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歷史，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評劉源談史　　

　2010年04月09日　鳳凰網發文劉少奇之子談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簡稱劉文)，此文涉及黨史，因此每個中國人都有權發言，草民就此作一評述。　　

1.     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是千古之謎嗎？　　

劉文稱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已成為千古之謎了！　　

按：什么千古之謎？我們應當再學習一下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歷史事實如此，豈容更改！　　

炮打司令部〔１〕——我的一張大字報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２〕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３〕，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４〕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2. 劉探索，凝結出光輝理論了嗎？　　

劉文稱劉少奇去探索，并引導著集體智慧，凝結出光輝理論。仍是這些大問題，驅使我們去追求，為新一代掃清道路，朝著充滿希望和光明的未來迅跑！　　

按：光輝的理論通過各種途徑私有化，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這樣就使中國處于官僚資產階級與新生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中，他們又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勾接，形成賣辦資產階級，官僚、賣辦和新生資產階級統治。他們說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就是為了培育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他們說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就是為了建立一個人剝削人兩極分化的社會; 以和諧文藝為幌子，搞“死人”統治, 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舞臺; 某些人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他們的法律去消了四大，去消了工人罷工的自由，不給工人自己組織工會捍衛自己權利的自由…；給了官僚任意處置土地、礦產、企業的權利，給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任意讓職工下崗，不簽訂合同任意用工，不給辦基本保險，任意克扣和拒發工資的自由，欠薪還要打官司，職業病亦無處認定，血汗礦、血汗工廠，貪污成風，黃賭毒泛濫，黑勢力盤根錯節，富人歡笑窮人愁，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殺頻頻，…，有一些現象，如血汗工廠，在一些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少見，種種事實表明：實質是他們為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服務，他們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以負責任的大國為名，為帝國主義服務; 打著馬列主義旗號是為了修正馬列主義，反對毛主席。　　　

3. 毛主席反對包產到戶的歷史史實——一九六二年的右傾　　

劉文稱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云、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　　

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劉源并不在場，上述對話真實性有待考察！毛澤東傳所介紹的多次會議討論更符合史實。　　

毛澤東傳是這樣記述的：這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正在籌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制定調整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面政策的文件，為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作準備。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一段時間以來，為了克服農村面臨的困難，在安徽等地曾經實行過“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做法，對恢復農業生產有明顯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①（①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1962年5月9日　。）會后，他在中央黨校、解放軍總后勤部和政治學院等單位作報告，系統地發表了包產到戶的意見。　　

六月底，田家英結束了湖南調查，回到北京。他在調查中間，遇到一個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況，就是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因而他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時，曾反映過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毛澤東反應冷漠，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田家英回到北京時，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于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司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毛澤東　七月六日清晨　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到田家英講完了，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把田家英問住了。　　

毛澤東接著又問：“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再沒有說什么。談話就這樣結束了。①（①《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頁。）　　

直接向毛澤東當面陳述意見的，還有陳云。陳云　六月二十四日　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戶的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　七月六日　，陳云致信毛澤東，說：“對于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②（②陳云給毛澤東的信，手稿，　1962年7月6日　。）　　

當天下午，毛澤東約見了他。陳云申述了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復只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云后來回憶說：“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③（③陳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1982年11月22日　。）　　

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前幾天，　七月二日　，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談到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時間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還談到據陶鑄、柯慶施講，毛澤東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講克服困難。對此，彭真提出：“講困難缺點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面。”鄧小平說：“我傾向這樣。”　　

這次書記處會議還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說：“恢復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云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還說：“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于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復。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　1962年7月2日　。）　　

過了幾天，　七月七日　，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也談到了包產到戶問題。他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八月會議上研究一下。②（②《鄧小平文選》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頁。）　　

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地感受到了包產到戶主張所形成的強烈沖擊。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的。這些意見，同他在外地所聽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樣的不同。　　

對于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試試看的態度。據薄一波說：“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匯報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告訴省委：‘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主席又通過柯慶施同志轉告曾希圣同志說：可以在小范圍內試驗。　三月二十日　，曾希圣同志又給毛主席并少奇、恩來、小平、彭真、慶施同志寫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為好處明顯，大于壞處。毛主席未表態。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趕到蚌埠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勉強說了一句：‘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確定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包產到戶采取了否定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毛澤東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況比預料的好得多，而黨內高層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干，他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七月八日　，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并不那么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毛澤東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他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于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②（②周恩來同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負責人談話記錄，　1963年6月18日　。周恩來臺歷。《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頁。）會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經清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　七月十八日　，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干部的講話中，講了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問題，他說：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對于這個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即將規定若干政策措施。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頁。）　　

　1962年7月18日　，劉少奇對下放干部談人民公社問題時說：“把中國5億多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軌道上面來，這個工作是一項頭等重要的、光榮的工作。有什么工作比這個工作更大，更重要呢？在中國，頭等重要的工作，或者頭等重要的任務，頭等光榮的任務，就是把中國5億多農民引導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軌道上面來。在全世界，至少在今天，恐怕這也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任務。因為其他國家沒有這樣一個5億多農民的問題。毛主席講過，困難的任務在于教育農民。現在你們就可以知道，困難的任務在于教育農民。教育農民是困難的呀。教育農民干什么呢？教育農民干社會主義，干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困難的任務不是別的，要教育農民，中國農民又這樣多。而我們中國如果沒有農民中間的社會主義，沒有農村的社會主義，那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不能鞏固的。5億多農民他不搞社會主義，我們這個國家能鞏固嗎？
   辦好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這完全不是個簡單的事，是一個很嚴重的、頭等重要的任務。而農民不走上社會主義，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不鞏固，就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而是有多種經濟成份，有個體農民，就產生資本主義。
搞好中國的農村，辦好人民公社，搞好集體經濟，實行農業的經濟的技術改造，這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光榮的、偉大的任務。所以，你們去做的工作，也可以說就是頭等偉大的，頭等重要的、頭等光榮的任務。”　　

這里應當注意的是，劉少奇心里很清楚，不辦好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農民不走上社會主義，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不鞏固，就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經濟，而是有多種經濟成份，有個體農民，就產生資本主義。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266.html

表面擁護社會主義，實質要搞資本主義，這是修正主義的慣用伎倆，實際上，他心里想的是單干，是包產到戶，對特色的表功已經說明了一切，一九八四年，解散了人民公社。兩極分化從此而起！這難道不是明顯的路線之爭嗎！請讀一讀馬恩的兩段語錄吧！　　

馬克思：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一八五○年一～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四頁　　

恩格斯：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頁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　　

劉文稱所謂毛澤東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是1964年劉少奇談及的, 最早見于劉少奇在在河北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4年7月2日　): 有些基層干部問題嚴重，政權不是在共產黨手里的，你們講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體合乎實際，

之后，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64年8月10日　) 說“據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敵人向我們斗爭，主要采用‘和平演變’和反革命兩面政權，表面上擁護你，實際上是另搞一套。敵人斗爭方式變了，我們一些同志看不到，不警惕。我們有些基層單位一直是階級敵人把持的，有的地方土改不徹底，天津百分之七十是和平土改，華北百分之三十是和平土改。周揚在天津附近蹲點，那兒的黨支部就是地、富、反、壞當家，有些是他們打進來的，有些是我們的人被他們拉過去了。有些單位的干部貪污盜竊嚴重，很容易被他們拉過去，‘和平演變’，舒舒服服地拉過去了，有吃有穿。真要搞社會主義要流汗，真要搞革命要進行艱苦斗爭。毛主席說，三分之一基層單位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要實事求是地搞清楚的到底有多少，據我看不少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還打不住，還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過。當然，有些地方少些，有些地方多些，不管多少，必須實事求是。農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錯誤的干部，各省都說是多數，有百分之六七十。嚴重四不清，貪污盜竊，多吃多占，幾百幾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二個十條給大家學習學習、念一念很有好處，但是不要強調。以后搞四清不要多講，做到哪里講到哪里。壞人壞事，上下左右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一直到中央。越上危害越大，我們就越要處理，否則基層政權就不會鞏固。與敵人有聯系的反攻倒算，如敵人的放火、殺人、行兇活動，有的是工作隊一離村他們就反攻，他企圖把我們搞亂，達到破壞生產，把新干部搞下去，進行復辟等等，這些都是破壞活動，我們一定要嚴肅處理，有的要以現行反革命分子處理，總之是要嚴辦。他們原來是干部，所以他們的破壞性就更大，危害也就更大。現在大家應該看清楚，如果不進行四清，這個亂子就是十個指頭的亂，發動群眾搞不徹底的運動，這種后遺癥就是很厲害的。有的人害怕過火的后遺癥，這是不對的，不發動群眾的后遺癥比那個更為可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說：，“就是要提高社員們的社會主義覺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僅僅是整一些什么四不清的人的問題。哪個社會沒有四不清的人？我們的社教如果僅僅是解決四不清的問題那就大低劣了，我們是要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　　

“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一個女兒嫁給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這些人就是修正主義者，就是官僚主義者階級。可以給大家透個風，我就是擔心中央出修正主義！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的對象！你們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話講給群眾聽，看看你們周圍，你們的上面究竟是不是這樣！”　　

在　十二月二十七日　的會議上，毛澤東聽取了一些人的發言后，再次發表講話：“這次社教，歸根結底是要解決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講的，是解決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的問題，等等。你們要善于抓住一切問題的‘綱’，這個‘綱’就是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有的人認為我的話是老生常談，不那么想聽，他們以為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可以丟掉我這把刀子了，我可以讓步，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廣大黨員不讓我讓步。”　　

毛澤東繼續說：“搞四清，不是讓你們去搞特務活動，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頭指向了群眾，你不相信群眾嘛！什么‘解決公私關系問題’，什么‘清理階級成分，建立階級檔案’，什么‘對全部四類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進行說理斗爭，并且對他們進行處理’，都不應該是這次運動的重點。這樣提法，只會使這次運動一開始就走向邪路，讓社員群眾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寧。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員中的問題一律不整，是個正面教育的問題。”　　

毛澤東批評劉少奇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 毛澤東把那個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繼續說：“你們看看這篇東西里有多少是針對社員的！”經毛澤東劃出來的段落主要有：(毛澤東對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人說過：“劉少奇所說的四清究竟是一場什么革命？革命的對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這里所講的‘敵人’又是誰？哪里有這樣的敵人？一切都很糊涂，說穿了，都是一些社員群眾！”)　　

毛澤東說：“這里完全顛倒了這次四清運動的方向，是在制造混亂。這是劉少奇同志把這次四清搞得人心惶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在這方面帶了一個很壞的頭！”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第一條題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本方針和主要內容”里有：“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教育。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解決公私關系問題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向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教育，劃清敵我界限。發動群眾對全部四類分子進行一次全面的評審。對有破壞活動的四類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進行說理斗爭，并且對他們進行處理。”“整頓黨的基層組織。整頓共青團的基層組織、婦聯會的基層組織、民兵組織、治安保衛組織和農村其他組織。”毛澤東曾經對江青、陳伯達說：“你看這里面包羅萬象，打擊面很寬廣，有多少對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條題為“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里有：“現在，敵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們對干部拉攏腐蝕，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還利用我們文件中的某些條文同我們進行合法斗爭。這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對于這種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對于這樣一場新的革命，我們還很不熟悉。如果不親自深入實踐，就不會真正地懂得它，當然也就不能正確地領導它。所以，這些同志的親自蹲點，是領導好這次大革命運動的前提條件。”

第三條‘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里充滿了這樣的詞匯：‘教育和批評群眾中一些損害集體經濟利益行為的人，熱心發展小自由的人、不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人，使他們改正錯誤。’‘教育群眾把私占的集體財物和國家物資交出來’，‘教育群眾退出占用的集體耕地’（江青說：“《后十條》里的第三條‘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里充滿了這樣的詞匯：‘教育和批評群眾中一些損害集體經濟利益行為的人，熱心發展小自由的人、不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人，使他們改正錯誤。’‘教育群眾把私占的集體財物和國家物資交出來’，‘教育群眾退出占用的集體耕地’，一句話，他的斗爭矛頭大都是針對群眾中的問題的，連半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話都沒有。這樣的革命，怎么能談得上解決了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問題呢？都是鬼話！”）

第五條專門是“中農問題”。文件規定：“由于現在農村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階級成分比較混亂的情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很有必要認真地進行一次清理階級成分的工作，就是說、經過群眾的充分討論，對每一個家庭成分進行審查和評定，并且建立階級檔案。”“上中農是農民中資本主義傾向比較多的一個階層。在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貧、下中農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同上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之間的斗爭。對于上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必須教育、批評，情況嚴重的還要進行必要的斗爭。否則，不足以制止他們的動搖性，不足以消除他們在貧農和下中農中間所散布的影響，不足以鞏固集體經濟。”

第六條的標題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是里面有這樣的規定：“犯了錯誤受過處分的干部，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后，如果有反攻倒算，打擊報復，破壞集體經濟等嚴重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行為，必須按照現行反革命分子處理。是黨員的，必須開除黨籍。”毛澤東說：“如果這樣定性，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得一卡車一卡車地往出拉了。打擊面如此廣大，可見我們的這位皇帝是下了多大的決心的！”

《后十條》里的最后一條對地富子女也作了許多的限制和規定：“地主、富農的子女，一律不能擔任本地的基層領導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擔任會計員、保管員、出納員、社隊企業和事業的管理人員等重要職務。對于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干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備落人階級敵人的圈套，要他們劃清政治界限，站穩階級立場，不受對方的壞影響。同地主、富農子女結婚的黨員、團員和干部，能不能做黨員、團員，能不能當干部，主要根據他們本人的表現，而不單純看他們同地主、富農子女結婚這一點。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對方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同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干部職務。”江青在這一條旁邊批道：“你看多么的‘左’呀，形左而實右，是這個后十條的特色。”

毛澤東逐條批駁了一通后，說：“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分清的原則問題。如果我們這次四清不把運動的主要對象，放在斗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就完全失去了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義。也就是說，必然要使運動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事實表明，倒打一耙是他們的慣用伎倆！　　

而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主要講話如下，主要指出：“現在就有鬧單干之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余還存在著，鬧單干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鬧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1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應？這個問題是否談一下。我同幾個大區的同志都談了話，了解到有的人聽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右派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認為沒有階級了，不要改造，不承認階級斗爭，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資產階級不承認階級斗爭，孫中山就不講階級，說只有大貧小貧之分。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兩種看法那種對？如果都不對，是不是應有第三種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問題不少，確實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兩年調整，徹底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做得不那么好。以農業為基礎，講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個年頭，實際上沒有實行。中央的東西，有些沒有下去，有些成了廢品。所謂沒有實行，就是沒有認真做，個別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勢問題，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觀，不是一片黑暗。現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矛盾問題。有些什么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兩類。有一種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余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究竟那一年進入社會主義，進入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論，無沖突論了。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說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說，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競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已經“包產到戶”的，不要強迫糾正，要做工作。為什么要搞這么多文件？為了鞏固集體經濟。現在就有鬧單干之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余還存在著，鬧單干的是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鬧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有些人也是要鬧單干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 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干了二十三年，垮了臺，我們還有幾年。

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話：國民黨在臺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收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各地方、各部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
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么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干干凈凈？歷代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

有困難，對集體經濟是個考驗，這是一種大考驗，將來還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

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單干了近十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種購物券，他們的購物券并不比我們少。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百分之四十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反正有三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買辦階級，美國資本主義農場，平均每個場有十六戶，我們一個生產隊二十多戶。包產到戶，大戶還要分家，父母無人管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污盜竊。黨內有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黨員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和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
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斗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小資產階級、農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難就動搖，所以我們要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2一九六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復，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么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后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官僚主義發展嚴重了，一種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墮落。一種是互相勾結，敵我不分，官僚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溫床。　　

5. 究竟是誰糾正誰的錯誤？　　

劉文稱既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又不損害毛的威望和形象　　

按：究竟是誰糾正誰的錯誤？看了以下史實難道不是自明了嗎？　　

毛澤東傳是這樣記述的：一九五八年秋，當人民公社剛剛搭起架子，一大堆問題還擺在那里沒有解決，卻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了全縣范圍的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了全縣“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學習。河南也有這樣的試點。毛澤東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了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　　

　十月十四日下午　，毛澤東到達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負責人談話。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們談話。談論的話題，都是人民公社和鋼鐵生產問題。　　

　十月十六日下午　和十七日下午，毛澤東又找來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負責人，徐水、安國、唐縣、正定四個縣的縣委負責人，聽取他們匯報。當徐水縣負責人匯報他們的“全民所有制”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鋼的全民所有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他要河北省長劉子厚到徐水作些調查，二十一日向他匯報。十七日下午六時，毛澤東回到北京。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　十月十九日　一清早，寫信給陳伯達，要他和張春橋、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作調查，為杭州會議①準備意見。并提出到鄭州時，最好能請河南省委書記史向生一同去調查。過了半個小時，又寫信給陳伯達，囑咐他帶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②調查組每人一本，邊調查，邊讀書，白天調查，晚上讀書。并建議把胡繩、李友久都帶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于看問題和提問題”。③陳伯達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發了。　　

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大躍進”期間，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雜志上發表。毛澤東看了十分欣賞，建議《人民日報》轉載，并為轉載這篇文章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張春橋因此來到北京，并曾隨同毛澤東到河北調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　，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劉子厚匯報。這次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浮夸風和“共產風”。例如：一畝白薯產量不過兩千斤，卻虛報成八千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時，所有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聽到這些，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　　

關于浮夸風，毛澤東說：“要實事求是。把豬都并到一起，就不實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經不起細看，經不起分析。要告訴縣里，叫他們不要搞這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進行辯論，不要講假話，是多少就是多少。”　　

關于“共產風”，他說：“家具可以不歸公，這是一部分生活資料。吃飯集體，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體嘛。”“對私人間的債務問題，一風吹，又一次‘共產’哩。這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把你的拿過來，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說：“要把勞動力多的農戶的積極性調動出來，使他們收入多點，工資多點，不要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原則。”　　

毛澤東聽到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捆人、打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十分生氣，批評說：“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余，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系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斗，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關于徐水縣的“全民所有制”，他認為，實際上是集體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們說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開改，馬虎下去好了。”④對這個問題，毛澤東似乎還在看，還在研究，沒有讓他們立即糾正。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給“共產風”潑了一點冷水。他對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界限的問題，開始有所察覺，有所思考。　　

　十月二十三日　，陳伯達到河南以后，毛澤東又寫給他一封信，要他們在衛星公社搞一個星期調查，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⑤的各項問題。然后再找遂平縣級干部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　　

過了幾天，　十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決定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他選了兩個地方。一是新鄉地區的修武縣，是個小縣，十三萬人口，以一縣一社而聞名。一是七里營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為新鄉縣的一個鄉。　　

二十八日凌晨四時，毛澤東復信陳伯達，告訴他，如果遂平調查已畢，可以去附近某一個縣再作幾天調查，以資比較。于十一月二號或三號回到鄭州即可。　　

這時，中央已經發出在武漢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的通知。為了開好這兩個會議，毛澤東決定先到鄭州，一面聽取兩個調查組的匯報，一面約集部分省市委書記準備有關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　，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　十一月二日　到達鄭州。一路上，不斷召集當地負責人座談，如饑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來的情況。　　

　十一月二日　至十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后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是逐步增加的。開會地點也不固定，有時在專列上，有時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召集鄭州會議，本來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質問題，先派陳伯達、張春橋，吳冷西、田家英分別到遂平、修武、七里營研究一下，再請幾位省委書記來。但會議一開始，有些人就提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已經過時，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毛澤東同意了。這樣，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有兩個議題，準備兩個文件。　　

這部分的引述已足以說明是毛澤東在著手糾正左的錯誤，而此時的劉少奇還在做窮過渡的夢呢！　　

　1958年10月8日　劉少奇同某國議會代表團的談話說：全部婦女都積極擁護公社，她們過去一直是做飯、帶孩子。有時參加了田間勞動，回來也得做飯，做得不好還挨丈夫罵。搞了食堂、托兒所、縫紉組，解放了她們的勞動力，丈夫也不罵她們了。

大家都贊成，運動發展得很快，如河南省在不到兩個月中全省就公社化了。

運動中沒有發生什么問題，只要向群眾說清楚就可以了。個別地方，有的殺了豬、雞，怕歸公社，經過解釋也就糾正了。一些具體問題，譬如自留地等如何處理，現在各地都在討論，一致決定取消。

我走了三個省(河北、河南、江蘇)，看了公社。他們正在討論分配制度問題。有的地方提出吃飯不要錢，有的一般的菜也不要錢，如要吃好菜，自己花錢。有的地方提出一年發兩套單衣，兩年發一套棉衣，一年四雙鞋，老年人住幸福院，兒童入托兒所和學校不要錢，結婚、生孩子發補助費。

公社里有共產主義成分。農林牧副漁，工農兵學商，鄉社合一，是社會的基層單位，生活單位，分配單位，教育單位。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目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好形式，將來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中央和省的人員可以大大減少。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基層政權在開始消亡，但沒有完全消亡。

實行糧食供給制，是因為糧食多了，可以隨便吃。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這個原則現在還是要的，工作好的多得些，壞的少得些。馬克思把這種制度叫做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城鄉還保留這個原則，而糧食供給制是實行了“各取所需”的原則。

目前有××萬人在為鋼鐵而奮戰：開礦、運輸、建爐子、煉鐵。他們不要錢，自帶糧食。大部分是農民，一部分是市民，沒有八小時工作制，沒有星期天，沒有地方睡，搭個棚子。這是什么？這是共產主義精神。

北京大部分工廠的工人都要求取消計件工資。這正象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所說的，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自覺的、無定額的、無報酬的勞動，是共產主義的勞動，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的。俄國在內戰時期有過這種勞動，列寧就大寫文章。

我們的這種勞動的規模比一九一九年俄國那時大得多。××萬人同時煉鋼，如果要錢，怎么得了？這樣的例子在其他方面也很多，如興修水利。在這樣一種精神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辦好。馬克思說過，如果勞動者不肯多做一小時工，不肯少要一點錢，就談不上共產主義。

我們的工人、農民、干部們不僅可以多做一小時、幾小時，甚至可以多做幾個月。如果多做一小時就多要錢，那就談不上共產主義。

中國農民大部分覺悟很高。這是黨幾十年在他們當中工作的結果，黨依靠了他們，他們相信黨。他們一窮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戰三年，改變面貌”，是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將來的幸福。

很奇怪，在中國，農民常是帶動工人，農業帶動工業，鄉村帶動城市。這也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現在城市也在試辦人民公社。我看了鄭州，那里初步組織了城市公社。不錯。

有這么幾種公社：以農業為主的公社，以工業為主的公社，以學習為主的公社。

我們想，開始從糧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過幾年，糖每年生產七百萬噸或一千萬噸，那時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預計養七億頭豬，每人平均一頭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糧食明年計劃達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達到8,000斤，就超過了美國。美國每人平均1，900斤。這樣就吃不完了，豬也吃不完了。在這個基礎上，糧食和豬都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原則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現在正在討論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實行供給制的問題。糧食供給制今年年底在鄉村實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實行。

糧食和肉都夠吃了，并且實行了機械化和電氣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縮短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六小時工作制，甚至四小時工作制。

我們想，實行六小時工作時，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學習。除了六小時工作以外，剩下的時間不能都用去跳舞和進電影院吆，要學習。

我們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在農村蓋幾千個大工廠，每個縣辦兩三個，使農民入工廠，消滅城鄉間的差別。

這些差別消滅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產品很豐富，那時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了。

針對劉少奇這些論調，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鄭州會議上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現在好像自給自足才是名譽的，而生產商品是不名譽的，這不好。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

商品同商業，這個問題都是避開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斯大林臨死前，誰說到價值法則就不榮譽，表現在給雅羅申柯寫的信上，蘇聯的一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差得遠，我們只搞了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城鄉有斷流，我們五零年也有過，現在運輸不好，有半斷流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少數人，如地主、富農、右派他們想回到資本主義，提倡資本主義，絕大多數人是想進到共產主義。進到共產主義要有步驟，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生產，一方面也要發展商品生產。我們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發展生產，利于過渡。

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給制的長處，改行工資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為解放區工作人員占多數，因為工人階級也是工資制，因為新增加的人多，他們是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的，要他們改供給制，不容易，那時讓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點，接受了等級制，等級森嚴，等級太多了，評成三十幾級，鬧級別，鬧待遇。這些也讓步，就不對了。經過整風，這股風降下來了。這種不平等的干群關系一貓鼠關系或父子關系，必須破除，這個關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給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過去搞試驗田，干部下放，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不用壓服，因而空氣大有改變。沒有這種改變，大躍進是不可能的。不然，群眾為什么不睡覺，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時？因為共產黨跟他們在一起。紅安縣的干部過去是老爺式的，挨群眾罵，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進步，群眾歡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適當的工資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別，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一部分是贖買性的，如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經濟學家很“左”，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標準各不一樣。有和尚標準，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說四年，范縣說兩年。標準是鞍鋼。鞍鋼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舊，下余一萬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為國家積累一萬元，要這樣的調撥。這種過渡，對斯大林是千難萬難的，要多少年來說明期限。這是第一個過渡。第二個過渡，從“按勞取酬”到“各取所需”。現在已開始準備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蘇聯也吹，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公社內部調撥與商品交換，要向兩方面發展，沒有商品經濟的發展，發不了工資。教授參觀徐水大學，一看一月發五元，每天吃不到兩合前門牌，你叫優越性？河北有三個縣要救濟；十幾個縣只能吃飯，第三種發工資，從兩毛起到幾塊。北京、上海錢多。農村水、火不算錢，要議一個標準。

中國是一個極不合理的生產方法，五億人口只搞飯吃，搞那么一點一一三千七百億糧食。得出兩條經驗：提倡機械化和少種多收，節省出勞力，大辦工業。明年、后年兩年能達到就行了。河北明年準備搞一千萬畝，畝產萬斤，則一千億斤，去年八千八百萬畝，還只二百五十億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億斤。用機械電氣之力，種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糧食。不要吹那么厲害，結果像黃炎培說的，鄭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頓，不過一兩五錢油一個月，有什么優越性？低標準又有幾等，照范縣標準，可以叫共產主義，百分之九十五的工業。現在不能叫共產主義。水平太低，只能說共產主義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產主義的高標準降低了。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小全民，大集體，人力、財力、物力都不能調撥。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

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經到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因素算不算？不要把決議一下子推廣出去。家庭要廢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斬頭去尾，父離子散。

徐水不如安國，以后要宣傳安國，不要宣傳徐水，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夸，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假。大的方針政策要有個商量，領導機關要清醒。

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我們提了兩條：

（一）完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贊成在兩種所有制中間劃一條線，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有兩種所有制，一種是公社的集體所有制。

有的同志不贊成，說不能劃一條線，說劃了就損傷積極性，

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對于集體所有制采取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形式，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有些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

毛澤東責問:究竟鞍鋼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農村。鞍鋼八級工資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兩天，就以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有些同志讀馬克思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到實際當中遇到實際問題他的馬克思主義就要打折扣。這是一股風，這是要向幾十萬干部進行教育的問題。干部中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覺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們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因素的資本主義的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并以第三十六條為例，盡量用不明顯的文字，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于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勞動力如同種子一樣，是屬于集體農莊和公社。這和鞍鋼工人不同，他們是為全民生產。集體農莊和公社，不但有種子，還有肥料、產品。產品所有權在農民，不給他東西，不等價作買賣，他是不給你的。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呢？斯大林死啃著大機器，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心疼得很。修武縣第一書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條是怕災荒，減產了，發不了工資，國家不包，又不能補貼，二條是豐產了，怕國家拿去。這個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因此這一段時間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列寧的五條，我們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發展工業、農業和商業。問題還是一個農民問題，必須謹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錯誤的根源是沒有看到農民問題。現在又是不懂得農民問題，農民的沖天干勁一來，又容易把農民當工人看，以為農民比工人還高，這是從右到“左”的轉化。

毛澤東責問: 為什么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與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中國是商品生產最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鐵路和紡織比中國發達。我國有沒有資本主義剝削工人，沒有。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完全正確（第十三頁）。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與資本主義相聯系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系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

修武縣委書記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當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因無必要而消失。吳××同志也要同陳伯達同志搞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農民就會和鄭州工人一樣。游擊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

毛澤東責問: 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贊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劃了線的，講了三個先決條件，這三個條件基本上不壞，但不具體，（1）首先是增加社會產品，這是基本的，我們叫以鋼為綱，極大地增加產品；（2）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機構能掌握全部產品。不愿劃界線的，主要是認為時間已到，以為已經上了天，你們是右傾。當然，現在鞍鋼是全民所有制，但還沒有過渡到共產主義。總要搞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體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過渡到共產主義；（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體育、智育。為此需減少勞動時間，六小時至五小時勞動，再是要實行綜合技術教育，多面手。“自由就業”，我不大懂。學紡織的又去學開飛機；開煤的又去學紡織，十八般武藝，十多樣我贊成，學幾百樣，怕不容易，會沒飯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條件。四要提高工資，至少一倍，也許還要更多。增加工資的辦法是增加貨幣工資，特別需要的是降低物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鄭州會議的東西，我又高興又懷疑，搞四億噸鋼好不好？搞四十億噸更好。問題是有沒有需要？有沒有可能？今年到現在　十一月十七日　統計，只搞了八百九十萬噸鋼，已經有六千萬人上陣，你說搞四億噸要多少人？當然條件不同，鞍鋼現有十萬人，搞了四百萬噸。讓蘇聯先過，比較好，免得個人突出。我擔心，我們的建沒有點白楊樹，有一種鉆天揚，長得很快，就是不結實，不像鄧××，就是不“鉆”的。鉆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亂。我總是擔心，什么路線正確不正確，到天下大亂。你還說你正確啊？

有計劃按比例，鋼鐵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種稀有金屬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現在我們誰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們可能高明一點。什么是有計劃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說，要認識客觀規律，掌握它，熟練地運用它。我看斯大林認識也不完全，運用也不靈活，至于熟練地運用就更差，對工、農，輕、重工業都不那么正確，重工業太重，是長腿，農業是短腿，是鐵拐李。

我們也有缺點。北戴河會議講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點時間，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過渡到共產主義還有五個條件，（1）產品極為豐富；（2）共產主義思想覺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種差別和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消滅，（5）國家除對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漸消失。三個差別，資產階級法權消滅沒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著急，還是青年人急，三個條件不完備，不過是社會主義而已，這個問題請大家想一想。這不是說我們要慢騰騰的，多快好省是客觀的東西，能速則速，不能勉強。圖104飛機高到一萬多公尺，我們飛機只幾千公尺，老柯坐火車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觀規律，今年糧食九千億，我不信。七千四百億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滿意了。我不相信八千億斤，九千億斤，一萬億斤。速度有兩個可能，一是相當快，一個是不那么快。我們設想十年之內搞四億噸鋼，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個是可不可能，一個是需不需要。

水利任務，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多億土石方總是多了，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要比去年再加一點，搞六、七百億，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這么一項，希望你們討論一下。此外，還有什么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也可以考慮減輕些。任務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

農業指標搞多少？（×××：對外面說搞一萬億斤差不多，每人有兩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會議的東西還要議一下，你說右傾機會主義，我翻一番吆！機床八萬臺，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萬合，有那么厲害？北戴河會議那時，我們對搞工業還沒有經驗。經過兩個月，鋼鐵運輸到處水泄不通，這就有相當的經驗了。總是要有實際可能才好，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如現在造衛星就是非現實的，將來可能是落實的。可能性有兩種，是不是？

我擔心，我們的建沒有點白楊樹，有一種鉆天揚，長得很快，就是不結實，不像鄧××，就是不“鉆”的。鉆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亂。我總是擔心，什么路線正確不正確，到天下大亂。你還說你正確啊？

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志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這些數字，無非證明并非機會主義，沒有開除黨籍的危險，…因為上面一定要報，而且報少了不像樣子。一路報上去，上面信以為真，其實根本沒有。我看現在不少這樣的問題。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萬噸好鋼，是真有還是報上來的，沒有假的嗎，調不上來的就是虛假。我看實際沒有這樣多。（×××、×××：好鋼不敢虛報，小土群靠不住。）

鄭州會議的公社問題決議要改為指示，要把作假問題專寫一條。原有兩句，兩句不夠。要專搞一條。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管他作假不作假。沒那么多東西，就要假造。有一個社，自己只有一百條豬，為了應付參觀，借兩百條大豬，看后送回。有一百條就是一百，沒有就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出捷報，講俘虜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成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后來我們反對，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那么老實？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是人家寫，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兩年掃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掃除了就不錯．還有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務，他總說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沒有一項沒有假，有真必有假。沒有假的比較，那有真的？這是人之常情。現在的嚴重問題．不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誰先進入共產主義？…有許多人想，中國可能先進入，因為我們找到人民公社這條路，這里有個不可能，也有個不應該，（××：吃薯怎么進入共產主義。）一塊錢工資怎么進入？

即使經過二次會議的說服教育，劉等還要堅持窮過渡。劉少奇說什么：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此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毛澤東責問:要不要劃線？如何劃法？鄭州會議有五個標準。山西有意見。建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為全民所有制，這與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兩個報告（前者是憲法報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兩個標志：一是消滅階級，一是工業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蘇聯過了二十年，赫魯曉夫又來個十二年，即經過三十二年才能過渡，到那時候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照他們的辦。我們講五個標準。…蘇聯生活水平總比我們高，還未過渡，北京大學有個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說；“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徐水發薪也不過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調撥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當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積累，總還有農民自己消費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現在就是吃窮的飯，什么公共食堂，現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點恐慌，怕犯什么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腦子也活動了，認為長一點也可以。還有完成“三化”；機械化、電氣化、園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壓倒優勢才叫化。（劉少奇：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園林化。）（××：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此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照你的講法，十八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機械化、電氣化不容易。）（柯慶施，集體所有制是否促進生產？都包下來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調撥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幾年是做不到的。）毛澤東責問:按照××、××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

6. 彭德懷問題　　

劉文稱彭德懷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八萬言書”，為自己申辯，這本是一種維護黨員最起碼權利的作為，卻被誤認為是向黨挑戰　　

　1959年8月1日　　中央常委會，劉少奇講：根本問題；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種想法，革命要革的，社會主義要搞的。但如何革法，過這個革命關，社會主義如何搞法，腦子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總是有些不同。對我們的搞法，總是不滿意，至少不全是像我們這樣的黨。積極要求實現自己的愿望，批評人，然后也合作。我們長征中認識，認為你爽直，對同志、友鄰部隊都照顧，感覺政治開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并不勇敢。從那以后，覺得此人不簡單。以后想極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別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擊時，是敵對態度；當然也不總是采取敵對。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系。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毛澤東：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作報告，怕作不好，對他不利。小范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為好。有人要求彭去黨校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會，也勢必作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么多意見，同中央關系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賬掛在我身上值得反省。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毛澤東；關向應講中了，你這人是槁派別活動的。）有些不滿并沒有講出來，延安整風審十，也不滿意我。（毛澤東：這是我的責任，好、壞都負責，九條方針沒有照辦相當長時期下面未執行。北京后來審干反右，自殺也幾十個。還是犯“左”的錯誤，羅瑞卿他們負責的。）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當面講這些話。　　

[彭名之曰操40天娘的“華北座談會”　　

1945年2月至7月之間，中共“七大”召開之前 和之后，在延安同時召開了一次前后有43天的“華北座談會”，亦即　　2月1日　　至　　7月25日　　的“華北地方與 軍隊工作同志的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 彭德懷、林彪等，大會推選薄一波為主席。　　　　

　　華北座談會本來安排的議題是總結華北敵后 抗戰的工作，“是因為在華北主要是在晉冀魯豫區 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軍隊干部對彭德懷同志有某些意見，長期未得到解決”(薄一波語)， 所以利用七大開會前的時機來解決一下這個問 題，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懷建議召開的。彭德懷當時也說：“我早有這個想法。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氣出了名的’，讓大家批評批評很好 嘛。”　　　　

　　彭德懷在座談會上檢討了在工作中的缺點和 失誤。他在　　2月1日　　的報告中，如對眾說紛紜的“百團大戰”，認為其“弱點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敵人注意自己。敵人1941年、1942年嚴重搞我們，但是否由百團大戰引起，這還不能過早結論。不管怎樣，敵人是要搞我們的”。除軍事之外，彭德懷還檢討了1940年黎城會議(即中共北方局召開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據地高干會議)“有正確與錯誤的兩個方面”、抗戰初期“對國民黨提‘互相幫助，互相發展’，未分析具體對象”以及整軍運動中“未解決群眾路線問題”等；“百團大戰”之后“對敵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則問題上的嚴肅性與具體問題上的靈活性未結合”、“對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新陰謀，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動”以及“對皖南事變不冷靜”等；1943年彭德懷在太行高干會講話的錯誤，等等。　　　　

　　 (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　　　　

這是劉少奇　　1962年1月27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收入《劉少奇選集》時被刪除的兩段話）　　

這里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斗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斗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里。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于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后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斗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里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么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59年9月9日　) 說：關于出亂子這個問題，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毛主席說過，革命就叫造反，造反還不叫亂子？革命的本身就是亂子。有些人講的所謂亂子，實際上并不是亂子，不是缺點錯誤，而是革命正常現象，革命的正常秩序。但是，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間，總會有一些缺點錯誤，這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后還得有。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不可能沒有一點缺點錯誤的。一萬年以后就不要群眾運動嗎？就不要很多群眾起來搞事情了嗎？蓋這么大禮堂，也要搞點群眾運動，要是搞一百個幾百個呢？不要搞群眾運動嗎？這是人與自然界的斗爭。至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一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改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改變，那非搞斗爭不可。一萬年以后還要搞群眾運動，那就還是要有缺點錯誤，我就不相信沒有。

有人講，現在民主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以后不要再搞運動了。黃克誠在西樓開會就對我講過，說臺風再刮不得呀！恐嚇我們不要再搞群眾運動了。當時我們沒有理他。還有人講，這幾年，左一個運動，右一個運動，一個接一個，象打擺子一樣，一冷一熱，實在不好受。這是我們干部講的，共產黨員講的。毛主席在廬山批了一個文件，說洛甫同志打擺子，冶一陣熱一陣。他們卻說我們是打擺子，他們認為群眾運動是打擺子，因此，他們反對搞群眾運動。在最近的大的群眾運動中間，他們也借口運動中間出了一些缺點錯誤而反對。他們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領導革命沒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穩。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領導呢？是沒有的。不發生一點偏差的群眾運動，也是沒有的。他們就是不要群眾運動，不要前進，實質上是不要革命。現在我們中國，在社會上，同時也反映到我們黨內來，我看有這么三種人：一種人要求回到資本主義去，說我們現在已經前進得過分了。這是反動的，是資本主義要復辟，它可以采取各種方式，但實質上是要求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上有，資產階級是這樣的，一部分富裕中農是這樣的，他們有社會基礎，而我們黨內代表他們的人，如彭德懷同志、黃克誠同志、張聞天同志是不是屬于這一類，實質上他們是采取各種方式還是要求回到那個地方去，回到資本主義那個秩序里面去，他們認為這個秩序不好受，洽一陣熱一陣嘛，打擺子嘛，這是一種。還有一種人，是要停留在現在位置上，不繼續前進，或者要前進也是要四平八穩。事實上是沒有四平八穩的，既要四平八穩就是要停止，就是再不要革命了，再不要搞群眾運動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人實質上是要停留在現在的位置上。還有一種人，就是要求繼續前進，在還要前進的人們中間也可能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慢速度地前進，一種是要前進的快一些，要大踏步地前進。我們應該是那一種人？我想你們應該考慮。屬于第一類的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屬于第二類，不干了，不進則退嘛！我看也不好。第三類人還是要繼續前進的，前進中可以有這種方法，也可以有那種方法，有快有慢。

一左一右，有一時期左一下，有一時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說過：矯枉必須過正，有一個時期就要偏一點，不偏就糾不過來。但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個時期對于某個問題，要有重點，強調一個方面，強調得比較厲害一點，這是正常的領導，正確的領導。

飛機駕駛員我也看過，本來天上的航線也是筆直的，似乎是從上海一直就到北京了，對準它就可以一直走，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一個時候左一下，一個時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他不一左一右就到不了北京。自然界的事情，社會上的事情，都是合乎規律的。所以一時的范圍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飛機駕駛員、輪船駕駛員，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飛機駕駛員，最好的輪船駕駛員。但是，不論一個時候過左或一個時候過右，都是應該糾正的，因為過一點嘛！而且還應該實事求是的加以說明。

張聞天就是這樣：只要我們一犯錯誤，他的勁頭就來了，我們不犯錯誤，他就情緒低落。他們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壞、搞糟，然后，他們可能推翻中央的領導，他們上臺。高饒集團是如此，彭德懷、黃克誠同志也是如此。他們是別有野心的。如果他們這些觀點不改正，要學馬克思主義也是學不進去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講講關于所謂個人崇拜的問題。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后，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個人崇拜。那時有一股風，各地方、各機關也有人說，在中國也應反對個人崇拜，問我們，你們為什么不反對個人崇拜？黨中央內部也有人反對個人崇拜，中央內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懷同志，也有其他的人。那時彭德懷同志，躍躍欲試，他也想搞個大躍進。他在西樓政治局會議上，兩次提出來反對唱《東方紅》這個歌，反對喊毛主席萬歲。就是要中央來禁止群眾唱《東方紅》這個歌，禁止喊毛主席萬歲，而這是幾億人民的事，中央怎么能禁止呢？我們沒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他就講不下去了。搞一次，我們不聽他的，不理他，他就不講了，再提一次又沒有理他，他又不講了。但是他到外面講。西樓講不通，中央會議上沒有市場，就到別的地方找市場了。而這股風，被中央的兩篇文章，兩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壓下去了。那兩篇文章一出來，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就反不起來了。但是彭德懷同志還是不死心哩。“七大”黨章有這么一條：我們的黨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為指導思想，那時彭德懷同志參加我們那個黨章起草小組，他就提議不要寫這一條，他又沒有什么道理，就是試探吧！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他是試探試探哩！只要提一句沒有人理他，他接著就不講了。可是我們就很注意。到“八大”開會時，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會討論鄧小平同志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沒有把那一段寫上去，彭德懷同志就說，那一條為什么沒有了？“七大”黨章有的啊，現在是不是要寫上去啊，你們為什么劃掉了？劃掉了是不是外國人看見不好，中國人看見也不好？他主張寫上。他講了那么一篇，他以為我們忘了他在“七大”時講的話，時間過去了十多年，可是我們記得清清楚楚。所以兩篇文章出來之后，他還是不死心。他的意思是這樣的：“既然我在‘七大’反對你們寫上去，‘八大’你們又劃掉了，你們為什么不承認‘七大’寫上去是錯誤的？而我是對的，那時我是反對的，蘇共開了二十次代表大會，你們現在不敢寫上這一條，你們于心有愧。我贊成寫，你們還是不敢寫。”有這么個神氣，有這么一股勁。那時我答復他，“七大”時，有必要寫這一條，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的領袖問題已解決了，“八大”的決議里可以不寫。因此，他很難講下去。所以他在政治局是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話總是講不下去，露那么一點，下面的話就說不下去了。他很不高興政治局會議，因此，就不愿到會了，經常不來了，來了發言又不聽他的。所以他跟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條心的，話不投機，聽又聽不進去。

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是還要搞別的同志的“個人崇拜”？也可能的。這完全不是為了那一個人，更不是為了我個人，或為了爭選票，不是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懷同志搞“個人崇拜”呢？我也想過，后來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個人崇拜”的，我可以感覺出來，不能搞。因為他自己極力搞他的“個人崇拜”，裝得很認真，在各方面極力表現自己，他有個人野心。但我看他這個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個人的想法，他自以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

他講了毛主席及講了我們其他一些同志的壞話，而我們沒有講過他的壞話。今天在座的同志，幾十年來，你們聽到過毛主席和我們其他同志，講到過彭德懷同志的壞話沒有？你們聽到過沒有？沒有聽過嘛！我們總是不講他的壞話嘛！雖然他有那么多缺點和錯誤，我們不是不知道。有些同志講，彭德懷犯這么大的錯誤，還做中央政治局委員，還做國防部長，什么道理？為什么不早講？我們早講，那是講他的壞話。我們是不講的，我們遵守紀律。要講，當他的面講，在會議上講，此外我們不講。而他則是不遵守紀律的。當面不講，會上不講，背后亂講。講了幾十年了。他有這個優越條件。人家要遵守紀律，是受束縛的；他不遵守紀律，就無拘無束，自由得很，他是這樣自由的講，所以造成他們的一些影響。那么好吧，他們講了幾十年，我們講彭德懷同志幾個月的話，總可以講吧！

為什么彭德懷同志當面不講，會議上不講，要背地里鬼鬼祟祟去講呢？不明火執杖起來反對中央呢？我想彭德懷同志他的方法主要是進行陰謀活動，他的反黨反中央，跟高崗他們一樣。他的綱領不是明火執杖地統統拿出來，而是背地里鬼鬼祟祟地進行陰謀活動，他的嚴重性也在這一點上，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幾次黨內斗爭，陳獨秀是完全提出自己的綱領的，是明火執杖的，瞿秋白也是有綱領的，王明也是提出綱領的，李立三也是提出綱領的，第二次王明路線也是提出綱領的，明火執杖起來反對的，這也好，不論你對也好，錯也好，你明火執杖起來反對是可以的。但是高崗、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不是統統把自己的綱領拿出來，他們扭扭捏捏，拿那么一點，試一試，做一個幌子，幌那么一下，就收起來，為什么這樣？因為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黨中央的威信高了，毛主席的威信高了，黨進步了，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提高了，他的市場很小，那是提不出的，提出來沒有好多人贊成，所以他們不能明火執杖把自己的綱領統統拿出來，他要搞陰謀，鬼鬼祟祟的搞。他自己懂得，如果統統把自己的綱領拿出來，他自己立即會垮臺。他要隱藏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路線，資產階級的綱領隱藏起來，進行陰謀活動，所以這是個陰謀集團。

彭德懷同志要求民主，要自由。他們要求民主，是要求講怪話的民主，要求反總路線的民主，要求宣傳資產階級路錢的民主自由。他們感到有壓力，為什么？因為好人多了，正確的人多了，他的那一套拿不出來，一講就遇到人家的抵杭，于是感到有壓力。他們實際上是要求講了資產階級綱領之后，別人不能批評，只準他講話，不準別人講話，這就是他們的民主。只準我講，你不能講。你講了就是有壓力，就是不民主。我講了，你不能駁。他們所要求的民主，實際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要無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就叫有壓力。我們開這么一千多人的大會，還不是民主嗎？他說這個不叫民主，這個叫壓力，你開這樣的大會來壓我，要操我的娘，這叫什么鬼民主啊？！他是這樣想的。因此，所謂民主，所謂自由，是有階級性的。同志們要看到這一點：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相反有了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了。這是毛主席講的。我們是講民主的，是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毛主席講過，毒草要放也可以自由放出來，你有自由放毒草，自由講怪話，但是我們也有鋤毒草的自由，反駁壞話的自由。要有兩方面的自由，而這個他是不贊成的，所以他們感到有壓力。毛主席講，彭德懷反對人家的獨裁，實際上他自己要獨裁，與其你來個資產階級的獨裁，還不如我的獨裁好，在這個地方是不能謙讓的，不能輕視的。

高崗、彭德懷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都造這個謠言，說我有一個攤攤，很有私心，而且要篡黨，并且在毛主席到重慶的時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謠說人家要篡黨，實際是他自己要篡黨，他自己搞這個事的，他有目的的。我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們那一個布置啦？一你們可以揭露，篡黨布置有無證據？當毛主席有別的事情或有病的時候，中央決定要我代理他的職務，我自己也認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別人代理也不見得怎樣不好，在這種時候，我是不推辭的。如果我覺得別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為別人搞“個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別人的票了，因為別人代理比我好嘛！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962年1月27日　): 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是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該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動。他在黨內背著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消除，從長遠來講，對于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自己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后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大舉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斗爭的根本原因。

彭德懷同志帶領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一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

以上摘錄，應有助于我們認識彭德懷問題。　　

以上著重回答劉文的主要觀點，至于其它史實有待進一步核對和評說。　　

毛主席對《再論陶里亞蒂〔１〕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稿的批語和修改指出：“一種很有趣味的現象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中普遍地出現了。什么現象呢？就是那些自稱手中握有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英雄好漢們，卻十分害怕他們所使勁地斥責的所謂“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了答辯他們的攻擊所寫的文章。他們不敢在他們報紙、刊物上發表這些文章。他們膽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對我們的答辯文章，不敢讓自己國內的人民同它們見面，嚴密封鎖，水泄不通。甚至用強大的電臺干擾，不使人民聽到我們的廣播。可愛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你們既然肯定我們的文章是錯誤的，何不將這些錯誤文章通通發表出來，然后逐條予以批駁，以便在你們自己國內的人民中間能夠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們稱之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邪魔外道呢？你們為什么不敢這樣做呢？為什么要封鎖得鐵桶一般呢？你們怕鬼。一個“教條主義”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幽靈在全世界徘徊著，這個幽靈威脅著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脫離群眾，所以你們害怕真理，害怕的情況達到那樣可笑的程度。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在全國全世界人民面前公開辯論，雙方互登對方一切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希望你們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東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條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當作我們的回答。有時我們只登載你們的錯誤文章，我們一個字也不作回答，讓讀者們自己去思考。這難道還不算公平合理嗎？現代修正主義的老爺們，你們敢不敢這樣做呢？好樣的，就敢。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的呢？請回答吧。”　　

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這樣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列寧：《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七九頁　　

我們如果愿意仍然成為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到更下層和更低層中間即到真正群眾中間去，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全部意義和全部內容就在于此。我們只有揭穿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實際上出賣群眾利益的勾當，揭穿他們維護少數工人暫時享受特權的行為，揭穿他們傳播資產階級思想和影響的做法以及揭穿他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我們才能教育群眾認識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們利用帝國主義戰爭打打停停的漫長而痛苦的動蕩過程，來為社會主義和革命進行斗爭。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八頁　　

在市場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情況：那個叫喊得最兇的和發誓發得最厲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壞的貨物推銷出去的人。列寧：《工人的統一和知識分子的“派別”》（一九一四年五月），《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九四頁　　

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以馬列毛主義為指南，正確認識歷史，革命人民才能團結起來，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　　

　2010-04-11　　　

　 　附文：

劉少奇之子談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　　

　2010年04月09日　 07:59 鳳凰網歷史　　

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作者：王光美 劉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4/09/516126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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