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

    梁啟超用“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既區分又整合了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這三個范疇共同構成了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解釋框架。在經過必要的修正之后，從1840年開始的所謂中國的“近代”，就可以理解為既是“亞洲之中國”（以秦漢帝國為開端）土崩瓦解的過程，又是“世界之中國”（以新中國成立為標志）逐步建構的過程。換句話說，中國的“近代”，一方面是一個原先的中央帝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危機四起的傳統社會孕育和構建現代新型國家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彼此沖突、交織和糾纏，這就是“兩個中國”之爭。而以往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不過是這一雙重過程中暫時的、不穩定的過渡階段和狀態而已。

“亞洲之中國”的解體，可以從三個方面予以討論。首先，中國作為古代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在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后被強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第二，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王朝興衰的周期，鴉片戰爭前后，清王朝已進入衰敗階段，無力抵御新型“蠻族”的入侵。第三，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邊緣國家在明治維新后迅速崛起，采取以軍事征服為特征的大陸政策，加劇了“亞洲之中國”的崩潰，并一再干擾和壓制了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以下分別予以討論。

　　　　　　　　　　　   一、中心與邊緣

    1、“亞洲之中國”的確立

　　在歐洲，羅馬帝國崩潰后，再也沒有一個權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帝國政府的角色：在西方，羅馬教廷不過是羅馬帝國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統一則過于短命,到中世紀后期各民族君主國興起的時候，歐洲的分裂已經成為傳統；在東方，殘存的拜占廷帝國簡直就是古羅馬的遺骸，并且這個遺骸還在不斷萎縮：6世紀下半期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的版圖只相當于4世紀的一半，9世紀時又比6世紀減少一半，到13世紀末，拜占廷帝國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區幾乎只剩下了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區。羅馬帝國滅亡以后，在封建主義的歐洲中世紀，政治權力、經濟剩余和意識形態話語由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國王及封建領主們所分割。按照《世界史綱》作者韋爾斯的說法，那時的歐洲是“獨立的貴族的鑲嵌體”，到處建堡設防，遍地私戰。由于沒有一個中央政權來整合全社會的資源（這是統治階級力量薄弱的表現），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生長空間。

　　中世紀后期，統一的民族君主國開始崛起，商品經濟也趨于繁榮。新興的民族君主國一方面挑戰羅馬天主教庭的權威，另一方面則著手翦滅境內眾多封建領主的地方勢力。在劇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矚目的是君主與商人階級的聯合。斯塔夫里阿諾斯在那部深入淺出的世界史著作中這樣寫道：“歐洲君主新權力的獲得，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同新興的商人階級的非正式聯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財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為國王的內侍、監工、帳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幣廠經理等……作為回報，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護，以反對封建領主和主教的頻繁戰爭和苛捐雜稅。他們還為商人利益服務，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這些地方自治政權各有其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幣。”[1]

　　統一的民族君主國為商人階級的成長壯大準備了條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權的消滅為開辟統一的國內市場掃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強大起來的民族君主國所資助的海外冒險事業，則為商人階級獲取了不斷拓展的海外市場，以及源源不斷的原料和人力（奴隸）資源。早期探險者們絕大多數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們故鄉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像威尼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等等，是無力向他們提供海外冒險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擴張事業在使西歐收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使其獲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財富源源流入西歐，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在教士、王權和貴族階層之外迅速成長，并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權觀念隨之誕生。歐洲各國相繼爆發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為同期稍后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準備了社會政治的條件。商人-資產階級曾經由王權所庇護，現在羽翼豐滿之后又反轉身吃掉了王權。

　　上述發生在中世紀末期和近代初期民族君主國內部的中央政權、封建領主和商人階級三者間的政治斗爭，在歐洲范圍內，直到19世紀才以商人-資產階級上升為社會的統治階級而告結束。然而，與此相類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勢力和商人階級的政治經濟角逐，在中國歷史上，早在此前一千多年的秦漢之際就已經發生過了——盡管結局在中國大相徑庭。

　　簡言之，在中國，從春秋戰國到秦漢王朝，一方面是傳統封建制徹底瓦解后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強權（先是秦，后是漢）與地方割據勢力（先是戰國諸侯，后是同姓異姓諸王）之間長期的政治軍事較量。應當指出，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系，或者統一與分離的不同趨勢，始終是中國這種巨型國家的內憂。但是，從秦始皇兼并六國到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再到漢武帝徹底削除封建諸侯王國的政治威脅，地方割據勢力終于被平定，皇權-官僚階級的中央集權制度宣告完成，從此奠定了兩千多年統一國家的堅實基礎。與此同時，通過西漢中央政府實行的土貢制度、官辦工業制度和禁榷制度（筦鹽鐵及均輸、平準）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賈”的抑商政策，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亦遭致命打擊。[2]就這樣，中央集權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統一了政治權力，而且控制了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剩余。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皇權-官僚階級兩面出擊，在橫掃封建割據勢力的同時，也長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成長。需要指出的是，皇權-官僚階級之所以長期堅持抑商政策，并非僅僅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反過來，一種意識形態偏見之所以能長期綿延不絕，也恰恰是由于這些相關的政治經濟因素在深層持續地發揮著作用。簡言之，在古代社會，商人階級不僅聚斂錢財，富可敵國，而且跨地區、跨階層，具有相當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他們在平時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會經濟秩序，并腐蝕各級官員；而在歷史危機時刻，商人階級則可能脫穎而出，與皇權-官僚階級爭奪政權。中國歷代農民起義中，多次都有商人階級（例如鹽商）參與組織發動，不是偶然的。正因為如此，商人階級在中央集權制度看來，無論是對其經濟剩余的壟斷，還是對其政治權力的控制，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皇權-官僚階級要維系自身的統治，抑制商人階級的成長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更進一步說，商業以一定數量的社會剩余為前提，大規模商業的前提必然是大規模的社會剩余。而在古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這種剩余，尤其是大規模的社會剩余，當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囿限于落后的生產技術，在社會剩余相對匱乏的條件下，如果人為地發展商業，必然導致這樣的后果：即社會強勢集團巧取豪奪，強行剝奪弱勢集團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從而人為地制造出“剩余”。商業在刺激生產，促進物資流通的同時，也是一種重新分割社會財富的方式。如果不加限制，商業的繁榮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古代社會，一方面，中國很早就達到了人口規模與土地資源的飽和狀態，例如在漢武帝時期，中原郡國的人口密度已超過每平方公里一百人，[3]因此在當時就發展出了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即在單位土地面積上最大限度地投入人力；另一方面，在古代的生產技術條件下，社會經濟主要是一種“存量經濟”，即總體上維持簡單再生產或者經濟總量增長極為緩慢，從而根本區別于現代的“增量經濟”，后者則是以工業革命以來憑借不斷更新的物質技術掠奪式地開發自然為前提的。在這種脆弱的人口資源關系和存量經濟的前提下，商業繁榮所導致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尤其是古代社會缺乏其他投資目標，并購土地成為剩余資本尋求出路的主要方式。因此，貧富兩極分化主要表現為土地兼并，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從而產生大量流民，引發社會動亂，造成綱紀不存，王朝傾覆。世界體系理論的創立者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曾經把資本主義稱作一種“文化上的恥辱”。他說：“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4]因此，“重農抑商”既是一種經濟政策，也是一種社會倫理，它實際上正是使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綜合手段來約束和規范商業資本的盲目力量，也就是說，既控制商業資本的成長規模，避免它對社會秩序的綜合平衡造成破壞，同時又借助它的活力，刺激、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5]在20世紀的中國，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的思想，毛澤東時代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實踐，以及1980年代所謂“鳥籠經濟”的概念和政策，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延續了中國古代上述對待“資本”的辯證方式。

　　回到前面的論題，在政治經濟層面建立大一統格局之后，皇權-官僚階級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則罷絀百家，確立了儒學長期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由孔孟創立的先秦原始儒學，經過董仲舒雜揉道、法、陰陽諸家，在漢武帝時期完成了第一次綜合，形成為國家官方學說。這種國家意識形態以“三綱”（君臣、父子、夫婦）為軸心，以宇宙論為根柢，以倫理學為枝干，以政治學為果實，形成了一個完備而自足的思想-價值體系，為皇權-官僚階級的統一國家及其生產生活方式源源提供精神支持。

可以說，“亞洲之中國”的確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上，起于秦始皇，而完成于漢武帝，從此確立了中國作為亞洲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國家”的地位。因此，對于外部世界來說，“中國”與“漢族”分別得名于秦漢，絕非偶然。[6]總之，經過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勢力和商人階級三方的上述角逐爭斗，中國社會歷史性地導向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在中國，這種極為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正是造就兩千年輝煌的古典農業文明的前提條件之一。強大的皇權-官僚階級不僅壟斷了社會全部政治權力，控制了絕大部分經濟剩余，而且支配著意識形態話語，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者說，控制了商業資本盲目膨脹的力量。與此同時，它成功地整合了全社會各種資源，從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災害，特別是有能力抗擊來自北方蠻族持續不斷的南下攻勢，[7]維系著遼闊的強盛帝國，在它一次次解體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復，使之避開了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后分崩離析的命運。

    正是在武漢帝時期，在整合了社會內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以后，中央集權國家對橫亙在北亞和中亞的匈奴草原帝國發動了戰略決戰。游牧民族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都不是自足的經濟體，都需要同其他地區、國家或社會的經濟體進行“交換”。這種“交換”，如果是和平的，便是貿易；如果是強制的，便是掠奪。此前，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曾對南方百越諸族采取攻勢，而對北方匈奴則不得不以長城為依托，采取守勢。漢高祖消滅項羽后，“威加海內”，對強大的匈奴騎兵貿然發動進攻，反而為其所困。到漢武帝，經過近70年休養生息和積蓄力量，傾全國之力，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連續進擊匈奴，終于使匈奴內部分崩離析。南匈奴降服于漢，逐漸漢化；北匈奴遠遁，越過阿爾泰山，向中亞以北，經伏爾加河流域，于公元1-2世紀出現在里海以東到烏拉爾山之間，隨后又大舉入侵歐洲，并壓迫斯拉夫、日耳曼諸部族西遷，終于導致西羅馬帝國覆滅。[8]

應當指出，中國在漢武帝時期已大致抵達其文明區域的“自然疆界”，即以所謂“15英寸等雨線”為標志的農耕社會所能適應的自然環境，例如在北方和西北方向，“國防線大致與15英寸的等雨線符合，這是世界上最長的國防線”。[9]相反，羅馬帝國最多是“因險設守”，例如在中歐，主要是在萊因河、多瑙河沿岸修筑城墻和駐扎軍團，卻始終未抵達當時農業技術能夠適應的“自然疆界”。另一方面，中國在西漢人口已接近6000萬，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比例，最低估計為18%，最多為35%。[10]這一巨大規模的人口在統一國家和儒學意識形態的主導下高度融和，在古代社會的條件下，作為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已經足以抗衡或消化任何形式的打擊。相反，對比西方歷史，盡管公元前后羅馬帝國統一了地中海世界，并且在公元212年頒布敕令，規定凡居住在帝國的自由民均為羅馬公民，但是到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在區區幾百年時間里，羅馬帝國內部的民族融和與文化認同并未完成，即被蠻族大規模入侵的浪潮所淹沒。這一歷史過程作為主要原因，導致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諸領域保持了長期分裂的局面，從而與中國歷史的走向分道殊途。

　　2、作為邊緣的西方

與擁有強大中央政府的中國不同，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政治權力和社會生產的剩余被羅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領主所分割。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經濟結構，一方面，使中世紀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享有較大生存空間（這是近代資本主義起源于西歐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歐洲在長時期內政治上軟弱無力，經濟上則無法積累大量的社會剩余，因而難以動員足夠數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這使得西歐在中世紀長期處于落后狀態）。

即使在歐洲開始其海外擴張的時代，在整合與動員社會資源方面，與當時并不強盛的中國明朝相比，歐洲民族君主國與中國統一國家在實力上的差別，也仍然引人矚目。這一點，可通過比較哥倫布海外冒險與鄭和下西洋而得到說明。

　　從1405年（明永樂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鄭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隊七次出使西洋。[11]船隊在到達東南亞各地后，又駛抵印度，并遠達波斯灣、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最后一次遠航時，船隊擁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以及各種工匠、水手、民工等2萬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長44丈4尺，寬18丈，可容1000余人，是當時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圖、羅盤針，并且滿載有金銀綢緞和瓷器等珍貴貨物。

　　在鄭和最末一次遠航后約60年，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在西班牙王室資助下，組成了僅有87人的遠征船隊。遠征船隊的旗艦“圣馬利亞號”長僅12丈，寬僅2丈5尺。但是，這艘小旗艦與船隊的另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相比還要大一倍。哥倫布船隊與鄭和船隊在規模上的這種差別，縮影式地表明了歐洲剛剛崛起的民族君主國與當時中華帝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

    不僅如此，在古代的物質技術條件下，舍棄陸路而走向海洋，在一定意義上這種選擇本身就恰恰是一種相對弱勢的表現。在中外歷史上，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歷史學家王賡武注意到，“漢朝時，皇帝的人馬深入中亞腹地，直至現在蘇聯境內的穆斯林中心地區……與陸上相比，漢朝人在海洋上非常被動”。六朝時期佛教興盛，中國人前往印度朝圣，其中很多人走的是海路。“然而，這一趨勢主要是因為中國南部從陸路經由中亞到印度的路線被完全切斷了。南朝前往外邦的唯一途徑是渡海。”[12]大陸上的強盛帝國攻無不克，所向披靡，在一般情況下沒有必要舍棄陸路，去鋌而走險，挑戰洶涌的海洋。反過來，“依照過去的傳統，陸路斷絕后中國的帝王一般要把重心轉向海洋”。[13]例如，宋代在中國航海史上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特別是普遍將指南針用于航海，從此人類獲得了全天候遠洋航行的能力。但是，宋代航海技術的突破，恰恰是由于陸路上的連續挫敗，致使以往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被西夏控制，通向朝鮮的傳統陸路被遼金先后阻斷，因此東南海上的航路便成為同朝鮮、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地區交往和貿易的主要通道。

    西方歷史同樣如此。公元1000年到1500年前后，伊斯蘭世界繼公元7、8世紀最初的征伐之后，進入第二個擴張期。1453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結束了拜占庭帝國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1475年，又占領熱那亞人靠近黑海的最后一處殖民地加法（Kaffa）；1480年，則已入侵意大利本土。以往，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海陸交通線共有四條，但是拜占庭帝國滅亡后，這四條交通線，“俱為土耳其人所扼，歐洲人與東方之貿易，亦完全為土耳其人所壟斷，乃不得不另覓航路。”[14]因此，歐洲人開辟新航路的“壯舉”同樣是以他們在陸地上的連續挫敗為背景的。甚至中世紀后期的十字軍東征同后來的地理大發現之間也具有相似的歷史因果。美國經濟史學者詹姆斯·湯普遜指出：“十字軍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歐洲國家第一次向歐洲境外的擴張，是歐洲人在外國土地上和外國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試驗，也是一次又龐大又復雜的商業冒險活動。……后來地理大發現暑期及其后，歐洲更大規模的殖民和商業的海外擴展，只不過是跟著十字軍開始的運動之延續。”[15]這當然是不錯的，但需要補充的是，從1095年到1291年十字軍向穆斯林占據的中東發動了八次遠征，最后以他們在西亞大陸的殖民地全部喪失而結束，其后歐洲便經歷了14世紀的經濟衰落。因此，15世紀歐洲向大西洋的冒險也是以兩三個世紀以前向東方的擴張慘遭失敗為背景的，既然向東碰得頭破血流，于是便轉而向西開拓。這種情形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仍未改變。例如在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在印度和東印度群島上獲取立足點，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陸征服掠奪，大西洋航線和東方航線的開辟以及美洲的發現的確翻開了世界史的新頁。但是，與此同時，在歐洲人對外擴張的背后，卻是奧斯曼土耳其人由東向西的更猛烈的攻勢。1526年，土耳其人渡過多瑙河，打敗了匈牙利王國；1529年，他們進軍奧地利，兵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維也納城下。1500年前后，土耳其人的奧斯曼帝國地跨中東、北非和巴爾干半島，并深入到中歐境內，對西歐構成半包圍的態勢。但是，對于歐洲來說，這并不是什么新的危機，羅馬帝國滅亡后，歐洲的分裂造成了它的弱勢地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不過是它傳統弱勢地位的表現或延續而已。

　　在漫長的前資本主義時代，西歐長期處于欠發達狀態，是古代文明中心的邊緣或外圍地區，而中國在各個方面則堪稱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這一歷史事實，早已為揚棄了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學術界所承認。

　　薩米爾·阿明把現代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中心-外圍（或邊緣、邊陲）概念用于解說古代社會的狀況，他把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列為成熟的納貢制社會形態之一，把奴隸制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歐洲和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地區等，均列為欠發達的外圍地區。他的結論是：

　　　　前資本主義形態，不問其種類如何，都是由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形態（納貢制形態）和一系列外圍形態（奴隸制、封建和貿易形態）所組成的。……圍繞兩個很早出現的充分發展的納貢制形態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國，以及后來出現的第三個中心，即印度，各類外圍結構逐漸形成并相互間沿著動蕩的邊界建立關系。因此，人們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歐洲各外圍地區（希臘、羅馬、封建歐洲、阿拉伯和奧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16]

　　中國由于巨大的人口、物產、社會經濟剩余以及豐富的文化創造和高度復雜的行政組織，作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邊輻射著重要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影響。例如在亞洲地區，“中國是各方面都已完備的模式——只要自然條件許可，這種模式就忠實地再生產出來：在越南、在高棉時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鮮。”[17]從古代國際經貿體系的角度，依附理論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貢德·弗蘭克也指出：“在世界經濟中最‘核心’的兩個重要地區是印度和中國。這種核心地區主要依賴于它們在制造業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在印度，這些制造業主要是稱雄世界市場的棉紡織業……另一個甚至更為‘核心’的經濟體是中國。它的這種更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18]依附理論的觀點同樣得到了世界史學者的認同，斯塔夫里阿諾斯寫道：“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19]而另一方面，“1500年以前，西歐幾乎一直是今日所謂的不發達地區。西歐諸民族地處邊緣地帶，從那里窺視內地。”[20]

古代世界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區別是，一方面受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決定，另一方面受落后的交通和通訊技術限制，中心國家與眾多外圍國家之間的國際經貿活動只具有輔助的或補充的作用。即使在同一文明區域，例如在東亞地區，也是如此，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主要是一種政治-文化關系，甚至經貿活動也經常是以政治的名義（例如朝貢）進行的。在古代世界，中心國家-外圍國家的關系與現代國際關系一樣是不平等的。例如在中國，中國-四夷觀念幾乎同中華文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樣久遠。[21]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把封建制度象征性地延伸到國外，冊封藩國并接受定期朝貢，形成了中國學者所謂的“東亞封貢體系”或者日本學者所說的“華夷秩序”。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前后，這個“東亞封貢體系”或曰“華夷秩序”也臻于極盛：

　　　　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初，亦即歐洲西部的葡萄牙親王亨利剛剛著手籌備航海探險事業之時，或者說，比巴托羅繆·迪亞士到達非洲大陸南端還要早一個世紀左右，在東亞，以明朝為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個國際秩序，其范圍之大，包括從苦夷（庫頁島），經日本、琉球、呂宋（菲律賓）、東南亞各國、直到印度洋周圍各國，還有包括東北亞和中國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內的廣闊地區。[22]

　　作為古代世界無與倫比的強大政治-經濟-文化實體，自秦漢以來，中國長期處于東亞封貢體系的中心，高居在這個國際體系的金字塔頂端，這一事實構成了所謂“亞洲之中國”的基本內涵之一。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其皇權-官僚階級長期堅持“國際統治階級”的觀念、立場和自我意識，以一統垂裳的姿態君臨四方。封貢關系或者“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模式，是他們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唯一承認的方式。歐洲近代國際法中各國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對于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3、中國與世界體系

然而，就在明王朝維系著幅員遼闊的東亞朝貢體系之時，從14到15世紀，在意大利境內，那不勒斯王國、羅馬教皇轄地、佛羅倫薩共和國、米蘭王國和威尼斯共和國由于彼此實力旗鼓相當，而只能維持一種“均勢狀態”（balance of power），由此形成了一種區別于中世紀的新型國際體系。這一新國際體系不斷向整個歐洲擴大，包容了越來越多的國家。西班牙-荷蘭80年戰爭和德國30年戰爭結束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標志著近代歐洲國家體系（European states-system）正式形成。這個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新的歐洲國家體系形成之際，也正是前述各新興民族君主國開始從事海外擴張和東西方貿易，建立其世界范圍的殖民主義體系的時代。

應當指出的是，跨越和克服地理上的阻礙而進行遠距離的大規模拓殖，這種情況發生的前提，往往是同一文明圈內同時存在多個政治權力中心，并且各權力中心之間彼此達到了某種“均勢”。古希臘殖民活動的情況不必說了，實際上在中國古代亦復如是。例如戰國中期，秦國與東方各諸侯國同屬于周文明圈，而彼此之間又形成了實力均衡的局面，于是秦惠文王克服道路險阻，攻取了周文明圈以外的巴、蜀之國（所謂“戎翟之長”），從而“擅巴蜀之饒”。同樣，中國第一次跨越海洋而對臺灣進行大規模開拓的嘗試，也發生在多個權力中心彼此相持不下的三國時期，即由偏安東南的孫吳政權派遣大規模水師，所謂“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相反，在中國處于統一的巨型國家的時期，或者說，在中國統一的政治實體同其所屬的文明圈相重合的情況下，除非出于某種戰略目的，例如漢武帝時期對西域的占領和統治之外，這種大規模、遠距離的拓殖活動反而很少發生。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統一的巨型國家從其權力中心難以實現超遠距離的有效管理，所謂鞭長莫及，因而有必要維持一個相對理性的政治邊界。反過來，近代歐洲國家體系內部的實力均衡，恰恰是西歐各國向海外大規模擴張的一個前提。因為在這種實力均衡的條件下，向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遠距離的海外地區尋求資源、市場和生存空間，較之向實力均衡的對手挑戰，反而更容易獲得成功。順便指出，歐洲國家體系的這種均衡狀態，或者說，歐洲各國分立并峙的局面，并不是天然或永恒的，它取決于一定的條件。當有關條件發生變化之時，這種均衡的局面便有可能被打破，而出現某種統一的趨勢。例如，由于法國政治革命的發生，均勢曾被破壞，結果拿破侖幾乎征服了歐洲大陸；與此相似，伴隨歐洲工業革命的深化，在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力急劇上升的德國同樣橫掃歐洲。

總之，近代形成的歐洲國家體系構成了其向遠距離的海外冒險和殖民的一個前提條件。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海外擴張一步步逼近東亞，西方與中國兩種截然異質的國際體系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

　　遠在東方的中國作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中心國家，以其富饒的物產和龐大的人口，對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來說，一直神話般地扮演著其海外擴張之終極目標的角色。歐洲早期海外冒險起源于伊比利亞半島。1492年，哥倫布首次做橫渡大西洋的遠航，即隨身攜帶著西班牙國王致中國皇帝的國書，從此亦可知其探險的主旨所在。順便指出，哥倫布向西遠航當然是由于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的巨大影響，“地上的天堂在東方之盡頭”，這是中世紀后期歐洲神學家和哲學家們的共識，哥倫布同樣堅信不疑。[23]但是，哥倫布之所以敢于冒險遠航，也是由于他當時接受的地理知識包含有一個致命的錯誤，即認為地球陸地面積是海洋面積的6倍，由位于陸地西端的西班牙到東端的“印度”（中世紀歐洲常以所謂“印度”概指中國、日本、印度等東方國家）距離極為遙遠，而向西由海路到“印度”距離則較近，從大西洋東岸附近的加那利群島到“印度”相距只有6300公里左右。有趣的是，這種陰錯陽差地推動歷史的情形似乎是歷史的某種常態。

哥倫布卒于1506年，至死仍堅信自己曾經到達的是東方印度附近的島嶼。隨后，葡萄牙人才通過開辟新航路真正到達東方。1597年，萬斯科·達·伽馬率4條帆船從葡萄牙啟航，繞過好望角首次抵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來中國史籍稱古里佛、古俚或古里）。16世紀初葉，葡萄牙人先后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欽（中國史籍稱柯枝國或固貞）和坎納諾爾建立商館，接著占領了果阿。1511年，攻滅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國”馬六甲（中國史籍稱滿剌加、麻六甲等）。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駛入廣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險事業中，以從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銀，通過新航路換取東方的豐富物產。以此為起點，全球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世界格局為之一變：由于新航路的開辟和舊商道的廢棄，介于東西方之間、主要以遠途貿易立國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國和印度繼續保持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卻呈緩慢下降趨勢；歐洲則穩步上升，最終成為世界范圍的統治階級。按照貢德·弗蘭克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后才是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24]這意味著，一個新的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正逐步形成和擴展。

　　繼伊比利亞半島之后，西歐諸國也開始了海外擴張事業。到16世紀末，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葡、西兩國的海上霸權讓位給了后來居上的荷蘭、法國和英國。另一方面，在西歐諸國通過海路開始向外擴張之后，沙皇俄國也從陸路向東推進，并翻越烏拉爾山脈，于17世紀征服了廣袤的西伯利亞。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擴張的早期，它們曾被有效地遏制在當時尚且強大的中華文明的邊緣地區。在海路，荷蘭是“十七世紀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語）。當時，荷蘭的軍力和經濟力在西方首屈一指，其商船噸數占世界總噸數的百分之五十，艦隊實力超過英法兩國總和，荷蘭船隊航行于五大洲的海域，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然而，1661年，這個在亞洲勢力最強大的殖民國家卻被鄭成功擊敗于臺灣——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西方殖民勢力從海路對中國的入侵被延緩了近180年。在陸路，1685年，康熙派軍攻克雅克薩城，肅清了擴張到黑龍江流域的俄國勢力，并簽定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由此沙皇俄國的南進也被阻止了大約170年。正如人們指出的，當時的亞洲是最強大的國家的所在地。最偉大的君主不是法國的路易十四或俄國的彼得大帝，而是中國的康熙和印度的奧朗則布。[25]的確，盡管17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火器和航海技術等方面占據優勢，并控制著許多海外殖民地，但當時的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領土和資源，擁有高效的行政組織能力和偉大的文化傳統。東方對于西方文明的這種傳統優勢正漸漸消失，一百多年后終于被工業革命徹底打破了。

　　1793年，正值英國工業革命進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特使，以慶祝乾降帝80壽辰為名前來中國，要求增開通商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并允許英國派公使長駐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駁回。當時《乾降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這樣寫道：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吉利國王知悉：爾國王遠慕聲教，向化維殷，遣使恭賚表貢，航海祝厘。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筋，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今爾國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26]

　　這種以上國自居、輕蔑外邦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是整個皇權-官僚階級的世界觀念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有中國千百年來作為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國家這一歷史事實為依據，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方在經濟貿易上長期依賴于東方，長期處于入超的地位。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實際上在乾隆的上述敕書已經表露無遺。這種傳統的國際關系理念一以貫之，到鴉片戰爭時期毫無改變，即使像林則徐這樣“洞悉夷情”的開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煙之后，林則徐在照會英王的《喻英吉利國王檄》中寫道：

　　　　我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貴國王累世相傳，皆稱恭順……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者，賴有此也。[27]

　　甚至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仍不肯放棄這種“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咸豐年間，理藩院仍要求俄國使節普提雅廷按照貢使禮節到午門行三跪九叩大禮。英法聯軍之役后，英法公使要求駐京，咸豐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國商品關稅為條件，換取英法撤銷該項要求。1861年外國使節進駐北京后，清政府為維護天朝皇帝至尊無上的形象，仍拒絕其覲見清帝。

然而，正是從乾隆后期到鴉片戰爭前夕，東西方之間的戰略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改變。例如，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在經歷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17世紀）之后，工業革命（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期）亦接近完成。到1831年，工業在英國工農業產值中所占比重已經增長到60%；1838年，英國已擁有鐵路500英里；有線電報已經發明，再過幾年，最早的海底電纜就要在英國和法國之間鋪設。那時，英國作為海洋大國，在陸續打敗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之后，已經控制了諸大洋。在中國周邊地區，18世紀中葉莫臥爾帝國崩潰后，印度失去了統一的中央政權，到19世紀初英國已經統治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區；1819年，英國占領新加坡，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奪取了從印度到中國的海上中轉站；1824年，英國第一次入侵緬甸；1839年，為在沙皇俄國與印度之間建立一個緩沖地帶，英國首次入侵阿富汗。也就是說，從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前期，傳統的對東方的經濟貿易依賴已經讓位于近代的對東方的政治經濟支配，西方對東方的戰略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前已指出，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國際體系以“國家主權”觀念、“國際法”原理和“實力均衡”政策為三大支柱。中國皇權-官僚階級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以傳統的東亞朝貢體系為依據，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及東亞的時代，既悖于理，又輸于勢：一方面與近代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平等”觀念和“國際法”原理相抵觸，另一方面由于已完全不具備相應的政治-軍事力量，而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無法與列強保持“實力均衡”。同時，驕矜虛妄的“國際統治階級”立場使皇權-官僚階級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長期無視西洋文明由于工業革命而獲得的強勢地位，因此不能及時學習、引進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歷史的悖論就是如此。向近代工商社會的轉變只有在古代文明的邊緣地區（它的薄弱環節）才最易發生。封建主義的歐洲由于中央政權（無論是羅馬教庭，還是神圣羅馬皇帝）的軟弱無力，因而無法整合全社會的資源，致使在教會和大大小小的國王、諸侯及領主們之間，存在著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生存和發展的異質的社會空間。當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大西洋貿易及東西方貿易蓬勃展開的時候，巨額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使一個商人-資產階級便迅速膨脹起來。同時，不斷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著異常廣闊的市場。資金加上市場，使更新技術以提高生產能力的要求歷史地擺在了歐洲社會的面前，由商人－資產階級主導的工業革命便應運而生了。與此相反，中國由于中央集權制度的完備和強大，致使皇權-官僚階級壟斷了社會的全部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大一統的社會政治結構在促使中國長期居于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國家地位的同時，也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的自由發展，使中國社會難以從內部自發地過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國家地位而形成的國際統治階級的立場，又使中國的皇權-官僚階級在東亞朝貢體系內固步自封，在歐洲殖民主義體系日益擴及東亞的時代，對根本變化了的世界局勢長期不能形成客觀的認識和判斷，久久沉浸在“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馬克思語）中，致使趕超歐美列強的工業化戰略被一再延遲。

在近代西歐，由于各種歷史機緣，在社會關系結構中形成了“資本”起支配性作用的局面；相反，在古代中國，社會關系結構的中心不是“資本”，而是“權力”（國家、政府或官僚集團）。如前所述，商業資本在中國一向受到國家權力的抑制。但是，在近代西歐，“資本”卻脫穎而出，在技術開發和社會資源的動員和配置方面表現出了活力。在“亞洲之中國”的解體過程中，古代世界中的西歐與中國互相調換了“邊緣”與“中心”的位置。這個過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的“資本”向東方的“權力”發出挑戰而“權力”逐漸崩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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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467頁。

[2] 參見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08-219頁。

[3] 參見許倬云：《歷史分光鏡》，第114頁。

[4] 伊曼努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眾所周知，在古羅馬和中世紀，歐洲同樣曾在制度和倫理上對商業和借貸活動進行抑制。

[5] 從專業學者的立場看，“在社會生產重要性的排序選擇上，要優先保證發展農業，把商業的發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是幾千年來重農思想與抑商思想結合在一起的實質之所在。”（吳松等：《中國農商關系思想史》，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4頁。）

[6] 漢族得名于漢朝不必說了。至于西文“China”的來源，從明代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到近代思想家薛福成再到現代中外學者，大多認為是“秦”的譯音。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書社1987年，第65-69頁；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54頁。

[7] 反過來，這兩者也促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持續存在。毛澤東：“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74頁。）

[8] 方豪指出，“羅馬帝國之亡，實受中國之影響”。除“匈奴受中國之阻，不能東侵，乃不得不向西進，使羅馬帝國為其所困，終于不支”外，“中國之經濟壓力，即絲之傾銷”，同樣發生了作用。據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記載，羅馬每年要以3500萬到1億羅馬幣Sesterces支付中國。“此實為羅馬帝國后日經濟枯竭原因之一”，即中國長期的外貿順差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財政危機。（《中西交通史》，第165、171頁。）

[9] 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三章“土壤、風向和雨量”中的“農業與游牧”一節，三聯書店1997年。

[10] 參見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第二章“西漢和新莽時代的人口”，人民出版社1988年；葛劍雄：“人口與中國疆域的變遷”，載《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夏季號。

[11] 明代以婆羅洲（加里曼丹）為界，婆羅洲以西稱西洋，婆羅洲以東稱東洋。

[12] 王賡武：“永樂年間（1402-1424）中國的海上世界”，見《王賡武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0-151頁。

[13] 同上書，第153頁。

[14] 方豪：《中國交通史》，第655頁。

[15] 詹姆斯·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491頁。

[16]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論外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高銛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44頁。

[17] 薩米爾·阿明：《不平等的發展》，第42頁。

[18]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182頁。

[19]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29頁。

[20]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7-8頁。

[21] 于省吾：“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驗證，則中國這一名稱起源于武王時期， 是可以肯定的。……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國與四夷還沒有完全對稱。自東周以來，才以南蠻、北狄、東夷、西羌相對為言。”見《釋中國》，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

[22]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2頁。“東亞封貢體系，包括中國和它周圍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很久以來就與中國的統治王朝保持著一種特殊的封建從屬關系。”（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1頁。）

[23] 哥倫布日記1493年2月21日，見《哥倫布〈航海日記〉》，孫家堃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9頁。并參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6章第3節“哥倫布航海來華之企圖”，第658-660頁。貢德·弗蘭克同樣指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哥倫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亞當·斯密的許多歐洲人都清楚這一點。”（《白銀資本》，第169頁。）

[24] 陳燕谷：“重構全球主義的世界圖景”，這是陳為《白銀資本》中文版撰寫的前言，見《白銀資本》，第10頁。

[25] 見《白銀資本》，第231頁。

[26] 《高宗圣訓》卷二百七十六，轉引自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266頁。

[27] 《林文忠公政書》乙集，轉引自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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