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政為何物？——六評劉源說史　　

　2010年04月09日　　鳳凰網發文劉少奇之子談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簡稱劉文,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作者：王光美 劉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4/09/516126_4.shtml)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見《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頁;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頁。　　

劉文說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與相同之處，已經講了幾十年。要致力于找出毛澤東與劉少奇、與大批老革命、與“舊世界”的歧異和矛盾。回避、掩蓋這一事實，不管動機多么美好善良，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說得太好了！回避、掩蓋這一事實，不管動機多么美好善良，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　　

劉文涉及黨史，涉及黨內路線之爭，且劉文說“回避、掩蓋這一事實，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 ” 草民認為要認清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斗爭，要認清當今中國社會之矛盾，人們必須認識毛澤東！為此，草民將將盡可能多的選題對劉文做出評述。　　

   劉文說“經濟調整的基本趨向，是按劉少奇所說的‘退’。從超階段的一系列體制和做法退到適合現實的基礎上來，從‘大干幾年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盡管遠遠談不上‘退夠’，但作為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成功實踐，進行了全面的、可貴的嘗試，為十多年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大量的現成經驗。至今，我們仍在向‘初級階段’‘退夠’，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回歸之路上‘退夠’。”　　　

   劉文在這里說了一句實話劉少奇所說的‘退’就是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 改革開放在向‘初級階段’‘退夠’，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回歸之路上‘退夠’。　　

   這三十多年，他們是退了個夠！當今，他們的光輝的理論通過各種途徑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樣就使中國處于官僚資產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中，他們又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勾接，形成賣辦資產階級，官僚、賣辦和新生資產階級統治。他們說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就是為了培育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他們說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就是為了建立一個人剝削人兩極分化的社會; 以和諧文藝為幌子，搞“死人”統治, 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舞臺; 某些人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他們的法律去消了四大，去消了工人罷工的自由，不給工人自己組織工會捍衛自己權利的自由…；給了官僚任意處置土地、礦產、企業的權利，給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任意讓職工下崗，不簽訂合同任意用工，不給辦基本保險，任意克扣和拒發工資的自由，欠薪還要打官司，職業病亦無處認定，血汗礦、血汗工廠，貪污成風，黃賭毒泛濫，黑勢力盤根錯節，富人歡笑窮人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殺頻頻，…，有一些現象，如血汗工廠，在一些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少見，種種事實表明：實質是他們為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服務，他們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以負責任的大國為名，為帝國主義服務; 打著馬列主義旗號是為了修正馬列主義，反對毛主席。　　

   阿呀，原來他們要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退向資本主義！實質上是回到舊社會，回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建立官僚賣辦資產階級專政！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針對劉少奇的“確立(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論調就指出：“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摘自：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　　

劉少奇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 實質上是要建立官僚賣辦資產階級專政，而他口頭上并不是這樣說的，那么，我們來看一下他拋售的是什么貨式。　　

1無產階級專政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國家機關” 嗎？　　

劉少奇《修養》一書講了國家問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講國家問題的時候，是絕對不會不講國家的階級性質，絕對不會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是，《修養》一書偏偏拋開無產階級專政，而象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那樣，抽象地講國家問題。

《修養》一書的作者說：無產階級“能夠建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黨及國家機關，來和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不斷從黨內與國家機關中清洗那些已經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黨與國家機關的純潔”。試問，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機關呢？難道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嗎？可以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嗎？《修養》一書恰恰是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根本原理。照《修養》一書作者看來，只要共產黨人努力進行“自我修養”，就會從天上掉下一個什么“理想國”來。他夢寐以求的，不是別的，就是資產階級國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養》，在上面引的這一段話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國家機關”。　　

[摘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1967.05.08]

什么是國家，什么是無產階級統治，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斗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　　

列寧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出色的極其深刻的定義在這里說得十分清楚。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　　

““自由的人民國家”…，它不僅起了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會主義對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贊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命運。其次，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注：列寧用過“自行停止”)。”　　

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要鎮壓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斗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些用階級妥協的幻想來代替階級斗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想入非非，他們不是把改造想象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想象為少數和平地服從那已經理解到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觀點有密切的聯系，…　　

階級斗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拚死反抗鎮壓下去，并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并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并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并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茍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于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　　

列寧在引述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一段話后指出：“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里，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里，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里，問題提得具體了，并且作出了非常準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1852年3月5日　馬克思給魏德邁封信里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注：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32—333頁。——編者注）　　

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斗爭貫徹到最主要之點，貫徹到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貫徹到推翻資產階級并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的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的論述是多么精彩，多么精辟呀！劉少奇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國家機關” 的主張是一個典型的議會迷的主張，他以為國家就是簡單的多數與少數！　　

對這種觀念，列寧批判說：“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卻正是期待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的想法：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里”能夠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并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既然劉少奇主強國家就是要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國家機關”, 那么，他理所當然在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也把無產階級專政剜掉了。

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⑴⑵）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修養》一書的作者，就是這樣明目張膽地攔腰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難道這是偶然的疏忽嗎！很明白，在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斗爭中百煉成鋼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的作者，又明目張膽地攔腰砍掉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連共產黨的領導也給砍掉了。難道這又是偶然的疏忽嗎！

《修養》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為什么仍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刪掉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反對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摘自：《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1967.05.08]

2劉少奇眼里的專政為何物　　

《修養》的作者他為什么要砍掉無產階級專政呢？我們有必要考察一下他的相關言論，從中可以看出端倪。　　

劉少奇在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1941年) 中: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為鎮壓反革命，宣布無產階級專政，規定剝削階級沒有民主權利。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也是不平等的。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工人二萬五千人中選一人，農民二十五萬人中才選一人。這是為了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但是，到階級消滅以后，選舉權就沒有限制了。這時人民除了有言論、信仰、出版、結社、集會等基本權利以外，而且還有工作權、休息權、教育權。這只有打破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后，才可能的。　　

劉少奇在華中局擴大會議上關于政權問題的總結報告(1942年2月) 中說:當然三三制今天主要是民族斗爭的根據，在共產黨員在三三制中占優勢占領導權這件是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而且在民主的法律上政治上完全平等的，不能給任何階級有任何的特權，共產黨員也在內，如果在那里規定工人占優勢，這就是工人專政，但一切法律可以容許共產黨員在政府中取得優勢，一切法律不限制共產黨甚至于不限制其他階級在政府取得優勢。

劉少奇在渡過艱苦的抗戰階段，準備反攻，創造戰后建立新中國的條件(　1942年7月20日　) 中說:如何建設戰后的新中國？我們提出建立各黨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是少數人專政多數人無權的中國。

劉少奇在晉察冀干部會上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　1947年4月8日　) 中說:我提議召開各級農民會，如村農民大會，區、縣農民代表會，真正是農民作代表，會議時間不要長，一次開半天，開一天，開了就回去，要發揚民主，鄉村要讓農民統治起來，要由農民專政，要由農民統治一切，要承認農民統治一切是對的，合法的。

什么普選的民主共和國; 什么農民代表會，由農民專政; 什么不能給任何階級有任何的特權，工人占優勢，這就是工人專政; 什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也是不平等的! 劉少奇專政的概念妙極了！劉少奇眼里的專政就是簡單的多數和少數問題！

試問：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怎么變成了工人占優勢，這就是工人專政,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無產階級與農民也是不平等的?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伯恩施坦主義在哲學上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庸俗進化論和詭辯論代替革命的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上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學說，竭力掩蓋帝國主義的矛盾，否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在政治上鼓吹階級合作和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傳播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劉少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正說明他與老牌修正主義是一路貨色！　　

3 官僚的一個絕妙定義　　

劉少奇在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1941年) 中說: “為什么無產階級與勞動群眾文化程度不夠，會產生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寄托在群眾的黑暗、愚昧、落后那種情況上的，以便于剝削階級來統治群眾，欺騙群眾。群眾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騙的可能。官僚主義也就有可能存在。如果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底文化程度很高，都是大學畢業，官僚就不可能存在。你能做這事情，他也能做這事情，會做的人多得很，官僚就做不成。因為無產階級與勞動群眾文化程度不夠，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較高，有些事情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發號施令，于是官僚產生了。我從前做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工作，會判斷情況，告訴他們怎樣組織，怎樣斗爭，斗爭勝利了，大家都鼓掌，以為我幫了他們忙，把功勞放在我一個人身上。這就是說，群眾要把你抬起來做官僚，把你當成官僚來擁護你，因為你一走，他們就要糟糕，你的事情別人干不了。我們懂得了一點民主，那么群眾要我們坐在他們頭上，我們就自己走下來。但這要有民主精神的人才能這樣干。有些人群眾要他坐在頭上，他就不下來了，于是就成了官僚。最初的官僚就是這樣產生的。當然，你做官僚做得不好，群眾還是要反對你。但因為群眾文化程度不夠，干部也不夠。有些事只有某些人能做，一般群眾不能做，事情忙不了，大家都要請教這某一些人，于是就產生了官僚。”　　

好一個大家都要請教這某一些人，于是就產生了官僚! 所以在無產階級奪權政權后，官僚應當存在！這就是劉少奇的邏輯！這也就是當今精英政治、官僚買辦階級形成的理論基礎。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 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于雇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些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制的實質，在資本家被剝奪以前，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的公職人員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來，既然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還會存在，那也就是說，官吏在社會主義下也還會存在，官僚還會存在！這一點恰恰是不對的。馬克思正是以公社為例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公職人員將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為除了選舉產生，還可以隨時撤換，并且還把薪金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并且還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去代替議會式的機構。（注：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75頁。——編者注）”

毛主席指出：黨政工團和工人農民的關系，不同于一般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因為有“五氣”，不是平等關系，不是普通勞動者的關系，是官與民的關系。在這一點說來，同國民黨一樣。“五氣”是資產階級給我們的，我們從舊社會來，當然有。單是所有制改變，工人、農民不感到與我們是平等的，不能批評我們。

如果不經整風，則國民黨的作風、老爺氣還要大量存在，這是與國民黨相同的一面。“八路軍不見了”，經過整風下放干部，“八路軍又回未了”。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　　

毛主席指出：我們干部的作風一般說來，是同國民黨有原則的區別，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爺對小民，奴隸主對奴隸一樣，只壓服不說服。上海某大學一個女職員霸占一個廁所，不許別人進去。有些干部的壞作風同國民黨差不多，個別的甚至超過國民黨。因此，工人、農民就把他們看作是國民黨。

武漢有個商店工人一當干部，對店員就扳起面孔，這就是國民黨作風。

共產黨員中某些人是在社會上、學校里學了一些奴隸主的神氣。

把相互關系整一整，工廠里的黨政工團和工人的關系，合作社干部與社員的關系，各級黨政人員與下級的關系，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校長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一句話，是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的方法，不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這一來揭開蓋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寫大字報，這是列寧主義，不是機會主義。列寧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別是在革命時期的著作，生動活潑。他說理，把心交給人民，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敵人作斗爭也是如此。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四月）

毛主席指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資格吃飯，特別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飯，不是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提出這個問題，要靠大多數人做到這一點，事情就好辦了。過去好多官僚主義者，不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你是我管的”。就靠這個吃飯，妨害創造性的發展。要破除這種東西，在大部分人中掃除官氣。只看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他是挑大糞的，挖煤的，掃大街的，貧窮的農民，真理在誰手里，就服從誰。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沒有理由服從他。多數人掃掉了官氣，剩下少數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應該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不是高級趣味。不是共產主義精神。相反，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才是高級趣味。

跟什么人走的問題，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學習，跟人民走，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下午　）　　

1964.12.12《毛主席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指出：我也同意這種意見〔５〕。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這些人〔在印發這段批注的時候，薄一波在“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個注釋：“指那些企業領導人中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摘自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人民日報》　　

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轉摘自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人民日報》　　

要特別警惕象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轉摘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報》　　

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觀察認為：黨政工團和工人農民的關系，不同于一般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因為有“五氣”，不是平等關系，不是普通勞動者的關系，是官與民的關系。在這一點說來，同國民黨一樣。“五氣”是資產階級給我們的，我們從舊社會來，當然有。單是所有制改變，工人、農民不感到與我們是平等的，如果發展下去就會形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黨內當權派如果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　　

   劉少奇則認為：有些事只有某些人能做，一般群眾不能做，事情忙不了，大家都要請教這某一些人，于是就產生了官僚。群眾要把你抬起來做官僚，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發號施令，于是官僚就要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 就要建立官僚賣辦資產階級專政!　　

這真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前后三十年檢驗了這個真理！

4從黃色工會到全民國家　　

4.1要求工人全部加入黃色工會　　

劉少奇走向取消赤色工會，提出“第三種工會”的理論，劉少奇我的錯誤(　1932年8月18日　) 中說：“我曾提議在罷工斗爭結束時組織公開的群眾的赤色工會，這些“公開的工會”及由國民黨脫離出來的工會，彼此相互聯合起來，建立“公開工會”的系統，同時又保存“秘密工會”的系統。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第三種工會”的理論。把“公開工會”和“秘密工會”兩個系統相對并立存在，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中實是一種幻想(如果不完全投降國民黨的話)。這一理論在黨內是受到批評和打擊的，但在實際上我還是沒有能夠了解。在后來工反與工聯的關系問題上又暴露了我這一錯誤。我把工反當作就是赤色工會，上海工反就是工聯的公開，兩個組織是執行同一個綱領和任務，所不同的僅僅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秘密的而已。沒有把工反看作是在反帝國主義的綱領上建立起來的廣大的聯合戰線的組織，它(工反)發展的前途，可以成為蘇維埃形式的政權機關。因為這一錯誤的認識，就提議開始把工反的黨團和工聯的黨團合并。結果就是走向取消赤色工會。另一方面又妨害工反執行自己的單獨的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任務。我的這一錯誤，是使實際工作受了損害的。”　　

劉少奇要求工人全部加入黃色工會，劉少奇我的錯誤(　1932年8月18日　) 中說：赤色工會應派遣覺悟的工人去加入黃色工會，并在黃色工會里面建立革命反對派，但赤色工會不能號召工人群眾去加入黃色工會。這一原則我是早就知道的。但在××工廠的工會(赤色工會)應否加入黃色總工會(該產業的黃色總工會)的問題上，我就動搖起來，以為是應該加入的。××工廠的工人既能獨立建立自己的赤色工會，而又加入到黃色總工會去，實際上就是領導該工廠的工人去全部加入黃色工會，也就是領導工人去投降黃色工會。　　

4.2議會迷劉少奇　　

““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時間，原子彈出現，有許多人被原子彈嚇倒了，當時連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動，生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后來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毛主席那個時候到重慶去，完全是要證明中國共產黨敢于到重慶去和蔣介石談判。
    中國共產黨要爭取和平，要暴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面目，以后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日本投降以后，蔣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戰，你如果說他不是抗戰的人物，有人會不信，所以需要這樣一個暴露。但是當時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1946)，相信民主可以實現，和平也可以實現。當時蔣介石還不放棄軍權。但是劉少奇九月在黨校作報告，然后第二年一月發表了一個正式報告，就講這個問題。我參加了舊政協開會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劉少奇也在場，毛主席說的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于我們積蓄力量，便于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面要訓練軍隊，一方面要搞好生產，第三方面要加緊土改，準備戰爭，準備戰爭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定穿了嘛。毛主席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會議上簽字，表面上說這個政協決定不錯。但是劉少奇對黨校報告講的那些東西（今后會印出來）完全是另一種說法。”
周恩來在廣州駐軍干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三個問題,1967.3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954.html　　

    劉少奇的提法和毛澤東同志的提法是存在著重大差別的，這個差別就在于從劉少奇的講話和主張中暴露出來的迷信議會斗爭、議會道路、解散大批部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與毛澤東同志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和平發展可能性的估計，和他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與講話中所提出的斗爭方針，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　　

4.3全民國家　　

劉少奇對天津工作的指示(　1949年4月24日　) 說: 有人說：“有人來削剝比沒人剝削好”，沒人來剝削，我們就失業了，失業還不如有業。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才受痛苦，而是資本主義不發展才受痛苦，

資產階級到后來帝國主義時代是腐化了，有功有過，今天是功大。但我們也要限制不能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也不能燒掉成品，象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把產品扔在海里。我說：“你們又不丟，又不燒那只好走向社會主義。”我們可以和平轉入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資本家也會高興的，不然會生產過剩的，應該慢慢地準備走上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慢慢準備就不痛了。

關于剝削問題不是幾個資本家可以負責的，而是整個社會制度問題，中國工人階級還要忍受一個時期的剝削痛苦，今天資本家的剝削是個利潤分配問題，今后可以加稅又變為國家財產，國家又剝削了資本家。

馬克思講“共產黨員是唯一依靠工人階級的’，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目的，在革命中唯一是依靠無產階級的，但工人階級也是有不可靠的，如英國美國的無產階級搞了二三十年了，才三、四萬黨員，你說靠得住的話，英國的無產階級投降了工黨，美國的無產階級贊成馬歇爾計劃。

資產階級的議會也只是形式的，我們不能用那些形式，陜、甘、寧的參議會也是資產階級形式的。

議會形式上是民主，實際是一個階級的專政。今天我們不要一個階級的專政，我們要代表全體人民。

劉少奇關于財政經濟政策問題的報告(　1949年6月4日　)說: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擴大剝削范圍是于人民有功。

周恩來說: “我們進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為是老區，很快就搞合作社，這是好事。劉少奇不贊成農村搞合作社。他說，現在需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階段，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說，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時，兩個革命階段應該銜接，因為我們在民主革命中，已經準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譬如，我們進了城就沒收了外國的企業，或者把他接收過來，或者把它封存了。沒收了奸漢的企業，接收了官僚資本，在全國來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這么多工業企業掌握在國家手里，又有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就開始了。”
周恩來在廣州駐軍干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三個問題,1967.3　　　

　5月6日　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劉少奇說: “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后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劉少奇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　　

1949年年6月4 日，劉少奇在各民主黨派人士及北京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里，他談到天津資本家問他“社會主義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現在還不可能具體地講。”（《劉少奇自述》　

在1949年7月他訪問蘇聯期間。在給斯大林的一份書面報告里，他寫了這樣一段話：“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后，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便立即成為主要斗爭。’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見師哲：《中蘇關系見證錄》，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頁）　　

這以后，他提倡“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農村搞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其稱之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1951年7月3日　，劉少奇對中共山西省委關于“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指示作批示，指出在土地改革后的農村中，急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你看，什么資產階級到后來帝國主義時代是腐化了，有功有過，今天是功大。“有人來削剝比沒人剝削好”，沒人來剝削，我們就失業了，失業還不如有業。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才受痛苦，而是資本主義不發展才受痛苦;么“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他認為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與目的的斗爭的時間一下子從民主革命勝利后改為“拖十幾年”乃至拖“幾十年以后”。陜、甘、寧的參議會也是資產階級形式的。工人階級也是有不可靠的，我們要代表全體人民。

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劉文的退回‘新民主主義秩序’, 表面上是建立一個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實質上是退向資本主義！實質上是回到舊社會，回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建立官僚賣辦資產階級專政！這難道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毛澤東:機關槍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指出：昨日還是“功臣”，今日變成禍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復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說清楚這種復雜和曲折的性質。　　

歷史事實說明了一切，人們應當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得出結論。　　　　

最后，讓我們共同學習和牢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導：：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可是，正像已經證明的那樣，這些先生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在德國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國家中，這些觀念無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這只能是在社會民主工黨以外。如果這些先生組成社會民主小資產階級黨，那么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那時我們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視情況甚至可以結成聯盟等等。但是在工人黨中，他們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暫時還容忍他們，那么我們就應當僅限于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響黨的領導，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看來是已經到了。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隊伍中，這是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
     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制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在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馬克思和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毛主席在九大上說：劉少奇這伙人，要翻案就翻這。他們是一批“精華”，我們是一批“糟粕”。　　

毛主席說：不能放棄對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斗爭, 我個人覺得目前存在這樣一個苗頭，就是放棄對敵人斗爭，對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斗爭。上次在這兒座談的時候，曾經提出這個問題，我也講過應該上綱，這個綱針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現在這個矛盾不集中，很分散。這樣就難批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七年四月）

毛主席說：翻案不得人心。 毛澤東：轉引自　1976年3月10日　《人民日報》　　

顯然，劉少奇問題不弄清楚，就不會有真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可能。　　

我們應當從事實中認清歷史的本來面目，應當保持無產階級的銳氣，奮勇前進！　　

　2010/4/18　　　

附已發評述名：　　

1.正確認識歷史，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評劉源談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029;
2.從二十條分歧再看劉源說史——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是千古之謎嗎？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229
3.劉少奇是在什么情況下表態擁護毛主席的？——三評劉源說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4613.html
4. 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上的尖銳分歧——四評劉源說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629　　

5. 教師爺的底氣來自何方？——五評劉源說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4920.html　　

附: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

《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1967.05.08

世界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勢力斗爭，也完全是為著維持他們的政權。﹙毛澤東﹚

《修養》一書，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代表作。這本書，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國，流毒世界。對它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

《修養》一書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而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完全地、徹底地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至于講到我呢，那末無論是發現近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了這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則早已作過對于各個階級的經濟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東西就在于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的存在僅僅是跟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二）階級斗爭必然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進到消滅任何階級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致約·衛登麥爾》（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頁）

列寧在五十年以前又強調指出：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內容是階級斗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觀點，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偷偷地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斗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用階級斗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三九九頁）

《修養》的作者，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的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從根本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這本長達近五萬字的書里，雖然也堆積了一些抽象的階級斗爭的詞句，但是閉口不談現實的階級斗爭，閉口不提無產階級專政。不要無產階級專政，那些階級斗爭的詞句當然只是騙人的鬼話，當然是資產階級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養》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多次重印。在幾種版本里，根本不談抗日戰爭、不談抗日戰爭時期的階級斗爭（注），根本不談解放戰爭、不談解放戰爭時期的階級斗爭，根本不談奪取政權問題。這樣的《修養》，觸動不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根毫毛，觸動不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國民黨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沒有武裝斗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共產黨人）發刊詞》）很顯然，拋開革命戰爭，拋開武裝奪取政權，就根本談不到黨的發展、鞏固和建設，談不到黨員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連天的戰爭的年代里，奪取政權的年代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要人們忘記武裝奪取政權的根本任務去進行“自我修養”。這樣去“修養”，豈不是要人們“修”成不干革命戰爭，不要奪取政權的庸人！這樣“修”出來的庸人，絕不是共產黨人，而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

《修養》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訂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刪，重新出版，仍然是原來的那套貨色。在這個時期修訂再版、重新出版的《修養》，不但根本不談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而且仍然只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偉大著作唱對臺戲，公然反對毛澤東思想，要人們忘記社會主義革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去進行“自我修養”。這樣的“修養”，豈不是讓人們“修”成不搞社會主義，而搞資本主義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修養》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裝奪取政權，不提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養》一書講了國家問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講國家問題的時候，是絕對不會不講國家的階級性質，絕對不會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是，《修養》一書偏偏拋開無產階級專政，而象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那樣，抽象地講國家問題。

《修養》一書的作者說：無產階級“能夠建立有嚴格組織紀律的黨及國家機關，來和一切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現象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不斷從黨內與國家機關中清洗那些已經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與墮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黨與國家機關的純潔”。試問，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機關呢？難道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嗎？可以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嗎？《修養》一書恰恰是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根本原理。照《修養》一書作者看來，只要共產黨人努力進行“自我修養”，就會從天上掉下一個什么“理想國”來。他夢寐以求的，不是別的，就是資產階級國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養》，在上面引的這一段話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國家機關”。這種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對我們國家性質的看法。可是，在這里，在全書，他根本不提對階級敵人的專政。毛主席說：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對于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修養》一書的作者，把我們的國家，說成僅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敵人實行專政的國家，這不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宣揚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論，主張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又是什么呢？

《修養》一書用了很長的篇幅描繪“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里一定要講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可是，作者卻只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主義事業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們黨員到底要怎樣去進行我們的事業？”作者回答說：“在那種世界里，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和法西斯蒂等，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種社會里，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種社會，當然是人類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作者又說：“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有人類最偉大的氣魄與革命的決心。每一個黨員都應該愉快而嚴肅地下定自己的決心，來擔負實現共產主義這種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任務。”作者在作了類似種種一連串的牧師式的祈禱和祝愿之后，做出結論說：“我所了解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是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說得天花亂墜，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他所了解的共產主義事業，他所主張的怎樣去進行共產主義事業，原來就是這樣！

這種對于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的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在《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

照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頁）

列寧說：“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八頁）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修養》一書里著重講了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勝利以后，“還須經過社會主義的長期的改造時代，最后才能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去”。一個稍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人，在這里總會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吧！沒有，沒有，還是一句也沒有！可見，他所說的“長期的改造時代”，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他所說的“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很顯然，《修養》一書的作者，有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去“進行共產主義事業”。這是對于科學共產主義的徹頭徹尾的背叛，這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徹頭徹尾的背叛，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修養》一書的作者，不僅自己不提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在引用列寧的兩段話時，也把無產階級專政剜掉了。

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⑴⑵）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而且還在于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于這一切原因，……不經過持久的、頑強的、殊死的戰斗，即不經過堅持不懈、紀律嚴格、堅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戰斗，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修養》一書的作者，就是這樣明目張膽地攔腰把“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難道這是偶然的疏忽嗎！很明白，在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斗爭中百煉成鋼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一書的各種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卻是這樣引用的：

“消滅階級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還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戰勝強大而集中的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

《修養》的作者，又明目張膽地攔腰砍掉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為反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而進行的頑強斗爭，即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斗爭。”連共產黨的領導也給砍掉了。難道這又是偶然的疏忽嗎！

《修養》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為什么仍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刪掉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反對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這完全可以證明，這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對頭，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樣無恥地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靈魂的。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而講什么“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最好的學生”，這簡直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養》，把“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最好的學生”，改為“作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還把原來引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話全部刪去了。這三段話是：

“人們和自然界斗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資資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而是團體為單位，以社會為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以及在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系，即某種生產關系”。

“生產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變更，即引起全部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

“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

很明顯，《修養》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刪掉斯大林，刪掉原來引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為了迎合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寧主義。

他為了刪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綁，恩格斯也被刪掉了。

《修養》一書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講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根本不提毛澤東思想。這一點，也說明《修養》的作者是假馬克思主義者、真修正主義者。因為，在我們的時代，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同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一樣，離開了列寧主義，也就是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今年的選舉》）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反其道而行之，不要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把世界上的一切歸結為“自我修養”。

“修養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就是《修養》一書的公式。這個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公式一樣，都是十足的修正主義貨色。

真的沒有目的嗎？當然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樣，有其陰險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圖瓦解無產階級隊伍，使人們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在全國勝利以前，他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全國勝利以后，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妄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他的“修養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這個反動公式的目的。

（注）《修養》一書，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種版本里，都沒有談抗日戰爭。一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論學習和思想意識修養是統一的”一節里，作為舉例，加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一段。

（載《人民日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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