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秘書，志在總理?

——讀周惠回憶試著理解李銳先生晚年行為

司馬南/文

對照周惠先生的說法，評鑒這30年來李銳老的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似乎有一條合乎邏輯的人格成長軌跡——

開始是對權威力量五體投地般地認同和狂熱；

而后是首鼠兩端狡黠地對權威力量有意識地借助，志在50歲之前問鼎總理；

其三是對權威的反叛和再次臣服，中間伴隨著對叛逆者同盟（均為心理意義上）的叛逆；

其四，當洗心革面的懺悔沒有換來期待的權威原諒時，仇恨入心要發芽，這一段是最為難熬的心理焦慮、心理頹唐、理想幻滅階段；

最后，隨著權威力量現實威脅的消失，叛逆之心在眾人的歡呼下遂呈極大值。

這就好比一個小男孩長成大人后，對著已經打不動自己的老父親咆哮不已一樣，他要讓老父親承認自己才是權威——而這種行為越是強烈，越是證明在他心里老父親的權威感依然存在，老父親居高臨下凜凜威勢依然不可侵犯，咆哮的反叛者在心理上仍舊是可憐的弱者。

————————————

自80年代至今，筆者有機會多次、于多種場合見到過李銳先生，有時是主題化活動，有時是有人買單的定期不定期的無主題聚會，多半活動結束會有飯局，有時活動本身就是吃飯說話。作為小字輩，須仰視方得見之的大人物就在眼前，李銳老的言談舉止，筆者自然十分留意，印象至為深刻。

“毛主席的秘書”身份備受矚目。遇有李銳老說話，聽者初多欣欣狀，繼而昭昭然。李銳老態度鮮明，長于表達，從不支支吾吾，他的觀點絕無老態，一如他的名字，銳度十足。每當說到毛澤東，他的尖銳性、權威性似乎不容置疑，在一大群長者當中，包括比李銳老更老的老頭都在的時候，某老某老們往往也只有聽的份兒。

作為近二十年來媒體上公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共黨史專家”，李銳老不僅固具研究資質，而且許多大事乃為親歷，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歸納和提煉問題，能夠把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透過迷霧梳理成形，變作符合時代社會心理需要的條條和綱目。

這種能力早在延安時期，即在黨內諸多秀才競爭中現出端倪，當年其為《解放日報》評論部組長，后續任報社社長，繼之擔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據傳李銳老還先后給高崗、陳云兩位政治家當過秘書。其為毛澤東秘書并因廬山會議而在秦城蹲了8年的經歷，更為其增添了令人敬慕的傳奇色彩。

多數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或無奈，或主動接受命運的安排，伴著意志力、記憶力衰退，年輕時難以戒除的“色”、“斗”、“得”之心日頹日淡，最后變成一個慈眉善目，于外耳順，所欲從心，德秩并茂的長者。李銳老不是這樣的庸庸碌碌之輩，看他的代表作《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以及近年的一系列大文章小文章、大談話小談話，人們不難發現，李銳老意志力超頑強，他既耿耿於歷史，又專注于現實，既環顧于世界，又憤俗于周邊，既責上心切否字當頭，又自甘國師上書不已……

坦白地說，很多事情，作為晚輩，初始聽得云里霧里，并不解究竟，但是聽得多了，看得多了，傻子也會長個的，再愚笨的人也懂得從經驗中觀察學習，于是，明白了一些基本套路后，漸漸地，李銳老的“大家形象”、“權威形象”、“敢說敢為形象”也就打了折扣。不僅如此，通過對李銳老的觀察，筆者對“老年政男”的心理世界也多了些悲憫與同情。

因為這一點，當有人對李銳老的某些說法，尤其是對主席的某些極端化評論（譬如“…蓋世，…滔天”一類）表示不滿的時候，筆者往往會選取心理學的角度予以解釋。心理學的角度，比之政治的角度，與現實拉開了一點距離，正是由于這個距離的存在，有些事情往往更容易看清。

事實證明，學問家，也會產生“補償心理”；老年人，也會鉆起牛角尖來；年輕時的不如意、被壓抑、受挫敗，年老的時候獲得應力釋放，似乎有一定規律可循。更何況，不甘被邊緣化，不愿意被忘記，努力撐到最后，志士暮年壯心不已，乃為人之常情，誰人不是如此呢？

感謝周惠先生接受采訪的回憶錄，為我們理解晚年李銳老的心理又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對照周惠先生的說法，品鑒這30年來李銳老的行為，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似乎有一條合乎邏輯的人格成長軌跡——開始是對權威力量五體投地般地認同和狂熱；而后是首鼠兩端狡黠地對權威力量有意識地借助；其三是對權威的反叛和再次臣服，中間伴隨著對反叛者同盟（均為心理意義上）的反叛；其四，當洗心革面的懺悔沒有換來期待的權威原諒時，仇恨入心要發芽，這一段是最為難熬的心理焦慮、心理頹唐、理想幻滅階段；最后，隨著權威力量現實威脅的消失，反叛之心在眾人的歡呼下自然遂呈極大值。這就好比一個小男孩長成大人后，對著已經打不動自己的老父親咆哮不已一樣，他要讓老父親承認自己是權威——而這種行為越是強烈，越是證明在他心里老父親的權威感依然存在，老父親居高臨下凜凜威勢依然不可侵犯，咆哮的反叛者在心理上仍舊是可憐的弱者。

由此推論，今天，那些靠辱罵毛澤東及其繼承者的事業而獲得美國某些機構獎學金、邀請函、人權獎的好漢們，那些在毛澤東時代痛哭流涕曾經下跪求情，今天鐵嘴鋼牙一副東方不敗面孔的好漢們，大約算不得是真正的好漢，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正是這樣的心理學意義上的弱者、人格不健全者、病態政論家。

印象中，相當長的時間里，李銳老還是堅持某些老說法的，譬如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等等，但是，近幾年，筆者見老人家的機會少了，而李銳老似乎越發士氣高漲，在網絡上，很容易檢索到他老人家的一些令人不敢恭維的高論。畢竟年紀不饒人，老花眼是不可逆的過程，分辨力越發底下，看人看東西就容易含混不清。某次談話中，李銳老連焦國標、余杰一類都視為知己，甚至稱比爾蓋茨是共產黨員……但愿這虛擬的世界中，關于李銳老的言論悉為虛擬，表達的不是李銳老的本意。

老朋友趙君不同意筆者的說法，他認為這叫“妄自猜度”，“恰好說明司馬腦子里有為尊者諱的思想，對李銳的蛻變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問道：假如這一切就是李銳老的真實意愿又當如何？

筆者堅持認為，分析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不能就理論談理論就主義談主義而脫離開他軀殼——生理與心理，當一個90高齡的老人說的話有些不中聽、不靠譜、不邏輯、不合乎事實的時候，我們沒有必要太較真。當年毛主席講過，考察一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看一時一事。

 希望李銳老在某日睡好午覺起身之后，當立冬的太陽暖洋洋地斜照進屋子時，于桌邊花陰涼里，無燥無怒平和地讀完這篇文章，敬請原諒晚輩不敬率陳一孔之見，不知前輩著文批判毛澤東時，是否有筆者對前輩這番體諒與理解。（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附文：

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5592352

●張杰

人物介紹： 周惠， 1918 年生于江蘇省灌南縣， 1937 年參加革命， 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1 年初，調北方局工作。 1952 年起，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 1959 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 1977 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78 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 1987 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后，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后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 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 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里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 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 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 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 為什么？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 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么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于“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 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 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 7 月 23 日上午 ，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 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 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 ）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

問： 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 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 23 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 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 ”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 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后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么婁子？

周惠： 再一個就是 8 月 11 日 ，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 180 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 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 ，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 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里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 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 那李銳為什么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 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 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 ），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 7 月 21 日 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 1965 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 ）；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 7 月 23 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 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于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 我當時哪里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 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 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系很好，和田家英的關系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 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 ），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后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 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 ）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 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 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有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 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 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 為什么呢？

周惠： 李銳當年剛 42 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