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經驗轉用于國營工廠管理——對一位老廠長的訪問記

訪談整理：老田
訪談時間：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我1924年出生在保定阜平縣，1933年上小學，楊老師是地下黨，解放后曾經擔任過察哈爾省委書記。第二年國民黨到處抓共產黨，他跑去山西，后來跑去內蒙，老師走了之后就上不成學了。1937年楊老師從外地回來，正趕上組織成立農會，全稱是農民抗日救國會，就擔任農會主任。他讓我跟他去，父親說你兩位老師比我對你都好，你就聽他們的吧，叫干嗎就干嗎去吧。這樣，我就出來參加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大背景是平型關戰役之后，八路軍東進，晉察冀根據地就開始建設。我剛剛出來時是在縣農會，1938年春天到了邊區農會。38年5月到晉察冀省委，后來改為中央局，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機關工作，算是部隊供給的地方單位。

進城之后，我先是在工商局，1954年各地成立計委，我調到計委任化工處長，當時計委有四個工業處：重、輕、化、紡。1964年四清時期，調去自行車廠當廠長，后來又去了一個工作隊，文革后書記被打倒之后沒有能夠站出來，這樣我就“一肩挑”到1978年，這年市里成立對外貿易辦公室，調我去參加組建工作，后來改成進出口委員會，1982年退休之后在家里呆了一年。市長說我身體那么好不能叫歇著，就又去市技術改造辦公室到65歲退下來。

一、在根據地的經歷

在戰爭年代，環境造成的一種特殊情況，等級越不明顯就越好，敵人就越是分不清干部群眾，干部一脫離群眾就會陷入危險。那時候，大家吃的一個樣，穿的衣服一個樣，跟老百姓睡一個炕，什么差別也沒有。就算是有差別，也是很小的，供給制管吃穿，零用錢我每個月一塊，聶榮臻司令員每個月五塊，此外什么差別也沒有。在稱呼上，除了聶司令員和政委還稱官銜之外，地方上沒有稱官銜和職務的，劉瀾濤是書記，我沒有聽見人叫書記的，都是稱名字或者同志。省委機關中間，林鐵是組織部長，李葆華是宣傳部長，大家都叫林鐵、李葆華，下來呢宣傳部胡錫奎、鄭天翔、張春橋都算是干事，沒有什么處長科長，組織部也一樣不分，部里好幾個姓陳的，就按照年紀叫大陳二陳三陳四陳，誰官大官小都沒有什么感覺，都是在認真干事兒，也沒有說誰是幾級幾級，這都是進城之后的事兒。那時絕對沒有稱官銜的，也沒有條件鬧級別待遇，住老鄉家的房子，也沒有條件分出等級來。進城之后才是這個長那個主任，工資啥的也不一樣，根據地時期沒有那么多等級。

整風運動期間，我們那里也搞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沒有搞搶救運動。1944年我就從機關出來，擔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47年頒布《土地法大綱》之后，調到雁北去參加土改。土改結束后，原來預備調我去渾源縣當工商局長。48年上華北局黨校，當時集中了2萬多人，預備南下新解放區建立政權。對于平津，原來是預備圍而不打，結果北京和平解放，天津也打下來了，原來預備南下的2萬干部就直接參加接管平津，晚上薄一波開會講話做動員，第二天早上就走，分配工作也就是一撥拉就去就任。因為進黨校時，填表中間說是從工商局來的，進天津后就把我分在工商局里。入城之后，我參加接管市社會局，這是國民黨設在工商業里頭的特務組織，管私營工商業的。在進行人事接收之后，我在區里面當了一年的分局長，后調到市局當工業處長。

進城之后，開始還是供給制，是根據地帶來的那個辦法，1952年評級之后改成工資制，因為我有兩個孩子，改工資制之后我還要少一點，別人都增加了。根據地的傳統是逐步地變過來的，級別從1952年就開始分，我在工商局評成14級，到計委工作之后就評成13級，以后就沒有再往上評過。四清開始13級以上，就停止升級了，下面還有。一分級別，住的房子就不一樣了，車也不一樣了，見面也不容易，距離就出來了，上下級就很生疏了。因為我參加工作時年齡小，見的官也都不小，也不怯他，歲數小沒有官大官小這個概念，有什么就說，有時批評不對人家告訴你哪里不對，有時看你說錯了就不理你，我反正沒有什么顧忌。剛進城的時候還算隨便，開娛樂晚會，市委黃書記照樣出個節目。

1953年開展“新三反”，有個同志給我提意見，說我太不尊重領導了，老是喊老杜老杜的，局長從來都沒有叫過。因為以前在機關習慣了，沒有叫過這個長那個長，這次人家已經提出批評了，就只好改過來。

二、建國初期的公私關系與官民關系

解放后私營工商業最活躍的是50-51年，資本家有人稱之為黃金時代，到了三反五反之后就差勁了。此后，工廠里頭黨組織和工會力量就比較大，資本家搞點偷工減料都瞞不過工人，五反時工人出來揭發批斗資本家，大多數資本家都讓批斗了。五反運動最后落實政策時，定成嚴重違法戶的也不多，抓的人就更少了。橡膠工會是資本家組織的，他們在抗美援朝時期大批接受訂貨，做些鞋子、雨衣等，偷工減料特嚴重，影響到前線戰士，這就被抓了，至于一般性問題就沒有再追究。

三五反之后，就加強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經濟命脈也逐步控制在我們的手里，私營工商業活動的余地也不大了。農村來的物資基本上是掌握在國營商業手里，為此成立了國營花紗布公司、糧食公司、百貨公司、化工公司、五金公司、土產公司，這些公司控制市場物資供應，收購各種產品。

工業品生產上，當時各個行業大的工廠，基本上都是在我們手里，一解放全市企業中間，國營工商業至少有一半，日本人留下的棉紡廠、自行車廠、機械廠都叫我們接收了。紗布生產基本集中在國棉一廠到七廠等幾個大廠手里，私營最大的紗廠恒源只有3000錠，只有化工行業有兩個大廠是私營的，一個久大一個永利。對于那些私營的小織布廠，由我們供應棉紗回收布匹，成為加工企業。由于私營企業逐步成為我們的加工企業了，工商局的業務處就改成加工訂貨處了。

從加工訂貨到公私合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兒了，原料和大批銷售我們都管住了，兩頭都卡在我們手里，從原料到銷售渠道都是國營企業控制的。然后，在私企的生產過程中間，再加上一個共產黨組織和工會監督，資本家想要一夜暴富也不可能了，三五反之前資本家發點昧心財，到了運動期間都給揭發出來都罰沒了。那時我們對私營工商業的控制力度比現在強，現在完全控制不了，私企沒人管放任自流，坑蒙拐騙的都有，一夜變個大富翁。

到1956年資本家就敲鑼打鼓合營了，資產也不是白送，他們還拿點定息，最開始一定七年，后來又延長三年，79年鄧小平上臺又集中地給過一次。資本家本人也還參加管理，廠長我們派，資方還擔任副廠長，但私人企業是消失了。到了1960年代，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企業都是國營和集體的，設有國營工業局和地方工業局歸口管理，私營只剩下一些夫妻店之類的代銷點。大的都公私合營了，小的個體戶都成立了合作社也集體化了，二輕局專門管這些小商合起來的企業，最開始叫手工業局。后來的計劃經濟，就是這么建立起來的，生產資料基本上就只有國家計劃一個渠道分配了，繼續創辦私營企業也沒有條件了，甚至李先念連發卡子都管住了，不給你鋼材連發卡都生產不了。國家計委開會，一個是分錢，一個是分物資，分錢就是分投資搞基本建設。

三、公有制工廠的內部管理感受

在工廠內部管理上，私企管理人員是資本家方面的代表，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系統的企業他們派出的廠長與工人沒有任何關系，解放軍進城之后開始是派軍代表，對舊的管理人員實行“原職、原薪、原制度”，時間不長；政府機構接管時也搞過“三原”，我們供給制拿100塊錢，他們原薪拿300塊，他們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時間不長就改過來了，逐步地按照我們的方法辦，舊官員能用的人就留下來變成我們的干部。等到我們自己往工廠派廠長的時候，就按照我們的方法進行管理，這就大不一樣了。

工廠管理中間學蘇聯的不少，八級工資制和定額管理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也推行過一長制，但是沒有認真執行過。我們過去管理部隊的方法，歷來是黨委領導，行政指揮是廠長，重大事情還是黨委決定，真正的“一長制”不記得實行過。我們原來根據地的一套經驗，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加上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就把這個搬到工廠里頭來。解放后的干群關系跟解放前有根本區別，我們對工廠除了派軍代表或者廠長、書記之外，副廠長、支部書記、車間主任等管理層基本上都是老工人，外來干部很少，中層管理人員全部是從工人中間提拔起來的。現在故意分成白領藍領，故意分成不同的階級、擴大差別，原先工廠里根本分不出干部和工人的差別，干部大多是昨天的工人，生產中間有什么難題干部照樣下手去干，這跟國民黨時期干部穿得干干凈凈的、跟工人不發生多少聯系、光在那兒發號施令完全不一樣。

現在這種管理，想要管理好一個企業很難，我也不知道今天應該怎么管理，廠長拿百兒八十萬，工人才千兒八百的，工人絕不會產生一個愛廠如家的感情，更不會認為跟廠長是一個階級。真正的領導權不是上級委派的，而是工人自下而上給你的。工人要是不買你的帳，一個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光依靠物質刺激、處分人就能夠搞好一個企業？這個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的。

我在工廠那么多年，工人對你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文革期間。我那時13級，大概一百五十幾塊錢，到工廠之后比八級工的工資少幾塊，并不比工人拿錢多。但工人是八小時工作制，廠長就不能那么消停了，一天最少也得轉悠十來個小時，很長一段時間是吃住在廠里，三班工人都得見面，等到夜班工人十點鐘上班之后，轉一圈才回家睡覺。夏天車間里頭熱，工人說廠長這可熱得不行，我說我也沒有辦法我們一塊兒干吧，我上最臟最累的地方，這樣工人就沒有什么說的了。對于工人家庭生活方面的其他困難，我組織干部進行家訪，幫助解決。當時廠長也已經可以坐汽車了，我堅決控制住沒讓買，后來買了個吉普車，指定送傷病員專用，我自己歷來是騎個自行車上下班。我后來離開工廠，一家伙買了一大批小車。

工人承認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員，認為你沒有為個人服務而是為大家服務，真正的領導威信才能樹立起來，工人的主人翁感覺才會產生，這樣，他們才會認為不是為別人勞動，而是為自己、為國家勞動。如果沒有這種工作作風，工人把你當作頭頭看，說話的效果就大不一樣。沒有工人的自覺，僅僅依靠獎金各種辦法去刺激和制約工人，都不管大用的。工人一到點就要上下班，你管得著嗎？當時好大一批工人根本就沒有上下班的概念，自立目標，任務沒完成就堅決不下班，你趕都趕不走，夜班工人上班了，中班工人還是不走，我逗留在車間那么晚，一個最通常的事情就是趕工人下班，你逼急了他從前門出去，轉了一圈從后門又回來了，這種積極性不是獎金和金錢能夠買來的。那時沒有一分錢獎金，也很少加班費，有一年我說自己打算犯個錯誤，給工人發點獎勵，也就是一個人發一個搪瓷缸子。

共產黨人的管理經驗中間，也不是光靠自己的模范帶頭作用，毛主席說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共產黨的一貫優勢，現在好像是沒有了。在我1964年進自行車廠之前，管理也是一樣，我進去之后也沒有大改，只是工作的深度不一樣。原先從蘇聯抄襲來的那些東西，因為不適應，慢慢的都沒有了。管理基本上不靠物質刺激，我在自行車廠十多年，從1964-78年，工資也部分地調整過幾次，而且調工資還不是管理人員說了算，要先由班組評議，然后才是車間主任和書記參與意見，這也是相互結合的。工人的技術升級也停了一段，只有學徒工轉正還在。

1964年搞完四清之后，中央提出工業學上海、學大慶、學解放軍。我和兩個中層干部一起，帶領一百多個班組長去上海自行車廠跟班學習，并不是一個人去看了回來說怎么怎么回事，要工人聽你的。那是真學，跟永久廠工人一起上下班，回來之后由班組長們直接向工人轉達先進經驗，這比我們傳達的效果好。本來我們廠與上海廠相比，原來是我們廠比較好些，困難時期在廠里提過“生活第一”的口號，工廠紀律就有些渙散了，具體上海廠哪兒好我也看不出來，但是班組長很清楚。有個沖壓班長就發現，上海廠同樣的設備產量比我們廠高一倍，他就天天盯著看，看了三天之后就發現，上海廠工人是充分利用8小時時間，給他支煙他夾在耳朵后頭不抽，也很少喝水這樣就不用經常上廁所，他們也沒有更多的絕招就是充分利用八小時，他這么一傳達工人就很信服。一百多個班組長回來之后，效果就非常好。

中央提出學大慶之后，天津市組織了一次參觀，我去了，這是1966年的事情，回來之后發現滿廠子都是大字報，文革已經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真正起到效果的是，有個大慶的鉆井隊調到天津附近的大港油田來，我們還是老辦法，派支部帶著工人去跟班勞動，工人看到鉆井隊的勁頭之后也很感動，說他們的工作條件比咱苦多了、干勁大多了，咱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活呢？所以，學大慶的效果也比較好。66年去大慶參觀都是市里面組織的頭頭腦腦去參觀的，最后還是組織工人去鉆井隊的效果最好。

政治思想工作包括階級教育，解放初期天津私營企業產值就是五個億的樣子，現在私企的勢力比解放前大成百上千倍，卻沒有階級了，雖然不讓說資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還是存在的，這個很明顯。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光靠管卡壓那是不能調動工人積極性的。好多老工人見了我還說，那時候邪了門了，沒有一分錢獎金還玩命干，現在給了錢還要想辦法偷懶。我們這些人革命幾十年，除了政治思想工作還有嗎呀，不就是靠這個，現在確實沒有了，可能也不好講了。

四、文革期間的管理重建過程與群眾性的技術革新

那時在工廠里頭搞技術革新，就是按照毛主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辦，光是技術人員也搞不了技術革新，光是老工人也搞不成，就是要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的三結合。只要是群眾運動起來了，那個積極性就沒法說，74年那段很多工人吃住在廠里，幼兒園的教師也到廠子里頭來轉找點事情干，她們做不了技術活，就幫助工人洗衣服縫被子，總之，她們不參加一下就覺得自己對這么大的事情一點貢獻都沒有，心里不踏實。廚房的大師傅，主動送水送湯送飯，這種熱情和主人翁態度絕對不是拿錢就買得到的。工廠的管理科室都按照服務于一線需要，改進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千方百計給一線創造條件。現在不用這一套了，還有些人寫文章講話說這一套都沒有用，認為搞企業拉市場就是用白領，搞些請客吃飯跳舞唱歌效果好。

文革期間造反派分成那么多派，當權派沒有分裂，我們始終只有一派，我說話干部們還聽，我要他們不要瞎摻和，這個話那些中層干部聽進去了。七斗八斗，那些干部說還是跟他干，認為我信得過，不出賣人，就算是斗我也還是那么說，最后還是叫我出來。我始終不承認是走資派，勞動半年多，胃病倒是好了。我1968年出來工作之后，指揮反而更靈了，生產也是直線上升，產量一年一個臺階，66年產量34萬輛，67年19萬，68年35萬，69年50多萬，此后就是60多萬，1974年說干到100萬，也完成了。1977年170萬產量時我離開了自行車廠。

除了學習先進經驗之后，還經常進行憶苦思甜工作，這不是只進行一次，因為廠子里老工人多，憶苦教育的效果很好。隨著形勢的發展，結合廠子里頭的實際情況，不斷地搞大辯論、大批判學習班，在正面教育之外，還經常批判各種歪風邪氣，大樹好人好事。1968年提出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口號，這是從北京來的，當時舊的規章制度都沒有了，通過這個重新建立紀律。1969年提出批判“鏟子匠”——有些人喜歡說風涼話，打擊積極分子，譬如他們說誰誰“掙錢不多、管事不少”；還有些人諷刺那些喜歡監督批評不正之風的積極分子是“三班長”（因為只有班長副班長，沒有第三個班長），我們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三班長萬歲”，要大家都參與討論，到底是管事多好還是管事少好？當時很多事兒都弄的挺亂，辦學習班也是一個辦法，提出要怎么樣才能當好班長，怎么才能當好機器的主人，當好國家的主人。通過發起“大討論”加上“辦學習班”的辦法，辦學習班每期一兩天或者三四天，集中解決一個問題，我先講一講，然后大家討論，每次的效果都非常好。從規章制度松弛，到無紀律狀態，經過討論重新回到紀律，自覺性還有所上升，效果反而更好了，指揮更靈了。

等到后幾年，管理上就比較省勁了，說嗎就干嗎，他們也知道我身體不行，有什么事讓說句話交給他們就行了。那個時候的干部與今天確實不一樣，不過干部都是培養出來的，現在都不培養那樣的干部，現在這一套也根本用不上。如果真的是恢復按勞分配為主，也還是好指揮，實際上是按資分配為主，要按勞分配資本家能干嗎？那個時候工人工資不算高，但是福利都有保障，住房子連水電加一塊一個月1.8元，食堂煤水電都是工廠出、大師傅工資也是工廠出，工人按照糧油菜成本買飯菜，看病完全不花錢，子女教育從托兒所、幼兒園都是工廠的，工廠真的就跟自個家里一樣，現在工人不可能還能找到那種感覺了。

以前機器壞了，都是機修組修理，操作工人不參與，此后規定機器修理時工人必須參與，看了一兩次之后工人自己就懂了。要是老是不讓工人接觸，出了故障之后永遠都是不會排除，他們不了解機器，也沒有辦法提出技改意見和設想。我們規定機器壞了要求自己先修，修不好才找修理組解決，這樣熟悉了機器設備之后才好參加技改。從前刀具都是磨刀組在那里磨，后來我們取消磨刀組，由老工人教會操作工自己磨，等到他們自己磨刀的時候，反而磨得更好。

1974年中央提出搞批林批孔，孔夫子到底怎么回事，老工人也不知道多少，當時批判克己復禮，批判復辟倒退，批判上智下愚，我們就把這個批判轉化成技術革新的輿論，我們批判上智下愚，就聯系到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批復辟倒退聯系到我們生產大發展。還提出“拿起兩個武器、開辟兩個戰場，大搞技術革新”，除了口誅筆伐之外，還講求真抓實干，就是在這個輿論下搞的140多項革新，把我廠年生產能力從60萬提高到100萬輛的。

那時雖然有加班費規定，但是你根本沒有辦法算，他老是不走，老是在那兒干，有時候一些工人根本就是吃住在廠里，干脆就不回家了。1974年生產能力是60萬輛，我提出把廠子的生產規模提到100萬輛，有的老工人就說你這個話完全外行，我說我提出目標是要大家想辦法，一邊生產一邊找薄弱環節進行技術改造，還提出給實現擴產目標給“五一”獻禮的口號，從4月5號到月底，25個日日夜夜，除了正常的加班加點之外，有三四百工人吃住在廠里，上班時間完成生產任務，下班搞技術改造，搞了140多項技術改造。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項目是帶鋼切割設備，原先自行車鋼圈是一種切割好的帶材，到了74年海內外的材料來源斷了，進口都是1.5米幅寬的板材，這樣就得做一臺機器把這個板材切割成帶狀的材料，那可不是個小設備，晝夜玩命干，愣是把剪板機給啃下來了，后來用了好幾年才淘汰。

如果工人沒有把工廠看成是自己的，沒有這樣一種主人翁精神，靠強迫加班，靠獎金收買，門也沒有，他們不會跟你干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工廠也受了很大影響，許多老廠房有嚴重損壞，這里塌一塊那里掉一塊，好多工人家里也沒法住了，我們提出生產不能受影響，提出口號“地大震、人大干，完不成任務絕不下火線。”好多工人吃住在廠里，愣是超額完成當年生產任務。像這樣一種領導權，是任何上級都給不了的，就算是給了工人也不會聽。取得了群眾的信任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很多中層干部都是老工人出身，也一樣吃住在廠里，我對他們說：你們該下班還是下班，少了你們地球照樣轉；他們說地球把柄是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對幾個老工人說，你們身體不好要注意休息，他們反問說：你身體難道很好嗎？有了這樣的干群關系、上下級關系，就沒有干不成的事兒，現在你廠長經理一個人就拿上百萬，還要工人玩命干，我比你傻呀？！反過來，廠長也好，經理也好，取得不了工人的信任，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看也成不了大事。

五、改革開放后國企的衰敗

1966年自行車廠工人3000多人，1977年發展到4000多人，我走后規模擴大，人也增加很多，最多時有七八千人。我當時主張，我廠自行車作為全國名牌，不要過于擴大規模，而是要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方面下功夫。到了改革開放年代，全國許多城市都辦起自行車廠，惡性競爭，市政府也老是壓工廠擴大規模，最后產量達到300多萬輛，質量卻沒有什么提高。后來的所謂技術革新，就是買新機器，內部技術能力和競爭力沒有什么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到后來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市兩個大國營廠最高時大概500萬輛的樣子，后來個體戶冒出來，大廠的競爭力就沒有了，現在本市可能有大幾百家自行車廠，總產量大概1000萬輛左右，但兩個大廠都黃了，很多工人就這樣下崗了。原來我廠每年給天津市的利稅貢獻是一個多億（全天津40億左右），私營企業除了拼命壓低工人成本之外，給國家上了多少稅，也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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