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對中國弊大于利
2020年8月23日
本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成員國。為加入WTO，中國的政府官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從一開頭就對那種不惜代價要加入WTO的做法抱反對態度。加入WTO之后不久我更直接指出加入WTO對中國弊大于利。可是2018年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還有人把加入WTO說成是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第三里程碑。對此我當時就在個人微博中作了系統的駁斥。
我在2018年的這次討論中明確地論證了，大幅度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加入WTO是得不償失，弊大于利。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則是放棄對國內產業保護放任外國高技術產品占領中國市場，阻礙中國企業提高技術水平，使汽車級別以上的高技術產業形不成出口優勢，長期中反倒放慢出口增長，同時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過早放慢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
這里整理出來的是有關加入WTO對中國弊大于利的全面論述。
加入WTO的利與弊
中國從加入WTO中得到的主要好處，是由此可以享受到WTO成員國在國際貿易中有權得到的普惠制待遇，大幅度減少外國對進口中國產品所施加的各種阻礙，包括大幅度降低外國對進口中國產品征收的關稅。一言以蔽之，加入WTO的主要好處是大大減少中國產品向外國出口的障礙，增加中國產品的出口。
加入WTO對中國的主要害處，是中國必須履行WTO規定的各種義務，大幅度減少對外國產品進口所施加的各種阻礙，包括大幅度降低對進口的外國產品所征收的關稅，由此而增加進口，減少了為本國生產者所保留的國內銷售市場。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種國家的大多數現代制造業都屬于國際貿易專業中所說的“幼稚產業”。由于掌握的生產技術不夠，發展中國家最初根本就不能生產“幼稚產業”的產品，而在剛剛能夠生產這些產品時，通常與發達國家生產的同類產品相比質量低且成本高，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無法靠平等競爭獲得銷路，就是在國內市場上往往也競爭不過進口產品而無法銷售。
在這種情況下，對進口產品征收高關稅或采取其它方法限制進口，會迫使進口產品提高其售價，讓國產的幼稚產業高成本產品在不虧損的情況下也能夠銷售得出去。本國幼稚產業的產品能夠銷售得出去，其生產就能夠繼續甚至發展。而持續的生產會自動發生“干中學”的“學習效應”，提高幼稚產業產品的質量降低其成本，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后使本國幼稚產業的產品成本降到不高于外國相同產品的成本，這樣幼稚產業就轉化成了成熟的產業，能夠在完全平等的條件下與發達國家的相同產業競爭。這就是對進口產品征收保護性高關稅對幼稚產業的培育作用。
李斯特和小穆勒都指出了保護關稅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和培育作用。由于這種作用得到了普遍的承認，WTO及其前身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才允許發展中國家為保護其幼稚產業而對進口產品征收高關稅。但是WTO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加入時為其規定的允許征收的進口關稅都太低，不能使其有效地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中國加入WTO時更是橫加阻攔，以敲詐勒索的方式逼迫中國接受進口產品的低關稅，還找種種借口使中國無法享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普惠制待遇。這就注定了中國加入WTO的弊大于利。
加入WTO時接受的苛刻條件
梅俊杰的《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辯》一書正確地指出了，為什么40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能在一開頭就有那么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是因為在那之前的30年中，中國在沒有進口干擾的環境下奠定了工業全面發展的雄厚基礎。該書的360頁上說：走向富強的要害絕不是自由貿易，而在于殖產興業。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局面正好成全了一種足夠長期的貿易保護格局，雖然加之其它原因而致綜合成本畸高，但終究打下了一定的產業基礎，況且，中國直到1990年代中期都還位居關稅水平最高的國家之列，對外開放也在總體上遵循了漸進和自主的戰略。
但是，為了加入WTO，當權者卻讓中國接受了一個發展中國家本來絕不應接受的許多苛刻條件。梅俊杰《自由貿易的神話》一書307—308頁上說：
用時任世貿組織總干事麥克·穆爾的話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購買了一張進入這一國際俱樂部的高價入場券。如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所述，中國做出的市場準入承諾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或超過了其它成員國。例如，中國保證到2005年將其工業品的平均關稅降至8.9%，而可比的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的關稅率分別為30.9%、27.0%、32.4%和36.9%;中國在其最敏感的農產品上答應的關稅率比日本低得多;中國同意將其所有關稅限定在新定的低范圍內，連美國貿易代表都坦言“很少有國家這樣作”;中國也在世貿協定涉及的所有服務業中作出了承諾，這也是很少國家做到的。尤其是在包括金融、分銷在內的服務部門中，中國承諾的深度也是它國罕見。在市場準入之外的規則領域，中國同意遵守幾乎所有的規定，包括承諾完全遵守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在保障、反傾銷、補貼等領域，中國均接受了超越世貿要求的額外規定。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過渡性具體產品保障條款，同意它國在中國入世后12年內可對華實施歧視性的保障措施，并同意對華特別延長紡織品保障措施;同意它國在中國入世后的15年內，在實施反傾銷調查時，一直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同意放棄補貼和反補貼協定中本可由轉型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援用的有利條款;等等。中國接受了其時其它國家均未接受的入世條件，從外部看，美國是個關鍵因素。
按照這樣的初始條件加入WTO的結果，是中國得到的不受阻礙出口產品的待遇太少，而為此放棄的阻止外國產品進口的權利太多。正因為如此，我才在一開頭就說加入WTO弊大于利。
一方面，加入WTO意味著實行一整套具體的貿易政策，其中既包括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又包括外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另一方面，加入WTO本身又意味著一個系統的對外貿易戰略。任何國家如果想做一個名副其實的WTO成員國，就必須遵守WTO的規定和規則。加入WTO后近20年的實踐證明，不僅加入WTO時實行的那一整套具體的貿易政策對中國弊大于利，而且加入WTO這個對外貿易戰略本身就給中國留下了無窮的后患。
20年后回顧加入WTO的后果
20年來的實踐已經說明，加入WTO時實行的那一整套具體的貿易政策對中國弊大于利，大幅度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而加入WTO是得不償失。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則是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長期中反倒放慢了中國出口的增長，過早放慢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
總的說來，加入WTO最直接的結果是，外國減少了對中國產品向其出口的限制，中國的出口可以大大增加;而中國對外國產品進口的限制也少了，中國的進口也不得不大大增加。于是，中國在國際市場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迅速增加，而進口的大量外國的技術密集產品則擠占了中國國內市場，使中國的進口競爭型產業難以發展。這樣，加入WTO使中國過多地集中發展低端制造業生產，放慢了高端制造業的發展。
加入WTO已經將近20年了。早在2018年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時，我已經系統總結了加入WTO給中國造成的經濟后果。那個總結到現在仍然適用。當時我在微博中寫道：
當年加入WTO時我就判定，那樣加入WTO弊遠遠大于利。我的觀點已經詳細表示在WYZXWK(烏有之鄉)網站“更多學者”欄中的“左大培”名下的一篇文章里。這篇文章包括在我2003年就修改入世條款發表的信中。可當時我的意見不被采納，前外經貿集團還到處宣傳加入WTO的好處。我當時就發狠說我要秋后算帳。現在正是秋后算帳的時候，事實證明了我的預言正確。??
盡人皆知，加入WTO不是一項孤立的對外貿易政策。圍繞著加入WTO的決策的是一套系統的經濟發展戰略，這就是華盛頓共識的余孽們當時大肆宣揚的“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2018年5月中美貿易戰剛剛開打，我就在微博中做出了總結性的結論：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證明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錯誤的，圍繞著加入WTO的經濟發展是失敗的，放棄對國內產業保護加入WTO是得不償失、弊大于利。加入WTO的利在短期，而弊在長期且深遠。加入WTO的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則是長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長，妨礙國家總體的技術進步，過早放慢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
以下就這一結論的各點分別展開論述：
短期中的出口增加
加入WTO對中國的唯一好處是能增加出口，不過這一好處只是短期的。加入WTO后外國減少對中國的出口限制，中國出口增速由每年約10%上升到在十年中幾乎每年都在20%以上，貿易順差也由每年幾百億美元上升到千億美元以上。但是由于放棄對高技術產品國內市場的保護，進口也高速增長。由于出口增加遠遠快于進口增加，加入WTO后的十幾年中中國的貿易順差飛速增加，這是加入WTO對中國的最大好處。
具體說來，加入WTO前中國貨物出口額每年增速約在10%，加入WTO后2002-2011年幾乎每年出口額都增加20-30%，只在2009年因美國金融危機出口額顯著減少。這使中國的貨物出口額由2001年的2661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983億美元。這期間在2005年后人民幣還對美元大幅度升值，這本身會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但是并沒擋住中國的貨物出口額每年仍然以20-30%的速度增長。
但是，加入WTO加快中國貨物出口增速這唯一的好處也是短期的。貨物出口增速由每年10%躍升至20-30%也就維持了10年。2012-2014年中國出口額增速降到10%以下，2015和2016年出口額甚至出現顯著下降，2016年人民幣明顯貶值后，2017年出口額才恢復性地增長了10%。2018年和2019年的出口增速也只是維持在每年8%作用，回到了加入WTO之前的每年增速。
加入WTO提高中國貨物出口增長率這一好處之所以是短期的，是因為加入WTO在長期中反倒阻礙了中國出口能力的增長。這又是因為加入WTO后放棄對高技術產品的國內市場保護，進口也高速增長。大尺度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導致外國高技術產品占領中國市場，嚴重阻礙了中國企業發展高技術產品生產，使汽車級別以上的高技術產業形不成出口優勢，這在長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長。
在長期中放慢出口增長，這只是加入WTO阻礙中國企業提高技術水平所帶來的惡果之一，而且是相對較小的惡果。加入WTO后放任外國高技術產品占領中國市場，阻礙中國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它帶來的最大惡果就是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過早放慢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
放慢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
在目前的國際貿易體制和格局下，一個新興工業國整體的產業技術水平，可以很清楚地以其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優勢產業來表示。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標志性的出口優勢產業，都呈現出從紡織到鋼鐵、造船、小轎車制造直到造芯片逐步提升的規律。出口優勢產業的這種提升是國家科技水平和相應的工資水平逐步上升造成的，這五個產業的出口優勢代表了國家整體的產業技術水平，哪個產業有出口優勢，就標志著國家整體的產業技術水平上升到了哪個級別。
顯而易見，整體說來，現代的鋼鐵生產需要比紡織品生產更高的技術水平，造船需要比鋼鐵生產更高的技術水平，制造小轎車需要比造船更高的技術水平，而生產芯片又需要比制造小轎車更高的技術水平。恰恰是對于日本和韓國這種人均資源缺乏的國家來說，其制造業整體的技術水平還很低時，工資很低，紡織業這種勞動密集產業能夠表現出最強的比較成本優勢，可以將這樣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稱作“紡織業級別的”;制造業整體的技術水平比這高一個檔次時，工資會也相應提高一個檔次，需要的技術水平類似鋼鐵制造那樣的行業會表現出最強的比較成本優勢，這樣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就可以稱作“鋼鐵業級別的”;再高一個檔次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下工資還會再提高一個檔次，需要的技術水平類似造船業那樣的行業會表現出最強的比較成本優勢，這樣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就可以稱作“造船級別的”;制造業整體的技術水平比“造船級別”高的就跨入發達國家門檻了，工資和人均收入也會接近發達國家，這樣的國家需要的技術水平類似小汽車制造那樣的行業會表現出最強的比較成本優勢，這樣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就可以稱作“小轎車級別的”;制造業整體的技術水平比“小轎車級別的”更高的就可以算作整體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這種國家需要的技術水平類似制造芯片那樣的行業會表現出最強的比較成本優勢，這樣的制造業整體技術水平可以稱作“造芯片級別的”。制造業達到了造芯片級別的國家，就會有發達國家的那種高工資和高人均收入。
這樣按紡織、鋼鐵制造、造船等級別來表示一個國家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有一個好處：一個國家制造業技術水平的級別，也就是這個國家當時在國際貿易中最有出口優勢的產業。當一個國家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是“造船級別”的時候，該國當時在國際貿易中有最強的出口優勢的應當就是造船產業。而這種出口優勢通常都可以很容易地以該行業產品的出口對進口之比來衡量。
使用這樣的衡量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標志性的出口優勢產業都在五十年內實現了從紡織到鋼鐵、造船、小轎車制造直到造芯片的迅速上升，大體上在四十年內國家的總體技術水平就從紡織級別上升到小轎車制造級別，在五十年內上升到造芯片級別。而中國在加入WTO時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就已經上升到造船級別，但是在近20年后的今天，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還沒有上升到小轎車制造級別。這是一個最清楚的證據，說明加入WTO時大幅度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極大地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并導致了放慢出口能力的增長。
中國在40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時，紡織業就是出口優勢產業，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已經達到了“紡織業級別”。到2016年，中國大豆出口1億美元，進口339億美元，進口大豆8391萬噸;金屬加工機床出口29億美元，進口75億美元;鋼鐵出口432億美元，進口169億美元;船舶及浮動結構體出口225億美元，進口19億美元;汽車出口106億美元，進口444億美元，其中小轎車進口135億美元;芯片進口金額極大而且遠遠超過出口。這表明2016年中國的鋼鐵業和造船業都已經有很強的出口優勢，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不會低于“造船級別”，更不會低于“鋼鐵業級別”;但是2016年中國汽車和芯片的進口都為出口的多倍，說明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既沒有達到“小轎車級別”，更沒有達到“芯片級別”。總的說來，2016年中國由技術水平和工資決定的出口優勢產業、由這種優勢產業表示的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還未達到小轎車級別，仍然停留在造船級別。
這種格局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2019年中國出口集成電路7008億元人民幣，進口集成電路則為21079億元人民幣，出口汽車1049億元人民幣，進口汽車3332億元人民幣。小轎車和芯片的進口都仍然是出口的好幾倍。這就是說，加入WTO已經將近20年，中國由出口優勢產業表示的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還未達到小轎車級別，仍然停留在造船級別。
其它來源的數據也描述出同樣的態勢。據彭博新聞社計算，中國2016年消費品和資本品(含鋼鐵)的貿易競爭力已經接近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但是在附加值更高的零部件方面的貿易競爭力與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還相去甚遠。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消費品貿易競爭力相當強，零部件、資本品貿易競爭力更強;90年代初消費品已無貿易競爭力。上世紀80年代日本產業已達到發達國家的整體技術水平，而目前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在國際上相對比較還低于發達國家。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字也顯示：2014年國內附加值占本國出口總額的比例，美國為84.7%，日本為81.8%，中國為70.7%，韓國為62.1%。顯然，這個比例低的國家，其出口品生產中使用的外國進口原料和零部件多。而當今的高技術往往體現在一些零部件的制造上。對中美日這樣的大國來說，這個比例越高，技術水平高的制造業就越發達。這也證明，目前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在國際上相對比較還是低于發達國家。不過這個比例低的國家出口減少對本國收入的影響反而小。
可是在加入WTO時，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就已經達到了造船級別!
2000年中國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出口約494億美元，進口約166億美元;鋼鐵出口35億美元，進口95億美元;船舶及浮動結構體出口16億美元，進口3億多美元;汽車及底盤出口近2億美元，進口近12億美元，其中小轎車進口近5億美元。紡織產品和船舶的出口都顯著大于進口，但鋼鐵和汽車的出口則明顯小于進口。按這樣的進出口結構，似乎無法按“紡織—鋼鐵—造船—小轎車”的出口優勢序列來判定當時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達到了什么級別。
這里的問題在于中國當時的鋼鐵業正處于發展的一個特殊時期，不能簡單地按其出口與進口之比來判斷它是否有出口競爭力。2000年中國鋼鐵的出口還遠小于進口，但這不是由于中國當時的鋼鐵生產還沒有國際競爭力，而是因為當時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尚不能滿足國內對鋼鐵的需求。證明這一點的是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中和之后的十年中中國的粗鋼和鋼材產量都一直在以極快的速度增長，2000年中國產成品鋼材13146萬噸，2007年中國就產鋼材56560萬噸。這樣快而持續的增長必須有足夠的國內需求拉動。當中國國內的生產已經能滿足國內需求時，中國鋼鐵生產的出口競爭力就充分顯示了出來。2006年以后中國的鋼材出口就超過了進口，2007年后中國的鋼鐵出口就穩定超過了進口。
基于以上考慮，盡管2000年中國鋼鐵的出口還遠小于進口，我們仍然可以認為中國那時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已經超過了“鋼鐵業級別”，達到了“造船級別”。證明這一點的，不僅是在國內鋼鐵產能增加幾倍后，2007年后中國的鋼鐵出口就穩定超過了進口，而且是中國的船舶出口2000年后通常都顯著高于進口。這都表明2000年中國由技術水平和工資決定的出口優勢產業確實達到了造船級別，已經超過了鋼鐵級別，只是還未達到小轎車級別。
2000年與當前的對比表明，加入WTO時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出口優勢產業就是造船級別的，可近20年后的今天仍停留在造船級別，沒有上升到“小轎車制造”級別。而韓國在上世紀50年代之后，只用了40年時間就將出口優勢產業從紡織業提升到小轎車制造，不到50年又提升到造芯片。相比之下，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提升太慢，使我都感到汗顏，不好意思多講這些。
加入WTO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傷害
中國在改革開放時紡織業就是出口優勢產業，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小轎車制造還不是出口優勢產業，首要原因是長期忽視高技術產業的自主研發和生產發展，另一個原因是，加入WTO后的20年實際上放棄了對高技術產業國內市場的保護，由此放棄了對高技術產業的保護。開放外國產品進口放棄對國內生產的保護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傷害，從很多產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加入WTO時為換取西方國家放寬對中國低技術產品的進口限制，放棄了對汽車、芯片等高技術產品的高進口關稅，放棄了對這些產品國內市場的保護，任由外國成熟產業的低成本產品占領中國市場，使中國企業難以渡過生產高技術產品初期的高成本難關，極大阻礙了中國企業向生產高技術產品過渡并取得優勢，使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和出口優勢產業在近20年中停留在加入WTO前已經達到的造船級別，連只高一個級別的小轎車制造級別也沒升到。
——加入WTO使對中國的汽車、芯片、高端機床等高技術產業沒有給予足夠長時間的保護。中國的對外經貿政策要有助于國內產業發展，就必須大力保護民族產業，特別是鼓勵高技術的高端制造業發展，嚴格限制一切可能妨礙高端制造業成長的進口。加入WTO前中國以動輒百分之百的關稅等限制進口措施保護扶持，使民族家電產業在十幾年中作大作強。而技術更高的汽車、芯片、高端機床等產業需要更長時期的保護，但是加入WTO時為換取外國放寬對進口中國產品的限制，放棄了對高端制造業的保護，開放進口，使汽車、高端機床、芯片等高端制造業發展放慢甚至停滯。
——加入WTO使中國喪失了發展小轎車產業的良機。加入WTO時，中國國內對轎車的需求爆炸性增長，奇瑞、吉利等完全自主的轎車制造企業自發涌出，本可以象此前十多年出現的蜂擁發展家電產業那樣，實現中國小汽車制造業的爆發性發展。但是加入WTO后大幅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外國汽車涌入使自主汽車產業無法渡過造高檔車初期的高成本難關，使國內小轎車制造的進步緩慢，燃油乘用車制造一直陷于明顯落后的狀態，至今沒有根本改變。
——加入WTO嚴重打擊了中國的芯片制造。中國加入WTO時承諾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信息技術協議，而該協議規定取消200種最主要的信息技術産品的關稅。前外經貿集團從來就不敢說是否自那以后芯片進口就零關稅。進口芯片零關稅使美日韓芯片充斥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則因為新進入芯片生產的巨額高成本而不敢生產芯片。
為自主發展本國芯片制造，不僅政府應當為自主制造芯片投入足夠資金，而且就是在加入WTO十幾年之后，中國更需要大幅提高所有芯片的進口關稅，以鼓勵國內用戶使用國產芯片，收回為芯片國產在初期所投入的巨額成本。提高關稅不僅應針對從美國進口的芯片，而且應當包括從日韓等所有外國進口的芯片。如果因為芯片的成本上升導致國產電腦、手機競爭不過進口產品，那就應大幅提高電腦和手機的進口關稅。但是提高芯片進口關稅鼓勵使用國產芯片受到WTO規則制約，而且一講到為發展本國芯片制造提高芯片、電腦和手機的進口關稅，外經貿集團就說這違反了許多與外國的協定，特別是違反了加入WTO時的承諾。但是，恰恰是因為鼓勵自主發展本國芯片制造就要違反加入WTO時的承諾，才證明當初那樣放棄對國內產業保護加入WTO是錯誤的。
——為加入WTO犧牲了中國的仿制藥生產，因此而犧牲了中國的廣大用藥患者的利益。
新中國不理西方的專利在40年中大規模全面生產仿制藥，基本上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用藥需要。20世紀90年代，為加入WTO搞嚴格保護西方企業知識產權，從此禁止本國企業生產過去沒生產過的仿制藥，嚴重妨礙了民族制藥業發展，損害了用藥的患者利益。這是加入WTO帶給中國的一大害處。
印度加入WTO時也禁止了生產仿制藥。但是，印度利用了WTO給發展中國家的兩個權利。一是過渡期，印度比中國晚12年對藥品實行專利保護。二是強制許可，根據本國公共安全需要，可以未經專利持有人許可，生產專利期的藥品。而且，印度雖然原則上不準生產仿制藥，法院卻在知識產權爭端中偏袒本國企業，保護它們生產仿制藥。本來中國應當至少象印度那樣作，WTO的吹捧者卻裝孫子非要搞名義上的平等保護，實際上是按西方要求的法律保護西方企業的專利，把保護西方企業知識產權當成神圣不可侵犯，既阻礙了中國制藥產業發展，更損害廣大患者利益。
由于WTO給了發展中國家過渡期和強制許可這樣兩個權利，所以西方國家要改革WTO，取消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連這樣兩個權利都不利用，更使加入WTO對中國弊大于利。
——為加入WTO而開放了大豆進口，犧牲了中國的大豆產業，嚴重傷害了種植大豆的東北農民利益。2018年我談到中國在貿易戰中回擊美國的措施時，就有評論提醒我討論大豆問題。我特意最后談大豆問題，是因為保護中國的高科技制造業關系中國的未來，而保護中國的大豆產業主要是面對過去，保護中國東北農民的已有利益。加入WTO時中國為糧食安全堅持保護大米、小麥、玉米產業而放棄了對大豆的保護，結果是進口大豆沖垮了中國的大豆種植和榨油業。不過，我一直認為，由于中國總體上人多地少，使農產品生產成本高，長遠來說可以適當進口一些大豆，只是也要注意保護國內大豆種植者們的利益。
——加入WTO后實行的普惠制關稅政策造成了外貿上的嚴重結構問題。加入WTO后外貿上的主要問題，一是進口關稅太低不足以保護國內民族產業，二是結構問題嚴重，在對美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對韓國貿易逆差巨大，對德日也有明顯貿易逆差。最重要的是，對德日韓的貿易逆差是因為它們的制造業總體上還比中國強，工資又不是相對很高。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要求限制這些國家產品進口，以在制造業上全面趕上超過它們。這就需要對德日韓的進口產品征高關稅以限制其進口。而對美國，因為有很大的貿易順差，本來可以把進口關稅訂得比較低以容許多一點進口。這樣，對中國發展最有利的是對韓日德實行進口高關稅，對美國實行進口低關稅。但是WTO的普惠制關稅規則不允許在進口關稅上搞這樣的差別待遇。
這樣，就WTO規定的那種普惠制關稅來說，自加入WTO之后，中國的問題就是關稅太低，不足以保護本國的民族產業。普惠的關稅太低的害處，主要不是沒擋住美國產品的進口，而是放任了韓國、日本、德國的產品進口，使它們形成了顯著的對華貿易順差。而正是這些國家的產品進口妨害了中國的制造業發展。
誠然，至今為止，實行WTO的普惠制關稅規則并沒有導致中國的進口大于出口，反倒是出口遠遠大于進口。但是，外貿政策上第一位的不是促進出口，而是保護國內的市場和產業。而在保護國內的巿場和產業上，需要的主要不是阻止美國貨物進口，而是阻止日本、韓國貨物進口。這不僅是因為日本特別是韓國對華貨物貿易有順差，更主要的是因為日本、韓國對華出口的貨物幾乎都是中國應當大力發展的制造業產品，它們的進口妨礙了中國產業的發展。
韓國和日本一直對中國有明顯貿易順差，韓國的順差甚至比從中國的進口還多。問題在這種順差有明顯的日韓是先進工業國、中國是落后國家的特征。中國發展的第一要務就是通過發展自己的產業，消除對日韓貿易逆差。為此必須大力限制日韓產品進口，以幫助本土企業發展。但加入WTO反倒削弱了對日韓產品進口的限制。這是加入WTO坑害中國之處。
日本和韓國一直要中國對它們的產品和投資開放，目的要中國在經濟上依附它們。近幾十年來，日本實際上還是想以和平方式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舊夢，利用貿易自由化阻止中國發展，把中國變成它的經濟殖民地。加入WTO時的開放市場承諾實際上幫助了日韓實現其圖謀。中美發生貿易戰后，本應糾正這個錯誤，加強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WTO的吹鼓手們卻要從依附美國變為依附日韓。
——加入WTO并未有助于改善中美關系，反而加劇了中美關系的惡化。加入WTO時為換取外國放寬對進口中國產品的限制，放棄了對高端制造業的保護，開放進口。這樣雖然換來了十年中出口的高速增長，但出口的幾乎都是工資一高就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低端制造業產品。而正是這種出口造成的巨額貿易順差成了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的最主要借口。進行貿易戰后中美關系急劇惡化。
加入WTO后放棄對高技術產品國內市場的保護，使中國高技術產品的進口以幾乎與中國的出口一樣的速度高速增長。由于進口產品占領市場，中國企業不敢發展高技術產品生產。由于對本國的高端制造業保護嚴重不足，加上長期忽視自主研發，汽車、芯片、客機、高端機床等高端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慢。這些都大大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上升和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使得燃油乘用車和芯片的制造等高技術產業一直不能形成出口優勢。這樣，加入WTO之后最初十幾年的出口高速增長，基本上利用的是加入WTO前已經形成的技術能力，是在這個基礎上享受外國一次性放寬對中國產品進口的限制而造成的。在耗盡了加入WTO前已經形成的技術能力后，由于沒有形成高技術產品的生產率優勢和出口優勢，中國的出口增長就開始放緩甚至下降。
2015年開始中國的出口增長停滯甚至出口額下降，知情者都說是因為工資上升使中國出口產品喪失國際競爭力。但是由于工資上升而造成成本不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正是那些加入WTO前已具有出口優勢的低技術產業。如果此時中國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上升到了小轎車制造甚至芯片制造級別，在中國目前這樣的工資水平下出口優勢產業會變成小轎車制造甚至芯片制造級別的產業。那樣的話中國的出口額還會明顯上升。正是為加入WTO放棄對高技術產業的保護阻礙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上升的這一進程。這樣，加入WTO只是在短期中提高了中國出口的增速，在長期中卻妨礙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反倒放慢了中國出口的增長。
潛在產出增長率的降低
由于最近幾十年長期輕視自主研發，加上加入WTO之后對本國高端制造業的保護嚴重不足，中國加入WTO之后汽車、芯片、客機、高端機床等高端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慢,導致了中國的潛在產出增長率過早下降,已經從上世紀末的年均增長9%多下降到最近一些年的不足8%。而潛在產出的增長是決定長期實際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潛在產出增長率降到不足8%，是中國最近一些年年經濟增長率下降到不足7%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入WTO放棄保護本國產業的最大害處，就是降低了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
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出現高速增長，有的年份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14%。但實際的經濟增長率高并不意味著那些年中國潛在產量的增長率高于10%，接近10%的潛在產量增長率是中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常態。沒有什么數量化的分析能夠證實，2003年到2008年中國生產潛力的增長速度比這個常態有明顯提高。
可以說，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雖然很高，但是那些年中國生產潛力的增長速度并未比過去明顯提高。那些年實際的經濟增長率高，是因為在此前許多年中中國的宏觀總需求明顯不足，總產出大大低于經濟的潛在生產能力;而2003年到2008年與此前多年相反，宏觀名義總需求增加得大大快于潛在產出的增長率。最初高增長是在填補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的缺口，最終過快增長的總需求拉動總產出超過了潛在產出，造成了通貨膨脹。
2003年到2008年中國的名義總需求這樣快增加，首先是由于房價上漲拉動房地產投資急速增加，但是加入WTO造成的出口特別是凈出口急劇增加也加劇了名義總需求快速增加。而這雙重因素造成的宏觀總需求過大很快就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入WTO之后的短期內出口加快增長導致凈出口增大，只是加劇了總需求擴張過快的宏觀經濟問題，給國內的經濟健康發展添亂。
前邊說過，加入WTO后的2003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雖然很高，但是那些年中國生產潛力的增長速度并未比過去明顯提高，對這一點的主要證據就是，那幾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并不高于加入WTO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上半期。這三個時期中國經濟都過熱并造成了通貨膨脹，而實際生產潛力的增長速度并未提高。
而加入WTO之后與加入WTO之前的根本差別在于，加入WTO之前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的經濟緊縮只是將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降到略高于7%，同時引發了明顯的通貨緊縮，通貨膨脹率急劇下降。這表明當時將年經濟增長率降到7%使實際的經濟增長遠遠低于潛在產量的增長率。而2011年開始真正實行緊縮之后，經濟增長率開始迅速下降，不僅2013年之后經濟增長率降到很低，而且近年經濟增長率降到低于7%，僅略高于6%，同時卻并未出現明顯的通貨緊縮。這說明加入WTO之后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并不顯著低于潛在產量增長率。加入WTO之后，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生產潛力每年的增長率已經從過去40年中的將近10%下降到也許不到8%。
象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長期高增長主要靠的是本國企業在掌握現代生產技術上的進步。落后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現有先進技術很快地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但是隨著落后國家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縮小了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落后國家靠借鑒先進國家技術來提高本身技術水平的可能性會越來越低。因此，原來的落后國家在大大縮小了其與先進國家在技術水平上的差距之后，這些落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會明顯降低。二次大戰后日本、韓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有十年以上年均增長9-10%的高增長，后來經濟增長率都迅速下降，就是為此。
日本二戰后的經濟增長奇跡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沖擊后結束的。但是當日本的年均高經濟增長率明顯降低時，日本的汽車產業已經形成了對美國的出口優勢，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也有壓倒美國之勢。而中國加入WTO之后生產潛力年增長率明顯下降時，汽車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都還處于依附美國的弱勢。這不僅是由于長期忽視自主發展高技術制造業，也是由于加入WTO后放棄了對高端制造業的保護。這些都大大放慢了中國的汽車和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業的發展，過早降低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率。
我在2018年的這次討論明確地論證了，大幅度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加入WTO是得不償失，弊大于利。利只是出口增速提高了十年，弊則是放棄對國內產業保護放任外國高技術產品占領中國市場，阻礙中國企業提高技術水平，使汽車級別以上的高技術產業形不成出口優勢，長期中反倒放慢了出口增長，同時放慢了中國產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過早放慢了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
我的微博歷數了加入WTO的這許多弊端，投靠WTO的利益集團就出來寫評論，以威脅的口氣要我“慎言”，說什么“如果不加入WTO，中國商品就不可能全面占領全球市場。中國的勞動生產力也不會全面釋放出來，這是個常識性問題”。我立即回擊說：這人說的常識是他自己編造的謊言。說不加入WTO就不會全面釋放中國的勞動生產力，這是胡說八道。中國商品全面占領全球市場本身就是謊話。中國造的汽車和高端機床占領全球市場了嗎?別說占領外國市場，加入WTO倒使外國品牌車和外國芯片全面占領中國市場。從2015年開始中國出口就停滯不前甚至下降，就是因為加入WTO妨礙了中國產業升級，放慢中國經濟發展。都到這份上了，還好意思吹全面占領了全球市場?加入WTO派搞的拼命向全球出口，給了發達國家反華分子煽動工人反對中國產品奪去他們工作機會的口實，是今日中國遇到困難的源頭。這些我16年前就說清了。
現在還要補充的是：一國的勞動生產力沒全面釋放出來，責任一定在其宏觀經濟政策，要怪宏觀總需求不足，與是否加入WTO無關。竟然說得出“全面釋放生產力”這種話，只能表明WTO的吹捧者們連起碼的經濟分析和對外貿易理論都不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釋放現有的勞動生產力，而是提高勞動生產力，而加入WTO恰恰妨礙了提高勞動生產力。
被動挨打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已經指出，加入WTO本身就意味著一個系統的對外貿易戰略。任何國家如果想做一個名副其實的WTO成員國，就必須遵守WTO的規定和規則。加入WTO的鼓吹者當初就是從這個層次來宣揚加入WTO對中國的好處。而近20年的實踐恰恰證明，加入WTO并忠實遵守其規定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個被動挨打的對外貿易戰略。
貿易戰中的被動挨打
當初加入WTO時，WTO的吹捧者避而不談為加入WTO如何放棄了對中國產業的保護，卻一個勁地吹噓加入WTO在國際貿易規則上對中國的好處。他們宣傳說，加入了WTO就參與了國際貿易規則特別是WTO規則的制定，還能夠防止美國這種國家以WTO規則不允許的方式阻止中國產品的對其出口。20年來的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是謊言。
鐵的事實已經證明，想用WTO規則約束美國，阻止它搞貿易保護主義，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2017年上臺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大幅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不僅完全避開了WTO，而且就是直接違反了WTO的規則。美國發動貿易戰對中國提高關稅直接違反了WTO規則，WTO也沒把它怎么樣。我當時就在微博中說：事實證明WTO就是個屁，屁還有點味，WTO這個屁連味都沒有。加入WTO時自由貿易派說可以靠WTO阻止西方的保護主義，那是欺騙禍害中國人民。
更重要的是，加入WTO時也并不是不可能知道美國很可能不遵守WTO的規則。美國早就規定在貿易政策上國內法優先，這在法律上已經確保它隨時可能任意違反WTO的規則。要中國嚴格遵守WTO規則，只是讓中國束縛自己的手腳妨礙自己發展，而美國則自始就根本不想受WTO規則約束。
當年在熱議加入WTO、服從WTO規則的問題時，主張依附美國的人就到處宣揚：加入WTO會約束美國對中國搞的貿易保護主義，促進中國出口，帶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并據此煽動放棄對中國產業的保護。我那時就沒有相信他們這一套，還明確宣傳應當學美國，在對外貿易政策上國內法優先。但是當時沒人聽我們的主張，卻讓主張依附美國的人用遵守國際規則來騙人。到中美貿易戰爆發前夕，這種人還在裝國際貿易專家、中美貿易問題專家、WTO問題專家，在國內到處騙人害人。
那些說WTO的規則能夠阻止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的人，如果不是存心要幫西方騙中國人，就是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實情一無所知。其實，美國不顧WTO的規則轉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幾乎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這是因為：
大一點的先進國家搞自由貿易長遠會受害，因為先進國家原來繁榮的先進產業會由于別國相同產業發展的沖擊而衰落，遭受過多的失業和震蕩，因此先進國家會極力阻止別國相同產業的發展，WTO也容許為受沖擊產業實行緊急進口限制。如果原來的落后國家發展成先進國家，原來的先進國家會衰落，變為徹底受害。美國二戰后初期想搞貿易自由化，就在國際上主持搞了個貿易有限度自由化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想以此拆除別國的貿易壁壘。當時不少國家抵制和不參加關貿總協定。這個關貿總協定后來就演變為WTO。等到后來連中國和俄羅斯都參加了WTO，美國就感到別國產品的進口威脅其國內就業，這就最終導致它干脆甩開WTO搞貿易保護主義。
加入WTO時我就預料西方發達國家會加強其貿易保護主義。我在那時寫就的《混亂的經濟學》一書第九章第三節中說，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這些問題激起了發達國家工人中要求保護、反對全球化的激烈情緒。它們迫使發達國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其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其實那就是表達我當時的預料：美國以后會提高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后發生的事實是：美國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比我那時預料得晚，但是卻更猛烈。
加入WTO時想搞出口導向外向型經濟發展，以開放國內市場換取發達國家開放其低端產品市場，增加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而我在那時寫的《混亂的經濟學》一書中說，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等問題激起了發達國家工人中要求保護、反對全球化的激烈情緒，迫使發達國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其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而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傾向又會妨礙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使它們更加難以實現其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當時我就說，中國若全力出口低端產品，這樣大的低端產品出口必定要求發達國家進行痛苦的經濟結構調整，由此引起的發達國家工人反抗必定加強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阻止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
這樣，加入WTO時我就料定：總有一天，發達國家會采取最近特朗普作的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之類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入WTO時想實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開放發達國家高技術產品進口，以換取發達國家開放中國的低技術產品進口。而中國這樣的大國集中生產并出口低技術產品，將迫使發達國家調整其經濟結構，放棄其低技術產品的生產。但是，發達國家絕不可能十分順利地完成其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放棄其低技術產品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這個過程必然充滿了各種經濟上的摩擦。在這個過程中，一般都會產生大量的企業破產和倒閉、工人失業之類的問題。這將導致發達國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于是，加入WTO并忠實遵守其規定的做法，最后導致的是美國不遵守WTO規則而中國單方面遵守WTO規則，這就使中國在美國挑起貿易戰時被動挨打。
這種被動挨打表現在：由于加入WTO并忠實遵守其規定，中國在美國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時，除了有理由對美國產品的進口實行針鋒相對的反擊外，不能再提高其它國家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平衡自己的國際收支。
前邊已經指出，中國雖然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但是卻對韓國有明顯的貿易逆差，甚至對日本也有貿易逆差。美國阻止中國產品進口要消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可能使中國整個對外貿易的順差消失甚至出現逆差，就是在短期內也降低對中國產品的總需求，對中國國內的就業不利。從國際經濟關系上抵消這一不利影響的辦法，就是提高德日韓產品的進口關稅以減少從這些國家的進口。但是要遵守WTO規則，就不能這樣做。
前邊也已經指出，本來加入WTO就使對德日韓產品征收的進口關稅太低，需要的是提高德日韓產品進口關稅以保護和鼓勵替代其進口的國內產業發展，這些產業包括芯片、轎車及其零部件、機床及其零部件和高端化工品的制造。但是WTO的規則不允許這樣單方面提高德日韓產品的進口關稅，更不允許以提高進口關稅相威脅逼迫韓國減少其對華貿易順差。這樣，加入WTO并忠實遵守其規則，就使中國在對外貿易上只能被動挨打，在有劣勢的地方挨人整，而不能在有優勢的地方主動出擊。
更荒唐的是，2018年特朗普帶頭突破WTO規則打貿易戰并使WTO癱瘓，這本來給了中國提高進口關稅的最好機遇。但是那些WTO的信奉者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降低美國以外其它國家產品的進口關稅。這當然已經不是忠實遵守WTO的規則，而是在WTO規則之外進一步打擊中國企業。我當時就指出，這樣作的人只顯示出他們是德日韓的奴才。
我在微博中一說應當提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就有評論說在中國主張的多邊貿易體系下提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行不通。我當時就在微博中回答說：這評論顯然指WTO規則禁止中國普遍提高進口關稅。正因為如此，當年接受那些屈辱的條件加入WTO才是錯誤的。它造成20年來對國內產業保護不夠，最終延誤了中國高速發展。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加強對民族產業的保護。WTO不準提高關稅，那就把它甩到一邊。加入WTO時自由貿易派說可以靠WTO阻止西方的保護主義，那是欺騙禍害中國人民。倒是應當學點特朗普，甩開WTO，提高進口關稅保護本國產業，特別是提高對日韓德關稅，WTO敢來礙事就退出WTO。只要甩開了WTO的規則，中國就可以單方面提高日韓德產品關稅，以保護和扶植國內民族產業。這幾國對中國都有貿易順差甚至很大順差，用特朗普的邏輯說，就是與中國打貿易戰相互限制進口，最終是它們吃虧。中國加入WTO搞普惠的低關稅，便宜了韓日德產品乘虛而入打壓民族產業，中國貿易戰時的普遍降關稅更是幫它們整中國企業，是在挨了美國一拳后又自己打自己一個嘴巴。
貿易戰爆發時我就指出，美國向中國發起貿易戰的行動根本就不考慮是否違反WTO協議，中國正好借此機會甩開那個妨礙中國發展的WTO規定，全力扶植和保護高技術的高端制造業。對飛機、芯片、高技術的機器設備、新開發的藥品等高端化工產品，國家不僅應資助和扶持，而且應該每當一種新產品研制成功要投資量產時，就提高同類產品的進口關稅。
所有這些都說明，當年加入WTO接受其規則，就是自己戴上個緊箍咒阻礙自己發展。那以后前外經貿集團的傳人著了魔似地見著個自貿區就死乞白賴地要加入，全不以保護國內民族產業為念。其實對中國重要的，根本不是去搶占外國市場，而是保護好民族產業的國內市場。有這么大國內市場的中國應當與外國逐個商定雙邊協定，這對中國最好。加入WTO再忠實遵守其規則就是得不償失。
美歐日打擊中國的“WTO改革”
加入WTO再忠實遵守其規則使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被動挨打，不僅表現在面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難以作適當的對外貿易政策調整，更表現在還要承受美歐日要改變WTO規則所造成的經濟上的傷害。美歐日要改變WTO規則，就是它們近年所鼓吹的“WTO改革”。這種所謂的“改革”，一部分的用意在于取消WTO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更多的用意則在于強迫中國放棄發展經濟的最有力手段。
前邊說過，印度利用了WTO給發展中國家的所謂“過渡期”和“強制許可”兩個權利來發展自己的制藥工業。這一類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當然為西方發達國家所不容，要通過“改革WTO”取消WTO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優惠。
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使它的政府可以在不同部門之間調配資源以促進各產業的發展。國有部門是這樣調配資源的有力工具。應當承認，國家這樣調配資源確實使中國生產部門的發展極為強勁有利。美歐日怕中國的發展威脅它們在制造業上的壟斷地位，就聯合起來通過搞所謂的“WTO改革”逼迫中國放棄這個發展經濟的有力手段。它們主要通過反對“國家補貼”和“產業政策”來力圖禁止國家在不同部門之間調配資源。
前幾年，中國政府擬定了“中國制造2025計劃”，由國家推進高科技產業發展。這是保證中國邁向發達國家的起碼措施。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經貿團隊必欲扼殺其而后快。雖然美國也發動了貿易戰來打擊其歐日盟友，但歐日仍要與美國聯合搞“WTO改革”以阻止中國政府推進產業政策。這表明，發達國家決心阻止中國產業高科技化，以維持中國生產低端產品獲取低收入的不發達現狀。
于是，就在中美貿易戰期間，日本、美國和歐盟貿易負責人在紐約會晤，然后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要提出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的提案，內容涉及國內工業補貼通報制度和加強世貿組織一般性委員會的活動。日本共同社立即鼓噪說，這是要防止中國工業補貼扭曲全球市場;日美歐貿易負責人擔憂所謂的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技術，強調任何國家都不應要求或強迫外國企業向本國企業轉讓技術，包括利用發放許可證和合資企業達到這一目的。共同社還說，日美歐貿易負責人的聯合聲明批評不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并劍指中國的不公平貿易作法，這些政策和作法導致了嚴重的生產過剩，給日美歐工人和企業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削弱了國際貿易應有的功能。
日本媒體接著報道說，日本、美國和歐盟將聯合提出WTO改革方案，針對不向WTO報告就持續實施本國產業優惠政策的國家，將設定新的懲罰條款。如果長期不改正，將被認定為停止活動國，剝奪其發言權等，大幅限制其活動資格。這一措施就是指向中國的。日本媒體得意洋洋地說，此改革定位于自由貿易體制，而中國倡導自由貿易重要性，因此很難反對。
這樣，日美歐就借著“WTO改革”而結成了一個反華統一戰線。這個反華統一戰線典型地表現了發達國家反對窮國發展的態度：說這會造成生產過剩。
靠WTO吃飯的官僚利益集團當然忠實執行其美歐日主子指令。WTO前總干事拉米說，WTO改革應由日歐主導，理由是美國想終結WTO運轉機制，中國則應在國家補貼上更好遵守WTO規則，必須放開公共采購市場。我當時就在微博中指出，拉米對中國的要求是要破壞中國發展。他的表態表明，這WTO就是發達國家妨害新興國家發展的工具。20年前我就說加入WTO對中國弊大于利，而WTO的吹捧者到現在還在公共采購等上聽其指令，禍害中國。
美國的特朗普政府雖然不滿WTO不僅僅聽美國一家指令而癱瘓了WTO的運轉機制，但是也沒忘記繼續利用WTO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期間還簽署備忘錄，要求美國政府設法迫使WTO評估其對某些成員的地位認定。這以中國為焦點，但也點了土耳其、墨西哥、阿聯酋和卡塔爾的名。特朗普敦促WTO改變對發展中國家的定義，說發展中國家地位賦予中國及其它國家經濟體不公平的優勢，他要美國貿易代表以一切可使用手段確保WTO作出改變。這個備忘錄要迫使WTO取消中國等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說如果WTO在90天內沒有任何進展，那么如果美國官員認為某個WTO成員不正當地自稱是發展中國家，且不恰當地尋求在WTO規則和談判中享受靈活性的好處，美國將不再把它當作發展中國家來對待。這當然又是在為他提高中國產品關稅編理由。
我當時就在微博中指出，日本搞小動作，背后聯合歐美提議改革WTO懲罰不報告實施產業政策的國家。這是要借WTO干預中國國內政策，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妨礙中國發展。這證明了我當年的說法：加入WTO弊大于利。我認為，寧可退出WTO也不能讓它這樣妨礙中國發展。日美歐搞這種“WTO改革”的理由是自由貿易，而中國的自由貿易派與它們內外呼應給中國制造困難。
我當時還提出，根本就不應當與外國談判什么取消國家補貼的問題。但是立刻就有一個評論說，可以談這個問題。該評論說：享受國家補貼的產業如果想參與國際市場交易，與其他國家同產業的公司企業公平競爭的前提就是取消國家補貼。否則就是不公平競爭，會被國際市場禁入!如果這些產業不投放到國際市場環境而是在我國國內自體循環被消費使用，那當然沒有談判的必要!
我當時回答這個評論說：自由貿易派鼓吹自由貿易，日美歐就借口自由貿易要改革WTO，懲罰不報告產業政策的中國。自由貿易將導致中國喪失產業政策自主權。這暴露出自由貿易是反對國家介入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關鍵部分，而壯大國有部門和政府有計劃地調節經濟正是保證中國成功發展經濟的關鍵。自由貿易就是斷送中國發展。所以我反對搞外向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反對搞那么些國際交易、進入那么多國際市場，更反對搞那么多進口和外企。
從屬于WTO就是要搞自由貿易，用WTO規則來束縛中國手腳，讓中國在國際貿易政策上被動挨打，最終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20年前WTO的吹捧者們鼓吹加入WTO有種種好處，當時我就指出，按那種條件加入WTO妨礙中國發展，弊大于利。現在這些弊端都暴露出來了，歐美日卻還要搞WTO改革，連當年答應給的好處都要取消。這就是要把WTO變成只妨礙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發展。這最終證實的是我當年的預見：加入WTO是自討一個束縛手腳妨礙經濟發展的枷鎖。
鼓動從屬于WTO的利益集團
加入WTO并忠實遵守其規定，實質上就是要中國從屬于WTO。要中國從屬于WTO的，是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這些特殊的利益集團，是當代特殊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格局造就的。
這種特殊利益集團的典型例子，就是WTO、世界銀行和IMF這一類的“國際經濟機構”。這些機構本來是美國和其西歐盟友設立的，最初的宗旨是搞貿易自由化，為美國及其西歐盟友牟利。它們一直是美國及其西歐盟友的走狗，首先是美國的走狗。但是走狗一旦長期存活下來，就會形成自己特殊的利益。現在美國嫌走狗不走，改而搞貿易保護主義，這幾個機構的人怕下崗失業，就拿不搞自由貿易會降低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來嚇唬人。而不懂經濟增長原因的中國自由貿易派還真拿他們的雞毛當令箭，把他們的含糊預言夸大成了自由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關鍵的昏話。
在國內，鼓動中國去從屬于WTO的利益集團，就是前外經貿集團。
前外經貿集團由過去的外經貿部發展而來。其實過去的外經貿部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產物，其承擔的任務就是引進外資和增大對外貿易規模。這樣一個部門為了自己的業績，本來就傾向于不顧本土企業和整體經濟的利益而片面增加外資進入、片面增加出口甚至片面增加進口;而經濟改革初期撤銷了機械部、冶金部等產業管理部門卻長期保留外經貿部，更使這個部門沒有了正常的制約而把追求本部門業績變成了國家的整體政策。再加上長期與外企打交道而形成的利益相通，就使外經貿部門的官員們簡直變成了在華外企的代言人，還借口要換取外國減少對中國出口的阻礙而一直力求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很不幸，外經貿部后來雖然并入了商務部，但是商務部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前外經貿部為外企利益代言的習慣。
正是這個前外經貿部及其結成的外經貿集團，鼓動和實行了不惜代價加入WTO的全部行動，策動并一直強扭中國去從屬于WTO。從屬于WTO典型地體現了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路線，而前外經貿集團就是這條路線的集中代表。
中國的對外經貿政策應有助于國內產業發展，為此就必須大力保護民族產業，特別是鼓勵高技術的高端制造業發展，嚴格限制一切可能妨礙高端制造業成長的進口。但是加人WTO時為換取外國放寬對進口中國產品的限制，放棄了對高端制造業的保護，開放進口，使汽車、高端機床、芯片等高端制造業發展放慢甚至停滯。這樣換來的只是十年中出口的高速增長，但出口的幾乎都是工資一高就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低端制造業產品。正是這種出口造成的巨額貿易順差成了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最主要借口。對加人WTO的這些惡果，前外經貿集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前外經貿集團之所以起了這樣惡劣的作用，就是因為它從來就不以保護本土企業為己任。
兩年前我就在微博中指出，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自由貿易加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是有害的。但是自由貿易加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這種錯誤主張在20世紀90年代占了統治地位，最終導致不惜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而加入WTO。這條錯誤路線在國內的集中代表就是前外經貿部。本來外經貿部應將工作重點放在保護和扶助國內產業，但它卻變成了專為外企代言打壓本國民族產業。
外經貿集團為其打壓本土產業的行為辯護的一大理由，就是他們當年一力要加入的WTO所定下的規則。前邊講到，為了鼓勵和扶持本土企業制造芯片，需要提高芯片、電腦、手機的進口關稅。現在特朗普領導美國帶頭違反WTO規則提高關稅，給中國大幅提高芯片進口關稅提供了最好理由。這是大打貿易戰給中國自主芯片發展提供的難得良機，但是外經貿集團卻跳出來說，這樣提高關稅違反加入WTO時的承諾，把WTO規則當成他們不保護民族產業的擋箭牌。
鐵的事實是，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不能阻礙中國經濟發展，能阻礙中國發展的是中國自己錯誤的經貿政策。20年前我就指出，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是一條錯誤路線，它不會使中國真正發展，而且最終也搞不成自由貿易。但是這條自由貿易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路線曾一度占了統治地位，導致不惜放棄對國內產業的保護而加入WTO。這條路線的最主要推行者，就是前經貿部。而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則使這條路線破了產。
商務部是前外經貿集團的繼承者。成問題的是，它也繼承了前外經貿集團加入WTO時的自由貿易出口導向外向型經濟錯誤路線，不把保護民族產業放在首位，反而整天忙著跟外國搞自貿區。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已經宣布了這條錯誤路線的死刑，前外經貿利益集團卻變本加厲地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竟急著借RCEP進一步縱容日韓搞經濟侵略。
商務部下屬研究機構前負責人霍建國竟說，中國不得不在構建新國際貿易秩序方面采取主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已經拖延了太長時間，中國承受不起再耽擱一年時間的損失。而該協定談判陷入停頓則是因為，日本等國要求各國向外來商品、服務和投資高度開放本國市場，印度等國則反對此要求。從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民族產業這個基點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等國反對“高度開放”是有益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前外經貿集團的繼承者忙著呼應日本“高度開放”的經濟侵略要求，不僅是傷害印度等其它發展中國家，更是按照加入WTO時的錯誤路線來傷害中國自己。
前邊已經指出，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大力限制日韓產品進口，促進自己的產業發展，消除對日韓貿易逆差。但加入WTO反倒削弱了對日韓產品進口的限制，使韓日對華貿易順差擴大。特朗普搞貿易戰給了中國最好的機會來強行減少韓日對華貿易順差，前外經貿集團的繼承者和自由貿易派卻去跪求與日韓搞自貿區。這是破壞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是進一步推行加入WTO時的錯誤路線。
鼓動中國從屬于WTO的前外經貿集團，不僅包括政府官員，也包括與他們關系密切的財政經濟學者。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外經貿大學的某“貿易專家”就說，中國的經濟狀況不好，更加有動力縮小貿易戰的規模。這位“貿易專家”本身就令人極其反感，因為20年來他們就沒給中國出過好主意。當年，正是他們鼓吹不惜犧牲民族產業引進外企，加入WTO，降低了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造成了過大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今日中國的困難之源就是他們主張的路線，他們還變本加厲。
一個叫何偉文的前駐美領館經濟商務參贊還發表文章，大談1997和1998年他如何幫美國人說話，讓中國解除以疫病為理由對進口美國農產品的限制，炫耀他為加入WTO出了力。搞政治運作幫美國產品進入中國本來是買辦的職業，中國官員竟以干這個為榮，也是世上一大奇景。他得意忘形中漏出的實情倒讓我們知道了，原來為加入WTO作的工作，就是給美國的產業作代言人去運作解除中國的進口限制;原來干這種勾當的不都是外經貿集團的人，外交部門的人也有這么干的。
加入WTO弊大于利，但是以簡單地退出WTO的辦法來糾正錯誤也不太適當。那樣造成的震動對我國的國際地位不利。最好的補救之道，就是讓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自己先下手搞掉WTO。那樣我們就可以乘機突破WTO規則的限制。
我在中美貿易戰中毫不含糊地表達了這種觀點。當有報道說某高官將訪美談判中美關系和貿易爭端問題時，我就在微博中明確地說：我希望中美達成正確的共識，即WTO協議的貿易自由化對中美雙方都有害;應當中美雙方都提高產品進口關稅，以便各自為本國企業保護國內市場。特朗普不是要中美關稅一樣嗎?那就把兩國的產品進口關稅都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中國當然不再對美國進一步開放進口和投資，不對美金融開放。
貿易戰開始后，國內討論的焦點當然集中在是否應當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讓步上。我倒想跳出就貿易戰談貿易戰的狹小視角。從與加入WTO有關的保護民族產業的角度看，與美國的貿易戰倒正好給了我們突破WTO規則限制提高進口關稅的機會。由這個角度看，應當不對美國作任何貿易投資金融上的讓步，大幅提高美國產品進口關稅。
當然，不對美國作任何貿易投資金融上的讓步，大幅提高美國產品進口關稅，也是打贏對美貿易戰的正確作法。如果美國目的在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這種作法起碼可以逼美國減輕提高關稅的程度;如果美方的真實目的并不在提高中國產品進口關稅，而是逼中國在經貿上作其它讓步，這種作法也會讓美國不敢提高關稅。
這里最重要的是不在貿易戰中對美國作進一步的讓步。任何進一步開放進口的讓步都妨害中國企業的發展，極其有害。
根據美國歷來的行為，我在微博中指出：特朗普的貿易戰表明，對美國的要求不能作任何讓步，只應以對打的措施反擊。對美國的讓步只能招致更多的打擊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但是我說要使美國不敢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似乎也成了錯誤。當時就有一個對我微博的評論說，你不是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嗎。對這種別有用心的責難，我只好詳細講清我的立場：我不但主張貿易保護主義，而且要作保護主義在全世界的旗手。但我主張保護主義首先是為了中國的利益。對中國來說，最好的就是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而別國搞自由貿易。當然，美國人絕不會傻到上這個當。我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主張兩國都搞貿易保護主義。但是我一直認為，為保證中國發展，一定要使中國搞的貿易保護主義比美國搞得更厲害。
我當時暗中設定：在經貿關系上，賣國有幾個層次;要美國搞保護主義中國搞自由貿易，那是高層次的賣國。因此我在微博中說：我就是想賣國，也不會賣國到要美國搞保護主義中國搞自由貿易。
講到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爭，就不能不觸及急于加入WTO的本質：推動這一套的人要搞的是所謂的自由貿易。他們甚至編出了一套神話，說自由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使我不能不在中美貿易戰期間出來指明：
說自由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是把自由貿易的謊言扯到舉世無雙，把自由貿易的神話編到登峰造極。其目的當然為了要中國實行自由貿易。中國過去沒有實行過完全的自由貿易，但是加入WTO時搞了極大幅度的貿易自由化。事實證明，這個貿易自由化不僅沒有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反而降低了中國的長期增長。加入WTO后的長期平均增長率低于加入WTO前，近幾年生產潛力的增長率還出現明顯下降，原因就是放棄對汽車、機床、芯片等高端制造業的保護，導致這些產業技術進步緩慢，技術進步放慢又使生產潛力增長率下降。這證明了，對中國，自由貿易也不僅不會推動經濟增長，反而會放慢經濟增長。
現在特朗普領導美國帶頭違反搞貿易自由化的WTO國際協定，這倒讓我們有理由突破WTO的規則對中國發展的束縛。果真這樣作，就會把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變成好事。比方說，美國違反WTO的規則提高關稅，給中國大幅提高芯片進口關稅提供了最好理由。這是大打貿易戰給中國自主芯片發展提供的難得良機，問題只在于主事者想不想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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