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的亮相(來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編輯部：貴刊1997年第6期轉載《當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國"索羅斯基金會"簡介》一文。其中提到這個披著人道主義外衣的政治間諜組織，從80年代初就打入原蘇聯和東歐等23個國家，專門從事顛覆這些國家的活動，而"惟獨打人中國的企圖未能實現"。事實并非如此。采取公開或秘密方式收買和扶植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反動派，支持動亂，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是戰后歷屆美國總統的既定國策。1997年3月31日，美國《紐約時報》以大量事實揭露，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以公開或秘密手段干涉別國內政。國會定期撥出數千萬美元的公開款項用于影響外國政局。該報披露：15年前為公開進行中央情報局幾十年來秘密進行的活動而成立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每年花3000萬美元支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的政黨、工會、持不同政見運動和新聞媒介等組織。這個基金會負責東亞計劃的路易莎·科恩說，該組織去年為在中國實施政治"制度建立"(應讀作顛覆社會主義政權)計劃花了160萬美元。此外還為"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和旨在改善美國在亞洲形象的交流計劃花了數百萬美元。

"索羅斯基金會"和上述美國在華的活動配合得非常默契。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中國這個屹立在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一直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反共勢力搞"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進入80年代，他們加緊了這一戰略攻勢。他們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加強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人員往來的機會，極力拉攏"現在的一代"，收買、培植"親西方的勢力"，并"鼓勵和支持"這些人執掌權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圖對我國的決策發生直接或潛在的影響。據我有關部門的調查材料顯示，美國"索羅斯基金會"，把我國務院體改委下屬的"農村發展研究所"、"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經濟研究學會(四所一會)等機構的某些負責人看成是趙紫陽的"智囊團"，不斷地在他們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羅斯向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6月，在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北京動亂后，參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開的反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成立大會)，在布達佩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向鮑彤(原趙紫陽的秘書)匯報了此事。10月，陳又和索羅斯在北京會談并簽署了協議，成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責成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匯報過，趙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就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1986年底，北京青年經濟研究會的李某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初，索羅斯向基金會匯來25萬美元。據有關部門調查，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筆特別經費，經向中央報告后，1988年1月趙紫陽批示結束體改所和索羅斯的關系。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掛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羅斯一共匯來250萬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個方面：一部分用來派赴美國的人員和接待美國來華人員；用50萬美元進口美國和西方的社會科學書刊；25萬美元建立一個政治性沙龍；明確撥10萬美元給體改所專用，可以不經審批。其他用于文化事業。這個基金會的問題，一是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顧問委員會有4人和中央情報局有關系；三是鮑彤和陳一咨與基金會并沒有脫鉤，索羅斯來華兩次，其私人代表來過三次，都和他們有過接觸；四是1988年8月索羅斯的私人代表來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來他說已與陳一咨通話，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情況，中央領導中意見分歧，經濟形勢不如去年，知識分子不滿情緒很大。他本來要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國。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亂中，在幕后進行策劃和公開進行煽動的人中，有許多人是拿這個基金會的錢去過美國的。原基金會的中方主席陳一咨表現尤為突出。4月21日體改所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萬歲"的大氣球就是陳支持搞的。4月24日陳對人說這次主攻的目標是解散中顧委。5月19日，在陳的主持下，以體改所等單位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6點聲明，攻擊共產黨和政府"違背良知"，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體改所等單位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再聲明，煽動群眾對抗戒嚴令，提出了罷免李鵬。5月21日，陳一咨派人將2．5萬元人民幣送交非法組織"高自聯"、"外高聯"使用。可見，這些所謂趙紫陽的智囊人物實際是美國培植起來的。

就在5月23日，索羅斯給基金會中方主席陳一咨來信說，不得不終止協議，理由是：一、鑒于中國局勢；二、趙紫陽先生已離開領導位置。索羅斯在來信中毫不掩飾地說，在過去兩年里，我們之間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對不得不終止協議而表示遺憾。這充分說明，中共中央關于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確決'心，迫使索羅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載《中流》1997年第8期

趙紫陽的介入說和《河殤》的“新紀元”

靳仁 (1989.08.15)

趙紫陽同志擔任總書記期間在文藝上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說法：“我有個基本的主張，根據多年的經驗教訓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輕易表揚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輕易批評什么。”“什么這個作品怎么樣，那個作品怎么樣，根本不管這個事。”他還特別聲明：“凡是讓我審查的影片我都不看，我也不會發表什么意見。”但是，對《河殤》這個作品，他不僅介入了，而且三番幾次地介入，管得很具體，與他的那個宣言成了具有諷刺意味的鮮明對照。

請看事實：

去年夏，《河殤》在中央電視臺一播出，趙紫陽同志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帶頭在報刊上刮起一股吹捧風，一些清醒的學者則寫文章對《河殤》宣揚的歷史觀、政治觀提出尖銳批評。就在這時，趙紫陽同志對《河殤》不僅表示贊賞，還讓有關單位復制五百套錄相帶，廣為發送。對趙紫陽的這種支持，有的報紙在為《河殤》迅速重播而寫的文章中作了特意的暗示。

不久，一位友好國家的總理來華訪問，趙紫陽同志特別送給他一套《河殤》的片子，并推薦說：值得一看。

９月末，王震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批評了《河殤》，并要求中央重視這件事。這時，趙紫陽同志卻支吾其詞，回避問題的實質，搪塞了幾句就匆匆宣布散會。

１０月，一個《關于處理（河殤）問題的幾點意見》的報告提出，要“發表適量的評論文章，對《河殤》散布的片面的、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對這一報告，趙紫陽同志表面上并未表示異議。可是當易家言同志的批評文章《（河殤）宣揚了什么？》寫出之后，趙紫陽卻明確表示：不要發表。他硬是利用職權壓制對《河殤》的批評，為《河殤》思想的暢行無阻提供保護。

短短幾個月之內，趙紫陽同志對《河殤》表現出來的關心是非同尋常的，介入的次數之多、程度之深是令人驚訝的。人們不禁要問：趙紫陽為什么要如此賣力地支持《河殤》？《河殤》里究竟有什么東西使他這樣著迷？

對《河殤》所宣揚的那一套荒謬東西，易家言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已談了不少，我們這里只著重指出一點：《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趙紫陽同志最欣賞的也正是這個“新紀元”。

《河殤》在論述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發展中向人們推出了兩個新紀元：１６４９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１９８７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兩個“新紀元”一線相穿，都是為趙紫陽和他的現實政治需圃煊唄?的。

其一，《河殤》講“新紀元”，是用來突出趙紫陽，大樹特樹趙紫陽的“新”權威的。

《河殤》在總體反思的旗號下，一筆抹煞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抹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史，抹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貶低１０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唯獨突出趙紫陽當總書記的這一段。在《河殤》里，巴黎公社不是新紀元，１０月革命不是新紀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是“周期性的社會振蕩”和“動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只有“顛狂的大躍進”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１９８５年仍然是“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只有到１９８７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才揭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誠然，《河殤》也不得不提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但卻只是說在“這一天”，歷史“終于把中國也推進了”改革大潮，并接著又說“我們正好站在十字路口”。顯然，《河殤》作者的意思是在說，當時的中國只是剛“打開封閉的籬墻”，領導者尚未自覺地作出新的歷史選擇。作者還特別提示說：“無論是列寧還是普列漢諾夫，無論是斯大林還是布哈林，也無論是毛澤東和他的許多戰友們（引者按：這無疑包括鄧小平等健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沒有找到開辟新紀元的“神秘的看不見的經濟規律”，只有趙紫陽才找到了這個規律。恰在這時，屏幕上立即出現了趙紫陽的特寫鏡頭，響起了他的講話聲，話音未落，屏幕上再次推出“新紀元”三個大字，作者這樣歪曲歷史，把趙紫陽之前的中國歷史抹成一片空白，調動各種手段突出趙紫陽，就是要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趙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手，只有他才能給中國帶來希望。這不是在

其二，《河殤》講“新紀元”，給趙紫陽同志搞他的“新秩序”制造了理論依據和輿論氣氛。

《河殤》斷言，中國之所以長期落后，根本原因是自古以來一直受著一種“封閉、保守”的“黃色文明”的支配。作者進而抹煞新中國與舊中國的根本差別、社會主義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根本差別，把直到８０年代初期的中國描繪成仍然是由“黃色文明”籠罩的“板結”的黃土地，并強調說這種“黃色文明”已“不能教給我們，什么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識”，走下去只能是“自殺”。與此同時，他們極力美化“藍色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說是“資本主義轉動著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這兩個輪子，開始了偉大的飛躍，開始了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合唱”，揭開了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新紀元”。他們還說，由于“藍色文明”代表科學與民主，資本主義直到今天仍在“不斷調整和更新”。因此，結論很清楚：只有用“蔚藍色的海洋文明在干涸的黃土地上澆下一片霖雨”，中國才能“獲得生機”，跨入“新紀元”。換言之，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才是唯一有希望的選擇。《河殤》的這一套推導，正好從時髦的“大文化理論”的高度上給趙紫陽搞“新秩序”的現實政治需要以巧妙的支持。

趙紫陽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后，并不積極執行中央的方針和決策，而是熱衷于順應所謂“國際進步潮流”去建立他所主張的“新秩序”。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新秩序”呢？在政治上，就是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工隊伍，淡化黨的領導以至“改造”黨，把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歪曲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扶植起來；就是不講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宣揚初級階段腐敗難免論。在經濟上，去年９月，陪同西方“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會見趙紫陽的一位香港大學教授曾指出，“弗的學說與趙的觀念沒有什么不同”。趙紫陽自己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也直接肯定了“以夷制華”的說法，并且說，不要怕人家說“喪權辱國”。一句話說到底，他要搞的“新秩序”是以西方現代資本主義那一套秩序為主要參照系的“新秩序”。當然，趙紫陽同志知道要在中國建立這種“新秩序”，不僅需要有香港報刊講的“獨裁改革”的權力，還必須有輿論的支持。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河殤》的“新紀元”理論幫了他的大忙：既然只有“藍色文明”才能救中國，他那套以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秩序為主要參照系的“新秩序”不正是識時務之舉嗎？搞“以夷制華”不也就名正言順了嗎？況且，《河殤》是聲畫結合的電視片，又在黃金時間播出，在制造輿論上有著特殊的效應，其觀眾覆蓋面之大更是一般文藝作品和理論文章所不能相比的，它所制造的輿論氣氛不恰是趙紫陽搞“新秩序”所求之不得的嗎？

《河殤》的作者利用“新紀元”吹捧趙紫陽，為趙紫陽搞他的“新秩序”制造輿論，趙紫陽同志則利用手中的權力支持《河殤》的傳播，壓制對《河殤》的批評。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基于利益交換關系的互相支持，或者說是利益交換關系把趙紫陽和蘇曉康等人緊緊地聯在一起了。然而，這種互相支持也反過來說明趙紫陽要搞的“新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應有的新秩序。

活生生的事實還說明，孤立地大講“少管，少介入”只是一種障眼法，所謂對具體作品“根本不管”更是虛偽的。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執政黨對文藝都不可能完全不加干預，對具體的作品都不可能“根本不管”，區別只在于干預的范圍、標準不同，介入的方式、途徑不同。事情的關鍵不在于管得多和少，而在于按什么原則和方向去管。趙紫陽同志口頭上講要“少管，少介入”，對具體作品“根本不管”，實際上做起來則是只許我介入，不許你介入，只許按照縱容、鼓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需要去管，不許按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要求去管。換言之，他大講“少管，少介入”是用來束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志的手腳，而讓搞自由化的人在文藝領域為所欲為。對趙紫陽講“少管，少介入”的真實意圖，蘇曉康們是心領神會的。去年１０月，蘇曉康在他寫的《龍年的悲愴——關于〈河殤〉的札記》中，破口大罵王震等同志對《河殤》的正確批評，胡說什么“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并由此大加發揮地指責說“‘不干涉文學藝術問題’的政策，每每到緊要處便會化為泡影”。他的邏輯顯而易見：趙紫陽如此具體地支持《河殤》，把易家言的文章打入冷宮，都不算干涉；只有像王震同志那樣批評《河殤》，才算干涉。蘇曉康與趙紫陽上下呼應，一唱一和，用他們的行動為所謂“少管，少介入”和對具體作品“根本不管”作了透底的注腳。

最后應當指出，正是因為有了趙紫陽的支持，蘇曉康們在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越來越肆無忌憚，直到把堅持自由化立場變為策劃、煽動動亂的政治行動。今年２月，蘇曉康積極參與３３人聯名上書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要求實行大赦，釋放所謂“政治犯”，他和極少數策劃者這樣做實際上已是在為動亂作準備。到動亂開始后，《河殤》的作者和顧問中有好幾位迫不及待地出來登臺表演，蘇曉康本人更理所當然地成了煽動和策劃動亂的頭面人物之一。４月２８日，聯名發出煽動新聞界支持動亂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公開信的３０人中，有他；５月１４日，率先發表逼迫政府要承認整個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非法學生組織為“合法組織”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吁》的１２人中，有他；５月１６日，公開發表否定“４·２６社論”、再次要求承認非法學生組織的“合法性”的《５·１６聲明》的首批簽名者中，有他；５月２０日，發出叫嚷“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的《我們知識界的誓言》的１０人中，又有他；國務院發布戒嚴令之后，與嚴家其一起發出要求人大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的電報的幾個人中，還有他。與此同時，他又是緊張地參與密室策劃，又是聲嘶力竭地在天安門廣場發表煽動演說，又是參與發起成立非法組織“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又是帶頭參加支持絕食和反對戒嚴的非法游行，為動亂的不斷升級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那反動的政治野心也隨之暴露無遺。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動亂就是蘇曉康們要搞的“新紀元”的一次大曝光，也是趙紫陽為推行他的“新秩序”而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們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所必然釀成的一個惡果。其中，有許多東西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原載８月１４日《光明日報》，新華社發）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