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新中國就要走過六十個年頭，這六十年，以1976年為界，我將其分為兩個“三十年”。前一個“三十年”，既有“十七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又包含了十年“文革”的歷史，其間風云變幻難以盡書；后“三十年”以改革開放為始，再到市場經濟的合法性確立，復雜曲折之處，并不稍遜于前。這兩個“三十年”都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不了解這兩個“三十年”的深刻的政治內涵，我們實際上就很難真正理解整整一部當代文學史的艱難寫作。
　　對前“三十年”的研究剛剛開始，這也是基于近十年來對中國現實的深刻反思的基礎之上，因此，重新強調社會主義的經驗就成為這一研究或明或隱的背后動力，并直接訴諸于對現實的批評。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并不反對這一研究立場，的確，在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包含了人類豐富的精神遺產，而如何打撈這一精神遺產，包括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就成了一項極具深刻歷史意義的工作。但是，在我而言，除了打撈這一社會主義的精神遺產，以及它的歷史經驗，同樣重要的，可能還在于社會主義的失敗教訓。我們無法否認失敗的這一基本事實，而以一個“失敗者”的個人身份重新回到歷史深處，他所面對的，就絕不僅僅是一種經驗，一曲歡歌，或者一片藍天白云。他所感覺到的，可能還會有一種沉重，一種教訓，一種深入其內部探究原因的研究沖動。而在我們重新面對現實甚至在探究未來的多種可能性的時候，也許就會多了一點謹慎，多一點復雜性的認識。
　　經由這樣的多重視角進入歷史，前“三十年”所在我們面前呈現的，就會是一種極其復雜的歷史面貌，同時也會向我們提出方法論上的挑戰(zhàn)。比如說，現在很多人提及“社會主義記憶”。的確，在我們對現實的考察中，往往會遇到“社會主義記憶”的問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一事實不僅滲透在我們的現實境遇甚至日常生活之中，同時也隱蔽地影響著當代文學的寫作。可是，什么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記憶”呢？籠而統(tǒng)之的“社會主義記憶”存在嗎？也許，我們應該區(qū)別兩種記憶，一種是社會主義敘述的記憶，而另一種則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記憶。這兩種記憶實際上同時在影響著我們，但是，它們之間卻又的確存在著差異。對于許多未曾經歷過那一時代的人來說，作用于他們的，也許更多的是那種社會主義敘述的記憶，而對于歷史的親歷者來說，這兩種記憶則是復雜地纏繞在一起，甚至痛苦地相互沖突。可是，敘述和實踐的差異，卻正好揭示出前“三十年”的復雜性，理想／現實／文化／政治／經濟／等等之間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所在。所謂方法論上的挑戰(zhàn)，恰恰也就體現在這里，我們實際上無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文本中考察那一段歷史，我們所需要的，也許就是一種跨文本的閱讀，在這兩種記憶之間，去閱讀歷史的真相。
　　事實上，前“三十年”的復雜性并不止這些。近十年來的反思，包括對文學的重新思考，都向我們提出了政治的重要性，可是，我們應該如何把握前“三十年”的政治呢？近年來，很多人引用竹內好的思想，強調“自下而上”的政治形塑。這一思想運用在比如“土改”甚至“土改”以前的當代中國政治，會給我們帶來許多啟發(fā)，包括農民對土地的想象中所暗藏的政治含意。但是，我們如何理解，比如，農村合作化以后的中國政治？那究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上和下是絕對的不可置換的，還是上中有下，下中有上？實際上，它關乎到前“三十年”政治的關鍵一環(huán)，也就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所謂的工人階級的意識是由外部灌輸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提法。
　　盡管存在著這許多的矛盾，甚至重重困難，但是面紗的一角已被撩開，這也正是近十年來思想努力的結果。
　　相對于前“三十年”的艱苦探尋，后“三十年”的研究可能會略好一些，因為，畢竟我們生活在這后“三十年”之中，而且，后“三十年”的文學批評也為這一研究提供了相對扎實的基礎。但是，真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一方面，對后“三十年”，尤其是對1980年代的真正扎實的研究并不多見，無論是資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還是對事件、潮流和作品的重新研讀，都鮮有拓展性的論著出現，表現在文學教育上，就是現在的學生對1980年代的驚人隔膜。而另一方面，某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卻又輕而易舉地侵入這一研究領域。
　　比如說，我們不能因為今天對改革的反思，而就此對1980年代持一種簡單的否定態(tài)度，亦不能因為對社會主義經驗的重視，就對1980年代的偉大意義懷有疑慮。歷史并不是如此簡單，如此的非此即彼。尤其是，當時整個社會都被卷入思想解放運動的潮流之中，其內在的合理性就很難被輕易否決。事實上，如果沒有1980年代沖決思想羅網的勇氣，今天，我們就不可能坐在這里自由地思想和討論，甚至不可能有現在的學術思維。正是因為1980年代，前“三十年”的那種無所不在的同一性才有可能被徹底沖垮。在這一意義上，1980年代的價值，怎么評論也不算為過。這并不是說，1980年代就不能被反思，而是應該怎樣反思。我不能同意的，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間設置一種簡單的推演關系。事實上，現在的左翼知識分子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我們既不能用“昨日之非”和“今日之是”來解釋他們的思想發(fā)展，也不能用“昨日之是”和“今日之非”來否定他們現在的思想意義。歷史就是如此的復雜，但是，我們如果犧牲了歷史的復雜性，那么，我們也就失去了自身思想的復雜性，剩下的，只能是不負責任的嘩眾取寵。
　　面對歷史的復雜狀態(tài)，并不是簡單的“政治正確”或者“立場”二字就能解決的，首要確立的，即是一種負責任的研究態(tài)度，一種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思想勇氣。
　　這也并不是說“立場”就不重要，我所反對的，是那種簡單化的“立場”，或者說，“極右”和“極左”的“立場”。“反右防左”仍是今天所要強調的另一種“立場”。
　　同樣，不能因為自由主義在今天的極右化發(fā)展，而就此否定它在1980年代，甚至在“文革”時期的思想意義。因為我們在考察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命運中間，不可能不提到從遇羅克再到李一哲的“文革”時期的異端思潮（當然，同樣重要的還有湖南“省無聯”、湖北“北、決、揚”等激進派的異端思潮），只有把這些不同的思想潮流放在復雜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才可能經此進入歷史并把握歷史的脈動所在。
　　在后“三十年”的研究中，1980年代，包括它的早期，所展現出來的，正是非常復雜也是非常誘人的學術前景。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生在中國，可以說是一種歷史責任，也可以說是一種學術幸運。在這六十年中，當代中國所呈現出來的復雜性，包括它的另類現代性，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比擬。實際上，也為我們在探討人類未來的可能性時，提供了一個極具意義的研究個案。
　　在我們向世界尋取理論資源的時候，我們當然不可能忘記我們自己的歷史，包括我們歷史上的經典的思想家，比如，在圍繞“挑戰(zhàn)－反應”的各種討論中，毛澤東的“內因／外因”理論也有著它的借鑒意義。有時候，也許，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或者對自己的思想家過于熟悉，反而缺乏一種因為陌生而驅使的學習興趣。這將會阻礙我們進入真正的問題研究，因此，重新強調這兩個“三十年”，正是要求我們重新進入自己的歷史，進入中國真正的問題所在。
　　
　　蔡翔，學者，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神圣生活》、《日常生活的詩情消解》等。
原載《天涯》200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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