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解體回顧：資改派是黨內的頭號敵人　　　　

--掌權的資改派是共產黨內的頭號敵人，也是社會主義政權的頭號敵人，也是無產階級的頭號敵,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頭號敵人。　　　　

蘇聯解體
1991年8月19日，蘇共中的保衛派發動了一場不成功的政變，試圖收回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同時終止背離無產階級民意的經濟改革。但是在軍隊中的資改派們和大多數支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蘇共黨員的聯合反對下，政變僅僅維持3天便宣告失敗。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并限制其在蘇聯境內的活動。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總統在白俄羅斯的首府明斯克簽約，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從建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架構來取代蘇聯。蘇聯其他加盟國紛紛響應，離開蘇聯，蘇聯在此時已經名存實亡。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蘇聯正式解體。(按照法律的規定，蘇聯解體的正式時間應該是26日，這一天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宣布蘇聯解體。)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于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問，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后，蘇聯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三十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后，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 　　　　

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而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于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 　　　　

從1975 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沒有崩潰。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這時，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左右。1991年，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范圍內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九十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據了解，1990年前后，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一20％之間，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 月，美國一個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由上可知，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里指的是大約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資改派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資改派的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蘇共的領導團體里并不是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如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政領導干部不同。他們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感到無比痛苦。但在蘇聯領導集團內部，這樣的人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資改派聯盟。 　　　　

下面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采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 　　　　

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緩慢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著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爾巴喬夫作為資改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戈氏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說，就是政治上實行黨政分權，經濟上引入私有制的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西化。錯誤的改革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斗爭：一是堅持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九十年代初，資改派的忠實代表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后，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并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利欽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于俄羅斯的人口和領上面積在蘇聯占絕對優勢，葉利欽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作為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己的軍隊的，葉利欽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據研究，七十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資改派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所以，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改派的精英”們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葉利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1991年夏天，有人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干部交談，他在世界上的許多熱點地區工作過，估計是個克格勃成員。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聯還存在。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個人聽了感到不可理解。現在這個人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這里順便說一下，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八十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關于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事件。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傳媒控制權落入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斗爭，但從根本上說，是蘇共的“資改派精英集團”搞垮了蘇聯。 　　　　

下面想說明的是，為什么一個由黨的“資改派精英集團”和城市資改派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把國家推向資本主義道路呢？認為，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廣大人民群眾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葉利欽說，他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引入的是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 　　　　

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并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于更有利于社會發展，而且在于這個制度有利于實現最大范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蘇聯解體的教訓在于，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相信，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后，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關于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有人認為，由于里根總統時期美國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蘇聯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如果這是里很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如果對歷史負責，那么我就要告訴大家，據美國的資料顯示，八十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的絕對數雖然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良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并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蘇聯經濟學家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觀點。 　　　　

　評：蘇聯解體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決不是人民的意愿，是那些想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可恥的掌權的資改派官僚造成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就是他們的總代表。

另外的文章:<<　蘇共：你放棄了公有制，你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5/81977.html　

附：　　

戈爾巴喬夫痛批普京及其政黨　　

　　據美國媒體報道，蘇聯時期領導人戈爾巴喬夫2009年3月5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烈批評了俄羅斯總理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并稱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立法和司法不自由的國家。 　　

戈爾巴喬夫指出，普京總理已經將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變成了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機構。“這是一個官僚政黨，是蘇聯共產黨最糟糕的版本。”據中國日報 　　

〖戈爾巴喬夫改革理論〗　　

　　戈爾巴喬夫認為，當時的前蘇聯社會處于“危機前”的狀態，幾十年的歷史并沒有完全發揮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極大潛力”；生產粗放式經營、高消耗、浪費嚴重，生產成本遠高于美、日；對自然資源的毀滅性開采與揮霍，不計后果，不顧環境；經濟結構畸型、輕工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基于此，戈爾巴喬夫提出“加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的口號，作為他的思想綱領。　　

　　改革思維：“公開化、民主化”，“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前蘇聯原本多年沉寂的思想領域，忽然間風潮激蕩，電閃雷鳴，前蘇聯知識分子們認為自己的“狂歡時節”到來，各種思想破土而出、交相爭鳴，抒發多年積藏內心的壓抑。思想界、理論界如同解凍的春水，沖擊著原有意識形態的堤岸。一時間社會的熱點變成思想的交鋒與爭論，政治舞臺已幕開樂響，各種流派、各色人等粉墨登場。這場思想風潮的指向，首先是斯大林及相關的歷史問題，然后是否定列寧，再后是否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萬惡之源”。全國泛起改國名、城名、路名的浪潮。戈氏原想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公開、民主”，矛頭直指領導管理機構這些阻擋改革的官僚機器，為經濟改革、“完善社會主義”鋪平道路，以政治改革當先，帶領經濟改革（1988年6月前蘇共19次全國代表會議）實現他的新思維，至1989年，前蘇聯人民感受著從未經歷過的政治興奮，好像全社會都溶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激情與亢奮，使人們一時忘卻了貨架變空、腹生饑餓與冬天的嚴寒——這才是對人們最大的威脅。當人們稍后清醒過來才知道，對于戈爾巴喬夫而言，不過是得到事與愿違的“引火燒身”，而廣大人民群眾卻喪失了自己的根本利益。　　

　　戈爾巴喬夫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后又提出“人道社會主義”。倡導的是西歐共產主義思想（西方馬克思主義），標榜“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維”。　　

　　戈氏的改革先是學習匈牙利的模式，后轉而尋求北歐、瑞典模式，1989年東歐國家風波驟起，戈氏等大受啟發，認為要“向西方看齊。”1990年在戈氏集團的導引下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前蘇聯社會達到高潮。　　

戈氏的改革理論主要有哪些呢？戈氏及其智囊團，對他的改革新思維進行了“理論包裝”，其實質是從西方經濟學、政治哲學、文化、道德哲學中，改頭換面接受過來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主要有經濟學的“自治理論”或自由市場理論；法學界的“法治國家”理論；社會學的“人的因素”概念或“人學理論”。　　

〖戈爾巴喬夫改革里的幾個運動及其結局〗　　

　　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三大運動，一是“加速發展機械行業、趕超美國”。二是“學校電腦化”，推翻前蘇聯以“重新塑造人的靈魂”為重點的傳統教育，造就類似西方社會中的“白領階層”。由于當時的前蘇聯還缺乏大規模生產電腦的條件，使這一運動一開始就沒有物質基礎而化為泡影。三是反酗酒運動，由于運動本身本末倒置，加之社會、官員腐敗，使酗酒越反越烈。　　

　　戈氏“三大運動”的結局可歸納為以下4個主要方面：　　

　　第一，資金、外匯大量損失、得不償失，民風進一步渙散，出現信用危機。　　

　　第二，8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大跌，1986―1987年，石油外匯收入減少三分之一，政府黃金儲備從1985年的2500噸，降至1991年的240噸。　　

　　第三，重大事故連接不斷：列寧那坎市大地震；“納希莫夫海軍上將號”沉沒，200多名旅客喪生；核潛艇沉沒，全體官兵遇難；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重大事故，殃及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波蘭等，危害人口達10萬之眾，直接間接損失達1000億美元。　　

　　第四，國庫空虛、大發紙幣、預算出現黑洞、隱性通膨嚴重、官方統計虛偽，1985年蘇財政赤字已達170－180億盧布。1986年，形勢更加惡化，預算已無法完成，赤字已超過500億盧布。然而社會上卻游蕩著巨額盧布，構成“雪崩”之兆。　　

這就是1986年戈爾巴喬夫拋出《改革與新思維》（《改革與我國和全世界的新思維》）的時代政治形勢。　　

葉利欽的掘起——戈葉聯盟的建立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生于1931年2月1日，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希特卡村人，1951年中學畢業考入烏拉爾工學院建筑系，性格倔強、好奇、好斗，好打抱不平，有冒險精神，學習成績不錯。1955年秋大學畢業，分配到烏拉爾一家管道建筑公司。從工人、工長、工程師、聯合體主任、總工程師、建筑局長，一干13年都在地方基層工作。1968年，調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書記，1976年任州委第一書記。該州重工業發達，在前蘇聯地位重要。葉利欽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風順，官場無情，他時常受到壓制和打擊，但他從不低頭、不服輸、斗志更加旺盛。葉利欽的主要政治作為是：　　

　　第一，作風激進，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撤換干部。剛任州委第一書記不久，就改組州黨政班子，三分之二的領導干部被撤換，打破沉悶官場，令人耳目一新，露出改革人物的光環，引起上下關注。　　

　　第二，成為戈氏改革急需人才，進入政治家行列。1985年3月，戈氏任前蘇共總書記，面臨國情積重難返，立志改革，急需“改革先鋒”與人才，葉利欽恰好成為急切尋將的戈氏最佳人選。1985年4月，葉利欽調任莫斯科，任建筑部長，從此走進全國性政治家的行列。　　

　　第三，年越三級，成為前蘇聯政壇上的明星。1985的7月1日，葉利欽當選為前蘇共中央書記，躋身于前20位前蘇聯實權人物之中；1985年12月23日，戈氏召見葉，當面指派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第二天獲前蘇共中央全會通過；1986年2月，前蘇共27次代表大會上，葉利欽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葉氏至此跨上權力高峰。至此時，葉氏仕途順達一路高升，年越三級，成為前蘇聯政壇上的明星。在這個階段，葉利欽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搖旗吶喊，充當先鋒，也為葉氏自己墊下了雄厚的政治本錢。　　

　　第四，靠“三把火”，樹立自己改革闖將的政治形象。　　

　　葉利欽上臺后燒了“三把火”，一是大聲疾呼：“反特權”，痛斥前蘇聯社會的等級制，宣布取消特權，爭取人心；二是公開揭露官場腐敗，指責官僚的“厚顏無恥”，深得下層群眾和廣大知識分子的贊賞；三是果斷沖擊官僚體制，實行干部換血。他當莫斯科市委書記第二天，指令老市長立即退休，接著撤換市警察局長，克格勃主席、報社主編等，一年內莫斯科市33個區委書記撤換了23個，轟動前蘇聯社會、群眾欣喜，官員膽戰心驚。這三把火一燒，葉氏在全前蘇聯形象大振，他成了改革的闖將，“反特權”的英雄、“反官僚”的斗士。在前蘇聯群眾長期處于無權、消沉、萬馬齊喑的氣氛之下，葉利欽的勇氣與冒險精神，客觀上讓人們一吐為快，自然對他百倍頌揚。葉利欽奪權的時機終于來到了。　　

【蘇共亡黨亡國的主要的原因與教訓】　　

　　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可從多方面分析，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在作為唯一執政黨的前蘇共內部，特別是在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層中，存在著相當普遍的嚴重的腐敗現象。前蘇共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不發揚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本性，必導致腐敗。前蘇共長期以黨代政，黨內民主形同虛文，形成了“個人集權制”、“職務終身制”、“干部任命制”、黨政領導“以言立法”、“以言廢法”、“人治代替法治”。這“三制”、“三法“害慘了前蘇共，使前蘇共內部形成了強大的官僚特權階層。這樣的官僚特權階層使惡性宗派系統充斥于黨政體系之中，成為不受監督約束的特權集團，他們又假以黨和國家的名義，誰敢反對，誰有不同意見，輕則打擊報復、重則清洗處決。這種失去主義的原則性與靈活性，失去群眾監督的權力當然會產生嚴重的普遍的腐敗而招致各方面嚴重的惡果。最終是國力虛弱，主義失綱、信仰敗落、思想混亂，是非顛倒，人妖混淆，民心盡失，怒聲載道。此刻一有人振臂高呼，大廈頃刻倒塌，亡國亡黨。　　

　　2、前蘇共在選拔領導人和實行干部年輕化、專業化的過程中，忽視了他們的思想政治傾向，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葉利欽取代戈爾巴喬夫，靠的就是前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有人對前蘇聯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況進行研究后指出，直到70年代，前蘇共領導層中還是由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人占主導地位。但到了80年代，占據前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新一代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信仰和理想，代之以典型的實用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這些人表面上不斷重復黨的文件和社會主義教科書上的觀點，但自己并不真正相信，他們認為實行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從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變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的更快增長，又能讓子女合法地繼承財富和權力。在這些“精英”們的全力支持下，葉利欽終于以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前蘇聯解體。可見，雖然干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都必不可少，但如果缺少了革命化，選拔的干部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堅定信仰，背離了黨的宗旨，拋棄了人民大眾的利益，甚至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對派，那么他們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三個方面的優勢越突出，其發揮的負面作用也會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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