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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人說建國初資本家是迫于共產黨的壓力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話往好的地方理解，就是說如果共產黨不用強迫，放低身段哄一哄資本家——就像哄女人一樣，資本家就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其實這是沒影的事。蘇聯倒沒有給資本家壓力，列寧說過，布爾什維克只要國家政權，資本家還可以繼續辦企業發財，列寧也設想過贖買，資本家就是不接受，發動了大規模叛亂，大肆屠殺工人、農民和布爾什維克，以致造成了大規模的階級仇殺。在歷史上，階級之間的沖突從來不會因為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善良愿望而改變。　　

中國之所以會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因為毛或者共產黨制訂了一個總路線，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在這個國家行不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乃至思想意識已完全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　　

全國解放，開始資本家很慌張，但不久他們就發現他們的企業加速開動了起來。他們自己也說：“想不到解放了我們反而發了大財。”甚至還出現了一些“解放老板”（解放前不是老板，解放后反而辦起了企業成了老板）。那是因為長期以來壓迫中國民族工業的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而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樣壓迫民族工業的封建主義與大官僚大買辦資本主義也打倒了。民族工業因此迅猛發展起來。　　

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很快突破了資本主義的限制。如土地改革后農村開始兩極分化，農民又面臨失去土地成為貧雇農的威脅。毛在讀蘇聯教科書時說：“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應當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因為這些利害關系，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的發展。成立大社，組織公社以后，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五三年以前突飛猛進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到了五四、五五年就陷入了困境——不是共產黨讓他們進入了困境，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生產蕭條，商品賣不出去，不少企業倒閉，有一些工人失業。實際上如不是共產黨嚴厲控制，使能夠維持的企業盡量維持下去而不要倒閉，工人不至更多地失業，從而購買力不至進一步地下降，必然還會引起多米諾骨牌反應，使得危機大大加深，更多的企業倒閉下來，從而更多的工人失業。那個時候，共產黨的政策是：企業只要能夠勉強維持就決不能倒閉。資本家的原則是賺錢，如果企業不賺錢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將企業關閉。在資本主義工商業遇到嚴重困境時，光讓資本家堅持也確實不能長久，社會主義改造就應運而生了。所以當時的實情是，資本家敲鑼打鼓地擁護社會主義改造。中國資本家所以會接受改造那是他們的企業本來就辦不下去了，與其在那兒硬撐，甚至賠本堅持，倒不如把一個無法收拾的攤子交給共產黨代表的人民，自己坐收定息還不至于一無所獲。至于他們以后怎樣議論這場社會主義改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社會主義改造后，1956年工業立即得到了極大的飛躍。　　

《建國大業》里借毛的口，說共產黨不會管理經濟，所以要把資本家請回來，這是騙不學歷史的人。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在“進京趕考”之前作了著名的報告，明確指出，革命勝利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關于在城市斗爭中依靠誰的問題，毛尖銳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毛說：“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毛還說：“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　　

但是，《建國大業》也沒全錯，它至少說出了部分領導人的心聲。1949年中共中央遷到北平不久，劉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國綱領，這就是放手發展私人資本主義，鼓勵資本家大膽地剝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青年時代”，“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　　

劉不僅這樣明顯地同黨的決議唱反調，而且對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大加撻伐，橫加指責。這突出地表現在從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圍繞山西省委在晉東南老區試辦十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展開的一場爭論。山西省委提出，“對于私有制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劉一開始就支持華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見。他先是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批評山西省委的辦法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接著，在華北局更嚴厲、更系統地批評山西省委，說“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后才是農業集體化。”富農要求參加互助組，“領導上應采取不干涉態度。將來富農要以階級姿態出現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權會被富農操縱。……沒關系。這就是‘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奪它。現在富農固然有剝削，但也有好處，能穩定中農，有利社會生產。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基礎。”“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可輕易地動搖、削弱和否定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個農業合作社豐產增收、吸引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鮮活實事，上報華北局、中央，劉仍然在報告上批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企圖把這一新生事物扼殺在搖籃里。　　

這場爭論開始毛不知道。毛發現后，把劉、薄一波、劉瀾濤找去，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針對劉“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論調，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　　

顯然，當時，不論是劉，還是薄一波，他們的思想仍然固守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國的富強寄托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上。他們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鄉資本主義一邊。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稅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張，實際上是通過稅收，促進資本主義發展。　　

劉為了貫徹自己的綱領，竟發展到一些中央會議的決議，不經毛的審閱，就以黨的名義下發。毛兩次書面批評，指出：“這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　　

由于當時劉、薄一波受到了毛的嚴厲批評，高崗就認為毛要倒劉，也覺得到還權于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私下找了彭德懷、朱德、林彪等商量，要重分權力，拉陳云，鄧等，結果鄧向毛告了狀。這事鬧大了，逼毛表態。高崗是堅定的走集體化的道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毛開始是支持高崗的，反對薄一波、劉的右傾路線的。高崗真正的錯誤是違反了組織原則，是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出發點不是篡奪毛的權，是奪劉、周恩來的權。毛權衡輕重，支持了以劉為首的文官集團，他發意見說有一個公開的司令部是毛，有一個地下搞陰風的司令部，搞地下水的人指高崗，批評他。　　

劉、周恩來要借毛指示倒高崗。借毛外出之機，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一氣之下自殺了。最后，劉給高崗定一個高饒反黨集團案。真實的情況，高崗不是反黨，是和劉內部權利之爭、路線之爭，他沒有反毛主席。高崗是毛為保劉犧牲的第一個重要人物，后來毛在文化革命中說，高崗如果當時不自殺，現在就可以使用了。　　

劉的錯誤路線集中表現在他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一綱領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劉在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起草的《共產黨員標準八項條件》講話中，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條件》的第二條說：“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終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從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壞私有制的思想是貫穿于他這一時期的文章、報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現在我們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　　

通過批判劉的錯誤思想，制訂了黨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尖銳地指出：“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　　

這場斗爭的主要內容是對城鄉私有制的態度問題，而斗爭的實質則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較量的第一回合。較量的結果，是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公布，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到一九五六年，取得了一化三改的偉大勝利。　　

曹為平回憶，1954年剛開始準備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傳下了劉的“政策”，說所有職工在社會主義企業里都要成為合同工，廣大工人聽了都很害怕，對這種“社會主義”發生了反感和抵觸情緒，都說：“在舊社會資本家那兒做，一般只要好好干還不會失業，到了社會主義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沒保障了？要每隔幾年簽訂一次合同。”——其實正是在1954年通過的憲法里就規定，人民群眾有勞動（即就業）的權利，也就是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有保障。劉當時就違反憲法。后來傳來消息，毛批評了這一主張，說：社會主義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廣大工人立即轉為最最堅決地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工人們確實眼最亮，心最明。　　

50多年后，中國又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在東莞，這個中國資本主義的窗口，大量企業破產、轉移，而且越是5、6千人的大廠越是容易破產。這難道也是左派干的？當然不是，左派早已經被打成“三種人”了。這是由于資本主義已經無路可走了。資本主義把80%的人變成了窮人，因此也成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且它又不可能通過國外來轉移經濟危機，相反地，只能承受美國人帶來經濟危機。劉書記想要騰籠換鳥，搞產業升級，完全是癡心妄想。要發展高新技術？憑你一個小小企業，有可能嗎？沒有國家支持，高新技術能發展起來？想想空客是怎么發展起來的，集十幾個歐洲國家之力啊！但東莞根本就沒有創新發展的勇氣，它幻想的是發達國家把高科技企業遷到東莞來——人家有毛病啊？把利潤的大頭白白給你？劉書記可以禁摩、禁電、禁豬，但在歷史上，只有生產力具有獨立性和個性，它不聽從任何人，哪怕你是書記，哪怕你是總設計師。總有一天，被從后門悄悄送走的社會主義，又會被敲鑼打鼓的歡送回來。“風物長宜放眼量”，50年，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浪花一小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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