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現今世界的總體債務水平已經達到難以持續的地步，但是各國決策者卻不愿意從跟不上解決問題，只一味訴諸債務貨幣化的政策如零利率和量化寬松，而這些政策注定只能弊大于利。

　　以下即達斯的文章全文：

　　現今，許多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都高度依賴債務支撐的消費和水平不斷提升的福利。

　　這是經濟政策制定者的問題。為了推動經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控制財富的日益不均衡，他們利用各種債務和貨幣工具來創造出經濟活躍。結果就造成了過度舉債，以及貿易和資本在全球層面的失衡。

　　政府也應該承擔一部分責任，他們往往在福利上非常慷慨，以換取選舉的勝利。私營企業也愿意增加員工的福利，以避開即期的工資壓力，避免損害當前的盈利和股價。

　　可是，這些昂貴的許諾背后，十有八九都沒有充分的資金。

　　可是，真正的問題沒有人去解決，政府只一味代替公眾去開支，用這些通過國債或者央行獲得的資金來推動需求。他們默默祈禱，希望更強勢的經濟增長和更高的通貨膨脹能夠替他們消除麻煩。

　　這種情形不免讓人想起考古學家德馬雷斯特(Arthur Demarest)對瑪雅文明的觀察：“社會產生出了過多的精英，他們都需要外來的，美觀而無價值的飾物……他們都需要綠咬鵑的羽毛、翡翠、黑曜石、黑硅石，以及皮草。貴族就是一群花費不貲，不事生產的寄生者，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無聊的欲望，從社會吸取了過多的能源。”

　　現在，距離最初的危機爆發已經七年了，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債務水平都增高了。全球不均衡倒是得到了一些改善，但這主要應該歸因于經濟增長的遲緩。中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都不愿意擺脫出口導向型的模式，讓自己的經濟向內轉向。主要的債務國如美國，又不愿意減少支出，讓自己的財政重獲秩序。因為擔心信貸增長速度的減緩會拖累經濟，進行根本性金融改革的意愿已經逐漸消散。

　　現有的財政和貨幣工具其實并不能解決根本性的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們卻拒絕承認現實。他們只會再三利用各種復雜的術語、似是而非的數據和了無新意的意識形態來掩蓋自己的失敗和局限性。或許，正如作家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所說：“他們并非看不到解決方案，他們是看不到問題本身。”

　　現在的政策，如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等，都是圍繞著債務貨幣化這一中心而展開，但這些政策都具有潛在的巨大破壞作用。

　　由此造成的購買力損失等同于像資金或者主權債務的持有者課稅。這實質上是一種將財富從儲蓄者手中奪走，交給舉債者和貨幣發行者的再分配，長期角度必將導致財富的縮減。

　　債務貨幣化還造成了道德危機。極低的利率和極容易獲取的信貸讓市場的紀律受到了沖擊。舉債者削減自己債務負擔的壓力大大減輕。低借貸成本使得無意義的投資能夠進行和持續。政府讓國家財政重新回到控制之中的意愿也被削弱了。

　　歸根結底，那些用于應對債務危機的政策，本質上就是在懲罰節儉，獎勵舉債、揮霍、無度和浪費。

　　如果這些政策能夠獲得成功，或許還可以為其找到些正當性。可是，迄今為止的證據卻都顯示，政策制定者們怕是很難如愿。國際清算銀行和其他的一些央行銀行家們現在都在強調，如果不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則想要依靠貨幣政策來推動經濟增長，收效將非常有限。

　　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可能因為這“大解套”而受到的影響憂心忡忡。政策可能激起的政治和社會反應將充滿變數。很多中產階級已經在大衰退當中損失掉了自己的儲蓄，他們的恐懼和不滿為法西斯思潮的興起創造了基礎。

　　政府沒有顯示出一點愿意將經濟問題的實際規模、解決方案的匱乏，以及矯正措施可能的代價等等告知選民的意愿。政客們不會忘記歷史學家沙瑪(Simon Schama)的論斷，凡是競選中向民眾宣告那個“資源取不竭，人人得所需”時代終結的候選人，都不會成為最后的贏家。在這方面，歐盟委員會主席，曾經的盧森堡首相容克(Jean-Claude Junker)曾經有一次表現出過罕見的坦誠：“我們都知道該做什么，我們只是不知道在做了之后怎樣才能贏得連任。”

　　寶貴的政治和經濟資本都被浪費在了眾多不適當的政策上，而這些政策又造成了各種破壞我們復蘇機會的副作用。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著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名言，“持續說謊已經成為唯一安全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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