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贊鄧小平的周總理遺言是這樣被炮制出來的【組圖】　　

[ 愛你一~~萬~~年~~~ ] 于2009-12-31 21:58:48 上帖 [ 發短信 ] [ 表狀 ] 　　

追悼會后，　李　君旭、袁中偉等憂慮國家時局，把話題轉向總理逝世后會不會留下遺言，猜測如有遺言總理會說哪些內容。一幫“熱血青年”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全融進了　李　君旭的大腦。他不動聲色地創作了一份此后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事件當事人之一　李　君旭年輕時　　

《重返1976》出版鉤沉“總理遺言案”——首度披露“文革”末期一起牽連甚廣的政治事件　　

北京青年報　12月21日　報道 一封橫空出世的“周總理遺言”，在1976年全國人民手中傳抄；后來卻被發現這份“總理遺言”是一個23歲青年，模仿周總理語氣炮制的。這一充分肯定鄧小平、給全國人民帶來希望的“謊言”，釀造了“四人幫”覆滅前一起全國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記者昨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獲悉，首度披露33年前“總理遺言案”的紀實作品《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現已通過審查、正式出版。該書作者袁敏，為當年“總理遺言”事件當事人之一。　　

“遺言”的炮制者，是　李　君旭，當年23歲的杭州汽輪機廠小工人。　李　君旭是《重返1976》作者袁敏的中學同班同學，也是袁敏哥哥袁中偉的“好哥們兒”。在袁敏的記憶中，　李　君旭　一米　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發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其父母分別為浙江省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均系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國。　　

據該書披露，　1976年1月15日　周總理追悼會后，　李　君旭、袁中偉等一群經常聚會的“好哥們兒”，在憂慮國家時局時，把話題轉向總理逝世后會不會留下遺言，又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會說到哪些內容。一幫“熱血青年”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全融進了　李　君旭的大腦。他不動聲色地創作了一份此后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寫給鄧穎超；第二部分寫給“主席、中央”，里面稱“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今后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么困難都會克服”。并表示，“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　　

作者袁敏稱，當時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滾巖漿，隨時都將噴涌而出”。這封“總理遺言”，“充分考慮了總理的處境和語氣”，“讓人無從懷疑那確實來自周恩來，并恰好說出了經歷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國人民的心聲”。這份并不真實存在的“總理遺言事件”曾被寫入《鄧小平傳》。“總理遺言”在全國迅速傳開，“除了新疆等極少數地方，全國各地幾乎被人人抄錄”。　　

兩個多月后，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四人幫”發出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告：“‘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制造者　李　君旭就被公安部“網入囊中”。但他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不符合上面追查要求”。　　

據袁敏對　李　君旭的追訪披露，被逼問誰是真正的“遺言制造者”時，“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　李　君旭在連續受審四十多小時后說出了作者哥哥袁中偉的名字。而作者姐姐當時交往的男友之父，正任浙江省委領導，而且他還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并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審查”就此“定案”。袁中偉面對審問，直接承認“就是支持鄧小平上臺”。該案涉及七個家庭，關押要犯12人，受此牽連的 “傳抄者”更是無數。　　

經過一段時間的牢獄生活后，隨“四人幫”覆滅，這些被關押者也被“平反”，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軌道。但　李　君旭命運最令人感喟。據該書披露，他剛出獄時，有段時間被推為“反‘四人幫’的英雄”，加之文采斐然，歷任《浙江日報》評論員、文藝評論部副主任、浙江大學宣傳部副部長、《東方青年》雜志主編等，但仕途因病發生轉折。“獄中，　李　君旭因失眠開始服用安眠藥。長期對安眠酮的依賴，讓他身體每況愈下，直至正常生活都成問題。前一陣子傳出過病危的消息。”　　

　　　　　　以上為北京青年報的簡略報道。下面是作者袁敏的原文刊載，摘自：《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作者:袁敏 　　

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　　

當我哥哥從關了十八個月的京城監獄放出來后，有一些媒體想采訪他。我哥一概拒絕采訪，他對媒體說的那句話我至今都沒有忘記：二十年內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白云蒼狗，世事滄桑，當親歷那個轟動全國的驚天大案的當事人開始一個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意識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飛煙滅，而有些事情卻無法留存空白。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應該讓它留下痕跡，二十年內不能說的事情，三十年后應該可以說了。　　

1976年春天，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們家那幢有著“菩提寺路蕙宜村1號”這樣清雅名字的小樓再遭劫難。第一次劫難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幫造反派把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這個字眼。父親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務、走資派”，并打上鮮紅的大字，掛在墻上的那部黑色老式電話機被掐斷了電線，話筒拖著電線耷拉下來。我不明白為什么曾經被小轎車接來接去的父親突然間就變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紹興話和自己干地下黨的革命故事做長篇報告并博得陣陣掌聲的母親，為什么一夜間就淪為了“假黨員”？但很奇怪，那時我心里并沒有多少恐懼，面對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興奮。　　

然而，1976年那個春天的下午，我卻感到了巨大的恐懼。　　

那樣的恐懼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時一瞬間從后脊梁上躥上來的。他們出示介紹信，態度溫文爾雅，還叫我們不要緊張。但他們抄家的細致、深入、滴水不漏讓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網密布的閣樓上打著手電亂照；一些人將曬臺上的每一只花盆連花帶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則是拉開每一個抽屜打開每一口書櫥翻查，只要看到帶字的紙片、本子、信箋，無一遺漏，統統拿下。沒有人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事情，也沒有人向我們解釋抄家的緣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紹信和他們身上威嚴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們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親被從家中帶走后緊接著就進行的，事先沒有一點跡象和征兆。“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又被“靠邊站”的父親，與外界幾乎是隔絕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張老舊的藤躺椅上翻看書報。來找父親的人說：組織部的人要找你談話，請你跟我們去一趟。父親沒有任何懷疑，起身就要跟他們走。我想，父親一定一直在等待著什么，他一定想當然地認為組織部找他談話也許和他久久的等待有關。5月的天氣已經很熱，父親當時只穿了一件老頭汗衫。出門時，來人似乎不經意地看了父親一眼，說：再帶一件外套吧。就是這句話讓站在一旁的母親感到不安。母親當年曾是紹興城里與日寇和汪偽特務機關斗智斗勇的地下黨員，她的警覺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覺得這么熱的天來人卻要父親帶一件外套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親，叫她不要神經過敏，但事實馬上證明母親的人生閱歷和經驗是我遠遠無法企及的。母親拉著我的手走到曬臺上，從那兒我們清楚地看到樓下路口的拐彎處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父親上車時回頭看了一下，我不知道當年同樣也是老地下黨員的他是否這時也意識到這次離家也許就回不來了，但我相信他這一回頭一定是在尋找我和母親，他想應該要和我們告別一下。　　

抄家一直從下午延續到晚上，抄家者將每一個房間的電燈都打亮了，整幢小樓燈火通明。　　

母親這時候顯現出一種臨危不懼的沉著和鎮定，她從這個房間走到那個房間，不斷地問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這兒還沒搜那兒還沒查，最后甚至還把抄家者帶到樓下廚房里，指著一大堆煤球說：你們把這兒也好好搜搜，從前我當地下黨時最喜歡將秘密文件放在這種臟乎乎的地方，敵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著母親一本正經的模樣，尷尬地搓著雙手，顯然他們不太愿意扒拉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記憶中最寒冷而漫長的冬天，周恩來總理的逝世讓全國人民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擔憂達到了頂點。雖然鄧小平同志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出現并致悼詞，使人們懸著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這之后王、張、江、姚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篡黨奪權活動卻更加肆無忌憚，幾乎趨于公開，明眼人誰都可以看出，他們把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從小學就開始磕磕絆絆讀《資本論》的哥哥對政治有一種天然的興趣，從父母這一輩老共產黨人身上傳承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和抱負更讓他像“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幫年輕伙伴們常常聚會，一起議論國家大事。 2月下旬的一天他對我們說，他要到全國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這一走兩個多月音訊全無，誰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從　1 月8　日周總理去世，到　1月11日　周總理遺體火化，北京成千上萬的群眾擁上街頭為周恩來的靈車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萬的人從四面八方擁向天安門廣場，自發地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誰都感到了一種壓抑已久、火山即將爆發的潛流。那一段時間氣氛很緊張，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傳來。我嘴上不說，但心里卻時刻關注著天安門的動向。我斷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門的人群中，我的心終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寧。　4月5日晚上　九點三十分，開始了對天安門廣場悼念群眾的鎮壓，緊接著，全國大搜捕、大追查也開始了。　　

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顯然有別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虛張聲勢的抄家，它是一種更官方更政府的行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親始終沉默著，冷眼看著凌亂不堪，像遭強盜搶劫一般的家，始終沒有問抄家者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父親被從家中帶走；抄家的規模和其深入仔細的程度；兒子出門近三個月一直沒有任何消息……這一切，其中的勾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嚴重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位當年穿行在我黨浙東交通線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經經歷過太多的風霜血劍，面對這樣的搜查，你從她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當時是杭州織錦廠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這天我正好應該上中班。望著家里一片狼藉的樣子，我不忍心離開因心臟病和腹水而剛從“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親。母親平靜地要求我去工廠上班，我說我可以請假，家里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個人留在家里呢？起碼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著你我才能走。（我姐當時已從插隊的東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煉油廠當搬運工。）母親不同意，固執地將我送到樓梯口，還說：沒事怎么好請假呢？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從來不肯因為私事而耽誤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門時我下意識地回頭望了望身后的小樓，小樓上綠色的布窗簾被風吹得鼓了起來，撲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談談”的名義從家中帶走了，而且帶走后和父親一樣從此杳無音訊。　　

上班后師傅問我臉色為什么這么難看，我搖搖頭說沒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點下班，我沒有像往常一樣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徑直回到宿舍蒙頭就睡。當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來，三三兩兩地上床睡覺，宿舍開始安靜下來時，我依然在黑暗中睜大著眼睛，我總覺得好像會發生什么事情。　　

果然，沒過一會兒，門外就傳來嘈雜的腳步聲和說話聲　　

“袁敏住哪個房間？”　　

 “袁敏下中班后有沒有離開工廠？”……　　

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我知道事情終于輪到了我的頭上　　

宿舍的門被重重地推開，門外走廊上的燈和屋里的燈被同時打亮，燈光晃得人睜不開眼睛。我穿好衣服，撩開帳子，從上鋪爬下來，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紅領章、大蓋帽。我什么也沒說就跟他們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會有一輛警車等著我，雖然到現在為止，我依舊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但經歷了 “文革”中的種種遭遇，我也已經習慣于不問為什么了。　　

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廠部庭院里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和帶父親走的那輛一模一樣。聞訊從各個宿舍趕來的工人們把吉普車團團圍住，和我一個車間的師傅們擠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師傅鐘鳳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里滿是驚恐和不解：袁敏，他們為什么要抓你？你為什么要跟他們走？你一個剛剛滿師的學徒工能犯什么法？　　

我看著師傅滿臉焦急和驚恐的模樣，看著越圍越多的工人們攔住警察不讓他們帶走我的陣勢，眼淚一下子涌了上來。說實話，自從我高中畢業分配到這個工廠，我從來沒有把這里當成自己人生的新起點，我總覺得自己只是這里匆匆的過客，不定哪天我就會遠走高飛。面對那些對我們這批高中生充滿殷切期望的工人師傅們，我的心總是游離在距離他們很遠的地方。然而，這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心和他們緊緊地貼在了一起，他們那種發自肺腑的對我的關愛讓我熱淚盈眶刻骨銘心。　　

吉普車駛出工廠大門的時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絲絲細雨，我看到鐘師傅一直追著吉普車喊：袁敏--回來--她那花白的頭發被夜風輕輕吹起，撫慰著我驚悸的心。　　

吉普車并沒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徑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親沒有睡覺，在一片狼藉的客廳中坐著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驚訝，說，你怎么回來了？我沒有說話，回頭看那兩個公安人員。送我回家的兩名公安人員都姓陳，一名瘦小的要年長一些，態度和藹，但目光很銳利；年輕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聲音洪亮，但對我們的態度也同樣和顏悅色。　　

他們向我和我母親宣讀了一份文件，好像是公安部的文件，又說了一些話。事隔三十年，我已記不清文件的具體內容和他們說的原話，但有兩個關鍵詞我是不會忘記的：一個是“總理遺言”；一個是“保護性審查”。這是兩個歷史性的專有名詞，這兩個名詞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可能已經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個年代的過來人，恐怕只要一看到這兩個專有名詞，都會被喚起久遠的記憶。　　

自此，我和母親才大體弄明白：我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親和姐姐被帶走，和哥哥是同一個案件--“總理遺言”案；此案件還牽涉到一大批人，已先后被抓的有：哥哥的同學蛐蛐兒、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蛐蛐兒的父親，杭州第一醫院的院長；阿斗的父親，浙江省某廳局的一位領導；阿斗的母親，浙江大學的一位處長；蛐蛐兒前女友的父親，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　　

年長的陳公安對我說：從今天開始你不用到工廠上班了，就在家里照顧你媽媽。工資照發。年輕的陳公安告訴我，我姐姐是他見過的最堅硬最厲害的姑娘。他說，假如不是你姐姐對我們說，你媽媽有心臟病，要是我們不把你接回來照顧你媽媽，她就是一頭撞死在這兒，也絕對不會跟我們走，那么我們就不會連夜到廠里把你接回來。現在你可以天天在家陪你母親，我們對你姐姐是有承諾的。　　

我沒有說話，無論對年長的還是年輕的陳公安我心中都充滿了敵意，我不會因為他們把我接回家中照顧我媽媽就對他們感激涕零。我姐姐是我心目中最美麗最善良最心軟的女人，怎么在陳公安眼里就變成了最堅硬最厲害的姑娘？　　

陳公安們走后，我默默地坐在母親身邊。母親浮腫的手緊緊握著一塊被竹花繃繃著的淡粉紅的的確良布，一根深棕色的絲線垂掛下來，線頭上吊著一枚亮晶晶的針　　

母親告訴我，這是我姐姐被帶走前正在繡的一對枕套，是她從隔壁自“文革”后就造反住進來的　毛　先生太太阿五那兒討來的花樣。母親的眼里泛起了淚花，她說：曉燕哪里會繡花，她這是找點事情做，寬我的心，也寬她自己的心。可現在，枕套還沒有繡完，人卻不曉得被他們弄到哪里去了。　　

這一夜通宵達旦母親都沒有合眼，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雖然關閉了燈，但漆黑中，那一星紅紅的煙火卻徹夜閃爍。我的心自然隨著這一星閃爍的煙火一上一下不安地跳動著，我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里還會發生什么，但我明白，父親、姐姐、哥哥，一家三個親人被抓走，這對重病在身的母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我清楚地聽到黑暗中母親在一遍遍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在床上翻來滾去，不時用自己的腦袋撞擊著靠床的墻壁。母親在人前的堅強和在人后的脆弱，讓我一個剛剛二十出頭的尚不諳世事的女孩子一瞬間感到了自己肩頭的擔當。我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恐慌：假如有一天，父親、姐姐、哥哥從遙遠的天邊回到家中，而守候在母親身邊的我卻無法還給他們一個完整的母親，那么，即便我們家血洗沉冤，一個失去母親的家也只能是一個破碎的家，而一個破碎的家，還有什么幸福可言？　　

我將自己的枕頭被子搬到母親床上，我將自己火熱的胸口貼緊母親顫抖的后背，我抱著母親，就像抱著一個無助的嬰兒，直到她在我的懷中漸漸安靜下來，最終掐滅煙頭。我相信母親已經明白：父親走了，哥哥姐姐走了，但她還有我，我會陪著她，一直陪著。　　

第二天早晨，兩個陳公安又來了，他們來拿糧票、衣服、洗漱用品。母親第一次開口問他們，人被關在哪里，能不能去探望？兩位陳公安互相看了一眼，沒有正面回答母親的問話，而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都很好，你們不用擔心。我知道，要想從陳公安們嘴里套出半點信息，那都是癡心妄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父親和姐姐當時被抓和被抓以后的具體情況。　　

我哥哥其實是在上海被抓的。雖然他之前去了天安門，但他的被抓其實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系。那次他離開家以后去了很多地方，青島、沈陽、大連、長春、錦州、哈爾濱，最后到了北京。其實，我哥哥這次遠行是專門去進行社會調查的。他希望了解，在即將展開的路線斗爭中，工農兵會站在哪一邊？有人說，干部階層是文化大革命中既得利益受損者，我們作為干部子弟反“四人幫”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此，我哥重點跑了上海和東北，深入到工廠車間和產業工人促膝對話，他甚至還到了長春的解放軍紅九連，和當時全軍模范紅九連副指導員于小平捧著高粱米飯徹夜長談。最后，我哥得出結論：即使在“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和東北，群眾也是反對他們的。他把調查結論都詳細地記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我哥哥身上還帶著一份父親在京老戰友的名單，他們大多在京城的要害部門曾經或仍然擁有較高的位置和級別。哥哥按著父親提供的聯絡圖上的名單和地址，一家一家登門拜訪，父親的老戰友們也都一個個熱情地接待了這位在他們看來和自己當年一樣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這些老干部普遍對“四人幫”恨之入骨，又幾乎不約而同地對國家當時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他們大多老了，或者因為種種原因賦閑在家，但他們和哥哥這樣的年輕人聊起國家大事還是滔滔不絕。哥哥把這些老干部對“四人幫”的不滿和對時局的看法都詳細地記在日記本上，他將此也看作是做社會調查。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所做的這些社會調查后來會牽連一大批老干部和他走訪過的人，為此哥哥痛悔不已，并且自此以后再也不記日記。　　

離開北京后哥哥到了上海，他落腳在姨媽家。姨父姨媽也都是很早就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們的家在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幢公寓樓里。哥哥5月7號到上海，在姨媽家住下后他又開始拜訪父母在上海的老戰友，早出晚歸，甚是忙碌。5月9號那天，哥哥一大早就出門，去了我爸的一位老戰友丁伯伯家。那天姨父突然提前下班回家，進家門時臉色很陰沉。姨媽問他出了什么事？姨父說，今天公安局的人找到他下放勞動的工廠里去了，問他是不是有個外甥住在家里，并告訴他，這個外甥出事了，今晚要在他家里進行抓捕行動。還很嚴肅地對他說：此事已經向馬天水同志（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匯報了，天水同志說，你是老同志了，向你提三點要求：1、要積極配合組織行動，并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擔保不透露半點風聲；2、你外甥到上海的每一個細節都要寫成材料，上報組織；3、不能讓上海的其他老同志知道你外甥被捕的情況。姨媽聽完姨父的話臉色刷地白了，她很喜歡這個外甥，她雖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但她顯然不愿意外甥從自己家里被抓走。她和姨父商量，等外甥回來是否給他點暗示，或者含蓄地提個醒。正在這時，我表哥回來了。姨父讓他立即到南京西路上的一家無線電器材商店的柜臺找丁伯伯做營業員的兒子米秋報信，要他告訴所有老同志，小弟（我哥的小名）出事了。表哥二話沒說就出門報信去了。　　

哥哥那天回到姨媽家時天已完全黑了。平時從不開燈的樓道那天晚上燈火通明，每層樓轉彎的拐角處都有兩三個帽檐壓得低低的人在抽煙。我哥上樓時明顯感覺到他們直射過來的目光。我哥詫異地想，哪兒冒出來那么多小流氓啊？　　

進門時，我哥發現從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頭睡覺，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媽一個人坐在客廳里。我哥有點納悶，這才八點多呀！看到我哥進來，姨媽手忙腳亂地又是給他倒水，又是給他盛飯，我哥興致勃勃地向姨媽講著一天在外的見聞，根本沒有注意到姨媽心神不寧的異樣表情。姨媽說：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鎮定，不要慌，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我哥顯然沒有聽懂姨媽的意思，他也根本不可能理解姨媽話中的另一層含義。已經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拗起身來，對我哥說：小弟，外面在查“總理遺言”。我哥看了表哥一眼，腦子還沒轉過彎來，他此時根本沒有想到表哥的話會和自己有什么關系。　　

晚上十點左右，門外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和嘈雜的人聲。姨媽臉色變了，她壓低聲音對我哥說：他們是來找你的，你看看怎么辦？你到底干什么了？還沒等我哥回答，門外就響起了猛烈的敲門聲。我哥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從天安門一路過來，心中的警覺和自然而然的戒備讓他條件反射似地站起來就往廁所里沖。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樓道上那些抽煙的“小流氓”很可能就是沖自己來的。他想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封剛剛收到的來信，那上面講的都是杭州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情況，還有對王、張、江、姚的看法。他沖進衛生間，本想以最快的速度把這封信撕碎，扔進馬桶用水沖掉，但此時外面的人聲已進客廳，他知道已經來不及了，便拉開梳妝柜的門，極迅速敏捷地將那封信塞進了一只雪花膏瓶底下。時間太緊迫了，他來不及處理自己放在客廳的黑色旅行袋里的日記本。而姨媽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當然懂得無條件服從組織上的決定，她也不可能不對組織忠誠老實，當公安人員指著黑色旅行袋問姨媽：這是他的包嗎？姨媽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　　

樓下停著一輛黑車一輛白車，我哥被押上了黑車，上車前，公安人員將我哥哥的雙手反銬在背后。哥哥以為自己會被押送到上海的“提籃橋”監獄，沒想到車繞來繞去開了五六個小時，這時天已經亮了。當車上的人在議論車是否已開到紹興時，我哥才意識到自己正被押往杭州。哥哥知道離家越來越近，但他同時也明白，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哥哥被押解回杭州后，先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他們拿了一份刑事拘留的文件要我哥哥簽字。我哥問為什么要抓他？公安局的人說：你知道“總理遺言” 嗎？我哥說這和我有什么關系？公安局的人說：有沒有關系你說了不算。之后，他們在市公安局的貴賓接待室連續對我哥進行了四十多個小時的審訊，主題就是一個：你怎么偽造“總理遺言”的？我哥被他們審問得筋疲力盡，精神幾近麻木，但他仍堅定不移地回答：我沒有偽造“總理遺言”。審訊持續到第三天，來了一位看似和藹可親的老者，他是公安部派來督陣的領導。他說：據我們所知，你對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滿。我哥說：我就是擁護鄧小平，這有錯嗎？他上臺以后，鐵路通了，鋼產量上去了，老百姓日子開始好過了。這位領導說：你想做鄧小平的殉葬品嗎？我哥說：你們不實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兒我也會這么說。然而，那位公安部領導接下來的一句話幾乎從根本上摧毀了我哥哥的心理防線：你以為你還有這樣的機會嗎？　　

說完，這位公安部領導徑直走出了房門，等在門外的市局公安人員馬上沖了進來，他們拿了一份刑事拘留書要我哥簽字。這種時候，任何反抗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哥機械地簽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監獄——小車橋。　　

他被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同牢房的一個是貪污犯，一個是盜竊犯，還有一個是搶劫犯。牢房陰暗潮濕，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鋪一塊木板就是我哥睡覺的床。我哥一關進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個汗毛孔都透著殺氣的刑事犯從頭到腳細細搜刮一遍，身上所有東西連個鋼蹦兒毛票都不給你留下，甚至連身上穿著的衣服都給扒拉下來搶走了。哥哥從小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從來沒有和這樣的社會渣滓混在一起，他覺得遭遇了奇恥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馬上就遭到拳打腳踢。哥哥最后終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陽，自己沒法和流氓痞子講道理，你既然被抓進來和他們關在一個牢房里，你就絕對要打消自己和他們不一樣的想法。　　

每個牢房都有一個水龍頭，每天只有半小時的放水時間。這金貴的半小時誰都想霸占著水龍頭搞個人衛生，牢房的清潔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個污垢滿面讓人作嘔的水泥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親影響，酷愛干凈，面對這樣的齷齪，他解手時猶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馬桶的邊沿上。站崗的警衛一見便大聲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馬桶上。我哥覺得大受其辱，和警衛爭執起來。監獄長聞聲趕來，剛想訓斥，一見是我哥，聲音立刻柔緩下來：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們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見狀面面相覷，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這個戴眼鏡的書生究竟是什么來頭。從那以后，那些犯人對我哥都很客氣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哥吃不下飯，一成不變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飯讓他無法下咽。每天的提審依然集中在“總理遺言”上，即便審問者有時云山霧罩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但最后肯定萬變不離其宗，歸于“總理遺言”。最后，我哥終于弄明白，流傳甚廣的“總理遺言”并不是周恩來總理所寫，而是有人偽造的。我哥當時確實還不知道“總理遺言”是誰寫的，他坦然地認為，既然自己只是抄錄了“總理遺言”，那么審查清楚后應該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認為我哥馬上會被放出去，紛紛要我哥給他們帶東西。一個犯人偷偷地給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積攢了十幾顆的象棋子，他告訴我哥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顆一顆搓捏出來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車、馬、炮”“將、士、相”等，是用針先戳出字樣，再將牢房里那些腦滿腸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點一點涂上去的。他對我哥說，那根戳字樣的針被獄警發現沒收了，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沒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給他帶一塊肥皂，將針撳進肥皂里帶進來。我哥雖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卻很想答應這位曾經兇神惡煞和自己搶水龍頭的犯人。因為這段時間以來，他切切實實體會到一個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憐。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這一點上，他和他們同樣的卑微和可憐，甚至更為可悲。因為關在這里的每一個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還不明白自己罪從何來？　　

很久很久以后我們才知道，“總理遺言”這場驚天大案的源頭來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學，也是我們的鄰居，那個在許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漣漪的風流才子蛐蛐兒。　　

蛐蛐兒的真名叫　李　君旭，　一米　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發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他說話的聲音很有磁性，是一種令女孩子著迷的渾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從小學開始就和他同班，那時候都作興起綽號，叫他蛐蛐兒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兒清脆動聽的鳴叫聲有關我已經記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語　文　老師當范文在班上朗讀；他的普通話標準異常不帶一點南方口音且獲過全市小學生普通話比賽一等獎，這都讓他在全班同學心目中成了當然的才子。可就是這樣一個風度翩翩的小才子，卻被他的野蠻同桌——一個人高馬大，連留三級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無論是測驗還是考試，這個留級女生都要門門功課優秀的蛐蛐兒把卷子給她抄。蛐蛐兒稍有不從，留級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腳。好幾次蛐蛐兒在課堂上嗚嗚地哭起來，老師問他什么事，留級女生惡狠狠地盯著他，他就嚇得什么也不敢說了。那時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褲腿，給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烏青，我和哥哥大聲嘲笑他的膽小和軟弱，但我們哪里會想到，蛐蛐兒的膽小和軟弱，看似他個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卻成了一場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兒那時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電廠當工人，阿斗是建設兵團的，大耳朵在農村插隊。雖然分布在各處，但他們仍然常常聚會。聚會總是在蛐蛐兒家舉行。當時我們家住進了兩家造反派，監視的眼睛似乎無處不在；阿斗的父親雖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復原職，但住房仍蝸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樓中，也沒有一處可以讓他們高談闊論的場所。相比之下，身為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的蛐蛐兒的父母畢竟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文革”中雖然也受到了沖擊，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還沒有被剝奪。蛐蛐兒的家是那種有前后門的老式三層樓帶閣樓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樓梯，白天也要開燈，有一種地下交通站的氛圍。蛐蛐兒家那間十幾平米的低矮閣樓成了他們這幫熱血青年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秘密據點。總理逝世以后，“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我哥他們的聚會也更加頻繁，閣樓里的燈光經常徹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陰冷的天空中翻飛著雪花，哥哥的同學大耳朵從他插隊的農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兒、阿斗、晨光等一幫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從鄉下帶回來一大塊新鮮狗肉，那是他插隊的房東知道他要回城后，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養的狗。大家圍著火爐烹狗肉議時政。大耳朵說，他插隊的那個農村，農民都吃不飽飯，許多村民開始離開村子出去謀生了。大家又一起議論到剛剛下發的中央文件，議論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了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對時局的憂慮，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擔心，讓這幫熱血青年更有了一種“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們中間，蛐蛐兒并不屬于核心人物，他的聰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但他身上那種小布爾喬亞的浮華與矯情也是顯而易見的。面對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爐火，蛐蛐兒慷慨激昂地說：我要當一顆鋪路的石子，用我的熱血去喚起民眾！我哥說：民眾現在已經是一點即燃的干柴，缺的是點燃干柴的火星，我們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總理逝世后會不會留下遺言，又猜測如果有遺言總理一定會說到哪些內容。　　

集才情和矯情于一身的蛐蛐兒有一種超乎常人的創造性思維激情，每當這種激情洶涌噴薄時，他就會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時不時冒出一些像馬雅可夫斯基一樣激情澎湃的詩句。就在大家議論總理會不會留下遺言時，以往總是很亢奮的蛐蛐兒卻顯得異常沉默，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他的腦子里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轉動，他將這幫熱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論、觀點、設想、猜測、希望……一絲一縷地融進自己的大腦，然后經過消化、過濾、融合，不動聲色地構思創作了一份震驚中外，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的“總理遺言”。　　

 “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給鄧穎超的，很短，全文如下：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戰友周恩來1975 12 28　　

另一部分較長，也就是當時轟動全國，震驚世界，幾乎被人人抄錄的著名的“總理遺言”，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癥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開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洪文同志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后繼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和葉劍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鍛煉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老一輩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戰斗精神，保持革命晚節。　　

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么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只要路線正確，什么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志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志們，長期以來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程。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在我們前面倒下的先烈，我們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多少年來，我總想著，用什么來向他們匯報呢？……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于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么，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志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請求：　　

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志們！　　

周恩來1975 12 29　　

當年，幾乎所有看到這份“總理遺言”的人沒有一個人懷疑它的真實性。無論是說話的口吻；無論是對當時活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央高級領導人評價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無論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的了解；無論是文字的干凈簡潔和節制、不張揚……一切都像極了人們心目中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秉性和風格。　　

蛐蛐兒在這一點上似乎極富特工人員的素質和天性，他口風嚴緊，不露半點聲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幫哥們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沒有透漏一丁點的風聲。　　

在1976年春節過后不久一個寒冷的晚上，當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兒家聚會時，蛐蛐兒在昏黃的燈光下，拿出了兩張薄薄的紙。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總理遺言”。但他沒有將真相告訴他的這些伙伴們，只說他是抄來的。　　

現在回想起來，一切都是那樣的不可思議。一位堂堂的國務院總理的“遺言”怎么會出現在你一個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來這樣一份“總理遺言”？可當時在場的幾個熱血青年，他們看了以后沒有一個人問類似的問題，在議論了一番“和我們猜測的挺像”之后，全都埋頭抄寫起來。　　

多少年以后，蛐蛐兒告訴我，當他看到連我哥哥這樣一個在他看來很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問一字，埋頭就抄這份“總理遺言”時，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當時在場抄錄這份“總理遺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將這份抄錄的“總理遺言”拿給周圍的親人、朋友、同學看了，而每一個看的人也都無一例外地埋頭就抄，我也是在這個時候從我哥哥手里看到“總理遺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頭就抄。我當時甚至還把它背了下來。依舊沒有一個人問及這份“總理遺言”的來源，也沒有一個人對這份“總理遺言”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每一個抄錄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傳給他們周圍的人，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就這樣，這份僅僅是出自杭州汽輪機廠一位二十三歲小工人之手的所謂“總理遺言”，卻冠以周恩來的名字在短短的時間內像滾雪球一樣迅速地傳遍了幾乎整個中國。　　

那是一個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時期。從1966年“文革”開始，中國社會動蕩了十年。祖國大廈已被白蟻蛀空，大廈危在旦夕，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已面臨全面崩潰的邊緣。盡管那一年的元旦發表了毛主席“到處鶯歌燕舞”的偉大詩篇，對毛澤東思想歷來崇拜敬仰的人民群眾卻開始厭倦最高指示傳來，立即上街歡呼游行的舉動。老百姓心頭壓抑已久的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如長時間積聚的滾燙巖漿，隨時都將噴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總理病了，病得很重。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國家，搞亂了人民，搞亂了思想，周總理在這種情況下，忍辱負重，傾心傾力支撐著搖搖欲墜的國家大廈，“四人幫”還要想方設法折磨和打擊周總理，而毛主席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他即便想保護周總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國四屆人大時，周總理硬撐著形銷骨立的身子堅持做報告的樣子，讓每一個憂國憂民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誰也不敢說。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總理對鄧小平同志的信任，看到了小平同志上臺以后大張旗鼓地改革整頓，抓革命、促生產所產生的新氣象，看到了從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幫”搞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所指完全是針對鄧小平同志的。善良而無奈的中國人不知道該怎樣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意愿。就在這個時候，人們看到了“總理遺言”。　　

一切盡在不言中，每一個人都毫無保留地相信“遺言”的真實性。因為“遺言”中有許多內容迎合了人們的心理渴望。（雖然“遺言”中也有一些對張春橋、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評價，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總理不得不說的話。）許多人都是含著熱淚反復誦讀，特別是那句發自肺腑的“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讓無數人唏噓，當今天下，有誰能如此真誠地向國人道歉？還有關于后事的三點請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個字，更讓多少人潸然淚下。人們心中流淌的無以言說的情緒在這樣一份從天而降的“總理遺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兩個多月后，當全國都在傳誦周恩來的“總理遺言”時，中共中央發出了緊急電話通知，通知宣布：“總理遺言”是偽造的，是一份蓄謀的“反革命謠言”，要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徹底的追查。國家公安部為此專門發了文件。　　

事實上，憑著公安部門杰出的偵破手段和蛐蛐兒的極其幼稚，追查通知發出不到一周，“遺言”制造者蛐蛐兒就被公安局網入囊中。事情至此本來可以迅速結案，人證、物證、本人供詞一應俱全。然而，案子上報后，有關方面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樣一份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總理遺言”居然會出自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層當時重權在握的某些人看來，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繼續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隱藏在幕后的策劃者揪出來。　　

對蛐蛐兒的輪番疲勞審訊開始了，他們不讓蛐蛐兒睡覺，整天用一百支光的電燈泡照著他的腦袋，有好幾撥人倒換著反復問他同一個問題：“遺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誰？這樣的折磨顯然比當年課桌下那個留級女生用腳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兒從小就是軟弱膽小的，他有他的正義感和政治頭腦，他也有他豐沛的才情和比同齡人高出一大截的寫作能力，在那些悲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們一起談論國家興亡，談論人民群眾的情緒，談論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談到如果“四人幫”上臺他們就像當年父輩離家鬧革命一樣上山打游擊時，他也會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當那些公安人員戴著大蓋帽紅領章在他眼前晃來晃去，要他交代誰是真正的“遺言制造者”的時候，他害怕了，千百次的追問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終于，他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經問過哥哥：你恨過蛐蛐兒嗎？因為我知道曾經影響我哥哥生命歷程的一場大病，病根就是因為“總理遺言”案關押在京城監獄時種下的。哥哥很久沒有回答，目光穿過窗外飛向遙遠的地方。過了很長時間他才說：假如蛐蛐兒從一開始就告訴我真相，我一定會和他共同承擔的，畢竟“總理遺言”中的許多想法和提法我們曾多次在一起討論和猜測過，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為我，蛐蛐兒決不會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可是……所以我一點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慘。　　

一旦說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員看來，整個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當時，中央高層內部斗爭激烈。以“四人幫”為代表的一方認為：“總理遺言” 這樣大的政治案件顯然隱藏著巨大的政治背景，而這樣的政治背景必然應該產生在干部這個階層，蛐蛐兒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顯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讓他們大有收獲。他們在我姐姐房間的一張寫字臺的抽屜里發現了一疊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個名字——阿胖。經調查，阿胖正和我姐在談朋友，而阿胖的父親時任浙江省委領導，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追悼會并面見鄧穎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領導之一。從這條線順藤摸瓜，案子就漸漸納入了上面希望的軌道。接下來被拖進這樁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階層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為省廳局領導的父親；其在浙江大學當處長的母親；蛐蛐兒前女友那位時任省委組織部處長的父親。　　

涉案人員中有七個將被押送到北京。他們是我哥哥、父親、姐姐，蛐蛐兒和他的父親，阿斗和他的父親。　　

5月下旬一個陰沉沉的日子，一輛接一輛緊拉著窗簾的吉普車悄無聲息地從杭州火車站一處不被人注意的邊門駛進了通往北京的火車站臺，一列和普通火車沒什么兩樣的火車已經靜靜地臥在鐵軌上。與眾不同的是，這列火車周圍沒有熙熙攘攘你擠我擁的乘客，而是一片肅殺和靜謐。悄然駛進站臺的每一輛吉普車的車門都正對著一節車廂的門，而每一節車廂的每一扇窗戶都緊拉著窗簾。神秘和緊張掛在每一個乘警和列車員的臉上，他們顯然事先接到了有關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來我姐姐告訴我，雖然并沒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從她被帶出關押的房間到坐上吉普車，再到坐上火車，她始終不知道自己是被從哪里帶到哪里，她的視線所及超不過　一米　以外。當她從吉普車上下來，還來不及朝兩邊望一下，一左一右兩個身穿綠軍裝的解放軍戰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將她架上一節車廂，推進一個包廂。包廂里除了一個當兵的和她自己再沒有第三個人。當她四下張望，試圖尋找什么時，當兵的嚴肅地告訴她，一個包廂一個犯人，你不用尋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強的姐姐一再問當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當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緊抿的嘴唇終于讓姐姐放棄了打探，但從小聰慧過人的姐姐還是從當兵的那一口純正的京片子中判斷出：自己應該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親的被抓讓我的生活從此產生了徹底的變化。我們家那幢美麗的小樓四周晝夜布滿了便衣警察。只要來我們家的人，很快就會遭到公安局的傳訊。母親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讓我給所有想得起來的人打電話，告訴他們家里出事了，叫他們千萬不要到家里來，我們不想牽連更多無辜的人。幾天后，家中的電話被掐斷了。　　

還是不斷有人來看我們，雖然我們不希望有人來，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但說心里話，只要聽到有人敲樓梯門，我心里還是非常興奮和激動。　　

第一個來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學同學，由于她總是口若懸河并且功課極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來時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軍綠色的膠皮雨衣。她是個一千多度的近視眼，厚厚的鏡片上那一圈圈羅紋讓你看不清她藏在鏡片后面的眼睛。　　

她說話一改平時的滔滔不絕，字句很短，聲音壓得很低，像地下黨在說接頭暗號。　　

“抓了幾個？”　　

“我們家三個。”　　

“還有誰？”　　

“蛐蛐兒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頭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沒再說話，轉身走了。　　

許多年過去了，我至今都沒有問過秀才，她那次冒雨來我家到底來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沒有發現她，她有沒有遭到傳訊，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著軍綠色膠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間過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個來的是小嵇，一位熱情奔放的青年詩人，也是一個率性梗直的軍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環抱的四明山認識的，那是《浙江文藝》（即《東海》）舉行的一次筆會，現在活躍在浙江文壇的重量級人物有不少都是從那個筆會上出來的。　　

我和小嵇都是參加筆會的業余作者。小嵇來時穿著軍裝，紅領章紅帽徽的，進來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樣子。他搬來一箱粉皮雞蛋，還趁我不注意，將一包東西塞進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發現是一包金猴奶糖。對于小嵇的到來我很緊張，因為他太不管不顧了，嗓門又大，進門就說，我寫了一首歌頌鄧小平搞整頓的長詩。還沒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誦起來，那高亢無忌的聲音在那種壓抑的歲月里簡直就是異數。我拚命擺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會，依舊興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親沉著臉出現在門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頭，紅著臉叫一聲“阿姨”，趕緊走了。　　

我追到樓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來了，我媽是為你好！　　

小嵇回頭揮揮手：沒事！沒事！　　

張強和程堅是前后腳進我家門的，張強是我小學最要好的同學。而程堅是我中學同級不同班且在校時沒什么交往的同學，我上高中時，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場賣菜去了。　　

他們都很直截了當。張強說，她爸爸認識一個公安局的頭兒，要不要托他去打聽打聽人被關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兒，何時能出來。程堅則拎來幾條帶魚，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點木訥，眼皮總是耷拉著像沒有睡醒的樣子。但誰都知道，那時候物資十分匱乏，老百姓想買點肉骨頭和豬油都得半夜去排隊，像這樣閃著銀鱗的帶魚，那要不是菜場職工的家屬，恐怕根本別想吃到。這份細微的體恤是任何語言都無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媽媽沒有出過門，已經有好多天沒吃新鮮菜了。程堅送來的帶魚和青菜讓我口角生津，眼睛發亮。　　

媽媽倒是沒反對張強托她爸去打聽親人被關在哪里的提議，雖然我看得出她對這種打聽會不會有結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內心的焦慮和擔憂讓她此刻只要見到一條縫都會鉆進去。她堅持將帶魚和青菜的錢給程堅，同時也叫他以后別再來了。程堅說，我一個賣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給你們送點菜，這難道也犯法么？　　

那以后，程堅果然隔三差五地送菜來，而且公安局果然沒有找他的麻煩，他大約是來我們家卻唯一沒有遭到傳訊的人。　　

更讓我感動和不能忘懷的是一次我最終沒有參加的蕭山聚會。那次聚會的發起人是小林和陳兄，其他大多也都是參加四明山那次筆會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著膽子來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聽我的情況。因為四明山筆會時我和小林住一間屋子，朝夕相處，無話不談，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記得當時雖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點點綻開出美麗的映山紅，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徑中長時間的散步。現在回想起來，散步不是我們的目的，而離開壓抑的城市，來到這猶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沒有政治硝煙的大自然中可以毫無顧忌地敞開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我從哥哥那里看到并抄錄的“總理遺言”逐字逐句背給小林聽，但那時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我所背誦的“總理遺言”會在以后的日子里改變我們一家人的命運。筆會結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聯系，鼓勵我寫東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觸頻繁，公安局也對小林進行了傳訊。小林覺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來，但她又不放心我，所以想了一個主意，搞個四明山筆會的部分作者聚會，聚會放在陳兄家，因為他家在蕭山，那時候杭州人的概念蕭山就是鄉下了，大家心理上覺得鄉下比較安全。他們煮了一只鴨子，然后讓小嵇來叫我，說大家都在蕭山等我吃鴨子。　　

我知道那年頭上面對聚會比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連累大家，所以我最終沒有去參加那次蕭山聚會，但沒吃成的那個鴨子帶給我的想望和溫情卻讓我至今都沒有忘記。　　

就在張強托他爸打聽消息遲遲未果的時候，我父親、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兒、阿斗和他們的父親一行七人，已經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經應我的要求給我畫過一張關押他長達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圖。稱這地方為牢房也許不太準確，因為事實上那地方位居北京城市的心臟，長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國總工會對面的一條胡同里。行人若是從那里路過，絕對不會想到那樣的地方會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成了關押政治犯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繪中，那是一個幽靜美麗的院落，院子里長著一片金燦燦的向日葵。凹字型的一溜房子很像學校老師的辦公室。每個房間對著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門，每扇門的上端是一塊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紙從外面給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個小洞，這個小洞剛剛可以容納一只眼睛。哥哥說，很長時間他都無法適應這個小洞里常常會突然冒出來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當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時，全身就會起雞皮疙瘩。更摧殘人神經的是每個房間里門的上端一盞一百瓦的電燈泡一天二十四小時照著你，尤其是晚上睡覺時，白晃晃的刺眼的燈光正好打在你的床上，讓你有一種被扒光了衣服裸露在別人眼皮子底下的感覺。據說有不少人就是受不了這種燈光夜以繼日的不間斷的照射，最后胡亂交代，甚至神經錯亂的。　　

從北京站出來依舊每人被帶上一輛吉普車，押送的軍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衛局的解放軍戰士。他們訓練有素，時間掌控得很好。雖然我哥哥、姐姐、父親同坐一列火車進京，又被送進同一所牢獄，但他們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墻就關著自己的親人。　　

我和母親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個親人已被關押在北京，我們依然望眼欲穿地等著張強給我們帶來消息。但張強卻一去不復返，音訊全無。我們和外界的聯系幾乎完全隔斷，我和母親內心的焦慮無以言說，但生性要強的母親對我說，我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一定要開開心心地等他們回來，我們不能讓別人看我們的笑話。　　

母親說的別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號這幢小樓里的另外三戶人家。樓上兩家是“文革”中造反住進來的，而樓下的奶奶家則是擁有祖孫三代十幾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這個家里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們年齡相仿，從小一塊兒玩的伙伴，我們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許他們再到我們家來玩，甚至不允許他們和我說話。可我們畢竟還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攔無法禁錮我們說話交流的欲望。他們總是趁奶奶不注意時躥上二樓，溜到我們家的后曬臺上，我也總是避開母親的眼睛，躲到后曬臺來和他們胡侃海聊一通。這里開闊空曠，四周一覽無余，只有風從臉上輕輕撫過。有時我會突然哭起來，眼淚嘩嘩地往下淌，他們不會安慰我，卻會靜靜地陪我一起流眼淚。　　

我知道自己不能總寄希望于從別人那里尋找安慰，我必須自己從內心里堅強起來。我想起“文革”中，爸爸媽媽都被送到干校勞動改造那陣，他們的工資都被凍結了，我和哥哥沒有錢買肉吃，便養了一只名叫“花花”的黃毛小母雞，它每天都下一只蛋，而每次下蛋后“咯咯噠”的叫聲帶給我們的快樂和溫暖使我們那時候的日子都明亮起來。　　

我和母親商量我們是不是養幾只雞。沒想到母親一聽我的主意，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說：要養就多養幾只，養得肥肥壯壯的，等你爸爸、哥哥、姐姐回來吃！　　

我一下子養了六只雞，還在碗桌下用木柵欄圍起來，給雞們營造了一個家。每當下午太陽落山時，我就會把雞放出來，讓它們到天井里散步。　　

每次雞到天井里散步時，奶奶都會站在她家廚房門口大著嗓門發出一串笑，那笑聲一聽就是那種皮笑肉不笑的干笑：哈哈哈，你們養那么多雞給誰吃呀？　　

我這時總會一邊給雞喂食，一邊也哈哈大笑地回答：六只雞不多呀！等他們回來還不夠吃呢！　　

奶奶撇撇嘴說：他們還回得來么？　　

我朝地下吐一口唾沫，大聲說：當然回得來！我媽說了，相信群眾相信黨，沒有事情總歸沒有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巨熱無比。　7月6日　，朱德同志逝世。　7月26日　，唐山大地震。　9月8日　，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自然界的災難和人世間的悲苦有否心靈感應我無法知曉，但像1976年那樣天災人禍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讓我冥冥之中覺得，人的意志無法和上蒼抗衡。　　

多少年后，我哥告訴我，唐山大地震時，北京震感強烈，他房間里的暖瓶彈跳起來，翻了兩個滾發出“嘣”的一聲響，水和銀色的瓶膽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識地朝門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時只要房間里稍有動靜就會出現在那兒的瞳仁破天荒地沒有出現，倒是房門一下子被打開，值班的警衛戰士滿臉急切地問：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說，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衛戰士二話沒說，拉著我哥就往外跑。我哥一跑到外面就覺得一種久違的只有天地間才有的氣息撲面而來，這是他被關押進來后第一次看到天和地，那樣的感覺若不是親歷絕對無法理解。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瓢潑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還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門都已打開，警衛戰士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個方面推搡擁擠。在生命的懸崖邊，求生的本能讓牢房內外的人在一瞬間攙扶在一起。但這樣的親近和攙扶真的只是在一瞬間，幾秒鐘后，看管人的和被看管的都清醒地意識到彼此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分寸。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運來了，訓練有素的戰士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就重新意識到自己的職責所在，他們敏捷地打開塑料布，閃電般地就一個個手臂高擎，拽扯著塑料布的四只角，繃拉出一個個獨立的方陣空間，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況下又已經被重新隔離開來。我哥說，那一晚的感覺仿佛不是在逃離死亡尋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連，他對那些高擎著塑料布幃帳的手突然間有了一種唇齒般的心痛。　　

唐山大地震后，關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開始有了放風的待遇，雖然每次只有半個小時，但這已足以讓原本二十四小時不見天日的犯人們心滿意足。藍天、太陽、金燦燦的向日葵、綠色的小草……這些在旁人看來再普通不過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麗無比。每次放風，我哥都會眼睛一刻不停地掃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風庭院的一個墻角的磚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對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兒這么叫他。我哥環顧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兒的蹤影，但他還是下意識地想尋找蛐蛐兒的蛛絲馬跡。他想告訴蛐蛐兒，他并不怪他。　　

當時間如同冰涼的秋水深刻地掠過存在的境域時，我體悟到歲月這把刻刀的無情。雖然我已從多年來一直關心、幫助蛐蛐兒的哥哥處初步了解了他的現狀，我也對蛐蛐兒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種的描畫和設想，但當我真正見到他時，心中的震撼和哀傷還是無法言說。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在今夏將近四十度高溫的天氣里，走進了蛐蛐兒現在的家。沒有看到空調，一臺嗡嗡作響的破電扇搖擺著腦袋吐著熱風。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兒住在這套至多不會超過五十平米老舊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兒臃腫肥碩的身軀一看就是常年坐輪椅或臥床不活動造成的。他的腦子還是相當清醒的，但那木訥的表情和遲緩的動作卻像一個患了癡呆癥的老人。當年那個令多少女孩子著迷的風流才子的英俊瀟灑，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　　

我將買來的水果和我主編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憶一下的，沒想到他立馬脫口而出：袁敏怎么會不記得呢？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上來，久遠的記憶像潮水一樣呼嘯而來。　　

我問他：你能看書嗎？　　

他說：能。　　

我又問他：能寫東西嗎？　　

沉默了大約幾十秒鐘，他說：能。　　

我告訴他，我正在給《收獲》雜志寫關于“總理遺言”的回憶文章，我還告訴他，《江南》有一個欄目叫“第一見證”，專門刊登一些親歷親為的重大歷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為“總理遺言”的第一當事人，給這個欄目寫一點真實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歷史，這樣也許會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他沒有拒絕。　　

一個星期以后我給他打電話，問他寫了沒有。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才說：沒有。是不想寫還是寫不動？半晌，他才又說：寫不動。我有點著急：身體不好嗎？沒有。那為什么？他沒有回答，電話里卻傳來沉重的呼吸聲。我也不說話，聽著他的呼吸聲像觸摸到他的心跳。幾分鐘后他用很低沉的聲音說：不想寫。　　

我默默地握著話筒，我能理解這“不想寫”三個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個已經結痂的傷口，你又要讓它重新被挖開來，露出里面鮮紅的血和肉，這確實是太殘酷了。我知道他為“總理遺言”付出了青春、愛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喪失工作能力、喪失擁有孩子的權利的慘痛代價！這是一個長篇的容量，我在這里無法將它鋪陳開來。　　

我想掛斷電話時，蛐蛐兒突然開口了：我相信“總理遺言”也是總理要說的話，那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　　

我看不見蛐蛐兒的表情，但我聽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說出這樣的話，我還是有點愕然，可以想見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創造和夢幻的意境中去了。　　

當年蛐蛐兒從北京監獄放出來后很長時間沒有和我們聯系，雖然我們從來都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的賬算在“四人幫”頭上，但他總覺得對不起我們，不好意思來看我們。直到有一天他寫出了一部后來獲全國報告文學獎的稿子《啊，龍！》，當時我在《東海》雜志當編輯，蛐蛐兒為了投稿，第一次到編輯部來找我。那也是他出獄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也是這么對我說的：“總理遺言”確實是總理想說的話，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　　

我沒有反駁他，只是靜靜地聽他說。當時的他依舊風度翩翩，瀟灑倜儻，我們誰也不會想到此時他因在監獄里長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賴性已經等同于毒品上癮，我們更無從預料這種毒癮居然會毀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對我說了很多話　　

他告訴我為了寫好這份“總理遺言”他曾經搜集了大量周總理的講話、報告，以及別人寫周總理的文章，仔細閱讀仔細揣摩。他還在父親曾當過團省委第一書記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任弼時的追悼會紀念冊，里面的許多內容都給了他很大啟發。最最關鍵的是，蛐蛐兒認為：在當時那種黨和國家都處于險惡境地的危難時刻，知道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總理肯定是憂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他更不會在自己撒手人寰時對全國人民失語。這就是他寫“總理遺言”的動因，他認為自己只是說出了總理想說而來不及說的話罷了。　　

今天，當我從電話里聽到蛐蛐兒說著和當年幾乎相同的話時，我終于明白：這么多年過去了，許許多多的事物都已改變，蛐蛐兒也從一個風流的青年才俊變成一個過早步入老弱病殘行列的幾乎被人們遺忘的人，但他對“總理遺言”的信念卻從一而終。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曾幾次問哥哥：粉碎“四人幫”四個月以后，父親、姐姐，還有阿斗和他的父親、蛐蛐兒的父親都被放出來了，為什么單單把你和蛐蛐兒又關了大半年呢？假如說因為蛐蛐兒是真正的“遺言”制造者，還能說出一些繼續關押的理由外，那么，將你也扣著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終沒有正面回答過我。后來，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個顏色陳舊的牛皮信封，將他從來都秘不示人的個人檔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從中挑出了與“總理遺言”案相關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關于袁中偉同志的審查結論　　

袁中偉：男，二十三歲，浙江上虞人，因有偽造總理遺言的嫌疑，于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拘留審查，后送北京進行保護性審查。經查，袁中偉同志和制造總理遺言無關，但是在“四人幫”搞亂浙江的很復雜的情況下，也說了一些損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屬于嚴重的政治錯誤。現解除審查，回原單位工作，工資照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雖然是復印件，但字跡清楚，右下角那枚帶著國徽圖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種赫然和莊嚴。　　

哥哥告訴我，他當時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結論，并拒絕在結論上簽字。公安部的同志對他說：你不簽字這個案子就結不了，案子結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難道不想早點回家和家里人見面嗎？在他們反復輪番地勸說下，我哥哥終于同意簽字。他在他的審查結論上寫道：這個結論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反映情況的權利。袁中偉　　

公安部的同志當時就傻了，他們沒有想到我哥哥會簽下這樣的意見。他們將他一個人撂在房間里，出去商量了半天進來對他說：你這樣簽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說：我不出去，我不能拖著這樣一條政治尾巴去面對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們尷尬而無奈地說，那還是先讓你出去吧。　　

出獄后我哥哥被轉移到一個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間，他們繼續派人輪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消自己的意見。他們說：這個案子已經定了，中央領導都簽了字，你不要再固執了。有一個瘦高個的中年人和顏悅色地對我哥哥說，你們是路線斗爭的犧牲品，我黨歷史上每次路線斗爭總有一批人要犧牲，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價。現在“四人幫”粉碎了，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了，你們的目標也已經達到了，雖然坐了牢，但到底沒死人，你們還算是幸運的，這樣的結局你們應該滿意了。　　

后來我才知道，這名公安人員的話并不是危言聳聽，據說當時我哥、我姐、我父親以及其他涉此案關押在北京的蛐蛐兒、阿斗和他們的父親共七人，都被定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而我和母親的戶口也在我們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遷移到富陽農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幫”，我們必將家破人亡。　　

此時，浙江省公安局來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幫著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蔣的老公安對我哥說：我們大家都是這場路線斗爭的受害者，我的損失比你還大。原來這位蔣公安當時是省局負責“總理遺言”案子的成員之一，　1976年7月26日　，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審查材料，他兒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兒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輛火車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車到天津時兒子下車了，從那兒轉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兒子就再也沒有任何消息，就像從這個地球上蒸發了一樣。他曾發瘋一樣地尋找和打聽兒子的下落，但始終沒有任何線索，生不見人，死不見鬼，這種莫名其妙喪子的悲苦他無法向任何人述說，他是去送死的呀！蔣公安對我哥說：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們的材料，我兒子是不會坐這趟火車的，不坐這趟火車，他就不會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現在可能就快抱孫子了……蔣公安說這話時眼睛濕潤了。　　

哥哥不再說話，無論是天意還是人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條驟然消失的鮮活的生命，你還能說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認同，他最終也還是沒有改變自己的意見。　　

陳舊的牛皮信封里還有兩張泛黃的紙也許可以作為“總理遺言”這個驚天大案的結尾：　　

第一張紙上的內容是：中共浙江省委（決定）省委發［1978］112號關于給袁中偉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省電力局黨組轉杭州市半山發電廠黨委：　　

在“四人幫”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賴可可、羅毅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他們利用追查“總理遺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對反對“四人幫”的袁中偉同志非法抓捕，實行所謂“拘留”和“保護審查”，純屬政治迫害，應予徹底平反，對袁中偉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一律推倒，恢復其政治名譽。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張紙上的內容是：公安部關于給袁中偉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袁中偉同志因所謂“總理遺言”問題受“四人幫”在公安部黨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進行所謂“審查”。事實是：袁中偉同志是積極反對“四人幫”的，并和偽造“總理遺言”毫無關系。中共浙江省委為此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已作出的《關于給袁中偉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是正確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這個決定。同時，撤消銷毀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　《關于袁中偉同志的審查結論》，有關材料予以銷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印章上莊嚴的國徽蓋住了，我努力辨認了半天還是看不清楚，便放棄了努力，因為我從心里覺得，這樣的平反決定對我們親歷這個驚天大案的人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2006年9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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