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中國外交
　　
巴黎《世界報》特派記者 羅拔.紀蘭

　　
　　給敵人以出路
　　
　　六年來的第一次，十幾個法國記者有機會隨著以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為首的法國議會代表團訪問了人民中國的不少地區。他們看到了繁榮的農村，由看來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歡欣的農民們辛勤地耕耘著；看到了整齊、清潔、保養得好而又充滿活力的城市，由一群衣著樸素、營養足夠、團結在非常接近群眾的領導人周圍的無產者推動著。
　　
　　自五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歷了一連串的內部考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立、由蘇聯的背信棄義和自然災害引起的危機、反對“修正主義”的前期斗爭、最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些都已成為過去，今天再也沒有昨日風暴的痕跡。由于她能迅速復元的驚人天賦，一九七一年的人民中國給人以鎮靜、秩序及和平的印象。
　　
　　無疑地，這是為什么外交與內政相比又成為首要課題的主要理由。這是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情況。
　　
　　當然另一個理由就是國際形勢本身。多年來的第一次，在企圖粉碎敵對的與非正義的包圍圈的長期斗爭中，中國的勝利似乎已是伸手可及。更由于近年來在國際方面各種災禍的威脅，使這個勝利特別顯得不平凡。印支的戰火曾燒到她的邊境。美國敵人幾乎到了她的門口。另一方面，中蘇邊境上也響起丁警鐘，那時必須準備兩線作戰。與此同時，在最壞的時刻，內部劇烈的動蕩削弱了整個國家。
　　
　　如果不是毛澤東，任何別人都可能已遭遇覆舟之險。與此相反，在他的領導之下，中國形勢有了戲劇性的好轉。在國際棋局中，她曾一度處于劣勢。在非常艱險的殘局中，她卻絕處逢生，贏得了勝利。印支的戰火平靜下來，美軍正在撤走。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毛氏的敵手。中美關系的開始緩和，可能結束驚險的兩面作戰的搏斗。三重的酣暢代替了昨日三重的危險。重要的歷史性的轉捩點正在出現。從北京看來，在世界舞臺上，人民中國正在前造，正在興起，相對地美國正在后退，正在衰落。
　　
　　毛澤東的辯證法總是把實際行動的巧妙的彈性和各種原則的絕對堅持互相結合起來。在目前，談判的形式正在代替“槍桿子”的地位。在談判開始之前，人民中國就宣布她將堅持原則。
　　
　　顯然地，這是當我們一到北京時周恩來先生便想對我們表達的。緊接著尼克松先生將訪華的驚人消息，總理自己向佩雷菲特先生，以后再重復地向一群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們，透露了一連串中國將在談判中堅持的相當強硬的“基點”。
　　
　　印支不會有和平，除非美軍全部撤走；臺灣問題不會解決，除非美軍也從那里撤走；中國不會進入聯合國，如果臺灣方面仍舊留在那里不走：中美不會有外交關系，假如華盛頓不拋棄蔣介石的所謂“中國政府”的合法與存在的神話——這些就是其中的幾個“基點”。等待北京在這些“基點”上遷就或妥協將是徒勞的。
　　
　　北京的宣傳強調必須把二十五年來建筑在神話上的美國對華政策顛倒過來，使之更合乎現實。所有國際報刊也正確地強調了人民中國對原則的堅定不移的立場。
　　
　　這樣，人們或會得到以下的結論：美國談判者很快就會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這又怎能解釋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尤其是在北京的外交觀察家對談判所持的樂觀的看法呢？
　　
　　答案可能是這樣：堅持原則的立場并不排除實際行動中的某些彈性。華盛頓的領導人如果善于分析北京的政策，他們可能發現中國人并不是沒有現實觀念的。
　　
　　在古代中國的軍事學中，“給敵人以出路”是正在作圍城之戰的將軍們的一條永遠牢記的準則。這也是一條新中國還在奉行的法則。種種跡象表示它也適用于對付美國敵人。
　　
　　中國在印支問題及臺灣問題上堅持原則的立場并不排除——即使中國并沒有明顯地表示出來——讓尼克松先生在美國輿論之前像中國人所說服樣“保全面子”的可能性。
　　
　　在印支問題上，所謂保全面子簡單地就是說：阻使美軍全部撤走以后，南越還將繼續存在；換句話說，美軍撤走時仍留下兩個不同的越南：北越與南越。當然，為此必需要有一個有進步傾向的、有目前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成員參加的聯合政府。要求與北方統一將會遇到許多問題：這會在稍后由兩個越南談判解決。
　　
　　美國于是必須作一選擇，假如她撤軍時并沒有和她的印支敵人——延伸為和中國——達成協議，戰火將迅速重新燃燒，越南化也將在災禍中完蛋。相反地，假如她離開時有了協議，那末不會再有爆炸性的局勢，面子也得以保全。由于人民的要求，新的印度支那將會逐漸形成，而這將為美國公眾所接受。
　　
　　至于在臺灣問題上，保全面子同樣地可能。中國要求美國把軍隊撤走，但她沒有要求立即以自己的軍隊來接替，這似乎暗示她不會用武力來“解放”臺灣。在這問題上，她將會接受以下情況：一切不馬上解決，不給臺灣人民造成悲劇，不讓美國人覺得受到損害或不能接受。
　　
　　此外，至少在美國輿論看來，讓尼克松先生保全美國面子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以中美關系的解凍的重大收獲來抵償印支的放棄。在印支失敗的殘酷現實似乎又被對中國新政策的成功所緩和。總賬并不是完全虧蝕。
　　
　　中國也可能同意這樣做，因為她也會由此獲得重大的利益，她一箭雙雕地達到了長期以來似乎是遠不可及的目標。她迫使美國把解決印支問題的辦法推廣到臺灣問題上去。美軍在這兩個地區的撤退將不過是同一路的“貨色”，同樣的行動，可能會化費時日，但這對中國顯示著：在整個東南亞地區圍堵的撤消將不會半途而止。
　　
　　雖然如此，大局尚未底定，而中國也謹慎地不以為必操勝券。尼克松先生來華之行只不過以最少篇幅宣布。目前只是在非公開的學習班和報告會上向干部和群眾組織闡述了官方的論點，就是向人民解釋為什么在一直強調長期斗爭之后又要來個談判，為什么要邀請敵國元首來訪北京。
　　
　　理由很簡單：尼克松先生到中國來為了美國吃了敗仗。正像周恩來先生最近向他的客人們透露那樣，毛澤東主席在相當時期內集中了他的注意力于美國局勢之后，相信美國正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而長期的危機。對中國的領袖和他的總理來說，處于困境的尼克松先生肯作重大讓步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這種看法并沒有公開。無疑地對美國人必須持重，避免刺激他們，應該幫助他們完成重大的轉變。并且必須以正面及有利的論點來供給已為中國爭取到的、且日益增多的美國友人及同情者，讓他們來推進爭取印支和平及承認北京政府的運動。
　　
　　毛澤東的中國這樣小心翼翼地試圖避免妄自尊大，并不是單單為了一時的權宜，她的節制是源于她的深刻的信仰，源于她對世界的看法和她在世界上固有的地位；這是她的戰略的關鍵之一。
　　
　　“中國現在不是，而將來也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這是北京成功地再登世界舞臺時不斷重述的口號。她不想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第三個強盜的角色，不想以三國霸權來替代可憎的美蘇二國霸權。
　　
　　她保證：她的使命恰恰相反。她鼓勵小國們起來反抗兩個超級大國的苛求和侵犯。她想使他們相信，正像毛澤東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發表的聲明中所說的那樣，小國可以打敗大國，小國聯合起來便可以打垮大國的霸權。
　　
　　中國自決，不受超級大國的干擾，這是建立和平的唯一方法。這適用于在各個戰線上為自由而斗爭的民族，不論在南美，非洲，中東或亞洲。印支和平應該由印支人民來完成，臺灣的出路只能由中國人民來決定。
　　
　　突破包圍圈
　　
　　在未來將產生新的印度支那的國際會議室中不會再有西方國家的座位；或者，假如沒有會議，只有一個多邊談判，那也不會有為他們而設的座位。在美國軍隊及其他外國軍隊撤走之后，印支的和平和她的新的狀態將由印支人民自己決定，無須西方國家插手：這至少是中國政府的看法。據可靠方面消息，這也是周恩來先生本人的看法。
　　
　　所以，不會再有“新日內瓦”。一九五四年在日內瓦，英國、蘇聯、法國、加拿大、波蘭、印度、美國等等，都參與了印支的事務。但今天在北京看來，世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殖民勢力給趕跑了，不能容許他們再度出現。最多可以讓某些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國家，譬如中國，來保證新的平衡。
　　
　　對周恩來先生來說，像他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對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們所解釋的那樣，新的印度支那將建立在“三國的革命政府和人民的革命基礎上。這些政府是：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老撾愛國戰線黨。”請注意：這里有三個國家和四個政府。這是我們以上所說的兩個越南不是要立即統一的新的標志。
　　
　　事實上，一九七〇年四月，上述四個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已經在華南的一個秘密地方——可能在廣州——舉行過一次“高峰會議”。它的重要性現在顯得更加突出：人們從這里可以看到將來亞洲人自己解決問題的雛型。周恩來先生在閉幕前不久來到了會場，祝賀他們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并表示中國將支持他們的獨立，保證他們的強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廣州“高峰會議”的贊助是文革后的首次重大外交攻勢。此后她就重新部署她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說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解決印支問題的準備上。
　　
　　她的目標是使印支半島重新成為中國東南邊陲上一個團結而友好的整體。為此，要小心地使印支各國自己以協議方式來解決該地區的問題，并使她們互相尊重她們將要承認的共同邊境。這并不簡單，如果考慮到中國應該是第一個不干預印支事務的國家。
　　
　　她知道河內強烈地希望保持獨立。她也知道老撾和東埔寨都恐懼河內或會企圖在印支半島上重建霸權。所以她有一項微妙的任務：就是使各方面互相了解和組織起來，維護和保障她們的獨立，以及留心注意強弱一律平等的原則是否被遵守。從長遠觀點看來，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的心目中，假如泰國一直不想自愿地在適當時候決定參加這新體系，那末印支的重建一直不能說是完成。
　　
　　中國本來一貫主張長期武裝斗爭，現在又突然主張和敵人談判，這個政策上的轉變是不是不容易跟印度支那的同志們解釋呢？事實上，照最可靠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們說，長期堅持武裝斗爭是為了以往河內與北京都戒懼著一個新的騙局：一個不完整的解決方案仍會使南越成為美國經濟和政治侵略的橋頭堡。越南人民覺得已有兩次受到欺騙：先在一九四六年的芳頓勃洛協議之后為法國所愚弄；再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虛假和平之后為美國所欺詐，抗戰到底就是說堅持斗爭直到敵人失敗的程度足以阻止他玩弄花樣，足以保證最后和真正的解決。照北京估計，這個時刻現在已經來臨了。
　　
　　最后或者有人要問：中國的新立場是否至少在河內與北京之間造成某種不安，甚至是某種緊張？
　　
　　上述的觀察家們認為恰恰相反。他們說，事實上兩國之間的關系從來沒有現在那么密切。她們觀點的相同在三月八日周恩來先生訪問河內之后所發表的重要公報上明顯地表現出來。緊接著，乒乓外交就展開了。在廣州“高峰”會議之后，兩國的團結不斷有所發展。這個現象由于在這同一有決定性的時期內蘇聯在印支失去立足點——這點我們以后還要談——而更加顯得突出。
　　
　　從中國政策的邏輯可以看出，她對印支問題的立場和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有驚人的相同之處。印支沖突應由印支人民解決；臺灣解放也應由中國人民解決。和印支問題一樣，首先美軍必須撤走；在此之后中國也不容許任何外國，包括聯合國，來干預臺灣問題的最后解決。
　　
　　中國希望這問題能由談判而不用武力來解決。但她堅決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論或“一中一臺”論。
　　
　　雖然這樣，當外國乒乓球員到北京來的時候，一種新的情況出現了。周恩來先生第一次有機會向美國記者們明確地闡述了中國政府對臺灣與大陸合并后的前途的看法。這位能干的總理觸及了為美國公眾輿論所特別關心的一點：那就是他們不欲拋棄一位不幸的老朋友——蔣介石，不愿使一千四百萬的臺灣居民身受他們以為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恐怖。
　　
　　在與“紐約時報”記者托平先生的會談中——也在其他場合——周恩來先生曾多次發表了令人安心的談話。實際上，他通過他的客人向臺灣居民宣布；他們的生活水平將不會降低，反會提高；因為仍將維持原來的入息和薪水，但將不需繳稅：因為中國并沒有入息稅；至于由大陸逃到臺灣的難民，他允諾不僅可獲赦免，而且可以按功行賞。至于蔣介石的高級官員，他提醒大家說中國政府對國民黨人總是寬宏大量的，而現在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在北京。至于臺獨份子，他說中國將不會饒過他們，他們不過是華盛頓和東京的走狗。中國將永遠不會允許為臺灣獨立而舉行的公民投票；因為這問題不存在，臺灣人都是中國人。
　　
　　周恩來先生又說：“蔣介石自己不也是和我們一樣反對兩個中國嗎？在他成為我們的敵人之前，我們和他曾經合作過。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好像邀請尼克松先生一樣邀請蔣介石到北京來，恐怕不是一件十分遙遠的事：大家將不會感到驚奇。其實陳毅元帥早就在一九六五年一次著名的會談上提過了。在這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人忘卻了這件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事情好像又再度從以前停留下來的那點出發，繼續發展。這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呢？
　　
　　無論如何，中國的領導人顯然希望通過周恩來先生的談話來表達愿意進行“溫和地”合并臺灣的允諾；而且中國也不急于進行這一計劃。她估計時間對她有利。國民政府的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他們已為美國盟友遺棄了一半，在聯合國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內部則為蔣介石可能去世的陰影所籠罩，這大概為期也不會太遠了。無疑地，人民中國是在希望用時間來慢慢磨斷反華包圍圈中一直是堅固而可怕的臺灣這一環。
　　
　　北京有一位西方外交家說：以前美國曾經把她在太平洋的防線放在夏威夷的經線上：這太后了，以后她曾為此而懊悔。二次大戰后，她把防線放在亞洲大陸的陸地上：這又太前了，這項錯誤招來災禍。她危險地，致命地，卷入了與她完全不同的黃種人世界的爭吵風暴中。這條防線再也守不住了，它已成為不安全線。
　　
　　有人會追問：這條防線會不會再在別的地方形成呢？這別的地方又會在哪里呢？它會不會仍舊保持它的特點，專為包圍和孤立人民中國而設呢？但是，在這七十年代開端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差不多已成功地在她南疆突破了圍繞著她的包圍圈。她不會輕易地容許再來一個包圍圈，或讓現在的包圍圈向北延伸。
　　
　　現在她可以把目光轉向北方了。向著日本：她擔心日本會不會把美國的政策變為自己的政策。向著蘇聯：在那里的邊疆上，包圍圈顯得最可僧和最具威脅性。
　　
　　對北方的疑慮
　　
　　正當環繞著中國的包圍圈在南方開始出現裂縫的時候，在北京可以強烈地感覺到由日益強大的日本所引起的問題正在尖銳化。在南方已經降低的壓力會不會再在北方升起？日本會不會認為美國的撤退給她一個在太平洋區推進的機會？美國會不會迫使她接替自己的地位？這是不是意想不到而求之不得的得以進行政治擴張和加速重整軍備的借口？
　　
　　在東京，這些顧慮可能被認為是杞人憂天式的。在北京，這些顧慮具有明顯的真實感。當中國自一九七〇年以來開動宣傳機器來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時，她是由于真實的恐懼，而這些恐懼是基于不能輕易否認的具體分析。
　　
　　在北京，大家不說日本人民喜歡軍事冒險，他們知道日本人民酷愛和平。他們譴責的是日本反動集團軍事意識的再現，譴責的是所有在東京、漢城、臺北、西貢、華盛頓積極散布新軍國主義和日本重整軍備的意識的那批人的神圣同盟。大家不是已經看到了為了“鞏固國防”的新五年擴軍計劃嗎？大家不是看到了在一九七六年后還要有一個五年計劃嗎？宣傳機器，特別是電影，不是正在為改寫太平洋戰爭的史實和宣揚從軍的光榮而開動嗎？
　　
　　饒有趣味的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內，周恩來先生特別為他的每個外賓證明了日本的危險的存在。他說這是日本壟斷資本盲目追求超級經濟力量的必然后果。他意味深長地指出了軍國主義的危險緊密地和日本經濟力量的高度畸形發展聯系著。
　　
　　他實際上是說：日本不需要這么強大。她的發展是濫亂和不均衡的，不但剝削了國內的弱者，在國外也導致了以富有和先進的日本對貧窮和落后的國家的可憎的控制。總理接著指出：日本的超級力量是有計劃地基于對他國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亞洲和澳洲開始警醒，美國自己也發現她長期以來孕育著的是怎樣的敵人。最后，這種形勢不可避免地引起危險的軍事后果。由于要保護投資，保護補給線，更一般地由于要維持日本的擴張，支持經濟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必然會不斷發展。
　　
　　對周恩來先生來說，日本之于中國有如德國之于歐洲，但日本更危險。德國軍國主義的危險受到鄰近各國一致的警惕性所遏制。此外，德國有兩個，東德對西德有阻抑作用。但是日本并沒有受到任何抑制。她不是分割為二，而是統一的。她不受阻抑；相反地，美國鼓勵她重整軍備，擴張她在太平洋的行動范圍。蘇聯自己出賣了亞洲人民的利益，尋求日本的青睞，請她到西伯利亞去，熱中于把她推向一個反中國、反亞洲的政策。
　　
　　在這方面，歐洲國家和中國還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不讓以前的敵人得到軍事原子力量。但是，當歐洲絕不忽略這點的同時，在太平洋這一邊大家有沒有聽到過以美國為首的任一日本友邦對她說她將永遠不準有核子武器？
　　
　　直到目前為止，北京對日本的政策主要是使日本輿論與政府分離，并使日本財界相信：兩國關系的改善將會增進雙方的貿易。
　　
　　現在，中國會不會對東京采取更加主動和更加強硬的立場？對尼克松先生的邀請已使日本，尤其是佐藤先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那里的局勢已經受到了有力的沖擊。這是北京在決定邀請之前可能早已估計到的。從長遠觀點看來，中國是否能期望美日之間更加離心，是否能使美國相信：她們之間有一個共同利益，就是阻止日本勢力的繼續擴大？
　　
　　在目前，北京一定深信佐藤先生終將垮臺。北京正在為替代佐藤的新政府作準備。這并不排除重要的主動。是不是準備派一位要員到東京去？是不是在佐藤的繼承人上臺以后就請他到北京來？周恩來先生最近曾對來自東京的不少客人提起締結中日互不侵犯條約。在這一點上會不會有較明確的解釋？與此同時，北京對朝鮮半島的立場也變得較強硬。中國和北朝鮮的關系在最近不但再度加強，而且李先念副總理七月十一日于中朝互助協定簽訂十周年之際在平壤宣布：假如北朝鮮受到侵犯，“中國人民將毫不遲疑地拿起武器”，與朝鮮人民并肩作戰。中國為了支持北朝鮮而說得這么明確，這是多年來的第一次。
　　
　　歸根結蒂，從北京可以從未如此清楚地看到：日本正面臨一項重要的選擇：不是繼承和繼續反華的“圍堵”政策，以及接受長期的對立局面，便是利用取代美國的良機，來拋棄舊的政策，（像尼克松先生或許會做的那樣，）并以毅力來克服種種困難，創造一個新的政策，真正日本的政策，以自己的方式來尋求與中國的緩和，甚至合作。
　　
　　還有一個為中國所極度敵對的可能性：那就是在目前世界舞臺上重新搭配角色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日蘇和解。對北京來說，這將是日本的一項嚴重過失和非常敵對的策略。今日來自日本的危險還是可以矯正的；但如果與來自蘇聯的危險合流，那就是絕對肯定的了。從中國的觀點看來，日本從此加入了敵人的陣營。
　　
　　蘇聯實在是頭號危險和頭號敵人。與美國緩和的最大誘惑便是結束“兩面作戰”的可能性——這不是可以永無止境地繼續下去的。文革后復蘇的中國外交政策的要點就是在一切方面和一切地區，面對蘇聯、加以抵抗。這是一場已經取得一定成績的斗爭，這在印支局勢中也可看出來。
　　
　　正如美軍在印支作全面撤退那樣，蘇聯好像也在全面撤退。中國一直堅決地反對俄人在這一地區出現：當然，他們之來是由于美國人先來侵犯的緣故。北京一定不會讓他們參與解決越局。美蘇解決越局的方案正在全面破產；在這個方案中蘇聯實際上對美國這么說：“南方歸你，北方歸我。假如沒有人來碰劃分南北的十七度線，那便萬事大吉，因為這是我們的邊境，蘇維埃世界的邊境。”和美國人一樣，柯錫金先生總是不了解印支半島的深刻現實。與此相反，這些現實是中國為了重建印度支那的解決辦法的基礎，因為中國一直了解這一地區的地理政治。
　　
　　中國現正加入歐洲政治角逐，這在幾年前還是難以想象的，其實這也源于對蘇聯的斗爭。它有三重目標；一、讓東歐起來反叛蘇聯，或削弱一一用北京的語匯來說——“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二、讓西歐成為意欲東顧的蘇聯背后的一支能舉足輕重的力量：所以贊成共同市場，贊成英國加入；因為擴大和加強了的歐洲將抑制蘇聯，并結束美蘇的“兩極化”。三、不讓西歐信任任何柏林協定或對蘇和解以避免蘇聯騰出手來專心向東。
　　
　　還有，在遼闊的中國的北方及西北邊境上，沿著連綿不斷的中蘇及中蒙邊境，蘇聯的包圍仍舊構成對中國政府的永久威脅。西方記者說，蘇聯在亞洲的布置的確令他們感到不安。這包括：一百萬軍隊，共四十五師，其中一半在邊界上，其余一半略為殿后；攻擊型的坦克部隊和有力的空軍；最后還有強大的火箭和核子武器基地。
　　
　　中國方面可能也布置了同樣數目的軍隊：邊境上約有十二個軍，海軍五萬人；稍為殿后也有同等數目的軍隊。她的布置純粹是防御性的；在敵人侵犯時她將首先依靠全民的武裝抗戰。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位特別為客人們指出：中國的核子力量仍舊是薄弱的，現在還不過是在試驗階段。雖然如此，人們相信她不久就會擁有射程達八千至一萬公里的導彈。中國兩顆人造衛星的發射說明了它或許能夠達到莫斯科。
　　
　　中國在導彈和核子武器方面的發展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她是否能在蘇聯方面采取無可補救的步驟之前達到真正強大的地步？這是在北京的外國觀察家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同時，每個訪問者都能證實：中國在目前表現了最大的冷靜。這里沒有戰爭的歇斯底里；在城市或農村，都沒有軍事訓練的跡象；沒有宣傳外來危險；在公開場合沒有一句關于緊張局勢的話。
　　
　　在人民中國的所有地方，只有一種奇怪的現象打亂了和平與自信的景象：造就是大街小巷兩旁到處可見的泥堆或石堆；這都是剛從地下深處掘出來的。在全國的大小城市中，中國人民準備隨時轉入地下。

　　原載中國印象
　　作者：[法]羅拔.紀蘭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雜志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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