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名黨史研究工作者，新的黨史資料的發(fā)現，總是會讓我產生極大的興趣，記得有一次在會議休息時和金沖及同志閑談，他說：“新史料的發(fā)現，常常會像一陣清風，吹散籠罩在重大歷史事件上的迷霧，使歷史轉折的真正原因一目了然。”此論深得我心，可謂經驗之談。

從這個意義上說，“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這份材料的出現，就像這樣的一陣清風，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籠罩在1959年夏天廬山上的迷霧，使我們更加接近了廬山會議的真相。這份材料目前還沒有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只在網絡上出現，我不諳網絡，也很少上網，但我從前的博士生小張是一個密切關注網絡動態(tài)的人，他把相關的材料，包括各方的評論都整理打印出來送給我，才使我能夠一睹“廬山真面目”。

就廬山會議當時的情況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毛澤東同志作為當時黨內毋庸置疑的最高權威，始終是黨內各種政治力量博弈和爭奪的焦點。當毛澤東同志試圖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時，黨內各“山頭”、對“大躍進”立場不同的各派之間的矛盾便爆發(fā)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毛澤東，努力爭取他站在自己一邊，彭德懷同志的信是這樣，李銳同志的信也是這樣。基于同樣的理由，毛澤東同志往往也是各類信息的交匯點，他采取的一些行動之所以會讓后人感到難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掌握了一些我們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過，對這份材料的真實性，我認為還是應該采取“懷疑-甄別-采信”的態(tài)度。我同我的一位資深同事（曾一度參與過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談起過這個看法，他驚訝地反問：“你居然懷疑這份材料的真實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記憶和經驗，但我仍然認為甄別是必要的。

當然，要確定無誤地鑒別這份材料的真?zhèn)危ㄒ豢煽康姆椒ㄊ怯嘘P方面公布原始檔案，但這一點卻恰恰是不可行的，因為按照“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約定，這份資料不應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而目前的情況是，周惠同志雖然去世，但李銳同志仍然健在，所以原始檔案是不能公開的。退一步說，即便要公開，也應該在有關部門出版的資料匯編上正式公開，而不應該為了追求轟動效應，隨意散播到網上。張杰同志擅自把不能公開的材料公開，是違反紀律的，至少是不嚴肅的，即便是個人已經離職，不再受紀律約束，那也應該遵守基本的職業(yè)倫理。張杰同志的做法損害了“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信譽，增加了繼續(xù)進行這一工作的難度。

雖然我們暫時沒有辦法以公布檔案的方式確定這份資料的真實性，但我們可以從各方的反映來做一點觀察與思考。

首先是李銳同志的反應。這份材料的公開，對李銳同志的影響是巨大的，從小張整理給我的資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嘆“李銳老一世英名毀于一旦，一生事業(yè)盡付東流”，這當然是過甚之詞。對李銳同志，我了解一點，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細”、“剛健”來形容。“精細”指的是他善于抓住每一個細節(jié)，對利弊得失有深思熟慮的權衡，“剛健”指的是他不是一個輕易妥協(xié)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更不饒人”，這在他處理和鄧力群同志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現在，這份對他的個人歷史和賴以確立其整個廬山會議敘述的正當性產生顛覆性影響的資料，已經出現一個多月了，但他迄今為止仍然保持沉默，沒有作出正面回應。這種沉默的含義究竟是什么？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網絡文章所透露出來的信息，這是目前僅見的兩份對“談話”真實性表示質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電話向李銳解釋說明該《采訪周惠談話記錄》為偽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個細節(jié)：“筆者抓起電話打到李家，直接向93歲老叟本人打問——該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么回事？聽覺有些許障礙，但頭腦敏捷、聲音洪亮的李銳立即朗聲說：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孫女、還有周惠的兒子，都已經鄭重轉告我：周惠生前絕對沒有過這樣的答問談話。”——這個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銳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經做過這樣的談話，但對周惠談話的關鍵性內容，包括是否“夜闖美廬”？是否表露過“志在總理”等，卻不置可否。

坦率地說，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周惠同志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進行過一番諸如此類的談話，周惠同志家人的證詞只有參考意義，沒有決定意義，并不足以證實或證偽這篇談話；

第三，是李銳同志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fā)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yǎng)的”并非空穴來風。此外，李銳同志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第四，關于李銳是否表露過想當總理的志向。我覺得這一點并不重要，即便他有過類似的表達，也應該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幾位年齡、地位、觀點都相當或相同，私交也不錯的朋友之間用玩笑的口吻說的。一個值得參考的事實是：在廬山會議之前，李銳確實曾經“紅得發(fā)紫”，比如毛澤東同志在上海會議上，曾當著眾多中央委員的面表揚他，點名讓原本坐在后排的他到前面來。一時間，黨內許多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向他示好，柯慶施是見過列寧的老資格，連毛都以“柯老”相稱，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華東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同樣深受毛的器重與信賴，而他上廬山時，居然特意帶了兩瓶茅臺送給李銳，據李銳自己記述，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后，李銳仍然敢拒絕柯慶施碰杯的要求，當面讓他難堪，可見李銳當時確實是有一點膨脹的，這是人性的弱點，任何人都可能這樣，不必隱諱。

有人質疑，“當總理”是鄧小平、張春橋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說李銳有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離譜。但其實毛澤東同志最反感論資排輩，他用人從來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這一點，比如劉少奇原來在黨內的地位遠低于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但卻一躍成為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原來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澤東慧眼識珠，大膽使用才脫穎而出，淮海戰(zhàn)役時，他被毛澤東指定為總前委書記，不僅位居資深軍事家劉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經是井岡山“三巨頭”之一的陳毅之上，鄧小平自己都覺得不是很有信心；農民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王洪文當副主席，華國鋒接任總理，又有幾個人曾經想到？廬山會議如果按照原來的議程開下去，李銳勢必會得到進一步的重用，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第五，關于李銳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參考是：當年確實有一些人，包括身經百戰(zhàn)的高級將領，都曾在毛澤東面前跪下過，不過黨內并沒有下跪的規(guī)矩，毛澤東也從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識的殘余，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現，這說明繼續(xù)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說了這么多，我仍然不愿意對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別結論，結論還是讓每一個研究者或黨史愛好者自己去做吧。

筆者工作單位門前的一塊巨石上，鐫刻著毛澤東同志手書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時時提醒著我們，在研究黨史的重大問題時，一定要重視對史料的搜集整理，一定要在認真甄別史料的基礎上，準確地還原歷史原貌，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重大歷史問題及其所產生的原因和后果，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對歷史負責，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來自早報網論壇）

附：《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一文鏈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5592352

 

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 

張杰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于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后，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qū)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后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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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里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么？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么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于“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fā)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tǒng)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fā)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fā)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wèi)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還不許人發(fā)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fā)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fā)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yōu)槭裁匆鲋e？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后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么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fā)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fā)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fā)言后氣的臉色發(fā)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yǎng)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yǎng)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里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fā)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么會發(fā)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fā)“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fā)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fā)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fā)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于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里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系很好，和田家英的關系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后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wèi)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tǒng)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fā)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fā)，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fā)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fā)，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有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么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fā)，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fā)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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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京客”極度恐慌，除了繼續(xù)造謠中傷外，已經沒有任何辦法。）

 

 

 

 

李銳資料：

 

李銳案頭擺放著他極力向人推薦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

 

李銳1982年任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局長。
1982－1984年任中組部副部長。后任中共組織史資料編纂領導小組組長。
中共12屆中央委員，12、13屆中顧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