山人海，要聽北京經驗?！?/p>

這當兒，只見主席臺北邊一陣騷亂，閃過來四抹黑影。燈光下，只見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爺、“好同志”紀登奎和黑貨楊蔚屏。凹面官人還致了詞，說了些“大力支持”、“由群眾解決”一類的吉利話。這話有甚厲害處？是你有所不知，這官家封過的敢字當頭的小將，誰敢動他一下？切莫說他與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話不提。

附件三：關于黨言川的漫畫

        文革中漫畫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被群眾組織廣泛應用。這組傳單形式的漫畫產生于1967年2月，4開，鉛印，共9幅。傳單名稱：《徹底揭開河南省委司令部的蓋子，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傳單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機關《韶山》革命造反隊。  產生背景：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運動后，把省委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視為“走資派”，把鄭大造反學生黨言川視為“?；逝伞薄＿@組漫畫就是以“劉、文、紀”和黨言川之間的所謂“主仆關系”、“秘密勾當”為內容而繪制的。

     對于漫畫的內容，筆者不能茍同，但繪畫水平卻令人叫絕，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黨言川，個個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從收藏角度來看，不失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驢”綽號的由來

文革時，任延慶是鄭州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聯委”主要負責人之一。1967年1月，清華學生唐×以“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寫出《27個為什么——劉建勛是什么人》的大字報，鄭州地區造反派在此問題上發生分歧。以“鄭大聯委”為首的多數造反派組織認為“清華駐鄭聯絡站”不能代表清華井岡山，唐×是“冒牌貨”。2月3日上午，支持唐×觀點的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炮轟省市委大會”，“鄭大聯委”等被擋在會場之外。任延慶靈機一動，戴上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的袖章，進入會場，后被戰斗師同學認出，當場被扭送到軍區，照了相。何運洪政委指示鉛印傳單數千份。會后，《活捉冒牌驢》的傳單在鄭州地區如雪片般大量散發。“冒牌驢，冒牌驢，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順口溜廣泛流傳。從此，“冒牌驢”成了任延慶的代號。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對任延慶仍以“老冒”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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