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大革命　　

--------紀念毛澤東誕辰115周年　　

一九六六年發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幾乎將當時中國整部統治機器摧毀殆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作為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毛澤東為什么要發動和領導這場摧毀整部國家統治機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有什么樣目的和作用？當時官方的解釋是為了反修防修，是為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集團，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為了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改革開放后，又有人把它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比，說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浩劫”，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嚴重地摧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搞的一場陰謀，是極左思想使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國內國際局勢，得出了資本主義可能復辟的錯誤結論，是毛澤東在拿中華民族為代價來實驗他個人的極端理想主義。從中國歷史上的情況和“文革”發生時的國內、國際形勢，以及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并結合毛澤東當時說的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這句話看，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是其中的一個主要目的，但這決不是唯一的目的，更不是它的終極目的。從“文革”持續了十年這樣長的時間，涉及全國各個領域，甚至每個角落這樣大的規模看，“文革”必定還有其更為深遠的重要目的。所以“文革”才給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謎團，引發了后人無窮無盡的猜測，從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從“文革”的過程和結果看，“文革”摧殘的只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腐朽沒落的成分和鴉片戰爭之后形成的洋奴買辦文化以及由此導致人們產生的極端的自私自利意識，“文革”非但沒有摧殘中國全部的傳統文化，而是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并為之增添新的內容，使中國的傳統文化獲得了新生，成為符合時代特征的，能夠引領時代發展的，充滿強大生命力、充滿強大競爭力的新文化。而且，毛澤東不但要用“文革”的方式來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首先就要用經過改造后形成的中國新文化來實現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疆域范圍上的文化統一。另外，“文革”還應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文革”這種方式來開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無產階級政黨如何永遠保持其旺盛的戰斗力、永遠保持其革命的性質，為無產階級政權如何永遠保持其人民政權的性質尋求解決的辦法，為社會主義如何在與資本主義共處的過程中戰勝資本主義開辟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至于“文化大革命”中解決了劉少奇等人的問題，那只不過是反修防修過程中摧毀官僚集團，清除官僚主義的一個必要的步驟而已。　　

從人類社會經歷過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一條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人類社會進行的每一場社會制度變革，都不是所有國家，所有民族在一朝一夕之間就能同時完成的，新舊兩種社會制度必然會有一個長期共存的過程，兩種社會制度在共存的過程里，必然還會進行激烈的搏殺。新制度終將會戰勝舊制度，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舊制度復辟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因此，對可能導致舊制度復辟的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舊道德進行徹底地革命，是新制度確立后的必然選擇。尤其是無產階級在一國或數國取得了勝利，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與以往任何社會制度都有著截然不同性質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必將同時面對著外部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干涉、顛覆和以和平手段進行的演變以及內部的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舊道德不斷侵蝕而導致舊制度復辟的威脅。因此，戰勝國內外敵人，仍然是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共產黨的第一要務，而保持黨的革命性質則是戰勝國內外一切敵人的先決條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是在世界上兩種社會制度乃至多種社會制度共存的過程中，能夠始終保持黨的革命性質的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而文化革命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種最佳的方式。　　

社會主義制度在像我國這樣一些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國家的確立，不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出現的，而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而覺醒了的無產階級反抗階級剝削，反抗民族壓迫的必然結果。無產階級革命不同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社會變革，無產階級革命所追求的就是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而不只是為了解放自己，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之后，只有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勞動人民真正的翻身解放。無產階級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強大反作用的原理，通過建立遠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雖然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之初時的社會生產力都相對落后，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天然的優越性所展示出來的巨大活力，使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終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必然，因此感到了無比的恐懼，而失去了國外的剝削和壓迫的對象，更使那些靠掠奪起家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懷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便千方百計地要將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里。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地主資產階級為了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也時刻在內部侵蝕著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肌體。社會主義國家從誕生那天起，就依然時刻處于與國內外敵人不懈的生死較量中。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之處就在于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消滅了剝削，是大多數人民群眾實現了生活的改善，而不是少數人的先富起來；在政治上消滅了壓迫，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平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社會人人都是勞動者，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每個人都發揮出了極高的創造熱情，社會主義制度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剝削更不是社會主義。靠剝削這種方式刺激起來的少數人的積極性，不可能促進整個民族經濟的真正發展，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真正調動大多數勞動者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出現之初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還顯得貧窮落后，但這是復雜的歷史原因造成的，而決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造成的。　　

無產階級在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后，在面臨內外兩種威脅的同時，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還潛藏著一個更為致命的隱患，那就是新領導集團的成員卻都是來自舊的營壘，所以難免不帶有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制度留下的痕跡，而且當時他們中的有些人參加推翻舊制度的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取而代之”。他們畢生追求的只是自身的解放，當革命取得成功，掌握了政權之后，這些人就會迅速地淪為官僚集團。因此毛澤東曾經說過：“有的人過得了民主革命的關，卻過不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關”。對于無產階級在一國或數國奪取政權之后，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共存過程中如何戰勝資本主義這個問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無產階級領袖都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也未能進行有效的探索。面對斯大林逝世后，赫魯曉夫集團迅速背叛了馬列主義，蛻變為修正主義，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失敗危險的嚴峻局勢，毛澤東在中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有效的防止了修正主義在中國的產生和漫延，防止了革命領導力量蛻變為官僚集團，而且也為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共處的過程中如何戰勝資本主義進行的一次有效的嘗試。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的時候，也是中國處于帝國主義壓迫最為深重的時候，中華民族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中華民族和入侵的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在嘗試了多種方式和途徑的反抗都遭到失敗的情況下，正在彷徨無計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一經傳入，就立即被許多有識之士當作是救國救民的真理而接受，并在其引導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一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組織，帶領中國人民經過二十二年艱苦卓絕的奮斗，終于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　　

我國有著長達兩千多年時間的以家庭為生產核算單位的小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歷史。長期的私有制下的小生產養成了大部分中國人較為強烈的自私自利意識，使中國雖然擁有眾多的人口，卻呈現出了“一盤散沙”的社會現象，沒有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腐朽沒落的儒家文化的長期荼毒，又侵蝕掉了許多中國人的血性，變得麻木，怯懦。這是造成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挨了數不清的打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到了近代，伴隨西方殖民者武力入侵而來的文化入侵，在與中國本土的腐朽沒落的儒家文化相結合后，又產生了更為腐朽、更為無恥的，以實用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洋奴買辦文化。儒家文化和洋奴買辦文化交叉的荼毒，使許多中國人變得更加麻木不堪。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文化入侵，使近代中國變得更加衰弱。所以，開展文化革命，對于我們這個有著長期挨打經歷的國家來說，更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礎上成立的，相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后。生產力的落后，也是導致近代中國又一次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有人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才招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孤立、封鎖和威脅。這種認識是十分膚淺的，也是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孤立、封鎖和威脅，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只是他們表面上的一個借口，妄圖以此來掩蓋資本主義侵略與掠奪的本質，實際上還是出于國家間的實際利益方面的考慮。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不愿意由于新中國的獨立而失去中國這個豐富的原料產地和巨大的產品市場以及可供奴役的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所以才聯合起來對新中國進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妄圖逼新中國就范，繼續受他們的剝削與壓迫。　　

為了戰勝外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封鎖和威脅，新中國只有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全體人民團結起來，靠共產主義理想來提高全體人民的思想覺悟，從而發揮出高昂的創造熱情，在最短的時間里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以抵御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隨時可能發動的軍事入侵，而且同時還能夠最大限度地改善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但是，如此一來，那些希望自己能先富起來的人則失去了先富起來的可能，于是，他們采取各種辦法來進行反抗，而這種反抗除了一部分來自社會上之外，更主要的則是來自共產黨的內部。　　

中國共產黨在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而是長時間的停留在資本主義性質新民主主義階段，那么，不但社會生產力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和質的改變，而且還必然會迅速產生貧富兩極分化，民族凝聚力也會因此弱化。如果這樣，中國社會原有的一些矛盾不但不能得到徹底解決，而且還必然會產生新的社會矛盾。雖然憑著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樣的社會矛盾，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而且，隨著政權的建立，黨內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高級干部產生了革命到頭的思想，產生了要分享勝利果實的想法，中國文化幾千年來“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在某些本應以解放全人類、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心目中也變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于是，在建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短短十七年的時間里，就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并且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集團。這些人為了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為了把人們的思想認識引向歧途，不斷地試圖篡改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并試圖從改變國家的經濟基礎入手來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如果不解決社會制度這個根本問題，那么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場革命，也就名副其實的成了“所謂的”了，也就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一樣，只不過是一個統治集團取代另一個統治集團而已，也終將被另一個集團所取代。那么無數革命先烈拋卻生命所進行的這場革命，只不過使中華民族又在原地循環了一次而已，中華民族的未來也只能是下一次的挨打。黨內的許多人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就是由于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馬列主義，就是由于他們長期受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影響造成的，統帥他們思想的還是無處不在的私欲。社會上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也同樣是基于私欲這個原因。因此，建設社會主義，不但要摧毀舊的制度。而且，在摧毀了舊的制度之后，更要摧毀作為舊制度產生基礎的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舊道德，必須限制人的思想中不斷產生的私欲，樹立起大公無私的思想。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對傳統的文化進行革命，并且還要創造出符合社會主義時代特征的，能夠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強盛，能夠引領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新文化來。　　

以上的觀點可能不會被有些人所接受，因為今天仍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受權力欲的驅使，是為了打倒已經威脅到他領袖地位的劉少奇，是個人品質問題。持這種看法的人自認為他們有大量的史料能證明他們得出的兩點結論，一是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就與劉少奇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并且公開的暴露出來。由于大躍進的“失敗”，尤其是“七千人大會”之后，劉少奇的威望已經超過了毛澤東，毛澤東感到自己的領袖地位受到了威脅，已經“大權旁落”，所以要趕劉少奇下臺，追回失落的權力；二是毛澤東已經多次用黨內斗爭的方式解決了許多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再用此方式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一則當時支持毛澤東的人在黨的領導層內已經居于少數，用組織處理的方式未必能解決的了劉少奇的問題，弄不好反而會傷及自己，二則也暴露了自己不能容人的不良品質。因此，毛澤東才用發動“文革”、開展群眾運動的特殊方式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以保住自己的領袖地位。這種結論能否站得住？是否符合歷史事實？這還需要去做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和分析。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之后，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而不是劉少奇能否威脅到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問題。具體表現就是，建國后我國是迅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還是長期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是實行官僚和精英式的民主，由少數官僚和社會精英來管理人民，還是全體人民“人人起來負責”，真正的當家作主，共同來管理國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在國家的發展方向上，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是以改善人民生活為主的消費品工業建設為先，還是以保障國家安全為主的重工業建設、國防建設為先。在國家的建設方式上，是采取超常規的“大躍進”方式，迎頭趕上發達國家，還是走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路，跟在別人后頭“爬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是依靠知識分子等少數社會精英，還是依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工農群眾；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那些受過長期資產階級思想教育的知識分子，是原封不動的使用，還是通過對他們進行世界觀的改造，把他們培養教育成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更好地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這些問題與個人品質之間是沒有任何聯系的，也更不能反映出毛澤東個人品質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毛澤東積極主張迅速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而劉少奇等人卻主張要在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停留一段時間。隨著劉少奇官僚集團勢力的不斷膨脹，劉少奇對毛澤東也從陽奉陰違走向公然對抗。為了維護黨的團結，為了維護黨的利益，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周恩來、朱德、賀龍曾經主動找劉少奇，勸其向毛澤東、向全黨做自我批評。劉少奇后來也真的按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的意見，無論真心還是假意的去做了，向毛澤東、向全黨做了自我批評。可見支持毛澤東的人在黨的領導層內已占少數的說法不能成立，以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在黨和國家以及軍隊中的地位、聲威和權力，再加上當時緊跟毛澤東的林彪等人的支持，憑劉少奇的能力和實力，根本構不成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威脅，毛澤東通過組織處理的方式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不是不可能的，而這些支持力量，劉少奇無論如何也是不具備的，說劉少奇能威脅到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實在是抬舉他了。這種說法純粹是既往毛澤東頭上潑了臟水，又掩蓋了劉少奇問題的實質。從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過程看，即便是黨內領袖層的個別人，可能懷有與劉少奇同樣的野心，企圖上演一場新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把戲，故而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爭中，選擇了支持劉少奇，使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層的支持者少于劉少奇。但是，從黨的高級干部到普通干部、普通黨員到全國的人民群眾，毛澤東的支持者是絕對居于多數的，社會主義是深入人心的，中國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還是衷心擁護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全黨全國的威望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長期的正確領導，毛澤東在中國長期革命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獲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對他的無限信賴和支持。毛澤東手中的權力，來自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群眾對他一貫堅持正確路線和領導能力的無限信賴。取代毛澤東，在當時的中國，任何人都是做不到的，這一點是任何人都清楚的。后來中國的社會實際情況更能證明這一點，毛澤東已經逝世多年了，他的對手在取得了獨裁權力，改變了他的路線、方針后，都仍然不得不委屈的“反了紅旗打紅旗”。不管背地里如何仇恨毛澤東，在公開的正式場合，嘴里還得高喊堅持毛澤東思想，何況毛澤東在世時呢？毛澤東為什么沒有采取用單純的組織處理方式來解決劉少奇等人的問題，而是采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的方式來解決？唯一的答案就是因為毛澤東認識到，針對當時已經接連出現的不少干部的蛻化變質問題，包括劉少奇等在內的一些人產生的嚴重落后的思想意識、錯誤思想意識問題，單靠組織處理的方式已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改造導致劉少奇等人產生落后思想意識、錯誤思想意識的根源，也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否則，處理了彭德懷，又出現了彭真；處理了彭真，又出現了劉少奇；處理了劉少奇，還會繼續出現李少奇。那么，中華民族就會如歷史上一樣，只能在這無止無休的內耗中原地打轉了。對于一些干部結成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集團并迅速蛻化的問題，一貫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則的毛澤東試圖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的“四清運動”的方式，來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一次教育。這是給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次自我教育的機會，也是給他們一個自我挽救的機會。但是，毛澤東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開展的這場“四清運動”，卻遭到了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集團，也就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強有力的抵制，他們利用在“一線”工作的有力地位，篡改、閹割、歪曲毛澤東開展“四清運動”的真正用意，把毛澤東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開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的“四清”，篡改成了針對基層的干部群眾的“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的“四清”。由于劉少奇官僚集團頑固堅持錯誤立場，放棄自我教育，拒絕自我改造，自我挽救，所以，毛澤東才發動了大規模群眾運動方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來徹底摧毀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集團，并通過開展對劉少奇等反面教員的批判，從而對全體干部，全體黨員，全體人民進行一次徹底的思想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通過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鏟除導致部分人產生落后思想意識、錯誤思想意識的文化根源；通過開展“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進行一次純潔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認識的教育運動。毛澤東曾多次說過，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教育群眾，組織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增強反修防修的能力。把劉少奇等反面教員作為群眾批判的“靶子”，通過對劉少奇等反面教員的解剖，有利于廣大干部群眾認清官僚主義、官僚集團和腐敗問題的危害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提高和增強廣大干部群眾“反腐拒變”的自覺性和能力，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有利于廣大干部群眾認清修正主義的危害，提高思想認識，使我國的國家政權永遠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有利于廣大干部群眾認清中國傳統文化中腐朽沒落因素的危害，達成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共識，創造出嶄新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文化。　　

從普通群眾，普通黨員，普通干部，直到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中大多數人對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支持，尤其是人民軍隊堅決支持的這種情況看，毛澤東通過組織處理的方式單純的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在國內是不會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的。既然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就已經公開暴露出來，而且以后這種分歧又不斷地產生，不斷的暴露，尤其是劉少奇推行和支持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一直被毛澤東視為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修正主義路線，是官僚集團形成和官僚主義產生的基礎，“只爭朝夕”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那么毛澤東為什么直到一九六六年才著手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呢？“文革”開始后的一九六七年，毛澤東曾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說“早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開始后，就決心趕劉少奇下臺”。對于直到一九六六年才以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趕劉少奇下臺，有的人認為，“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使國家的經濟建設受到了嚴重挫折，并引發了“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要利用劉少奇等人來恢復國民經濟。當國民經濟好轉以后，毛澤東的威望重新抬升，便忘恩負義，卸磨殺驢，這才動手解決劉少奇的問題。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是還有點道理，但是經不起仔細推敲。從“文革”前到“文革”中，直到今天，所有的資料都能表明，劉少奇等人在經濟建設中始終在暗中推行一條“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和爬行主義路線。但是，當時在毛澤東的壓制下，任何人是不敢公開施行這條路線的，包括劉少奇也不例外，所以，他們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采用陽奉陰違的手法，偷偷地進行。正是這條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路線和陽奉陰違的手段，以及迎合一部分人落后思想意識的做法，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加上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才導致國民經濟出現了所謂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一九六二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國民經濟已經開始了好轉，尤其是“北戴河會議”后，由于重新強調階級斗爭，從而排除了錯誤路線的一些干擾，國民經濟建設的步伐明顯的加快了，已經走出了所謂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而且從一九六四年以后，我國的建設重點已從沿海地區開始了向“三線”地區轉移，開始了從消費經濟領域建設為重點向重工業、國防工業建設領域為重點轉移，如果說劉少奇和他的“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和爬行主義路線，在消費經濟建設領域還能有一點用武之處的話，那么在以重工業、國防工業為主的“三線”建設上，劉少奇的這一套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因為任何國家也是不會把先進的國防軍工技術對外出售和轉讓的。從今天披露的有關“三線”建設的情況看，劉少奇在“三線”建設上也真的沒有起什么作用，當大多數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在為“三線”建設奔波忙碌，嘔心瀝血的時候，劉少奇卻帶著他的老婆王光美走遍十四個省市去介紹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所總結出來的“桃園經驗”去了。如果說毛澤東忘恩負義，而且劉少奇是頭驢的話，那么這頭驢也早在“三線”建設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拉完了磨，失去應有的作用了，并且開始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反動作用了，早就該殺了，根本用不著等到一九六六年才去殺，再則，即使是恢復國民經濟也不是非得劉少奇不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大躍進”運動雖然因為一些人落后的思想意識、錯誤的思想意識使農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但工業建設卻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尤其是重工業增長了二點三倍。工業建設的難度遠遠大于農業生產建設，毛澤東能領導好工業建設，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抓農業生產上，同樣能領導好農業生產。可見，需要利用劉少奇來恢復國民經濟的說法也無法成例。事實上，正是劉少奇官僚集團拒絕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挽救，使毛澤東發動的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陷于失敗，才促使毛澤東與一九六六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另外，國際局勢對我國國家安全問題帶來的影響，也是導致毛澤東到一九六六年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解決劉少奇官僚集團問題的一個主要因素　　

毛澤東對用發動“文革”的方式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從未諱言，但毛澤東發動“文革”，決不單單只是為了解決劉少奇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問題，而是為了徹底解決一些干部官僚化的問題。毛澤東吸取了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魯曉夫集團就徹底的背叛了列寧主義、徹底背叛了列寧、斯大林制定的路線。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集團上臺后，蘇聯已經徹頭徹尾的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教訓，看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失敗的危險，因此才要通過解決劉少奇官僚集團的問題，對全黨、對全國人民進行一次徹底的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對全黨、全國的干部進行一次徹底的審查，找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消除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并從中探索出一條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永遠保持其革命政黨的性質，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長期共處中如何能夠戰勝資本主義的道路。后來蘇聯亡黨亡國的結局，證明了毛澤東當時預言的精準和“文革”的巨大作用。對于如何開展這樣的教育？如何對干部進行徹底的審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就是最好的辦法。“文革”既能對全黨、全國的干部進行一次徹底地教育和審查，挖出修正主義產生的根源，又能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去其糟粕，消除導致某些人產生落后思想意識、錯誤思想意識的文化上的根源，還能取其精華，創造嶄新的、充滿朝氣的、蓬勃向上的、具有頑強生命力、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引領時代發展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只有不斷創造和豐富屬于自己的先進文化，才能最后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創造新文化是個破舊立新的辨證統一過程，只有在消滅舊文化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出新文化；只有創造出新文化，才能徹底地消滅舊文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創造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化的過程。在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就涌現出了許許多多的像“大渡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壯士”、“濟南第一團”、“塔山英雄團”、“萬歲軍”、楊靖宇、趙一曼、王二小、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楊根思這樣的英雄群體和個人。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英勇不屈、視死如歸、堅韌不拔、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喚醒了中華民族沉睡已久民族血性，也體現出來共產黨一心為人民的宗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又產生了像大慶人“先生產、后生活”，“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那樣自覺意識和創造熱情；大寨人戰天斗地的豪邁氣概；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改造家鄉山河的無私奉獻精神；雷鋒、焦裕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平凡而偉大的精神。這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新的文化、新的社會道德已經產生，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已經形成，中華文化從此有了新的內容，開展文化革命的內部條件已經具備。但是，由于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舊習慣是不會甘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代表它們的官僚集團必然會進行拼死的抵抗，因此，開展文化革命，必然會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動蕩。但是，這個動蕩的必須限制在領導者能夠掌握的范圍內，而且不能給國外敵對勢力以可乘之機，更不能由此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任何的災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曾經有過一段“中蘇蜜月”，有過一段國際環境相對較好的時期，但是大部分時間，我國都是處于群狼環飼的惡境中。中蘇交惡后，我國的外部環境日益惡化。一九六二年，蘇聯策動我國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六萬多名哈薩克、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邊民外逃到蘇聯，這件事給我國造成了不良的國際影響，也徹底的暴露出了蘇聯的亡我之心。六萬多人外逃他國對我國不會帶來多少實質性損害，但是如果處置不當，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對我國傷害卻是致命的。如果外逃的人要把他們世代生活的土地當作“嫁妝”帶到他們逃往的國家去，必然會帶來新的領土糾紛，內政問題也將由此變成國際問題。因此，如何從根本上加強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的聯系，使少數民族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最有效辦法就是實現文化上統一。雖然在改造文化、統一文化的過程中，由于新舊兩種文化的斗爭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國內問題，甚至是國際問題，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躍進遭到挫折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只有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創造符合時代特征、符合中國國情的無產階級新文化，才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真正動力，才能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實施。雖然“文革”中的“大串聯”、“停課鬧革命”、“停產鬧革命”、“武斗”等行為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受到了影響，但是通過“文革”提高了思想和文化素質的人民群眾必然會以更高的創造熱情、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多無私的奉獻，將“文革”對我國現代化建設造成的損失彌補回來，而且還因為有了新的、能量巨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活力的注入，其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必將迎來新的高潮。尤其是經過革命之后產生的以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為主要內容的無產階級新文化，得到了五十六個民族的一致認同，民族團結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國家統一也因此有了更為強有力的保障。事實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歷史就是按照這樣的進程走過來的。據目前不完全的資料統計：一九六六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是二千五百三十四億元，一九六七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是二千一百零四點五億元，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九六八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是二千零一十五億元，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四點二。從這兩年里的工農業生產情況看，“文革”確實一度給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造成不小的損失。但是，在其后的幾年里，我國的經濟建設情況有了明顯的增長，五年后的一九七三年，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就達到三千九百六十七億元，比一九六六年增長了一千四百三十三億元，到一九七五年，工農業生產總值更是達到四千五百零四億元，彌補上了“文革”造成的損失。十年間我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了將近二千億元，平均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這個經濟增長可是實實在在的工農業物質增長，沒有像今天的旅游、服務、色情、販毒等這樣的灰色收入，沒有股市、期貨、彩票等虛擬的成分，沒有用住房、醫療、教育等事關人民群眾基本生存需要方面的高收費來榨出人民群眾的最后一滴血汗。從這組數字可以看出，“文革”不但沒有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而且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健康快速的發展，至于“文革”期間由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而支撐起來的科技發展、工業發展、國防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是舉世皆知的，就無需再一一列舉了。另外，“文革”時期，也是我國的民族關系空前的團結的時期，今天嚴重困擾我們的民族分裂問題，在當時可以說是不存在的。　　

不給國外敵對勢力造成可乘之機的辦法，就是當國外敵對勢力乘我們內部動蕩之機欲對我采取行動時，我們有足夠的自衛手段和反擊能力，更好的辦法，就是對國外敵對勢力擁有足夠的威懾力，使其望而卻步。但是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國卻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明知新疆邊民外逃是蘇聯對我瓦解、削弱的手段，但是因為自己的力量薄弱，自衛手段不足，反擊能力更不具備，所以，除了空洞的抗議、聲明外，我們沒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予以回擊.。另外，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印度就像《聊齋志異》里《車夫》一文中，蒲松齡筆下描寫的那只狡黠的狼那樣，利用我國在國際上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交惡，國內又有西藏民族分離主義分子叛亂和蔣介石集團不斷對大陸進行串擾的機會，不斷蠶食我國的領土，迫使我國不得不在一九六二年利用短暫的“古巴導彈危機”的有利時機對印度進行自衛反擊。在這樣一種不利的國際形勢下，為了不給國外敵對勢力造成可乘之機，毛澤東只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國內的穩定問題上，只好推遲了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間。這樣，雖然由于各方面的分歧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將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不利影響，但是與國家安全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脅問題來說，維護國內穩定，保證國家安全是更為重要的。因此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要選擇對我國最為安全、最為有利的時機。一九六四年，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標志著我國在核武器制造方面上取得了突破，但由于沒有有效的運載工具，雖然有了原子彈，但是還遠沒有形成實戰能力。就像美蘇嘲笑我們的那樣，是“有彈無槍”。這點中國人自己更明白，中國人民解放軍再英勇，挾著原子彈去轟炸莫斯科、華盛頓也是做不到的。只有盡快地制造出運載工具，原子彈才能形成真正的實戰打擊能力。一九六六年，我國終于研制出了第一代中程地對地彈道導彈，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有彈無槍”的尷尬局面成了過去，中國從此有了一定的核反擊能力，國家的安全有了更為強有力的保障。而且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被趕下臺，勃列日涅夫成了蘇聯的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一改赫魯曉夫與美國搞緩和的做法，在世界各地加緊與美國展開對世界霸權的爭奪。美蘇間的加劇對抗，并且都把歐洲當作重點，從而減輕了對我國的巨大壓力。終于，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各種條件都成熟了。而且，由于劉少奇官僚集團拒絕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那就只能以群眾批判的方式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并加以摧毀了。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于在一九六六年爆發了。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能否用其他平緩的方式代替疾風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革來解決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能夠得以順利開展？文化大革命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究竟是巨大的推動，還是巨大的破壞？這一點，只有從“文革”十年期間，我國在工農業建設、科技建設、國防建設和國際環境改善等總體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與世界上發達國家在綜合國力的對比上看，才能看得清楚。“文革”期間，雖然有個的別年份影響了經濟建設，但是，十年“文革”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還是取得了年平均百分之七左右速度的增長，而且，科技建設和國防建設的增長尤為突出。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的，這一點，事實是清楚的擺在那里的，是無需辨別的，除非你還相信“閉關自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些無恥的謊言。因此，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是我國完成工業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經過的歷史過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政黨永遠保持其革命性質，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永遠保持其人民政權性質的有效途徑。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符合最廣大的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　　

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進行的，是超越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發展形式，因此對原有社會形態的傷害必然要大，所以遇到的阻力也必然會大。其實，如果拋開國際局勢這個外部環境條件而言，以公有制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并非是唯一的選擇，選擇以私有制為主的新民主主義制度，也未嘗不可。但是，在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進入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帝國主義階段，我國如果再從與資本主義差不多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起步，想在短時間之內趕上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防止再次挨打，以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顯然是不現實的。從這一點上看，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之爭，決不是簡單的為了主義之爭，更不是為了權力之爭，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之爭。在資本主義國家侵略和掠奪的本性還沒有徹底改變的情況下，我國只有選擇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即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趕上或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避免再次挨打，才能徹底擺脫受剝削、受奴役的命運。帝國主義的存在，就意味著侵略，就意味著戰爭。從這一點上說，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目的首先就是為了強國，是為了解決挨打的問題，其次才是為了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解決挨餓的問題。因此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只能由國家政權來組織實施。國家政權的作用首先體現在保證國家的主權不受外來侵略，保證本國的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免遭侵略者的蹂躪。只有在國家政權能夠保證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的前提下，改善人民生活，實現社會富裕，才能有實際的意義。否則，無論是擁有多么豐富的物資財富，都只不過是引起侵略者垂涎的誘餌。中國歷史上因“懷壁其罪”而導致挨打的先例還不夠多嗎？抗日戰爭的慘烈事實是如何造成的？斯大林在告誡反對他全力進行重工業建設、國防工業建設的人時說：“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這番話也告訴了我們，我國在開展工業革命，進行現代化建設時，首先就要排除來自內部的干擾，要讓人民弄清楚我國開展工業革命，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的首先是為了解決挨打，其次才是解決挨餓。只有首先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挨餓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根本的認識問題，才能排除來自內部的干擾，然后才能統一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形成共識，才能有力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新中國成立時，我國不但社會形態還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統治大多數人思想的也還是只適合于小農生產社會階段的傳統的儒家文化。而且，由于我國還曾經經歷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社會狀態，并伴隨產生了更為腐朽沒落的洋奴買辦文化。這些，都還在深深地毒害著人們，阻礙著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于我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沒有能夠自主地催生出我國的工業革命，因此大多數人民群眾對進行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作用知之甚少，有些的了解也只是還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上，對國家政權的強盛與實現個人富裕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還缺少正確的認識。許多人在沒有看清當時嚴峻的國際局勢，中華民族隨時有再次挨打危險的情況下，就急于要求發展消費經濟，以解決挨餓問題的名義，想到要實現“少數人先富起來”。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我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和洋奴買辦文化長期的荼毒造成的。我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吸納了一些道家、佛家思想構成的，其主要特質是消極保守，因而也特別適合小農經濟社會。儒家文化以私欲為核心內容所建立起來的圍繞權力和金錢運行的價值體系非常符合多數人與生俱來的弱點，私欲的無限膨脹造成了中國人“窩里斗”和“一盤散沙”的社會現象，民族凝聚力也因此弱化。這些問題的長期存在，已經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是導致大躍進遭受嚴重挫折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導致我國曾經長期挨打的根本原因。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是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得以鞏固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夠得以順利實施的根本保證。　　

在我國這樣一個文化和社會生產力都相對落后的社會基礎上開展工業革命，進行現代化建設，這就必須要求全體人民群眾，包括那些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僅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提高自身的科學文化和科技素質，而且還要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樹立起人與人之間緊密團結，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互相幫助的社會公共精神和整體意識；需要每個人培養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開拓進取、勇于奉獻、樂于奉獻的精神。所有這些，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都是不完備的，而且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存在的消極的人生觀和保守的世界觀，利己的價值觀，非但不能推動現代化的進程，而且還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因此必須對傳統的文化進行改造，剔除其中的糟粕，保留精華，并補充新的內容，創造出嶄新的、以實現民族復興、以實現國家強盛、以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為共同理想；以為人民服務、以無私奉獻為實現自己人生最大價值的價值體系；以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團結友愛、互幫互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見義勇為、扶危濟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等為核心內容的道德體系為主要內容的、符合時代特征的新文化。從而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榮辱觀、生死觀，以此來推動我國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　　

創造符合時代特征的新文化，能否采用“無為自化”的方式或其他平緩的方式來進行，以此來避免或減少文化大革命中那疾風暴雨般的方式對社會原有的形態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中國道家所提倡的“無為自化”的社會發展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許是可行的，但是“無為自化”首先需要的是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而且這樣的發展方式，發展的速度也過于緩慢。西漢初年的劉邦就曾在獲得外部相對安全的形勢下，采取過這樣的發展方式。但這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是以“和親”為代價換來的，這個代價中包含了多少到匈奴、到西域“和親”的“公主”們眼中流下的那屈辱的淚水。這種屈辱，不僅是幾個到異域“和親”的公主的屈辱，而是整個民族的屈辱。如果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或者是在沒有外來競爭、外來威脅的條件下，中國采用“無為自化”的方式，依靠傳統的文化來推進工業革命的完成或許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有這樣的環境和條件，我們還進行工業革命干什么？我們進行工業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因為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各國家之間、各民族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落后就要挨打”嗎？說到底，文化的競爭才是最根本的競爭。在“叢林法則”依然有效的世界里，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代，外部環境是不會給中國社會“無為自化”的時間的。在工業化、現代化的速度與程度決定民族命運的時代，是不允許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像蝸牛那樣緩慢爬行的。所以用疾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創造無產階級新文化；用“大躍進”的方式來完成工業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這樣后發國家的必然選擇，其他的方式，如資產階級的改良方式等，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改革開放之后，不是也有許多人一方面嚴厲譴責“大躍進”，一方面又用與“大躍進”相似的，可以說是相同的“跨越式”的發展模式進行經濟建設嗎？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改變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喚醒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培養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培養主人翁精神的需要；是消除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產生的順從意識和“治于人”的心理，培養敢于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精神的需要；是培養廣大人民群眾樹立現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提高愛國主義覺悟、集體主義觀念的需要；是提高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需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的“造反有理”，就徹底地顛覆了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所一直倡導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腐朽觀念。　　

由于長期受腐朽沒落的儒家文化和洋奴買辦文化的荼毒，長期經受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和官僚買辦勢力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有些人的精神變得麻木不堪，喪失了國家和民族的意識。魯迅筆下的那些圍觀中國人被日軍抓住砍頭并高聲喝彩的中國人，就是精神變得麻木不堪，喪失了國家、民族意識，只知“治于人”的那些中國人的真實寫照。正是由于許多的中國人的精神變得麻木不堪，喪失了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才造成了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中華民族若想不再挨打，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改變整個民族的精神面貌，喚醒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培養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樹立起現代的國家、民族意識，最大可能地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先秦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那時在極少外來威脅和內部強力約束的情況下，文化自由發展，蓬勃向上，充滿活力。諸子百家爭奇斗艷，交相輝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思想異常的活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但是隨著歷史的腳步前進到了西漢時期，雄才的漢武帝卻做了一件貽害中國人至今的蠢事，那就是采納儒者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以國家政權的力量確立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如今有人撰文，說宋太祖趙匡胤是中華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這一結論實在是委屈趙匡胤了，也實在是抬舉他了。得出這個結論的人，可能是根據一是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漢族王朝中地域最小的王朝，尚不及大唐全盛時的一半；二是宋朝在立國不久，正處在上升時期，就被北方的契丹人和西北的黨項人所打敗，只得以向契丹人和黨項人“輸幣”的方式來換取國家的生存，這種做法實在是過于恥辱，而且，宋朝沒有像漢朝那樣，在后來得以復仇；三是趙匡胤建立的宋朝曾兩度被北方的女真、蒙古所滅，開了漢民族被整體征服的先河；四是在趙宋王朝時期，中國的儒家文化發展到了極致，產生了“理學”，嚴重摧殘了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改變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根據這些就得出宋太祖趙匡胤是導致中華民族衰弱的千古第一罪人的結論，其實是不正確的。導致中華民族衰弱的禍根，早在趙宋王朝出現的一千多年前的西漢王朝時就已經種下了，親手種下這個禍根并真正導致中華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應該正是那位被后代漢族人稱頌不已的漢武帝。漢武帝即位后，一改漢初對匈奴屈辱的“和親”政策，對匈奴進行了長期軍事反擊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漢武帝確是漢族皇帝中少有的一代雄主。正是有了他，才有了以后的漢人、漢族、漢字、漢語等種種稱謂。那么漢武帝是如何導致中華民族衰弱的？漢武帝又是怎么成為導致中華民族衰弱的第一罪人的？漢武帝在軍事反擊匈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后，并沒有乘勝追擊，除惡務盡。而是采納了儒家學者的建議，罷兵息征，與民修養生息。這一戰略暴露出了漢武帝小勝即驕，小富即安，沽名釣譽，沒有長遠戰略眼光的弱點。非但如此，后來漢武帝還就軍事反擊匈奴造成的生產停滯，社會經濟凋敝，人口下降等問題寫下了內容深刻的檢討書----罪己詔。同時漢武帝也發現到了儒家文化在侵蝕人們血性、麻痹人們精神等方面的主要功能，認識到了儒家文化對維護小農經濟的社會秩序，特別是維護皇權的重要作用，因此漢武帝順應儒家學者的要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以“讀書做官”為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大革命，把儒家思想確定為國家的統治思想，中國人從此開始被迫服用儒家文化這劑“軟化水”和“麻醉劑”。經過長時間的服用，大多數的中國人終于普遍得了軟骨病，精神也普遍受到了麻痹。由于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主張非常適合當時小農經濟的社會現狀，對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中庸”、“溫、良、恭、儉、讓”的處世哲學卻侵蝕掉了中國人的原生血性，造成了中國人性格的文弱不武。缺少了血性的中國人也就此喪失了積極向上，開拓進取的精神和勇氣。“愚忠愚孝”、“三綱五常”等儒家倫理道德又麻痹了中國人的精神，使中國人喪失了正常的思維能力，喪失了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喪失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責任與勇氣。儒家文化經典之一的《孝經》，就是這樣要求人的：“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連發膚都不可毀傷的人，還能指望他為維護國家的利益、為維護民族的利益、為維護公眾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嗎？更何況有時還需要獻出生命呢？于是用逆來順受，唾面自干，忍不能忍之事來維護自己的“發膚”，使其不受毀傷的辦法，就成了大多數懦弱不堪、精神麻木的中國人的首選，中華文化早期的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頑強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也就從此消失殆盡了。由于私有制下的小生產使中國人喪失了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久而久之，中國人就變成了“一盤散沙”。由于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的消亡，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也就沒有了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等公共利益，剩下的只有個人利益、家庭利益、家族利益等私利。而且，人們為了擴大自己的私利，又不斷地你爭我奪，于是，“窩里斗”又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光榮傳統”。隨著后來匈奴、鮮卑、羌、羯、氐、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漁獵、游牧民族的復興和崛起，中原漢族政權挨打的歷史就從此很少中斷，并有了兩次被漁獵、游牧民族整體征服的屈辱歷史。　　

自漢武帝之后，不但中國封建社會所有的統治者，就連外來的入侵者都認識到了儒家文化對維護統治者利益的重要作用，因此始終把它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滿清入主中原后，也沒有例外。由于儒家文化這劑“軟化水”和“麻醉劑”的功效實在是太強了，強悍的滿族人在“服用”一段時間后也被其軟化了、麻醉了，終于也重蹈了漢族政權不斷挨打的覆轍。長期的“軟化教育”和“麻醉教育”以及不斷地挨打，最終導致中國人的精神和意志徹底的崩潰了。麻木不仁，懦弱不堪成了那時許多中國人精神狀況的真實寫照。在許多人的思想意識里，民族畛域，國家觀念徹底的喪失了。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后，伴隨著西方列強軍事入侵、經濟入侵而來的文化入侵，經過與中國傳統的、腐朽沒落的儒家文化的有機結合，產生了更為腐朽的洋奴買辦文化。“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的哲學，又培養出了大量的洋奴買辦和漢奸。后來的仁人志士們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過程中，在總結中國長期挨打的原因時，也發現了導致中國人喪失民族血性和精神麻木的真正原因就是傳統的儒家文化，于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五*四運動”時期，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吶喊，試圖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進行革命。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外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還需要用儒家文化繼續軟化中國人的意志，麻醉中國人的神經。所以，在他們的共同維護下，“孔家店”始終沒有被打倒，而且還在繼續控制著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因此，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始終沒有真正地成功。直到中國共產黨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創造中國新文化的過程。嶄新的文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根據地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經過十七年的建設，新的文化的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由于舊文化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仍然還在某些方面發揮著作用，還在影響著人們思想與行動，許多人的思想意識和精神面貌并還沒有根本改變。而且“文革”前，宣揚封建迷信、生死輪回、因果報應、愚忠愚孝、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文學和藝術作品還繼續占據著大部分的文化市場和舞臺；與“有奶就是娘”同理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哲學還有著一定的市場。這些東西仍在繼續毒害著人們的思想，麻醉著人們的精神，侵蝕著人們的血性。黨內也有些個別的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在繼續著這種行為，如劉少奇就要求黨員“要自覺地做黨的馴服工具”。中國若想強盛，中國人若想不再挨打，就必須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進行革命，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必須改變。長期以來，正是大多數國人血性的缺失、性格的懦弱、精神的麻木、意志的頹廢，才使中華民族遭受了數不清的苦難。精神力量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精神力量是萬萬不能的。在民族民主革命時代，人民軍隊靠著強大的精神力量，用劣勢的武器裝備戰勝了強大的國內外敵人，在現代化建設時期和保衛現代化建設成果上，同樣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大慶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鐵人精神”和大寨人“戰天斗地”的精神在工農業建設中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廣大科技工作者在“敢想敢干”、“破除權威思想”的鼓勵下，大膽嘗試，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數不清的科研成果；“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對手的情況下之所以能夠打敗氣焰囂張的印度侵略軍、打退武裝到牙齒的蘇修侵略軍，就是因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陽廷安和生命不息，沖鋒不止”的于慶陽沖在最前面，靠溫柔，靠理性，靠“溫、良、恭、儉、讓”肯定是不行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說“五四運動”是一場使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從舊知識分子轉變為新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一次喚醒廣大工農群眾的政治熱情，培養民主意識，培養主人翁精神，培養敢于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精神，樹立現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提高愛國主義覺悟、集體主義觀念，提高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啟蒙運動。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清除官僚主義和官僚集團的需要，是防止修正主義產生的需要，是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是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的需要。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進行民主革命時期，有相當大的一批人作為毛澤東的同路人，追隨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革命。但是，他們中許多人追隨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的目的卻與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差不了多少，所進行的一切奮斗，只不過是為了追求自身的解放而已。一旦革命成功，自身獲得了解放，掌握了國家政權，就像歷代成功的農民起義者一樣，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官僚體系，做官當老爺，騎在勞動人民的身上。因此，毛澤東在一再告誡黨員干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要永遠保持勞動人民本色的同時，為了無產階級的江山永不變色，又著力開展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出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考慮，提出中央分為“一線”和“二線”，并主動提出到“二線”做些理論研究工作，讓劉少奇，鄧小人、周恩來，陳云等人在“一線”主持工作，以便培養鍛煉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但是，在其后幾年，作為與毛澤東進行民族、民主革命同路人的劉少奇等人卻與毛澤東在中國今后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在具體的工作中越來越偏離了“八大”制定的工作路線和方針。他們采取“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在實際工作中推行自己的一套主張。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上不斷加大和提高那些老革命、老干部和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特權和待遇；在經濟建設中推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爬行主義路線和洋奴哲學；在工礦企業管理上，暗中實行蘇聯式的“一長制”，否定黨委的重要作用，因而給一些心存不良的人造成了可乘之機。這些人混入到黨內、政府內、工礦企業和農村社隊內，掌握了一些基層政權和工礦企業、社隊的領導權。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出于同樣的私利，迅速結成官僚集團，他們為了給自己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不但在工作中進行“瞎指揮”，大刮“共產風”、“浮夸風”、“一平二調風”；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從而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而且在生活上也貪圖享樂，多吃多占，大搞特殊化，導致在建國后僅短短的幾年時間，便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一些干部官僚化的問題，特別是劉少奇等人大力提倡推廣的干部高薪制度、醫療保健制度、生活服務制度等，在制度上為干部生活的特殊化提供了保障，從而引發一些個別干部產生了生活腐敗的欲望。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在全國經濟形式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人民群眾生活還普遍困難的情況下，劉少奇等人決定為全國十七級以上干部提供副食補貼，從經濟上對普通勞動人民群眾和領導干部加以區分。劉少奇等人的這一做法，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敗壞了黨的聲譽。以黨的政策乃至國家法律制度的形式肯定干部生活特殊化的合法性，其結果只能是導致官僚集團和特權階層的出現以及腐敗問題的產生，直至最后產生修正主義。如果有誰不相信，就請看一看今天中國社會的現狀。今天中國社會上許多問題的出現，證明了毛澤東對出現修正主義和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必然會對我國社會發展造成極大危害的預言是多么的精準，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防止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的產生、對防止官僚集團和特權階層的出現、對防止產生修正主義、對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只是毛澤東的認識太超前了，以至于當時多數人對他的這個預見產生了懷疑，因而放松了對修正主義應有的警惕，才導致后來修正主義分子能夠得以順利上臺，才導致中國出現今天這樣的社會局面。　　

有人認為：我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何來資本主義復辟？確實，我國沒有經歷過現代意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但是，我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段中，也產生了一定數量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曾被一些人當作挽救民族危亡的靈丹妙藥引入中國并廣為傳播。而且，私有制下的小生產必然會產生資本主義。誠然，與腐朽沒落的封建主義相比，資本主義的思想還是先進的，但是與共產主義思想相比，資本主義思想也同樣是腐朽沒落的。當年，中國的資產階級由于力量弱小，在國內封建勢力和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聯合壓迫下，沒有能夠在中國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但是，資本主義的思想在某些人的靈魂深處還是長期存在的，并且還會不時的表現出來，因此毛澤東才提出要開展“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消滅“三大差別”的需要，是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的需要，是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的需要。　　

我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確立之后，在分配制度上基本上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人的能力是有大小、強弱之分的，因此不同的人所創造的勞動成果是不同的。如果嚴格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現實狀況下，能力小、能力弱的人所獲得的勞動成果就會相對的較少，生活就會陷入絕對的貧困，從而影響社會的穩定；如果不嚴格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能力大、能力強的人所得到的勞動成果又會低于他們的勞動付出，無法體現出他們的個人價值，從而挫傷他們勞動生產的積極性，造成勞動生產率降低，反過來又影響我國現代化的建設進程。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辦法就是發展生產力，但是發展生產力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在生產力還沒有得到質的提高的期間里，解決這個矛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文化革命的方式來改變文化的內容，創立新的價值體系，提高人的思想覺悟，改變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民樹立以對社會奉獻的多少來體現自己人生最高價值的觀念，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作為人生的前進動力，以實現國家、民族的強盛，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作為人生的最終目標。這就是那個時代，“用政治統帥經濟”、“抓革命，促生產”的真實用意。“用政治統帥經濟”、“抓革命，促生產”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采取的一種非常的措施。“文革”以前，我國的工業革命還沒有完成，我國的國家安全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中華民族的危機還遠沒有過去，因此我們還必須在農村實行高積累的政策，為國家實現工業化提供更多的資金。到了“文革”后期，由于我國的工業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果，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國家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抵抗外來侵略的能力有所增長。中美關系的改善，改變了我國長期的惡劣的國際環境。因此我國工業建設、國防建設的緊迫性降低了，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緊迫性突出了，原先黨和國家制定并執行的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些政策以及由于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三大差別”，就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由于當年國家為了籌集進行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在農村采取了高積累的政策，造成了當時新中國農村的普遍相對貧困。為了防止有的農民陷于絕對貧困，國家在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如此一來，既為國家工業建設提供了資金積累，又防止了因自由競爭而造成貧富不均以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對于廣泛存在的普遍相對貧困問題，則用加強對廣大農民進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認識，理清強國為先，富民在后的辨證關系的做法加以解決。“文革”開始后，根據客觀條件的改變，黨中央適時調整國家的發展戰略，以工業反哺農業的方式，加大農業建設的力度。一九七五年，在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到一九八0年，全國農村要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同時又采取具體措施，降低工業品的銷售價格，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縮小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為了加快農村機械化建設，同時還有助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國家開始在全國實行國營工礦企業幫助支援農村發展社隊企業的做法，以黑龍江省為例，僅一九七0年上半年，在國營工礦企業的幫助下，黑龍江省就新建縣、社、隊三級企業5200多家。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地農業機械化的建設和社會發展，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還使廣大人民公社社員增加了個人收入，實現了向生活富裕邁進。蓬勃發展的社隊企業不僅在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還為其后改革開放時，曾托起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主要存在于城市和工礦企業中，從一九六0年開始，在全國的大中型工礦企業中，開始推廣實行以工人參加工礦企業管理，干部和技術人員參加生產勞動；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干部和技術人員走與工農相結合、與生產實驗相結合、與社會實驗相結合道路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建立起了中國式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但是，這一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方式卻在實際推廣過程中遭到了劉少奇等人的暗中抵制，他們以向蘇聯學習為由，積極推行蘇聯式“一長制”的企業管理方式，以抵制“鞍鋼憲法”的推廣，從而剝奪了廣大工人參與管理企業的權力。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鞍鋼憲法”才得到真正的貫徹實施。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工礦企業內部廣泛開辦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學，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質和生產技能，以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在高等教育方面，改考試入學制度為推薦入學制度，實行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按需培養，從哪里來，回哪里去的制度。取消了上大學之后就此能夠改變個人身份、改變工作崗位的制度。形成了上大學是為了學習知識，是為了提高素質，是為了建設家鄉，是為了改變家鄉的貧窮落后面貌的觀念。同時采取取消干部和技術人員的特殊生活保障措施，在全社會逐步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差距。通過以上的做法，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政治差別、經濟差別有了明顯的縮小，充分體現了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的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的需要，是保證我國國家政權永遠掌握在工農大眾手中的需要。　　

中國歷史上不斷的改朝換代，只不過是一個政權推翻另一個政權，一個統治集團取代另一個統治集團而已，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起到多大的推動作用，就連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也只不過是推翻了一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龍牌，造成軍閥混戰而已”，并沒有帶來多少實際意義上的社會變革。一九四四年，當時的國民參政會參議員黃炎培、傅斯年等人訪問延安，在延安的窯洞里，黃炎培曾問毛澤東：“余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是要有具體的形式的，民主的形式決定了民主的范圍，民主的范圍反映出了國家政權的性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民主？不但要看民意表達的渠道是否通暢，而且更要看人民群眾是否具有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力。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民意表達的方式是不同的，人民參與國家管理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黨為了在我國實現以工農大眾為主的最廣泛的民主，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確定為表達民意的渠道，大力提倡并制定具體措施以保障其能夠得以順利貫徹實施，后來又將其寫入憲法，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反右斗爭”和“文革”，就是把民主從以官僚集團和知識分子為主的精英式民主擴大到工農大眾能夠得以參與的最廣泛民主的一種有效途徑。事實證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民意表達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它作為直接有效的民意表達和民意監督方式，對克服官僚主義，防止官僚集團和特權階層的產生，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維護民主制度，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如果民意表達的渠道不通暢或被堵塞，如果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力被剝奪，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打著民主旗號的行為，都無異于欺騙。美國著名諷刺作家邁克*奎恩在他的短篇小說《金喇叭》中，用幽默的筆法無情地諷刺、揭露了資本主義金錢式民主的虛偽。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在大力提倡實事求是的時候，我國民主化的程度確實比“文革”期間有了明顯的改善，但這只是對于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等社會精英階層而言的，對于普通人民群眾，民主還剩下哪些內容？街談巷議中，抨擊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甚至詬病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而不受法律追究，確實是彰顯了民主的氣息，可這又能解決什么實際問題，純粹屬于空談。但是，批評單位的直接領導就可能，甚至一定會招致包括下崗、失業等嚴酷報復的問題，這誰又能解釋得清楚？如今我們的黨代會上還能見到幾個普通黨員的身影?“人代會”早已開成了“官代會”，“政協會”更是成了大款、富翁和精英們的俱樂部。據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披露，如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官員代表的比例已經占百分之七十。剩下的那百分之三十，不是大款，也是致富的帶頭人，寥寥的幾個普通民眾代表，其代表能力也實在是令人堪憂。二00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探察民情時，一位女人大代表竟以哭訴的方式向市長反映朝陽區還有一百六十二戶居民居住在危房里的問題，王市長當時還安慰她：“不哭，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還哭呀”。這兩種現象真實地反映出了當前我國的民主現狀：一方面是人大代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與權力，人大代表是代表國家的主人，即人民在行使權力，各級官員是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代表人民選舉或任命的，同時受人民代表的監督。各級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是要為人民服務的。主人竟以哭訴的形式來要求仆人做本是他份內的工作，真乃天下奇聞。同時也反映出了這樣的人民代表的個人素質，實在是玷污了人民代表的稱號；另一方面反映出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各種官員竟占到如此大的比例。我國現行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各級行政官員、司法官員都是由各級人大選舉或任命的，各級別官員在各級的人大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說明了我國現在政治制度是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是完整地結合在一起的，也說明了各級別的官員是在自己選舉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監督自己。至于那些已經淪為失業工人、失地農民的社會弱勢群體，誰來代表他們？看來只有天知道了，如此的人民代表大會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可言，純粹成了擺設？　　

當年，毛澤東在回達黃炎培的提問時，曾把民主設想為跳出那個“周期律”的有效途徑，而且在建國后，也確實采用這種民主的方式來構建新的國家政權。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實踐，證明這種民主的形式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緩那個“周期律”的出現，但是還不能徹底防止出現那個“周期律”。實行民主，只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是不夠的，人民只有監督政府的權力也不是真正的的民主。只有打破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面，賦予勞動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管理國家的權力，才是勞動人民群眾真正的當家作主。在這一治國理念的支配下，“文革”期間，許多在各條戰線表現突出的勞動人民群眾中的先進人物，如王進喜、陳永貴、邢燕子等人直接進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李素文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永貴，吳桂賢、孫建，倪志福等人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等高級領導職務，從而真正打破了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面。為了防止出現新的官僚主義問題，他們中的這些人只是工作崗位、職務上有了變化，其他一切，包括報酬、待遇、級別都保持原職級，尤其是陳永貴和吳桂賢始終保持人民公社社員和普通工人的身份，與普通人民公社社員和普通工人掙一樣工分和工資。“文革”時期成立的由軍代表，老干部，工農群眾代表組成的，行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地方政府職權的，“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就是廣泛吸收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的有效形式。這種做法，既保證了最基層的普通群眾、普通黨員有了參與制定黨的政策、國家法律的權力，有了參與執行黨的政策、國家法律的權力，又能夠有效的防止產生新的官僚集團，是中國社會向平民化社會發展的一種有效途徑。　　

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統一中國現代文化，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融合，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　　

今天我們常說中國是個長期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正是由于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的原因，歷史上民族的分合，造成了各統一朝代的疆域范圍是不確定的，而且疆域范圍的變化也很大。今天我們中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陸地疆域范圍，而大宋王朝時的陸地疆域范圍尚不及今天的一半。今天，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陸地疆域范圍上共生活著五十六個民族，十三億人口。在十三億中國人中，漢族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無可爭議的主體民族，漢族文化也就構成了中國的主體文化。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漢族人口的生活范圍也只占全國陸地疆域范圍的百分之四十，而只占總人口數不到百分之十的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范圍卻占全國陸地疆域范圍的百分之六十。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就是發祥于黃河流域的、以儒家文化為主、吸收一部分道家、佛家文化內容的、僅限于漢族地區的中國漢族文化。中國歷史上，漢民族的擴張有一個規律，就是在北方游牧、漁獵民族的武力壓迫下由北向南的擴張，漢族文化也因此從黃河流域一直擴張到南方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由于古代漢民族人口始終沒有擴張到游牧、漁獵民族生活的中國北方、東北、西北和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所以漢族文化也始終沒有傳播到上述這些地區。北方、西北、東北和西南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漁獵民族，除了遷徙到漢族地區內而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外，其余生活在原地的，不但沒有接受漢族文化，卻相反的都選擇了接受其他文化，西北地區的十余個民族接受了伊斯蘭文化；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接受了佛教文化，并把它改造成了藏傳佛教文化；北方的蒙古族接受了藏傳佛教文化；東北大部分地區的原住民則一直保持著原生的薩滿教文化。直到滿族入主中原，無奈地接受了漢族文化之后，東北地區才算納入了漢族文化圈。歷史上，自從唐朝的“安史之亂”以后，漢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就失去了對北方、東北、西北的有效控制，明朝勢力雖曾一度越出過長城，但大部分時間都是以長城一線作為與東北、西北、北方 的漁獵、游牧民族的分界線。這種情況直到東北地區的滿族崛起以后，憑借其強盛的武功，并歸蒙古、入主中原、納降青藏，收復西北。才把這些地區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政權的有效管轄之下。清朝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之后，滿族在政治上成了主體民族，但是由于其人口太少，自身文化又極為落后，所以只得無奈地選擇了主動接受漢族文化，但是滿族統治者又不愿意用漢族文化統一其所控制下所有地區的文化，以喪失其主體民族的地位。因此，滿族統治者采取了許多措施限制漢族人口向游牧地區、向東北龍興之地擴張。所以，清朝統治后期，在全國的范圍內，就形成了三個主要的文化圈，一個是滿族的原住地東北加上原明朝地區的漢族文化圈；一個是青藏高原和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文化圈；一個是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文化圈，這種現象一直存在到現在。這種多個民族、多種文化共同存在于一個政權有效管轄之下的現象，構成了一種各民族“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離”的國家內部關系。多個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個政權管轄之內，如果沒有共同的文化血緣這條紐帶，沒有共同的信仰追求，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準，各民族之間只能是由國家政權力量的這根繩索強行將他們捆綁在一起的，而不可能是長在一起的。這種“相互依存，彼此分離”的國家內部關系具有相當強烈的不確定性，各民族對國家歷史、對國家現政權的認同感是不同的。當國家強盛而穩定，國家政權力量這根繩索強勁而有力時，能夠將各民族有力地捆綁在一起，“彼此分離”的特征就不會表現得太明顯，“相互依存”的特征就會表現得強烈一些；當國家衰弱，國家政權力量這根繩索糟朽不堪，捆綁力量減弱或消失時，“彼此分離”的特征所導致的對國家、對政權的不同的認同感就必然會急劇地表現出來，民族分裂是必然的結局，“相互依存”也將不復存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解體的過程就是最明顯不過的例證，當這兩個國家的政權力量伴隨著意識形態和政權性質的改變而衰落，再也維系不住這兩個由多民族構成，多種文化并存的國家的統一時，解體也就成了必然的結局。清朝末年，國力驟衰，孫中山等人領導辛亥革命時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和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的行為，就是最明顯的對滿清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多年歷史和當時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不認同。而外蒙古的活佛喇嘛王公們看到滿清政府大勢已去，也乘機宣布不再認同滿清政權，也沒有認同其后以漢族為主建立的中華民國政權，而是借沙皇俄國的干涉之機獨立出去；原本已被清廷革去名號，逃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同樣乘內地動亂之際，返回西藏，號召藏民驅逐清軍及清朝官員，并且取得了成功，造成了西藏直至一九五一年，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實際獨立狀態。如果不是新中國建國伊始，毛澤東高瞻遠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兵西藏，有力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后來又在一九五九年，當西藏發生了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民族分裂叛亂后，及時采取了堅決果斷的措施進行平叛，否則，今天西藏的局勢很難預料。今天，大多數中國人的主要目光都在關注著“臺獨”，但“藏獨”、“疆獨”的危害同樣也不容忽視。當年毛澤東發動“文革”，在全國開展破“四舊”運動，開展“移風易俗，改造中國”的運動，同樣也適用于少數民族地區。這樣做的后果，無論是主觀愿望如何，客觀上都起了統一中國文化的作用。雖然改革開放后，這些限制宗教活動和發展、甚至取消宗教活動以及強力改變少數民族生活習慣、風俗習慣的做法，被認為是破壞了黨的宗教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但是這種做法在統一中國現代文化方面的成果卻是極其顯著的，尤其是在內蒙古地區，效果更為明顯。今天，內蒙古地區民族團結的問題比新疆、西藏地區要好的多，“蒙獨”與“藏獨”、“疆獨”相比，影響微呼其微，這樣的結果，不能說與當年的破“四舊”，樹立社會主義新的道德風尚和建立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沒有任何關系。當然，統一后的新文化決不可能是單純的漢族文化，因為毛澤東一再倡導：“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統一后的中國新文化一定是博采眾長，集古今中外先進文化于一身的、最為先進的、并且屬于全中國的文化。而且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統一當代中國的文化也是做不到的，上千年來，周邊的幾個強悍的少數民族沒有主動接受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寧可舍近求遠地接受其他文化的實際行動，證明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絕難被他們所認同的。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碰撞中不堪一擊的事實，反襯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缺陷，也喚醒了中國人，決心學習世界上所有的先進文化，并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生都在致力于喚醒中國人民覺悟，振奮中國人民精神的毛澤東，是決不會做用含有大量腐朽沒落成分的傳統文化去愚昧人民群眾的事的。所以，“文革”就是要革中國傳統文化中腐朽沒落、消極保守的命，只有經過革命后形成的無產階級新文化，才能實現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范圍上的文化統一。從人類歷史走過的歷程看，與政權的統一相比，文化的統一更是真正的統一，是內在的統一。文化是民族的血緣，有些民族由于特定的原因造成了分裂，但是只要維系民族血緣的文化存在，統一是必然的結局，血畢竟要濃于水。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需要一種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的文化才能把五十六個民族永遠地凝聚在一起。　　

同以往任何一場革命一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在砸碎舊的文化基礎之上，才能創造出新的文化，因此也必然會對原有的社會形態造成一定的傷害，對頑固地維護舊的社會形態的人造成一定的傷害。“文革”給哪些人造成了傷害？給他們造成了什么樣的傷害？“文革”給我們社會帶來了哪些負面的影響？有人說“文革”對我國的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文革”對知識分子進行的世界觀的改造和對部分老干部進行的“再教育”是殘酷地迫害知識分子和老干部；“文革”開展的破“四舊”運動，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文革”時期開展的“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違背了人的本性，是對人性的摧殘；“文革”期間發生的“武斗”，是人民群眾自相殘殺的內戰；“文革”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耽誤了中國整整的一代人，也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上述這些問題，“文革”中都確實存在，只是具體的問題要具體的分析，而且還要看分析者是從什么立場出發、站在哪個角度去觀察、去分析的。　　

“文革”使國民經濟遭到極大破壞的無恥謊言，現在早已沒有幾個人相信，繼續相信的，不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是一些只顧及自身生活感受，從未真正關心過國家命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人，可能還有少數弱智的人。“文革”中所謂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一些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這些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本應從歷史發展過程中，從人的思想深處，從中國傳統的文化里尋找導致中國落后、尋找導致中國長期挨打的原因，尋求救國救民的辦法，為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為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盡自己的一份努力。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這么做。這些人不是為舊制度、舊文化、舊道德歌功頌德，就是編造一些無聊的東西來毒害中國人。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起勁地宣揚舊思想、舊意識，拼命地維護傳統、舊文化、舊道德。這些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舊的社會秩序，為了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為了維護自己的即得利益。因此他們才拒絕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拒絕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觀。這種人對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非但沒有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反而成了社會前進的阻力。反右斗爭和文化大革命對他們進行的思想改造，并非是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而是強迫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強迫他們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使之成為對當今社會有用的人。但是這種人中，有的人思想極其頑固，拒絕接受任何思想改造，甚至以死來抗拒。對這種所謂的知識分子進行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觀的改造，是為了使他們跟上社會發展的形勢，以免為未來社會所淘汰。如果把對他們進行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觀的改造認為是對他們進行了“迫害”，那么，他們這種人，也只好等著被社會所淘汰了。　　

還有不少的老干部一直把文革中對他們進行的“再教育”看成是對他們的“迫害”，這些老干部在革命戰爭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確實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是，當年他們參加革命，未嘗不是懷有像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那樣“取而代之”的想法。革命成功了，新中國的國家政權建立起來了，他們掌握了許多重要的權力，這些權力本應是用在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上，但是他們卻用來為自己、為家人謀取私利，所以很快就腐化變質，成了新的官僚集團，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對于他們中的某些個體，文革中，黨對他們進行的“再教育”，不但是為了改造他們的思想、拯救他們的靈魂，而且也是為了挽救他們的肉體生命，不信就看看在他們之前出現的劉青山、張子善的下場；看看在他們之后出現的胡長清、成克杰等人的下場。而對于他們這個整體，如果不能自覺地進行教育，進行改造，而且還拒絕接受人民的教育和監督，并重新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那么早晚有一天，人民也會起來將他們推翻。蘇聯的覆亡，就是前車之鑒。蘇聯解體，不但社會主義制度被推翻，當年那些享有無限特權的官僚們的命運又如何？如果他們把“文革”中對他們進行的思想改造、靈魂挽救的行為當成是“迫害”的話，那純粹就是恩將仇報，不知這等人還有沒有廉恥？　　

 “文革”時期開展的“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狠斗私字一閃念”，確實是違背了人類自私的本性，更使以私欲為核心價值理念的剝削階級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受到了極大地摧殘。但是，正是由于這樣的人性和腐朽的價值觀、人生觀才導致了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難道這樣的人性不應該摧殘嗎？難道中華民族還要繼續挨打嗎？　　

“文革”中的破“四舊”、進行“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清理階級隊伍”等行動，確實存在一些過火的行為，毀掉了一些有考古價值的文物，使一些無辜的人受到一些傷害，在剔除傳統文化中糟粕成分的同時，殃及池魚的做法也使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精華部分受到了一定程度損害，這是必須牢記和接受的教訓。但是破“四舊”運動中那些焚毀誨淫誨盜，宣揚封建迷信、反動“宿命論”等內容書籍的做法，開展的移風易俗，破除封建迷信、限制宗教活動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對清除洋奴買辦文化和對中國文化實現統一和發展，還是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的。開展“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清理階級隊伍”是通過思想改造的方式來純潔民族內部的一種有效途徑，純潔民族內部是中華民族實現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民族內部不純潔，其凝聚力也不會強大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強大凝聚力的民族不用說發展，其生存都是問題。我國歷史上大量出現的漢奸問題，就是民族內部不純潔的突出表現，漢奸問題曾困擾了我們這個民族許多年，就是在今天，漢奸問題也仍然是一個嚴重的隱患。用開展文化革命，進行思想改造和“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等方式來純潔民族內部的做法，比之西方社會奉行的“優勝劣汰”和蘇聯的“大清洗”等殘酷的方式純潔民族內部的做法，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　　

文革期間出現的“武斗”現象，其原因，是因為一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護自己，而利用、指使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混入了人民群眾的隊伍中，冒充革命群眾，并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斗爭另一部分群眾。他們打著積極支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參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號，實際上卻干著反革命的勾當，破“四舊”過程中的許多過火的行為、“清理階級隊伍”中的那些觸及皮肉的行為，那些混水摸魚、乘機劫掠的行為就是這些人所為。當他們的陰謀被人民群眾識破之后，便撕下偽裝，露出了兇殘的反革命真面目，挑起了“武斗”，向人民群眾舉起了屠刀。對反革命的武裝進攻，人民群眾也只有進行武裝的還擊了。在人民群眾有力的還擊面前，這些反革命分子是那樣的外強中干，不堪一擊。沒有多久，這些反革命分子就在人民群眾的打擊下，土崩瓦解了，“武斗”以人民群眾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武斗”現象，告訴了人們，反革命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何等的頑固與兇殘，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的損害有多大，同時也說明了毛澤東采取的在我國擁有了足夠的防御力量之后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策略是無比正確的。少數混入人民群眾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不法行為，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在“文革”尚在進行的時候，就及時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堅決予以了懲處，使這些混入人民群眾隊伍中的騙子和在幕后指使他們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武斗”雖然造成了一些人的傷亡，但是，要革命、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反革命分子的傷亡，是他們咎由自取；人民群眾的傷亡，是革命過程中必要的流血犧牲，是為了實現國家發展，民族富強必須付出的代價。“文革”中死去的人，最為可悲可嘆的就是那些死于“武斗”中的不明真相的群眾，他們在騙子們的欺騙、煽動、蠱惑下，積極挑起“武斗”，積極參加“武斗”，最后死于“武斗”。至死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在保衛毛主席，是在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豈不知，他們是受了騙子們的欺騙，無意中充當了騙子們的幫兇。這些血的教訓告誡人們，一定要提高認識、擦亮眼睛，時刻警惕，隨時認清騙子們的真面目，以免再次上當受騙。　　

十年“文革”中，全國共有約一千六百多萬城市知識青年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懷著支援邊疆、支援農村；建設邊疆、建設農村的豪情壯志，到祖國的邊疆、到貧困的農村插隊落戶。城市里的知識青年到邊疆、到農村插隊落戶的消極影響，早已經就有許多人在總結、在回顧，但是其積極的作用現在卻很少有人提及，有的人根本就不認為知識青年到邊疆、到農村插隊落戶還有積極作用。知識青年到邊疆，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積極作用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使大批的城市青年在思想上、精神上、意志上、身體上得到了鍛煉。二是由于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把他們所學到的文化知識、科技知識帶到了文化尚未實現統一的祖國邊疆地區，帶到了文化知識、科技知識相對落后的廣闊農村，對實現全國文化統一，對改變農村的貧窮落后面貌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這些城市知識青年在異域文化的祖國邊疆地區，在缺少文化知識的廣闊農村，許多人擔負起了中小學教師、農業技術人員、農機技術人員、赤腳醫生、拖拉機手等缺少文化、科技知識的普通農民難以勝任的重任，有的還走上了領導工作崗位。他們把所學的知識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的邊疆地區、奉獻給了貧窮落后的廣闊農村，積極傳播無產階級新文化。同時他們也在與廣大農民牧民一道進行戰天斗地、改造山河的生產勞動中，從普普通通的農民身上、普普通通的牧民身上看到了、學到了吃苦耐勞、樸實無華、堅韌不拔的優良品質，從而培養了、鍛煉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但沒有耽誤中國的一代人，而是培養、鍛煉、造就了一代人。他們中涌現出了許許多多像金訓華、朱克家、柴春澤那樣的優秀典范。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們，當初他們用青春和熱血改變了祖國邊疆和廣闊農村的貧窮落后面貌，促進了祖國文化的統一和發展。現在他們仍在用那經過風雨考驗的堅強意志，用那經過艱苦奮斗造就的奉獻精神，用那經過戰天斗地磨礪出的厚重脊梁，承載著共和國前行的重擔，其中一部分人還承載著為使共和國經濟列車“減員增效”、輕裝前進而帶給他們的下崗、失業的苦難。　　

對持續十年之久的，曾經轟轟烈烈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人撰文說它是毛澤東為解決當時的就業問題，而冠以革命的名義對城市里的學生進行的一場愚弄。城市里的學生上山下鄉，非但沒有促進當地農村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是政府把應負的責任和財政負擔轉嫁給了農民。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于某些個人來說，可能是一場悲劇，但是對于我們整個民族、這個國家來說，也是一個促進社會發展，是民族走向復興，是國家走向強盛必不可少的過程。毛澤東發動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實目的應該既是為培養反修防修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也為解決城市學生的就業問題，同時又有力地促進了貧窮落后的邊疆和農村地區的文化、科技及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文化的統一。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六八年，全國已有幾百萬初中、高中和大學的畢業學生需要安排就業，同時還有更多的“三年嚴重困難時期”后出生的兒童需要入學。當時我國的財力、物力確實很難解決這個問題。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的人口過剩。人口過剩問題不能不涉及到一九五七年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今天大多數的人都說是一個錯誤。確實，依照今天的實際發展情況看，當初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是一個錯誤。但是，既然是歷史的問題就要結合歷史的情況去分析，毛澤東當時為什么要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毛澤東說人多，力量大，干勁足，能夠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難道毛澤東不知道人多，消耗的資源也多的道理嗎？中國有那么多的資源養活中國人自己嗎？這么簡單的問題，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那么，毛澤東為什么還要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是不理解計劃生育的重要意義嗎？這其中肯定是另有原因。是什么原因？首先應該還是因為戰爭，還是因為當時國家面臨的嚴峻威脅的安全問題。是當時國家面臨嚴重戰爭威脅的這一因素促使毛澤東拒絕了馬寅初的人口論，而沒有采取硬性的措施來限制人口的自然增長。如果沒有嚴重的戰爭威脅，毛澤東也就不會帶領全國人民寧可勒緊褲帶也要搞“兩彈一星”了。其次，還因為當時我國的醫療衛生狀況時分落后，嬰幼兒和產婦的死亡率過高，人均壽命也太短，只有三十五歲。所以，從這兩個方面考慮，在當時確實不宜采取硬性的措施來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長。　　

新中國的成立，雖然使我們暫時擺脫了挨打的命運，但是，由于國力的孱弱，國家的安全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建國初期，雖然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進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有盤踞臺灣的蔣介石集團的騷擾，有暗藏的敵特分子的顛覆破壞。但是，由于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支持和援助，我國的安全問題還不算太險惡。一九五七年之后，由于赫魯曉夫集團背叛了列寧、斯大林的路線，導致中蘇關系急劇惡化，從結盟走向對抗，從政治對抗走向軍事對抗。盤踞臺灣的蔣介石集團認為有機可乘，加緊了反攻大陸的叫囂，并不斷襲擾大陸的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印度，利用我國由于力爭真正的獨立自主而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交惡的機會，不斷以武力蠶食我國領土。我國的這種安全局勢直至持續到“文革”開始前夕，才有所緩解。雖然在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利用“古巴導彈危機”的機會，對印度進行了一場有限的邊境自衛反擊戰，打退了印度對我國的侵犯，暫時遏制了印度對我領土蠶食的欲望。但是我國的國際安全環境問題并沒有多少改善。　　

我國國家安全之所以如此的險惡，除地緣這個原因外，最根本原因就是我國的國力太弱，而且我國又是一個國土廣大、人口眾多、資源豐富，有崛起可能的大國。我國一旦崛起，勢必要打破世界現有的秩序，重新進行國際上利益分配。人口占人類的四分之一，國土面積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原本就曾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掠奪對象。如今，這個掠奪的對象不但失去了，而且還要重新進一步進行國際上的利益分配，這是西方發達國家說絕對不能容忍的。因此，當時世界上的主要大國才采取了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對我國進行遏制，這其中就包括軍事威脅的手段。生物界的一些甲殼類動物在生長期里，有一個脫殼的過程。在這個脫殼期間，它極易遭到其他動物的攻擊，因為這個期間，它的防護能力最弱，極易成為其他動物的美食。基于同樣的道理，在我國還沒有打造好自己的防護力量的時候，也極易遭受不期而至的侵略戰爭。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毛澤東就寧可暫時犧牲改善人民的生活，也要進行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全力以赴地打造國家的防護力量。而且還卷入朝鮮戰爭，拒敵于千里之外。但是，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在我國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沒有完成，國家的防護力量還沒有打造好的期間里，侵略戰爭還可能隨時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我國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勢必就得被迫中斷。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想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就只有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戰爭了。殘酷的抗日戰爭留給我們中國人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抗日戰爭，中國之所以能夠堅持八年之久而沒有被日本打垮，那是付出了二千一百多萬軍民犧牲和一千四百多萬軍民受傷的的慘重代價的。當時中國若沒有四億五千萬之多的人口，如此慘烈的抗戰能否堅持下去，還是個未知數。因此，在我國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在我國隨時面臨著侵略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毛澤東才沒有接受了馬寅初的人口論觀點，才沒有限制人口的自然增長，以便為未來的反侵略戰爭準備大量的兵源。雖然人口的增加提高了我國抵御侵略戰爭的能力，但大量的人口也可能成為我國發展經濟的負擔。但是與其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比遭到大規模外敵入侵的后果好得多。只要避免了侵略戰爭，我們的經濟終會有所發展，人口問題也總有一天能夠得到解決。而且，人口多，勞動力就多，調動得當，同樣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另外，當時我國的醫療衛生狀況十分落后，普通工農群眾階層的人均壽命太短，嬰幼兒和產婦的死亡率也過高。從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我國的人口始終保持在四億多一些，幾乎是沒有增長，就是由于殘酷的戰爭和十分落后的醫療衛生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當時的醫療衛生十分落后、嬰幼兒和產婦的死亡率過高、人均壽命過短、國家又面臨嚴重戰爭威脅的情況下，采取硬性的措施來限制人口的增長，如果真的遭受日本侵華那樣的大規模侵略戰爭，中華民族就真有被開除“球籍”的可能。后來，隨著我國國防力量的增強，安全問題有所緩解，醫療衛生事業，尤其是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和普通工農群眾經濟狀況和生存狀況的改善，人均壽命提高到了六十五歲，嬰幼兒和產婦的死亡率有了極大的降低。毛澤東及時調整了政策，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但是，今天不能因為人口的基數過大，因為人均壽命提高，就取消普通工農群眾的醫療衛生吧？難道目前醫療市場化的改革，看病難，看病貴的現象是與計劃生育政策緊密配合的嗎？　　

同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作用一樣，毛澤東采取勒緊褲帶進行重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沒有采取嚴厲措施來限制人口自然增長的政策，確實使我國抵御侵略戰爭的能力有了極大的增強，使侵略者望而卻步，現實中的侵略戰爭變成了想象中的。預期的侵略戰爭因為我們有了充分的準備而沒有到來，原本為反擊侵略戰爭準備的大量人口，原本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的中國人，這時卻由于沒有戰爭的消耗，由于人均壽命的大大提高而導致城市人口相對過剩，變成了國家的沉重負擔。如何解決這個沉重的負擔？由于當時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特質的公有制經濟，極少能夠安置大量勞動人口就業的第三產業，城市里的第二產業同時容納如此多的勞動人口是不現實的，唯一的出路就在農村。由于我國在進行工業建設、國防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城鄉二元體制，城市的生活條件相對優于農村，城市里長大的學生對農村生活條件的艱苦程度了解的不多，讓他們到農村去接受一段時間艱苦生活的鍛煉，對他們思想素質、精神品質、意志性格以及身體素質的提高都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而且，那些到邊疆、到農村去的、經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初、高中學生也憑借他們所學的文化知識和科技知識，對改變邊疆地區、農村地區的貧窮落后面貌，對傳播新文化，對統一我國的文化，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原因有許多，人口過剩的問題，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國的人口過剩問題，主要還是由于我們國家長期挨打的歷史和現實安全面臨的嚴重威脅造成的。我們以龐大的人力資源力量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但同時也為國家的發展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個問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并經過較長的時間來一步步妥善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有人來為此做出犧牲，今天下崗、失業的工人，不就是正在為企業“減員增效”，為國家經濟列車能夠輕裝前進而做出犧牲嗎？這是國家在勞動人口過剩的情況下，為了經濟發展而采取的沒有辦法的辦法，如今又見有那些精英去譴責下崗、失業的政策了？如果說當初國家沒有推行限制人口自然增長的政策，才造成了一千多萬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受了一些苦，但那畢竟還是基于整個民族的生存和安全來考慮而造成的。而如今造成六千多萬工人下崗失業，陷入饑寒交迫的境地，卻只不過是為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至于讓曾經為國家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付出了沉重代價的那些上過山、下過鄉的知識青年們下崗、失業，又一次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犧牲，則確實是有些不公平，但這是現在的政策造成的，當今中國不公平的問題還少嗎？所以，曾經上過山、下過鄉的知識青年們的下崗、失業問題，也就不是什么特別特殊的問題了。精英們以此為由來譴責毛澤東，不過是出于他們無恥的本性和為掩蓋由于他們的“胡改亂革”，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損失，而采取的一種推卸責任手段而已。　　

某些人說，“文革”十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是被毛澤東以革命的名義愚弄了的一代。從今天他們大部分人中某些人的個人結局看，他們確實是受了愚弄。但是，愚弄他們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之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方向。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都奉行無私奉獻的價值觀，全國人民從耄耋之年的老人到黃發垂髫的幼兒都以是否為人民、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做出了無私奉獻來作為實現自己最大人生價值的標準。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邏輯，當時的中國人豈不是都受了愚弄，其中當然也包括毛澤東自己，而且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狼牙山五壯士”、犧牲在解放戰爭戰場上的董存瑞、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黃繼光、犧牲在中印邊境反擊戰中的陽廷安、犧牲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的于慶陽豈不是被愚弄的更慘。某些人，包括一些知識青年自己，之所以認為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是受了毛澤東的愚弄，其根據就是改革開放后，全社會的價值體系發生了改變，自己曾經為分擔國家負擔所承受的苦難，為國家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已不被當今社會所承認。如今個人的價值也不再用無私奉獻來體現，而是體現在金錢、權力上。大多數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過去只追求對民族、對國家、對全社會的奉獻，沒有去追求金錢與權力。因此，在全社會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改變之后，他們現在的個人價值由于沒有金錢與權力，無法在社會上得到體現，加上下崗、失業造成的個人生活困難，無不覺得已被社會所拋棄，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失落感，感覺到自己曾經為民族、為國家、為全社會所做的無私奉獻是受了愚弄。在現實的價值觀念中，貧窮已不單單意味著苦難，更預示著恥辱與無能；富貴才是幸福的象征，金錢、權力才是榮耀與才華的標志。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在瓜分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本屬于全體人民的，當然也有屬于自己的一份財富的時候，由于沒有參與瓜分的資格，沒有取得參與瓜分的“入場券”，失去了參與瓜分的機會，所以得到的只有貧窮和苦難，等到的只有下崗與失業。但是，這樣的結果不只是當年上過山、下過鄉的知識青年們的結果，全國大多數平民百姓的結果都不過是如此。從這個結果看，愚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以及愚弄全國工農群眾的，不是毛澤東，而正是后來的那些向毛澤東大潑臟水的改革精英。　　

“文革”結束后，許多人紛紛撰寫文章對“文革”進行回顧和反思，這些反思中，包括陳云與負責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談話，都把“文革”未能避免而且能夠順利開展的原因歸結為：一是體制上的問題，是由于沒有民主與法制，是毛澤東實行個人獨裁的結果；二是我黨在歷史上形成了一個錯誤的共識：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就是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而使毛澤東獲得了不受限制的個人獨裁的權力，才有了發動“文革”的能力。　　

以上觀點是沒有根據的，不但沒有任何的說服力，甚至是荒謬的。“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不假，但毛澤東絕不是靠個人的獨裁之力發動的“文革”。“文革”是一場席卷全國各個領域，各個角落，甚至是觸及每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革命，單靠毛澤東一個人的獨裁之力能發動起來嗎？即使發動起來，又能夠使它涉及到全國每個領域、每個角落，甚至每個人的靈魂深處嗎？獨裁必須依靠一定的獨裁工具，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黨政系統等，毛澤東恰恰在“文革”中解散了一部分實行個人獨裁必不可少的政權機構，確立了人民群眾專政的制度，這就是“文革”中毛澤東的錯誤，“四人幫”的罪行的一部分------“砸爛公檢法”和“踢開黨委鬧革命”。沒有了獨裁工具，如何實行獨裁？從“文革”的發動和進展的過程看，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參加“文革”的，恰恰是普通的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這些歷朝歷代的統治對象。從廣大的普通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積極參加“文革”的熱情上就能看出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大程度的維護了普通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的利益，因此也最符合他們的需要。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符合了最廣大的普通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的需要，才得到廣大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支持和參與，才能夠得以順利開展起來。當然“文革”不可能是所有人的需要，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那些已經蛻化變質和正在蛻化變質的老干部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那些雖然被打倒了，但時刻不忘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那些只會“之、乎、者、也”，靠寫“三家村”、“四家店”，一邊鼓吹復辟變天，一邊來騙人混飯吃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是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的。這些人之所以不需要、也不支持“文革”，是因為“文革”從他們手中奪回了他們已經從工農群眾那里騙取到手的利益。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使這些人的即得利益受到了損害，“文革”要求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和“再教育”，從而使他們的肉體和心靈受到了“傷害”。毛澤東就是要損害他們的即得利益，毛澤東從來沒有代表過他們的利益，也從來沒有想過要代表他們的利益，毛澤東始終代表的是廣大普通工農群眾的利益，這也是我們黨的根本利益。當這些人的利益與廣大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廣大普通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來維護普通工農群眾最廣泛、最根本的利益。什么是廣大普通工農群眾最廣泛、最根本的利益？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人民不再挨打；實現共同富裕，人民不再挨餓；實現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實現工農群眾真正的當家作主，這是廣大普通人民群眾最廣泛、最根本的利益。可是總有少數人想以剝削他人的方式先富起來，他們的利益要求與廣大普通工農群眾的利益要求因此發生了沖突，在不可調和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維護普通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廣大普通工農群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支持和擁護。如果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由于“獨裁”的話，那“文革”就是毛澤東與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廣大普通工農群眾、青年學生一道，對嚴重侵害廣大普通工農群眾利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修正主義分子以及時刻不忘復辟變天的地主資產階級余孽、無恥的“幫閑”文人們進行的“獨裁”，這種為了維護廣大普通工農群眾根本利益、為了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為了改變整個民族命運的“獨裁”，實行的越多、越徹底越好，“獨裁”的權力越大越好。　　

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就是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一點確實是事實，毛澤東從不否認他是代表廣大普通工農群眾的利益的，而且也只有毛澤東才能代表廣大普通工農群眾的利益。毛澤東更不否認他要時刻掌握新中國的最高權力，但也不能從這一點上就說明毛澤東對權力是多么的貪婪，留戀權力并為自己謀取私利可謂之是對權力的貪戀，但毛澤東從未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毛澤東是長期掌握著新中國的最高權力，但毛澤東是用他來為全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毛澤東之所以要時刻掌握新中國的最高權力，因為毛澤東更清楚領導權掌握在哪些人的手中將對普通的工農群眾意味著什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領導的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只把自己看作是國民黨的輔助力量，并沒有想到要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結果換來的是“四一二”、“七一五”這樣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血腥的大屠殺。血的教訓，告訴了中國共產黨人，不掌握武裝，不掌握革命的領導權，使武裝落入反人民的人的手里，使革命的領導權落入反人民的人的手里，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在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有過幾次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竊取了黨的最高領導權的經歷，在這些機會主義分子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的時期，給中國的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尤其是在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的四年多的時間里，差一點葬送了中國工農紅軍，差一點葬送了中國共產黨，差一點葬送了中國革命。幸虧在后來的“遵義會議”上，確定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并使領導權得以長期掌握在毛澤東的手中，中國革命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同樣的血的教訓，也同樣的告訴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掌握革命的最高領導權，使最高權力落入到機會主義分子手中，也同樣是對人民的犯罪。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奪取了國家政權之后，還面臨著建設國家政權、保衛國家政權的重任，正如毛澤東說的：“奪取全國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把我國的政權建設成為工農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權，迅速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使我國的國家政權永遠掌握在工農大眾手中。這些只有真正代表廣大工農群眾根本利益、并掌握黨和國家中國領導權的毛澤東等人才能做得到。有人曾經“遺憾”的說，如果毛澤東像華盛頓那樣，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功成身退，或是在一九五六年之前死去，將會成為一個完人、一個圣人。這就要看是誰心中的完人標準？是誰心中的圣人形象？在普通工農大眾心中，毛澤東是永遠的完人，是永遠的圣人。對于那些只知“之、乎、者、也”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由于毛澤東看穿了他們的本質，識破了他們的伎倆，沒有讓他們獨掌普通工農大眾通過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才取得的國家政權，沒有讓他們獨享普通工農大眾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換來的勝利成果；對于那些懷著與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同樣的想法，革命的目的只不過是“取而代之”，只不過是為了解放自己，革命成功后迅速淪為官僚集團的“革命者”來說，毛澤東發動了“文革”，打碎了他們妄圖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美夢，所以，在他們的心里才留下了毛澤東不是完人，不是圣人的“遺憾”。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以前的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只不過是一個統治集團取代另一個統治集團而已，因而給儒家知識分子竊取國家政權，竊取他人勝利成果帶來了機會。這樣的先例實在是太多了，中國社會廣為流傳的“牛打江山馬坐殿”這句俗語，就將儒家知識分子竊取他人勝利成果的這種令人不齒的行為刻畫得入木三分。漢高祖劉邦在打下江山之后，儒家知識分子就不斷地施展騙術，向劉邦灌輸“只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歪理邪說。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采納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把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了儒家知識分子，儒家知識分子的騙術終于取得了成功。后來，由于儒家知識分子掌握了話語權，“只能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歪理邪說竟然也變成了所謂的真理。　　

新中國的建立是靠廣大的普通工農大眾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換來的，人民流血流汗、舍生冒死換來的國家政權，當然要由人民來掌握，人民也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這是毛澤東堅持的一貫主張，也是工農群眾的根本愿望和根本要求，也是工農群眾最根本的利益，因此，毛澤東是不會把國家政權交給除了工農大眾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的。但是，那些所謂的儒家知識分子獨掌國家政權的希圖并沒有破滅，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了共產黨內的代理人身上，并利用自身的優勢不斷地制造影響，希望把掌握國家政權的共產黨人演化成官僚集團。　　

對于手中的權力，毛澤東知道自己是不會永遠的掌握下去的，為了國家的政權永遠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只有選拔、培養好接班人。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毛澤東出于培養接班人的考慮，主動退到“二線”工作，讓身處“一線”的同志承擔起更多的任務，以便磨練他們的思想，培養鍛煉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后，毛澤東察覺到“一線”的工作越來越背離了“八大”制定的方針和路線，“一線”工作的同志也沒有全心全意的代表工農大眾，沒有全心全意維護工農大眾的利益，沒有全心全意維護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因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回到“一線”，糾正錯誤。這件事，給了毛澤東以提示：在沒有選拔培養好真正能夠代表普通工農群眾利益，真正能夠維護普通工農群眾利益，真正能夠維護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的接班人之前，沽名釣譽地放棄手中掌握的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同樣也是對人民的犯罪。　　

一些人認為，“文革”已經失敗了。是的，如果從今天普通工農群眾的現狀來說，“文革”確實是失敗了。但是，如果從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后，“改革精英們”至今仍然不得不委屈地“反了紅旗打紅旗”的情況看，從廣大工農群眾能夠自發地反抗“改革精英們”胡作非為的情況看，從經歷了“文革”的中國最底層的工農群眾不再只會順從地“治于人”的情況看，從“文革”培養造就了普通工農群眾的反抗精神看，“文革”并沒有失敗。而且，“文革” 是文化領域里的革命，是人們思想深處里的靈魂革命，它留給人們的，是自覺地對真理進行追求和探索的一種方式，因此，“文革”是不會因為人亡政息而消亡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是永遠也不會失敗的。　　

有些人至今仍頑固地認為，如果當初按照劉少奇的構想，一直沿著新民主主義道路走下去，中國一定會比今天發展的更好，而且還能避免走社會主義道路所發生的一切負面問題。歷史無法重復，更不能假設。但是，走哪一條道路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卻可以進行對比檢驗。如何對比檢驗當初如果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后果，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就是最好的參照物。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同改革開放后今天的社會實際情況差不了多少，就是政治上在共產黨的集中控制之下，實行一定范圍、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實行兼容并包，多元并存；在經濟上實行市場化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這樣一種社會制度。改革開放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八千多個現代化的大型和三十多萬個現代化的中小型工礦企業，在擁有了“兩彈一星”、擁有了現代化國防力量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三十年過去了，就在“精英們”們把改革開放的成果吹得神乎其神的今天，由于放棄了毛澤東思想，放棄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國雖然擁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相對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卻在政治上、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喪失毛澤東時代爭取到的了獨立自主，越來越屈從于美國的霸權。稍有不從，美國便以炸使館、撞飛機、扣輪船和政治、經濟制裁的做法加以顏色，其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國更加遵守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由于喪失了政治和處理國際事務的獨立自主，從而也失去了經濟上自主發展的空間，只得對外越來越依賴并受控于國際資本，逐漸變成國際資本的附庸；對內殘酷地壓榨本國的工農群眾，使社會急劇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經濟發展從此喪失了后勁。如今，美國發生了金融動蕩，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卻嚇得不知所措。試想，在擁有如今相對強大的國防實力、工業實力、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的情況下，由于背離了社會主義，尚是這樣一種結局。那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當時只能造桌椅板凳，造茶壺茶碗的工業基礎上，在靠使用“萬國牌”武器來維護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我們就選擇與如今改革開放差不了多少的新民主主義，后果將會是怎樣？　　

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也有人認為民主與獨裁一樣，要看權力掌握在誰的手里。掌握權力的人，如果運用手中的權力致力于為人民謀幸福，致力于民族發展，致力于國家的強盛，那他就是民族的英雄；掌握權力的人，如果運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那他就是獨夫民賊。權力掌握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的手中，它必然要為人民謀幸福；權力掌握在為一心為少數人效勞的人的手里，它必然就要使少數人先富起來。民主是一個好東西，但是，民主是有著強烈的階級性質的，民主更是有一定范圍和程度的限制的，民主的階級性質決定了民主的范圍和程度。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中，有兩次著名的會議：“寧都會議”和“遵義會議”。這兩次會議的過程，都充分地體現了黨內民主，但是這兩次會議的結果卻截然不同。造成這兩種截然不同結果的原因，就是有權參與民主決策的人的個人素質是不同的。“寧都會議”上有權參與決策的人大多數是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充分發揚了黨內高層民主，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剝奪了毛澤東對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權，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從失敗走向失敗；“遵義會議”上，參與決策的與會者，同樣充分發揚了黨內高層民主，同樣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權，否定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錯誤路線，開始實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獨裁”，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從勝利走向勝利。這兩次會議的結果說明了，民主體制不能保證永遠絕對的正確，獨裁制度也未必導致永遠絕對的錯誤。在嚴峻的危機面前，“像繡花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的坐而論道，優柔寡斷、議而不決，肯定是行不通的，這時需要的是多謀善斷，這樣方式做出的決策未必就一定錯誤；在平和的環境中，彬彬有禮，心平氣和，充分發揚民主的研討，少數服從多數的舉手通過，這樣方式做出的結論也未必就能十分科學。民主也好，獨裁也罷，關鍵是看權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掌握權力的人是否具有科學的預見能力，是否具有在危機和困境中找出解決問題辦法的能力。如果掌握權力的人是站在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的，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那他就一定能從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角度出發看問題、想問題、解決問題；如果掌握權力的人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代表少數人的利益，那它所做的一切，只能符合少數人的愿望。如果這個人再缺乏應有的科學預見能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僅憑“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就想探尋出一條引領國家發展的新路來，則更是不現實的。這樣的人，無論它自我標榜的是如何的民主，做出的決策看起來都是經過了民主的程序，最后也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而且，由于代表的是少數人的利益，所謂的民主也必然是在少數人范圍內實行的民主，這樣的民主還能算是民主嗎？　　

有人說：“民主制度是一個好制度”，但是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證不出現錯誤。民主做出的決策正確與否，取決于有權參與民主決策的人的個人素質，“寧都會議”上倒是充分體現了黨內民主，但是有權由于參與決策的人多是極左路線的人或是自身素質不高而又占據了高位的人，所以“寧都會議”上，通過民主方式做出的決策，是一個對中國革命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決策，差一點葬送了中國工農紅軍，葬送了中國共產黨，葬送了中國革命。可見，民主要求具有參與民主決策權力的人，必須要具備較高的自身素質。像上面提到的那個以哭訴的形式要求市長解決民生問題的人大代表，就是不具備人民代表基本素質的典型，不知她何以能夠當選為人民代表？如果今天我們的人民代表中這樣的代表占了多數，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夠做出什么樣正確的決策？　　

民主制度是一種好的制度，但是民主的制度如何確立？有人說：民主制度要靠法律來確立和維護。那么法律又是靠什么來確立的？又靠什么去確保法律能夠順利實施？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一些國家，哪個沒有從西方搬來的完整的憲政體系？為什么杜絕不了發生軍人政變？美國有全世界最為強大的軍事機器，但美國為什么從來沒有發生過軍人政變，民主制度能夠得以順利實施二百多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化，文化因素才是維護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證。　　

維護毛澤東的權威，就是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個共識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多年的艱苦奮斗中形成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廣大指戰員經過血的教訓后得出的，因此，它必然是正確的。當年，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時候，由于黨還處于幼年時期，缺少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也由于許多人沒有真正弄通馬列主義，沒有識別騙子的能力，上了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騙子的當，因而在“寧都會議”上，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剝奪了毛澤東對黨的領導權和對紅軍的指揮權。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錯誤的領導下，中國革命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血的教訓，使全黨同志和全體紅軍指戰員擦亮了眼睛，認清了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騙子的真面目和危害，同時也認識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認識到了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的領導，認識到了只有毛澤東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才有了確立毛澤東對黨和紅軍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從此才開始了從勝利走向勝利。民族民主革命時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維護毛澤東對黨和人民軍隊的領導，就是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全黨的共識，也是全軍指戰員的共識，這個共識經歷了長期的血與火的考驗，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在進行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共識，我們也曾經取得了這樣的共識，雖然這個共識暫時還沒有經過血的教訓來檢驗，但是，當今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已經足以說明了這個共識依然正確，這個共識依然重要，這個共識依然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　　

從人類社會歷史已經走過的歷程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在進行工業革命，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過程，其他一切都是無法取代的。如果不對中國傳統的、腐朽沒落、消極保守的儒家文化進行改造，如果大部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得不到提高，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正是文化落后這個根本原因才造成了洋務運動的半途而廢，才導致了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才使中國陷入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機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但改造了我們的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我國的文化達到了統一，以共產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等主要內容構成的中國新文化已逐漸被全國各族人民所接受，那個時期是我國民族關系最為團結、最為穩定的時。除了臺灣問題外，今天嚴重威脅國家統一的“藏獨”、“疆獨”等少數民族分裂勢力在那時的影響微呼其微。今天“藏獨”、“疆獨”與“臺獨”一樣，已發展成為嚴重威脅我國國家統一的毒瘤。“藏獨”、“疆獨”問題的出現，與目前社會上出現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常的問題一樣，都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毛澤東思想的必然結果，都是否定“文革”的必然結果，都是毛澤東在當年發動“文革”時所預言到的，也是毛澤東要發動“文革”來解決的。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樣，革命也是要在不斷的反復中曲折前進的，真理也是要通過反復的比較才能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指望用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消滅在我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舊的思想，消滅已經滲入到人們骨髓中的舊的文化意識，是不現實的。所慶幸的是，如今大多數的中國人已經再次認識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重新取得了必須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創造符合時代特征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共識。而且由于毛澤東已經用“文革”的方式為我們進行了一次改造舊文化，創造無產階級新文化的有效探索，為我們如何創造無產階級新文化探尋到了一條切實可行的前進道路。今后，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會采取“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博采眾長方式，帶領中國人民在繼承、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符合時代特征的，符合中國國情的，能夠引領時代發展的，最為先進的中國文化。　　

從“文革”結束到現在，打著反思、回憶的旗號，許多所謂的在“文革”中受到“傷害”的人，對“文革”和發動“文革”的毛澤東進行了無恥的譴責、攻擊和咒罵。但是“文革”的巨大功績和對我國社會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是實實在在的擺在那里的，不是譴責、攻擊、咒罵就能抹煞的，不是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這樣的無恥謊言就能掩蓋的。回顧這段歷史，只是想告訴后人一個真實的“文革”，同時提示后人，人只有在反復的比較中才能得出正確的認識。當初，毛澤東預言中國會出現修正主義，走資派就在黨內，中國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一旦出現修正主義，一旦資本主義復辟，人民就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等等，防止這些問題的出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當時的預言，那些一貫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作為自己處事之道的中國人，能有幾人真正相信？對“文革”的重要作用，當時能有幾人真正理解？可是看一看今天中國社會的真實現狀，還允許你不相信、不理解嗎？　　

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做出的結論是一種缺席的審判，這種審判是只有一面之詞的審判，所以，任何違背客觀歷史事實的一切結論都只能是暫時的。后來擁有解釋權的人同樣會根據于己有利的規則對同一問題重新做出結論。一切結論是否客觀公正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實踐來檢驗，必須通過反復的對比來檢驗。歷史在經過長時間的反復對比檢驗后，對某個人，某件事對社會發展是起到了推動作用，還是起到了反動作用，會做出客觀公正的結論，還其本來面目的。“文革”到底是將中華民族推向前進還是拉回倒退？如今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與改革開放，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對比，這個問題是越來越清晰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越來越清晰了，還“文革”本來面目的時日不會太久了。　　

中國近代百年來挨打的歷史，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碰撞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歷程，也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探求、創造中國新文化的歷程，同時還是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歷程。追求民族解放的根本辦法，唯有實現民族強盛，實現民族強盛的根本出路，唯有創造出先進的文化并引領民族的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其獨特的方式，為創造先進的無產階級文化探求到一條新路，它所創造的嶄新的無產階級文化，為我們實現民族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起到了非凡的作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而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為整個人類社會如何通往共產主義這個的終極目標，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場具有里程碑重要意義的偉大運動，它以開展文化革命、進行“思想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了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后，如何進行繼續革命的問題，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但是看待將中華民族推向前進還是拉回倒退的一個主要標志，而且也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好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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