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仍然是《制度性干旱---論中國北方惡性水源危機的社會成因》的一部分，上一部分《第三章：保水農業---“灌溉革命”與古典農業的繼承發展》論述了中國古典農業的“保水耕作”以及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的發生、“精耕細作”的制度化、農業八字憲法的提出、大寨道路的典范等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上部分被網友冠以“論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4/200807/45091.html）標題貼出時，遺落了結尾，先補足于下：

“發展灌溉、精耕細作、八字憲法、大寨道路，在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推動下，中國農業由“中耕保墑”的自然農業演進為灌溉保水農業。一條清晰可鑒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展現在中國面前”。

本文在前文的繼續。援引資料索引均在全文正式版中給出。

第四章   “包產到戶”是惡性水源危機的罪魁

一、“保水農業”的終結

繼70年代中國農業發生人類農業史上最為恢弘的灌溉革命以后，在80年代初、中期，中國農業再次發生了令史家瞠目結舌的巨大變故：中國農業實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農田被分割為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極度“細碎化”，其細碎程度甚至影響到了漢語語匯系統的改變——連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詞都由“塊”變成了“條”。

在此30年之前，中國也曾經發生過一次“農田細碎化”運動，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土地革命”；地主、莊園主的連片土地被奪取了了政權的農民切割為適合家庭耕種的塊塊，地主的“四駕馬車”被農民瓜分為“單駕車”。按照馬克思的定義，這或許應算是某方面的“生產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莊園式集約化生產因素被迫終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卻換來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會進步和勞動力解放，百年動蕩的歷史終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農民煥發出從未有過的生產熱情，中國的糧食產量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然而，毛澤東主席很快意識到：不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生產手段，僅靠“人體勞動力”的“熱情”、“勤勞”、“積極性”不可能帶來持久的、穩固的農業發展與社會進步。繼而，毛主席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在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基礎上，中國農民僅用短短20年時間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類農業史上最為空前宏大的農業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澇、積水、鹽堿為內容的“農業生態革命”（參閱拙文《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農業灌溉革命”。

農業集體化是既能超越低級的“莊園集約模式”，同時又不引發新一輪土地壟斷的唯一途徑。沒有集體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簡單的“勞動力解放”和“生產資料”再分配過程；有了集體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成為推動農業工程技術革命的巨大動力。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適應角度講，農業集體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續和必然結果。

但是，發生在80年代的“農田細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時的條件相比卻頗為不妙，因為此時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灌溉革命”。---土地與水源的關系已經非常復雜。土地可以分割，但是灌溉工程卻不可分割；土地可以“包產到戶”，水源卻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強行把集體化大生產產生的灌溉革命成果應用于眾多分散的小農經營，就如同把一件為“大個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過來給幾個“小個子”合穿，難免會出現有的把腳蹬進袖子里、有的把頭套進庫襠里，衣服最終被撐破也不是不可想見的。

中國農業的“個體經營”上可追溯到奴隸社會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正是連續2000多年的農業“個體經營”，塑造了中國農業“保水耕作”的傳統；---分散的小農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飯？而當20世紀80年代，小農雖說回歸了他們祖輩的本來面目---已同樣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卻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那么，一個問題出來了：

作為“利益經營者”，小農會不會停止“高成本”的“保水耕作”？單靠便利的灌溉來解決吃飯問題？

這個問題至關重大，因為它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

---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耕地18億畝，合120萬平方公里，剛好占國土面積的1/8。假如還沒有發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這1/8頭頂的降水，任小農們“愛保不保”。而現在可大不一樣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萬座水庫、幾百萬座塘壩、百萬座提灌站、300萬公里的引水河渠、、220萬眼的動力機井；農業已可以“千里引動黃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萬平方公里頭頂的降水和腳下的地下水都難逃農田的攝取。此時，“灌溉能力”已成為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掌握在10億計小農的手中，揮舞在“眾水源們”的頭上。假如他們不肯為整個社會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這種擔心在80年代中期成為現實。

自“包產到戶”后，小農們紛紛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鋤頭，撇開祖輩們干了三千年的“松土保墑”，在播種與收獲的漫長等待中開始從事另外一種古老而新興的“農業”---麻將。

借助于形態研究，筆者認為“麻將”是對農業“開荒-種植-成熟-收獲-儲藏-發達”全過程的模仿；或按時髦的說法，干脆就叫它“虛擬農業”。

麻將的三種主牌：

“萬”，原始含義是“長滿了野草的大荒地”。“萬”的數量詞含義就來源于“像荒地里的野草那么多”

“條”，最容易讓人想到竹子，實際上它表示的是莊稼的節節生長。我們通常叫做“幺雞”的，既不是雞也不是鳥，而是一棵剛剛萌發的幼苗---形如豆芽。

“餅”，代表一粒粒成熟的谷子，特別是“七餅”的形狀和一支沉甸甸的谷穗惟妙惟肖。

再看它的副牌：

“白板”，代表一塊麥場。

“風”，就是借風力揚場。

“中”，“內也、入也”（《說文解字》語）。就是把打好的糧食搬到倉庫內，注入囤子里。

“發”，借典于《孟子》-“舜發于畎畝之中”。這是鼓勵農人：只要能把地種好，同樣可以“成王成圣”。孟子在這篇文章的結尾發出了他著名的警世格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也許，前人發明麻將是為了喻教于樂，在游戲中強調農業的重要，沒想到它卻成了肢解中國農業的一個平臺。80年代，曾有“順口溜”流行于坊野間：“10億人民9億賭，還有1億在跳舞”；這個“賭”，指的就是麻將。“忽如一夜春風來”，“自摸平和”代替了“精耕細作”；延續了3000年、昨天還在“灌溉革命”中得到繼承和發展的“保水耕作”傳統在一夜之間頃刻瓦解。

有人會詰問：不是還有很多耕地不能灌溉么？小農為何也要放棄“保水耕作”？

是的，至70年代末，耕地約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農田”，還有一半仍停留在“雨養”階段。但是，在全國范圍內，“灌溉農田”的糧食產量已占到糧食總產量的2/3以上；在華北、西北、“黃淮海”地區，“灌溉農田”的平均畝產是“雨養農田”的2.75倍；特別是在“黃淮海”平原，糧食產量的近9成（88.7%）生產于“灌溉農田”（以華北平原灌溉密度74%計算）。僅憑“灌溉農田”小農已可保障吃飯；剩幾壟“雨養農田”再怎么“鼓搗”也弄不出“先富”來。就一個村莊的農田布局看，“雨養農田”往往是分布在距村莊較遠的坡地、灘地、洼地。與其為幾壟“望天收”“爬山涉水”地跑5里路去動一次“干戈”，還不如憋足運氣來張“自摸”。這樣，小農們在放棄“灌溉農田”保水耕作的同時，也毫無顧忌地捎帶荒廢了“雨養農田”的保水耕作。

二、惡性水源危機的降臨

從“精耕細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種、澆、收的“懶漢耕作”，會損失多少水源？筆者進行了田間實驗。實驗結果為：放棄“松土保墑”可加大“1/2的棵間土壤蒸發”，或者說是“1/4的田間騰發”。證實了民間“鋤三省一”的說法；---鋤三遍可節省一次灌溉。

（詳見：《附文四：“暄土覆蓋法”保水實驗成果報告》）

這可不是個小數字！

不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北方---“黃淮海流域”現有耕地面積7.0億畝（另一資料為5.85億畝),年均降水566mm ；灌溉面積3.46億畝，2005年灌溉用水915億立方米。7億畝農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內的總“受水”為3556億立方米。

因放棄“松土保墑”加大的田間騰發總量每年為：3556億立方米×1/4=890億立方米；接近于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的天然水量；相當于10條“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

890億立方米的數字，揭示了中國北方發生“惡性水源危機”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這個數字不僅印證了本文第一章關于“黃河流域20多年來水源總量減少6000多億立方米”的計算結果；也注解了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的中后期---80年代初，“包產到戶”對“耕作體制”的瓦解在經過適當的“潛伏期”后表現出征狀來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潛伏期”，是因為水源儲量的緩沖。

假如我們留心考查，還會發現80年代中期后還有許多東西在農村“不期而至”。除了“麻將”的普及，比如還有“基督教”興起、“刑事犯罪率”飆升...等等。

“大旱荒”形成后，各界均對其成因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除了經本文第二章重新研究并予以排除的“氣候論”、“工業論”、“森林論”等主要觀點外，還是眾說紛紜。

有觀點認為：在“先富論”指導下，人民積極發展經濟，紛紛在江河上游挖“蟲草”、采“發菜”、刨“甘草”，制造了不少“人工掘坑”，再加之“鼠洞兔穴”，導致土壤水分暴露、地表面積擴大，蒸發加劇，阻礙了水源生成。這個結論局部是成立的。比起“氣候”、“工業”、“森林”等諸論來，它觸及到了問題的要害---“地表蒸發”。但是，挖“蟲草”的能有多少人？算他幾百萬吧；都用些什么工具？不過是些撅頭鏟子；再怎么折騰也十分有限。難道能和10億農民動用140萬臺大中拖拉機、1500萬臺小拖拉、800萬臺柴油機、5000萬臺水泵在18億畝耕地上放棄“保水”原則，只管“澆”、不管“保”的“超級折騰”相比？

還有的研究獨辟蹊徑，認為干旱和“月全食”的發生有某種聯系。

在已有文獻中，惟有“海河水利委員會”李彥東的研究《控制ET（蒸發蒸騰）是海河流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保障》接近了“大旱荒”的本源。文章說：海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1700億m3，能形成地表徑流和地下水的只有370億m3，僅占降水量的22%。其余78％直接成為農業和環境生態用水或消耗于無效蒸發。文章疾呼“減少ET是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唯一解”。

筆者以為，與其千離迢迢去高原考察“人工掘坑”、“鼠洞兔穴”，甚至連“吳剛嫦娥”也難逃其咎；還不如散步到郊外，去仔細揣摩一下農民都還在怎么種地！

三、“保水耕作”體制終結的社會環境

我們無意將責任推給素有勤勞傳統的中國農民；但是我們有義務探討都是些什么因素導致了“保水耕作”的終結。

（一）、“包產到戶”后，農業轉變為“經營”

既然是“經營”，農民就要考慮“利潤”和“成本”。人工鋤1畝地大約需要2個勞動日，在80年代初一個農業勞動日的平均價格為1.20元，鋤4畝地是8個勞動日，工資成本為9.60元；“鋤”4畝地減少的水分蒸發為50噸（相當于“澆”1畝地使用的水），50噸水用機井灌溉為用工1.5小時、工資0.23元、用電6度、電費0.72元（“農用電”單價為0.12元/度），總成本0.95元。

也就是說，“鋤”與“澆”的“效益比”為10倍。澆地還可以省出時間去“打麻將”或“投機倒把”，要是運氣好來張“自摸”，或是“倒”贏了一平車蔬菜，那可就“發”了。

有人問，不會使用中耕機械嗎？“包產到戶”后集體保留的機械沒人維護、管理；農機員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將”、也要“投機倒把”；結果就是機械癱瘓、生銹、最后被孩子們偷拆部件賣廢鐵換煙抽。就是不癱瘓，一臺機械讓誰用不讓誰用？打起架來還影響社會和諧。

《石家莊地區志》載：“機引鎮壓器---1955-1979年（使用期間），平原多數社隊使用于耕后鎮壓、碎土、保墑、鎮壓地表。1980年后多數地方停用”。（石家莊地區志>>農業>>第七章 農機具>>第二節 作業機具>>一、耕整機具>>5.機引鎮壓器）

“市場主義”者認為：可以通過“市場手段”，用“機井加蓋子上鎖”、“收取水資源費”的方法來調整水關系。那么收多少合適呢？按照“市場原則”，“水價”要高于“保水成本”才能起到調節作用。比如，保1噸水的成本投入是10元，而水價提高到11元，農民就會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主動保水。

這個辦法不錯。我們剛才說，保水50噸需投入8個勞動日。目前(2008年7月),農民在縣城建筑工地打工的日平均工資是50元，8個勞動日價格400元，保水成本為400/50=8元/噸。也就是說只要把水價提高到8元/噸以上，就可以讓農民主動鋤地保水。鋤地的勞動強度比工地要小許多，而且工傷事故率低，粉塵少，噪音小，還可欣賞田園風光。

非常好。假如水價提高到8元/噸以上，農民就可以賣水啦！怎么賣？5畝地，在地的一角修一個深10米、長寬各15米的池子，其余地表用塑料膜處理為“溝格式”集水場，按年600mm降水計算，每年可集水2000噸，售買16000元。既為社會創造水資源，又為國家拉動GDP，還不耽誤個人奔“小康”。那還用種什么糧？鋤什么地？把“農民”都轉化為“水民”，“三農”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順便說一句：若按“市場主義”的計算方法，當年人民公社社員鋤地保下的水豈不是創造了天文數字的價值？根據本文第一章的計算，80年代中后以來，僅黃河流域水源減少量能給出“清單”的就有6000多億立方米；“改革開放”豈不是揮霍了黃河流域“6000億立方米×8元=4.8萬億元”的財產積累？那么全國該有多少？按黃河流域面積占全國的1/12算，全國就是58萬億元，比2007年全國GDP的2倍還多。這可都是純利潤！折合為GDP豈不是要遠遠超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創造的所有GDP總和？

（二）、“包產到戶”使“田間管理”組織機制崩塌

中耕雖然是勞動強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卻非常枯燥、單調。既沒有播種的躊躇滿志，也沒有收獲的喜悅。面對滿眼的綠色、浩瀚的莊稼地、無盡頭的活計，一種難以排遣的孤單、寂寞、渺小、絕望會時時襲上心頭。找不到感覺的讀者去讀一遍《老人與海》吧！

連安全也成問題。村語“麥梢黃，臥下狼”是說當莊稼超過2尺深具有“隱蔽性”時，里面就充滿了兇險。解放前，時常有在地里被土匪綁票、仇家傷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還有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80年代以來，狼的事倒沒有，但在青紗帳里被強奸、在村外路上被搶劫、在田頭被偷了自行車、少男少女被引誘學壞...這些事還少嗎？

人是社會動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樣在一個山頭“獨處”幾年，直到繁殖需要。筆者1976年初中畢業，14歲就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后來聯合了好幾個村子的初中畢業生自己動手建起了“民辦高中”方才復學）。因年齡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計。比如，大人們鋤地，我在家燒開水，按“赤腳醫生”給的方子：仁丹、薄荷、綠豆、生地、清涼合劑什么的擺弄一番。約莫快工間休息了，就平車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頭。車上還有一件“寶貝”---“學習箱”。說“學習”吧，里面除了十來本到大隊圖書室來回調換的連環畫、故事書之類還有象棋、軍棋、“建設牌”（撲克。“橋梁牌”的“大鬼”是“南京長江大橋”、“小鬼”是“武漢長江大橋”）。雖然簡陋，卻也能給勞作的人們帶來不少歡樂和主人感。

（三）、農田“細碎化”加大地表蒸發，也促使“保水耕作”終結。

“土改”是按“塊”分地，“包產到戶”則是按“壟”分地。按華北通常的情況：1個生產隊有150人、25戶，250畝地分為10塊，每塊平均25畝。假如25畝的“大塊”地呈“黃金分布”，約是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設每戶人口相等，每戶在10“大塊”的每塊中分得1畝“4米×166米”的“條”地。

為什么要這樣劃分？首先，10“大塊”的形成是一個村子劃分為多個生產隊的結果。土地是按距村子遠近、道路交通狀況、肥力、土壤、水利條件、平整度、墳頭密集度、與所接壤土地所屬村子的關系好壞...等多種標準劃分為不同等級的。每個生產隊可在各等級中分得一塊。同樣，“包產到戶”也必須遵循這個原則。你不能把村邊的一“大塊”好地分給兩戶，而讓其他戶去分遠的差的；只能是在每“大塊”中給每戶各分一“份”。而這一“份”還必須是“條”；因為只有“條”才能讓每“份”都“就接”到橫貫地頭的道路和水利河渠。沒聽說過么？當時一“條”鞭子都是要剁成25“節”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還是那么大，為什么“細碎”就加大蒸發呢？因為“邊界長度”發生了改變。集體“大塊”地除去兩頭的道路渠道，和兩邊接壤方共用2條“產權邊界”，自己均攤1條，邊界長度就是地塊長度166米。“包產到戶”后“產權邊界”總長擴大為4150米。有“邊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許多，就擴大了地表面積。

那一年春節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訴”筆者的遠房堂兄，說他“不澆水不施肥”；筆者說，那他就“不打糧食不吃飯”。“訴者”一笑說：“不打？人家不比誰打的少，人家是‘活墑’，很先進。只不過和他相鄰的倒霉，要多澆兩水”。

原來，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側向補給”的。地只有4米寬，兩鄰只要施肥澆水后，水肥就滲透到他的地里；一邊2米，4米寬很容易就“滲灌”了；還帶著化肥。花卉愛好者經常把花盆“坐”在淺水里，靠花盆底的洞滲水，獲得“活墑”。干燥后不板結、不開裂。

這個故事梢帶出一個問題：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側向補給”，“松土保墑”又叫“暄土覆蓋”；你“蓋”他不“蓋”，他那里的水分蒸發了，你這里辛辛苦苦“蓋”住的水分就向他那里補給，他再蒸發，你再補給...這豈不是“篩子當鍋蓋”，等于就沒“蓋”嗎？也就沒人再“蓋”了。

（四）“保水農業”的終結是全面的

“保水農業”的終結還不只停留在耕作體制的荒廢上，下面幾則《地方志》資料和統計數據展現了中國“保水農業”全面終結的幾個景點。

為提高土壤長遠肥力，增加有機質含量，《農業發展綱要》不惜在糧食還相對緊缺的建國初期，就將“綠肥”納入“復種指數”。“有機質”是抑制水分蒸發的。可80年代后，綠肥已蹤影不見。殘存的水生綠肥“水葫蘆”等，因無人管理利用，反成為環境災害。

安徽滁州《定遠縣志》載：“綠肥...70年代中后期，全縣綠肥面積發展到20萬畝以上，1976年突破40萬畝；70年代末，由于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和擴大了麥油面積，大量施用化肥，綠肥面積急劇下降，到80年代幾乎無人種植綠肥。”（筆者注：定遠縣70年代后期擁有耕地156萬畝，40萬畝綠肥占耕地總面積的26%）。(定遠縣志>>第四章　農業>>第五節　農業技術>>一、土壤肥料>>(二)肥料>>綠肥)

沼氣作為有機肥源和新農村建設綜合項目，曾經在7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到80年代卻也和綠肥同命相連。根據《全國農村沼氣工程建設規劃（2006－2010年）》提供的數據和“農村沼氣發展歷程曲線圖”，1978年全國農村擁有沼氣池750萬口（參照1980年723萬口），1984年減少為400萬口（參照1986年453萬口）,幾乎減半。

土壤有機質含量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結，從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濱，莫不如此。

下圖表是吉林省舒蘭市耕地土壤有機質含量1980-1996的變化。（《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98年20卷4期）

另根據《南方農村報》報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展耕地地力調查與質量評價調查結果表明，與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個市土壤有機質下降了15％－20％。

附：

《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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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毛澤東時代偉大的中國農業灌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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