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封閉”“僵化”的“閉關鎖國”嗎？
王子善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是輝煌的3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30年來，粉碎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和戰爭陰謀，贏得了長期的持久和平：抗擊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對我國的包圍、封鎖、侵略，捍衛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使全國人民過上了長期的和平、安定的生活；高舉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旗幟，支持各國人民民族解放斗爭，發展了和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系，得到各國人民的尊重和支持，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可是，自從毛主席逝世以來，有些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掀起一個又一個的反毛、非毛化的浪潮，攻擊、誣蔑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是什么“封閉”“僵化”的“閉關鎖國”；“是關起門來搞運動，搞的是運動經濟”；“鄧小平到聯合國開會，住賓館的外匯都沒有，把全國外匯集中起來都不夠”，看不到資本主義的進步，還是按馬克思、列寧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看不到四小龍的發展”，“沒有派高級官員到西方考察過”等等。他們根本不顧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許多誣陷不實之詞，長期以來，人云亦云，謊言說一千遍就能成了真理。但是，謊言終究是謊言，可以欺騙于一時，不可能永遠被欺騙，現在我就對毛澤東時代是“封閉”“僵化”的“閉關鎖國”這些謊言談談我的看法，希望和關心這一問題的同志共同研究。

　　一、是中國“閉關鎖國”還是美國“封鎖、禁運”
　　中國愿在和平共處、平等互惠、尊重獨立主權的基礎上和一切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早已昭告天下。
　　1947年10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就指出：“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條約，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毛澤東選集》1134頁），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我們必須盡可能的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毛澤東選集》1325頁）
　　1949年6月13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愿意斷絕和中國反動派的關系……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毛澤東選集》1353頁）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發表的建國公告中，向各國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同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也向各國政府發出公函，當天就對仍在我國有大使館、領事館的國家送達了公告和公函。開始有一批國家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49年底已有25個國家和新中國建交。其中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資本主義國家。五、六十年代，有不少亞州、非州的發展中國家還有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瑞典、荷蘭、挪威、丹麥等先后和我國建交。1972年隨著中美兩國正常關系的建立，當年有18個國家和我國建交。從此，全世界除少數幾個國家還和臺灣有所謂外交關系外，絕大多數國家都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我們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我國政府沒有對任何愿意和我國往來的國家閉關，也沒有鎖國。事實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對我國革命的勝利極為仇視，他們對我國實行軍事上入侵、包圍，政治上孤立、打擊，經濟上封鎖、禁運、制裁，拒絕和我國往來。1950年6月入侵朝鮮，逼近我國鴨綠江邊，侵占我國領土臺灣，對我國構成嚴重的軍事威脅，我們被迫進行了抗美援朝。
　　同時，于1950年12月28日，美國政府宣布管制中國在美國的全部財產，禁止在美國注冊的船只開往中國。1951年2月1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5月1日操縱聯合國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1952年9月，美國又操縱“巴黎統籌委員會”增設作為執行對中國實行禁運的專門機構“中國委員會”，這個機構制定的對中國的禁運項目達500多種。
　　美國政府禁止和我國的一切往來，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美國政府有嚴格命令規定，不得與“中國侵略者”交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他與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只有在車子相撞時才會見面”，多大的仇恨？時至今日美國仍禁止一些高技術產品對我國出口。
　　究竟是美帝國主義閉了中國的關，鎖了中國的門，妄圖通過封鎖、禁運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還是毛澤東搞了“封閉”“僵化”的“閉關鎖國”，事實是十分清楚的，他們為什么要顛倒黑白，把“閉關鎖國”的帽子安到毛澤東頭上呢？因為他們是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否定共產黨，所以要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一切。他們以“老干部”、 “知識精英”自居，實際上他們從來就是對共產黨不滿的，艾奇遜所稱道的“民主個人主義者”。
　　我們要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封鎖、禁運、制裁近30年，禁止和我國往來，交往都不行。我國能引進他們的技術、資金嗎？我們能讓他們來我國辦工業、辦商業、辦銀行，搞土地開發嗎？我們能派高級代表團去考察嗎？能派留學生嗎？能像四小龍那樣搞來料加工嗎？
　　在五十年代初，我們曾得到蘇聯在各方面的援助，引進項目、引進技術、聘請專家、派留學生、派工人去學習，搞的很好。后來因為赫魯曉夫妄圖控制我國主權，遭到毛主席的拒絕，決定停止援建項目，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和美國采取了同樣的封鎖、制裁辦法，給我們增加了更大的困難。但是我們只有硬著頭皮頂住，走自己的路。
　　至于我國經濟建設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堅持獨立自主地，建立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立足于提升自主產品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反對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錯誤方針。

　　二、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是光輝的三十年
　　舊中國100年的外交史是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統治的歷史，是任人宰割的歷史，中國人民受盡屈辱和欺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從此，中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但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反動派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必然要聯合起來破壞、搗亂。所以維護國際和平，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的獨立主權，處理好國際關系，確立自己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是國際斗爭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毛主席、周總理以高度的外交智慧，高度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以有理、有利、有節，進退自如的外交藝術，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斗爭中，確立了自己泱泱大國的外交風格，贏得了世界各國的稱道，為維護世界和平，維護我國獨立主權和國家安全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既未“閉關”，也沒有“鎖國”，可以說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的外交是光輝的三十年，勝利的三十年，改變世界的三十年。
　　（一）堅持“一邊倒”改變了世界格局，穩定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斯大林領導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有很多支持和幫助。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和支持，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毛主席在1949年7月1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這對帝國主義，國內反動派是很大的打擊，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是極大的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次日蘇聯政府決定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互派大使。毛主席于11月8日致斯大林的電報中說：“這件事給了我們有利的地位，使許多經常搖擺的人穩定下來，覺得人民政府勢力大了，不怕帝國主義了，又把資本主義國家拋入被動地位。”無疑這是對我國一個重要的國際支持。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訪蘇聯，訪問期間受到蘇聯領導人的熱情接待，經過近兩個月的談判，取得圓滿的結果，蘇聯政府宣布廢除了同國民黨政府所訂的條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簽訂對保衛亞州和世界的和平，對我國的安全，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根據協定，蘇聯對我國援建工業項目156項，派遣專家1.8萬多人次，僅1957年就有2289人來華。
　　1953年6月4日又簽定了《關于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制造方面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議》這一協議的執行奠定了我國艦艇制造工業的基礎，為我國自行制造海軍艦艇打下基礎。
　　1949年4月，以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1954年赫魯曉夫向毛主席提出，要中國參加，毛主席回答：“沒有這個必要，這對中國發展建設沒有多大意義，相反可能麻煩很多，糾纏不清，還會防礙建設的進展。”中國只參加活動，不當會員。1959年為和中國建立聯合艦隊，設長波電臺問題，遭到毛主席的拒絕，同時我黨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展開批判，兩黨、兩國關系惡化。赫魯曉夫撕毀合同，停止了援助，撤走專家，逼還貸款，對赫魯曉夫的霸權主義行徑，我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二）打開中美關系，再次改變了世界格局，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毛主席、周總理是十分重視和美國的關系的，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希望和美國建立友好關系。毛主席曾三次向美方人員提出訪問美國，希望和羅斯福總統商談抗日戰爭和抗戰以后的問題，都被美國拒絕。1949年南京解放以后，曾派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長黃華訪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以私人身份到北平和毛主席、周總理會面，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回應，一再錯過了改善中美關系的機會。
　　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和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艾奇遜寫給杜魯門的信。毛主席連續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幾篇評論進行了反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和美國成了交戰國的敵對關系，這種敵對關系完全是美國政府的親蔣反共政策造成的。1955年7月美國政府建議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我國政府表示同意，從同年8月開始舉行，以后改在華沙舉行，斷斷續續談了15年之久。
　　從七十年代初，國際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尼克松政府，通過各種渠道放出愿與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毛主席及時抓住這一時機，對尼克松政府作出積極的回應。在1971年春于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是推動中美關系改善重要的一步，這一舉動引起了世界轟動，被稱為著名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動了大球。
　　接著1971年1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毛主席在健康狀況不好的情況下，會見了尼克松。周總理和尼克松會談，于2月27日發表了《上海公報》，標志著中美關系走向正常化。中美關系的突破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大變化，為中國打開新的外交局面創造了前提，毛主席說：“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三）利用矛盾，區別對待、改善和西方國家的關系
　　西方國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各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我們對他們采取了區別對待，既堅持原則又靈活處理，盡力改善和他們的關系。
　　英國是老牌帝國主義，對我國有很長的侵略史，1949年我軍渡江時，英國軍艦曾闖入解放軍防區，并開火，解放軍予以反擊，重創“紫石英”號，擊傷增援的軍艦三艘。從此，英國的“炮艦政策”在中國走到了盡頭。
　　新中國成立以后，英國于1950年1月承認我國，1954年6月和我國建立了代辦級的外交關系。我國在英國設有中國銀行分行等機構，有貿易往來。
　　法國和美國有矛盾，毛主席、周總理曾多次接見法國的政界人士，1957年曾邀請法國前總理富爾訪華。戴高樂上臺以后，富爾受戴高樂委托，于1964年1月再次訪華和我國商談建交問題，談到臺灣問題時發生困難，為了照顧法方的困難，我國政府采取了靈活的態度，雙方達成三項默契：1.法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2.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權。（3）中法建立外交關系后，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他駐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法國也相應撤回他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機構。在1964年1月27日發表的中、法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只有中、法兩國決定建立外交關系，互派大使兩句話。這樣既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也照顧了法方的困難。
　　中、法建交，世界震驚，被西方輿論喻為“外交核爆炸”，受到各國的普遍好評，只有美國強烈反對說：“這是戴高樂在美國的傷口上捅了一刀，而且捅得很深”。中、法兩國建交以來，一直保持了良好的關系。
　　其他西方國家，1950年和瑞典、瑞士、丹麥建交；1954年和荷蘭、挪威建交，其他國家都在1972年建交。
　　（四）促進中、日民間交流，以民間促官方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參與對中國的封鎖、禁運，1952年4月同蔣介石集團簽訂了所謂的“和約”，雙方建立了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后，對中國政府采取了敵視的政策，針對這種情況，我國政府采取了大力發展民間交流，擴大民間往來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以后，1949年5月到1950年10月在日本陸續成立了“中日貿易促進會”、“中日貿易促進聯盟”、“中日貿易協會”、“中日友好協會”等團體，這些組織曾派出不少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談判貿易。1952年日本參議院議員高良富等來中國訪問，和我國簽定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1960年8月周總理提出中日關系正常化三原則：1.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2.不參加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3.不阻撓中日兩國關系的恢復。1962年9月和11月日本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和自民黨議員高崎達之助相繼訪華，高崎和廖承志簽訂了《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備忘錄》。1964年4月雙方就互派執行備忘錄貿易代表和互設聯絡事務所及交換新聞記者交換了會談紀要。1971年2月雙方備忘錄貿易辦事處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議。中國提出中日貿易四項條件，古井喜實在會談公報上簽了字，中日貿易雖然一再受到右翼勢力的打擊，但一直在發展，到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時貿易總額達10.4億美元。
　　為了爭取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新中國成立后，50年代初就將滯留我國愿意回國的日本僑民遣返回國。1958年將在撫順等地關押的日本軍人，偽滿州國人員共1069人，其中1017人免予起訴，不久歸國。52人判決有罪羈押，也于1958年提前釋放回國。他們回國后對推動中日友好關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3年7月日本九州遭受大水災，中國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提供1800萬日元的巨額捐款，廣大日本人民被中國人民的博大胸懷所感動，對推動中日人民的友好往來，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給日本極大震動，1972年7月田中角榮新內閣組成，9月下旬即訪華，9月29日周總理和田中簽署聯合聲明，宣布結束中日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兩國從即日起建立外關系。
　　（五）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和權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由于美國政府的操縱、阻撓，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直被臺灣蔣介石集團所竊居。對此，我國政府曾多次進行斗爭。
　　1971年10月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于10月25日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1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當宣布這一結果時，整個會場立即沸騰起來。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事務中有了發言權。
　　當毛主席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會議組團參加。親自接見了代表團成員，并指示送行規格“宜高一點”，周總理親自送行。當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出現在聯合國大會時，各國代表不顧原定議程，紛紛登臺發言，對中國代表團熱烈祝賀和歡迎。充分反映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在世界各國心目中的地位。
　　（六）積極促成日內瓦會議取得成功，解決周邊兩大熱點問題
　　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這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維護民族獨立和維護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兩大基點。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以后，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要努力促成政治會議的召開，解決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兩個亞洲地區的熱點問題。決定展開一場爭取召開政治會議的外交攻勢。毛主席在致金日成的電報中說：“我方對于政治會議的方針是，繼續堅持和平政策，堅持通過談判，和平協商解決朝鮮問題，并進一步爭取和平解決遠東其他問題，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對參與國家，開會形式、地點都提出具體意見。得到蘇聯等國的支持，在聯合國提出后遭到美國拒絕。
　　與此同時，1953年9月蘇聯政府就照會法、英、美三國政府建議召開有中國參加的五大國外交部長會議，審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在1954年1月在柏林舉行法、英、美、蘇四國外長會議上，蘇聯提出召開五大國外長會議的建議，得到英、法兩國贊成，美國也不得不改變態度表示同意。決定于1954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毛主席，黨中央對這次會議極為重視，中央專門開會討論，任命周總理為首席代表。經過周總理在會內、會外的活動，會議取得重大的成果，1954年7月21日越南、老撾、柬埔寨的交戰雙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通過了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宣言》，與會國對會議結果都表示滿意，只有美國表示不滿，沒有在宣言上簽字。
　　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出席的國際會議，表明新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的迅速提高，中國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維護世界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和承認。這是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取得的重大成果。
　　（七）發展和亞非拉美國家的友誼，支持民族解放運動
　　毛主席、周總理十分重視發展和亞非拉美國家人民的友誼，支持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毛澤東時代和亞非拉美的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開展了政治、經濟、文化交流。1963—1965年周總理曾三次出訪非州，提出中國和非州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在各方面給予了非州國家力所能及的援助，得到非州國人民廣泛的擁護和好評，許多非州國家領導人多次訪華，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接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71年二十六屆聯大討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76票贊成，其中26票來自非州。
　　（八）促成萬隆會議召開，推動世界和平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主席分析了國際形勢，提出高舉維護和平，睦鄰友好兩面旗幟，首先爭取同印度、緬甸兩個有影響的亞州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以此帶動和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系。1954年6月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應邀訪問了印度、緬甸。在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周總理根據毛主席外交方針概括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寫入了聲明。
　　與此同時，印度、緬甸、錫蘭（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國發起召開亞非會議，對會議能否召開存有疑慮，在是否邀請我國問題上存在分歧，毛主席、周總理在和尼赫魯·吳努談話中表明了我國愿意參加，并促成會議召開的態度，作了耐心的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當邀請我國問題出現分歧時，吳努表示，如果不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緬甸也不參加，最后會議決定邀請我國參加。
　　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有亞非29國代表參加，我國政府派出以周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在會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排除了個別國家的分裂活動，爭取團結了大多數。4月24日會議圓滿結束，通過《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吸收了中國政府的建議，形成各國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4月23日，周總理在有緬甸、錫蘭、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非律賓、泰國代表參加的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重要聲明：“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緩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這一聲明得到與會國家的好評，緬甸總理吳努說：“這個聲明向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走了一大步。”
　　亞非會議的成功，中國代表團在會上的出色表現，使一些國家改變了對我國的看法，轉而對新中國采取友好態度，為中國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開創了新的局面，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大大提高。
　　（九）維持港、澳現狀的戰略思考
　　毛主席早在1947年在延安就在思考中國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問題，考慮我國這個大陸國家和海洋的關系問題。1949年全國解放在即，斯大林派人來了解中國局勢和未來走向時，毛主席指出“大陸上的領土解放比較好辦……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采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解決或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個地方原來的地位，特別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把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里，等于揪住了英國人的一根辮子，等于打開了西方世界封鎖中國的缺口，為我國從大陸國家躍向海洋世界提供了跳板。”根據這樣的思考，1949年以前的政策是“維持現狀”，新中國成立以后發展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是多么正確的決策。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攻占深圳，未過羅湖橋，香港氣氛緊張，我方通過秘密渠道，向港英當局傳遞了周總理提出的三項條件，主要內容是：1.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2.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3.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只要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港英政府接受了上述條件。
　　這樣我們把港澳作為我國通往東南亞、亞非拉美和西方世界的通道，作為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和西方世界發展貿易，打破西方封鎖、禁運的陣地，據統計1948年香港與中國內地貿易為輸出2.8億港元，輸入4.3億港元，入超1.5億港元，1950年香港對中國內地貿易從入超變為出超5億港元。
　　我國在港設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銀行、華潤公司等機構，廣泛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了廣大民族工商業者，為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為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十）舉辦廣交會發展對外貿易
　　從1952年開始我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期，大量的建設物資需要進口，進口物資需要外匯，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封鎖、禁運，為了打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我國于1956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名義，舉辦“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以后改名為“廣交會”，每年舉辦春秋兩屆。
　　廣交會初期主要是港澳、東南亞地區，后來擴張到歐、美、大洋州、非州國家都來參加，到1976年時，當年秋季廣交會有92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有15326人到會，進出口成交達15.89億美元。在這屆廣交會上我國展出了數控加工中心，彩色電影電視設備，六十路報低傳真機，“世界屋脊西藏”的煤炭等讓外國驚嘆不已的商品。
　　廣交會對進口我國經濟建設所需設備、技術、物資，對我國出口物資，換取外匯，對沖破帝國主義的封鎖，促進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功不可沒，至今已辦了100屆，他的作用將會越來越明顯。
　　（十一）規避匯率風險增加黃金儲備
　　20世紀七十年代初，由于美元和黃金脫溝，美國把通貨膨脹的風險轉嫁給世界各國，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使手中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是每個國家必須面對的問題。陳云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1973年陳云向李先念提出，我們與其把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遭受風險，不如把這些外匯買入黃金存起來。國務院采納了陳云的建議，動用存在外國銀行的外匯，買入一批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中國的黃金儲備從1970年的700萬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萬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十二）、大批進口化肥打破西方對化肥的壟斷
　　20世紀60年代，中國政府提出加快發展農業，增加糧食生產的計劃，需要增加化肥進口，當時日本和歐州都看好和中國做化肥生意，雙方私下達成協議，當時世界市場硫化氨每噸是48美元，給中國的折扣限制在每噸5美元之內（43美元），我方斷定他們是漫天要價，采取了首先爭取從歐洲突破，談判結果供給中國320萬噸硫化氨，名義價格每噸48美元，賣給中國為每噸34美元。
　　當然，對日本也要爭取，因為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達之助率團訪華時，中國貿易代表廖承志就和他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就開始了進口化肥的協商，和日本談判結果，又從日本進口150萬噸硫化氨，價格和歐州一樣，也是每噸34美元，僅這兩筆交易中國就少花外匯6600萬美元。
　　60年代以來，我國進口化肥逐年增加，1964年40萬噸，1965年50萬噸，1967增加到94萬噸。化肥的大量進口，對糧食的增產，對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三）“四三引進方案”從西方引進大批項目和技術
　　1972年國家計委擬訂了一個引進方案，擬用43億美元，在三、五年內引進一批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其中有：13套大化肥設備，4套大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1個烷基苯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的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等制造技術。這次大批引進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以來最大的一次引進，這次引進是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的，和西方國家的貿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這樣大的集中外匯支出，主要是通過石油出口和廣交會上的出口貿易收入取得的。
　　這些項目在70年代中期陸續建成投產，他對我國工、農業的發展，對解決群眾吃、穿、用的問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引進項目投產，1978年以后能解決全國人民吃、穿、用的問題嗎？
　　（十四）人民銀行開辦外匯貸款，支持出口商品生產
　　為了支持增加出口商品的生產，創造更多的外匯收入，支持大批引進項目和進口物資，中國人民銀行報經國務院批準，于1973年開辦了外匯貸款，1973年4月喬培新副行長到天津調研外匯貸款試辦情況，認為效果很好，肯定了搞好外匯貸款的重要性。
　　從1973至1978年的六年間，僅天津市辦理發放外匯貸款達2000多萬美元。以后發展速度更快，通過外匯貸款支持了出口商品的生產和企業的技術引進。以天津為例，通過外匯貸款，對重要的出口商品海鷗牌手表、飛鴿牌自行車，梅花牌運動衣、白玫瑰牌針織衫褲、長城牌牛羊午餐肉罐頭、大橋牌電焊條等32個名優產品都給予了外匯貸款支持，對促進出口商品的生產，引進先進技術，增加外匯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五）向外國學習問題
　　毛主席、周總理都是十分重視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和技術的，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也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國向蘇聯派出了各行、各業的留學生有1.8萬多人，還有很多人是到工廠、企業進行短期的培訓學習，這些人回國后都成為我國各行各業的骨干。
　　我們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先進的東西。1956年討論毛主席提出的論“十大關系”時，周總理提出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技術，毛主席表示贊成說：“無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要派去。”可惜當時沒有條件去。1971年6月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批準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800名新生。毛主席在和周總理、姬鵬飛等談話時說：“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對從資本主義家學習回來的老專家，新中國對發揮他們的作用是十分重視的，這也可以說明對學習外國的重視。
　　（十六）擴大《參考消息》發行范圍，讓干部了解世界
　　《參考消息》早在1931年11月7日于江西瑞金創刊一直是為黨政軍高級干部閱讀。1956年11月毛主席倡議，擴大《參考消息》的閱讀范圍，同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擴大<參考消息>訂閱范圍的通知》擴大到縣委委員以上或相當于他們的黨內外干部，計劃發行數由原來的2000份增到30-40萬份，從1957年3月1日改版發行。
　　1958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提出“要把《參考消息》的閱讀范圍擴大到全國高等院校的學生，讓他們經常閱讀《參考消息》經常比較敵我兩方的宣傳。讓他們知道世界是復雜的，每個問題都有對立面，這樣才能培養他們思考問題，判斷問題的能力”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講：“……西方通訊社有些消息我們就不采用，它們也不采用我們的東西，倒是我們辦了一個《參考消息》登了許多西方官方和報刊罵我們的東西，可以說天天替帝國主義作義務宣傳，目的是使我們的干部接觸細菌，增強免疫力。”毛主席在和吳冷西的談話中指示：“《參考消息》要總結一下，可以再行擴大，變成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到后來實際擴大到所有干部，訂閱數達到80萬份，這對干部開擴眼界，了解世界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我國外交工作堅持的原則
　　從以上所列事實可以充分說明，毛澤東時代決不是有些人誣陷的是“僵化”的、“封閉”的“閉關鎖國”，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制裁，為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國家的安全，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民族解放進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斗爭中堅持了以下的原則：
　　一是、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
　　1949年1月毛主席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指示時，加了一段話：“最后也是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這是我國外交工作最根本原則。”在關系到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的問題上，決不含糊，妥協退讓，在和蘇聯關系問題上，即使在斯大林時期，毛主席也沒有退讓，在赫魯曉夫時期為了國家主權，不惜斷絕往來以至一戰。對美國更是一直堅持斗爭，直到美國承認我國的合法地位和權利。
　　二是、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
　　在處理國際關系中，我們要堅持原則，而在實際工作中情況是復雜的，有些問題既要看到國家利益又要看到世界和平大局，既要看到眼前利益，又要看到長遠利益，既要看到自身利益，又要照顧對方處境。這就必須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統一起來。毛主席、黨中央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和英國、法國建交的作法上都是這方面很好的具體表現。
　　三是、堅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
　　1958年8月英國工黨領神艾德禮訪華時，毛主席接見了他，和他談到和平共處問題是說；“難道只能和社會主義共處，不可以和別的事物共處嗎？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共處嗎？我認為回答是肯定的。只需一個條件，就是雙方愿意共處。”
　　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時，曾問毛主席：“將來中國成為擁有超過10億人口的強國，那時將會發生什么情況？您的國家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他的話外之音是認為到那時中國將向外國發動侵略。毛主席告他“中國絕不會越出邊界侵略別人，也不企圖把共產主義思想強加給別的國家，中國深受外國的侵略和欺凌，我們只要求外國不要干涉中國的事情”。
　　四是、互利互惠，發展睦鄰友好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周邊國家有些人對我國有恐懼心里，怕中國對他們進行侵略。因此，我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是高舉和平友好的旗幟，特別要爭取和周邊國家友好相處，重點加強了和印度、緬甸的關系，周總理訪問了印、緬兩國。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毛主席極為重視，同他舉行了三次會談，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交換意見。毛主席說：“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毛主席和緬甸總理吳努會談時，圍繞和平共處談了很多，他說：“國家無論大小，應該是平等的，這是一個基本原則，不是空話”、“無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吳努對毛主席的談話深受感動說：“我現在發現，我的恐懼都是毫無根據的，對于這幾次懇切的談話，我感到十分高興。”從此和印度、緬甸、巴基斯坦、泰國等周邊國家都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系。
　　五是：支持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
　　要維護世界和平，維護民族獨立，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是破壞世界和平和民族獨立的根沅，是戰爭的根沅。所以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霸權主義行徑，我們支持朝鮮人民、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支持非州人民民族解放的斗爭，在道義上、政治上、經濟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因而贏得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廣泛的支持。
　　回望毛澤東時代對外關系的三十年，可以說思想是解放的，對外是開放的，原則是堅定的，策略是靈活的，成就是輝煌的。毛主席、周總理縱觀國際風云變幻的戰略眼光，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舉重若輕、進退自如的斗爭藝術，對我們是非常寶貴的遺產，我們應該認真的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揚。
　　200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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