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4年在布雷頓森林談判建立二戰之后國際貨幣體系到1971年該體系的終結，這個耳熟能詳的戰后國際經濟秩序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十年。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從時間上看布雷頓森林體系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曇花一現”，然而它的建立及其終結的意義卻尤為深遠。今天的世界經濟和貨幣體系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之后才形成的，但我們很多時候對經濟和金融問題的關注只著眼于當下，而忽視了回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這段歷史。這種忽視的結果是：一方面人們可能會高估信用貨幣在貨幣演變史中的地位，想當然地認為它久遠的歷史而并非現代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低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對人類貨幣和金融演進的意義。本文嘗試論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與金融化時代的來臨之間的聯系，著重分析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后，貨幣這一事物發生的重大變化，并由此討論它與金融崛起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金融的崛起及金融化時代的來臨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金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這種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金融化”(Arrighi，1994;Epstein，2005;Palley ，2008)。舉例而言，人們使用虛擬的貨幣符號進行支付時，實際上不可避免與金融中介打交道，因為貨幣符號的存儲和轉移只能由金融中介完成。每一個居民，只要繳納養老金、購買保險和參與社會保障計劃，他都會被納入金融互助體系。人們在現金、存款和各式各樣的證券中尋找最優組合，以期在保留必要流動性的前提下盡可能維持購買力，讓財富免于通脹的侵蝕并增值。缺少財富的人則通過抵押貸款的方式，靠人力資本的預期現金流折現，實現當期對住房和耐用品享用。人們的日常生活正在被金融化(Martin，2002)。有關金融的報道充斥新聞媒體的主要版面，“金融識字率”(Financial Literacy)成為現代生活技能之一。一些時候，盡管沒有主觀意愿，人們也必須融入金融化的潮流。拉美山區的農民需要關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行情，因為他收獲的農作物能給他帶來的收入多少，取決于全球資本競技游戲的結果。中國沿海的工廠老板必須關注匯率的實時變化，微小的匯差變動可能會讓其蒙受損失。企業對金融的介入也越來越深，它們從銀行或證券市場融資的渠道拓寬，它們的投資活動不僅包括實際資本投資，還有金融投資。與金融部門保持隔閡的企業越來越少，除非它們原本就被金融部門所排斥。信貸供給量或股市表現成為經濟的晴雨表。政府與金融化進程有特殊的關系。一方面，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為公共支出籌資，通過持有他國的債券形成國際儲備資產，政府越來越深地卷入了金融化進程;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能夠影響金融化的節奏、范圍和程度。當金融化上升為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趨勢之后，那些未被金融化的影響力所波及的地方，逐漸進入了它的勢力范圍。

　　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性，似乎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但是在歷史長河中，這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如果給金融一個最簡單的定義，我們可以把它看作“貨幣+信用”。早期的信用是實物的形式。在貨幣出現之后，以貨幣為標的或支付手段的信用活動，實際上就是金融。金融是各種以貨幣為標的或支付手段的契約的組合。最簡單的金融契約是一筆價值的跨期轉移，通俗的說法就是一筆貸款。按照這個標準，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就出現了金融活動。在中世紀西歐，盡管在現實經濟中，信用被廣泛采用，但至少在長達一千年的時間里，金融被視作違背自然的異端，是違背宗教神諭的。 西方直到宗教改革的時候，才對收取利息的金融活動采取一種肯定的態度。加爾文教的觀點是，收取利息是否合理要區別不同性質的借貸：如果是借給別人救急，那么收取利息就是不應該的，如果是借給別人投資，由于出借人有風險且需要等待償還，所以收取一定的利息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而且，利息可以從投資的回報中獲得，這在道德上無可厚非。因此，新教的倫理去除了加在孳息貸款上的道德約束，為借貸經濟的發展鋪平道路。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歐對金融活動已經采取了一種默許和支持的態度。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之前，就首先經歷了一次銀行業的革命(金德爾伯格，2003)。西歐從17-19世紀不乏金融創新，實際上今天很多的金融工具都來自于當時的創造(威廉•戈茲曼和K•羅文霍斯特，2010)。到了19世紀，無論從經濟、技術、制度，還是道德層面，金融發展的條件都具備了，這也成為工業資本主義崛起的重要原因，因為銀行業給當時的生產提供了必要的信用支持。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后，由于能夠提供生產所需的資本，金融業進入了較快發展的軌道，直至發展成今天我們所熟悉的面貌。

　　歐洲500年來的金融史顯示，金融通常服從于實際力量，但有時發揮反向促進作用，有時作為獨立的力量(查爾斯•金德爾伯格，2010)。國際金融市場在理性時代的發展，昭示著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Neal，1993)。盡管歷史上也有類似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等金融危機，但沒有成為主流，金融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都只是一個普通的行業。20世紀20年代經歷了金融狂熱后，一直到70年代，金融業總體上都保持了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穩定的發展，直到最近半個世紀，金融才開始有與實體經濟脫離，甚至凌駕于實體經濟的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我們既不能否認、也不應夸大金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金融業躋身所有行業的頂端，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最近半個世紀的事情(弗格森，2009;Dembinski，2009;Krippner，2011)。

　　文獻通常認為，金融化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對“金融化”概念的確切定義，不同的理論流派觀點各異。西方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是指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而從諸多正在擴大中的服務業部門) 轉向金融部門。積累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 )理論把金融化看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的自然結果，由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利潤對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積累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金融化便成為該積累結構下特征性的趨勢。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是一種新的調節機制。世界體系理論的知名學者喬萬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把該理論和金融化學說聯系在一起，認為金融化代表了霸權的衰落——創造生產性權力衰落，而金融的半徑延長，每一個積累機制最終進入了危機，因為過度積累和增加的競爭最終削弱了貿易和生產的利潤率，由于利潤率下降，危機的表現便是對貿易和生產的投資被轉移到金融上去(Arrighi, 1994)。金融化問題是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后凱恩斯主義學者戈拉德·A·愛潑斯坦(Epstein)給出了一個對“金融化”有代表性的定義： “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業精英們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的過程”(Epstein, 2005)。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文獻雖未明確使用或接納“金融化”的概念，但建立在新古典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理論卻涉及了金融化的概念，如金融深化、金融結構演進等，他們的核心主張是取消政府對金融的管制，過渡到由市場力量起主導作用的“金融自由化”階段，實現“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這些討論 “金融化”問題的理論流派，觀點互異，但所有的流派都意識到了金融的迅猛崛起，這個時間點大體上劃分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

　　二、貨幣演變史及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其中的地位

　　為什么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世界經濟會出現金融化的趨勢?許多文獻把金融化的來臨歸因于上世紀70年代之后政府對金融業放松管制、金融行業集中度增加、機構投資者規模的增大、股東價值運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等。我們認為，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金融化成為趨勢，其中根源性的因素還在于貨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成為這種變化的重要分水嶺。為闡述這個觀點，我們需回顧貨幣的演變史。

　　西方世界的貨幣發展史大體可分成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貨幣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公元前9000到 6000年的地中海和近東，人們使用大麥、小麥和牲畜作為交換媒介(Davies，2002)。這些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物品符合貨幣最初的品性：由于這些事物的必要性被感覺到，它們就特別頻繁地跟多種其他事物相交換(齊美爾，2009，第101頁)。

　　第二階段：貴金屬作為貨幣。在一般等價物的選擇中，貴金屬從各種商品中脫穎而出，成為固定的貨幣。這不僅得益于它的耐久性、可運輸性和可分性，還在于貴金屬產量上的有限性。黃金恰是量上最節制的，所以西方很崇尚黃金，盡管白銀也曾被使用。

　　第三階段：使用金屬鑄幣。在公元前600年，愛奧尼亞的希臘人開始使用金銀鑄幣。從此，金屬鑄幣在西方的使用經歷古希臘、古羅馬，并貫穿了整個中世紀。13世紀中期，中世紀的西歐鑄造了第一枚金幣，而銀幣是各國國內普通交易的主要貨幣，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金德爾伯格，2010)，這部分得益于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為西歐輸送了大量的白銀。鑄幣在使用上比未經標準化的貴金屬要有許多便利。通常政府會壟斷鑄幣的權力，并宣稱鑄幣的實際金屬含量和它的面值相等，但一方面鑄幣流通存在自然磨損和故意的削邊，一方面政府為了獲取鑄幣稅會摻假和虛報，從而導致一系列鑄幣流通時代的計算問題。

　　第四階段：可兌換的紙幣。1661年瑞典的銀行發行了銅票，這是最早的銀行券。1694年，英格蘭銀行把發行銀行券的權力壟斷，銀行券的發行被政府所控制。從19世紀開始，很多國家陸續采用金本位，以及金匯兌本位。20世紀20-30年代，金本位制度在經濟危機下崩潰，不兌換的紙幣躍上歷史舞臺。但在二戰結束時的1944年，基于對根深蒂固的金屬貨幣制度的情感，布雷頓森林體系在西方世界確立了金匯兌本位制。可以說，從商品貨幣的出現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的貨幣從來就沒有真正的脫離一個實際價值的寄托。

　　第五階段：不兌換的貨幣。在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貨幣被從金本位的軌道中釋放出來，徹底失去了實物價值的“錨”，從此西方世界進入了真正的信用貨幣時代。信用貨幣不與任何金屬兌換，完全沒有內在價值，甚至主要采取了記賬存款貨幣形式存在。信用貨幣的壟斷發行權在國家，而且不再受制于有節制的金屬，國家在貨幣發行上的權力達到了最大，通貨膨脹成為了一個慣常的現象。

　　信用貨幣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發展出現兩個顯著趨勢：

　　一是法定貨幣范疇擴大。在信用體系未發展的時候，人們幾乎只能有兩種手段儲藏價值，一種是以貨幣的形式，一種以實物資產的形式。在信用體系發展起來之后，人們還可以通過提供信用給他人跨期貯藏價值。以貨幣為支付手段的信用活動，形成了金融資產和負債。今天我們看到，金融資產轉換成貨幣的成本普遍小于實物資產，也即金融資產的變現能力或流動性強于實物資產，這是因為存在一個較為發達的金融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交易金融資產。越來越多流動性較高的金融資產被納入法定的貨幣范疇。把金融資產納入廣義貨幣，反映了貨幣當局在它們的流動性(交易媒介職能)和作為實際價值儲藏職能之間的權衡。

　　二是在法定貨幣范疇之外貨幣替代物的出現。西方國家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出現了“替代性貨幣”(Alternative Currency)的概念，它指的是對法定貨幣進行替代的一種交易媒介。它可以由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創造，也可以由地方政府、社區創造，甚至由國家創造(但不是法定貨幣)。上世紀90年代之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改變，特別是網絡技術的進步，使得替代性貨幣以社區貨幣、技能交換、現代易貨交易等形式興起。替代性貨幣在當代的典型代表是網絡世界中充當交易媒介的虛擬貨幣。

　　三、貨幣制度的“雙重錨”假說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的貨幣

　　貨幣史揭示：在社會自組織能力不太強大的時候，人們愿意相信貨幣的實物形式，而當社會自組織能力變強時，貨幣制度變得越來越復雜，對貨幣實在形式的信任已經越來越讓位于對社會制度的信任。唯有建立在一個牢固精細化的社會秩序里面，一種像紙張這樣纖細而且極易受損的材料才能成為最高貨幣價值的載體(齊美爾，2009，第152頁)。

　　在參照(Wicksell，1898;齊美爾，2009;Dembinski，2009)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一個貨幣制度的“雙重錨”(Dual Anchors)假說。“雙重錨”是指貨幣制度始終包含兩個“錨”，一個是貨幣的存在形式，另一個則是社會制度。一種有效的貨幣制度必須能成功解決有礙于它行使交易媒介職能的不利情形，至少包括三種情形：第一，人們擔心收到不足值的貨幣或假幣;第二，擔心貨幣喪失全部或部分價值;第三，擔心它喪失可交換性，不能被第三人接受。“雙重錨”假說意味著，貨幣制度的成功或者依賴貨幣的形式，或者是它所在的社會制度來確保貨幣能消除這三種擔憂。不同貨幣制度的區別也就在于這兩個“錨”如何使用。

　　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貨幣從金本位的軌道中脫離出來。雖然對全世界大多數地方而言，貨幣與貴金屬之間的紐帶一直在不斷瓦解，但這一次不一樣了。“美元實際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黃金錨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載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貨幣，而美國正在切斷錨索，永久地駛離黃金的錨地。”(本·斯泰爾，第339頁)。西方世界千百年來使用貨幣的歷史中，第一次徹底失去了貨幣實體存在這個“錨”，而且似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最終，各國政府作為社會制度最高級的代表，控制了貨幣的發行，貨幣成為了法定的貨幣，它毫無內在價值，完全依靠政府的信譽在流通。貨幣制度的“雙重錨”在歷史上第一次變成了“單一錨”。

　　貨幣符號在一個完全消除實體形式的社會中運行，在法律和技術的支持下成為了一種信息。結果，過去對貨幣成色和真假的擔憂，逐漸轉變為對貨幣欺詐的擔憂和他人非法進入銀行賬戶的擔憂，以及對貨幣購買力下降的擔憂。人們對貨幣的信任完全取決于政府，政府一方面要保證貨幣的流動在技術上的安全性，一方面要通過恰當的貨幣政策讓幣值穩定。人們對貨幣的信任取決于貨幣政策如何有效的保護貨幣的購買力免受宏觀經濟波動和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是政府的信譽往往又是不可靠的，因此，我們今天看到各國的貨幣制度，都努力地在為僅剩下的社會制度的“錨”找一個外部的“錨”與之牽制，使得貨幣免受政治的影響，所以才出現了通貨膨脹目標值、中央銀行獨立等事物。而當這一切仍于事無補時，市場會自發產生“替代性貨幣”。

　　當社會制度變成對貨幣信任的唯一源泉的時候，貨幣制度變得更加精妙。貨幣依然在執行它傳統的職能，有兩個職能仍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支付手段，另一個是購買力的儲藏。但時代的變化已經讓貨幣的兩個核心職能今非昔比。從支付手段來看，除了紙幣現金，在支付時貨幣實際上是從一個虛擬賬戶走向另一個賬戶，所經歷的僅僅是信息符號的轉換，即使是現金也只不過是在人們有形的“賬戶”(錢包、保險柜)中進行信息符號的轉換。而貨幣作為價值儲藏手段的職能，逐漸地被各種類型的金融資產所代替，而且這種代替，實際上也僅需要通過一些賬戶上的符號轉化就能實現。

　　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對貨幣產生了重大影響。信息技術能夠帶來規模優勢，交易成本下降和經濟活動的地理擴張，讓貨幣去實體化(指不再用現金)的過程加劇了。通過在交易者的賬戶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而不是依賴于現金，這種去實體化降低了現金的流通。如果所有人的賬戶都能直接的聯系，那么最終對現金的需求將會下降到零。由于貨幣去實體化，在支付中就必須依賴一個中介(當然這個中介不一定是銀行)。這個中介具備一定的支付處理技術，一方面，中介進行結算的時候，可以向交易者收取一定的手續費;另一方面，它也可在結算過程中節約流動性，利用結算的時間差將頭寸對外進行投資。金融中介的地位被強化了。

　　在貨幣和金融資產都以符號形式存在的時候，借助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任何臨時性的、閑置的貨幣都可以很容易的被轉化為金融資產，創造利息收益，當然也同時承擔對應的風險。由于這種轉化變得十分有效率，十分便捷，貨幣就沒有理由繼續作為財富的儲藏手段。在當今的社會中，閑置的現金越來越少，任何暫時不使用的儲蓄都可能被金融機構轉化為金融資產。貨幣的價值儲藏職能，就被一個很專業化的領域所取代，即(狹義的)金融。這大大激發了人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金融創新促進資產流動性的提高，它們中的一些可以發揮“準貨幣”的職能。這導致了一系列過去不被認為是貨幣、但功能又近似于貨幣的金融資產的出現。事實上，在貨幣和“準貨幣”之間的界限已經非常的模糊，它幾乎就成為中央銀行根據需要設定的一個具有法律意義的貨幣的界限。

　　在金融化時代，“貨幣是什么”這樣的問題會越來越難回答。貨幣能夠發揮交易媒介職能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它的存在形式，貨幣或者是有價值的商品，或是僅為一個符號;二是貨幣流通所在的、給予貨幣以信用的社會制度。信用貨幣是一種普遍性的債權債務關系憑證，它的成功運作需要人們對這種關系有效存續的信任。而對貨幣的信任最終需要依靠社會制度來保障。表面上看，交易行為只涉及雙方，但任何信用貨幣的支付實際上都隱含一個第三方在內，這個第三方就是貨幣的發行者或保證者，它能夠確保貨幣的購買力。第三方的存在使得任何的交易都變成了一個社會現象。國家成為貨幣信譽的保證。這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貨幣制度最重要的變化。

　　由于在國際層面上，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的貨幣失去了實體價值的“錨”，而另一個“錨”受到國家權力邊界的限制，只有少數貨幣才能成為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國際間的商品流動和貨幣流動看起來就像令人匪夷所思的游戲。“支付給中國用來購買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貸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國，并且隨后迅速地在美國的金融系統中重新循環并創造出更多的廉價信用。”(本·斯泰爾，第344頁)至少在過去二三十年內，由于全世界——特別是中國——相當程度上假想美元可靠的信用，面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或是美國的赤字日益增長，雙方都沒有采取有效行動扭轉這種趨勢，甚至縱容了這種趨勢的加劇，從而誘發了美國國內各種形式貸款證券化蓬勃發展，尤其與住房有關的貸款證券化產品，以及世界黃金、大宗商品價格的迅速攀升。這些 “金融化”現象的出現，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世界缺乏一個有效的貨幣制度的體現。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誕生70年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檢視過去幾十年的國際貨幣制度，思考重新設計它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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