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口述:李銳“夜闖美廬”與廬山會議的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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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杰
人物介紹:周惠,1918年生于江蘇省灌南縣,1937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延安參加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年初,調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常委、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務副書記等。1959年,在著名的“廬山會議”上被卷入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旋渦。1977年復出任交通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8年,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1987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復出以后,周惠有兩件事比較知名:一是他在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時,一就職就立即要求包產到戶,當時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則大手一揮,果斷地說:“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話被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成為當年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句名言。現在談及當年的農村改革,人們只知道有萬里,不知道有周惠,對他其實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周惠曾對采訪他的作家權延赤說,其實廬山會議上被揪出的“反黨集團”,不應該叫“彭、黃、張、周”,而應該叫“彭、黃、張、周、周”,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的打擊是很重的,后來治黨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廬山會議反對左傾錯誤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曾經啟動過一項黨史資料搶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員采訪那些經歷過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以只征集、存檔,決不在事件涉及的當事人生前公開為條件,換取當事人如實敘述自己的經歷。“周惠與廬山會議”也是“黨史資料搶救工程”的對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談話,涉及到廬山會議上另一個重要人物李銳。
問:廬山會議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揪出里通外國的“反黨集團”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
周惠:主要還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腦子里左的一套東西越來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點,另外,彭老總和主席在歷史上也有過結,還有一些偶然因素。
問: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廬山會議開成這個樣子,李銳要負很大的責任。
問:為什么?李銳不也是廬山會議的受害者嗎?再說他職務也不高,當時連中央委員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當時職務也不高,但影響卻很大,很多中央委員也不見得有他那么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選他當“通訊秘書”,也就是說,他可以直接給主席寫信反映情況,這在封建時代,相當于“密折專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廬山上,李銳很活躍,也捅了不少婁子。
問:都捅了哪些婁子呢?
周惠:彭總給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后,會上議論紛紛,意見不能統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長篇講話,表面上對爭論的兩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實際上要反右傾,這對我們這些主張糾“左”的同志來說,相當于一記當頭棒喝。當天晚上,千不該,萬不該,我、小舟(即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李銳三個人,非要跑到黃老(即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那里去發牢騷,后來彭總也來了,我們當時很激動,挨了批評,思想轉不過彎來嘛。我們講了一些話,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但在當時卻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們發完牢騷,從黃老那里出來,剛好碰見羅瑞卿同志。羅當時擔任公安部長,一向自稱毛主席的“大警衛員”,負責黨內安全工作,深夜見到我們幾個剛剛挨批的人從彭總、黃老那里出來,自然產生警覺。后來這件事就被捅到會議上,大家都在追問我們那天晚上說了些什么?
問:如實說出來,也沒有什么,還不許人發牢騷?
周惠:李銳就在這個問題上,自作聰明,捅了第一個大婁子。幾天以后,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李銳的撒謊信產生了這樣幾個后果:首先李銳的政治品質立刻就成了問題。這種行為,按照舊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滅門的。按照新道德,則屬于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領袖,也是無法立足的。再一個就是就大家立即產生新的問題:你們為什么要撒謊?是不是心里有鬼?還隱瞞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陰謀?由于已經撒了謊,信任被破壞了,這個問題就等于再也說不清楚了。我當時就意識到:糟了,反黨集團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為李銳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使我們幾個人看起來很像是在搞什么陰謀,但我們并沒有陰謀。
彭總、黃老、小舟的命運,也可以說是受了李銳的連累。
問:李銳也應該算是好意吧,這樣的后果他可能也沒有料到。他還捅了什么婁子?
周惠:再一個就是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李銳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這個發言,讓我和小舟陷入極大的被動,因為李銳都交代了,我們再不承認,就顯得是在負隅頑抗了,大家也不答應。我還好一點,小舟聽了李銳的發言后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還聲淚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個有修養的人,不是氣急了,也不會罵粗話。
問:李銳的這段敘述,我在他的書里也看到過,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護。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發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說自己年輕不懂事,上了別人的當,主席當時就原諒他了。
問:那李銳為什么會發生一個急劇的轉變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擊,立一功吧!實際上,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也許前兩天,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彭總說受了主席的批評心情很沉重,看來這封信確實干擾了主席,大家今后說話要謹慎,有些話就不要在再跟別人說了。李銳究竟還跟主席說了些什么,也許只有他們兩個人才知道,說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謎了。
問:周老,恕我直言,您當時也處于受審查的地位,李銳“夜闖美廬”這樣的絕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當時哪里知道啊!只是對李銳的急轉彎感到不理解。這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后,有一段時間氣氛比較寬容,小舟告訴我的。
問:周小舟和您的處境相似,受到的處分甚至更嚴厲,他也不應該知道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點,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書出身,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是李銳那樣的“通訊秘書”,他和主席身邊的人關系很好,和田家英的關系尤其好,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廣州(周小舟已調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順便看望小舟的時候告訴他的。田家英是一個好人,也非常有才華,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把主席身邊的事跟外人講,這是做秘書的大忌。主席后來跟他分手,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為李銳的這種作為,小舟至死也沒有原諒李銳,他說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李銳居然是一個趙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脫黨投靠蔣介石,深受蔣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待到日本敗相已現,他又和軍統暗中聯系,是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復無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憶起他談及此事時痛心疾首的樣子。
問:那您看應該如何概括李銳在廬山回憶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當然,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銳,當時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總、黃老、張聞天同志都認了錯,都做了檢討,他們都頂不住壓力,何況李銳?
問:李銳既然檢舉有功,那為什么有遭到那么嚴厲的處罰呢?
周惠: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整個廬山會議,政治上受打擊最大的,應該算是彭總、張聞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應該要算李銳了。
問:為什么呢?
周惠:李銳當年剛42歲,很有才華,又受主席賞識,上廬山時簡直意氣風發,他也自認有總理之才,自我期許要在五十歲之前當上總理,沒想到卻栽了這樣一個大跟頭,整個人一生都發生了變化,心理落差還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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