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評“富田事變”》

 ——兼與代向青同志商榷

                       孫煥臻

富田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大事件。代向青的兩篇文章，即《略論“富田事變”的性質及其歷史教訓》、《富田事變考》（以下簡稱代文），否定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認為AB團1927年4月以后已不存在，肅反打AB團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這些結論值得商榷。

（一）

富田事變，是由肅反打AB團引起的，為搞清富田事變，就必須搞清AB團的問題。

何謂AB團，有各種說法，筆者以為江西AB團的發起人段錫朋的一段自白可供參考。段說：“當民國十五年底，共產黨把持江西黨務，操縱民運，彼以黨團運用，我則散漫無歸。此時兄弟奉派為中央特派員，視此焦急異常。適中央（指蔣介石）由粵遷贛，遂商請中央幾位常務委員，問以何術能夠挽救危局。嗣后得中央命，逐仿其他各組織忠實同志之法，組織本省忠實同志，以與共產黨團奮斗。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鎮寰、洪軌等同志及兄弟組織AB團，取英文反布爾什維克之義，團結一般同志，從事于反赤工作。”（《江西省文史資料選輯》1982，2期）故AB團是代表豪紳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集團，1926年底由段錫朋等人建立，其唯一宗旨是擁蔣反共，破壞革命，維護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關于AB團存在的時間。代文認為，王鍵民在《中國共產黨史稿》中引程天放的說法“迨‘四二’事件發生，省黨部被摧毀，而AB團亦解體，壽命僅三個月”，是可信的，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筆者以為，此種說法不足信，基本不符合歷史事實。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陳貽琛先生在所著之《AB團與改組派在江西活動的見聞》一文中說：“AB團的發起人程天放、洪軌、王鎮寰等各立門戶，與段錫朋分道揚鑣的事實看，昔日的AB團是已解散；但昔日AB團角色中，仍有一部分人，始終親近段錫朋，受他的影響，并仰仗他的勢力，在國民黨內爭權奪利，也是事實。人們以后所稱的AB團，系指這幫子人及其在國民黨內勾心斗角的事”，接著陳又敘述了自“四.二”之后，AB團同改組派在江西的斗爭情況，及AB團如何在國民黨中央陳果夫的支持下重新把持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和后來在狗咬狗的斗爭中又被搞垮的歷史過程。這充分說明AB團在江西省上層國民黨派系的爭斗中，自“四。二”之后到三四年以前，始終沒有停止活動，以段錫朋為總頭目的AB團，不管怎么“搖身善變，但變來變去仍是萬變不離宗，替蔣介石賣力。”（《江西文史資料選輯》1982、2期P141）

不僅上層AB團作為擁蔣反共的工具在活動；下層AB團活動有從未止息，特別在段錫朋的家鄉贛西南尤甚。劉九峰在回憶中說：AB團頭號人物段錫朋，跟在“蔣總司令”后面，竄到南昌，為了擁蔣反共發展勢力，“便從教育界拉些落后教師，在社會上找投機分子和臭味相投的同鄉，封官許愿，招兵買馬，作為AB團的骨干分子，組成反共首腦部。同時，他們的黑手也伸到了各縣，把當地土豪劣紳、流氓地痞、反動武裝等都作為AB團拉攏和發展的對象，造成AB團的依靠力量和社會基礎。”（《江西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2期P23）《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也有大量史料記載了“四二”之后AB團在江西，尤其在贛西南活動的情況。由上述可知，代文認為“四二”風暴“摧挎了段錫朋等人組織的AB團”，其“壽命僅三個月”，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關于總前委領導打AB團的原因，代文只一筆帶過，給人一種肅反是無中生有的感覺。其實，總前委所以在1930年10月打下吉安之后，開始肅反、打AB團，事出有因。正如美籍中國女作家韓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指出：“一九三0年十月十三日，毛率紅軍打下吉安，在繳獲的國民黨警方文件中，朱德發現了證據，證明這個地區的某些共產黨軍官實際上是國民黨特務，屬于所謂AB團，朱和毛曾同這些人打過交道。此外，他還從那里捕獲了蔣進行第一次‘圍剿’的作戰計劃，不久這個計劃就付諸實施，向毛和朱德所創建的根據地進攻了。”當時任紅一方面軍代理參謀長的郭化若同志在回憶中也說：“AB團在當時肯定是有的。我們從兩個跡象可以看出：1、紅十二軍成立之初，軍長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裝襲擊，就是AB團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譚敵發覺，也是由于AB團告密。這就說明有反革命。”（《回憶中央蘇區》P142-143）當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的曾山同志在回憶中也指出：“當時曾在陂頭開過一次兩萬多人的群眾公審大會，公審以后還殺了兩個AB團分子的組織者。但那時為了全力打開吉安城，以求把贛西南蘇區連成一片，所以未能進一步深入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以后是主力紅軍內部也發現了反革命AB團的破壞活動，所以進行了肅反。肅反中牽涉到地方省蘇部長級的一些人中，也有AB團分子。總前委考慮到這種情況，為了鞏固部隊和地方黨的組織，以利粉碎敵人‘圍剿’，決定幫助地方肅反，這才派李韶九率一個連來富田。”（《回憶中央蘇區》P17、18）

從以上諸多引文中，我們可清楚看出，紅軍打下吉安后，在敵人的文件中發現AB團鉆入我蘇區和紅軍中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陰謀，同時在對敵作戰和深入進行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內部也發現了反革命分子和AB團的破壞活動。作為當時紅軍和蘇區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總前委，決定整頓內部，肅清反革命的破壞和搗亂，為在軍情極為急迫，面臨敵人第一次軍事“圍剿”時做好政治準備，這是必要的和及時的。這就是打開吉安后，總前委決定肅反打AB團的原因所在。

（二）

關于富田事變的發生及經過。許多親歷其境的老同志的回憶基本一致，在此筆者僅引當時的直接當事人曾山同志的回憶及有關資料，以分析認定富田事變的性質和有關問題。

曾山同志在回憶中說：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帶領一個紅軍連隊由東固下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肅反，李韶九來時帶有總前委的指示信，由我和陳正人同志親收。來信中說：省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蘇軍事部長金萬邦、財政部長周冕、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都是AB團。因為當時敵人第一次“進剿”的反動軍隊已迫近蘇區邊界，形勢十分緊張，要我們立即解除他們的職務，把他們監視起來。當時省行委同意了總前委的意見，于是把李白芳、金萬邦、周冕等人暫免現職，監視審查。并決定陳正人同志帶一個排去河西特委傳達總前委指示。后來總前委又派古柏同志來省委協助肅反。古柏同志來省委以后，李韶九帶一個排到東固去找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和軍長劉鐵超商量在紅二十軍直屬部隊內進行肅反。而且把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捕起來，進行審查。這才發現二十軍獨立營營長劉敵也是AB團分子。此人和李是同鄉。李韶九找他談了話，但沒有逮捕他。劉敵回去便鼓勵全營戰士說：“李韶九這個反革命，把我們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捉起來了，以后還要捉我們。”并率領全營部隊攻進軍部釋放了謝漢昌，把軍長劉鐵超捉了起來。接著又捉了中央特派員易爾士和李韶九。政委曾炳春見情勢不好，離開部隊回了家。李韶九被捕后，說服了看守的衛兵放了他，跑到君埠街，向毛澤東天下匯報了二十軍部分部隊暴動的情況。謝漢昌劉敵帶領二十軍軍部直屬部隊約四百人，星夜沖向富田，出其不意地繳了省蘇警衛連的槍，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機關，釋放了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等被關押、審查的二十余人，并下令逮捕曾山、陳正人古柏同志。曾山、古柏同志聽到槍聲后于亂中脫險。曾山同志回家暫避，并把情況向當地黨組織作了說明；古柏同志經興國到寧都黃陂向總前委匯報了劉敵等反革命暴動的情況。

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等被劉敵謝漢昌釋放后，即在富田召集群眾大會，高呼“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惡毒攻擊毛澤東和以他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殺害了許多在東固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P329）當紅一方面軍一部趕來營救時，段良弼等已由泰和羅家圩渡過贛江，并把紅二十軍兩個團也拉到了河西。他們沿途到處張貼“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毛澤東勾引白軍反水”的反動標語。接著以永陽為中心控制了河西各縣。這就是富田事變的基本經過。

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段良弼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決不是如代文所說，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分裂紅軍，拉部隊倒戈到河西后，繼續擴大事態。他們在永陽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下令通緝曾山、陳正人等同志，還以假行省、行委、省蘇的名義，通過各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機關，對紅軍實行封鎖，并派遣專人到處濫造謠言，蠱惑民眾，企圖使紅軍同民眾隔絕，使我第一次反“圍剿”歸于失敗。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種無恥方法，捏造假信，妄圖挑撥毛朱彭黃的關系，借以分裂革命隊伍，從內部瓦解革命，起公開敵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段良弼等在河西，以是否反對毛澤東為界限，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包圍了第三分校，并派人游說分校黨委書記陳東日同志參加打倒毛澤東的反革命活動。陳東日擁護毛澤東，反對他們的反革命分裂活動，于12月16日率學生突圍，后又寫信給總前委和周以栗同志，揭露段良弼等人的反革命陰謀。段等立即派了受欺騙的肖以佐曾覺非指揮不明真相的紅軍贛西獨立師第一團22營分三路追擊。陳東日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嚴重后果，僅僅掩護退卻，避免正面作戰。結果一部分學生被殺害；一部分學生被逼到橫江渡，向紅一方面軍集結的地區轉移；陳東日帶領一部分學生，向官田方向突圍，后經安福永新轉移到湘東南。

陳正人為傳達總前委的指示，于12月14日抵達贛西行委，看到了通緝曾山、陳正人的反革命命令，才知道發生富田事變，情況緊急。陳即帶領紅軍一個連協同贛西行委到北路行委。16日下午到塘東，與周冕帶領的受騙的20軍一個團遭遇，紅軍一連人被繳械，贛西行委被沖散，陳正人轉移到北路行委避難。

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黃、滕等挑撥他們和毛澤東的關系，而且還以毛澤東的名義偽造假信給古柏，要古柏逼AB團分子招供出朱彭黃滕是“AB團主犯”，“以便早日捕殺”。關于他們制造假信的情況，彭德懷在《往事回憶》中說：“在富田事變時，有人偽造毛主席筆跡寫信給古柏同志，要古柏在審判AB團案件中，審出彭德懷是AB團。象這樣挑撥一、三軍團關系，反對毛澤東同志的事，我當時立即認識到那是一個挑撥一、三軍團關系的陰謀，一點猶豫和懷疑也是沒有的。并且立即召集了三軍團前委擴大會議揭穿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指段等的假‘行委’——筆者注）這一挑撥陰謀。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反革命性質的富田事變，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并且立即將偽造的信送給毛主席。”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朱德同志那里。當時任紅一方面軍政委辦公室秘書的李井泉在回憶中說：“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那時，東固來了個劉副官。到了黃陂，用毛澤東同志名義寫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總司令那里。信的內容是說朱總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簽名。這下就露了馬腳。朱總司令一看，就說毛澤東同志寫信從來不用英文簽名，這是個陰謀。于是把這封信公開了。”（《回憶中央蘇區》P144）

總之，從AB團及富田事變的目的及其給當時中央蘇區造成的嚴重危害看，論定它屬于反革命性質，非但不是憑空捏造，而且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

（三）

圍繞對富田事變的解決及對其性質的認識上，歷史存在著不同的意見。

從富田事變發生，到對富田事變的性質的認識及對其解決，總前委的主要領導毛朱彭黃等意見都是一致的。也只有這種團結一致，才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帶領蘇區軍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

在此情況下，上海黨中央派項英來中央蘇區，組織蘇區中央局，并進一步處理富田事變。項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意見與總前委及當時中央蘇區黨政軍大多數領導同志是有分歧的。項英也認為，“富田事變，在客觀上無疑是反黨反革命的行動”。但他又說，“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蘇區中央局通告第11號》1931年2月19日）因而他在處理上，不將極少數反革命首惡分子與廣大受蒙騙的紅軍指戰員相區別，一律采取所謂“教育”的方法，采取“雙方處罰”，“以求和平了事”的無原則的右傾態度。

代文不但認為項英的態度和處置方法是正確的，甚至比項英還后退了一步，不承認是反革命事變。筆者認為判斷一個事件的性質，主要應以社會實踐的客觀效果作標準。當時正值蔣介石對我發動第一次“圍剿”的危機關頭，劉敵等人不是把斗爭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指向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叛變于東固，公然武裝反抗總前委的領導，拘捕中央巡視員易爾士、總前委的代表李韶九和20軍軍長劉鐵超等同志，包圍并搗毀省行委和省蘇政權，攻打紅軍學校，收繳紅軍警衛連槍械，把隊伍拖過河西，煽動各地群眾反對紅軍，到處張貼反動標語，制造假信，制造謠言，挑撥離間，企圖破壞黨和紅軍的統一領導。這一切不都是最明顯的反革命叛變的事實嗎？至于代文講到劉敵等人是“刀壓在脖子上”被迫武裝反抗，這更是不切實際的。總前委給曾山、陳正人同志的指示信，是根據“破獲AB團重要首領劉天岳、曾昭漢、趙曉之等，一致供認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均是AB團要人”，于是和省蘇、省行委主要領導同志曾山、陳正人商量后將其免職，監視審查，這絲毫談不到“刀壓在脖子上”；何況對劉敵，李韶九徇私情，將其放走，就更談不上刀壓在脖子上。盡管因肅反沒有經驗而擴大化、簡單化，甚至搞了刑訊逼供，但總前委根據當時的緊急形勢，指示將其免職，監視審查，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政策的，無可厚非。

在給富田事變定性問題上，不僅當時總前委所有領導人意見是一致的；后來來中央蘇區的中央代表團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參加的中央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中，也一致肯定了總前委的意見，而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就連1931年11月召開的蘇區中央局第一次黨代會，即（贛南會議）也不得不承認“富田事變是AB團反革命的暴動，當時黨的領導機關（指總前委——筆者注），對于這個事變的處置方法是完全正確的”；至1931年底，周恩來同志到中央蘇區任中央局書記，由他主持制定的《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也明確肯定了“富田事變是AB團所領導的反革命暴動。過去反AB團斗爭是正確的，是絕對必要的，的確給了AB團一個致命打擊，破獲了AB團的重要組織，鞏固了蘇維埃的政權”，并具體指出，“總前委領導時期，對于鎮壓富田反革命暴動的處置，是完全正確的”。

那么，總前委領導打AB團有沒有錯誤？有。主要是因為沒有經驗，犯了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開始階段搞了刑訊逼供，結果給革命造成不應有的損失，這是應當永遠吸取的歷史教訓。關于這個問題鄧小平曾作過正確的分析評價。他在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于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鄧小平文選》P265）關于這個情況譚震林在回憶中也談到：“黃陂會議是在解決了軍隊肅反問題后開的，參加會議的是軍團軍一級干部，還有地方黨的負責人。肅反擴大化，李韶九有責任。這次會議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總前委還發了文件，以解決地方肅反出現的問題。這時，毛澤東同志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么參加AB團？’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毛澤東同志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準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回憶中央蘇區》P148）關于這個情況，李井泉、郭化若、肖克等同志在回憶中也都談到。

但后來，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后，就把毛澤東同志在肅反打AB團中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拋棄了，并且更大規模的捉人、殺人，造成了肅反嚴重的擴大化。1931年8月，甚至將紅20軍中排長以上的干部都捉來，殺了許多。但這個問題的責任必須分清，因為對后來中央代表團所搞的肅反擴大化，毛澤東同志是不同意的。他們是要“集中火力”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右傾”，并從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開始，黨內就把主要斗爭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同志。

江西一位叫文宏的，把肅反擴大化的一切罪過，統統推到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頭上，并推斷：第一次大肅反（指打下吉安后開始的肅反——這是文宏劃分的——筆者注），紅軍中一共抓了四千多AB團，殺掉了二千多人。（《江西省文史資料選輯》1982，2期）他這種推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們可從當時的原始文件中找到證據。如總前委于1930年12月22日在黃陂發布的《八個大勝利的條件》中指出：“敵人在我們軍隊中安的AB團暴動，都被我們打的精光，殺了幾十個總團長，共總打了四千多AB團。”同樣這個事實還可從韓素音著的《早晨的洪流》中得到印證，他寫道：“在前述紅軍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國民黨特務分子才被處決；大約四百至五百人受審判罪。其他的經調查和教育后釋放。”

其次，我們還可從對李文林、曾炳春、王懷、段起鳳等的處理上，也可看出。自黃陂會議后，毛澤東同志總結了經驗教訓，強調了重證據，不搞逼供信，不能隨便殺人。可是中央代表團推翻了這些正確的決定，亂抓亂殺，更加擴大化。如對李文林，郭化若在回憶中說：“我記得第二次反‘圍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參加了審問。……審問后，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根據他的口供，看來不是AB團，于是把他放了。”（《回憶中央蘇區》P141）蘇區中央局從1932年開始，集中火力反“右傾”這個“主要危險”，在肅反工作中，認為“消極”是“最危險的障礙”。結果，在所謂紀念“五卅”大會時，分別將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押送各縣處決。這與毛澤東同志沒有絲毫關系！

總之，自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后，全面貫徹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肅反問題上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這個歷史事實是不容篡改的！

               （ 作者單位：中共銅仁地委黨校）

                                   198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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