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反潮流精神成就了他的光輝一生——建黨和建立新中國　　

為記念毛澤東誕辰而學習了有關著作，作了些整理歸納，以期加深認識、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堅定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的信念！　　

針對吳法憲的檢討(吳法憲給毛澤東的檢討中說：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說我講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我沒講過。)毛澤東批示：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我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上我的態度就是反潮流。　　

毛澤東一生中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毛澤東的反潮流精神成就了他的光輝一生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回顧毛澤東的反潮流精神和他的事業，是對即將到來的他的誕辰最好的記念。毛澤東一生中在原則問題上反潮流主要針對黨內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所作的斗爭。這里我們首先學習一大段列寧的教導。　　

1908年列寧在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中指出：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圖講授資產階級的科學和哲學，是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產階級的青年，為了“訓練”他們去反對內外敵人，關于這種科學和哲學沒有什么可說的。這種科學對馬克思主義連聽都不愿聽，就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被駁倒，已經被消滅。無論是借駁斥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種陳腐“體系”的遺教不放的龍鐘老朽，都同樣賣力地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扎根，必然使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攻擊更加頻繁，更加劇烈，而馬克思主義每次被官方的科學“消滅”之后，卻愈加鞏固，愈加堅強，愈加生氣勃勃了。.　　

在馬克思主義把一切比較完整的、同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排擠出去以后，這些學說所表現的傾向就開始給自己另找出路。斗爭的形式和起因改變了，但是斗爭還在繼續。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后的第二個50年（從19世紀90年代起）一開始就是同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別進行斗爭。　　

這個派別因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為伯恩施坦叫囂得最厲害，最完整地表達了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對馬克思學說的修改，即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態度，是它的經濟傾向和政治傾向的自然補充。“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這句風行一時的話，要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的實質。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進的基本特點，為了實際的或假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犧牲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　　

修正主義的不可避免，決定于它在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根源。修正主義是國際現象。每一個稍有見識、稍有頭腦的社會主義者都絲毫不會懷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持修正態度，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不會通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取得，…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綱領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目的，主張把工人階級的活動限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辦到的范圍內，　　

為什么修正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不可避免的呢？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點的差別和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差別還要深呢？因為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里，在無產階級身旁總是有廣泛的小資產者階層，即小業主階層。資本主義過去是從小生產中產生的，現在也還在不斷地從小生產中產生出來。資本主義必然要重新產生許多“中間階層”（工廠附屬物，如家庭勞動以及適應大工業如自行車工業和汽車工業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國的小作坊等等）。這些新的小生產者同樣必然要被重新拋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十分自然，小資產階級世界觀也就會不斷滲入廣大工人政黨的隊伍。十分自然，情況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還會如此，因為，那種認為必須在大多數人口“完全”無產階級化以后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目前我們往往只是在思想領域經歷的事情，即同理論上修正馬克思學說的人進行的爭論，目前在實踐上只是在工人運動某些局部問題上暴露出來的事情，即同修正主義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工人階級還一定會在大得無可比擬的規模上再次經歷到，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將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對決定群眾的行動有最直接意義的幾點上，將迫使人們在斗爭高潮中分清敵友，拋開壞的同盟者，以便給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　　

 19世紀末革命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思想斗爭，只是不顧小市民的種種動搖和弱點而向著本階級事業的完全勝利邁進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偉大革命戰斗的序幕。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1949年，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28年的光輝歷程時提出的一個著名判斷。它以形象化的說法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共產黨真正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以它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后開始的。　　
　 　

1新民學會走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　　

新民學會是我國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個影響最大的革命團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組織。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是毛澤東和蔡和森。新民學會于　1918年4月14日　在湖南長沙蔡和森家中召開成立會。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李維漢等14人。會上討論通過了會章，選舉了干事。新民學會的會務由毛澤東主持。學會宗旨為“改造中國與世界”。 新民學會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國革命動蕩轉變的年代里，它逐漸由民主主義接近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出了貢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許多會員后來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共產黨員。會員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為中國革命獻出了生命。　　

新民學會肖子升說：“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又窮期，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社為實行改造之方法。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一一革命為正當，而傾向無政府――蒲魯東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較和而緩。　　

新民學會李和笙說：：“社會改進，我不贊成籠統的改造，用分工協助的方法，從社會內面改造出來，我覺得很好。一個社會的病，自有他的特別的背影，一劑學方可以醫天下人的病，我很懷疑。俄國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贊同之處”。　　

毛澤東認為：羅素和子升、和笙主張的要點，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現在世界，錢盡在資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盡是一些資本家，或資本家的奴隸。總言之，現在世界的學校及報館兩種最主要的教育機關，又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　　

再從歷史上說，人類生活全是一種現實欲望的擴張。這種現實欲望，只向擴張的方面走，決不向減縮的方面走。小資本家必想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資本家，是一定的心理。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有幾句俗話：“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均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以上從心理上及歷史上看．可見資本主義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層的理由。再說第三層理由，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到共產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之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只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之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且無產者既已覺悟到自己應該有產，而現在受無產的痛苦是不應該；因無產的不安，而發生共產的要求；已經成了一種事實。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覺得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急進派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以上是第三層理由。　　

和森信里說：“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森又說：“我以為現世界不能實行無政府主義，因在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立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明證。所以我對于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我以后先要組織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據和森的意見，以為應用俄國式的方位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　　

(一九一九年十　二月一日　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會友的信)　　

毛澤東分析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他就矢志不移，為此奮斗終生而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領柚和導師。　　

2黨的一大黨章的終身實踐者　　

馬克思致約·魏德邁（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指出：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２）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共產黨人應當認識到：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為了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　　

一切行動應有利于無產階級解放，有利于消滅私有制，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消滅階級，這三個有利于才是共產黨人所要堅持的，也是無產階級認可的、為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特別是前蘇聯和東歐的歷史，所證明了的革命原則，堅持這革命的三個有利于革命就勝利，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就永往直前，反之革命就受到挫折和失敗。　　

中共的一大黨章完整的體現了馬克思的三個有利于。一大黨章綱領如下：　　　　

　　(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　　　　

　　(2)直到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的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毛澤東終生實踐黨的一大黨章。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xxx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上述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十大黨章把“批判修正主義列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長期任務”；提出“反潮流”原則，要求黨員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十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些矛盾，只能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來解決。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大革命。這樣的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　　

黨要依靠工人階級，鞏固工農聯盟，領導全國各民族人民，繼續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備戰、備荒、為人民。　　

中國共產黨是在反對右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全黨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原則，要于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以保證黨的事業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路線前進。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十大黨章與一大黨章是一脈相承的，體現了馬克思的三個有利于，一切行動應有利于無產階級解放，有利于消滅私有制，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消滅階級。　　

毛澤東矢志不移，為一大黨章奮斗了終生。　　

3 毛澤東認為：工人階級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力”與“領導力量”　　

陳獨秀在建黨時以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后來經過共產國際的糾正，在黨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認識到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論”，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結果將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工農群眾只是獲得一些民主權利。同時，他又認為，既然“我們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進行，那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點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進到下一個革命。于是，他在當前的國民革命中，始終把共產黨和無產階級放在“在野黨”、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為此，當資產階級排擠共產黨時，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國民革命“讓他們去搞”，我們去準備“自己的革命”。這個主張遭到國際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苦力”政策。從這個思想出發，陳獨秀在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然而，與西方資產階級相比，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國社會“階級分化本尚未鮮明，階級的沖突亦尚未劇烈，各階級的勢力也都尚未強大”，所以資產階級“不能單獨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時候，必然極力拉攏別的階級，出來號召國民革命，以求達到他自身發展之目的”。他的結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　　

毛澤東則從自己三年來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在1924年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期間，曾與右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并為此辭去了組織部秘書的職務，他認為：這個階級“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他斷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夢”；“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隨著革命的深入，他們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余地”。即使其“頗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觀念極不易破，而且，對于‘赤化’時時懷著恐懼，故其對于革命極易妥協，不能持久。故中國的中產階級，無論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著其余的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　　

關于工人階級，陳獨秀則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說：“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于連自己階級經濟的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并不是少數。”因此，他雖然承認它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進的先鋒”，但又憑想當然認為：“概括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因此，“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領導者了。　　

毛澤東認為，中國工人階級雖因經濟落后，數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數在外資產業之下，經濟地位低下，“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極殘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因此他們有兩大優點：第一，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有組織的集中’”；第二，“特別能戰斗”，“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從他在這前后發表的文章看，“主力”與“領導力量”是同一個意思。　　

4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農民武裝應該“上山”，上山可以保存力量，“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要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　　

八七會議，毛澤東早已預見到沒有武裝的惡果。在　7月4日　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他更加明確提出整軍經武，準備善后的建議，他認為農民武裝應該“上山”，上山可以保存力量，“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但當時陳獨秀對他的建議置之不理。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他著重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毛澤東把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提到奪取政權高度的精辟論斷，令與會代表耳目一新。毛澤東婉言謝絕了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他說：“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實地調查后，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八七會議確定的秋收起義方針，有些地方是與客觀實際不相符的。比如南昌起義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對秋收暴動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而毛澤東已看到“國民黨左派”在群眾中已喪失號召力，國民黨的旗幟已成軍閥的旗子，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　　

1927-　8月18日　，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在長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開湖南省委會議，進一步討論和研究秋收起義問題。毛澤東根據從群眾中獲得的新認識，對組織秋收暴動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　　

第一，秋收暴動要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打左派國民黨的旗幟。
　　第二，發動秋收暴動不能單憑工農力量，要借助軍事的幫助。毛澤東一再強調“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護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　　

黨的八七會議雖然正確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臨時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和毛澤東的信后，一一駁回了他們的主張，有人還點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與中央不一致，批評湖南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是一種軍事冒險。中央也不贊成拋棄國民黨的旗幟和沒收大中小地主土地。　　

5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造成星火燎原之勢　　

早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發生裂痕的時候，毛澤東就對“上山”有所考慮。他曾對湘南特委書記陳佑魁講到統一戰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時說：我是有打算的，實在不行我要帶農民“上山”①。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后，毛澤東更明確地主張“上山”。1927 年5 月許克祥叛變革命后，他又對由湖南來武漢請示工作的同志說：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拿起槍桿子武裝保衛革命②。6 月，毛澤東回湘擔任中共湖南臨時省委書記，便對工農武裝作了上山安排，并多次通告各地黨組織認真執行，還派郭亮等得力干部下去督促。7 月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力主農民自衛軍“上山”，并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①。“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曾要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回答說：“我不愿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找綠林兄弟交朋友②。在秋收起義的準備階段，毛澤東也曾提到：我們的人不多，就要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要干錘百煉，要能走路，要上山為王，還說了上山為王的典故③。秋收起義前夕，有人曾主張湖南組織一個師的軍隊尾隨南昌起義隊伍去廣東。對此，毛澤東態度仍十分明確：“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④。認為去廣東“是很錯誤的”。在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又主張上山當“山大王”。當時有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覺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山大王”去了，這叫什么革命！毛澤東耐心他說服大家。他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找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生存、發展，最后方能成大氣候。毛澤東還說：你們算一算，哪一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哪個皇帝真正統治過這些地方⑤。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又說：袁文才、王佐在井岡山打圈圈，8 年都沒被消滅，我們也要“就地打主意”。　　

1927-　9月19日　，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這是一次決定起義軍生死命運的重要會議。會上就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為首的一部分人，力主“取瀏陽直攻長沙”，這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主張。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判斷，認為當時農民起義并未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設防堅固的長沙，應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毛澤東提出這個主張，是對共產國際乃至臨時中央戰略部署的否定，在當時是需要極大勇氣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終于決定部隊退往湘南。就在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長沙不可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馬也爾的報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長沙的決議，指責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是“臨陣脫逃”，責令湖南省委立即爆發長沙暴動。只是這一決議傳到湖南時，秋收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使其變成了一紙空文。　　

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是在共產黨的旗幟下進行武裝斗爭的偉大嘗試，它在開始時也是以攻占大城市為目標的，在暴動遭到嚴重挫折時，毛澤東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及時、果斷地避免盲動，在實踐中開始闖出一條與農民相結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道路。這條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毛澤東這一開拓性的創造，使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產生了一次新的飛躍。　　

6概括出游擊戰十六字訣　　

一九二八年三月，周魯(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到井岡山后，根據中共中央上年1927年十一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　十二月三十一日　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 (所以稱為第四軍，并不是因為另有第一軍至第三軍，而是因為在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中共產黨的力量較強，戰功卓著，深受人民愛戴，所以沿用第四軍的番號)，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　　

五月在從永新撤回井岡山的路上，毛澤東和陳毅邊走邊談地交談了一天。毛澤東講了他這個時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問題，他講到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談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歷史作用和陳獨秀的錯誤；詳細說明了對當前黨內思想尚不統一的諸多問題的看法；描述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工農政權的構想；并指出陳毅他們在湘南站不住腳的原因是地處交通要道，敵人過于強大；還指出現在從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險。這些論述深深打動了陳毅的心，使他對毛澤東十分欽佩。　　

　五月四日　，在寧岡礱市舉行朱毛兩軍會師的慶祝大會。毛澤東講話祝賀兩軍會師勝利，并代表第四軍軍委宣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要求全軍每個指戰員認真執行。
　　毛澤東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斗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單靠斗力。毛澤東把這十六字訣稱為“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它正是從敵強我弱這一特點出發，趨利避害，避實擊虛，靈活機動，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從而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人民軍隊后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7 建設一支新型的軍隊　　

1927 年9 月底，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受挫部隊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不足1000 人，人心渙散，思想混亂，基層沒有黨的組織。為了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鞏固和發展這支新的革命軍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將工農革命軍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在部隊普遍建立共產黨組織，班建小組，連建支部，營、團建黨委，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以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軍內民主制度，做到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設立士兵委員會參與部隊管理。三灣改編，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初步基礎。　　

1927 年11 月中，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后，團長陳浩等人受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影響，部隊不做群眾工作而單純搞軍事操練，不去打土豪解決給養而是靠攤派，損害了群眾特別是工商業者的利益，在群眾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毛澤東及時予以批評，并就此總結經驗教訓，于12 月底在礱市集合工農革命軍宣布了三大任務。他向大家說，我們的軍隊，要根本區別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支軍隊，怎么辦呢？那就要求每一個戰士，既要會打仗，又要會做群眾工作，只有充分發動群眾和我們一起鬧革命，才能取得革命勝利。接著他宣布了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秋收起義一開始，毛澤東就注意到了軍隊的群眾紀律問題，并提出過一些樸素的維護群眾利益的紀律要求。1927 年10 月24 日，在紅旗即將插上井岡山之際，毛澤東在荊竹山集合工農革命軍莊重地宜布了三項紀律：（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1 月25 日，毛澤東又在遂川縣城的李家坪宣布了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以后隨著部隊的實踐活動，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內容不斷修改、充實、完善，如“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不久就改為“不拿群眾的一個雞蛋”，以后又改為“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最后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項紀律后來也改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增加為“八項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有些條文看來事小，但卻生動反映了人民軍隊和舊軍隊的本質區別，充分體現了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它對加強人民軍隊的自身建設和切實維護群眾利益，加強軍民的密切聯系起了重大作用。　　

1928 年2 月，工農革命軍第一、二團合力攻打寧岡新城之敵，殲敵一個正規營和一個地主靖衛團，繳槍數百支，俘敵百余名。俘虜被押至茅坪后，毛澤東宣布了寬待俘虜的政策：第一，對俘虜不搜腰包，不虐待，與工農革命軍同等待遇；第二，醫治敵軍傷兵；第三，愿留者歡迎并開歡迎大會，需走者歡送并發給路費、路條。寬俘政策的執行，震驚了敵人，對瓦解敵軍產生了巨大威力，連敵人也對此發出了“毒矣哉”的驚嘆。　　

1929 年12 月底，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會議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和任務，強調紅軍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明確了紅軍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列舉了紅軍中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方法；指出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標志著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的形成。這樣，毛澤東就在斗爭實踐中，逐步而系統地創立了一套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軍方針和原則。它主要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指揮槍的原則，打仗、生產、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等。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紅軍建軍的根本原則。軍隊必須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領導。三灣改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古田會議深刻闡明了黨對軍隊領導的極端重要性，確定了加強黨對紅軍領導的原則和措施。明確指出，紅軍只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這就明確了黨和紅軍的關系，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而不是紅軍領導黨。　1932 年9 月2　1 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紅軍中黨的工作問題訓令》，提出了“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后來在抗日戰爭時期更明確規定：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①。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保持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本質，毛澤東強調要經常加強對部隊的思想教育，用馬列主義、用黨的正確路線教育廣大指戰員，以糾正部隊中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分多而帶來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保證部隊能成為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同時建立完整的制度和機構，從組織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紅軍必須肩負三大任務。中國的紅軍必須根據馬列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情況進行建設。毛澤東認為，紅軍的黨和紅軍的領導者必須有建立紅色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深刻觀念。在有條件建立根據地的地方，要做長期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幫助建立地方武裝和紅色政權，用戰斗保衛根據地。因此，中國紅軍的任務，就不能像其他軍隊那樣只是打仗一項任務。由于紅軍和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困難，紅軍的給養和經費全靠自己籌措。因此，毛澤東在井岡山根據地提出紅軍要擔負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其他根據地也規定了大同小異的紅軍任務。這表明，紅軍是完全不同于雇傭軍隊的新型的人民軍隊。以后在抗日戰爭時期，紅軍籌款的任務發展為開展生產運動的任務；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形勢和斗爭任務的變化，毛澤東又規定：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又是一個工作隊。
　　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是紅軍的民主制度。實行軍內民主，是黨的群眾路線在軍隊中的體現，是我軍團結內部、戰勝敵人的強大思想武器。毛澤東在創建紅軍之初，就注意在紅軍中實行民主制度，廢除官長打罵士兵作風，建立“士兵委員會”。尤其是經濟上的民主，“白軍里將校尉飲食不同”，而“紅軍中官兵夫薪餉一樣”，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新型官兵關系的建立，使部隊戰斗力顯著提高，“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①。“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②。毛澤東總結這些經驗后深刻地指出：“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③當然，我軍實行的民主是有領導有秩序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因此，毛澤東還注意及時批評和糾正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的錯誤觀點和行為。三大民主充分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打破了舊軍隊的傳統影響，也是我軍區別于一切反動軍隊的顯著標志。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我軍統一的革命紀律。紀律是執行正確路線的保證。毛澤東創建紅軍之初就把紀律建設放在重要地位。他把在官兵關系、軍民關系等問題上遇到的一些不良情況提到政治原則和軍事原則的高度加以解決，從而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全軍統一的革命紀律。它既是政治紀律又是軍事紀律，更是群眾紀律，是人民軍隊本質和宗旨的體現，是全體軍人的行動準則，紅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勝利，以及后來人民軍隊能打敗各種敵人，就是靠每個指戰員能自覺執行命令、遵守紀律。實踐證明，軍隊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統一，保持同群眾的魚水關系，以奪取戰爭勝利。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集中體現了“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它是人民軍隊一系列建軍原則的精髓和核心。作為人民軍隊唯一宗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固然是“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它既是群眾觀點的直接體現，又是把人民群眾爭取和團結在自己周圍并從群眾那里得到無窮無盡的力量的可靠保證。紅軍關于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的規定，則是人民軍隊為人民謀利益的具體的也是基本的實踐活動。作為人民軍隊統一紀律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軍民一致”的規定，一方面是使群眾利益得到直接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是爭取群眾對人民軍隊的大力支持。軍內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以及“官兵一致”的原則，則是群眾路線在軍隊內部關系上的具體體現。　　

8以馬列主義武裝頭腦，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黨員　　

毛澤東在斗爭實踐中，從中國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終于正確地解決了黨的性質問題。他在實踐中體會到，決定黨的性質的不僅是黨員的社會出身，主要的是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裝黨員的問題。列寧早就指出過：“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后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①事實確實是這樣。中國共產黨是誕生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代工業不發達，產業工人很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國度里，“我們黨不但從黨外說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②。因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尤其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影響到黨內。即便是工人黨員，也容易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因此中國黨要保持無產階級性質，關鍵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黨員，使黨員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建立科學的正確的世界觀。如果這樣，即使是農民出身的黨員也可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反之，如果不以馬列主義武裝他們的頭腦，不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黨員，沒有使他們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那就不光是農民黨員，即使是工人出身的黨員，也未必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因為工人出身的黨員也無時無刻不受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侵蝕。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思想教育。對農民出身的黨員固然要加強思想教育，對工人出身的黨員也要不斷進行思想教育。因此，毛澤東在井岡山根據地時就強調要對黨員實行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堅持對農民出身的黨員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以加強“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①。從而出身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黨員，“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②，因而能堅持在生活艱難、戰斗頻繁的情況下，紅軍仍“維持不敝”③。這說明，加強“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農民黨員也是可以變為先鋒戰士的。在井岡山時對紅軍內黨的思想教育已有注意，有所成就，但這并不是說就已解決好了思想建黨的問題、解決好了在農村仍能建設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問題。后來，隨著紅軍的擴大和發展，農民成分進一步增多，紅軍共產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也不斷涌現，但究其原因，不是因為農民出身的黨員的增多而是由于“黨的領導機關對于一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即思想教育的削弱所造成的。　　

1929 年12 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政治報告，大會一致通過了以毛澤東的報告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在這里強調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①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方法，號召大家起來徹底肅清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的中心問題就是加強黨的建設。一方面是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會議規定了糾正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無產階級思想教育的內容和辦法。強調首先要從思想上政治上建黨，黨的領導機關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黨員作正確的路線教育”、“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肅清流寇主義”，努力把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紅軍黨員的思想水平提高到無產階級思想的高度，以保證在農村環境中和農民成分占絕大多數的共產黨仍能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也即革命以農村為中心仍能保證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下決心整頓黨的組織，規定多從戰斗士兵中發展黨員，重新規定了黨員的入黨條件。并規定將不符合黨員條件、屢犯錯誤而又屢教不改的黨員清洗出黨，從而保證了黨組織的純潔性和戰斗力，保證黨的組織能切實發揮對軍隊的領導作用。　　

9 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在古田會議剛剛結束時寫的。由于古由會議決議成功地解決了黨長期在農村發展中“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的問題，也即在長期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仍能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這個關鍵問題。也由于古田會議前夕中央的“九月來信”中曾正確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③因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就有根據、有把握地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農村。毛澤東在信中充分論證了建立紅色政權和擴大紅色武裝對于中國革命的極大必要性。他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紅軍是“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①。既然農村根據地的斗爭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從而奪取全國勝利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力量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那么黨的工作重心當然就應該放在這“最重要因素”——農村根據地方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突破了“城市中心”的框框，提出了“農村中心”的思想，由此得出了同“城市中心論”者相反的結論，即：要促進全國革命高潮，奪取全國勝利，就必須在農村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逐步擴大農村根據地，形成對城市的包圍，最后奪取城市。　　

1930 年初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實際上提出了農村中心的思想而開始形成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這年4、5 月間，李立三便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上公開發表文章，批評毛澤東等人的農村中心正確思想。　　

他斷言：“想‘以鄉村來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種幻想，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因為“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他們的頭腦與心腹，單只斬斷了他的四肢，而沒有斬斷他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還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這一斬斷統治階級的頭腦、炸裂他的心腹的殘酷的爭斗，主要是靠工人階級的最后的激烈爭斗——武裝暴動。”①　　

10贛南會議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　　

在贛南會議之前，毛澤東在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創造出一整套有中國紅軍特色的戰略戰術。這些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誘敵深入”是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運動戰是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殲滅戰是反“圍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采取包圍迂回、穿插分割的戰術，制造并抓住敵軍在運動戰中暴露出來的弱點，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實行戰斗中的速決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總結了紅軍反“圍剿”的豐富經驗，作出重要的理論概括。他明確指出：“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紅軍全部作戰原則是在古田會議決議指導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說，紅軍的建軍思想與作戰原則相結合，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　　

　1931年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發出長達一萬兩千字的《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被稱為“九月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志對于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來的第一號電報還指示：“革命軍事委員會設主席團，決定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團”主持贛南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一曰“狹隘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二曰“富農路線”。因為當時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曰“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的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必須實行“先發制人”、“積極的進攻路線”會議作出決議：“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必須發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撤銷了。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也就是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地點在江西瑞金葉坪。通稱“贛南會議”。會上，“左”傾教條主義者集中在四個方面批評了毛澤東： 一、將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指責為“狹隘經驗論”； 二、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指責毛澤東犯了“富農路線”，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因為當時黨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指責毛澤東在發展根據地問題上右傾保守，要求中央蘇區“必須于最短的時間內，”與湘贛等蘇區貫通；四、在軍事上，指責古田會議確定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的戰略是“游擊主義的傳統”、“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會上，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由項英擔任。隨后，會議改由項英主持。　　

會議在“國際路線”的旗號下，憑借中央路線的政治聲勢和組織威力，通過了中央代表團成員起草的《政治決議案》、《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和《紅軍問題決議案》等五個決議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并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贛南會議從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四個方面否定根據地的正確路線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把中央文件變成為實際行動，與“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斗爭”，把毛澤東排斥在中央蘇區紅軍的領導崗位之外。　　

贛南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對中央蘇區的全部批評，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條檢討了所犯的“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的“極嚴重的錯誤”，決定“將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執行國際路線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徹底地轉變黨的路線”。提出：在根據地建設中，最大限度地開展階級斗爭。如農民消滅地主豪紳殘余的斗爭、雇農貧農反對富農的斗爭、工人反對雇主的斗爭；在紅軍工作中，要堅決反對落后的狹隘經驗論，要教練陣地戰、街市戰、白刃戰、夜戰；在政權建設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階級異己分子；在土地問題上，實行“富農分壞田并且要以人口與勞力混合做標準”，堅決反對固執和拘泥于過去“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機會主義；在黨內思想斗爭中，要反對“狹隘經驗論”和“農民的落后意識”，“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贛南會議的召開及其通過的決議案，表明蘇區中央局事實上已經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錯誤主張。 　　

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毛澤東后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講到： “那時，給我的‘帽子’就多了，說什么山上不出馬列主義，他們城里才出馬列主義，可是他們也不調查研究，我不是生來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來才到山上來的。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在山上的經驗。” 　　

11毛澤東寧都會議被剝奪兵權, 毛澤東堅持原則不作檢討，相忍為黨，在許可范圍內抵制過“左”傾政策，盡量做好工作　　

中共蘇區中央局對前方　1932年9月26日　訓令(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在26日發出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布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的戰備姿勢布置目前的戰場。”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十分不滿，同時又收到臨時中央　7月21日　長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立即致電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①　　

　10月3日　至8日問，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會議由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主持。會議并沒有留下記錄，卻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　　

寧都會議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發言堅持　9月26日　訓令的觀點，以戰備為中心創造戰場，不同意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克敵制勝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把他　5月3日　復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之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盡管如此，毛澤東沒有被壓服，在路線方針問題上仍然堅持了原則，所以會議《簡報》說他“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　　

會議上，有人提出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之職，前方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同時指出后方項英等對毛澤東批評的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因為毛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收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于是，周恩來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他承認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自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后通過周恩來提議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①會后，毛澤東立即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幾乎在開寧都會議的同時，臨時中央接到蘇區中央局報告后，于　10月6日　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批評毛澤東“分散工作的觀點”，“是保守、退卻”，“是不能容許的”。強調對毛澤東應作堅決的斗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并且提出，“毛澤東可調回后方做蘇維埃工作。”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臨時中央這個電示到達中央蘇區前線，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去長汀福音醫院休養。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重新決定毛澤東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　10月12日　，中革軍委奉蘇區中央局之命發布了這個命令。同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沒有出席這個又被剝奪軍權的蘇區中央局會議，是缺席裁判的，并且不通知他，很有意見。　　

寧都會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占了上風，錯整了毛澤東，又一次剝奪了他的軍權。但是，毛澤東堅持原則不作檢討，從　11月26日　蘇區中央局在答復臨時中央問題的電報中知道，他仍不同意中央的進攻路線而堅持積極防御路線。這份電報還說：“現在對進攻路線除毛澤東同志最近來信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外，并無其他反對與抵抗，不過在地方上進攻路線還不深刻了解與未堅決執行。”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反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是指向毛澤東的，那么，他們為什么沒有公開地點名批判毛澤東？這不是他們不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毛澤東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有過一個干預此事的電報：“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這樣，才使毛澤東有可能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步履艱難，既要做工作，又要受批判。　　

1933年6月，毛澤東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寧都會議。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會議，主要總結前段工作。毛澤東仍然堅持積極防御路線，發言認為，第一次寧都會議確定紅軍主力北上，擊破敵軍一面、粉碎敵軍于“進剿”合圍之前的“積極進攻路線”并未實現；而第四次反“圍剿”仍然采取“誘敵深入”、運用大兵團伏擊戰所取得的勝利；于是對第一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訴。毛澤東這種不怕壓力、堅持原則的斗爭，為當場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結論中，重申第一次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并說沒有前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樣，毛澤東有根有據的批評和正確的申訴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處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澤東是個黨性極強的人，相忍為黨，在許可范圍內抵制過“左”傾政策，盡量做好工作，把“左”傾冒險主義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12 毛澤東糾正王明錯誤路線革命轉危為安,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

長征開始后，毛澤東就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開始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為什么不能取勝的問題。11月上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中旬，中央紅軍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地區。　　

在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王明的錯誤路線的斗爭，為撥正紅軍的戰略方向，經歷了三個回合的角逐。也可以說，這是遵義會議戰略轉變前的三次預備會議。　　

第一回合，通道會議關于戰略方針之爭　　

　1934年　12月12日　　，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參加人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在會上，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意見，從實際出發，說明紅軍主力現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后果不堪設想；并根據破譯敵臺的電報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構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他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等也贊同這個主張。博古認為進貴州仍可向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未固執己見，李德因自己意見被否定而提前退出會場。會議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　　

14日中革軍委指示又說：“我西方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可見，紅軍繼續西進與北上湘西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第二回合，黎平會議作出關于戰略方針的決議。　　

　12月15日　攻占貴州黎平。18日，毛澤東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并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提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第三個回合，猴場會議實際否定了李德軍事指揮權。　　

1935年元旦，毛澤東出席在猴場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重申在黎平會議上闡明的紅軍應去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　　

　1月15日　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原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二樓會議室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由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主持，并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來掩蓋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后，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錯誤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明確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借口。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王稼祥接著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毛澤東的發言，并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錯誤。　　

遵照會議決定，政治局常委再行分工。在醞釀過程中，周恩來認為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理所當然應歸毛澤東領導；毛澤東從全局考慮，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使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黨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13 力排王明右傾投降　　

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路線、兩套辦法、兩個前途的爭論。這就要求共產黨必須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在黨內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反對只講團結不講斗爭的右傾遷就主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討論政治、軍事和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并作結論。在報告中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及國共兩黨的關系，指出抗日戰爭的持久性，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和戰略方針，強調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他說：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他說：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線下的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山地戰要達到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小游擊隊可到平原地區發展。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黨性。紅軍主力是否全部出動，要依情況決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衛陜、甘、寧邊區。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被派回國，以貫徹共產國際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在他回國之前，共產國際書記處于　8月10日　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中國抗戰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小，中國的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要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王明甚至說：“我說過了，只要他抗日，我們當然應該聽他的，不僅聽，還要絕對服從，不然叫什么統一戰線！”　　

王明到達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舉行6天會議。他按照共產國際的基本觀點，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雖然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概括起來是：（1）在對形勢和統一戰線內部力量的估計上，美化和夸大國民黨的進步，反對以左、中、右來劃分國民黨，反對說國民黨是片面抗戰，否認國民黨中法西斯勢力的存在，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身上；（2）反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3）在軍隊問題上，雖然也談到八路軍如何保障獨立性問題，但主張實行“五統一”，“受蔣統一指揮”；（4）在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問題上，主張到國民黨政府去登記、立案，取得合法和統一；（5）反對改造舊政權、舊軍隊，反對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對游擊戰，主張正規戰。這次政治局會議由于毛澤東等的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沒有形成決議，但王明這些右傾主張，是打著傳達共產國際精神的旗號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對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損失。　　

毛一生多次處境被動，在會議第三天發言，同意王明所說“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也作了一些辯白和闡述。對王明做了些讓步的姿態，但堅持了原則，此所謂戰略退卻階段，對王明是“敵進我退”。第四天他發言堅持“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認為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毛后來說 “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做了“自我批評”，毛后來說這是“老實人受騙”，實際王明傳達的不全是國際指示，狐假虎威，夾帶私貨的也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4675.html　　

王明到武漢以后，不僅在政治上極力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而且儼然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經請示，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發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長江局另搞一套，在組織上鬧獨立性。（1）　1937年12月25日　，長江局以中共中央名義在武漢發表了《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未經中央審查批準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在組織上是不妥當的；　1938年3月21日　，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未經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　3月24日　擅自送交國民黨。（2）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王明去武漢后應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蔣介石留他“在漢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漢；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澤東在　2月27日　到　3月1日　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王明執意重返武漢，會議雖然同意他同凱豐去武漢，但明確指出“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可王明去后未執行這一決定；用他自己后來的話說：“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　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最后勝利是中國人民的。這是中共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戰略戰術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文獻。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在《新華日報》上刊登這一重要文獻，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同年夏，他寫了一首評毛澤東《論持久戰》中“錯誤”的詩：
　　四億弗憑斗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還特別加注說：“此處指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坐待日蘇戰爭。”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長江局破壞黨的紀律和統一、反對毛澤東的這一套，在當時人們都是知道的，甚至連李德也在《中國紀事》中寫道：“我們把華中局（應是長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　　

1938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先到烏魯木齊，后到蘭州，再到延安。行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已經知道較多的中國抗戰情況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約見他和任弼時談話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按照既定的議程，王稼祥先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是極為重要的，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指手畫腳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進行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如果說，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糾正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那末，中共六屆六中擴大會議就是批評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在共產國際指示下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所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經指出：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王明對黨中央、毛澤東的幫助耍兩面派進行反撲。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評，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這是難以抗衡的歷史事實。于是，他就耍起兩面派來，表面上極力贊揚、討好毛澤東，背地里卻又極力加以攻擊和污蔑。　　

王明在　1940年5月3日　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王明作了“學習毛澤東”的報告。舉起了“學習毛澤東”的旗幟。大講毛澤東是“中共領袖”，是“我們最敬愛的”同志，“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他言不由衷地說： “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產黨中央和共產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眾望所歸的團結中心”；“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在理論上，毛澤東“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多，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好，真正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真正地善于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是偉大的理論家”；《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于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針，同時也就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王明在《學習毛澤東》的講話中還說：“對于青年學生學習問題，我只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還從五個方面論述了如何學習毛澤東。 　　

第一，“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始終一貫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學習毛澤東同志勤于學習的精神”。 　　

第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于創造的精神”。 　　

第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于團結的精神”。 　　

這篇講話稿事先送毛澤東看過，毛說理論一點不好，不要發表。后來王明還是發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頌揚毛澤東，恐怕黨內還沒有人當時超過王明的。不過，在暗地里惡毒攻擊、咒罵毛澤東的，恐怕黨內也沒有一個人能超過王明的。自古道“詩言志”，盡管王明的詩不像個樣子，但還是反映了他對毛澤東咬牙切齒的仇恨。例如標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語體五律《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一詩寫道：“新民主主義，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后，資行社不行。苦心勸其改，怒意流于形。列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又例如標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語體七律《親法西斯的漢奸路線》說： 　　

德意日蘇盟何自？
聯汪聯日費疑猜。
座談虛報橫行者，
國際中央安在哉？！
愿作漢奸緣底事，
策同托派胡亂來；
野心斗禹超斯季，
馬列離開路線歪！ 　　

王明在此詩下面特別加注胡說：“毛澤東主張在國際上實行德、意、日同盟路線，在中國實行聯日聯汪反蔣的統一戰線，并宣布他‘不怕別人罵他實行親法西斯的漢奸路線，也不怕做漢奸’。”這完全是一派顛倒黑白、憑空捏造的胡言亂語！ 　　

以上一些完全刻畫出王明是一個活靈活現的兩面派。 　　

14毛澤東《論持久戰》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論持久戰》英譯本序言說：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國家如英、美、法，有廣大民眾，包括各個階層的一切前進人們，都是同情中國抗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除了一部分頑固黨反對中國抗戰。關于頑固黨，有的是頑固成性一向同情日本軍閥的，有的則是不明白中國抗戰的必然規律，經過艱苦路程日本必敗中國必勝這個必然規律。因而由悲觀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國，這類人我想也不會有的。倘能因我的書給于這類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機會當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數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也許至今還有若干人同樣不明白中國抗戰的真相，雖同情抗戰也存在著苦悶，這類同情的苦悶，尤其是我們應該為之解釋的。我的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間作的，因為它是論整個中日戰爭過程的東西，所以它的時間性是長的。至于書中論點是否正確，有過去的全部抗戰經驗為之證實，今后經驗也將為之證實，抗戰在武漢、廣州失守后正在向著一個新的階段一一有利于中國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階段的發展，這個階段就是敵我相持的階段，敵因被迫結束其戰略進攻轉入戰略保守，我因堅決抗戰與力量增加而結束自己的戰略退卻（主力軍，不是游擊隊），轉入戰略相持，這種局面快要到來了。新階段中，我之全部任務在于準備反攻，這種準備時間也許是長的，但我們有全部勇氣與精力來進行這種準備。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在偉大抗戰中，根本的依靠中國自力更生，中國的力量也正在發動，不但將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且將壓倒敵人而驅逐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同時需要外援的配合，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在英美諸民主國尚存在孤立觀點，不知道中國如果戰敗，英美等國將不能安枕，這種錯誤觀點十分不合時宜，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才是當前的具體真理。因此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中國在困難之中進行戰爭，但世界各大國間的戰爭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國家要置身于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們同意羅斯福總統保衛民主的宣言，但堅決反對張伯倫對于西方法西斯國家的退讓政策，張伯倫對于日本至今還保持著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眾積極起來，督責其政府采取反對侵略戰爭的新的政策，為了中國也為了英美自身。　　

15 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和發展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說：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資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器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所屬于帝國主義軍閥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資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資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眾民的統治。這一思想已函蓋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本點，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資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 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資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這鮮明地道出了與陳獨秀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主張之不同。　　

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代表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后來的《論聯合政府》的寫作而言，其直接目的正是為了回答抗日陣營中新的爭論。　　

這場爭論主要發生在國共兩黨之間。自從日寇深入國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倡導抗日統一戰線以來，國共兩黨開始了第二次合作。這次合作與第一次不同，既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也沒有合作的組織形式。因此兩黨的合作一開始就存在著原則上的分歧。蔣介石在內戰時期所推行的“安內攘外”政策，一是帶有濃厚的反共反人民的色彩，成為其對日妥協的理論基礎；二是具有對外依賴的性質，把中國看作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三是其構想的抗戰體制，要求國民“整齊劃一”，接受蔣介石解釋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領導，“忠黨愛國”，提倡一種“兵營國家”的法西斯理論。抗日戰爭爆發后，“安內攘外”論的這些特點實際上原封不動地保存在國民黨的抗戰理論中，抗戰開始即表現為單純政府與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根本不承認有什么統一戰線，企圖使抗戰納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軌道，毛澤東深知蔣介石的企圖和他所代表的這一政權的本質，因此在倡導統一戰線時，根據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提出合作抗日的政治綱領。并在抗日救亡的主題下，把革新內政、實行民主政治作為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　　

毛澤東曾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①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毛澤東《五四運動》中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如果要從它的準備時期說起的話，那它就已經過了鴉片戰爭⑵、太平天國戰爭⑶、甲午中日戰爭⑷、戊戌維新⑸、義和團運動⑹、辛亥革命⑺、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等好幾個發展階段。今天的抗日戰爭是其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階段，也是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直至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封建勢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之時，才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干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體看來，無一不是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后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中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現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們現在干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中國是否永遠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來一定不要。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　　

   這里，毛澤東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　　

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中還說：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說：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于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孫中山在這一年發表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又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又在其遺囑上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的關于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所有這些，就把適應于舊的國際國內環境的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改造成了適應于新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就是指的這種三民主義，而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樣，就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就其斗爭陣線（統一戰線）來說，就其國家組成來說，均不能忽視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誰要是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是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概念。在這期間，他還使用過人民民主主義等概念④，其含義是一樣的。毛澤東以1919 年“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界，把中國近百年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此之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此之后，則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①。　　

16毛澤東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的國內外階級斗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于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

1942年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著重提倡從實際出發和依靠群眾，糾正與此相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為全黨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思想(它被定義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從七屆一中全會起，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戰勝利后，針對蔣介石的和談騙局和內戰陰謀，提出"針鋒相對"的斗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他和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艱苦奮戰，粉碎了蔣介石軍隊的戰略進攻，并使自己轉入戰略進攻。

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1949年4月渡江以后的作戰，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并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解放全中國以后的各項基本政策。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的國內外階級斗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于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構成了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起了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后占鄉村。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蔭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　　

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于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建國前的歷史證明：是毛澤東堅持原則，多次反潮流，使中國革命獲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國。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后，周恩來返回延安，參加中共黨內高干的整風運動。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周恩來致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時的周恩來談話: 中國沒有毛主席，沒有今天。你們沒有解放沒有今天，你們也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今天。　　

我們黨經歷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陳獨秀對蔣介石實行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二代是執行盲動主義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還是被國民黨殺了；第三代向忠發，李立山，向忠發是工人出身，最后當上工頭，被國民黨抓住，下午就出賣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現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義者，還是中央委員，改名換姓，寫文章攻擊我們，罵毛主席；第五代是張聞天，又叫洛甫，建國后出現的反黨集團大頭子。直到遵義會議才確立毛主席的正確領導。　　

在黨的歷史上，五代都壞了，你們不是看過《東方紅》嗎？一面是黨旗，一面是毛澤東旗。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書記。從一九四五年起僅用了四年時間全國就解放了。解放后，黨內出現三次反黨大集團了。第一次是高、饒集團（高崗，饒漱石），第二次是彭、黃、張、周（周小舟當時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第三次是彭、羅、陸、楊。現在正在追，要追清楚。…領導成員中的黑點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陽就是毛主席。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見中國科學院雙方代表時的談話）　　

　2009-11-29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