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舍近就遠學北歐？
                                
老漢

   《天堂般的社會主義》一文，講的是北歐幾國的人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生活，從文章介紹來看，民社國家確實比我們共產黨國家要強，也可以說是屬目前世界上人民生活過得最好的國家，不過冰島國在經濟危機中整個國家破產了。但是這些畢竟都是小國家，五國人口總共才2500萬，還不如中國一個上海市多，瑞典人口最多也不到900萬，冰島只有27萬，這些國家人民受良好教育，創新能力也強，每個國家只要搞出一兩項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對外出口，其收入就足夠全國各項開支了，他們沒有大的財團控制政治，所以老百姓的民主和自由權利還比較較多。 中國是一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又是農業人口為主體的大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里，要實現北歐那樣從出生到死亡都由國家包下來福利，怕在幾十年內也不可能做到，要實現北歐那樣工人和資本家在經濟和上和諧相處，政治上都是國家主人，平等管理國家，在中國那是夢想。如果誰能做到把中國像在報告里說的那樣，我就一百個贊成。這些都是不切合實際的紙上談兵。
  如果學北歐還不如學30年前的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保障如按照人均收入計算并不比北歐差很多，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民主也不比北歐差（當然少數被專政的分子除外）。但作者在對比中不顧事實地攻擊毛澤東時代，這是右派精英們的一貫作法，這些論點大都在網上批判過，就不理他了。但有重要的一點必須指出來，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關于人文發展指數，他和右派一樣搞了一個數字游戲，貶低前30年抬高后30年，把改革開放后人文發展指數倒退的事實也硬加在毛澤東時代，他說，“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公布的2004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2004年世界人文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是挪威，其人文發展指數為0。956，人文發展指數居前十名的國家依次是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比利時．冰島．美國．日本和愛爾蘭，中國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試問104位是那個時代的事情？是改革開放前還是后？我來引用《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一文中的一段話，“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其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其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第22 位，而在人文發展中卻位居第51 位，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此外，1960-1980 年間，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因為中國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傾力投資于人文發展。因此，盡管人均收入低，它卻位于中等人文發展指數的國家類別。中國在人文發展指數與人均GNP之間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國民收入。”中國當年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獨樹一幟，取得了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中國從而被一些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改革開放前后的人文發展指數都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供的，可見人文發展指數是在改革開放后從51位下降到104位，下降了53位，下降一倍還多，后上升到到94位仍仍比改革開放前下降43位。作者本來想把104位嫁禍給毛澤東時代說，“中國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他就不說中國還有一個51位，可見精英的卑鄙。
  為什么要說人文發展指數，因為這對人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它能夠說明這個國家的國策，也就是把錢花在把錢什么地方？是不是花在人民身上？
  現在來了解一下人文發展指數的內容：人文發展指數 (HDI) 是衡量人文發展的三個方面的平均成就的綜合性指標：健康長壽的生命，用出生時期望壽命來表示；知識，用成人識字率及大中小學綜合入學率來表示；體面的生活水平，用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在此基礎上用加權平均法分別計算出這三個方面的指數，然后將這三方面的指數進行簡單平均，即為人文發展指數。這個指數在 0 － 1 之間，指數越接近 1 ，說明這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越高。用人文發展指數來對比一下兩個30年：
   第一個指數是人的壽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條，不管精英怎么吹噓，如果人民壽命活得不長，說明社會有問題，不管精英怎么貶低，如果人民的壽命越活越長，這就是一個好社會，試想一個受饑挨餓的人民（還有成千萬死亡的）、一個工作沒有保障的人民、一個有病得不到醫療的人民、一個在衛生條件很差、生態環境惡劣中生活的人民、一個受社會壓力精神負擔很大的人民等等，他們能夠長壽嗎？肯定不能。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時代的壽命指數：1949 年到1978 年的29 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 歲，增加了33 歲，遠遠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了當時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改革后，人均預期壽命增加速度大為放慢。1982-2002 年的20 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增長2.9 歲，不但低于亞太地區的4.0 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5.4 歲、南亞的8.9 歲、中東和北非的9.1 歲，而且低于高收入國家的3.9 歲。這是過高數據，有專家認為受社會環境、生態環境惡化，醫療保障水平降低，飲食結構快感化、傳染病復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觀點(曹為平)認為：中國目前的實際人均壽命為61-62歲，遠比官方數據72歲要低；部分醫院的統計支持了這個觀點，許多網友也憑感覺認同這個觀點。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說，我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58歲，比全國人均壽命約低10歲。國家體改委的調查結果顯示，近5年內，共有135人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專家逝世，平均年齡僅有53.3歲。這些都是生活、醫療條件比較好的知識分子，壽命都不到60歲，其他民眾可見一斑了，所以目前的實際人均壽命為61-62歲是可信的。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壽命下降了6-7歲。這里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精英們成天攻擊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政策，說那時如何迫害、摧殘、虐待知識分子，把他們關進牛棚，像對待犯人一樣虐待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如此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為什么壽命到活得很長。像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活了101歲；季羨林（住牛棚者）1911年8月6日生，現已98歲；費孝通1910年生，2005年去世，活了95歲；李銳1917年4月生 現年92歲；江平（1920年11月）生現年89歲；杜導正(1923）生現年86歲；謝韜192...年生現年80多歲； 厲以寧1929年1月14日生，現已80歲；高尚全1929年9月生，現已80歲；茅于軾出生于南京1930.11.22 現年79歲；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現年79歲；辛子陵1935年生現年74歲；周瑞金1939年生現年70歲。這是在網上常見到的精英名字。還有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一批走資派大多活得也很長。奇怪的是現在知識分子不受迫害了，壽命反而短了，平均年齡只有58歲了。我們所熟悉的名人中如中國十大笑星侯耀文59歲去世，創新理論標兵方永剛46歲去世，中央電視臺十佳播音員羅京48歲去世，連50歲都不到了。光靠造假、誣陷、栽贓毛澤東時代是沒有用的，用事實檢驗才是硬碰硬的。這里說明了一個真理良藥苦口利于病，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時雖然難受的，但有利于舊思想的改造，有利于身體健康，現在過著花天酒地般的生活，卻污染了思想、摧殘了健康，兩種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孰好孰壞一比較就明了了。
 
   嬰兒死亡率是人文社會發展另一個重要指標。 改革開放期間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中國的進步落后于幾乎所有地區的平均水平，包括東亞/太平洋、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中東/北非以及南亞，與中國相當的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其他健康的指標上存在類似趨勢，例如疾病和傳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發病率、高自殺率等等。1975 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贊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中國總體的醫療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21 位。20 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排在191 個國家中的144 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188 位，全球倒數第四。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醫療領域改革的市場化導向，政府大規模削減醫療投入。有醫療權威人士指出，發達國家用于醫藥衛生開支均占GDP 的10%以上，就連在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贊比亞為5.8%，而中國只為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在整個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逐年減少。1985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8.58%，1995年為17.97%，2000 年以后只剩下15%。相反，讓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醫藥費的比例卻逐年增加，1985 年為28.46%，1995 年為46.40%，2000 年以后一直接近60%。
  從上述數據明顯地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那個優那個劣？精英們總是滔滔不絕地、不顧事實地咒詛毛澤東時代。
  第二個指數是受教育情況。新中國建立時，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文盲國家，人口文盲率超過80%。經過不到30 年時間，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礎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 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是一個驕人的進步，因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農村文盲率分別高達34.9%和67.3%，埃及分別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的巴西分別為16.8%和46.3%。中國普及教育的成就超過其他發展中大國，走在了它們的前面。基于建國后掃除文盲的速度，人們本來期待，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擁有更多財富，徹底掃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實并非如此。改革30 年來，政府制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標屢屢以失敗告終，大學生比例提高，但農村和和貧困家庭子女入學比例逐年減少，體現了教育的極大不公。而在普及教育的腳步顯著放慢了。2005 年，根據當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6 歲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達10%。 這個數據印證了另一個來源提供的信息：據中國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 年底，文盲總人數達到1.16 億人，占世界文盲總數的11.3%，僅次于占世界文盲總數15.0%的印度。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教育原來取得的優勢正在大大縮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方面。改革期間，一方面是大學生入學率提高了，大學生的失業率也提高了，另一方面卻有1 億多人仍處于文盲狀態，得不到基本教育。在中國，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樣習慣性地被歸結為經費不足。但歷史事實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經費更為不足，政府卻能夠組織數次全國性大規模掃盲運動，使文盲率顯著降低。有人警告說，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可能無法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2015 年實現一半文盲脫盲的目標。今年高考的學生報名人數比去年減少，政府把減少原因歸罪于去年人口減少，則完全是欺人之談，人口如果由于計劃生育的原因也只能逐年減少，不會突然減少，其實真正的原因不好說出口，其主要原因是教育產業化導致高學費和低就業引起的，不少家長在權衡上大學的利弊之后放棄了子女報考。這里又是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這就是需要政府投入的普及教育方面大大落后，而可以創收的高等教育方面卻大大超前。說明了兩個時代兩種對待人民利益的不同路線。

   第三個指數是體面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的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那時主要為了創業，雖然艱苦，但人民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人民有工作、有房住、免費上學、免費醫療（企業職工的家屬看病半費、入托半費等）、有養老保障等福利。更重要的大家都過著差異不大的生活，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沒有過奢侈的生活的人，也沒有在垃圾桶里撿吃的人。為了人民的利益，當時政府制定了《勞動保險條例》，有效的幫助了那些生活暫時遇到困難的職工，不但解決了職工的看病難、住房難、養老難等等問題，同時，也為國家和職工的家屬，以及共和國的子孫后代積累了數萬億元的勞動保障費。毛澤東說：“工人工資一個月50元，一年600元，還有7400元上繳國家”。（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頁）。所以，勞動保險的性質和屬性，不但是老職工進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時也是為了中國的子孫后代的勞動保障進行積累。毛澤東說：“工人除提供出來的他們的必要勞動之外，剩余勞動所提供的資金，都由國家集中，這是為現在、將來的工人、農民服務的，拿出來為他們服務的。（同上，620頁）。可是在改革中職工們用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幾萬億資金不翼而飛了。退休老職工從此失去了生活保障。30年的改革開放，從1978 到2004 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 30 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日本用了30 年，追上了美國工資，“社會主義”還不如資本主義。中國的低保，2004年中央財政負擔105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73億，還不及公款吃喝費用的1/10。政協委員蔡繼明說，“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于美國。政協委員蔡繼明援引一份由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000萬元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億元富豪人數的91%。(《時代周報》6月25日)。現在一部人不勞而獲（而是大獲），許多人勞而不獲，根據勞動部門的統計，2004年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為1000億元。李毅《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分析》。這就是兩條路線兩種分配方式，人民肩上又壓上了三座大山。

  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了保障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的各類制度，這在國際社會中也被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如果這30年繼承下來，繼續完善，那么今天就不會成為人民怨聲載道的社會了，把自己的優良制度廢棄，而又要舍近求遠，去學北歐，這只能說明他們已不再代表人民利益了。

附全文：
天堂般的社會主義
2004年2月28日，胡錦濤等我國黨政領導人分別會見社會黨國際主席率領的社會黨訪華團，雙方表示進一步加強合作。隨后我國高層領導頻繁出訪了法國英國挪威瑞典等北歐中歐等民主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多次邀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黨政領導人訪問我國。2004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體學習會上，北京大學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黃宗良和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盧先福先后批判了蘇式社會主義，講解了國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經驗，報刊雜志也開始載文介紹英國工黨德國社會黨等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經驗，這些標志著民主社會主義在我國的禁忌已經打開，中國也融入了國際社共兩黨派合作潮流。
為進一步加強社共兩黨派合作，我們有必要打破多年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塵封和陳見，對民主社會主義作實事求是地了解和定性。這里，我們選編了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有關介紹材料，我們可以看到，民社的確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之路，也是中國最佳的選擇。概言之，民社有如下優越性：
1、最佳的混合經濟模式。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已由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不平等和市場經濟伏藏危機之不妥之處。（近日掌管美聯儲18年的格林斯潘也承認，沒有監管的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缺陷。）而單純的計劃經濟和單一的公有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的實踐中，又突呈僵硬和低效率的弊病，生產供給難以滿足社會的良性運行。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鑒于在實踐過程中發現資本和權力一樣既有罪惡的一面，又備社會不可缺欠的功能作用。經濟僅靠政府計劃干涉或者僅靠市場自由運行都會出現不良結果，或者僅靠政府計劃干涉導致經濟貧困蕭條，或者僅靠市場自由運行經常暴發經濟危機，于是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民社及時做了政策調整。
民社的新經濟政策是，在現階段暫不消滅資本但需把資本關進民主法治的籠子里去，實行公私兼存而俱行的混合經濟，和政府有限計劃干涉下的市場經濟。有關國民生計的重大經濟項目通過立法委員會掌控在全民手中，其他經濟放給民營經營。既發揮私有經濟的靈活高效率，又運行公有經濟以穩定平衡。既隨市場自由調節，又增政府有限干涉,使致經濟良性轉運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如今，民社國家尚未暴發經濟危機和也未發生經濟蕭條。民社的混合經濟得到全球性的普遍認可。世界經濟論壇10月-30日公布了2003-2004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芬蘭排名第一，重新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國家。美國、瑞典、丹麥、中國臺灣、新加坡、瑞士、冰島、挪威排名第二至第九。其中，大多數是北歐的民社國家，昭示了民社的強大生命力。
當然，這次由自由主義過熱產生的國際性經濟危機，也殃及到民社國家，給諸如冰島等國帶來經濟困難。但這不是民社混合經濟造成的，卻反證了民社的混合經濟確實是當今世界上最佳的經濟模式。雖然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其特殊性，但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同經濟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與發展規律是相同的，何況混合經濟已為1956年前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證實也是適合中國的最佳經濟模式。
2、最佳的勞資合作關系和勞資矛盾化解方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唯利是圖剝削壓迫工人，制造了工人階級的貧困和社會不公，引發勞資尖銳對立。而列寧極左修正主義，對資本采取沒收消滅鎮壓等偏激措施，實現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加之未實行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政府官員和國營企業管理者與工人階級矛盾激化，工人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束縛了社會生產力，隨之經濟貧困蕭條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民社沒有沒收消滅資本，也不鎮壓資本家。從楊先的《瑞典考察報告》、潘培新的《關于瑞典模式》和胡星斗的《新社會主義》等系列文章，向我們展示了民社科學明智的做法是，通過工人階級運用罷工游行結會自由等工人階級最有效的威懾民主手段，通過議會制定高收入高稅收等法律法規，以及工人階級組織工會借助司法新聞監督和工人參與管理參股等經濟民主方法，民主和諧地化解了勞資矛盾，縮小拉平了勞資收入差距，實現了勞資平等。國際統計信息中心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公布的2004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2004年世界人文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是挪威，其人文發展指數為0。956，人文發展指數居前十名的國家依次是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比利時．冰島．美國．日本和愛爾蘭，中國由第104位上升到第94位。
近百年來，在民社國家，尤其是工人階級政黨執政期間，鮮有所聞暴發針對資本家的工人罷工游行，以及勞資沖突的事件。對比蘇式體制國家和尚未完全社會主義化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公正地說，民社確實最佳地解決了勞資矛盾，建立了良好的勞資合作關系。雖然中國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國情，但全世界勞資之間的矛盾和處理規律具有共同性，因此，民社解決勞資矛盾的方法也可借鑒為中國化解勞資矛盾的最佳方法。
3、最佳的福利制度和最佳的幸福指數。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所有的人民，讓人民過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民社國家實行政治社會經濟民主，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繼而也就有了能力去推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按需分配的準理想-高福利。
我們組織的資料文章，向我們展現了民社國家人民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國家對人民安排到從出生到墳墓的整個一生的福利事業。國家幾乎包下了人民的上學、醫療費用，失業養老有保險，房租有補貼，實現了全體公民的共同富裕。
2007年7月1日，大型跨國調查項目“世界價值觀調查”公布結果，其中，丹麥以其優越的民主、平等及和平氛圍，成為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以幸福指數8.2折桂，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亞（一材料為奧地利）、冰島、（巴哈馬群島）、芬蘭、瑞典、不丹、文萊、加拿大、愛爾蘭、盧森堡公國。美國在快樂榜上排第16位；在95個國家地區中，中國內地排名第54位，中國香港排名63位。在綜合比較全球71座城市包括工資、物價、購買力、工作時間在內的多項指標后，2006年08月9日瑞士銀行公布了一份長達52頁的評估報告。瑞士銀行這次采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指標評比購買力，即在各個城市，人均工作多少分鐘能買一個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 “漢堡包榜單”如下，東京 10分鐘，洛杉磯 11分鐘，悉尼 14分鐘 ，倫敦 16分鐘，香港 17分鐘，臺北 20分鐘，上海 38分鐘，北京 44分鐘 。北京和上海低于全球平均的35分鐘。報告比較了各城市居民的工資收入。以紐約為首的北美城市享有最高的人均工資，其次是西歐各城市。這些歐美城市的人均工資為每小時18美元。但在扣除較高稅金后，歐洲居民的凈工資收入比北美居民略少。
從人民生活上來看，民社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天堂。雖然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其獨特之處，但是人與國家的關系是一致的，人追求幸福，生老病死人生的自然道路是一致的，工資結構和個人生活支配大分類是一致的，即對醫療養老撫養子女的需求是一致的，因此，民社的福利政策也可以是中國最佳的處理方法。
4、最佳的公正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這是去年以來，官僚特權階級幕后煽動極左派竭力圍攻抵制民社的深層原因。）在資本主義國家唯有有錢人才能享受政治權利，而在蘇式封建專制等級森嚴的社會又只保證有權人享有政治權利。然而在民社國家，實行了勞動人民執政的民主共和制，每個公民都可參加或組織政黨并參加競選，人民大眾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人，同時又保護資本家的正當民主權利。
民社實行政治民主平等，通過民治由所有的公民來自己治理國家，由包括資本家在內的勞動人民執政，而非是官僚特權階級執政，各級政府的行政長官由公民民主選出。民社把防范政府的犯罪放在政治的首要目標，以保證國家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證社會進步不受干擾和淡化。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治理國家,具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并都可參政議政。政府官員必定要對公民和社會負責，公才公望者被公正平等地選上，想發財圖舒服的懶漢則遠離或被淘汰，政府功能尤其是公益性服務功能得到強化和健康高效發揮。
由于實行憲政，政府在憲法規定下陽光操作，并且三權分立相互鉗制監督。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運用普選和隨時罷免不稱職的官員等手段將舊的國家機器砸碎改造，通過民主法制手段，對資本且對權力皆有效地控制管理，由于消除了特權故而無從孳生特權階級，政治因此開明廉潔。全球知名的反腐敗機構、總部設在柏林的“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 “透明國際”在《二○○六年貪腐印象指數》中，根據公職官員和政黨人物對腐敗水平的印象，列出了一百六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腐敗排行榜。排名中居榜首的國家是民社國家芬蘭、冰島和新西蘭，丹麥、新加坡、瑞典等國家緊跟在后： 1　芬蘭 1　冰島 1　新西蘭 4　丹麥5　新加坡6　瑞典7　瑞士8　挪威9　澳大利亞 9　荷蘭14加拿大15中國香港16德國17日本18法國20美國 26中國澳門 26葡萄牙34以色列 34中國臺灣43韓國70中國大陸。
蘇式體制將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對無產階級專政，借口階級民主對工農大眾采取高壓強硬的暴力手段，以維護特權階級的特權。民社對人民大眾實現了政治社會經濟民主，工人階級通過議會選舉、憲政和三權分立等手段，經常取得執政地位，粉碎了官僚特權政治權力的壟斷和私有化，保證政府官員象仆人一樣謙恭地侍服主人公民。任何人的人權、民主權利得到尊重，每個人都能昂首挺胸輕松做人，民社是謂人民大眾最佳的寬松平等自由之社會。
民社與蘇式體制目前在我們國內尖銳的分歧，就是對人民施行強硬的暴政激化矛盾，還是用民主和諧的方法化解矛盾。是由黨做主，還是民作主，最后的拍板權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中。中國歷史文化雖然與別國不同，但是，階級關系、官民關系、社會結構、立法行政司法關系和運行規律是一致的，處理方法、決策方法的屬性是一致的，所以，民社也將是中國最佳的政治社會制度。
5、最佳的社會進步機制。資本主義把利潤放在首位，奴役剝削工人階級，使工人成了機器的奴隸，無計劃的盲目生產經常產生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蘇式體制把執政地位放在首位，由黨硬行控制政治和社會奴役人民，黨管人事黨管新聞黨管司法黨管軍隊，由黨治國，施行中央集權，而無視并干擾破壞各行各業內在的運行規律，導致各行各業的畸形發展和蕭條，人民精神壓抑消沉苦悶。
民社尊重各行各業各自內在的運行機制特點，對各行各業實施寬松的政治管理，適當地進行政府干預，使各行各業朝氣蓬勃健康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尤其是人事廉政，各行各業只按其自身的運行需要民主按法管理人才，用人不分階級不看出身不管黨派不找后門唯德唯才各盡所能，因此社會正氣抬頭，每個人得到公正合理的使用，每個人都可得到社會提供的公正平等的競爭機會，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并能發揮聰明才智的工作，自組織成和諧合理的工作群體。每個人及工作群體都能發揮極大的內在能動性和積極性，生產力得到解放，各行各業都實現低成本高效率運行。總部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這份報告共對全球125個經濟體進行了排名，報告顯示，瑞士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芬蘭和瑞典分列二三位，排在前十名的還有丹麥、新加坡、美國、日本、德國、荷蘭和英國。中國的排名從前一年的第48位降到當年的第54位，中國香港排名第11位，臺灣省排名第13位。
東歐國家中轉型最順利且最靠近歐盟的斯洛文尼亞、捷克、匈牙利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愛沙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等國也發展勢頭良好，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的預備梯隊中。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上，民社確實是最佳的社會進步機制。雖然，中國有中國歷史文化的特點，但是，工農業科技教育文化的運行規律是一致的，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一致的，因此，民社也將是中國最佳的社會進步制度。
6、最誠信的社會公德。2001年，美國《讀者文摘》雜志在全世界范圍內作了一項試驗。內容是要測試30多個國家和地區民眾的誠實程度。測試方法是在每個國家選擇幾個地區，故意在每個地區丟下10個錢包，里面裝有相當于50美元的當地貨幣。錢包里同時附有失主的聯系方式，拾到錢包的人如果想物歸原主，可以輕易地聯系到失主，最后統計錢包交還給失主的比率。試驗發現，最誠實的5個國家是挪威、丹麥、新加坡、新西蘭和芬蘭。五個最誠實國家北歐占三席，其中挪威和丹麥的錢包歸還率竟然達到100%。根據分析，這5個最誠實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這并非巧合，而是民德與官德相互影響的結果。連學校考試，教師記錄的成績都是小孩子，根據老師的答案自己給自己作業改后報的分數，沒有虛報成績的現象發生，由此可見社會治安和人的道德品質素質的良好。
7、最佳的社會系統發展觀和生態環境。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破壞社會系統發展，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蘇式體制把經濟發展政治化服從政治需要，突出重點忽視系統平衡和環境保護，時而以政治為中心，時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科技始終得不到科學全面的發展。在愚民政策下，大文化遭冷遇遺棄，形成社會大系統進步的瓶頸軟肋，肢殘體廢搦制了整個社會的進步。不計成本不惜環境，肆意破壞資源環境和歷史古跡，山砍成荒山禿嶺，水污成黑河臭湖。不平等地對待人亦不平等地對待自然，動植物難望得到保護，生物物種成批消亡。
民社以社會進步為首位，且以人為本，同步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系統協和發展進化，做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由于政治社會經濟民主，一切違反社會進步和侵害人民利益的決策都會得到及時的發現制止調整和糾正。在民社國家，政治開明廉政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教育發達科技興旺發達，人的綜合素質不斷提高。保護自然愛護環境成了每個公民的美德，人人愛護花草樹木，平等對待動植物，城市樹木都于百齡以上，小動物隨處可見無人傷害，走進民社國家優美的生態環境，疑是步入人間天堂。2003年在紐約舉辦的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142個國家的環境可持續能力排行榜。環境可持續能力指數（ESI）的最新評估結果顯示， 芬蘭列在排行榜之首，美國第45位，我國第129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最后一位。由此可見，民社的確是社會協同進步和自然保護最佳的制度。不管中國的文化歷史條件有何不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相同的，處理關系的科學方法也是可通用的。民社政治經濟文化并行、人與自然俱生的方法也必然是中國的最佳方法。

通過對比分析我們看出，民社的的確確是世界上最佳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也必然是適合我國健康科學發展的最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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