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日,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鎮(zhèn)的華盛頓山飯店。來自全球44個國家的700多名代表聚集一堂,他們將規(guī)劃未來世界的貨幣秩序,那將是二戰(zhàn)之后全球秩序的關鍵組成部分。正如羅斯福總統(tǒng)給會議的賀信所說:“你們將要討論的計劃僅僅是各國間為確保有序和諧世界而必須締結的協定的一個方面,但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它將對世界各地的普羅大眾產生深遠影響。因為它事關人們相互交換大地富饒資源和本國工業(yè)及智慧產品所依賴之基礎這一基本問題。商業(yè)是自由社會的生命線。我們必須確保輸送血液的大動脈不再像過去那樣被毫無意義的經濟競爭而人為制造的壁壘所堵塞。”
縱觀歷史,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確實是一個奇跡,一個必然,一個例外。
說它是一個奇跡,因為當時世界上所有重要國家均參與磋商并認可該協議,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中國代表團多達33人,僅次于美國。如此眾多國家參與磋商一項國際貨幣協議,實屬空前絕后之盛舉。說它是一個奇跡,還因為經歷了1920-30年代劇烈的國際貨幣動蕩之后,全球精英們終于就一個穩(wěn)定的國際貨幣秩序的本質達成共識—那就是如何穩(wěn)定匯率,避免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布雷頓森林協議通常被稱為“固定但可調節(jié)的匯率體系”(adjustable fixed exchange rates),核心是確保貨幣匯率和資本流動穩(wěn)定有序。這應該是一個普遍的真理。70年后,當我們再度討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之時,布雷頓森林協議所揭示的真理依然彌足珍貴。
說它是一個必然,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本質上就是美元體系。“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認的國際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新體系。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紀初,當時美元已經取得國際貨幣體系的支配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國是唯一保持金本位制的國家,事實上只有美國具有決定金本位制運作方式的強大力量。20世紀20年代所恢復的某種形態(tài)的金本位制,其運作也主要依賴美國的貨幣政策。[1]”即便如此,金本位制還是無可挽回地徹底崩潰了。1931年,英國脫離金本位制,包括英聯邦在內的25個國家緊隨其后;1933年,美國放棄金本位制;1936年,法國脫離金本位制。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拋棄金本位制,這是人類貨幣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一個曾經被視為人類文明支柱的貨幣制度竟然象多米諾骨牌那樣轟然垮臺。國際貨幣秩序陷入極度混亂之中。貨幣民族主義、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貿易和資本管制、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相互報復的高額關稅,等等,貨幣秩序的崩塌將一切惡魔都釋放出來,世界經濟一片混亂,墮入大蕭條深淵。
只有美國出手,才有望穩(wěn)定國際貨幣。一戰(zhàn)期間,歐洲黃金滾滾流入美國。到1938年,美國已經獲得世界貨幣化黃金總儲備量的四分之三。1934年,羅斯福總統(tǒng)決定終止浮動匯率政策,將黃金官價從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每盎司35美元。1936年法國脫離金本位制后,英國、法國和美國共同簽署《三方協定》,規(guī)定三國貨幣政策相互協商。1934年,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放棄使用黃金作為貨幣之錨,轉而將貨幣與美元掛鉤。所以,當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之時,美元早就是全球記賬單位和唯一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布雷頓森林會議本質上就是確認兩件事:黃金和美元是戰(zhàn)后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經濟體系記賬單位,所有主要貨幣均與美元掛鉤。因此,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美元體系,或者是一個有錨的美元體系(the Anchored Dollar System),它是國際貨幣歷史演變之必然結果。到1945年,美國已經是超級大國,工業(yè)產出占世界的80%,黃金儲備占世界的四分之三,贏得世界大戰(zhàn),制造出原子彈。美國勢力獨步天下,美元地位無可匹敵。它是世界記賬單位、關鍵貨幣、合約單位、價值儲藏手段、交易媒介、外匯市場的主導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延期支付的貨幣單位和國際儲備貨幣。
說它是一個例外,因為在所有國際貨幣制度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生存時間最短暫。就算從1944年算起,到1973年徹底崩潰,也不過29年,即使追溯到1936年或1934年,也不到40年。還有學者認為,真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只運作了11年(1959-1970年)[2]。無論怎么計算,其生命周期都遠遠短于銀本位制、復本位制和金本位制。這是歷史的必然還是人為的偶然呢?
說它是一個例外,還因為無論從哪個指標來衡量,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都是人類貨幣歷史上最穩(wěn)定的時期。 邁克爾.波多(Michael D. Bordo)用九大指標來評估國際貨幣體系:通脹率;真實人均收入增速;貨幣供應量;短期和長期名義利率;短期和長期真實利率;名義和真實匯率的絕對變動率。九大指標綜合起來評估,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所有國際貨幣制度里最穩(wěn)定和經濟表現最佳的體系。
譬如以綜合通脹指標(通脹水平和波動幅度)衡量。與金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時代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最穩(wěn)定的貨幣體系。金本位制時代的通脹率最低,但波動幅度較大;浮動匯率最不穩(wěn)定,通脹水平和波動幅度比其他任何貨幣體系都要大。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人均真實GNP增速最快,超越所有其他貨幣體系時期的人均GNP增速,而且人均GNP增速波動幅度最小。
許多學者都曾經詳細研究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經濟表現,并將其和其他貨幣體系時期的經濟表現進行對比。結論大體都是一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僅是最穩(wěn)定的貨幣體系,而且是真實經濟的各項指標表現最好的時期。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根源
由此引出一個更為深刻和令人困惑的問題:既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此穩(wěn)定,運行如此良好,為什么只延續(xù)了那么短的時間?為什么轟然崩潰了?
研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理論和實證文獻不可勝計。概括起來,不外乎三個主要的理論解釋。其一是凱恩斯的“內部平衡-外部平衡沖突論”。其二是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悖論或三元悖論”。其三是“特里芬難題”。
1923年凱恩斯發(fā)表《貨幣改革論》,首次將經濟政策目標分為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目標是通脹穩(wěn)定和充分就業(yè);外部平衡目標是匯率穩(wěn)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凱恩斯認為,兩大目標很難同時實現,相互之間時常有沖突。
金本位制或固定匯率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確保匯率穩(wěn)定或捍衛(wèi)固定匯率,國內貨幣政策就必須被動地適應國際貨幣局勢的變動(譬如黃金產量的增加或減少,投機資金的流入或流出)。如果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國內物價穩(wěn)定,對儲備貨幣或投機資金流入本國市場進行沖銷干預,時間一長,固定匯率必然崩潰。固定匯率或金本位制制度下,假若中央銀行為了國內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yè)而增發(fā)貨幣,本國貨幣必然出現持續(xù)大幅度貶值趨勢,誘發(fā)或刺激儲備貨幣或投機資金外流。此時,該國中央銀行要么放任固定匯率崩潰或貶值,要么停止本國貨幣擴張。內部平衡政策目標與外部平衡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往往無法協調,必須抉擇。凱恩斯當年主張英國政府和英格蘭銀行以內部目標為主,放棄外部平衡。也就是以國內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yè)為核心政策目標,為此就要放棄固定匯率或金本位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要求各國必須至少部分犧牲內部平衡,以維持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然而,差不多與布雷頓森林協議之簽署同時,美國國內通過了《充分就業(yè)法案》(其他國家也通過了類似立法)。前者要求美國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后者則要求美國必須確保充分就業(yè)。二者的沖突最終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崩潰。國內增長和充分就業(yè)目標支配著各國的政策取向和政策工具,意味著一個固定匯率體系必然走向崩潰。
蒙代爾“不可能三角或三元悖論”是凱恩斯“內外部沖突”的擴展和深化。所謂“三元悖論”,就是任何國家面對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三個政策選項,不可能三者兼得,三者只能選其二。從布雷頓協議簽署直到1959年,各國皆實施資本管制,三者之沖突不明顯。隨著各國逐漸放松資本管制,歐洲各國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兌換,全球資金流動的規(guī)模和速度加快,三者之沖突日益加劇,尤其是各國均不愿意完全放棄獨立貨幣政策,讓本國貨幣供應量或通脹水平跟隨國際資金流動隨波逐流。最終,各國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允許資金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則成為必然被犧牲的目標。
特里芬難題本質上是國際儲備貨幣供應量和價格之間的矛盾。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和快速增長,國際儲備貨幣需求量必然持續(xù)增長。布雷頓體系受制于黃金總量。快速增長的經濟對全球流動性和儲備貨幣需求量的增長,只能有兩個途徑解決,一是增加黃金總量,一是提高黃金價格。前者受制于自然條件和科技水平,后者則受制于當時的國際政治氛圍。黃金總量無法增加,價格又不能及時提升,布雷頓體系的邊界條件必然被突破,崩潰在所難免。蒙代爾對此有深入分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邊界條件由黃金儲備量和價格決定。風險在于體系的變量有可能撞上邊界條件,從而威脅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提高黃金價格能夠在現有的參數內為體系提供更大的調節(jié)空間。但是,1960年代沒有提高黃金價格的可能性—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使然。[3]”
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和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
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一攬子新經濟政策,決定終止美元和黃金兌換,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是全球貨幣體系劃時代變革的起點,標志著全球經濟新時代—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來臨。
挽救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切努力皆以失敗告終。1973年12月,史密森學會協議戛然而止,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和固定匯率制度的努力付之東流。特別提款權的發(fā)行和分配一拖再拖,數量微不足道,對挽救國際貨幣體系杯水車薪。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改章程,政策哲學發(fā)生180度急轉彎,從矢志不渝捍衛(wèi)固定匯率,轉向不遺余力鼓勵匯率浮動。與此同時,歐洲決心擺脫美元本位制枷鎖的重負和困擾,朝著歐元單一貨幣之路迅跑。1999年,歐元正式誕生,立即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和金融貿易結算貨幣,美元—歐元匯率迅速成為左右全球經濟體系最關鍵的變量。197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從事實上的“半球體系”演化為真正的“全球體系”,新興市場國家逐漸成為影響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重要力量。
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是1971年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兩大支柱。與以往時代的國際貨幣體系相比,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許多非凡的特點。
首先,全球貨幣發(fā)行完全失去外部約束,徹底邁向單純依賴人類自身貨幣管理來約束全球貨幣發(fā)行量的“勇敢新時代”。人類以往一切歷史里,貨幣要么是“實物貨幣”,要么是以實物貨幣為“錨”的信用貨幣,貨幣發(fā)行量具有某種“自然”約束(從羽毛、煙草、皮革直到黃金和白銀)。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時代,全球貨幣發(fā)行和全球貨幣供應量再也沒有任何外部“自然”約束了。
過去200年里,銀本位制、復本位制、金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相繼崩潰。每當一個貨幣本位制崩潰之時,經濟學者、歷史學者和政治家都要展開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只有一個:人類自我設計的貨幣制度和貨幣政策,能否有效約束貨幣供應總量、維持人類經濟體系的相對穩(wěn)定?從1820年代英格蘭銀行行長帕爾默首次提出貨幣政策的“帕爾默準則”,到后來弗里德曼倡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準則,再到約翰.泰勒發(fā)明的泰勒準則和伯南克主張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率”準則,人們?yōu)榛卮疬@個問題做出不懈努力,盡管至今沒有滿意答案,實際效果亦頗為令人失望。
美元本位制完全主導了當代“無錨”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下,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外匯交易貨幣、資產和財富定價貨幣、金融交易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美聯儲是事實上的世界中央銀行,其貨幣政策行動時刻左右或影響著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走向、利率水平、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然而,其他國家卻無法約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成為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不對稱性,它根源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不對稱性,亦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內生的不穩(wěn)定性。
[1] 《蒙代爾經濟學文集》(中譯本,第五卷)。向松祚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頁98。
[2]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Edited by Michael D. Bordo and Barry Eichengree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3-98
[3] 《蒙代爾經濟學文集》(中譯本,第六卷),向松祚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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